文人談片 | 當晚清碰到晚明：辛亥背後的難題與機遇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8期，作者李揚帆，原題《當晚清碰到晚明――辛亥背後的難題與機遇》。

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率部赴明孝陵行祭告禮,宣讀謁陵文後與文武官員的合影

儘管辛亥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中國的民族認同訴求問題卻是辛亥革命要解決的重要的歷史遺留問題。辛亥革命之反帝反封建並不徹底，令人深思的是，其最大的成功卻在於對明清易代的遺留問題做出了完滿的解答，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多民族共和的國家體制構建問題，實現了多民族國家的集體認同。這是晚清對晚明作出的跨越時空的回應，是辛亥革命民族認同訴求的巧妙轉軌。

明清易代，留下300年的難題

反思辛亥革命，需要跨越3個世紀返回明清易代時期。

近世以來，中國真正的認同危機出現在明末清初的文化和政治局勢突變之中，它導致中國人在國家認同上感覺到了危機。明清易代導致中國認同出現「解構」，而晚清革命則面臨「重構」中國多民族認同的合法性問題。

夷狄的出身問題是困擾清朝前期統治者的一個關鍵問題。有學者認為，「清代政治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合法性問題，即如何將滿洲王朝重構為一個中國王朝」。滿洲統治集團對自己身份的認識、對中國的認識、對世界的認識均包含了身份認識。通過輿地政策和地理學、版圖繪製等，得到天下的滿洲釐清和重塑了帝國的地理形象。但是這個問題並未真正解決，並遺留至晚清。

由於中國自身的傳統思想、自身的條件限制了辛亥革命，為塑造革命的正義性、正當性、合法性，革命者不得不將「排滿」作為最重要的核心訴求，以此確立自己的身份。這個過程也是中國自身歷史遺留問題在近世的凸顯，又何談西方衝擊開啟了中國的革命？事實上，西方近代革命思潮對中國的影響僅限於口號，遠不及中國歷史自身邏輯發展對中國革命內在本質的決定性影響。

在這個過程中，強調「國粹」是必由之路。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身份認同逐漸明晰，並隨著革命的推進而將單一的排「滿洲民族」轉化為排「滿洲統治」，將單一的「皇漢」思想，轉化為多民族共和的思想。以排滿為契機，遽然實現了中華民族身份的重新塑造。

身份認同的政治訴求又必然伴生民族主義的興起。晚清中國世界觀巨變的一個特點就是因身份認同需要而伴生的所謂「民族主義」思想的迅猛覺醒。

晚清的民族主義，既對明清易代時期的身份迷失問題產生了歷史的回應，又對中國內憂外患局面作出了呼應，所以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情況：中國並沒有走向歐洲輸入的經典意義上的民族國家(one nation，one state，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用民族主義「拯救」不了中國歷史，其原因有三：首先，歐洲的民族國家之興起以分立為國為主要結構特徵，而近代中國以五族共和為主要特徵，這恰恰是明清易代帶來的歷史後果，印證了中國歷史自發的主體性。其次，天下觀的包容性為中國的身份轉化提供了思想基礎，並非歐洲民族主義為中國的身份重構提供了思想基礎。其三，晚清各種政治派別的領導人最終無法超越存天下於心的價值觀。

晚清中國知識官僚階層已經「反滿為漢」，在尋求民族國家構建的途徑時，有一個天然的優勢，即他們可以利用國內的民族身份糾葛——其中主要是與「滿清政府」的糾葛，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進而最終改變立場，上升到將「滿清」納入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高度。伴隨著「排滿」這一政治話語的不斷實踐和嬗變，各種把中國塑造成為民族國家的思想逐漸在紛爭中走向「共和」。這是中國歷史中晚清對晚明(明清易代)的呼應，恰如「滿清」入主中原以後，將自身與「他者」漢民族的身份認同融合在一起，只不過晚清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的推動是經過反滿革命者和改良主義者共同努力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當中，除了民族國家和王朝利益之分野被嚴峻地挑出來之外，大清所具有的滿洲獨特身份在這個時候成為眾矢之的是最明顯的政治問題。因此，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需要一勞永逸地解決民族國家利益、王朝利益和「滿清」民族身份與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多重糾葛。

「排滿」與「共和」如何取捨？

「排滿」思想直接與「誰合法擁有中國」的問題相關。在關於「中國」的歷史敘述中，最不容易被規整地納入「中國」的，就是蒙元與「滿清」兩個少數民族王朝。這兩個王朝能否被稱為「中國」王朝？今天的歷史學家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仍存在尖銳的分歧。

以明清易代的身份迷失問題而言，太平天國和晚清革命黨人最初都是以排滿作為大旗而聚合政治力量的。但是，革命黨人迅速發現了排滿和革命後建立民主國家存在矛盾，於是，將排滿巧妙轉化為一種反專制和排滿洲統治者的民主意識。排滿最終成為了革命的旗號而並非目的，但卻對中國近代民族身份的重新塑造產生了深刻影響。

太平天國起義在塑造新的意識形態方面並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就。這是由其領導者本身的局限性導致的。這樣一個混雜了傳統造反思想、帝王思想、均貧富思想、西方基督教思想以及傳統迷信神話思想的農民運動，註定不能成為新的社會發展動力。不過，太平天國的「排滿」思想卻具有實質意義上的政治價值，它是在「滿清」入主中原200年後，第一個真正將這個政治主題重新提出並付諸大規模實踐的群眾運動，對於重新塑造「中國」身份的認同具有重要價值。

從太平天國運動到孫中山早期的政治訴求，都體現了明末清初中國政治巨變後隱埋的中國身份認同問題。而革命黨人對太平天國的排滿思想也是全盤繼承。這就是中國政治內在的延續性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降臨所產生的歷史性影響。

限於篇幅，本文不一一列舉辛亥革命的思想家們是如何將反滿作為政治訴求去宣傳的，僅舉革命勝利後之一例，即可說明問題。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緊接著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參議院發出《辭臨時大總統文》和《推薦袁世凱文》；另一件是在15日舉行「民國統一大典」。作為大典的一項內容，孫中山親率「國務卿士、文武將吏」拜謁明孝陵。這次拜謁活動，以孫中山的名義發表了兩個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謁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後一篇是「宣讀文」。

孫中山在《祭明太祖文》中說：

嗚呼！國家外患，振古有聞，趙宋末造，代於蒙古，神州陸沉，幾及百年。我高皇帝應時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復大義，昭示來茲。不幸季世擾，國力罷疲。滿清乘間入據中夏，嗟我邦人諸父兄弟，迭起迭仆，至於二百六十有八年。

……文與全國同胞，至於今日，始敢告無罪於我高皇帝，敬於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國民，貢其歡欣鼓舞之公意，唯我高皇帝實鑒臨之。敬告。

在另一篇《謁明太祖陵文》中，孫文繼續高調贊唱：「奉茲大柄，還我漢人，皇漢民族，既壽永昌。嗚呼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

這次祭祀明孝陵的活動，包括上述以孫中山名義發表的祭文，當然不只是孫中山的個人活動和個人認識，而是中國國民黨人之共識：由於將反滿(排滿)作為革命的指針，故一切有助於反夷狄的人都會被貼上正義的標籤。

朱元璋何等專制暴虐，與滿洲皇帝並無二致，唯因其反元，與辛亥革命者的反滿異曲同工，是以大肆祭奠之，由此使辛亥民主革命的性質遭到了惡意的玷污。這是孫中山一輩革命者所具有的通病，一種集體的無意識狀態。

把蒙古族、滿族看作外國人，把元和清看作中國的亡國史，今天看來，這種說法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但是，這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中國革命家和思想家中，卻是普遍持有的觀點。從孫中山到章太炎、鄒容、魯迅，無不如此。而且這種觀點還延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到了20世紀30年代還有人這麼說。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認識，自然是由清末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並舉這樣的歷史背景所決定的。同盟會初創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本身就是一個混雜了朱元璋的主張、太平天國的主張和資產階級革命主張的多元化的旗號。而對普通民眾而言，最能輕易理解和接受的是朱元璋的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和太平天國的主張(平均地權)，對於「建立民國」，他們不可能有所認知。對革命者而言，雖然他們堅信源自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是他們革命的最終理想，但囿於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上他們自身難以割捨的強烈的反滿情結，使得辛亥革命成了一種混雜多種政治訴求的「革命」。

孫中山的巧妙轉變

辛亥革命元老閻錫山說：「辛亥之改革，可以說不是民主主義的力量；有之，亦不過一二分，其餘一半為利用時機力量，一半為排滿主義的力量。」

既然一半是因為排滿主義的力量，那麼排滿主義論者是如何自圓其說、實現排滿(反滿)思想的嬗變的呢？孫中山從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二元特性進行了協調：「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分做兩次做……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在與改良派的論戰中，1908年《民報》聲明：「居今之中國，所為革命之本義維何，則仇一姓一族是也。夫為我漢族不共戴天之仇者，就廣義言之，厥為滿族，更進而言之，實則滿族中之愛新覺羅之一姓。」巧妙地將家天下的愛新覺羅姓與滿洲民族分開，將排滿轉化為排滿洲之統治者。

上述轉變得益於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1905～1907)。或者說，是改良派(立憲派)逼著革命派把反滿問題講清楚。民族建國是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共同要求，但在如何建國以及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國家的問題上，他們則存在著較大的分歧。概而言之，分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排滿」與「合滿」的分歧；其二是建立單一的漢民族國家還是建立包括滿族在內的多民族國家的分歧。

既然「排滿」實際上已經沒有了標靶，那麼，誠如梁啟超所說：「自今以往，中國而亡則已，中國而不亡，則此後所以對世界者，勢不得不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以建立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

中國邊緣地帶的重要性，是歷朝歷代中國政治主流都很關心的問題。如果失去邊緣地帶，也就事實上失去中國的身份。當「反滿」訴求的政治危險與當時日益突出的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浪潮背景結合時，革命派不得不重新思考構建單一的漢民族國家的巨大政治風險。「華夏邊緣的維持與華夏的統一實為一體兩面。如果我們將中國人或華夏比喻為一個木桶，華夏邊緣就像是緊緊將所有木片(代表不同地區的華夏)合攏在一起的鐵箍，鐵箍一斷，木桶就散了。這便是為何在歷史上，中國常不惜代價來維持此邊緣的原因」。(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孫中山也開始把「民族革命是要滅盡滿洲民族」的主張視為「大錯」。他曾在東京紀念《民報》創刊一周年時發表演說，特彆強調：「有最要緊一層，不可不知：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絕無尋仇之理。」——不愧是革命領袖，站得高，看得遠，孫中山很快就從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中走了出來。

晚清中國的民族主義，至此蛻變成了國家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