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虹斌：我們有幸見證了一個偉大的時代

想必大家都聽過這樣的段子：朝陽區開咖啡館真是太難了，樓上樓下爆滿跟廟會一樣，聊的熱火朝天，全都是5000萬朝上的大手筆，一晚上范冰冰各桌加盟了至少15次，但有消費的，不超過5桌，全都在蹭冰水喝，玻璃杯口都磨成毛玻璃了。這種北京故事，到了廣州熱度就要自動減半了，不過，就我的感受來說，已經夠驚人了，隨便去哪個餐館吃飯，去個洗手間都能沿路聽到有幾桌在談天使，談ABC輪。

那麼謙遜、那麼務實、喜歡悶聲發財的廣州人，也坐不住了，搞得我以為天使們真是天使，撒向人間都是錢呢。幾天之內，我被拉進了幾個群，主體是各種創業者，或者是媒體創業者，群人數都是百人以上。我不覺得欣欣向榮，我覺得不安。當然，其中肯定是有一些佼佼者積累了足夠的經驗、資源和人脈，看到了新的商機，對創業充滿了信心和情懷的；但容我說一句吧，這個世界哪裡來的那麼多情懷。忽然全民創業，這麼多風投和閑置的錢是從哪裡來的？這麼多創業和閑置的人，尤其是閑置的媒體人是怎麼來的？從日常的經驗來說，錢不會平白地多出來的，它只能是轉移出來的，從錢多的地方轉移出來的，比如樓市、實業；這就意味著這些領域都不再被看好，經濟的下行軌跡已經清晰可見。而那些烏泱泱的創業者，只能是辭了職出來的。這也意味著，他們的工作所得不能令他們滿意。除了少數情懷主義者，多數創業的人不過是有危機感的人，都是在發現一條路走不通之後，使勁地想開拓另一條路。所求不多，不過是希望能繼續體面地生活下去。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也曾動過這個念頭，還得到了支持。但在四處請人吃飯、交換信息、對市場進行了簡單的摸底之後，我苦惱地打消了這個幻想。這個過程，讓我愈發明白，不存在那種「只要站在風口上，豬都能飛起來」的風口。我們看見了到處都是豬在天上飛嗎？沒有。大家都在地上拱來拱去找風口呢，還有些，已經摔下來了。海量的創業者，意味著就業形勢堪憂。這是一個全面洗牌的時代。

這幾個月，常常會碰到各路媒體朋友，有的就是本報社的同事，大家見面都會問同一句話：你還在報社嗎？彷彿離開才是常態。從我自身的感受來說，紙媒這個行業，不是在衰落，而是斷崖式的墜落。這半個月來，先有湖北最大的報紙《楚天都市報》在一天內裁員近百人（此消息沒有得到準確數據）；接著，《重慶日報》集團又出一紙公文，鼓勵員工停薪留職去創業；接下來，《京華時報》宣布撤銷「深度新聞部」……想必，這不是結束，而只是開始。除了那些向來就沒有人買、靠財政撥款的報紙之外，市場化的紙媒，都感覺到了嚴冬的來臨，而且，很可能再沒有春天了。不要問我這個結論是怎麼來的，我也不想貼出數據去證實紙媒行業營收、廣告呈怎麼樣的下降趨勢，我只想描述一下處於風暴中心的媒體普通一員的心境。想想自己多久沒有看紙質的報紙，是否對著手機屏幕須臾不離就明白了。大家都意識到在不久的將來，紙媒這個行業將消失，或者成為這個壯美的時代的活化石：還活著，但僅供展覽。確實會還有一小批媒體精英在堅守，還會卓有成效；不過，它絕無可能再有當下那麼龐大的體量，容納多層次多元化的媒體人了；那麼冗餘的人才怎麼辦？辦法不是沒有的：轉行，創業，失業。這就像是一條荒誕的河流，正在向山頂咆哮著奔騰而去。記得，上個月看到普利策得主Rob Kuznia因為租不起房子不得不轉行的新聞時，我還暗自舒了一口氣。看吧，真不是我不行，我們不行，不要再用「你混得不好是因為你水平不行，腦子不行，努力不夠」來指責弱者了。這是全世界的共同問題。

「美國新聞評論」網站上有一個統計，2013年全美新聞記者的平均薪酬是44360美元，比2003年增長了10.7%。可是在這段時期內，全美平均薪酬增長28%，物價水平上漲了26.6%。也就是說，記者的收入在大幅下降。2013年，美國公關人員與新聞記者的中位年收入差距已達到兩萬美元，並且差距在拉大。中國也一樣，或者說，更糟。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媒體人」這個身份，能給從業者帶來職業自豪感，以及一份在當時對年輕人來說算得上體面的收入；當初能廁身其中的年輕人，都挺驕傲的。據說某報業集團在北大清華招收暑假實習生（無收入）的宣講會，一次就能收到好幾千份簡歷呢。

但當別的行業從業者在積累資源、收入遞增的時候，市場化媒體卻已經很多年沒有加過薪了。在這種反差中，媒體漸漸變成了典型的「屌絲行業」。大家在勤勤勉勉地奮鬥了許多年後，一夜之間卻發現，我們是在砂礫上建房子。如若不信，再想想看，記者證資格考試是不是隨便都能考到八九十分以上？而那些熱門行業諸如律師資格證、證券從業資格、精算師資格證的考試，甚至公務員的考試難度又如何？入行考試越難，說明行業壁壘越高；壁壘越高，說明行業利潤率越高。而那些門檻低的行業，是因為行業利潤率低。前不久，我和同事談及一位我們共同認識的優秀媒體人，原來他正在準備回老家找工作；去年妻子已帶著一年級的孩子回老家上學了。我問為什麼，他說，小孩在這裡上學，每年要交好幾萬贊助費呢。我說，交錢就交錢啊，兩地分居，對小孩多不好啊。這位同事詫異地看著我，顯然是在嘲笑我的「何不食肉糜」。然後，我就開始聽到越來越多的廣州同行在準備回老家找工作了。我並是一個懷舊的人；我不會像白頭宮女一樣，悲傷地控訴一代不如一代，重複著咸豐年間的光榮與夢想；我也不覺得非要用什麼行政力量維持這些快要落山的太陽，我相信市場的力量。

想起2014年諾基亞被微軟收購的時候，有一句在科技界廣為傳播的話，「我們沒有做錯什麼，但不知為什麼，我們輸了」。愛立信也沒有做錯什麼，索尼也沒有做錯什麼，宋朝百姓也沒做錯什麼，恐龍也沒有做錯什麼，但時代變了，生存環境變了，規則也變了。有些挫敗，非戰之罪。美國《紐約客》專欄作家歐逸文在《野心時代》里描述了一個這樣的中國：

「中國每兩個星期的建設總面積，相當於一個羅馬。（2012年，中國鄉村都市化程度首度超越鄉下。）我開始感到一種壓迫感，宛如走進突然出現的城市……惟一恆常的便是新東西不斷冒出來。」

這種感覺，想必很多人都有。聽起來，好像挺欣欣向榮的。不過，新東西的湧現，必然要擠占舊事物的資源，它的代價就是舊事物在紛紛死亡。

歐逸文還說：

「在北京，我不會放棄每個邀請，原因在那些地點，那些人，你這次不去，就會消失，根本沒有下一次。」

消失的，就消失了。誰會去緬懷一面將傾坍的牆？接下來，要拆的是棚屋，要砍的是百年老樹，要砸掉的是大門口已被孩童們磨得油光鋥亮的石獅子，要撬掉的是踩在上面咔噠作響的微涼的青石板，都無所謂，大家都在翹首等待烏黑的柏油路開進來，瓷磚的二層小樓蓋起來，一點一點碾過他們的日常，興高采烈。在虛構的場景里，我們很容易把自己設想為得益者和成功者；要知道，事實上多數人都是被淘汰的那部分分母；不是那些被撬掉的青石板、被砸掉的石獅子，就是被砍的老樹、被拆的棚屋。這個時代不是每個人都是成功者，很有可能你努力了半輩子，卻發現自己被淘汰了，你在踏踏實實地工作，卻發現自己為之奮鬥的根基已經被拆掉了。那又如何，對著打破的碗哭泣？和一個媒體同行談到了我們的困境，大家都不約同地想起了上世紀90年代的「下崗」大潮，我說，其實還是不太一樣的，畢竟現在被淘汰的是知識階層，對社會信心的打擊更大……他打斷了我的話：為什麼工人階級可接受被淘汰的命運，知識階層就不可以？工人階級當年還是領導階級呢。想到他本人是位博士，我更加無言以對了。現在，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人生除了奮鬥，也必須有接受現實的雅量。社會正在洗牌重組中，我隨時做好了當一個失敗者的準備；盡人事，聽天命，即便失敗了，生活也要繼續。繼續努力，繼續折騰，繼續保持一位失敗者的體面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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