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社會問題和社會管理 （孫立平 ）

[廣告] 當今中國社會問題和社會管理 孫立平 謝謝各位，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到我們江北，把最近關於社會管理的一些想法向各位做一個彙報。我今天主要是想從社會問題的角度來談談當前的社會管理。 在講個問題之前我先說一個事，這裡面含有兩個報告，我把它放到桌邊上，哪些同志感興趣可以拷貝，這兩個報告是去年我們發表的兩個應該說影響很大的報告，一個關於社會穩定的，一個關於社會建設的。 今天我想首先來談談對社會管理的一點基本認識。十二五規劃，尤其是中央關於十二五規劃的建議發表之後，國內外有很多的評論。尤其是國外的評論，我特別注意到一點，很多的評論都使用了一個詞，叫「轉折」或者是「轉折點」，他把十二五看作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樣一個轉折點可能有多方面的含義，但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由過去我們偏重經濟建設而到追求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這樣一個轉變。所以在十二五規劃當中，各位也可以看到，社會建設佔了相當部分的內容，有很多部分都與社會建設有著密切的關係。在這之後，剛才部長也講到，胡錦濤同志在中央黨校的講話當中又著重的講了社會管理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想，在今後的一段時間裡，社會建設、社會管理可能是我們社會的一個重要的主題，是我們著力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但是這個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究竟是包含了一些什麼樣的內容呢？在胡錦濤同志講話之後，新華社做了一個專題。這個專題根據一些記者在各地的調查，講了社會管理創新著力要解決的四個難題或者四個重要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專題做得是不錯的，應當說把現代社會管理當中的一些基本的問題提出來了。 這四個難題一個就是關於當前社會矛盾日益的複雜，我們能不能形成處理這些社會矛盾的方法和機制，這是我們首先在社會管理當中要面臨的問題，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它講了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不能很好的處理好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係，這又成為社會管理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第三個，它把它叫做服務意識關係宗旨，這個好象稍微模糊一點，但是我想最主要講的就是政府職能的轉變，怎麼更多的服務於社會，尤其是把政府的職能轉移到民生上來，這是第三個。第四個，大家的事情大家來辦，這個最主要的意思我理解，實際上社會管理不能夠僅僅的看作是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同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是人民群眾如何來自覺的參與社會管理，如何能夠形成社會的自主自我形成秩序的這樣一種能力。 我想，新華社的這個專題應當說把當前社會管理要著力解決的一些基本的問題可以說已經提出來了。所以我說這個專題做得是很好的，我今天講的內容大體上也不出這個圈。但是今天在講這當中的內容之前，我想就我最近關於社會管理做的一些調查談談我的感想。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管理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管理？在最近我進行社會管理調查的時候，後來我提出來一個概念，我把它叫做消極的社會管理與積極的社會管理。這個消極的社會管理和積極的社會管理，這裡沒有褒義和貶義的意思。消極的社會管理主要是指我們要應對一些問題，要化解一些問題，主要是來解決社會當中那些負面的問題，這也是社會管理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但是，我覺得我們同時更要爭取的是一種積極的社會管理。什麼是一種積極的社會管理呢？我覺得就是要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這個社會它能夠有公平爭議，能夠政通人和，能夠人們心情舒暢，能夠秩序井然，如果我們要努力建設這樣一個社會，我們現在需要解決的一些消極問題實際上自然也就解決了。 我為什麼強調這一點呢？因為現在在我們講社會管理的時候很容易產生一種誤解，就把這個社會管理片面的理解為政府對社會的管理，然後在這種情況下片面的強調強化權利，把社會當中的大事小情又全都管起來，然後權利無所不在，要消滅一切空白，消滅一切死角。我覺得如果走到這上面去，可以說就有點走偏了。而這樣一些苗頭現在其實在一些地方可以發現，比如說前一段時間，在一個大學，雖然不是整個大學來搞的，但是當中的一些院系是這麼搞的，有的朋友從網上也看到了，叫所謂「戀愛實名制」，就是大學生誰要談戀愛得向組織彙報，你得登記，男女朋友之間發生矛盾了，得由組織出面來進行調解。甚至有的大學還實行不許跨年級、跨班級談戀愛，甚至男生女生有親熱的動作，別人可以給拍照，然後學校給寄到家長那兒去。我覺得假如說要是朝著這樣一個方向走，我覺得這路可能就有點走偏了。所以我最近一段時間在一些地方搞調查的時候，一些地方的領導也非常明確的提出來，這社會管理不能變成全面的社會控制。如果變成全面的社會控制了，我們過去其實不是沒搞過，當時叫把無產階級專政任務落實到每一個基層。但是，實際上現代社會生活越來越複雜，光靠這個可能是不行。所以我想，積極的社會管理，首先的一點我們要通過建設一個好的社會的方式來進行對社會的管理，尤其是今年，今年很多地方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候，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把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幸福指數這些問題都提出來了，包括我們重慶也提出這樣的口號。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我們總歸最後要落實到人上，要改善人的生存狀態，提高人們的幸福感，這樣我們需要有一個好的社會。我想，這是社會管理更重要的目標。 這個積極的社會管理，從目標上來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好的社會。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要把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和社會自我形成秩序的能力兩者結合起來。這一點，我想這兩個方面其實都是很重要的。政府對社會的管理是重要的，但是社會如何有自我形成秩序的能力，它自組織的能力同樣是重要的。像這一次日本的地震，我覺得就給我們很好的啟示。這場地震和我們中國應對自然災害的模式相比，我們可以看到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國應對自然災害的時候，基本上是靠政府，當然我們政府也是很有效率的。但是，凡是政府的力量達到部分到的地方，可以說就很少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日本這一次就可以看到，它政府的力量很弱，政府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評。但是民間能夠自組織、自我形成秩序的這樣一種能力，我想給很多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當時看一篇報道的時候，它就在講，在一個很大的避難場所，這麼大的一場危機過後，人們投放垃圾的時候仍然是嚴格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這樣一個分類來投放垃圾，不僅僅是在平時如此，就是在這樣一種甚至有點滅頂之災的情況下他們仍然這樣做。我覺得這可以說是讓我們很受啟示的。當時有一個朋友，他是中山大學的一個副校長，他當時就在日本，地震發生的時候他正在東京。地震發生的時候，他當時正在車上，然後他就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說這麼一場大的地震發生之後，開車的司機沒有首先說給家裡打個電話報平安。在這中間，手機不斷的響，可能也是家人打過來的。但是司機也一直沒去接手機。然後車上就有人問，說你怎麼不接電話呢，他回答很簡單，他說開車的時候不能打接電話。就這麼一個很簡單的回答，你可以看到他那樣一種規則的意識是深烙在他的骨子裡的。所以我想，社會管理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管理，我們要爭取一個什麼樣的目標，我覺得我們不能完全是一種很消極的說我們是為了防這個為了防那個，為了管這個為了控制那個，而是說要有一種更積極的目標，要通過建設一個好的社會來實現我們社會管理的目標，這是對社會管理我個人的一點體會。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社會管理要解決一些什麼問題呢，我想今天我著重談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調整利益關係；第二個問題，化解社會矛盾；第三個問題，重建社會的基礎秩序。最主要的我想談這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也可以說是我們現代社會管理現在最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第一、利益關係調整的問題 為什麼首先來談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各位其實都感受到了，利益關係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現代社會當中的一個癥結，我們現在很多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社會衝突的背後往往就是利益關係的問題。所以，解決這樣的一些問題可以說一個基本的前提，我們得解決利益關係，如果利益關係扭曲的，剛才說的這些社會問題、社會矛盾也是很難解決的，這是從一個方面來說。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利益關係的調整可以說又直接關係到我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關係到我們將來會有一個什麼樣的發展結果，包括經濟發展在內，我們各位現在其實也會有一個感覺，就是其實我們現在是面臨著一些坎，我們得過這個坎。但是這個坎的背後，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利益關係的問題。所以現在可以說，利益關係的問題就成為我們現代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個癥結。 但是現在利益關係問題究竟問題在什麼地方呢？我想我今天主要講這麼四點，我覺得現代中國利益關係問題最主要的或者說我們現在能夠解決的，因為有些問題也是很重要，但是現在解決起來也無從著手的，這個我就不說了，就是從能夠解決的角度，我覺得至少我們現在面臨這樣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勞動者收入太低；第二個問題，城鄉差距太大；第三個問題，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失衡；第四個問題，黑色、灰色收入太多。我覺得現在我們要解決利益關係的問題我們首先得找到它的癥結所在，這個癥結我覺得至少有這麼四點。 第一，勞動者收入太低。我們這一年創造的所有的財富最後實際上是三家來分，一家就是政府，一家就是企業，一家就是勞動者個人或者是居民。像我們去年中國的GDP 大約是40 萬億，我們粗略的可以理解為中國去年這一年的時間我們就創造了40 萬億的財富，這個財富創造出來之後實際上主要是在這三家之間進行分配的。關鍵的問題就是誰拿得多誰拿得少，現在我們可以看，從目前的趨勢來看，首先一點，企業拿得越來越多。企業的利潤佔GDP 的比重前些年還不到20%，現在已經超過 30%。所以這三家分的時候，企業拿得越來越多。但是我想可能在座的很多同志不會同意這個社會，說多什麼多，金融危機之後，很多民營企業、中小型企業現在生產還是很艱難的，利潤有這麼大幅度的增加嗎？這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這些年國有企業的利潤增長過快。這樣就把整個企業的利潤占 GDP 的比重給拉升了。比如說去年，去年整個國企的利潤是將近 2 萬億，我們經濟增長是10%，去年國企的利潤增長將近40%。有的行業，像國有壟斷行業去年的利潤是翻番的。所以國有企業的利潤大幅度增長，這樣就把整個企業利潤佔GDP 的比重給拉上來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更明顯的，我想各位比我更清楚的，就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過快，去年按照窄的口徑來說，整個國家的財政收入是8.3 萬億，去年是增長了21.3%，這還算是增長得最慢的一年。實際上去年全國的財政收入，如果按照寬的口徑來算的話，我個人估計可能得在13 萬億以上，去年還算增長比較慢的一年。最近這幾年，可以說整個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都是一個相當高的速度。今年 1-3 月份，第一季度增長 33%。所以在這三家分配的時候，我們看到政府拿得越來越多，企業拿得越來越多，最後只有一條，勞動者拿得越來越少。勞動者的報酬佔GDP 的比重在2002年之前差不多在一半左右，50%左右。但是最近這些年是逐年下降，到了 2007 年的時候已經降到了 39%，不到 40%。當然這當中有指標調整的因素，所以這裡面實際上沒有下降這麼快。但是現在我們勞動者的收入佔GDP 的比重40%應當是差不多的，現在大體上是這樣一個水平。那麼這 40%是什麼意思呢？如果和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比較一下，它的勞動者能拿到多少呢？大約60%以上。而我們不到40%，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首先的問題在什麼地方，這些年我們利益關係的失衡首先是由什麼東西造成的。但是，就是這 40%還不是所有的勞動者都能拿到的。壟斷部門的職工佔全國職工總數不到8%，按照人頭來說不到8%，但是壟斷部門職工所有的工資、獎金、津貼再加上福利，所有這些東西都算在一起，相當於全國工資總額 55%。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勞動者拿的很有限的這一部分，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壟斷部門的職工拿走的，所以剩下非壟斷部門的職工能拿到多少可想而知。所以我們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要說利益關係失衡的第一條，就是勞動者收入太低，在這三家分的時候，拿的份量太低。所以中國要解決利益關係的問題，我想這是首先要解決的這個問題，這是第一個。 第二，城鄉差距太大。這個城鄉差距可以這麼說，我們現在可以說是世界上獨一無二，中國的城鄉差距，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是世界上各國城鄉差距都有，我們嚴重一點而已。絕不是一點而已，我們這個城鄉差距可以說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我先說一下現在世界上城鄉差距的基本情況，然後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現在整個世界上平均的城鄉差距是多少呢？大約是 1.5 倍，超過 2 倍的國家很有限。我們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像日本、韓國還有中國的台灣，可以說基本上都是1：1，城鄉差距基本消滅了。現在我們中國的城鄉差距是多少呢？這個也有不同的說法，說最低的是3.31 倍，這是我們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說得最高的10 倍、十幾倍的也有，但是我覺得也有點誇張。現在人們比較廣泛認可的說法是 6 倍，6 倍這數可能還是我最早寫出來的。這個數應當說現在人們比較認可的一個數，甚至包括一些高層的領導台上做報告，照稿念3.31 倍，一念完了，說討論了，扔開稿子，一張嘴一變成6 倍了。所以我們中國現在的實際城鄉差距應該在6 倍。但是這 6 倍不完全是收入的差距，也包括了福利等其他因素，把這所有因素算在一塊兒是 6 倍。那麼如果說是 6 倍，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絕對的世界第一。當時我寫這文章的時候查了一下，現在我有點記不清楚了，老二是誰？一個非洲國家，不是莫三比克就是辛巴威，現在我有點記不清楚了，是多少呢？3 倍。所以你想，整個世界是1.5 倍，超過2 倍的國家很有限，然後老二是3 倍，咱們是6 倍。這個城鄉差距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現在可以說這城鄉差距又成為我們社會的一個癥結，包括我們現在說要擴大內需，要轉變發展方式，但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卡在哪兒？中國國內市場形成不了，國內市場主要受什麼制約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我想是這城鄉差距。我們現在中國至少起碼有3、4 億的農村人口沒有進入這時代，他不是這市場現實的組成部分。他不但收入差距相差 6 倍，最麻煩的就是收入相差這 6 倍的兩部分人還要面對同一個市場，面對同一個市場當中的同一個價格，這是最麻煩的事情。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這些年說農民看病難、上學難。你想，看病也好，上學也好，全國是一個市場，只有一個價格的，這個價格都是根據城市居民的收入走的。但是，你農村的居民比城市居民收入差得多，但是兩面是同一個價格，這事是最麻煩的。所以，這是第二條，就是城鄉差距太大，所以要解決利益關係問題我們解決什麼，我覺得又一個就是城鄉差距的問題。 第三，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失衡。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現在要正式來面對的一個問題了，就是這些年你可以看到關於中國老百姓的財富也好，收入也好，彷彿是迷一樣的東西，你說他有錢吧，他還真就沒錢。你說他沒錢吧，他還真就有錢。這個當中，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些年的財產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這兩個東西太不對等了。那麼也就是說人們從財產性收入當中往往能獲得很大的財富，但是你靠自己的勞動想真正掙點錢很不容易。我去年去廈門，有一個處長接我，他就跟我講了一件事情，他在五六年前的時候買了一個停車位，當時是7 萬元買的，他說現在這車位如果要賣的話能賣42 萬元。他說就這一個車位，這幾平米的地方，就這麼 7 萬元的投入，五六年的時候就能凈掙35 萬元。他說孫老師，這事怎麼理解呢，他說一個工薪階層收入比較低一點的，一輩子能掙多少錢呢？然後接著他加了一句話，他說這上班還有什麼意義呢？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們在座的各位，其實也都也體會，假如說你計算計算你家裡現在的財產，你可以想想，有多少是靠你的房子升值帶來的，有多少是靠你的領工資掙來的，可能房子的升值帶來的財富遠遠多於你的工資，所以我們在辦公室里，一個辦公室里三四個人，其實年齡、級別、收入都差不多，差在哪兒，往往不是差在這兒，而是差在財產性收入給我們帶來的財富，這一塊現在就中國來說（差距）太大了。我曾經大體上估算了一下，現在我們中國整個城鄉居民手裡有的房子大約能值多少錢呢？大約能值100 萬億，其實城市居民佔多少75 萬億。現在城市居民擁有的75 萬億的房子，我個人估計屬於增值的部分大約得佔50 萬億左右，也就是說這75 萬億大約有25 萬億是用錢買來的，剩下的那50 萬億是屬於增值，而且這個增值我們不能夠完全把它看作是一個泡沫，實際上這裡是有真實的財富在裡面的，為什麼呢？我們今天沒時間來不及講，因為這些年我們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已投入的大量資金、大量的財富有滲透和轉移的效應，它滲透轉移到這些房子當中去了。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們可以看，這些年財富給人們帶來的財富要比你的勞動多得多。但是如果一個社會長此以往是這樣的話，我想，人們就會對勞動的意義發生疑問，那我幹活有什麼意思，上班有什麼意義？所以怎麼能夠平衡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我覺得這是我們這社會我們又要面臨解決的一個問題。所以這裡，我想現在我們能夠想到的辦法就是房產稅，但是我覺得可能中國收房產稅這問題比較大，我覺得反倒不如加重在財富房產轉讓的環節個人收入所得稅，這個我沒仔細考慮，只是一個臨時的想法。我覺得是不是可以加重這個環節來調控兩者之間的失衡。我覺得這是中國現在在利益關係當中存在的第三個問題，但不管怎麼說，這個問題是我們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第四，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太多。就是我們這一年創造的所有財富當中現在還有一個非常要命的問題，就是有相當的一部分是給分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稀里糊塗給分流掉了。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灰色收入。這個灰色收入原來人們一直說不清楚，後來有一位經濟學家，他叫 王小魯，我跟他還比較熟悉，他做了兩輪大規模的調查，可以說基本上把這事說清楚了。他第二輪調查是 2008 年的，2008 年這一年中國的GDP 是30 萬億，但是這一年分得有點模糊的就有9.3 萬億，真正屬於分丟了的灰色收入有 5.4 萬億，這是一個很大的數了，就是我們這一年創造的所有財富差不多有 1/5 給分丟了，這是一個非常要命的問題。這麼大的一筆財富給分丟了，它一方面使得貧富差距大大的拉大了，因為能夠得到灰色收入的人數肯定多不了，很少的一部分人得到灰色收入，這樣就使得貧富的差距大大的拉大了。比如說，我們計算城鎮當中收入最高的10%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他的平均收入，如果要不考慮灰色收入的話，他們的差距是 9 倍，但是一把灰色收入考慮進去就變成了26 倍。所以，你想想，這一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就全國城鄉合在一起來算，如果不考慮灰色收入的話是23 倍，一把灰色收入考慮進去，差距就馬上變成了65 倍。所以就可以看到，黑色、灰色收入它對拉大貧富差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這也可以解釋我們的一個困惑，我們看很多的統計數據也好，研究報告也好，我們一看這些東西，大家總會有一個感覺，說這和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感受到的貧富差距不是一回事，為什麼不是一回事就在這兒，因為那些統計數據，肯定的說，都沒有把灰色收入這塊包括進去。絕大多數學者的研究也沒把它算進去，所以你老是覺得它和實際的貧富差距不是一回事，原因就在這兒。所以灰色、黑色收入太多，它就導致了貧富差距迅速的不正常的拉大，這是造成的一個結果。第二個結果，它也使得我們政府很多調控貧富差距的措施失去了效力。因為剛才說了，灰色的是分丟了的，政府也不掌握到了誰的手裡，所以能調控的，你什麼東西都能調控，唯獨這塊是調控不了的。所以不但是灰色收入太多造成貧富差距拉大，而且使得我們政府調控貧富差距的這些措施往往就失去了效力，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的貧富差距利益關係可以說是很難調整過來的。 所以要說現在中國的利益關係最主要的在什麼地方，我覺得大體上就這四句話，勞動者收入太低、城鄉差距太大、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失衡，黑色、灰色收入太多。我覺得，現在我們如果要解決中國利益關係的問題，還得從這幾個地方著手，這是我覺得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但是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我最主要的想提出三點解決問題的辦法。 第一，建立有效的國民收入記錄的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形成調節收入分配的基礎性條件 我為什麼把這個當做第一條呢，因為剛才我們從灰色收入這塊就看得出來，我們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有相當的一部分財富給分丟了，現在也可以說我們整個國民收入分配就是一筆糊塗帳。所以這樣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什麼呢？現在中國還不僅僅是貧富差距太大的問題，中國現在在利益關係上最要命的，現在要我看還不是貧富差距太大，是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已經失控，這個比貧富差距大一點更難辦。我們各位在政府工作都有體會，最近這幾年的時間，應當說各級政府為了緩解貧富差距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的。但是儘管有這麼努力，我們大家也能感覺到貧富差距，到每年年底算一個帳，這一年的貧富差距比上一年是縮小了還是擴大了，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說，沒有一年是縮小的，每年都在擴大，包括和諧社會這幾年都仍然在繼續擴大。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現在貧富的問題，利益關係的問題已經失控了。這事我們現在想解決它似乎都不太可能了，就是你政府做了這麼多的努力，差距還在擴大。所以現在我們面對的是這樣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嚴峻性也在這兒。 但是這個問題究竟怎麼辦，其實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覺得都是兩說的，世界上很多事情你要說它難其實也難，你要說它不難它也難不到那兒去。我覺得利益關係的調整也是這個道理，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先把中國這事放在一邊，我們先看看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西方發達國家有的可以說貧富差距也是不小的，但是有一點，它解決起來這問題好象也沒費什麼勁，簡簡單單就解決了。為什麼它貧富差距很大，又很簡單解決了，它是怎麼解決的呢？要說得簡單化一點，可以說就靠一個東西就把問題給解決了。靠一個什麼東西？個人收入所得稅，就靠個人收入所得稅它就把這事解決得差不多了。稅前的差距是十倍十幾倍，一交了個人收入所得稅是五倍了，然後政府把得到的稅收更多用到窮人身上一點，最後五倍也不到了，三四倍，就這麼簡簡單單就解決了，到最後五倍也不到了，你說解決這問題難嗎？一點都看不出來，它真的就這麼簡簡單單就解決了。但是現在我們回到中國的情況，說我們中國就靠這個辦法來解決問題行嗎？大家都知道，不行。我們也有個人收入所得稅，但我們這個個人收入所得稅是反向調節的。西方的個人所得稅能把十倍十幾倍的差距一下調節到五倍，我們的個人收入所得稅要不把五倍的差距調節到十倍就算不錯了。那為什麼呢？大家其實心裡也很清楚，富人的稅基本徵不來，工薪階層的稅一分不能少，你這麼調節以後，工薪階層和富人的差距是縮小了還是擴大了？當然是擴大了。但是這問題在哪兒？你總不能說稅務部門不願意征富人的稅，我們不能這麼說。大家也都知道，關鍵是征不來。為什麼征不來呢？不掌握富人的收入。這塊其實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我現在想說的是，就在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這個地方，可以說已經看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或者說也找到了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看到了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個人收入所得稅要真正能夠起到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它得有兩個前提，什麼前提呢？一個是每個人的收入得是清楚的，第二個是每個人的收入政府是掌握的。你得有這兩條，個人收入所得稅才能夠有效的起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如果沒有這兩條，它就不可能起這樣的作用。所以，剛才我說這兩個前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經常聽見人們說這樣的話，說在美國那社會當中，你的收入你自己說不太清楚，太太說不太清楚，周圍的同事朋友不知道，一個地方是一定會知道的，什麼地方？稅務局，這各位都知道。而我們的情況正好相反，你的收入你自己知道，太太知道比你還清楚，周圍同事朋友都估計差不多，就一個地方不知道？國家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你的個人收入所得稅怎麼起作用？政府怎麼來調控這貧富差距，連點可能性都沒有。所以，我們得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解決這個問題靠什麼解決，我們還得再往前追為什麼他清楚你不清楚，他政府能掌握你就不能掌握呢，追來追去，追到根追到底就追到很小的一個制度上，什麼呢？一個有效的國民收入記錄的制度。有了這個制度，你貧富差距大一點沒說頭，但至少能做到兩點，每個人的收入是清楚的，政府是掌握的。而我們現在就沒這個東西，政府這兩點就做不到。所以現在如果說中國的利益關係的問題，最要命的地方，要我說就兩句話，「一本糊塗帳，兩眼一摸黑」，我們每年把大量的財富給分丟了，分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稀里糊塗，這是一本糊塗帳。第二個，我們政府可以說是「兩眼一抹黑」，你還別說中國政府不掌握富人的收入，各位想想掌握誰的收入？除了工薪階層工資單的收入，我們政府其實是誰的收入都不掌握。富人的收入不掌握，窮人的收入掌握嗎？你掌握窮人的收入何至於盯低保戶，還得揪黑喇嘛去盯，不就是因為不掌握他的收入嗎，所以我們政府是兩眼一抹黑，連窮人和富人都分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麼來調節貧富差距。所以，關鍵的問題是把一個有效的國民收入記錄製度建立起來，我七八年前就在講這個問題。你把一個有效的國民收入記錄製度建立起來，通過這個來保證每個人的收入都在你的掌握之內，這時候貧富差距大一點不可怕，假如說這個人一年兩百萬，這個人一年五萬，兩百萬就兩百萬，五年就五萬，差得太了不合理吧，不合理就不合理。但是我只要求一條，政府要有一個有效的國民收入記錄製度，你要以這個制度來保證這個人是兩百萬是清清楚楚的兩百萬，他不是八百萬就是兩百萬，這個人的五萬是清清楚楚的五萬，他不是五十萬。你政府就保證這個，通過這樣一個很小的制度，你能保證這一條就行了，別的不要再說了。你保證了這個東西，兩百萬的按照兩百萬的去納稅，五萬的按照五萬去納稅。納完稅以後，政府給這兩個人一人一份社會保障，各位你想想，這時候哪怕貧富差距大一點，大家能夠忍受，因為它清楚。怕就怕我們現在這種糊塗帳。更重要的，這時候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才有了可能性，所以我說首先把這個東西建立起來，這是第一個。 但是政府不能說現在條件還不具備，我們還建立不起來這個東西，你不能說這話的。為什麼呢？你可以看看西方發達國家建立這制度已經幾十年了，有的再往前追百八十年都有了。它建立這制度的時候有什麼條件呢？那時候沒有計算機，沒有互聯網，就靠手工抄卡片就把這制度建立起來了，那麼我們現在到了計算機時代，互聯網時代，做這事一點都不是條件的問題，就看你做不做的問題。所以你有了這個東西之後，我覺得整個中國，要說我們調節利益關係、國民收入分配我們才真正有了一個基礎，不然你所有想的那些招哪個也起不了作用，說我們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徵收，那你就只能更多的來徵收工薪階層，適得其反。所以我覺得這是如何來解決當前利益關係問題的第一個。 第二，強化政府的再分配職能 我覺得這條就中國目前來說又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再分配的職能，應當說世界上各個國家都是這個道理，尤其到了市場經濟的時代，貧富差距一定會擴大。所以人們想出來的唯一的一個辦法就是通過政府的再分配來抵消這個社會當中市場帳上的不平等，緩和市場所造成的不平衡。但是現在我們的問題是什麼呢？一方面政府得到的財政收入增長很快，政府拿得很多。但是現在我們政府再分配的職能確實很弱。我們政府拿到了大量的錢，但是我們政府花錢的地方太多。經濟建設上要直接投資，現在又是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建設超常規發展的時期，要有大量的投入。很多國外的政府不需要花錢的或者只需要花很少錢的地方我們要花很多的錢，三公消費那就是一個天文的數字，那邊維穩的費用又是很大的數量。除了這個之外，我們還得維持一個龐大的行政機構的運轉，實際上也不僅僅是行政機構，是黨政工團我們都得養起來，所以這些開銷都花了之後，最後我們投入到民生上來就很有限了，能夠進行再分配的就很有限了。所以現在我們政府的再分配職能是很弱的。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民生的問題，而民生的問題我覺得不僅僅是民生，它實際上是和社會不平衡聯在一起的。所以前幾天，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他曾經做過一個計算，我們現在在基本民生投入上是非常低的，比如說社會保障占 GDP3%，公共教育 2.9%，公共衛生2%，這是前幾年的數，最近這幾年要比這高一些了，但高得也有限。這應當說是相當低的。所以我們政府再分配的只能是很弱的，不但投入得少，這錢用得還有問題。從國外的情況來說，他這個投入要更多的用到窮人的頭上，來緩解社會當中的貧富差距，而我們這錢還用得有問題。比如說公共衛生，我記得我們最低的時候公共衛生的投入佔GDP 的比重在世界上倒數第二，可以說是最低的國家之一了。但是就這麼有限的投入還有相當一部分是誰在花呢？全國有 40 萬個領導幹部是常年住在病房，一直住在醫院、療養院裡面，視醫院為家。就這40 萬個領導幹部就把這有限的公共衛生的投入花去了相當一部分。各位你想，一個人住在這兒，吃在這兒，正常的醫療、正常的保健，有時候還得洗洗腳，還得捏捏搖，你十萬塊錢下不來，一年就拿平均20萬算，這就得 800 億，所以就這一部分人就把公共衛生的投入給花去了相當一部分。所以這樣總體來說，我們現在政府再分配的職能是很弱的，但是這是一方面。 從另一方面看，我們這些年這個狀況確實是在迅速改變，這些年隨著對民生的強調，我們現在在民生、公共福利、社會保障、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上投入在明顯的增加，應當說增加的速度還是不慢的。我一年有很多的時間在各地跑，根據我的印象，也確實是有一部分群體應當說是得到了一些實惠，得到實惠最明顯的我印象當中應該是中西部地區，原來最貧困的這些地方的農民，這些年來取消免除農業稅、糧食直補、耕地保護、義務教育、新農合，有些地方還有一些其他的措施，這樣就使得這些地方的農村的狀況得到了明顯的改善，所以這些地方的農民最近這幾年應當說對政府的這些政策是最擁護的。但是我現在想要談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政府這種民生投入的增加現在有沒有可持續性，我們最近這幾年各個地方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民生投入的計劃，包括像廉租房等都畫了很多的大餅，但是這個民生投入的增加將來會不會有可持續性，我覺得這是讓人非常擔心的一個問題。 我去年曾經提了一個說法，我把它叫做狹小空間中的有限騰挪。什麼意思呢？就是最近這些年，往往特別改革開放30 年來，現在這基本的利益格局可以說已經基本定型了，這個利益格局我個人的看法已經碰不到了，原來你得給的現在說不得、少得都不行了。所以我們最近這些年民生投入的增加，可以說不是在整個社會的利益格局得到有效的調整、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得到有效調整的情況下發生的，是在所有這些東西都不變的背景下艱難騰挪的結果。所以現在可以說上到總理、下到省市區縣的領導，我覺得這個民生投入的增加都是一個艱難騰挪的結果，而且這騰挪的空間是很有限的。那麼這個錢是哪兒來的呢？現在說起來好象各個地方都有點不差錢的勁頭，這是這錢是哪兒來的呢？我個人的看法，主要是來自兩個地方。一個，拆東牆補西牆，用增加城市中層階層負擔的方式多得到了一部分資源，把這個錢用到了民生的投入上。但是現在我可以說，這已經沒什麼優勢了，現在就已經怨聲載道了，所以現在這些年城市當中中產階層負擔的加重已經越來越明顯了，人們抱怨也越來越多了，所以現在網上經常有人說「萬稅、萬稅、萬萬稅」，說的就是這個。這個將來能夠得到的可以說已經很有限了，但這其實還是很有限的，本來就是比較有限的。這些民生投入的增加，我不知道各位同意不同意，要我看，說白了就主要是賣地的錢。中國去年全國賣地是 29000 億，我們民生投入的增加也不過是幾千個億，實際上是把賣地的錢一部分用到民生的投入上了，所以各位想，如果沒有賣地，說廉租房，你拿什麼搞廉租房呢？現在各個地方都有很大的計劃，沒有賣地的收入你拿什麼錢來搞廉租房。所以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賣地的錢。但是這個地是不可能永遠的賣下去的，所以今年「兩會」上有幾位市長發言，我覺得就非常的有意思。有幾位市長都隱隱約約的表達了這個意思，如果說要不允許我們賣地的話，這個民生的投入增量是沒有保障的。其中有一位市長說得就更坦率，他說，不管怎麼說你們還有地可賣，我呢，我是剛上來的，我那裡的地都讓前任給賣沒了，我拿什麼來賣呢？所以，將來民生投入的可持續性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覺得要說得早一點的話，三年五年中國馬上就會遇到這個問題。遇到了這個問題之後，中國就會面臨著兩個選擇，要麼你調整這利益關係，然後通過利益關係的調整把不該花的錢減下來用到民生上，解決民生的可持續投入的問題；要麼利益結構、利益集團動不了，哪個都不能動，那時候地又賣得差不多了，然後民生的投入難以為繼，最後形成半拉子工程、爛尾工程，我覺得將來中國就面臨著這樣的選擇。當然，我們希望的路是能夠打破這利益格局，強化政府的再分配職能，通過這個來調節社會當中的貧富差距。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這個現實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們無疑應當走這個路。所以這是我講現在如何解決利益關係問題的第二點，就是要強化政府的再分配職能，我們一個是有國民收入記錄的制度，把這筆糊塗帳、爛帳變成一本清清楚楚的帳，政府的調控措施能夠發揮作用。第二個，強化政府再分配職能，現在的利益關係，可以說就解決了相當一部分。 第三，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 為什麼我要強調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呢？因為我們現在利益關係的失衡，現在中國利益關係這樣一個現狀實際上是和我們缺少這個機制是有關係的。我們各位在議論現在中國利益關係問題的時候，可能經常會說一句話，但是很多同志沒有去深想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什麼。說什麼呢？就是現在中國利益關係失衡，人們經常講「吃虧的永遠吃虧，佔便宜的永遠佔便宜」。這句話經常聽到講，但是我想很多同志沒有去細想這句話背後的意義是什麼。我覺得這句話它的背後至少意味著現在我們利益的失衡它不是政府某些政策偶然失誤的結果，如果是政府某些政策偶然失誤造成的，它不會這麼整齊。如果是政府某些政策偶然失誤的結果，它怎麼吃虧的永遠吃虧，佔便宜的永遠佔便宜，它怎麼會這麼失誤呢？不是這個原因，背後是另有原因的。什麼原因？就是我們到了市場經濟的時代，這個社會已經有了強勢弱勢之分了，已經有了強者弱者之分了。這個強者可以說是每次都得好處，弱者每次都得壞處。中國的利益關係的問題是這麼來的，背後真正的原因是這個。是人們力量的強弱不協調，你如果一個社會不解決這個問題，這利益關係是調整不過來的。那問題就在那兒，明明白白在那兒擺著，解決起來也不難，它就是沒人解決。為什麼呢？沒有這機制，沒有這動力。所以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到了市場經濟的時代，我們得把這個機制建立起來，這個機制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舉一個例子，假如說農民的收入，我們這些年農民的收入很低，農民的生活也很差。我們很多同志也覺得理所當然了，中國農民這麼多、地這麼少，這收入能高得了嗎？是高不了，但是低到今天這份上，世界獨一無二的城鄉差距，這個不是正常的，這是和這個機制有關係的。我為了這麼說呢？你可以看看韓國的農民收入，我剛才說了，韓國城鄉差距是1：1，它哪兒來的？它和韓國農民為自己爭取利益的能力有直接關係的。我們很多同志到韓國去都說，韓國這菜不好吃，這梨子沒什麼肉，一會兒又餓了。現在從韓國到中國來留學、做生意的越來越多，比如像我們清華周圍有很多韓國飯館，也有很多韓國留學生，韓國的學生到中國頭幾天都要猛吃幾頓中國的鮮豬肉、鮮牛肉，臨回國也要猛吃頓。為什麼呢？韓國的鮮肉貴，非常的貴，不但鮮肉貴，凍肉都不便宜。為什麼這麼貴呢？韓國政府不知道世界上的肉很便宜嗎？中國的肉就很便宜，你多進口一點，價格不就下來了嗎。它太知道了，但是它不敢大大進口。為什麼？這原因就一句話，韓國農民有力量。韓國的農會厲害，你這邊大量的進口牛肉、豬肉，他那邊馬上組織農民上街了，然後喝點酒，晚上再弄點自焚什麼的，你政府受得了嗎？政府受不了，所以它不敢大膽的進口牛肉、豬肉，大米都不敢大膽的進口，它通過這個使它的農產品保持一個非常高的價格，然後通過這個保護農民的利益。 大家再想想，中國農民有這個能力嗎？你有為自己爭取利益的能力嗎？你沒有這能力，那你就永遠是吃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年62年了，我們叫人民共和國，在62 年的時間裡，居然是城市有社會保障農村沒有，農村農民就是二等公民，在一個叫做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竟然是這樣的。世界上都很難再找出這樣一個國家，你還叫人民共和國。每一次一調控，一定是農民吃虧得多些，加入 WTO 農民吃虧，每次調整物價農民吃虧，現在又通貨膨脹，又要調控物價，你想想，只要一調控物價，一定會把物價上升源頭追到一個東西上去，什麼東西？豬肉。說豬肉漲了，人都是吃豬肉的，其他的東西都是人生產出來的，那其他東西也得漲。真的就是這樣嗎？你怎麼沒追到汽油上去，你說是汽油對中國物價影響大還是豬肉對中國物價影響大，這汽油比這豬肉價影響大多了，但為什麼沒追到汽油頭上去。就是因為豬肉後面站著那個養豬的人和汽油後面站著的那個人不一樣。你豬肉後面站著那個養豬的人好欺負，怎麼欺負都行，汽油後面那個人你欺負不動他，那厲害，不但你欺負不了他，他還得欺負你，所以前幾天韓國為了抑制物價，汽油價格是下調的，我們就在這同時兩三天時間裡，汽油是上調的，為什麼？就是因為汽油後面的人和豬肉後面的人他力量不一樣，所以強的永遠是佔便宜，弱的永遠是吃虧。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利益格局現在之所以是這樣，是和這個因素聯繫在一起的，你得解決這個問題。所以這就是我說的要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的機制，這個機制首先在什麼地方，就是你不同的利益主體都得有平等的為自己爭取利益的權利，你首先得有一個平等的權利，你是工人也好，你是資本家也好，你是商人也好，你是消費者也好，你是買房子的也好，你是賣房子的也好，你是開發商也好，不同的利益主體出現了，每一個利益主體得有一個平等的為自己爭取利益的權利，我覺得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的機制首先是表現在這兒。所以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當中，在這次中央黨校關於社會管理的講話當中，他都講了三個字，叫「表達權」，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沒有。十七大報告和這次中央黨校的講話都講了這三個字，叫「表達權」，就是我們到了市場經濟的時候，每個利益主體他都有表達自己利益、爭取自己利益的權利，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最重要的。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即使是這權利平等，實際上這權利現在是不斷的受到壓制，我們現在實際上有的是用社會管理的方式明裡來壓制。你首先得有這個權利，但是有了這個權利，他的力量還不一樣，比如說大人和小孩來說權利一樣，說一二三大家搶這塊肉，是，這個權利是平等的，但力量不一樣，那小孩肯定搶不過這大人，怎麼辦？社會得想辦法，你得讓弱著也有差不多的為自己爭取利益的能力，所以權利之後得解決能力的問題。 那麼怎麼能夠讓弱者有一個差不多的為自己爭取利益的能力呢，比如像勞資雙方，假如說權利都是平等的，那肯定一個強一個弱，不管怎麼說勞方也是弱的，資源掌握在資方手裡，你不高興，你有意見，你走人。這也不行的。所以人類得想辦法，得讓弱勢的一方有點辦法，能夠讓他強起來。這人類已經想了幾百年的時間了，可以說這套辦法已經想出來了，想出來的是什麼呢？想出來就是要讓弱者他得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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