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碩博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93 年5 月最新修正版)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全文電子檔，為本人於國立中央大學，撰寫之碩/博士學位論文。(以下請擇一勾選)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碩博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93 年5 月最新修正版)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全文電子檔，為本人於國立中央大學，撰寫之碩/博士學位論文。(以下請擇一勾選)( √ )同意 (立即開放)( )同意 (一年後開放)，原因是：( )同意 (二年後開放)，原因是：( )不同意，原因是：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基於推動讀者間「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於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論文收錄、重製、公開陳列、與發行，或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與利用，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與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研究生簽名: 吳美枝論文名稱: 台北咖啡館之研究──以文人活動為中心的探討(1949-1989)指導教授姓名： 戴寶村系所 ： 歷史研究 所 ??博士 █ 碩士班學號： 90125007日期：民國 93 年 7 月 8 日備註：1. 本授權書請填寫並親筆簽名後，裝訂於各紙本論文封面後之次頁（全文電子檔內之授權書簽名，可用電腦打字代替）。2. 請加印一份單張之授權書，填寫並親筆簽名後，於辦理離校時交圖書館（以統一代轉寄給國家圖書館）。3. 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III摘 要本文透過文人在咖啡館活動的研究，來探討咖啡館的文藝形象是在何種歷史背景下產生，又因為何種歷史因素，導致這種咖啡館的文藝形象逐漸消失，藉此擬出咖啡館在台北的發展，並透過資料的分析、解讀，來建構台北文人咖啡館的圖像。戰後台北文人咖啡館，由早期的「朝風」開始，與稍後的「田園」，皆以古典音樂來吸引顧客，而「明星」引領的風潮，也造成一股文人留連咖啡館的趨勢，緊接著「作家」、「文藝沙龍」的誕生，皆為文人圈內的自發性創業，目的即是創造一個文人可以定期聚集的場所，較晚出現的「野人」、「天琴廳」、「天才」，也標榜著文藝咖啡館的經營方向。透過文人創作文本的爬梳，以及文人回憶性的散文，咖啡館裡的文人活動，隨著歷史情境的轉換，也有階段性的變化。1950 年代初期，政治肅殺氣焰正熾之時，文人在咖啡館內以聆聽西洋古典音樂為主；1950 年代中期，一批詩人及藝術家進駐咖啡館，主要以創作現代詩及現代藝術為主；1950 年代末期，咖啡館裡詩人，其詩作轉為晦澀難懂的超現實風格，突顯出政治高壓下，文人創作不得不轉向內心世界的窘境。1960 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在咖啡館裡萌芽發展，存在主義思潮也在此時成為文人咖啡館的重要話題。咖啡館作為一個傳遞西方文藝思潮的現代都市空間，同時也是文人逃避現實的出口，咖啡館遂可說是文人消極抵抗官方文藝的文化場域。1960 年代末期，批判現代主義流離現實的聲音開始在文人圈蔓延開來，咖啡館裡的文人也曾試圖讓文藝回歸現實，卻旋即遭到官方的打壓：逮捕、審問、盤查等政治手段，因此，受制於官方的層層打壓，失去行動空間的文人，也只能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展現「豪情萬丈」的自己。由此推知，沒有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的權利，台灣根本沒有發展公共領域的空間與條件，台北文人咖啡館也無法和歐洲文人咖啡館相提並論。綜論台北文人咖啡館，從1950 年代到1989 年代，雖然其內文人活動有階段性的變化，但是基本而言，文人只是藉由咖啡館空間，建立文人圈中的集體認同感、歸屬感，並試圖尋得文藝創作上的自由。在政治壓迫、思想緊縮的年代裡，這樣的空間往往是文人喘息的空間，由於咖啡館的開放性，一方面是間接向官方聲明：「我們光明正大。」另一方面，自由來去的文人可以咖啡館內找到和自己氣味相投的人，彼此交流摸索，高談闊論。IV致謝 辭關於致謝辭該寫些什麼，曾經於論文寫作過程中，在腦海裡反覆演練著，像是一種安撫自己的儀式，一次又一次，在漫漫難熬的寫作日子裡，內心反覆吟唸著：該要謝謝誰，該要如何說謝謝。漸漸的，這些內心想要感謝的人，竟也在寫作歲月裡，間接給予我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時至今日，論文寫畢，好長一段時間，不能相信自己真的做到了，只是，一路走來，如果沒有一些人於側伴隨，這篇論文是無法如期完成的。首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戴寶村老師，無論我的題目受到多少人的擔憂與疑慮，戴老師始終支持我，給我信心，並給予我最實質的幫助；再來謝謝陳純瑩老師、吳學明老師在論文口試過程中，給予我最珍貴的意見，而吳振漢老師的史學方法課程，讓我這個歷史門外漢獲益良多，在此特別感謝吳老師。此外，「明星」咖啡館的經營者簡錦錐先生，在忙碌中接受我的口述訪談，豐富了我的論文，簡太太多次的熱情招待，也讓我深深體會到人間溫情，更加覺得當年的文人是何等幸福，能夠隨時擁抱「明星」這樣的咖啡館空間。從藝術的領域踏入歷史的範疇，最初的動機，只是想為自己混亂的思緒找到一個軌道，讓自己擁有清明的思想。雖然，經過三年的學習摸索，我仍然無法適應歷史論文寫作的重重規範，我依然是一個喜歡跳躍式思考的人，但是，這些經歷，卻也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片段。首先要感謝我的歷史啟蒙老師洪國智，是他讓我這個曾經在高中歷史拿下零分的學生，開始對歷史產生一絲絲興趣，並且相信歷史可能是我的救贖。再來，謝謝多年來始終在我身邊鼓勵我、支持我的知己：華瑋，KIKI，小瓏，她們的生活態度與智慧，一直啟發著我。此外，研究所的同學們：建宏、家副曾經代替我這個消極的班代，為我們這班做了不少事情；善良的祥偉，是我多年來見過少數擁有誠懇特質的人；慧瑜在離開中央的時候，留給我一台電暖器、一台電風扇，這兩個東西伴隨我的整個論文寫作過程，從冬天到夏天，好用極了；志豪，我的戰友，和他一起工作是最幸福的。另外，要謝謝在軍旅生涯中抽空為我繪圖的小弟聲玟，沒有他的專業，就沒有文人咖啡館位置圖。論文寫作過程中，經濟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幸而有些人伸出援手：秀華學姊熱心的介紹工作給我，使我有穩定的收入；寫作這半年，煥昌無私的愛，使我的論文能夠如期完稿；大哥聲享和大弟聲杰毫無怨尤的扛下家庭重擔，讓我可以自由的追尋自己的夢想，而我從未好好謝謝他們??。因為這些人，才有今天的我，他們都是世上最可親可敬的人，而我，如此幸運V目次緒論???????????????????????????????1第一章 台北文人咖啡館的歷史淵源?????????????????10第一節 咖啡館裡的文藝與政治?????????????????10第二節 文人與茶藝館?????????????????????21第三節 日治時期咖啡館裡的藝文活動??????????????28第二章 戰後台北文人咖啡館的興起背景???????????????40第一節 政治社會與民生經濟??????????????????40第二節 台北――現代都市生活的展演地?????????????51第三章 咖啡館裡文人活動的重要展現????????????????67第一節 文藝流域裡的咖啡館??????????????????67第二節 咖啡館裡的文藝歲月??????????????????81第四章 台北文人咖啡館之現象評析?????????????????104第一節 一個消極抵抗霸權的文化場域??????????????104第二節 文人咖啡館的消逝???????????????????114結論???????????????????????????????124參考書目?????????????????????????????127VI圖表 目 錄圖1-1：伊斯坦堡某一咖啡館內景。巴黎國立圖書館版畫部???????????12圖1-2：普羅寇普咖啡館及其著名的顧客肖像?????????????????17圖1-3：德穆蘭在佛伊咖啡館前演講?????????????????????20圖1-4：草舍煮茶圖????????????????????????????27圖1-5：《台灣日日新報》的標題???????????????????????29圖1-6：カフエートンボ 內的客人??????????????????????30圖1-7：維特開業一週年紀念照???????????????????????35圖1-8：波麗路裡面的年輕客人???????????????????????36圖2-1：洪朝明的〈迎神圖〉????????????????????????41圖2-2：黃榮燦的木刻版畫?????????????????????????43圖2-3：鵝也，〈奢侈品殺人〉????????????????????????49圖2-4：1920~1930 年代，台灣摩登男女的洋風服飾??????????????53圖2-5：國府遷台之初，報上各式強調「來自上海」的廣告???????????55圖2-6：李石樵，〈市場口〉?????????????????????????56圖2-7：堡壘咖啡館開幕之初的廣告DM???????????????????58圖2-8：文人咖啡館位置圖?????????????????????????59圖2-9：印刷廠、書店、舊書店、報館、電台的分布圖?????????????61圖2-10：茶室、咖啡館，以及冰店的分布圖??????????????????62圖3-1：雷驤，〈田園咖啡店〉????????????????????????76圖3-2：「明星」內景????????????????????????????77圖3-3：莊佳村，〈作家咖啡屋〉???????????????????????78圖3-4：莊佳村，〈1967 年代野人咖啡屋〉??????????????????80圖3-5：鄧南光，〈漢中街、峨嵋街街口〉，1948 年???????????????92圖3-6：張照堂，〈周夢蝶夢周公〉。1972 年，武昌街??????????????99圖4-1：1985 年的「舊情綿綿」咖啡廳????????????????????120圖4-2：1980 年代初期，星期天的台北市武昌街????????????????121表2-1：早期報紙中咖啡館相關負面報導表??????????????????651緒 論一、研究動機緣起二○○二年四月七日，台灣兩大報：《中國時報》以及《聯合報》，皆刊載了北市武昌街居仁堂素食餐廳發生火災，這場火災造成三名警員受傷送醫，並無大礙，但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卻大幅刊載，並且各用了一張尺寸大約５╳７的相片，如此大篇幅報導的背後，顯現出這個火災地點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地方，不然媒體大可在版面的某個角落刊載火災消息即可，畢竟這場火災並無奪取任何生命。然而，讀者所看到的是巨幅的報導，這個消息甚至佔掉《中國時報》第十二版的二分之一篇幅。發生火災的地點──「居仁堂」素食餐廳的確不是個普通的地方，它的前身是著名的「明星」咖啡館，事實上，「居仁堂」該店面即是向「明星」老闆承租的。1《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的報導中，皆描述「明星」與台灣文人的關係匪淺，《聯合報》寫道：「在五、六○年代，這棟樓吸引作家藝人聚集，包括白先勇(1937-)、三毛(本名陳平，1943-1991)都是座上常客，是早年重要文學重鎮、風光一時。」2《中國時報》更以「明星走過54 年，紀錄台北文學史」為標題，大篇幅報導「明星」與台北文學的關係。3二○○二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台北出版節「重現書街風華」活動，爲了讓市民重溫重慶南路往日的文化氣息，編印了一份「書街地圖」，而「明星」咖啡館亦被編入「書街地圖」中。同年11 月23、24 日，名為「重現明星咖啡屋及三十五元好書、舊書市集」的活動，在中山堂堡壘廳舉行，承辦單位甚至以三十年前的桌椅、杯盤等實物，重建「明星」樣貌。4從早年作家文人撰寫文章追憶「明星」，5到後來「明星」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最後在官方的關注下，「明星」被詮釋為「文學沙龍咖啡館」的象徵性地位更形確立。記得三年前，當父親得知筆者在咖啡館打工時，非常不解一個大學畢業生怎麼1 〈簡錦錐口述訪談記錄〉，未刊稿，吳美枝訪談紀錄，2003.4。2 張榮仁，〈北市居仁堂餐廳起火，消防員三傷〉，《聯合報》，2002.4.7，版8。3 蕭承訓、陳文芬，〈素食店烈焰，塵封明星煙滿樓〉，《中國時報》，2002.4.7，版12。4 馬岳琳，〈曬書飄書香，書街風華再現〉，《自由時報》，2002.11.16，版14。5 包括作家白先勇、蓉子、羅門、隱地等，都曾撰寫與明星相關的文章。2會到咖啡館工作，父親甚至一再向筆者確認：筆者所待的咖啡館到底是否為色情咖啡館。在父親的認知裡，「咖啡館」等同於「色情營業場所」，基本上父親的顧慮也反映出一般民眾對「咖啡館」的認識，翻閱六○年代到七○年代的報紙，咖啡館的相關報導以負面取向的佔了大多數，例如，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中華日報》以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篇名為「畸形發展的咖啡館」的文章，其標題為「交際花寄跡咖啡館，演變成色情交易所」。6類似的負面報導屢見不鮮，難怪父親會將筆者所任職的咖啡館聯想成「黑咖啡館」7。由此可知，咖啡館的文藝印象似乎並未深植在一般民眾心裡，咖啡館與文人的連結，也不是一開始就被確立的。作家楊照(本名李明駿，1963-)曾經寫道：「咖啡館是台北貧乏文明中的不得已，永遠成不了光榮驕傲。」對於咖啡館這樣源自西方文明的場域，他更明白表示，我們只搬來了咖啡館，其他的依然遺留在文明的彼岸。8然而一樣是對台北咖啡館的觀察，在白先勇的筆下，「明星」卻被形容為具有「沙龍」9氣息的咖啡館，10這是因為「明星」確實如此？亦或是被過度渲染呢？而「明星」的文人現象是否為台北咖啡館的特殊案例呢？是否有其他文人咖啡館曾經存在？這些文人在咖啡館做些什麼？咖啡館與文人的連結是如何呈現的？爲什麼過去報紙所呈現咖啡館形象是以色情為主而鮮少提到其文藝現象？若真如楊照所說「我們只搬來了咖啡館，其他的依然遺留在文明的彼岸」，那麼是什麼被留在文明的彼岸？基於上述的疑問，筆者試圖透過作家文人在咖啡館活動的研究，來了解台北歷史情境的轉變，探討咖啡館的文藝形象是在何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又因為何種歷史因素，導致這種咖啡館的文藝形象逐漸消失，藉此擬出咖啡館在台北的發展，並透過資料的分析、解讀，來建構台北文人咖啡館的圖像。二、研究主體的界定6 不著作者，〈畸形發展的咖啡館〉，《中華日報》，1962.1.24，版3。7 所謂黑咖啡館，係指台北的色情咖啡館。蔡策，〈正視一個怪現象〉，《中央日報》，1960.12.13，版3。8 楊照，〈只剩下咖啡館，只剩下星期一〉，《Café Monday》，台北：聯合文學，1997，頁10。9 沙龍(Salon)，最先指的是城堡裡的接待大廳，純粹被當作一種空間概念來使用，之後才逐漸和文化方面的用法接軌。沙龍的樣貌，隨著時代潮流、各時期的時代精神而呈現紛雜的特色，最廣義的角度來說，沙龍代表的是一個非目的性、非強迫性的社交形式，其凝聚點由一位婦女所構成，聚集的賓客談論著文學、哲學、科學、宗教等相關的課題。Verean von der Heyden-Rynsch原著，張志成譯，《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台北：左岸，2003，頁28。10 白先勇，〈明星咖啡館〉，《明星咖啡館》，台北：皇冠，1984，頁63。3(一)、題目的界定本論文探討的區域以台北市為主。台北市位於台北盆地的中央，其最初的形成與淡水河及其支流與密切的關係。1891 年(光緒十七年)台北改為省城，正式成為全省的政治中心，從清領、日治以至戰後，台北皆被視為全台灣政治中心，甚至是文化互動的匯簇之地，11而台灣咖啡業網絡的地域配置，從日治時代至1990 年代為止，其共同特點為：選擇經濟繁榮、商業發達和文化活動頻繁的區域作為發展空間，因此，全台的咖啡館主要位於台北市，12因此筆者擬以台北市為研究範圍。另外，文人的性質在中國有其轉變的歷程，本來是指文學之才，晚明之後吸納並消融了其他階層，所以兼具有才媛、俠士、禪客、畫師、書家、學者等內涵，即指社會中「有文化」的階層，13本論文題目所使用的「文人」，乃參考其說法，選擇以廣義的角度來界定文人，不特指文學人士，而是囊括文學、美術、戲劇、音樂等藝術領域的文化人。(二)、時間斷限本論文所設定的時間為1949 年至1989 年。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遷台，台北陸陸續續有咖啡館的開設，包括「明星」、「朝風」、「中國之友社」、「美而廉」等，這時期的咖啡館大多是隨著國府來台的人士所開設的，14同時也是文人聚集的場所。15而以1989 年為底限，則是因為這年是「明星」咖啡館結束營業的時間，楊澤(1954-)主編的《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中，詮釋了「明星」咖啡館的關閉是「台北最後一家文學咖啡屋停止營業」，16無獨有偶的，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的《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也紀錄了「明星」停業11 章英華，《臺灣都市的內部結構：社會生態的與歷史的探討》，台北：巨流，1995，頁30-31。12 高宣揚，《流行文化社會學》，台北：揚智，2002，頁171。13 龔鵬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文人階層〉，淡江人文社會學刊五十週年校慶特刊，2000.10，頁295。14 沈孟穎，〈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2。15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6 晏山農輯，〈八○年代年表〉，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頁256。4的日子，17在「明星」決定停止營業的時候，老闆簡錦錐(1932-)先生還遭到許多藝文界朋友的壓力，大家都不希望這個台北僅存的文學咖啡屋就此劃下休止符。18這一切似乎暗示「明星」的結束營業，象徵著文人咖啡館的絕跡。基於上述原因，本論文以1949-1989 為研究的時間斷限。三、研究回顧本文主要探討台北咖啡館裡的文人活動現象，因此，有必要針對咖啡館的相關研究來作回顧與檢討，其中包含兩篇單篇文章，以及十篇學位論文。(一)、單篇文章單篇文章論及台北咖啡館文化的則有高宣揚的〈台北咖啡文化的流行及其意義〉19、丘彥明的〈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的窺探〉20。其中〈台北咖啡文化的流行及其意義〉為社會學論作，主要探討九○年代之後台北的咖啡文化，並且深入剖析喝咖啡行為本身的文化意涵。作者認為喝咖啡作為一種文化活動，是喝咖啡者在這一文化行為中的物質性和精神性的綜合活動，也是他們的心態在這一社會文化行為中的共時雙向同質的外化和內化的過程。其中，在內化時往往經歷一定階段的「裝腔作勢」或「裝模作樣」，因此喝咖啡的行為作為一種文化活動也是要通過一段學習的過程，作者並且指出，對於各個喝咖啡主體自身的「裝腔作勢」，在內化過程中，由於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和喝咖啡者本人的不同心態結構，發生了不同的作用和意義。這個觀點對筆者頗有啟發，只是此文為社會學論著，其論述雖合乎邏輯推演，卻缺乏史料上的根據。至於丘彥明的〈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的窺探〉，則17 「明星」咖啡館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停止營業。「明星」從一九四九年開業，一九五九年起，詩人周孟蝶在其門口騎樓下擺設書攤。文訊雜誌社編輯，《光復後台灣文壇大事紀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5，版二。18 羅玉蓓，〈明星咖啡屋最後一夜的浪漫〉，《聯合報》，1989.12.10，版14。〈簡錦錐口述訪談記錄〉，未刊稿，吳美枝訪談紀錄，2003.4。19 高宣揚，《流行文化社會學》，台北：揚智，2002，頁158-195。20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的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174-189 頁。5羅列出1934 年以來與文人有密切關聯的咖啡館，包括波麗路、朝風、田園、明星??等十二家咖啡館，作者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親自探訪這些咖啡館的過往所在地，並娓娓道來文人在咖啡館的事蹟，全文散發著濃郁的追憶情懷，悼念著那一段消逝的歲月。本文記錄了文人咖啡館存在的現象，但文章屬性較為感性，偏向現象的表面敘述，缺乏深入的探討，同時內容有多處須待考證。(二)、學位論文研究台北咖啡館的論文屬性多樣化，有偏向研究咖啡館文化的學術論文︰沈孟穎的〈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21；以消費文化的角度來研究咖啡館的，包括范婷的〈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22、蔡文芳的〈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23；以及以消費行為的角度切入的，包括李永隆的〈台北市民咖啡與茶消費行為之研究〉24、林吟春的〈咖啡連鎖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以台北咖啡連鎖店為例〉25、林良振的〈咖啡使用度及產品涉入程度對咖啡店知覺的影響─以台北市連鎖咖啡店為例〉26、莊佳欣的〈台北市咖啡連鎖店消費者行為之研究〉27、嚴奇峰的〈台灣地區大學咖啡消費者行為研究〉28；另外還有以研究咖啡連鎖業為主的學術論文，包括何亞蘋的〈連鎖經營體系管理控制與協調機制之研究──以咖啡連鎖店為例〉29、鄭秀香的〈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之研究〉30、蕭晴宜的〈咖啡連鎖店業者與消費者21沈孟穎，〈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2。22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23 蔡文芳，〈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1。24 李永隆，〈台北市民咖啡與茶消費行為之研究〉，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25 林吟春，〈咖啡連鎖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以台北咖啡連鎖店為例〉，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26 林良振，〈咖啡使用度及產品涉入程度對咖啡店知覺的影響〉，長庚大學管理學研究所企管組碩士論文，1999。27 莊佳欣，〈台北市咖啡連鎖店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28 嚴奇峰，〈台灣地區大學咖啡消費者行為研究〉，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29 何亞蘋，〈連鎖經營體系管理控制與協調機制之研究──以咖啡連鎖店為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30 鄭秀香，〈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之研究〉，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6商店形象認知之比較研究─以台北縣市為例〉31。沈孟穎〈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作者以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理論架構，闡述台北咖啡館在台灣文藝公共領域所扮演之歷史角色，及其文化意涵與空間形式之特殊性又如何影響文藝公共領域的形構與演變。其結論認為，台北咖啡館的消費文化從1930 年到1970 年皆逃脫不了為一種儀式性的消費。人們是為了中斷日常生活的貧乏與僵化，而在咖啡館裡尋找一種想像的完美世界。咖啡館是一個有助於增進與陌生者彼此之間的互信，提供機會讓陌生者交換訊息、觀念、互相學習或是商業互助的場所，最重要的是咖啡館裡所形成的文藝公共領域，促進城市文化階級為共同的社會利益對抗統治階級。筆者對本論文有兩點看法︰第一，作者指出人們到咖啡館是為了尋找一種想像的完美世界，但是並沒有深入探討這個想像的完美世界為何？充其量只是將所謂完美世界簡化為「文藝創作的天堂」，但是文藝創作的天堂究竟是在何種的歷史情境中想像出來的？第二，作者的研究似乎是把歐洲的咖啡館文化搬到台北這塊土地，把歐洲的模式套用在台北之上。例如作者認為咖啡館裡所形成的文藝公共領域，促進城市文化階級為共同的社會利益對抗統治階級，問題在於台灣當代社會情境，有多少空間讓城市文化階級對抗統治階級？因此，筆者認為，僅僅歷時五十年的台北咖啡文化未必能和歐洲歷時三百年的咖啡文化相提並論。在台北，咖啡文化的發展被壓縮的不只是時間，其所呈現出的文化樣貌，基於時間空間的差異，必定和歐洲有所不同。范婷在〈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中，探討咖啡的文化意義形成與轉化的過程，統整了1930 年至1990 年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階段性特質，並歸結出兩大重點，第一、台灣咖啡消費風格相當多樣化，第二、台灣在變動中形成了在地化咖啡消費文化。本文提供了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大致骨幹，提點出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清晰脈絡，但是缺乏歷史學的方法，導致全文在歷史脈絡的掌握方面顯得力道不足。例如作者所使用的資料多為報章雜誌，未能擴大歷史文獻的種類與範疇，導致其論述無法深入文化內裏，對於現象的成因也著墨不深，實為可惜。蔡文芳的〈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認為必須將跨國娛樂資本在台北市的空間分布與消費活動的擴張現象，當作是全球化現象的一部分，然後再來進行社會文化經濟的分析。作者援用了文化全球化、世界城市31 蕭晴宜，〈咖啡連鎖店業者與消費者商店形象認知之比較研究─以台北縣市為例〉，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碩士論文，2002。7理論、消費文化與認同理論、新零售地理學、以及D.Massey 所提出之空間理論來作為研究及論述的基礎背景。其結論認為台北是一個另類的世界城市，雜異的都市消費空間。作者在本文提出一個很好的觀點，即是將台北放置在全球的發展脈絡中來進行觀察分析，可是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本文的推論過於依賴理論，而論述往往流於邏輯上的推演，說服力不足。至於李永隆的〈台北市民咖啡與茶消費行為之研究〉、林吟春的〈咖啡連鎖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以台北咖啡連鎖店為例〉、林良振的〈咖啡使用度及產品涉入程度對咖啡店知覺的影響─以台北市連鎖咖啡店為例〉、莊佳欣的〈台北市咖啡連鎖店消費者行為之研究〉、嚴奇峰的〈台灣地區大學咖啡消費者行為研究〉等五篇學術論文，清一色是出自於商學院研究所學生的作品。大多以其專業資料處理的知識、商用理論，並結合問卷來分析咖啡消費者的生活型態、消費動機、購買之評估準則、消費頻率、品牌、購買地點，進而探求各變數間可能存在之關係，其目的在求進一步了解消費者，以為擬定行銷略、實務之參考。這些論文提供筆者一種趨近於客觀事實的證據，有利於筆者了解台北咖啡消費文化的轉變是如何導致文人咖啡館消逝的問題。而何亞蘋的〈連鎖經營體系管理控制與協調機制之研究──以咖啡連鎖店為例〉，選擇咖啡連鎖店為實證研究的對象，以瞭解咖啡連鎖業者採行不同之管理控制與協調機制，配以直營店與加盟店之差異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鄭秀香的〈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之研究〉，以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為主題，旨在了解目前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之現況。蕭晴宜的〈咖啡連鎖店業者與消費者商店形象認知之比較研究─以台北縣市為例〉，則結合廠商與消費者兩方面的研究，比較咖啡連鎖店業者所欲呈現之商店形象與消費者所認知之形象，並探討消費者生活型態及人口統計變數等特徵對商店形象認知之影響。這些學術論文研究，有助於筆者對咖啡業者的經營模式進行初步的認識與了解。綜觀台灣咖啡館的研究，可以發現各個領域專司其長，透過不同的角度與觀點對台灣咖啡館文化進行研究，也達到一定數量的成果，包括台北咖啡館文藝現象存在的證實、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階段性特質、跨國企業進駐台灣的現象分析、以及咖啡館實際經營層面的統計分析等，但是獨缺歷史領域的專門研究，對於與咖啡館相關的人、事、時、地、物也欠缺追究考證，以至於無法對咖啡館的演進有更詳盡8的了解，尤其無法更深刻的發現「人」在其中的地位究竟為何？因此，筆者想要透過文人在咖啡館的活動情況，來了解文人咖啡館的時代意義。四、資料運用與研究方法咖啡館的研究在台灣是尚待開發的範疇，許多咖啡館的相關敘述依舊散落在文學作品、回憶錄以及報章雜誌中，有待長期的資料探索與文獻考證。因此，筆者首先透過文學作品、回憶錄及報章雜誌來建構咖啡館的樣貌。其中包括白先勇、隱地(本名柯青華，1937-)、子敏(本名林良，1924-)、雷驤(1939-)、陳映眞(0937-)??等作家都曾寫下關於咖啡館回憶；其次，小說作品也常以咖啡館為事件發生的空間場域，其中的意涵值得解讀，包括林懷民(1947-)、張系國(1944-)、劉大任(1939-)、季季(本名李瑞月，1945-)??等作家的作品中都可發現咖啡館蹤跡。另外，報紙往往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現狀，其中有關咖啡館報導也有可觀之處。除了文字資料外，筆者也會實地採訪相關人物，透過口述歷史訪談的進行，追索當年親臨文人咖啡館相關人物之感知經驗，以便能蒐集更具體的一手資料。之前有幸訪問到「明星」咖啡館經營者簡錦錐先生，對筆者進入文人咖啡館的歷史場域有很大的助益。研究方法部分，本論文的研究途徑以歷史研究法為主，著重史料分析的文獻研究，配合文化地理學的角度，以微觀方式探索日常生活的各種現象，並關切空間被利用的形式，以及人群在空間中的分布，認為只有把文化鑲嵌於真實生活情境中，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才能夠加以理解。32本論文將以此角度為出發點，透過戰後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情境，來探討文人咖啡館存在的社會意涵。另外，文化地理學中關於文學地景的概念，指出文學是社會的產品，不僅在客觀知識外提供情感性的對應部分，文學也提供了體察世界的方式，展示品味、經驗與知識的廣闊地景。但是，文學並非映照著世界的鏡子，而是複雜意義蜘蛛網的一部分，任何個別的敘述都會與其他文本互動。現在，所謂文本不限於文學，也可能出現在其他媒體，或是不同的文學類型，例如官方文書、廣告傳單??等。33因此，本文擬以文學作品為主要史料，並搭配評論、報告、報導等文類，解讀各種文本時，32 Mike Crang，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1-4。33 Mike Crang，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頁57-76。9也會查閱政府文獻與法令等來作對照，才能避免陷入缺乏背景知識的論述。五、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本論文架構除緒論、結論外，其他章節主要是探討從1949 年至1989 年台北咖啡館與文人活動的關係，並論及咖啡館其他相關社會現象。首先探討文人咖啡館的歷史淵源，回溯自咖啡館誕生地阿拉伯世界，接著討論歐洲文人咖啡館，最後論及日治時期的咖啡館文化現象。其次討論戰後初期台北文人咖啡館興起的背景，再來是透過文人的相關作品文獻來一窺咖啡館裡文人活動的內涵，最後將咖啡館文人活動現象與社會背景連結來進行討論分析，並試圖透過歷史背景來了解文人咖啡館的消逝沒落。第一章首先簡述咖啡館在阿拉伯世界以及西方世界的樣貌，主要以文人聚集的狀況為主軸來討論，此外，在漢人社會裡，「茶藝館」也是一個可以凝聚文人的場所，本章也將初步探討文人在茶藝館裡的活動，以釐清台北文人咖啡館是否也蘊含了傳統的茶藝館文化。最後則是討論日治時期咖啡館裡的藝文現象。第二章則是敘述1950-1970 期間的政治社會與民生經濟現象，以及台北都市發展與外來文化滲透的過程、並申論文人咖啡館的位置分布與都市發展的關係，最後討論咖啡館的色情現象及其黃色形象，以便能全面掌握戰後文人咖啡館興起的背景。第三章首先概述1950-1970 年代間的文藝風潮，接著透過文藝作品中的咖啡館紀錄，重新鋪陳文人咖啡館風景、咖啡館的氛圍轉化，以及文人在咖啡館內的活動情況，並將文人咖啡館相關文獻置於整個時代情境下來檢視，才能掌握文人咖啡館在台北這個特定場域下的存在形式與存在意涵。第四章，筆者即將分析文人咖啡館在藝文界的象徵地位，並將之放置在整個歷史情境的脈絡下來檢視，方能了解文人咖啡館在特定時空中的功能作用，及其在文人心目中的意義為何；最後將要探討文人咖啡館是在如何的時空情境下被迫絕跡於台灣社會，期能透過這些分析，來了解文人咖啡館的存在，與官方政策、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10第一章 台北文人咖啡館的歷史淵源今日台北市咖啡館林立，喝咖啡似乎是日常的一部分，無關乎身分地位，然而，在早期，喝咖啡通常被視為是附庸風雅的行為，白先勇曾說在台北上咖啡館是一種奢侈，「有點洋派，有點沙龍氣息。」34蓉子(本名王蓉芷，1928-)則認為「明星」具有歐洲文藝沙龍的氣息。35《聯合文學》於1985 年企劃製作了〈咖啡屋文學錄〉專題，將巴黎咖啡屋視為台北文學咖啡館的源流。36台北市文化局編印的《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中的「庶民記憶篇」，作者艾瑪提到從高中到上班後，一直習慣去的「上上」咖啡屋，是她心目中的小巴黎，更喚它是「上上小巴黎」。37由此可推知，歐洲咖啡館及沙龍的文藝象徵，曾是台北咖啡館的精神指標，因此本論文有必要簡述咖啡館在西方世界的樣貌，並簡單介紹沙龍，更進一步追溯咖啡未到達西方世界以前，其在阿拉伯世界被飲用的方式，及其咖啡館文化的輪廓。另外，在漢人社會裡，也存在著一個可以凝聚文人的場所，此即為「茶藝館」，本章也將初步探討文人在茶藝館裡的活動，以探索台北文人咖啡館是否也蘊含了傳統的茶藝館文化。此外，日治時期起，台北始有咖啡館的設立，本章也將簡述日治時期的咖啡館，主要針對咖啡館裡的藝文現象來做討論。第一節 咖啡館裡的文藝與政治一、阿拉伯世界裡的「智慧學院」十七世紀中，咖啡自東方傳入西方，在此之前，咖啡已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日常飲品。有關咖啡的起源，目前歷史學家及植物史學家所肯定的是，咖啡豆的原產地應是位於現今的衣索比亞高原，當地人習慣以嚼咖啡豆而非以沖泡方式來提神。38有些研究結果認為咖啡的栽種可追溯到西元575 世紀的阿拉伯地區，但實際上仍沒有確切史料可以證明這一點。至於是誰發現了咖啡樹並開始食用咖啡，目前記載於咖34 白先勇，〈明星咖啡館〉，《明星咖啡館》，台北：皇冠，1984，頁63。35 蓉子，〈「明星」在回憶中的投影〉，《光華》，15：2，1990.2，頁106。36 聯合文學企劃，〈咖啡屋文學錄〉，《聯合文學》，1：4，1985.2，頁164。37 艾瑪，〈我的小巴黎〉，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184。38 David T. Courtwright 原著，薛絢譯，《上癮五百年》，台北：立緒，2002，頁19。11啡書籍中的說辭尚屬傳說，並非專業研究的定論，39不過，關於「coffee」字源始自阿拉伯語「qahwa」，由此可以推知世界上最早飲用咖啡的應該是阿拉伯民族。之後土耳其人將其轉成土耳其發音「kahwe」，較接近今日咖啡的發音，威尼斯商人又把「kahwe」改成義大利文的「caffe」，法國人則稱為之為「cafe」，最後英國人則將其改為「coffee」。40大約在十四或十五世紀之時，咖啡自衣索比亞傳到葉門，一位埃及的記事者說：「本(十六)世紀之初，有消息傳到我們埃及這裡，說有一種叫『qahwa』的飲品，在葉門流行，蘇非教派的教首(shaykhs)以及其他人士，在做敬拜功夫的時候，用它來支持不睡??。」41根據記載，麥加聖城在一五一一年已開始飲用咖啡，全世界最早的咖啡屋――卡奈咖啡屋(Kahveh Khaneh)即是由兩名敘利亞人於十五世紀末在麥加開設的。42咖啡即是從此地向四方傳播開來，眾多往來朝聖的回教徒將咖啡向西帶到埃及、敘利亞，與卾圖曼國腹地，向東則帶到伊朗。43一五三六年卾圖曼土耳其帝國佔領葉門，當地的咖啡栽培業頗具規模，土耳其人利用葉門豐富的咖啡豆資源，大肆出口賺取暴利，更嚴禁生豆出口，凡出口的咖啡豆都是熟豆，無法在他國萌芽生長，卾圖曼土耳其帝國就這樣壟斷全球咖啡豆市場數百年，44直到十七世紀初，咖啡豆才在威尼斯商人以及荷蘭商人的推波助瀾下，正式引進西方世界。十五世紀中葉以前，咖啡主要被用在宗教場合及醫療方面，使用者僅限於修士、僧侶及醫生們。因為咖啡因具有提神醒腦的作用，在宗教儀式中使用可避免信徒因為漫長儀式而睡著，在醫療方面則被用來治療消化不良的問題。45咖啡在阿拉伯世39 關於咖啡的傳說有回教文化中的「卡爾迪發現說」、「歐瑪爾發現說」、「神賜旨意說」，以及基督教文化為了反駁咖啡源自阿拉伯地區而創造出的種種傳說。回教世界的傳說主要是敘述某人如何在無意間發現咖啡的神奇功效，足以令人精神亢奮，因而開始飲用咖啡。而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學者或是信奉歐洲中心論的西方學者，則試圖將咖啡歷史追溯到聖經或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16-23。40 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7-8.41 Bernard Lewis 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台北：麥田，1998，頁247。42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6。43 Bernard Lewis 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台北：麥田，1998，頁247。44 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8.45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16-23。12界未成為大眾流行飲料前，主要在咖啡聚會廳(K’hawah)裡被使用，這個空間原本是一種私人且具有宗教意味的聚會場所，同時發展出回教特有的宗教儀式。一位旅遊作家William Palgrave 在其著作《一年的旅行故事》中曾描繪阿拉伯地區的古老咖啡聚會廳：「K’hawah 是個高約二十英呎，長約十五英呎，寬約十六英呎的矩形大廳。」在這樣的空間裡，主人會用固定且繁複的儀式招待來訪的客人，客人也要遵守並履行儀式才能飲用到咖啡。後來，咖啡聚會廳發展成販售咖啡的咖啡屋時，咖啡的飲用模式才由嚴謹轉為悠閒。46伊斯坦堡內的咖啡屋被稱作「智慧學院」，因為有許多教育水準較高的文人會來此聚會，並談論種種文化議題，一旁還會有音樂家彈奏樂器，咖啡館經常呈現出歌舞昇平的景象。47不過，咖啡屋的特色通常是透過常客來表現的，Kasters Niebuhr 在《描述阿拉伯》一書中，曾提到大馬士革的某家咖啡屋，常有職業朗誦者在固定時間說故事，並會由聽眾的品味來決定故事內容，有時還會請聽眾編寫故事結尾。48圖1-1：伊斯坦堡某一咖啡館內景。巴黎國立圖書館版畫部。資料來源：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台北：貓頭鷹，1999，頁217。隨著十五世紀末卡奈咖啡屋(Kahveh Khaneh)的開設，阿拉伯世界陸陸續續有咖啡館的設立，咖啡的飲用也逐漸世俗化。一五三○年大馬士革有玫瑰咖啡屋(Cafe of46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46-47。47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48。48 Roden Claudia 原著，常慧譯，《咖啡的故事》，台北：聯經，1998，頁10。13the Roses)，一五三二年阿勒波有救世之門咖啡屋(Cafe of the Gate of Salvation)，一五五四年卾圖曼土耳其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有卡內斯咖啡屋(Kahveh Kanes)，這家咖啡屋所帶領出的風潮，使君士坦丁堡內其他咖啡屋也競相以豪華的裝潢來吸引顧客。49咖啡屋何以在阿拉伯世界盛行，據Bernard Lewis 的觀點，是因為回教禁絕酒精飲料，因此，在中古回教徒的城鎮生活中，沒有西方世界的酒館或類似的場所，咖啡屋於是填補了這項空缺。歐洲人最早談到有關中東咖啡屋的文獻，往往語帶嫌惡，梵蒂岡駐伊斯坦堡的使節Morosini 曾於一五八五紀錄下他對伊斯坦堡咖啡屋的觀察：「這些人全都挺卑下的，打扮俗氣，沒什麼進取心，就這麼樣，成天發呆殺時間。所以，他們就是一直閒坐在那兒，要找點樂子，就在公共場所、在商店裡、在街頭巷尾，猛喝一種褐色的液體，滾燙到他們所能容忍的程度，那是從一種他們叫做『咖啡』的種籽裡榨出來的。」50這樣充斥著西歐中心論的鄙夷語調不是唯一，也散見於其他遊記中。但是，這些飲用咖啡的東方人，真如西方人筆下般散漫度日嗎？回教聖城麥加的總督貝格(Khair-Beg)發現市面上諷刺他的詩文竟是從咖啡館流傳出來，大怒之下決定查禁咖啡，51麥加於一五一一年禁止消費咖啡，一五二四年又再次禁止，一五五五年咖啡出現在伊斯坦堡後，也是週期性的遭到官方的禁止。52人們到了咖啡館不光是喝咖啡，也是為了聚會交流，暢言爭辯，隨著咖啡館行業的日漸發達，難免引發當局政府和宗教團體的警覺，前者怕人們在咖啡館裡秘密謀反，後者則關心咖啡這種提神飲料是否合乎回教律法。素壇穆拉德四世(Murad Ⅳ)即曾下令禁用咖啡和菸草，還處死不少癮君子和咖啡客。53君士坦丁堡的帝王擔心咖啡館民眾的反動言論，會影響帝國擴張領土的作戰士氣，下令關閉咖啡館，只要喝咖啡被逮到，就得挨棍子，若再犯就會被裝進皮革袋子裡，丟入柏斯普魯斯海峽。54今日的阿拉伯世界仍是咖啡館林立，咖啡館角落通常擺放收音機或是電視，坐49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26。50 Bernard Lewis 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台北：麥田，1998，頁248-249。51 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8.52 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台北：貓頭鷹，1999，頁218。53 Bernard Lewis 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頁14。54 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8.14在裡面的多是男人，他們通常是刁著煙，看著報紙或是下棋。這些窩在咖啡館的人，看起來和歐洲或地中海國家咖啡館裡的人並無多大差異，然而他們卻和五十年或一百年前坐在同一地點的祖先，有著天壤之別。在他們身上可以輕易的發現來自西方世界的影響，包括服裝、飾品，還有桌子椅子等。55咖啡館在全球的擴散和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休戚與共，56伴隨著西方文化的擴張，咖啡館的設立似乎成為全球追求西方現代性腳步的方式之一，而這股潮流反而逆流到阿拉伯世界――這個首先飲用咖啡的民族，也難敵西方文化的強勢作風。二、歐洲在咖啡桌上「甦醒」咖啡於1615 年抵達威尼斯，1643 年出現在巴黎，傳到倫敦的時間可能是1651年，57但是，在1650 年以前，咖啡仍被視為奇異飲品，主要被當作昂貴的藥材，只有上流社會才消費得起，58以巴黎為例，咖啡首先受到宮廷貴族的注目，和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有很大的關係。「凡爾賽宮」不僅僅是一棟建築物，還包括一個社交生活的世界，國王在凡爾賽宮裡的所有行為都是觀眾注視下的表演行為，59其中路易十四的「咖啡宴會」60更使得飲用咖啡成為一種新的流行，對宮廷貴族階級來說，喝咖啡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麼喝，這個過程提供了他們展示優雅、高貴和超凡品味的大好機會，在同一時期，中產階級對咖啡卻抱持截然不同的觀感，他們感興趣的不是喝咖啡的形式，而是咖啡這種飲料本身在生理學上的特性和功效，其中最為人注意的功效是讓人「保持清醒」和「醒酒」。61咖啡未傳到歐洲以前，酒55 Bernard Lewis 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頁6-13。56 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頁222。57 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頁218。58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42。59 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許綬南譯，《製作路易十四》，台北：麥田，1997，頁109。60 1669 年，來自土耳其的大使蘇利曼˙阿格拜見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不改「太陽王」作風，將這場秘密晉見，公開曝光在凡爾賽的宴會上，並且公然侮辱這名東方使者。晉見結束後，蘇利曼˙阿格沒有立即返國，而是在巴黎市區租下一座豪宅，並用其家鄉那套繁複的「咖啡儀式」來招待每一位到訪的客人。蘇利曼˙阿格的咖啡儀式和聲名傳回了凡爾賽宮，路易十四於是招喚蘇利曼˙阿格，並要求他在宮廷宴會上展現沖煮咖啡的繁複儀式，凡爾賽內這場成功的「咖啡宴會」，使得咖啡頓時成為當時巴黎上流社會中人們閒聊時的主要話題。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36-39。61 Wolfgang Schivelbusch 原著，殷麗君譯，《味覺樂園――看香料、咖啡、菸草、酒、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台北：藍鯨，2001，頁21-23。15精飲料一直是歐洲日常用餐的一份子，咖啡到來後被視為一種醒酒飲料，將昏沉的人們從酒精的麻痺中喚醒，下面這首1674 年出版的佚名詩即可說明：當那危險葡萄的甜美毒藥對世界造成全面的破壞淹沒我們的理性和靈魂在那如潮汐般一大杯又一大杯的深沉海洋之中，當那曾經佔據我們腦袋，讓人迷濛糊塗的麥酒登上蒸氣隆隆的巨大火車離去，天憫我也??馬上送給我們這個萬靈果，咖啡來到，這黝黑而有益身心的液體，醫治疼痛的胃，讓天才思路更加敏捷，增進了記憶力，擺脫悲傷，振奮了精神，不再瘋狂??62德國史學家Wolfgang Schivelbusch 認為咖啡會在17 世紀這個時間點上完全插足歐洲文化之中，和咖啡的的醒腦功效有很大的關係。17 世紀是理性主義的時代，當時逐漸興起的中產階級份子，和前幾個世紀的人民，在心靈層面及實質生活上都有所區別。以前的人民大多從事勞動工作，場所多在室外，但是中產階級開始運用腦袋來工作，地點主要位於室內，工作姿勢通常是坐著的。這種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將會影響整個社會的運作機制，在這層關聯上，咖啡的功能就像是一種歷史性的重要藥劑――咖啡可以刺激心靈，使人保持清醒，以確保工作時間的增長及工作效率的提升，理性主義的原則藉由咖啡進入人類的身體，使得一個理性的、中產階級的、積極的身體出現了。63除此之外，歷史學者Jules Michelet 則認為在許多十八世紀振奮人心的文學藝術成就上，咖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他的《法國歷史》(Historie62 Wolfgang Schivelbusch 原著，殷麗君譯，《味覺樂園――看香料、咖啡、菸草、酒、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頁35-36。63 Wolfgang Schivelbusch 原著，殷麗君譯，《味覺樂園――看香料、咖啡、菸草、酒、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頁41-44。16de France)一書中寫道：「除了咖啡，沒有其他東西能讓法國人更加妙語如珠、口若懸河，思緒更加泉湧而出。毫無疑問的，人們形成一個重要的新習慣，氣質也隨之改變，這種輝煌而又幸福的革命性演變必須歸因於咖啡的興起。」64在啟蒙時代，沙龍和咖啡館這些較非正式的組織，在思想的溝通上都起了部分作用，65而咖啡同時是這兩種空間的重要飲品。盛行於歐洲上流社會的沙龍，是一種非強迫性的社交形式，其凝聚點由一位婦女構成，這名婦女通常是宮廷貴族的一份子，來到沙龍裡的顧客，往往必須投女主人所好。66狄德羅說：「我們不停地與她們(沙龍女主人)談話，我們希望她們傾聽，我們害怕使她們厭煩，由此我們發展出一種簡明的自我解釋方式，它由對話而成為風格。」67交談在沙龍裡被視為社交活動的一種精緻藝術，儘管言談內容在文學、哲學或政治領域中不斷轉換，但客人必須以精緻言詞來傳達思想，這是沙龍活動中一項重要且持續出現的藝術性元素。68沙龍講求形式，以及沙龍人在語言、肢體動作上的修飾，雖然營造出沙龍文化特有的優美與高雅，卻也因此犧牲了深論思想以及探索思想的自由。進入沙龍以前要靠介紹或是得到女主人的認可及邀請，但是想要進入咖啡館就不需要這些，咖啡館向所有人開放，不限制其信仰、宗派或地位，在18 世紀的倫敦咖啡館，只要在櫃檯付一個便士，就可以自由的作為一個平等者參加辯爭、討論。69咖啡館在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的知識生活上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倫敦的道格拉斯咖啡館(Douglas’s Coffee-House)和瑪林咖啡館(Marine Coffee- House)有數學演講；查爾德咖啡館是書商和作家集會的地方；韋爾斯咖啡館(Will’s Coffee-House)是詩人德來敦及其友人集會的地方。在巴黎，1689 年開設的普羅寇普咖啡館(Procope)，是狄德羅及其友人聚會的地方。70除了文人聚集的現象，咖啡館也是訊息流通的場所，法國復辟時期，單張零售的報紙是禁止出售的，人們只能訂閱，那些無法支付高價八十法郎訂一年報紙的人，只好去咖啡館，那裡經常是好幾個人湊在一起讀一64 Klaus Thiele-Dohrmann 原著，林珍良譯，《歐洲咖啡屋》，台北：聯經，2003，頁233-234。65 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台北：麥田，2003，頁99。66 Verean von der Heyden-Rynsch 原著，張志成譯，《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台北：左岸，2003，頁28。67 Lewis Coser 原著，郭方等譯，《理念的人》，台北：桂冠，1992，頁15。68 Verean von der Heyden-Rynsch 原著，張志成譯，《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頁28。69 Lewis Coser 原著，郭方等譯，《理念的人》，頁15-21。70 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頁99-100。17份報紙。71咖啡館的主人為了吸引顧客，往往會在店裡放一些報紙及雜誌，間接的鼓勵了大家討論新聞，今日所謂的「輿論」，就是這樣開始的，咖啡館的這項特質――鼓勵了口頭與印刷品雙重的溝通，使其成為歐洲重要的「知識中心」之一。72圖1-2：普羅寇普咖啡館及其著名的顧客肖像。(從左上角起按逆時針方向：布豐、吉培爾、狄德羅、達朗貝爾、瑪蒙台爾、勒坎、尚-賈克˙盧梭、伏爾泰、比隆、霍爾巴赫。)資料來源：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台北：貓頭鷹，1999，頁219。三、巴黎咖啡館裡的理性與激情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巴黎咖啡館開始流傳著「上流社會代表的是特權，而咖啡館代表的是平等。」這句口號，咖啡因此被當時的巴黎人視為「民主之飲」，喝咖啡也逐漸由原屬文人雅士或貴族階級的流行文化，轉變為巴黎人的日常生活習慣，巴黎咖啡館裡的作家群也透過咖啡館將其所要表達的知識意念傳送到巴黎人民的耳裡，間接埋下法國大革命的種子。73譬如1746 年開始，以狄德71 Walter Benjamin(班雅明)，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北京：三聯，1989，頁44。72 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頁100-111。73 咖啡館在巴黎逐漸成為市民集會的地點，小偷、流浪漢也以此為避難所，巴黎市政府並非沒有注意到咖啡館引起的效應，1695 年，巴黎市政府即曾頒布一項咖啡館禁令，要求巴黎所有咖啡館必須實行宵禁。1720~1789 年，政府更嚴加規定巴黎咖啡館在冬天必須於晚上九點結束營業，夏天則必須在晚上十點結束營業，另外，士兵、流浪漢、乞丐、娼妓則被禁止進入咖啡館，並且每個星期日或有彌撒的節慶時，咖啡館不准供應飲料。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78、82。18羅(Denis Diderot,1713-1784)為首的知識份子便聚集在普羅寇普咖啡館裡籌畫商議並著手撰寫《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技藝詳解辭典》(Encyclopedie ou dictionnaireraisonne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etiers, par une societe de gens de letters)，此書的作者群幾乎是法國學術界各領域中心思想學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孟德斯鳩(Baron de La Brede et de Montesquieu,1689-1755)、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內克(Jacqes Necker,1732-1804)等人，他們均會定期到普羅寇普咖啡館聚會討論，或獨自來此埋首寫作。74《百科全書》的內容蘊含著當代哲士們所有的基本思想，包括理性的重要、人類進步、追求此生歡愉的觀念、以及對宗教權威的抨擊等，75也因此遭到國王及教皇聯手禁止出版商發行，出版商被迫宣布將退款給事先預定的讀者，但是竟然沒有讀者前往領取退款。狄德羅退一步答應政府只出版不會引起爭議的插圖，《百科全書》才得以在1762 再度恢復出版。該書出版後在歐洲產生巨大的迴響，其內容充實，實用性強，因而在民間擁有廣大的讀者群。《百科全書》的出版現象，反映出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整個法國結合文人、出版界及閱讀群眾的文化氛圍。76文人作家的多產、出版業的興盛以及閱讀群眾的增加，建構出法國革命前夕的文化現象，從巴黎咖啡館流傳的書報及小冊子來看，不難發現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等哲士的思想言論是如何影響著歐洲人民的心靈，他們除了是哲學家外，還是政治評論家與宣傳家，其宣揚人類的理性是一切組織的標竿，77對法國人影響尤深，法國大革命前夕，一本名為《一個法國公民的吶喊》的言論小冊寫道：「當人類的權利瀕臨危險邊緣時，激情或狂熱就是理性的本質，此時，唯有冷漠是瘋狂的。」78顯見啟蒙哲士的思想確實將人民喚醒了。正當塞納河左岸的咖咖館在啟蒙哲士的知識薰陶下沸騰不已，河右岸的咖啡館74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95-96。75 J.H. Shennan 原著，孫慧敏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台北：麥田，2000，頁107。76 法國的出版業在1750 年以後蓬勃發展，這是由於印刷術的進步，書籍的價錢也逐漸降低，發行量也相對增加，加上教育日漸普及，因而產生為數較多的讀者群，但這不代表出版業已自由化，事實上法國社會當時存在的書報檢查制度，一直是王權或教會箝制人民思想的手段。例如伏爾泰的一生幾乎都活在作品被查禁、被迫流亡海外或被教會及警察追捕的處境中；孟德斯鳩在日內瓦出版的《論法的精神》也遭到教會的強烈抨擊；狄德羅也因其無神論思想而鋃鐺入獄，但也因為這樣的迫害，使得這些文人打破思想差異而尋求一種結盟，以共同對抗沒有思想與寫作自由的社會。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90-96。77 J.H. Shennan 原著，孫慧敏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台北：麥田，2000，頁104。78 Norman Hampson 原著，王國璋譯，《法國大革命》，台北：麥田，1998，頁59。19也蓬勃發展起來，尤其是皇家宮殿區(Palais Royal)附近，該區是由皇家宮殿、皇家宮廷花園，及環繞花園周圍的拱型迴廊所組成的公共空間，79自1780 年起，菲利普公爵(Philipps von Orleans)向公眾開放了這座宮殿花園，使其成為人人都可以在此發表演講的公共輿論場所，同時也是一塊警察不得入內的私人領地，巴黎民眾因此獲得一個可以不受王權轄制的公共空間，不久花園的拱廊兩側開設了許多咖啡館，熱衷政治事務的知識精英在此一邊喝咖啡一邊談國事，無形中啟發了民眾的政治意識。阿瑟˙楊(Arthur Young,1741-1820)曾生動的描繪他在1789 年來此所看到的情景：「咖啡館被人群裡裡外外擠得水洩不通，演說家站在椅子或桌子上滔滔不絕，群眾則翹首擁立門邊，或屏息趴在窗上，張著嘴巴全神貫注的聽著。」80該區的咖啡館與書店成為資訊與謠言的交換所，也是獲取最新消息與討論最新意見的地點，「演說者對現任政府大肆韃伐贏得聽眾的共鳴與如雷掌聲，是我所難以想像的，我對政府居然允許這種煽動反叛的據點與溫床存在極為驚愕??這似乎是瘋狂的??。」阿瑟˙楊於於1789 年6 月9 日如此寫道。811789 年7 月，整個巴黎開始騷動起來，事實上，在大革命前夕，巴黎所有咖啡館內的活動都是相當活耀的，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是皇家宮殿裡，革命領袖經常出入的佛伊咖啡館(Cafe de Foy)。7 月12 日巴黎的空氣謠傳著路易十六(Louis ⅩⅥ，1754-1793)將以極端手段開除人民唯一信任的大臣內克，因為路易十六認定內克是巴黎動亂的根源。大約九點左右，巴黎的城牆貼上以國王之名的巨型海報，要求巴黎市民安靜的待在家裡，並且不要被穿越城中的軍隊驚嚇到。對於這樣的情況，激動的巴黎人根本不理會，反而聚集在巴黎城內的咖啡館或酒吧，其中又以皇家宮殿區所聚集的激動群眾為數最多，德穆蘭(Camille Desmulins,1760-1794)就在此時跳上佛伊咖啡館外的桌上，對著聚集的民眾大聲疾呼：「市民們！行動的時刻已經到來！???我們唯一得救的希望，就是起身戰鬥！」82巴黎人此次的揭竿起義，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兩天後，巴士底監獄被巴黎市民攻陷，法國大革命於是爆發。因此，法國大革命可說是由咖啡館的集會中醞釀出來的，而佛伊咖啡館則是革命肇端的第一現場。8379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96。80 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台北：淑馨，1993，頁259。81 William Doyle 原著，蔡百銓譯，《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台北：編譯館，1995，頁150-151。82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107-108。83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109。20圖1-3：德穆蘭在佛伊咖啡館前演講圖片來源：Norman Hampson 原著，王國璋譯，《法國大革命》，台北：麥田，1998，頁87。法國史學家米希列(Jules Michelet,1789-1874)在其著作中如此描述咖啡館在法蘭西社會中的角色：「咖啡，使想像力清晰，並照亮事物的真相；而被用來理性控制性慾的咖啡，最終卻也成為刺激性慾的興奮劑！??布豐、狄德羅和盧梭他們喝的是聖多明哥濃烈咖啡，這咖啡的濃郁使這些作家熾熱的心靈隨著加溫，而這些日復一日在普赫寇普咖啡館聚集的新思想提倡者，將其敏銳具洞察力的觀念思想滲入到咖啡裡，並啟發了法蘭西歷史上革命的年代。」84在歐洲，咖啡館是高雅人士和閒人的聚會地點，同時也是窮人的避難所。18 世紀中葉起，咖啡消費量猛增，而且不限於巴黎和法國，這是因為歐洲自己組織了咖啡生產，布勞岱爾的研究指出，18 世紀巴黎咖啡館的數量高達700 到800 家，咖啡館的普遍設置以及咖啡產量的不虞匱乏，使得咖啡的價格基本上維持穩定，成為一般平民消費得起的飲料，85咖啡館也因此成為三教九流的聚集場所。一本當時的宣傳小冊子描繪了咖啡館內的情景：「當你有一杯混合飲料時，你的夥伴也有，因為每一個人似乎都是一個平等派，是作為普通人加入的，不在乎地位和等級，所以你經常可以看到一個愚蠢的紈褲子弟和一個值得尊敬的法官，一個自命不凡的傢伙和一個舉止得體的公民，一個有道德的律師和流浪的扒手??，所有的人混在一起，組84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111-112。85 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頁220-222。21成一個不成體統的大雜燴。」861840 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常在巴黎咖啡館裡聚會，為了被資本家剝削的無產階級，擬定撰寫其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共產主義宣言》。87海明威於1921 年來到巴黎，並時常窩在咖啡館裡寫作，在他眼中，20 世紀初期的巴黎咖啡館依舊是龍蛇雜處，「咖啡館裡有才下班的模特兒，有工作到夜幕降臨的畫家，有酒鬼，有一些叫得出名號的人，他們其中有幾位是我認識的，有幾位則純屬冒牌貨。」88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在咖啡館的交相滲透，影響整個歐洲文化甚深，只是，咖啡館隨著西方世界的擴張而傳到全球各地――尤其是台北的時候，咖啡館是否保有其在歐洲社會的特質？這個問題留在後面討論。第二節 文人與茶藝館一、漢人飲茶空間1950 年代在中國演出造成轟動的三幕話劇《茶館》，其劇本出自作家老舍(原名舒慶春，1899-1966)之手，該劇敘述了三個時代的茶館生活，寫活了清末民初市井小民的生活，並概括了從清末到抗戰勝利以後長達五十餘年的歷史流變，老舍並以下列文字生動描繪了清末民初的茶館：在這裡，可以聽到最荒唐的新聞，如某處的大蜘蛛怎麼成了精，受到雷擊。奇怪的意見也在這裡可以聽到，像把海邊上都修上大牆，就足以擋住洋兵上岸。這裡還可以聽到某京劇演員新近創造了什麼腔兒，和煎熬鴉片烟的最好的方法。這裡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個出土的玉扇墜兒，或三彩的鼻煙壺。這真是一個重要的地方，簡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89老舍筆下的茶館，是所謂大眾化的飲茶空間，這裡的消費不高，聚集了三教九流的人物，大體看來頗似西方世界的咖啡館，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茶館》中以簡86 Lewis Coser 原著，郭方等譯，《理念的人》，頁22。87 W. Scott Haine.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1.88 Ernest Hemingway(海明威)原著，《流動的饗宴：海明威巴黎回憶錄》，台北：九歌，1999，頁24、130。89 老舍，《茶館》，板橋：駱駝，1999，頁17。22單的文字描述舞台佈景，其中特別強調茶館中的條規：「莫談國事」。屋子非常高大，擺著長桌和方桌，長凳與小凳，都是茶座兒。隔窗可見後院，高搭著涼棚，棚下也有茶座兒。屋裡和涼棚下都有掛鳥籠的地方。各處都貼著「莫談國事」的紙條。90相較於咖啡館在西方世界扮演啟蒙教室的角色，茶館在中國倒比較像是真正休息的場所，而飲茶通常被視為是清尚的表現。91中國自古即有飲茶習俗，正當16 世紀咖啡逐漸普及於阿拉伯世界之時，中國的茶文化已臻成熟，中國是茶樹的原產地，同時也是首先發現並利用這種植物的民族，吳覺農先生在《茶經述評》中提出：「茶由藥用時期發展為飲用時期，是在戰國和秦代以後。」92這樣的藥用模式和咖啡發展初期近似。93至於茶館的出現，有人根據張載《登成都樓》中的詩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指出成都大概在漢代遲至西晉時，就已有茶店，但是這個說法有待其他史料來佐證。現存關於茶館的確切記載，見於唐朝《封氏聞見記》，其稱唐朝開元時北方因大興禪教，所以「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舖，煎茶賣之。」此為現存茶館的最早記載，但不是最早的茶館，唐代的茶館雖有一定的發展，然而茶館真正興盛的時期是在宋代及其以後。94宋代飲茶風氣頗盛，茶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描繪南宋臨安市景風物的《夢粱錄》中提及：「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95文中說的即是俗語「開門七件事」，即使是貧賤人家，七件事情樣樣不能少。茶館，這種稱呼多見於長江流域一帶，在兩廣及海南等地，則多稱茶樓，北方的北京天津等地則稱作茶亭，另外還有茶寮、茶坊、茶肆、茶園、茶社、茶屋、茶室等不同稱90 老舍，《茶館》，板橋：駱駝，1999，頁17-18。91 王仁湘，《飲食之旅》，台北：商務，2001，頁171。92 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1995，頁3。93 根據吳智和的研究，茶在成為大眾飲品前，不只被作為藥用，還有其他用途，他將飲茶的作用分為五個時期：第一、從上古到春秋時期，主要作為祭品；第二、從春秋後期到西漢初期，主要作為菜食；第三、從西漢初期到西漢中期，發展為藥用；第四、從西漢後期到三國，成為宮廷高貴飲料；第五、從西晉到隋代，逐漸成為普通飲料，至唐、宋遂成為一般人家「一日不可無」的開門七件事之一。吳智和，〈飲茶˙茶書˙陸羽〉，陸羽，《茶經》，台北：金楓，1991，頁5-6。94 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頁65。95 吳自牧(宋人)，《夢粱錄》，北京：中華，1985，頁148。23謂，96其中茶館多設置於鬧區或茶客較集中的地方，是以營業性質為主，而茶寮多構建於私人宅第、廟宇廂房和署衙庭院等教僻靜之處，是專爲家人、來訪客人和同僚品茗聚飲休息的場所。宋代飲茶習俗相當發達，才會產生這些場所，其可說是中國城鎮商業和飲食文化的重要構成之一。97明清時期茶館尤其盛行，《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其中一段描述馬二在西湖附近閒晃的文字，顯示出茶館在當時相當普及：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喫了幾碗茶。??望著湖沿上接連著幾個酒店，掛著透肥的羊肉，櫃檯上盤子裏盛著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著餛飩，蒸籠上蒸著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喫，喉嚨裏嚥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喫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喫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喫了一碗茶。??定一定神，照舊在茶桌子上坐下。??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喫了一碗茶，櫃上擺著許多碟子：橘餅、芝滿糖、粽子、燒餅、處片、黑棗、煮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的，不論好歹，喫了一飽。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吳山，就在城中，馬二先生走不多遠，已到了山腳下。??馬二先生一氣走上去，不覺氣喘。看見一個大廟門前賣荼，喫了一碗。??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這一條街單是賣茶就有三十多處，十分熱鬧。馬二先生正走著，見茶舖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喫茶。馬二先生別轉頭來就走，到間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見有賣的蓑衣餅，叫打了十二個錢的餅喫了。??又看見一個大廟門擺著茶桌子賣茶。馬二先生兩腳酸了，且坐喫荼。??喫了兩碗茶，肚子正餓，??恰好一個鄉裏人捧著許多盪麵薄餅來賣，又一籃子煮熟的牛肉。馬二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上儘興一喫。98馬二如此頻繁的出入茶店，可以推知當時飲茶是相當低廉的消費，同時，茶館96 姚國坤、王存禮、程啟坤，《中國茶文化》，台北：洪葉文化，1994，頁164。97 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頁65。98 吳敬梓，《儒林外史》，台北：商務，1968，頁156-160。24是庶民生活的重要場所之一。學者王鴻泰認為，作為一種飲料，茶在生活上兼具兩種性格，一種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茶，即日常生活中作為一般飲料的茶，另一種即是品「茶」的茶，即藝術生活中刻意講究品賞的茶，飲茶場所也因此分為兩種：一種是「飲客雲集」的大眾化茶館，一種是「日不能數」的精緻茶藝館。其中，大眾化茶館的首要作用是休閒，是一個較低廉的消費場所，因為消費不高，這些茶店必須以大量消費者來獲利，所以茶店往往是靠顧客的量來維持營運的，這種大眾化的茶館因其消費低廉，而被視為是一個比較不登大雅之堂的地方，一般文人雅士也不會涉足，99相較於庶民的飲茶方式及飲茶場所，文人的飲茶場所主要在茶藝館，飲茶方式也更為講究。隨著漢族移民抵達台灣，飲茶習俗也被引進，但是台灣並未出現像中國那樣大眾化的茶館，根據學者研究，台灣的茶館草創於1970 年代，在1980 以前，先後有功夫茶館、中國茶館、西門茶館、貴陽品茶館、陸羽茶藝中心、紫藤廬等十餘家，這些茶館不論在建築或裝潢上都很講究，100觀察店家的命名方式、建築風格及其室內設計取向，可以推斷茶館並非一般庶民日常活動的場域，到公共場所飲茶在台灣往往被視為是藝術活動，同時也是一種美感經驗的追求。二、文人的品茗生活2003 年4 月17 日，多位學者在媒體人黃孫權的主持帶領下，於紫藤廬101召開記者會抗議警察執法不當，他們抗議的事件是發生在該月12 日，警察干預民眾反美帝行動劇的表演遊行。召開記者會的地點「紫藤盧」是著名的茶藝館，該地點成為抗議警察記者會的場所並非偶然。龍應台在文章中如此描繪：我更喜歡在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裡，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裡聚集99 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新史學》，11：3，2000.9，頁32-35。100 張宏庸，《台灣茶藝發展史》，台中：晨星，2002，頁24。101 紫藤盧這棟建築物為日治時代中晚期之中產階級殖民公教人員住宅，1950 年國府將其分發給前財政部關務署長兼台大經濟系教授周德偉先生，自此該處就常有知識份子或學者在此聚會討論，並為台灣引進自由主義思潮。1961 年因為颱風肆虐，該建築外半部改建成二樓洋房形式。1971 年該處聚集了政治異議者、前衛文化、藝術工作者，1978~1980 年則成為台灣民主運動者的聚會場所。該建築於1981 年改建為一家茶藝館，因屋前老紫藤攀簷，因此並名為「紫藤廬」。資料來源：紫藤廬提供，〈古蹟之歷史沿革及創見過程〉。25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劃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102一直以來，紫藤盧被描繪為是東方的「朝聖山」──自由主義的思想聖地，103房舍的前主人周德偉(1902~1986)先生就是翻譯哈耶克巨構《自由的憲章》的學者，紫藤盧現由其子周渝經營，周渝曾經如此回憶父親周德偉先生：我坐在客廳的一個小角落裡，痴痴地傾聽著父親用熱情洋溢的湖南口音，面對前來探訪的朋友、教授或大學生們，縱橫談論國家大事、歷史教訓或是艱深的學術哲理。顯然那時我只能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懂，但卻也陶醉在父親以一個儒者情操的對國家人民、對政治經濟、對文化歷史的善願與希望中，這使我自童年起即承擔起一個我終生都可能承擔不起的使命感的命運中。那是在一九五○ 年代，在世界政局上是冷戰對立的肅殺年代；在台灣卻是在政經路線尚在掙扎的年代，更是一個白色恐怖加上在教育與學術、文化層面上嚴加控制的年代。???當時在我紫藤廬老家的客廳裡或飯桌上，場面與氣氛卻不是經常那麼令人陶醉，父親有時會陷入一個惡劣的情緒中，他經常開口大罵蔣介石（在湖南口音中聽起來像是「蔣該死！」），或者痛責當時政壇中的某些大官僚或民代。他常為當時某些特殊的政經政策的幼稚無知或其背後的卑鄙動機而氣憤不已。???五○年代初期，他曾定期邀集來台的自由主義學者們，如殷海光、張佛泉、徐道鄰、夏道平??等在我家聚會，因為這個聚會，使我家經常在特務的監視中。1041981 年，紫藤廬改建為一家茶藝館，之後茶藝館內不時舉辦各類文藝展、音樂會及舞蹈表演，1988 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更在此誕生，早期知識份子在此批評102 龍應台，〈在紫藤廬和Starbucks 之間──台灣的內向性〉，《面對大海的時候》，台北：時報，2003，頁1-13。103 陳明，〈中國文化與自由主義的懷想――紫藤廬及其他〉，《鵝湖月刊》，總號第327，頁34。104 周渝，〈紫藤廬一隅――我的父親周德偉先生〉，《中國時報》，2003.1.3，人間副刊。26時事、感時憂國的歷史，也成了紫藤廬的文化象徵資本，105然而，紫藤廬現象在茶藝館史上來說是相當特殊的，正如老舍的《茶館》中所指稱大眾化茶館中的「莫談國事」，一般文人在茶藝館也都以品茗吟詩或修養身心為主，甚少嚴肅的談論國事，而這個傳統也在台灣主流茶文化中顯現出來。台灣的茶文化在明鄭時期尚屬萌芽階段，一些旅台、僑寓人士將家鄉的飲茶習俗帶來台灣，間接建構了台灣茶文化。到了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僑寓文化的影響逐漸生根，一些本土茶人在中國茶藝文化的影響下，逐漸開發台灣的本土茶文化。106其中最著名的本土茶人就是林占梅(1821~1868)，他對茶文化的主要貢獻有：樹立文人茶藝典範、建立潛園雅集，成為茶文化謢主，以及發展出武人茶文化風格與典範等。107潛園建立於道光29 年(1849)，位於今新竹市西大路，當時文人雅士在此聚會品茗，吟詩作曲，帶動了台灣的茶藝文化，108從林占梅的潛園自題楹聯，可以一窺當時飲茶文人的風格取向：耽閒成性。愛鶴。愛花。愛茗。愛詩琴。半世於中饒趣味。為善立心。守忠。守孝。守仁。守禮儀。五事以外總糊塗。109至於明代隱逸茶人費元祿的〈鼂采館清課〉中的詩句，以及第二段描述茶人王問(1497-1576)的文字，也充分反映了傳統茶人的風範：於聲華勢利一切嗜好泊如也，居恆箕踞鼂采，凡一琴，香一鼎，竹爐、茶灶一具。昧爽櫛梳，輒誦羲文易象、虞夏周書、公旦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左、國、兩司馬諸史，倦則消遙雙樹側。110105 1997 年財政部基隆關稅局欲收回紫藤廬部分屋舍，引起市民向市政府陳情，學者黃富三認為，就歷史的長遠性而言，紫藤廬不能跟真正的古蹟相比，畢竟紫藤廬曾經改建、翻修，並不是真正的古蹟，台北市政府最後決議把它列為古蹟的理由是：「為了彰顯紫藤廬文化價值，近年經過藝文界人士及業者奔走，免去被拆之浩劫，由市府鑑定為古蹟而獲保存。」由此可知，市政府基本上是想樹立一個典範，就是古蹟可以不只看硬體，也看重軟體的意義。劉蘊芳，〈新古蹟的誕生――紫藤盧〉，《光華雜誌》，1997 年10 月份，1997，頁130。106 張宏庸，《台灣傳統茶藝文化》，台北：漢光文化，1999，頁21。107 張宏庸，《台灣茶藝發展史》，台中：晨星，2002，頁266。108 張宏庸，《台灣傳統茶藝文化》，頁77。109 張宏庸，《台灣傳統茶藝文化》，頁76。110 明˙費元祿，〈鼂采館清課序〉，《鼂采館清課》，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27嘗書數語於屏間，謝絕世務，自道德文章之外，一不與聞。性不飲酒，而喜啜茗。築綠蘿小徑，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窗，興至舉筆，或書或畫，輒寫數十幅，如有神功。111從林占梅的文句對照費元祿的詩句及王問的形象描摹，可以發現這三位茶人有幾個共同點：酷嗜茗飲、恬退達趣、希企隱逸，這些特點可以說是明代茶人的共同形象與性情行為，明代茶人所散發出來的形象大抵如此，傾向於內向自我的追尋，超凡而率真，和傳統的隱士可說是如出一轍，112而這些特質似乎也延伸到台灣茶人的身上。圖1-4：草舍煮茶圖。資料來源：吳智和，《茶的文化》，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84，頁38。中國人喝茶，著重的不是飲茶功效，而是茶所帶來的精神象徵。唐代陸羽是「中國茶藝」發展的創始人，其所撰寫的《茶經》，內容幾乎涉及所有茶事，113在某種程度上，該書可說是中國全部茶書的總目，以後撰寫的茶書大多不超出《茶經》的範圍。陸羽的著作提升了飲茶層次，使茶成為中國精神文化中的一環，茶藝文化至明代達到極盛，茶書的著述，數量超越過去任何一個朝代，飲茶的模式有了標準，111 明˙張萱，〈高尚˙王問〉，《西園聞見錄》，台北：華文書局，1968，卷22，頁9 下。112 吳智和，〈明代的茶人集團〉，林慶弧編，《第三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4，頁317-318。113 《茶經》分為三卷十節，約七千多字，卷上：一之源，講茶的起源，茶的形狀，名稱和品質；二之具，談採茶、製茶的用具；三之造，論述茶葉的種類和採製方法。卷中：四之器，羅列煮茶、飲茶的器皿。卷下：五之煮，講究烹茶的方法和各地水質的品第；六之飲，談飲茶的風俗；七之事，敘述古今有關茶的故事、產地和藥效；八之出，談各地所產茶葉的優劣；九之略，指出哪些茶具茶器可以省略；十之圖，教人用絹寫茶經懸掛。吳智和，〈飲茶˙茶書˙陸羽〉，陸羽，《茶經》，台北：金楓，1991，頁17。28茶器也有了新的改良，而茶藝的精神文化，在明代更是表露無疑，114實際上，明代茶人已經將飲茶視為「人品」修養的條件之一，115因此，明代茶人的飲茶生活和性靈生活是合而為一的，飲茶的嗜好已注入文人集團的生活圈之中，成為一種普遍並受重視的精神生活象徵，116這種文化現象可說是明代中晚期茶人集團生活模式的特色之一，117今人談論茶藝文化，實有必要追溯到明代人士的貢獻。118於是我們發現，出現在台灣的文人茶文化，也延續了明代的飲茶模式，無論是茶藝館外部的園林建築，或是茶藝館內部的氣氛營造，都顯示文人飲茶最終追求的乃是性靈生活的提升。第三節 日治時期咖啡館裡的藝文現象一、咖啡館是現代化的指標昭和九年(1934)三月六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出一篇標題為「大稻埕顯著現代化――咖啡店林立，常設劇場誕生」的新聞稿，(如圖1-5)該篇描述了大稻埕商業娛樂蓬勃發展的現象，指稱大稻埕已躍身為現代化都市。119日本政府於1934 年刊出這篇報導，似乎是在爲1935 年「始政40 年台灣博覽會」做準備，在此之前，博覽會已盛行於歐美國家，這些先進國家舉辦博覽會的目的主要是向外人展現本國現代化的成果，台灣身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自然是日本展現其建設成果的重要媒介。120「始政40 年台灣博覽會」製作的旅遊案內地圖，也特別標示出「日活」、「永樂」、「芳野」、「巴會館」、「美人座」、「明治」、カフエーボタン、パルマ喫茶店、新高喫茶部、水月、森永等店家的位置，121可以想見日本政府對於咖啡館的營業登記十分重視，並且認為咖啡館是值得推薦博覽會來賓參觀的現代化場所之一。114 吳智和，〈飲茶˙茶書˙陸羽〉，陸羽，《茶經》，台北：金楓，1991，頁7-8。115 明˙屠隆，〈人品〉，《考槃餘事》，北京：中華，1985，頁27 上。116 吳智和，〈明代文人集團的的飲茶生活〉，徐小虎、陳麗宇編，《第一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3，頁283。117 吳智和，〈明代的茶人集團〉，林慶弧編，《第三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4，頁320。118 吳智和，〈飲茶˙茶書˙陸羽〉，陸羽，頁8。119 不著作者，〈大稻埕顯著現代化――咖啡店林立，常設劇場誕生〉，《台灣日日新報》，昭和九年三月六日，版2。120 程佳惠，〈1935 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是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0。121 沈孟穎，〈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58。29圖1-5：《台灣日日新報》的標題資料來源：《台灣日日新報》，昭和九年三月六日，版2。咖啡館被視為現代化表徵的現象不只在台北，在上海、東京也有相似的情況。一九三○年，上海已是一個繁忙的國際大都會，在大街小巷裡，尤其是法國租界裡，到處可以看到咖啡館，摩登的中國人通常會到咖啡館，接受西方的文化，嘴裡還夾著些洋文，122「坐咖啡館裡的確是都會摩登生活的一種象徵。」123上海作家張若谷不僅將咖啡館視為「現代城市生活的點綴」，也把咖啡館和電影院、汽車一起當作是現代性的重要標誌。124至於在日本，最早有咖啡的記載是在1804 年，真正普及是在明治中期以後，明治21 年(1888)年，第一家咖啡店在東京開設，店內還放置了西洋書籍，以供客人親近西方文化。日本本國經歷過明治維新的時期，對西方文化有強烈的嚮往，這點除了反映在他們對國家的經營方向外，也反映在他們對咖啡館設置的鼓勵，從咖啡館的數目上即可看出這一點，1935 前後，東京登記的咖啡館便高達三千多家。125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透過其詳盡的營業登記，可以推知咖啡館的設置頗受日本政府的重視，昭和八年(1933)，台北登記經營項目為「咖啡(カフエー)」的餐飲店有30 家、昭和十一年(1936)有32 家、昭和十二年(1937)有38 家、昭和十四年(1939)122 陳丹燕，〈上海咖啡館的編年史〉，《聯合文學》，第204 期，2001.10，頁148。123 張若谷，〈俄商復興館〉，《戰爭，飲食，男女》，上海：良友，1933，頁143。124 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學，2000，頁21。125 廖欽龍譯，《咖啡事典》，台南：驊優，1997，頁74-77。30有35 家、昭和十五年(1940)有28 家，126這些統計的數目尚不包括營業項目為「喫茶店」的餐飲店，此外，對於台北以外的餐飲業，日本政府也有詳細紀錄，昭和十四至十六年間(1939-1941)，新竹登記經營項目為「咖啡(カフエー)」的餐飲店有10 家，台中有8 家，彰化有2 家，台南市有12 家，嘉義市有13 家，高雄市有25 家、屏東市有3 家。127日治時期，除了民間廣設咖啡館，甚至在總督府地下室也有一個咖啡館，當時一般百姓可以到總督府辦公事，事情處理完還可以到地下室的咖啡館喝杯咖啡，128從這點來看，喝咖啡可說是日本政府官方認可的現代化行為表徵。圖1-6：カフエートンボ 內的客人。資料來源：小山權太郎，《臺北市大觀》，北市：南國寫真大觀社，昭和6 年(1931)。咖啡館普遍設立之外，日本政府也嘗試在台灣栽種咖啡豆，主要是為了滿足日本本國對咖啡消費的廣大需求，129隨著1935 年，東京咖啡館的數目擴張至三千多家，日本政府在台灣栽培咖啡豆數量也日益龐大。日本在台灣栽種咖啡樹並非創舉，台灣首度有咖啡樹的移植是在1884 年，由茶商德記洋行裡的一位英國人自東南亞輸入咖啡樹苗一百株，這次的移植並不成功，後來經過幾年的嘗試，才有小規模的栽種126 臺北市勸業課編，《臺北市商工人名錄》，昭和8 年、昭和10-15 年，台北：臺北市役所，昭和九年。127 戴振豐，〈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日治時期台灣的咖啡〉，《台灣歷史學會會訊》，第17 期，台北：台灣歷史學會，2003.12，頁36-39。128 蔡采秀，〈從日治到戰後的臺北(1895-1985)――一個都市性質轉變的歷史過程分析〉，《臺灣史研究》，1996.12，3：2，頁37。129 戴振豐，〈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日治時期台灣的咖啡〉，頁32。31成果。130但是這些都屬於零星的種植，直到日治時期，台灣才在日本有計畫的栽種下，達到企業化的生產標準，此時作為經濟作物的咖啡，主要是供應日本本國及台灣本島的需求，並沒有輸入日本、台灣以外的地方。131從咖啡館的普遍設置，到咖啡樹的栽種，可以推想日本對於咖啡事業的經營具有深遠計畫，這樣的政策和戰後國民政府的方針有顯著的不同。二、郁達夫造訪台北的咖啡館1936 年冬天，郁達夫結束在日本的訪問後，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抵達台灣基隆，132在此之前，郁達夫訪台的消息已經流傳半年之久，台灣文學界對此極為期待，黃得時(1909~1999)即回憶道：那一年，我還只是台北帝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我一直喜歡文學，所以，也就非常關心「五四」以後的文學活動，當然，也關心那些活躍於文學活動中的作家。而郁達夫，他尤其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另外，也因為我不喜歡政治，對於唯美主義的浪漫作品，自然比較喜歡。那些充滿著浪漫色彩的郁達夫作品，更是我喜歡的讀物。133這段回憶充分反映了當時台灣的處境，乃是夾雜於中國與日本之間：一方面承接著中國的文化，一方面遭受日本政府的壓抑。從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運動以至於辛亥革命，新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步驟和動向，都影響著台灣，其中，五四運動的影響可說是最為強大，這個否定舊中國，以建設科學、倫理、民主新中國的運動，不但是抗日的政治運動，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其中語文改革的主張，也促使台灣覺醒，進而產生規模宏大的抗日民族文學。134另外，在日本統治之下，政治是個極為敏感的話題，郭水潭(1908~1995)曾紀錄下當年到台南鐵路飯店拜訪郁達夫的情景：130 蕭其來，《台灣的咖啡》，台北：海外文庫，1956，頁2-3。131 戴振豐，〈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日治時期台灣的咖啡〉，頁34。132 陳松溪，〈郁達夫的台灣之行〉，《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第2 期，台北：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1987，頁265。133 李宗慈，〈訪黃得時，談郁達夫〉，《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第2 期，台北：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1987，頁275。134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頁20。32事情是，那天晚上郁先生所寓的飯店裡發現了日本特務警察的佈置，而且佈置得很周密。他們有的在沙龍喝茶，有的在走廊閱報紙，有的在客廳圍棋。離我們在咫尺之間，團團的圍繞著我們，??，我們臨場看看情形不對，於是警覺起來，所以話題集中於文學，對於政治概不提起。如果不是特務警察在監視，那麼我們一定會談到政治問題去。135無怪乎黃得時當時的心境乃「不喜歡政治」，即使是郁達夫，到了台灣也是避談政治，前後四天的訪台時間裡，所關心、所談論的，「除了文學仍只是文學」。136郁達夫的台灣之行對台灣文化界的刺激頗深，137他並於訪談期間光臨明治喫茶店138，為台北的咖啡館文化增添一樁軼事，黃得時於受訪時談到此事：記得25 年底，郁達夫先生到台灣，在報館演講「中國的詩」，之後一起到榮町的明治喝咖啡，郁達夫是很浪漫的人，酒量很好，大夥暢談文學事。139那個時代，文人泡咖啡館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只在台北有此現象，在上海、東京亦是如此。其中在上海，喝咖啡的習慣和風格最初來自上海的法租界，當公共租界忙於展示高度的商業文明時，法租界卻優雅地散發著法國文化的特殊魅力，法國文化得以在上海傳播開來，也和中國的一批親法作家有密且關係。張若谷，這位熱烈的親法份子，甚至為咖啡寫了一本散文集，並總結去咖啡館的三種樂趣：首先，咖啡本身的刺激，效果不輸鴉片和酒；第二，咖啡館提供了和朋友長談的場所；第三，咖啡館有動人的女侍140。郁達夫也屬上海親法的知識份子，這些親法份子對於135 郭水潭，〈憶郁達夫訪台〉，《臺北文物》，3：3，1954，頁73。136 李宗慈，〈訪黃得時，談郁達夫〉，頁275。137 黃得時，〈郁達夫先生評傳(一)〉，《臺灣文化》，2：6，1947.9.1，頁15。138 咖啡館在日本稱之為「喫茶店」，與「音樂茶室」、「咖啡屋(館、廳)」，皆有相似的功能、環境與氣氛，早期各種稱法都有人使用，例如「田園音樂茶座」、「明治喫茶店」、「森永喫茶店」、「日活喫茶店」??等，都算是提供咖啡飲料的咖啡館。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42。139 姜捷，〈一頁咖啡色的文學〉，《聯合文學》，1：4，1985.2，頁194。140 咖啡館雇用女侍的現象十分普遍，在東京、台北皆然。台灣的咖啡館是在日本政府積極引介西方品味的情況下移植到台灣，其日文「カフエー」是直譯自CAFE，一般登記經營項目為「カフエー」的餐飲業，最初只提供客人咖啡、西點和西餐，或是日本料理，後來因應客人要求才慢慢以賣酒為主，店裡往往有穿著緊身旗袍的女侍招待客人，有些店家到後來直接轉變為聲色33法國的文化習慣有很高的接受度，在咖啡館聚集因而成為他們重要的日常儀式。141至於日治時期郁達夫光臨的「明治」，瀰漫的不是法國的風情，而是濃厚的日本味，當時喝咖啡並不普及，主要是日本人或是自日本留學回來的知識份子才會進咖啡館，142黃得時如此回憶：咖啡館呢？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坐坐，談文學，欣賞名畫，聆聽名曲，哪些人嗎？大多是新聞記者，和業餘作家。那時人口少，館子也少。比較常去的是明治喫茶店和森永喫茶店。??那時，我是台灣新民報副刊主編，每天到報社上班前，就先喝一杯，傍晚下班後也會去坐坐，甚至要找人或人家要找我，都可以咖啡館為聯絡地代洽。寫文章的人很少，多半是記者，交換新聞啦，寫點採訪什麼的。不過常有文藝座談，和小型畫展，當年的畫家開展，純粹是請大家欣賞，不營業賣錢的。143日治時期的台北咖啡館，其位置主要分布在城內的榮町、艋舺的西門町，以及大稻埕的大平町，黃得時提到的明治喫茶店、森永喫茶店，皆為日人在台經營的咖啡館，前者位於榮町，後者位於太平町，144從臺北市勸業課編輯的《臺北市商工人名錄》來看，當時經營咖啡館的有日本人也有台灣人，若直接從經營者姓名來推測，無法確知是日本人多還是台灣人多，因為當時有些台灣人會另取日本名字。從黃得時的回憶來分析，當時，咖啡館裡是不時興政治運動的，通常是聚集一些記者、藝文人士等等，咖啡館的藝文傾向，一方面是因為黃得時習慣活動的店家其經營者乃日本人，自然難以轉變為政治運動的溫床，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台灣公共文化145的一種營業場所。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41。141 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學，2000，頁19-21。142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42。143 姜捷，〈一頁咖啡色的文學〉，《聯合文學》，1：4，1985.2，頁194。144 臺北市勸業課編，《臺北市商工人名錄》，昭和8 年、昭和10-15 年，台北：臺北市役所，昭和九年。145 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作用是將大眾集體無意識深處的渴望、需求、焦慮、困惑、夢想加以投射實現，利用此一形式來形塑目前大眾所關懷的日常生活，並以此種方式表現出集體的分享，即對文化任務的承擔。包括報紙副刊上的純文學作品、文化論述與公共論談，電影院、劇院裡所演出的曲目，音樂廳、美術館裡所舉辦的藝術活動，甚至於公共與私人建築的外型設計，乃至於街道上、百貨公司裡的種種展示，或是半私人消費空間如茶坊、咖啡廳、KTV、MTV這些場所裡所展現出來的文化活動，都可以說是公共文化的展現。廖炳惠，〈台灣的公共文化〉，《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頁141-142。34非政治性面向。1895 到1920 年間，日本人所推展的經濟政策和地方士紳、地主配合的結果，使得台灣許多文化菁英有機會受到栽培，並以家族財力前往日本留學，這些文化菁英在留日階段裡，思想受到啟蒙，深感台灣民族需要自覺，這羣文化菁英回國後結合經濟力量與文化影響力在台推動反殖民運動，日本總督府遂於1927 到1930 年間，對台灣內部的文化運動以恩威並施的方式來加以分化、壓抑。1930 年以後，台灣的文化菁英一方面由於日本的分化策略的成功，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文化菁英的理念不同，遂產生各自為政的現象，並逐漸地下化，自此台灣的公共文化便產生一種現代主義的非政治面向，或是一種理想化的社會主義傾向，這些傾向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就是走向社會主義寫實，表現在繪畫上，即是邁向西洋現代美術的實驗，台灣當時在公共文化上的無力感卻也因此成就了當時的文學和藝術。146因此，日治時期的咖啡館裡，看不見文人對政治高談闊論，也看不見革命家在裡頭秘密集會，咖啡館若是聚集了文人，裡頭瀰漫的通常是對主政者無害的文學和藝術，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治時期咖啡館裡盛行的活動主要是藝術展覽。三、咖啡館裡的藝文活動正如蒙瑪特和蒙巴爾納斯的咖啡廳，是巴黎畫家詩人們的集結中心。台北大稻埕的「波麗路」咖啡廳和「山水亭」酒家也曾一度是台北文藝青年們清談的所在。147昭和7 年，廖水來和王井泉都在畫家楊三郎(1907~1995)長兄經營的維特(Werther)任職，廖水來為廚師，王井泉為經理。148維特本來是開風氣之先的咖啡廳，初期也聚集了一些文人雅士談論時代思潮，但是生意太過清淡，老闆楊承基決定將維特轉型為酒家，其有「台灣第一家高級酒家」之稱。149幾年後，廖水來和王井泉都離開維特，分別開設了「波麗路」及「山水亭」。146 廖炳惠，〈台灣的公共文化〉，《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頁144-147。147 謝里法，《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台北：藝術家，1998，頁75。148 湯皇珍，《陽光、印象、楊三郎》，台北：雄獅圖書，1994，頁21。149 莊永明，〈「山水亭」的「古井」―王井泉〉，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257。35圖1-7：維特開業一週年紀念照(昭和七年，1932)。廖水來於第二排左二，王井泉為前排中座者。資料來源：湯皇珍，《陽光、印象、楊三郎》，台北：雄獅圖書，1994，頁21。位於延平北路的「波麗路」從1934 年開始營業，其聲望從日治時期延伸至今，中文店名直譯自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的名曲「BOLERO」，餐廳的創辦人廖水來先生自身熱愛音樂藝術，從店家命名、店內裝潢到設備來看150，不難發現經營者洋派且前衛的作風。謝里法(1938-)曾提到一段關於「波麗路」的往事：回來的路上經過茶行，再走過去就是大姐在那裡相過親的『波麗路』西餐廳，我吵著要進去看一眼，結果兩人坐下來喝了一杯カルピス(可爾必思)才離開。??那天的事對我都是新鮮的，然而回想起來卻什麼都是灰色的。進入戰時的大稻埕街道本來就失去原有的色彩，所看到的「冬瓜三錢」是黑白片，喝的カルピス(可爾必思)是杯白冰水，「波麗路」的裝潢是灰色調，走在寒冷的夜空底下黑沉沉的一片??。151謝里法以成年心境寫下的兒時記憶裡，1941 年以後的大稻埕是灰色的，即使進入了富麗堂皇的波麗路，眼前仍是一片灰色，這樣的心境或許和謝里法在1970 年代撰寫《日劇時期台灣美術運動史》的經驗有關，透過文獻的爬梳與歷史的建構，謝里法150 波麗露在六十幾年前即備有78 轉的自動電唱機播放古典樂曲，餐廳內的設計是由畫家顏雲連擔任，其以西班牙風格作為空間設計的主調，二樓一邊是機艙式窗戶，一邊是流動的雲彩，四方牆壁還掛了幾塊畫布，供來客揮灑創作。陳佩君採訪撰文，〈波麗路西餐廳〉，《很久很久以前?》，台北：明日工作室，2004，頁17。151 謝里法，〈童話大稻埕〉，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頁7。36的心靈親近了咖啡館在藝文界的輝煌時代，但在其真實的體驗中，謝里法進入波麗路的時節是二次大戰期間，當時他大約5 歲左右，戰爭的殘酷早已掩蓋藝文的風氣，所以在謝里法的心裡，一切都是灰色的，這樣的感受是成年謝里法所揣測其兒時心境，還是其兒時真的感受到的？不得而知，但是無論如何，1930 年代，波麗路曾經是那個時代文藝界的一種象徵物152，謝里法也以文字紀錄了波麗路與美術界之間的連結。圖1-8：波麗路裡面的年輕客人。資料來源：湯皇珍，《陽光、印象、楊三郎》，台北：雄獅圖書，1994，頁20。波麗路是當時年輕文化人最常聚集的地方，第一代美術家153幾乎沒有人不曾到過這裡，除了畫家，文學界的張文環、呂赫若、王白淵，律師陳逸松、黃啟瑞，以及文化運動的支持者李超然、王井泉、周井田等都是波麗路的常客。154由於廖水來本身對美術的興趣，早期美術界會在此舉辦年展，直到歷史博物館開始舉辦展覽，這個活動才轉移了陣地。155至於山水亭的老闆王井泉雖然在餐飲界赫赫有名，但也喜歡和文人打交道，由於他恬淡好客，以「店」會友，使其博得文化界的甘草人物之稱，許多當代台灣文152 謝里法，〈島嶼美學――關於「台灣早期美術運動文件展」，附：七星山和波麗路〉，《探索台灣美術的歷史視野》，台北：市立美術館，1997，頁81。153 謝里法撰寫《日據時期美術運動史》時，將台灣的前輩畫家分成兩代來看：屬於台陽美術協會的畫家，由於較早留學日本，所以是第一代，如廖繼春、顏水龍、李梅樹、楊三郎、陳澄波、陳清汾、李石樵等。第二代即是稍晚留日的畫家，如陳德旺、張萬傳、洪瑞麟、陳春德和藍運登等。謝里法，《日據時期美術運動史》，台北：藝術家，1998，頁60、208-217。154 謝里法，〈島嶼美學――關於「台灣早期美術運動文件展」，附：七星山和波麗路〉，頁81。155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75。37人經常光顧山水亭，包括林茂生、徐坤泉、吳天賞、楊雲萍、黃啟瑞、陳逸松、呂赫若、吳新榮、楊三郎、李超然、江燦琳、張文環、黃得時、巫永福??等，還有一些不滿「日本至上主義」的日本青年如人類考古學家金關丈夫、台大文學部長矢野峰人、德川時代文學的研究者瀧田貞治、民俗學家池田敏雄，也都是山水亭的客人。這些人戰時在此聚集高談闊論，評畫賞文。畫家林之助曾有一首題為「半樓」的日文小詩，如此歌詠「山水亭」(王昶雄譯)：古井兄是位好好先生畫家、文士、樂人們每每都讓他請客山水亭又窄又陋的半樓裡曾蠢動過臺灣文藝復興的氣流有喜氣洋洋的景象也有訴不盡的哀愁156值得一提的是廖水來和王井泉都是文化界的熱心人士，廖水來曾充當畫家的贊助人與經濟人，對日據時期的台灣美術運動貢獻匪淺。157至於王井泉也是台灣藝術活動重要的幕後英雄，他既是藝術界的諍友，也是出錢、出力最多的一個人。山水亭和波麗路經常聚集一群文人雅士的情況，到了戰時，那種熱烈的氣氛才開始冷淡下來。158由此可見，咖啡館是否能成為一個文化創製的空間，除了和消費族群有關，也和經營者的喜好及其經營風格有關，雖然日治時期留下咖啡館的文獻不多，咖啡館裡曾經存在的藝文色彩仍有跡可循，只是無法斷言其普遍的程度，畢竟當時台北有登記的咖啡館眾多，有留下的藝文軼事卻只有上述的幾家。綜論咖啡館的發展脈絡，最早出現於阿拉伯世界之際，咖啡館已經顯露其與官方對立的反動色彩，咖啡館內聚集的人群，不光是為了喝咖啡，也是為了聚會交流，因而引發當局政府與宗教團體的隱憂，甚至頒布了咖啡館禁令。之後咖啡傳到歐洲，156 莊永明，〈「山水亭」的「古井」―王井泉〉，頁261-262。157 莊永明，〈「山水亭」的「古井」―王井泉〉，頁259。158 莊永明，《台北老街》，台北：時報，1991，頁112。38咖啡館裡眾生喧嘩的現象依舊，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 )認為無論是在英國或是法國，咖啡館都具有同樣的社會功能，它們首先都是文學批評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評中心，在這樣的批評過程中，一個介於貴族社會和市民階級知識份子之間的有教養的中間階層開始形成了，在機制上，咖啡館首先要求具備一種社會交往方式，這種社會交往的前提不考慮社會地位問題，其中的趨勢是反等級禮儀，追求「單純作為人」的平等，在此基礎上，論證權威才能要求和最終做到壓倒社會等級制度的權威。因此，咖啡館不僅向權威性的圈子自由開放，進入其中主要是廣泛的中間階層，乃至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在這樣的空間裡，公眾觀念才能稱其為觀念，進而成為客觀要求，因此，咖啡館可說是醞釀公眾觀念的重要公眾活動空間之一，159同時也是西歐社會中奠定公民社會基礎的公共領域160之一，這樣的特質也使得咖啡館早期在歐洲並不受到官方單位的鼓勵，甚至有些禁令的頒布，就是為了抑制咖啡館內日益高漲的民意。反觀中國社會的茶藝館，不難發現中國文人的飲茶文化，和西方文人的咖啡館文化是有所差異的，中國人除了將飲茶視為精神象徵──透過飲茶向內在自我探索，以達到性靈生活的境界──同時也注重茶藝方面的研究，將飲茶的過程視為一種極緻藝術的表現，因此出現大量研究茶藝的茶書。然而，西方人往往將咖啡視為一種醒腦的飲料，主要著重於咖啡的物性，雖然咖啡被定位為具有「啟蒙」效果的飲料，但是其意義和茶的精神意義是不同的：在咖啡館和茶藝館中，西方人和中國人都在追求精神上的提升，但是，相對而言，西方人的追索屬外向性，注重學術思想的啟蒙，中國人則屬內向性，重在文學藝術的薰陶，因此，西方文人咖啡館裡充斥著革命進步思潮，具有政治功能，而中國文人茶藝館則是瀰漫著靈性閒適的氛圍，對政治顯得較為冷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擴散，咖啡館在世界各地逐漸林立，台灣也在日本西化殖民統治政策之下首度出現咖啡館。浸淫在西化浪潮聲中，日本官方對咖啡館的設置159Jürgen Habermas(哈伯馬斯)原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2002，頁42。160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由哈柏瑪斯提出，內容指出在18 世紀社會裡，有一些社會制度，這些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公民社會的基礎，而這些制度包括報紙、雜誌、咖啡館??等一些公共場所，人們在這些公共場所的論述模式逐漸形成了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此外，公共領域乃介於私領域與公權力領域之間，它的功能在於使人們能聚集，並討論公共事務，達成對事務理念的共識與了解。Jürgen Habermas(哈伯馬斯)原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2002，頁38。39乃抱持著積極樂觀的態度，並將之視為現代化表徵，其和阿拉伯世界及歐洲社會中咖啡館遭受官方壓制的處境有著天壤之別。此時，聚集在咖啡館裡的文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也相當克制的避談政治，而是以共同切磋文藝為主要活動，頗有傳統茶藝館的風範，只是，此時咖啡館內的文學藝術，不再是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琴棋書畫，而是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文藝。40第二章 戰後台北文人咖啡館的興起背景咖啡並非台灣的民生必需品，戰後至1980 年代期間，喝咖啡仍是少數族群的消費行為，直至1980 年代後，麥當勞的移入並提供無限續杯的服務，咖啡才逐漸擺脫其高貴的形象，此後，更由於連鎖咖啡專賣店及平價咖啡館的廣泛設點，咖啡的飲用才更加普及。161論及戰後文人咖啡館之前，必須先了解當時文人所面對的整個大環境，包括政治情勢、國家政策、社會氛圍、出版言論的空間、以及生活水平等，才能進一步了解文人咖啡館在當代社會脈絡下的意涵。1950 至1970 年代為文人咖啡館最活躍的時期，因此，筆者首先主要論述這個期間的政治社會與民生經濟現象，以及台北都市發展與外來文化滲透的過程、並申論文人咖啡館的位置分布與都市發展的關係，最後討論咖啡館的色情現象及其黃色形象，以便能全面掌握戰後文人咖啡館興起的背景。第一節 政治社會與民生經濟一、一場迎接祖國的荒謬劇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終於脫離了殖民政府的統治，當時台北街頭瀰漫著狂歡氣氛，市民為了祝賀，紛紛將長年匿跡的花燈、花籃、繡採拿出來裝飾，大放鞭炮，此後，從殖民地的桎梏解放出來的台灣人民，無不懷抱著孤兒迎接母親般的心情，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162同年9 月5 日，國民政府通知林獻堂等六人163，擔任台灣人民的代表，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這個消息傳開之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對台灣人民而言，這表示祖國已經攤開慈愛的雙臂，歡迎這失落五十年的孤兒，投入她的懷抱。這份名單沒有過去日本御用紳士在內，使台灣民眾得到一種欣慰，而提高了返本歸宗的情緒。164從8 月15 日至10 月5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任接收人員抵達台北為止，整161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94、123。162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草根，1995，頁136。163 參加國民政府在南京受降典禮的有林獻堂、羅萬俥、林呈祿、陳炘、蔡培火、蘇維梁等六人，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1995，頁411。164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頁411-412。41整五十天，台灣出現政治的真空時期，此間陳炘發起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匯集了過去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人物，165共同為台灣政治真空期付出心力，他們一面響應蔣委員長在大陸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發動各地人士共同推行，一面又呼籲地方知識份子就地組織青年服務隊，協力維持家鄉的治安。當時的台藉知識精英，無論舊雨新知，都是懷著滿腔熱血與興奮心情，一起討論著今後應如何來建立新台灣。166在等待復等待中，國軍終於在十月十七日光臨了。全島六百萬的同胞都齋戒沐浴去迎接。台北市民不管男女老幼，全部出來，整個都市沸騰般熱鬧。在長官公署前面，日本的中學生、女學生、高校學校的學生、民間團體、紳士，甚至大學教授都出來，立在大馬路兩側，乖乖的排列著。??每個人執著旗盡情地揮著，旗浪摇盪，使前面看不清什麼，不知誰喊著：「哦！來了來了！祖國的部隊來了??」我儘量站高身子去看，但那些軍人都背著雨傘，使我產生奇異的感覺。其中也有挑著鍋子、食器以及被褥的。感到非常的奇怪，這就是陳軍長所屬的陸軍第七十軍嗎？167圖2-1：洪朝明的〈迎神圖〉。圖中反映了光復初期民眾歡迎國民政府的氣氛。圖片來源：《新新》月刊創刊號，1945.11.20，頁12。台灣如此殷殷期盼，但祖國能給台灣的是什麼？日本治台五十一年來，台灣的165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第一次籌備委員會於1945 年9 月10 日，在台灣信託公司台中支店召開，常任委員有陳炘、董朝清、張煥珪、王金海、洪元煌、葉榮鐘、楊景山、莊垂勝、張星健、張聘山等人。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頁432。166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頁410-413。167 吳濁流，《無花果》，頁145-147。42食衣住行都比中國好，日本人「為了擠奶而肥牛」，所以將台灣建設為現代化的國家，論市政，台灣已可作為全亞洲的模範，論工業，台灣遠走在大陸的前面，因此，在台灣人心中，國民政府所能給予的就是「自由」――思想的自由、發表的自由――憲法所允許的自由。168然而這樣的期盼，卻在光復後短短幾個月就全部落空了。在此一年間，我們做些什麼呢？記得去年的今天，我聽著日皇投降的電訊，感動得汗流身顫。是覺得我們解放了，束縛我們的鐵鎖打斷了，我們可以自由的生活。我相信我們心未死，有所為，很多的朋友都說：我們要同心協力建設一個好的新台灣，但是結局如何呢？很多的青年在叫失業苦，很多的老百姓在吃「猪母乳」炒菜補，死不死生無路，貪官污吏拉不盡，奸商倚勢欺良民，是非都顛倒，惡毒在橫行，這成一個什麼世界呢？說幾句老實話，寫幾個正經字卻要受種種的威脅，打碎了舊枷鎖，又有了新鐵鍊。結局時間是白過了，但是回顧這一年間的無為坐食，總要覺得慚愧，不覺的哭起來，哭民國不民主，哭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寶貴的一年白費了。1691947 年2 月27 日，因為一場查緝私煙的意外，間接引發全島的腥風血雨，這並非偶發的事件，而是台灣人民積壓已久的情緒爆發。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來弊病叢生，接收人員素質不良，貪污、軍紀敗壞的現象不斷發生，外加語言及文化的隔閡、經濟危機、日產處理的問題，以及國民政府給予台灣人的工作機會並不公平，造成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積怨日深。170二二八事件後，長官公署計畫性的發出逮捕令，竟然連與事件無關的人也被抓被殺，使得台灣社會精英幾乎被屠殺殆盡。陳儀給台灣這沉痛的一擊，光復的甜夢也頓然瓦解，原本同心對抗外省的本省人也開始分裂，大體言而分為超越派、妥協派、理想派、抵抗派等四個派別，超越派對政治絕望，從此逃避，對政治不聞不問；妥協派立即改弦易轍，淪為御用；理想派一心想挽回168 蕭乾，〈冷眼看台灣〉，《人生採訪》，台北：聯經，1990，頁256。169 楊逵，〈為此一年哭〉，《新知識》創刊號，1946.8.15，頁13。170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台北：時報，1993，頁116-159。43頹勢，過著批判的誠實生活；抵抗派則潛入地下，後因國民政府極力搜索而流亡海外。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幾乎是知識份子或學生，所以一般民眾較少罹難，但是政府積極的逮捕行為，卻也使得民眾像回到日本時代一樣，對政治再也不關心，只為自己的生活而專心工作了。171圖2-2：黃榮燦的木刻版畫。其為二二八大屠殺的歷史場面留下見證，此畫最初發表於1947 年4 月28 日的上海《文匯報》，黃氏本人最後死於1950 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圖片資料來源：遠流視覺書編輯室編著，《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台北：遠流，2000，頁31。二、思想箝制下的出版言論空間台灣人民尚在二二八事件的風暴中驚魂未定，警備司令部卻於1949 年5 月19日宣布全台灣省進入戒嚴時期，並於次日公佈戒嚴令，直至1987 年才宣布解嚴；這段期間，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採行軍事統制，憲法規定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權，包括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講學等各項自由均受到嚴格限制，國府緊接著於6 月21 日公佈「懲治叛亂條例」，次年6 月13 日公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72顯見國民黨制定了一套相互補強的控制法令，以便能全面的壓制台灣社會，此外，1950~1954年集中施行的「白色恐怖」政策，更是將台灣人民最後的喘息空間給剝奪殆盡。1950 年間，台灣的處境轉危為安，乃歸因於韓戰的爆發。當時台灣簡直朝不保夕，外有中共陳兵對岸，準備攻擊，內有經濟面臨崩潰的危機問題。韓戰的爆發，卻改變了台灣在國際的角色，美國也由「放手政策」，轉變為全力扶持台灣，1954年中美協防條約的簽定，台灣被納入東亞反共圍堵防線的集體安全體系，和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國形成阻止共產主義進一步擴張的防禦線。這個國際角色，使蔣介171 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草根，1995，頁208-209。172 參閱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台北：國史館，2000，頁25、32、44。44石的中華民國政府被西方集團國家認定具有「合法性」，而在美國支持下，國民黨展開大規模的改革，173其中包括1950 至1954 年間，國民黨政權在台展開集中性、持續性、廣泛而殘酷的政治撲殺運動，也是在美國的默許下進行的，而這個制度性、計畫性的國家暴力，並沒有在1954 年終止，國民黨這個長期的恐怖政策，對台灣的社會、精神和文化，起了巨大的殘害作用。174在國民黨全面性的恐怖統制政策下，台灣社會瀰漫著恐怖的氣氛，街道上舉目可見「通匪者死」、「匪諜就在你身邊」、「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等標語，車站、市場等公共場所，還會不定期公告被槍決之「匪諜」的身分資料，175至於與文人相關的文學出版環境，除了反共文學176大行其道外，國民黨也透過出版法的制定，來箝制文人的思想言論。實施68 年之久的出版法於1998 年10 月2 日由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廢止，這部法律是在1930 年12 月16 日由國民政府制定公佈，迄今共修定六次，因為其中諸多條文或窒礙難行，或不合時代潮流，或有箝制思想之爭議，遂於1998 年通過廢止。177出版法的廢止，無論從落實民主政治或保障言論自由的角度而言，均具有歷史性的重大意義。國民政府於1930 年頒布的出版法，其實質重點有二，分別是對出版物及出版者的行政管理規定，以及禁止反政府、反中國國民黨、反三民主義之出版物出版與發行。該法內看不到對出版人與出版事業之基本權益的保護條款，更未有對優良的出版人與出版事業予以獎勵的文字，該法的精神在「禁止」而不在「促進」，所以實質上是阻礙了出版自由，缺乏協助出版事業向前發展的作用。178這個法案沿用至1998 年，雖然之間歷經六次的修法，但是法內維護國民黨立場、思想箝制的本質並無多大改變，179透過發生於1950 年代的雷震案，即可看出國民黨為了維護黨的利益，不惜作出見風轉舵的舉措。1949 年11 月由上海移轉到台北的《自由中國》發行第一期半月刊，實際負責173 彭懐恩，《台灣政治變遷40 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70-71。174 藍博洲，《白色恐怖》，台北：揚智，1993，頁21、119。175 藍博洲，《白色恐怖》，頁41-43。176 1950 年5 月4 日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是50 年代最活躍的官方文藝團體，其積極推動的反共抗俄文學，幾乎壟斷了整個文藝活動長達十年之久。這個團體完全配合國策的推行，舉辦各種文藝研習班，並推展軍中文藝運動，以及發起文化清潔運動，更得到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大力支持，在1953 年8 月1 日成立「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以及1955 年5 月5 日成立「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加強全民性的反共抗俄文學的建立。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頁87-88。177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廢止出版法之探討〉，《出版界》，第56 期，1999，頁12。178 王壽南，〈抗戰前十年的出版法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 期，頁126。179 出版法修訂相關細則參閱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一九五四~一九六○)》，台北：國史館，2002，頁6、201、225、324。45雜誌創辦與發行的雷震，是國民黨當局極為信任的人，籌辦期間，雷震曾當面向國民黨蔣總裁請示，說明籌辦經過，蔣介石並當面允諾經濟上的支持。180在當時敗退來台、外交失勢的困境下，國民黨期望透過《自由中國》來宣揚反共、民主、自由等思想主張，藉以改善國際形象，爭取國際認同，181因此，在《自由中國》創辦之初，其和國民黨的關係相當密切。隨著韓戰爆發，台灣在國際地位的角色日形重要，《自由中國》對政府而言就失去了重要性，再加上《自由中國》對台灣內部的問題總是不吝惜的反省檢討，之後更積極籌組反對黨，終於導致雷震於1960 年9 月4 日被台灣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拘捕，並於10 月8 日以「為匪宣傳」、「知匪不報」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0 年。182雷震案屬於白色恐怖時期下的政策性假案，是政府有計畫的構陷，以達到遏止思想言論的作用。這類政策性的假案在1950 年代後期、及1960 年代特別多，183此時的白色恐怖也蔓延至民間各個角落，當時進入咖啡館也有風險，經常有警察闖進來，用手電筒照著人看，並檢查學生證或身分證，然後訓斥這些顧客生活不檢。在那個時代，「政治權力就像一條鞭式的從領袖出發，一路滲進人們的生活裡」，184無論是對政治反對者，或是潛在的反對者，國民黨當局對其語言、心理、肉體、社會等，都施行層層威壓管制，使整個社會陷於慢性的恐懼心態中，一般大眾也因而產生政治恐懼症、冷感症等。1851970 年代以後，台灣面臨了一連串的外交挫敗，戰後新生一代的知識份子鑒於國際變局的挑戰，展開知識問政的熱潮，他們改組「大學雜誌」，是其成為評論時政的議壇，鼓吹政治改革，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也在此時慢慢上演。186但是國民黨可以接受的是體制內的改革，至於體制外的改革則是極力壓制。「效率改革」的七○年代，比起五、六○年代的「白色恐怖」固然好了太多，但柔軟性的強人畢竟還是強人，壓迫控制只是轉換成一種比較細膩的方式繼續操作而已。於是在「效率改革」展開的同時，有了各式各樣的迫害性事件，180雷震，〈創刊「自由中國」的意旨――為建立反共理智的信念〉，《自由中國》，16：6，1957.3.16，頁9。181 〈中國民主運動發展史(二)台灣部分〉座談紀錄，《八十年代》，4：1，1982.2，頁22。182 李筱峯，《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59-79。183 藍博洲，《白色恐怖》，頁46。184 南方朔，〈集權與分權〉，許允斌總企劃，《瞻前顧後―台北的絕版、復刻與新生》，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1.10，頁229-231。185 藍博洲，《白色恐怖》，頁48。186 彭懐恩，《台灣政治變遷40 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105。46例如1974 年台大哲學系一次解聘14 人的整肅事件，另外如李荊蓀案、戴華光案、李慶榮案??等，莫不是那個時代著名的壓迫性案例；除了對言論繼續箝制外，被逐在野，加入草根性民主運動的人士則開始進入長達另一個十多年「刊物查禁」的歲月。1871979 年底的「美麗島事件」驚動海內外，台灣人終在長久的壓抑下發出猛烈嘶吼，之後的「美麗島大審」則揭開了1980 年代的序幕。1980 年代，台灣的政治發展邁向另一個新的階段，外在環境不再如1970 年代那般劇烈變化，但內在環境卻浮現出結構性的挑戰。中美斷交後，國民黨當局體認到，要爭取美國支持就必須有道德上的理由，於是，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是謀求美國乃至於其他民主國家同情的唯一方法，因此，國民黨不得不繼續民主開放的政策。188從1984 到1986 是台灣政治開始飆起的時候，民主運動風起雲湧，黨外雜誌則到了出一期就被禁一期的程度，189「那是一個悲傷又憤恨、恐懼但也輕蔑的時代，那種輕蔑是，當統治者犯了大錯，它讓人畏懼的表象，就再野掩蓋不住人們對它的輕蔑，這種集體的輕蔑顯露在整個社會、校園的騷動上，也顯露在人們越來越多的義憤上。」1901986 年10月，蔣經國體認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宣布將盡速解除戒嚴，台灣終在1987 年7 月15 日零時起解除戒嚴，之後於1991 年廢除刑法一百條，191並於翌年完成修法，台灣才真正進入思想言論自由的時代。三、民生經濟與咖啡管制187 南方朔，〈那時，台灣才長大〉，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頁122。188 彭懐恩，《台灣政治變遷40 年》，頁113。189 黨外雜誌被查禁的有《夏潮》、《這一代》、《鐘鼓樓》、《縱橫》、《進步》、《深耕》、《政治家》、《關懷》、《前進廣場》、《八十年代》、《生根》、《前進週刊》、《暖流》、《臺灣年代》、《前進時代》、《自由時代》、《前進世界》、《先鋒時代》、《新潮流》、《逢萊島》、《民主時代》、《臺灣廣場》、《開拓》、《發展》等。參閱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八)新聞自由》，台北：國史館，2002，頁511。190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楊澤主編，《狂飆八○》，台北：時報，1999，頁23。191 國府於1935 公佈的〔刑法〕，內容為：「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由於如此構成要件不明確的不當規定，司法者輕易就可以彈性用法，而能羅織人民成罪，法官只要認定被告具有第一○○條第一項所列四種意圖中的任何一種，而著手實行，就可判決被告成立普通內亂罪。依此，法官可以主觀擅斷，甚至可以憑空臆斷，只要是批評政府或統治者與集權統治利益不符的言論或政治主張，都可以被定罪，使得刑法成為排除異己、鞏固政權的打擊利器。林山田，《刑法的革新》，台北：學林，2001，頁176-177。47在經濟發展史上，每一次重大戰爭結束後，隨即必會發生經濟衰退乃至於經濟蕭條的景況，戰後台灣也不例外，1940 年代期間，因為戰爭的關係，台灣經濟已遠離1930 年代後期的生產高峰，呈現經濟衰退的景象，戰後初期更是邁入經濟蕭條時期，然後再緩慢的步上復甦之路，192期間歷經三個重要時期，分別是1945-1950 年的經濟混亂時期；1951-1965 年經濟走向穩定時期，以及1966 之後，經濟由內向型轉為出口導向的經濟成長快速時期。1951-1965 年，導致台灣經濟走向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因素是美國對台的經援，以及台灣的土地改革。其中美援的最大作用是遏制通貨膨脹，並為台灣工農業生產提供大量原料和機器設備。此外，台灣當局進行了帶有贖買性質的土地改革，其目的在於緩和農村社會的矛盾，以穩定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政治統治。至於1966 以後，台灣經濟由內向型轉化為外向型的主導因素，不在台灣經濟自身，而在國際分工體制和跨國公司的活動，而台灣內部也由於出口帶動工業生產，在產業結構上發生了顯著變化，雖然在參與國際分工過程中，台灣的經濟和社會受惠不少，但是，國際分工卻也造成台灣產業結構畸形僵化，1970 年代兩次的世界能源危機193後，臺灣則面臨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因此，進入1980 年代之後，台灣必須面對的是工業升級的課題，194此反映出台灣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後，內部經濟始終必須面對的問題，即是世界經濟脈動的影響無所不在。從戰後到1960 年代後半期，台灣經濟成長快速，劉進慶認為這是歷史發展累積的成果。台灣經濟史上，包括清領、日治到戰後三個時期，歷經了傳統農業到近代農業，進而工業化等階段，顯示各個時期在經濟成長上累積、繼承的一面，而這三個時期的經濟結構型態，有六個共通點，分別是出口導向、依附外資、低廉勞力、單項產業、專制開發、及外貿順差等，其中專制開發，是指依靠強權來推動經濟開發，以戰後時期而言，國民黨一黨專制，把所有日本壟斷資本國有化，編成國家資192 林鐘雄，《台灣經濟發展40 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25-27。1931970 年代，世界爆發兩次能源危機，石油、煤炭、電力以及貨物運輸價格普遍上漲，發達國家建立在進口廉價石油、礦砂基礎上的鋼鐵業和石油化工業遭受沉重打擊，資本主義世界面臨一次新的長期性的結構危機，發達國家為了擺脫危機，紛紛調整產業結構，在資源產地增加礦產開發和冶鍊投資，在國內則致力開發為電子技術和自動化技術，用最新的技術裝備改造重化工業部門，生產耗費能源低、使用原料少而附加價值高的高級技術產品，各國在調整產業過程中，對技術和市場的競爭空前激烈，相互之間的矛盾，又導致各種貿易保護主義增長，阻撓世界產業結構調整，加劇世界經濟週期性危機。台灣經濟也在世界能源危機影響下，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問題。段承璞主編，《台灣戰後經濟》，台北：人間，1994，頁130。194段承璞主編，《台灣戰後經濟》，頁120-130。48本，即是官僚資本佔領產業和金融管制高地。在政治方面實施戒嚴，嚴禁工運，在經濟方面則扶植私人資本，積極引進美日外資，任其榨取廉價勞力，促進加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在戒嚴體制下的勞資關係，完全是資本家片面支配工人的關係，195由此造成台灣內部經濟結構中相對應的階級結構，即是由黨官僚、資本家、勞工、農民及零散經營者等五大階級構成的階級結構。其中，官商金融資本的頂峰是蔣家，其軸心為家長制的國民黨官僚機構，由此官商金融資本統制和支配了公營企業和民營企業，然而，作為官商金融資本基軸的官商資本，是以廣大的勞工、小農戶及小經營者為榨取對象。196因此，戰後台灣雖歷經1950 至1970 的經濟快速成長，平均每人國民所得仍低於世界平均值，197此間普羅大眾的生活並不富裕，必須省吃儉用，平日難得上館子，更遑論喝咖啡了。此外，政府在「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中心主張下，大力提倡「節約運動」，使得台灣人民呈現普遍克勤克儉的習慣。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對於進出口貿易，向來採取有限度的管理，國府遷台後，即於1950 年起實施戰時經濟體制，先後宣布禁售奢侈品、西藥管制、花紗布管制及電燈泡管制等措施，並於1950 年4 月12 日正式規定相關辦法，行政院原令宣稱：「戰時生活，首崇節約，外匯使用，必求合理，進口物資，應以民生日用必需貨品及原料機器為首要，對於奢侈品，應禁止其買賣，並杜絕其來源，逐步建立戰時經濟體制。」該辦法中規定，所有奢侈品，應限期申報登記，於奢侈品品名表公告後一個月內出售，逾期一律送交特許商店代售，或運國外銷售，而「咖啡」則被列入奢侈品其一，198由此可以推之，國民黨政府並不如日本政府般鼓勵咖啡館的設置，甚至將咖啡列為奢侈違禁品，限制進口。政府推動節約運動不遺餘力，並且透過報紙，試圖將節約觀念植入民心，1950 至1970 年代末，各類報紙經常出現譴責奢侈浪費的文章(如圖2-3)。咖啡被視為違禁品，對當時的咖啡業者來說是個麻煩，要賣咖啡195劉進慶，〈從歷史觀點看台灣經濟成長問題〉，《台灣學術研究會誌》，第2 期，頁91-94。196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1992，頁279-323。197蔡文芳，〈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1，頁17。198至於政府公告的七項奢侈品品名如下：(一) 化妝品類：國外輸入之香水、粉盒、梳妝盒、修指甲器具及零件、指甲油。(二) 衣著類：尼龍絲襪、絲襪、舶來品。(三) 洋酒及飲料品類：各種洋酒及國外輸入之飲料品。(四) 洋煙及煙具類：國外輸入之紙煙、雪茄、煙絲、煙盒、煙斗及打火機。(五) 裝飾品類：外國產之鑽石、珍珠、寶石及其製成之首飾與裝飾品。(六) 糖食品類：國外輸入之巧克力、可可、咖啡及糖食餅乾。(七) 賭具類：撲克牌、麻將牌，骨牌及骰子。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台北：眾文圖書，1980，頁223-224。49甚至還要運用特殊關係，才能獲得咖啡豆。199圖2-3：鵝也，〈奢侈品殺人〉。這類強調節約的文章經常出現在早期報紙上。資料來源：鵝也，〈奢侈品殺人〉，《自立晚報》，1950.5.29，版3。政府不鼓勵咖啡飲用，除了表現在將咖啡豆列為奢侈品之外，也表現在咖啡館的管理方式上。戰後初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際，為維護社會治安，特種營業的管理逐漸加強，為了推行節約運動和維護善良風俗，政府於1949 年訂頒「臺灣省酒樓茶室公共食堂公共茶室實施辦法」，將所有的飲食業，包括酒樓、餐館、酒吧、旅館、咖啡茶室，都稱為「公共食堂」，且悉由各地方的警察局管理。2001963 年臺灣省政府縮小特定營業範圍，但是咖啡館仍在其中，1967 年台北市改制後，有關特定營業管理仍沿用臺灣省所訂頒之「特定營業管理規則」，其中特定營業中的飲食業項目仍保留的包括酒家、酒吧、茶室、咖啡館等。2011974 年7 月1 日內政部發布「一般飲食業設備標準」，係指經營非特定營業之餐廳、酒店、咖啡室、茶室、冰果店等業務，202這是政府首次將「部份咖啡館」自「特定營業」中抽離出來，並另立法規管理，以提供那些「專營高級咖啡館」203一個清白的名目，雖然如此，這項法令中，199 「明星」咖啡館在戰後初期營業期間，咖啡豆是由CAT 提供的，當時一些和「明星」俄國老闆熟識的俄國女人嫁給CAT 裡面的人，透過這個關係，請他們自菲律賓夾帶咖啡豆進來。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此外，CAT 為民航空運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的簡稱，一九四六年CAT 透過陳納德和蔣介石之間的私人情誼，取得在中國的營運權，一九四九年，CAT 原本在大陸的四十一處分支機構，也都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後，CAT 被CIA(西方公司)收購，同時成為中央情報局駐台灣的總站。雖然以CIA 為後盾，CAT 仍然必須得自己去招攬生意來維持營運。CAT 所接的生意相當地廣泛，完全是在商言商，觸角遍及各個領域。翁台生，《CIA 在台活動秘辛》，台北：聯經，1991，頁205-217。200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六經濟志商業篇》，1988.6，頁73。201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三政制志警政篇》，1988.6，頁175。202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1989，頁1560。203法令中如此定義此類高級咖啡館：「這是西餐廳與單一酒店之綜合體，在此餐廳內氣氛宜人，情調高雅，裝潢設備甚為講究，尤其座椅舒適，環境優雅，最受人歡迎，近時除各大觀光旅館50還是嚴謹的規定了咖啡館的設備標準：(一) 新設地址應距學校一百公尺以外地區。(二) 新設地址必須距離現有同類營業二百公尺以上。(三) 不得設置房間。(四) 座椅靠背離地高度不得超過110 公分，椅旁扶手離地高度不得超過75 公分，椅面離地不得低於25 公分，舖設疊蓆者，其疊蓆離地不得低於25 公分。(五) 放置花草、盆景、屏、簾、幃、幔等物不得阻礙在座顧客周圍視線。(六) 雇有女性從業人員，其設置之臥房應與營業場所完全隔離。(七) 不得設置作為通風報信之警鈴、示警燈光或類似之暗號設備。204除此之外，咖啡館的稅收也是相當驚人，1963 年起，政府基於「勤儉建國」政策，遏止社會奢靡風氣，立法徵收舞廳及夜總會之許可年費，至1973 年擴大徵收範圍，包括酒家、酒吧、及咖啡館、茶室，都納入徵收年費之範圍，205因此，台灣早期咖啡館其實生存不易，許多正當營業的咖啡館，不堪沉重的稅收，紛紛倒閉關門，不然就是轉為色情場所，206在收入較豐的情況下，才能應付政府徵收高許可年費的政策。是故整體而言，在當時政治高壓的情況下，咖啡館也是政府權力極端涉入的場域，不管是文人和民眾，只要進入咖啡館，都會成為被監督的身體。另外，台灣經濟雖然穩定成長，但因政府施行節約政策，咖啡被視為奢侈品，也使得咖啡的飲用備受限制，即使如此，咖啡館這個富有異國情調的西方產物，對一般崇尚舶來品的人民，還是有著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即使在政府政策阻撓下，咖啡還是慢慢的深入民間生活，只是步調緩慢而已。有附設外，市面上各種專營高級咖啡館也陸續出現，且設備愈豪華，服務水準也大為提高。」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頁1558。204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頁1560。205劉宗德研究主持，《特種娛樂營業管理制度之比較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7，頁13。206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51第二節 台北――現代都市生活的展演地一、 都市發展與外來文化的傳播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的狀態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是已經是各個民族各方面互相往來和各方面互相依賴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207十五、十六世紀，西歐殖民主義者展開航海探險以及殖民擴張，這個動作徹底打破了古代農業社會區域分割、孤立發展的狀態，使世界各個區域文明間的往來聯繫成為可能，為數不少的國家地域沒有選擇的餘地，像是被捲入漩渦一般，逐漸的被納入世界的體系，台灣的近代化即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開始的。十七世紀初，除了日本人、漢語族人、海盜、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都曾以台灣為商業貿易根據地，208其中以荷蘭對台的統治影響至鉅，自1624 登陸南台灣起長達38 年的殖民統治，荷蘭以台灣為轉口站，使其成為明帝國、日本、南洋、歐洲等地的貨物集散中心，並躍入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209隨後據台的鄭氏政權，更充分發揮了台灣這種海洋文化的商業性格，這樣的大環境下，台灣像是對著世界張開雙臂的小孩，任由世界的各種文化在此烙下刻痕。1860 年，在西方強權席捲世界的同時，清帝國歷經英法聯軍之役後，被迫簽定北京條約，開闢了台灣四口通商，英、美、法、德等列強商社，相繼以大稻埕為中心，經營洋行，從事各項貿易活動。外國洋行如雨後春筍，不但促進大稻埕商業機能的發展，也使得台灣的經濟中心漸漸由南部移轉至北部。此時北部商業機能的聚集中心，是以艋舺和大稻埕為核心向外逐漸拓展延伸，隨著商業機能的繁盛，台北地區亦逐漸具備了政治的組織和機能，而政治機能的設立，更加速了台北市都市化207 Karl Marx(馬克思)原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1998，頁469-470。208 Dames W. Davidson 原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一)》，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4。209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美國加州：蓬島文化，1980.9，頁78-80。52的速度。210臺北的政治機能中心位於大稻埕與艋舺之間的城內211，相較於大稻埕、艋舺的繁榮景象，城內可說是開發較晚的地區，卻是日後政治經濟藝文的匯聚之地。1884 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隨後積極推動台灣的近代化，並將政治中心移到臺北城內，設置巡撫衙門、布政使衙門、府衙門，使其成為臺北政治中心，另外也計畫將大稻埕建為台北的商業區，在當地大興土木，整建及擴建街道，並規劃外僑居住地區，以招徠外商，212就在這一年，咖啡樹在洋行裡一位英人的安排下，首度移植台灣，213顯示西方文化已透過經貿慢慢的植入台灣。當時所指稱的台北市即三市街，包括大稻埕、艋舺及城內等區域，在洋務運動的影響下，奠定了現代化的基礎214，成為全台最具備近代化都市景觀的城市，三市街的規模成為日本時代臺北都市發展的主要基礎，日本政府即沿襲清末劉銘傳對臺北的經營，並以城內為殖民統治的政治中心，將台北的都市化推向更高層次。日人之來臺對臺灣之外觀並無甚麼大變化，但是島都臺北則完全不同。臺北變化之大，由清治時代看過臺北之人而言，是驚奇的。即在1896 年間，可以說臺北仍然完全是漢人天下??，1897 年之夏間，可以看到大變化之跡象，??，臺北，於是由各方面看起來，盡是日本式的都市，事實上，其良好的碎石舖好的街道，其堂皇的建築，貨色豐富的店舖，臺北市較日本帝國之任何同一規模之都市都好。全島沒有一個地方有如此大的變化，其街道亦比從前清治時代一般的清潔而維護得好。215日本政府在臺殖民時期推動的都市計畫，其目的是意圖透過都市計畫的擬定，配合產業生產的提高，進而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上領先各國，這種以殖民母國為利益210 葉倩瑋，〈清代台灣的都市化――以台北市為例〉，《臺北文獻》，直字95 期，1991.3，頁62-63。211 台北於1875 年設府，知府陳星聚著手興建城門，1882 年開工，1884 年完成，築有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及小南門等五座城門，「城內」指的是台北城牆所圍繞的地區，在大稻埕東南，艋舺以東。黃得時，〈城內的沿革和臺北城〉，《臺北文物》，2：4，1954.1，頁17-21。212 嚴勝雄，〈都市發展與計畫〉，《臺北市發展史(三)》，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3，頁309-310。213 蕭其來，《台灣的咖啡》，台北：海外文庫，1956，頁2。214 1885 年劉銘傳積極建設環市的城牆，重新規劃街道，並自國外輸入壓路機以利道路修築，創設電燈廠，另自大陸運入人力車、馬車，一時交通便捷，市容整齊，大稻埕、城內、艋舺曾有小上海之稱。嚴勝雄，〈都市發展與計畫〉，《臺北市發展史(三)》，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3，頁312-313。215 Dames W. Davidson 原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二)》，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412。53的建設計畫，是日本殖民政府治臺政策的一貫立場。1895~1920 日治初期，日本政府於城內開闢公共設施之建設，並進行店舖街面的市區改正，譬如在府前街和府中街等，建蓋起模仿英國後期文藝復興式之立面建築，具有美化市容和象徵統治權威的作用，另外也效法西方都市的街道組織，作重要節點的建築物配置，形成台北都市發展的特殊景觀，216日本政府本國在經歷明治維新的西化運動後，對西方文化的孺慕之情溢於言表，治台政策亦是西化路線，此時，台北始有現代性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的首次發生，除了反映出日本政府的西化殖民政策已產生效應，也突顯了西方思潮有漸漸成為知識界思想主流的傾向。1920 年代以後，社會秩序、經濟開發日趨穩定，醫療衛生也獲得改善，都市機能也日益複雜，農產品大增、生產力提高，民間漸漸恢復生氣，消費量也有所增加，民眾在此時也漸漸願意接受各種新的生活方式，包括日式、西洋式的生活，無論從飲食消費、衣著服飾、公共建築、休閑娛樂等都可以發現日式文化混雜西方文化的影響，而咖啡就在此時出現在日式喫茶店裡217，當時的咖啡館(カフエー)和西方的CAFE 略有不同，除了出售咖啡、西點及西餐外，並設有女招待為客人服務，之後慢慢加售酒菜，也有的會販售日本料理，218咖啡館這樣複合式經營方式也延續到戰後。圖2-4：1920~1930 年代，台灣摩登男女的洋風服飾。左圖雲林望族仕女的穿著，幾乎與1920 年代歐美Art-Deco 時尚同步。圖片資料來源：遠流視覺書編輯室編著，《台灣世紀回味：生活長巷》，台北：遠流，2000，頁70。216 葉肅科，《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台北：自立晚報，1993，頁56、82。217 葉肅科，《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頁216。218 幻余，〈臺北酒家演變史〉，《臺灣風物》，17：3，1967.6，頁71。54戰後初期，國民政府遷台，台北成為中華民國的臨時首都，地位益加重要，不論是政治、軍事、教育、經濟、金融等機能皆愈來愈強化，加上大量渡海來台的大陸人士，集中分布在大安區、古亭區、城中區、中山區、松山區等地，219使得國民政府不得不研擬相關都市計畫，以應付戰後劇變的社會環境。此時國府在美援的情勢下，凡事聽命於美國人，包括都市調查計畫，亦是相當尊重美國的意見，220美國援華的範圍囊括農業、經濟、教育、軍事等各方面，在此局勢下，台北的都市建設亦是走西化路線。吳三連在擔任首任民選市長時，蔣介石曾召見之，指示要大力綠化台北，主要是想效法歐美都會城市廣植綠地的施政。2211945 年國民政府首次針對台北的都市計畫，將台北市劃分為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混合區、無設定區等五大區域，並嚴格規定各區域內部的空地使用、建築規格、用途限制等。譬如住宅區內即禁止戲院、電影院、舞場、咖啡館、酒吧??等有礙居住安寧及衛生的建築物。2221950 年代之後，政府再度區劃都市用地，將原本的五塊區域重新劃分為商業區、行政區、住宅區、工業區、文化區、風景區、農業區等七區。223國民政府如此區劃台北市，將其分割成一塊一塊的零細區域，刻意強調社會階層的區隔，不但整個公共建築完全服從於行政架構的層級原則，刻意與民眾區隔開來，同時，私人空間在戰後也由於社會動亂的緣故而幾乎沒有任何保障，整個戰後的空間文化統制，變成是展現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在空間資源的層級分配，士林官邸、陽明山區以及總統府都充滿了這些區隔的權力象徵，此外，早期的「違章建築」原先只是跟隨國民政府來台官兵臨時解決居住問題的手段，到最後卻變成是相當具有統制性的空間文化，所有社會行動者都接受的日常現實。2241949 年，國府遷台，台北市政府為了安置這些大陸來台的小商人，委託警民協會將從北門到小南門間縱貫鐵路兩側的空地，搭蓋了三列臨時棚屋，以安定他們的生活。這些隨軍來台的小生意人，以開設大陸各省口味的餐飲麵食營生，因為生意不惡，而且歸期渺茫，於是違建越建越長，將台北站南下到219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六沿革志城市篇》，1988.6，頁101-102。220 參考周琇環編，《臺灣光復後美援史料(三)技術協助計畫》，台北：國史館，1998，頁77-93。221 吳三連口述，吳豊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晚報，1991，頁147。222 嚴勝雄，〈都市發展與計畫〉，《臺北市發展史(三)》，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3，頁346-347。223 陳正祥，〈臺北市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4：4，1951.1，頁33。224 蔡采秀，〈從日治到戰後的臺北(1895-1985)――一個都市性質轉變的歷史過程分析〉，《臺灣史研究》，1996.12，3：2，頁37-42。55萬華站縱貫鐵路的兩側似乎給占滿了，既不雅觀，又不衛生，成了台北市之瘤。2251949 年期間，台北的人口由原本的27 萬，突然增加到48 萬，這些大批渡海來台的移民，除了造成台北市都市景觀問題，同時也帶來了家鄉文化，對台北的都市生活影響甚深，尤其是「上海派頭」的風行，更掀起一股都市流行文化。跟著時勢的推移，南京的、廣東的、重慶的、香港的、上海的，??一切形形色色，都搬來台灣。尤其是「上海派頭」在台北市上表現得挺顯著。??事實上，在女人的頭髮、嘴唇、和服裝上，在男人的領帶、西裝、革履、及其鋼筆、手錶、煙匣、打火機等等附屬品上，在菜館裡、在咖啡館裡、在影戲館裡、在理髮室裡、在百貨商店的櫥窗裡、以及在播音台上、在公園的角落、在淡水河畔，??處處有海派的氣息，而且這氣息一天比一天濃厚。226圖2-5：國府遷台之初，報上各式強調「來自上海」的廣告。廣告圖片來源：剪貼自《自立晚報》，1950 年2~3 月間。源自大陸各種時髦行業，包括紡織廠、成衣廠、布莊、咖啡館227、舞廳、餐廳、225 莊永明，《台北老街》，台北：時報，1991，頁163。226 魯伯續，〈海派在台北〉，《自立晚報》，1950.3.24，版3。227 上海霞飛路上也有一個「明星」咖啡館，和台北的「明星」關係深厚，皆由俄國人開業，台北「明星」的俄國老闆，當年在上海曾在金錢上幫助過上海「明星」老闆，之後來台亦以「明星」為名，開了家咖啡館。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56夜總會，甚至醫院等，紛紛在台營業，只要聲明「來自上海」，似乎就是品質、專業的保證。1843~1943 年間，上海一直是被瓜分的通商口岸，內部被切割為華人區和外國租借區，這個「治外法權」地帶，經常是「華洋雜處」，西方現代都市生活的設施即於19 世紀中葉開始傳入這塊區域，直至1930 年代，上海已和世界先進的都市同步了。228因此，隨著國府遷台的大批上海移民，間接移植了融合上海情調的西方文化。除了上海而來的西式都會生活，美國這個巨大國家帶來的文化影響，亦是不容小覷。圖2-6：李石樵，〈市場口〉。當代畫家也對台北的上海現象特別敏銳，圖中穿著入時的海派女子，驕傲的走在台北市永樂市場出口處，其時髦姿態在一群台灣人之中顯得特別突兀，充分表現了文化融合過程中的矛盾性，此畫作曾作為《台灣文化》1946 年第一卷第三期的封面。圖片來源：李石樵，〈市場口〉，1945 年，財團法人李石樵美術館基金會藏。美國文化大量傳入是在美援之前就開始的，當時主要的管道是好萊塢電影。美商八大電影公司，在戰後初期幾乎控制了台灣電影院的經營，常常要求各家戲院聯映某部電影，作為宣傳手段，229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亦曾於1948 年函請八大公司及美國新聞處，多多介紹有關兒童教育的電影來台灣放映，230顯示政府有意透過教育來移植美式的西方價值觀。我們的國民精神和意識，又在遭受著美國電影的凶猛進攻，我們的學校教育早已和它在互相配合；我們不僅已經做了美國經濟的殖民地，而且又早已做了美國資本家欺騙麻醉的思想殖民地了。231228 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學，2000，頁5-7。229 〈影壇漫步〉，《中央日報》，1949.3.6，版4。230 〈文化動態〉，《台灣文化》，3：3，1948.4.1，頁22。231 李何林，〈美國電影的毒害〉，《文萃叢刊》，2：23，1947.3.20，頁33。571950 年代之後，好萊塢電影的傳播與美國霸權同步，聲勢浩大，自1947 年近百部影片進口後，數目直線上升，壓垮了國片，成為電影市場的巨人，甚至壟斷了台灣電影院之發行業務，因此，臺灣戲院可說是好萊塢的殖民地。232電影作為一個文化傳播工具，有其特出之處――透過非教條式、生活化的影像畫面，許多西方或美式的價值觀、生活文化，便是如此潛移默化、慢慢滲透到台灣人民心中，尤其美援之後，美國透過對媒體的控制權，大力塑造「自由民主世界」的完美形象，使得多數台灣人對美國有一種嚮往之情，於是，從1950 年代到1980 年代，親美、揚美、依美成為台灣三十年來主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233由此可知，台北從開發至今，歷經了劉銘傳西化建設下的衝擊、日治時期對外來文化的崇尚、近代中國五四運動夾雜對西方文化的嚮往，以及戰後美援體制下對美國文化的依賴，各個階段中不斷接收著外來文化，不同階段的主政者，其都市計畫也是走西化路線，而台北人的都市生活即是在這樣近代化的背景下展開的，西方文化的移植也在如此優勢的條件下――主政者同時扮演主動角色以及被動角色――逐漸深化，並且遍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造成外來文化的中心化，這種現象在戰後尤其顯著，無怪乎戰後台北文人聚集西方世界中的咖啡館會成為一種現象。二、 圍繞著中山堂的藝文氣息2004 年元月31 日北市中山堂內的「堡壘咖啡館」隆重開幕，該咖啡館空間原是蔣介石夫婦的貴賓接待室――堡壘廳，如今改裝成「堡壘咖啡廳」，目的在「恢復西區人文咖啡館的舊觀」，堡壘咖啡館內的「明星廳」原是堡壘廳廂房，以「明星」命名，源自當年位於中山堂附近的「明星」咖啡館的人文氣息，「明星廳」於開幕之初即邀請了眾家藝文人士，舉辦下午茶會，並以多樣化的文藝主題為市民演講，企圖重建人文咖啡館的文化空間。(如圖2-7)堡壘咖啡館的催生者是台北市文化局，實際館主則是中國時報社長林聖芬，文化局局長廖咸浩指出，堡壘咖啡館對於台北市的意義非凡，包括徹底的空間解嚴，讓政治氣氛在中山堂完全消失，將中山堂真正232 葉龍彥，《光復初期台灣電影史》，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1995，頁113。233 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台北：人間，1988，頁10。58還給市民，同時還將成為孕育出廣場文化的典範，並且帶動西區再造。234台北西區即指城內、萬華地區，日治時期城內是日本人居住的地方，而西門町一帶則為日本人娛樂的場所，戰後文人咖啡館也是分布在這一帶，其圍繞的中心點即是「中山堂」(如圖2-8)，早年中山堂經常舉辦藝文活動，加上周圍文人咖啡館的設置，使得整個西區散發著濃烈的文藝氣息。1970 年代以後，東區在國家公共政策、房地產投機活動、及社會經濟結構性變化等三股力量的推擠之下逐漸繁華，並有壓倒西區的趨勢。東區作為國民政府遷台後的施政績效櫥窗，順理成章成為台北新商業中心，235廖咸浩所指的「西區再造」，即是復興日治時期以來西區的繁華景象，而當年此區文人咖啡館的特殊存在，自然成為官方復興西區文藝氣息的重要精神指標。圖2-7：堡壘咖啡館開幕之初的廣告DM。2004 年1 月31 日開幕的中山堂「堡壘咖啡館」，透過商業化的手法來經營人文咖啡館空間。圖片來源：堡壘咖啡館2004 年開幕之初的廣告DM。中山堂基地原為清代撫台衙，台灣被割地後，曾為台灣民主國的總統府所在地，日治初期則是早期台灣總督府，1928 年日本政府決議將此地改建為台北公會堂，並於1935 年竣工，即為今日中山堂的面貌。建造完成之初，乃僅次於東京、大阪、名234 陳盈珊，〈空間解嚴，老中山堂新左岸，「堡壘咖啡」端上〉，《中國時報》，2004.2.1。235 夏鑄九，〈一個都市中心的興起：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的個案研究〉，《當代》，第15 期，頁63-67。59古屋等都市公共建築物，內有可容納二千餘人之大禮堂、千餘人之大餐廳，以及貴賓室、集會廳，中央樓梯之正面，則嵌有台北市雕刻家黃土水之名作「牧童水牛」，各樓皆有洗臉室、抽水式之衛生設備，以及垃圾收集處、自來水龍頭、防火水栓等十餘處，無論在電力、照明等方面都相當先進，四樓還設有屋上露台，備有望遠鏡、天體測望鏡、太陽照相機、天體拍照機等儀器，236於當時可說是相當現代化的建築物，無怪乎日本於1935 年舉辦的「始政四十週年台灣博覽會」選定此處為第一展覽場的主要展館，以向全世界展示日本殖民的榮耀治績。圖2-8：文人咖啡館位置圖。1949~1989 年間曾經存在於中山堂周圍的文人咖啡館。地圖乃根據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台北市商業管理處網頁、筆者田野調查等資料繪製而成。戰後初期，中國戰區台灣省之受降典禮於台北公會堂舉行，公會堂於之後改名為「中山堂」，由台北市政府管理，成為各界公共集會的場所。237自日治時期起，中山堂的功能就如今日各地的文化中心一樣，是地方上的藝文活動空間，日治末期，日軍發動大東亞戰爭，官方與民間經常在此舉辦激昂的軍歌音樂會和大場面勞軍活動。戰後初期，中山堂的藝文活動沒有就此停止，無論是音樂會、戲劇、舞蹈表演，或是美術展覽，都曾在此開放給民眾參觀，甚至戰後初期的光復節展覽會也在此舉行，展出內容計有水產、林業、橡膠、菸酒、窯業、青果、電力、紙業、茶葉、醫236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卷三政事志建置篇》，台北：眾文圖書，1980，頁50。237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卷三政事志建置篇》，頁50。60藥衛生、油脂、玻璃、赤糖、畜產、樟腦、郵電、氣象器材等，238民眾到中山堂也是官方相當鼓勵的一件事。不管你是哪一階層的人，在今天你一定曉得在中山堂裡面在舉行著聯合展覽，??我勸你無論如何得抽空去跑一趟，那裡非但會給你很多的平常想知道而還沒有知道的常識外，還可以給你一個相當充裕的休息時間。239二二八衝突事件蔓延之際，台北市的民意代表和知識份子，曾聚集於中山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能獲得和平解決之道，此期中山堂頓時成為全台的政治焦點，處理委員會並於1947 年3 月6 日提出四十二條政治要求，主要精神在於強調台灣自治與民主政治的實踐，不料該主張並未獲得長官公署的善意回應，3月9 日，一場血腥屠殺分別於基隆港、高雄港展開並蔓延，曾經參與中山堂集會的代表於長官公署的搜索中，幾乎無一倖免。中山堂從此成為中央集權的一個投射240，戒嚴時期，國民大會集會始終於此召開，雖然中山堂的政治氣息相當濃厚241，但是各項藝文活動還是經常在此舉行，舞蹈家劉鳳學、林懷民、音樂家馬友友、台北市立國樂團團長王正平??，許多台灣藝術表演者的重頭戲，都是在中山堂展開序幕，此外，1975 年舉辦的「中國現代民歌演唱會」，也使得中山堂被視為民歌聖地，242除了中山堂本身的文藝特質外，中山堂周圍的各項客觀因素，更加強化了文人咖啡館匯聚於此的條件。戰後台北市大約有六百位的作家居住在此，包括1949 年前後遷台的外省籍作家，以及其後台灣在發展過程中由外縣市移入台北的本省籍作家，大量的文化人及各種文化性機構243，乃至文化活動現場及文化消費人口，使得台北具有充分的文化238 ――，〈光復節展覽會出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自立晚報》，1947.10.27，版4。239 鄒群，〈參觀展覽會速記(一)〉，《自立晚報》，1947.10.27，版1。240 中山堂在過去歲月裡，經常為政府接待外國貴賓的場所，其中最受矚目的有美國前總統尼克森、韓國前大統領李承晚、越南前總統吳廷琰、菲律賓前總統賈西亞、伊朗前國王巴勒維等外國元首訪華，均在此舉行國宴，此外中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及中華民國第二、三、四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也都在此舉行。資料來源：http://www.csh.taipei.gov.tw/。241 陳芳明，〈昭和記憶˙民國顏色――從公會堂到中山堂〉，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33-34。242 賴素鈴，〈中山堂：歷史開門，風華再現〉，《臺北畫刊》，412 期，頁61。243 包括台灣的文學傳媒、出版社、以及文學性社團，大部分都在台北。李瑞騰，〈台北：一個文學中心的形成〉，《文學的出路》，台北：九歌，1994，頁33。61發展條件。244此外，1980 年代之前，中山堂周圍245亦為台北工商業、文教業、服務業聚集之地，根據陳正祥的1956 年的統計資料，此區亦是台北市書店、咖啡館為數最多的地方(如圖2-9、2-10)。246由此歸結中山堂周圍的空間文化，除了中山堂本身經常舉辦藝文活動，因而具有匯聚文化的力量外，其所在位置於台北人口稠密處，無論在商業、文化業都相當發達，再加上台北聚集了眾多的文人，因此醞釀出中山堂周圍強烈的文藝氛圍，使得文人咖啡館有個足以發展的空間。今日中山堂「堡壘咖啡館」的開張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除了中山堂本身一直是藝文活動的重要場所，週遭也曾經圍繞著文藝氣息濃厚的文人咖啡館，如今市政府藉由政治力，企圖重構文人咖啡館的空間，除了試圖喚醒市民對這段過往歷史的記憶，也反映了文化建置逐漸受到政府的重視。圖2-9：印刷廠、書店、舊書店、報館、電台的分布圖。(1956 年統計資料)資料來源：陳正祥，《臺北市誌》，台北：南天，1997，頁117。244 李瑞騰，〈台北：一個文學中心的形成〉，《文學的出路》，台北：九歌，1994，頁32。245 中山堂周圍意指中華路左方的城內區(今中正區)及右方的西門町。246 陳正祥，《臺北市誌》，台北：南天，1997，頁22、117。62圖2-10：茶室、咖啡館，以及冰店的分布圖。(1956 年統計資料)資料來源：陳正祥，《臺北市誌》，台北：南天，1997，頁117。三、 咖啡館的色情現象及其色情形象儘管目前台北市文化局極力復興當年文人咖啡館的風華，卻也無法掩飾咖啡館曾經作為風月場所的過往。翻閱早期報紙的咖啡館相關文章，多是報導色情現象的問題，尤其是1960 年代為數最多，而當時也是文人咖啡館最為興盛的時期，或許文人咖啡館的數目不敵色情咖啡館247，報業者並沒有注意到這股文藝風潮，反而是咖啡館的色情現象被大肆渲染，使得咖啡館的形象在民眾心中並不高尚，王鼎鈞的文章中曾反映這個現象：247 當時的色情咖啡館又稱「黑咖啡館」或「黃色咖啡館」。蔡策，〈正視一個怪現象〉，《中央日報》，1960.12.13，版3。63在講書的時候，楊先生偶然提到徐志摩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歌頌大自然，批評都市文明，認為都市生活是病態的生活，只有大自然能給人健康和正常。「說真的，今天的大都市，到處是柏油，到處是水泥，到處是煤煙，把大自然完全排擠出去，連一點真正的泥土都看不到。所以，都市裡面的人，只好在陽台上種花，在公園裡舖草，在咖啡館裡種樹??」楊先生聽到下面在吃吃的笑。他停住，望著一些狡猾的眼睛問：「有什麼可笑的事情嗎？」「老師進過咖啡館？」學生問。「常常去。」學生大笑起來。「怎麼？不可以去嗎？」「不可以！」「為什麼？」「因為咖啡館是個壞地方。」「哦！」楊先生明白了。「你們去過沒有？」「沒有！」「既然沒去過，又怎麼知道它壞？」下面的答案凌亂了：聽父母說的，聽同學說的，在廣播裡聽到的，從報紙上看到的??等等。248咖啡館的色情現象究竟有多嚴重？1962 年一篇報導文章指出台北市的黃色咖啡館越來越興盛，雖然警方一再取締，卻是野火燒不盡，尤其是武昌街、漢中街、成都路、中山北路等都是黃色咖啡館集結的地區，249其分布位置和文人咖啡館的位置有重疊之處，皆是商業發達及人口稠密的地區。其實，咖啡館的色情現象和台灣長久以來的娼業有很大的關係，咖啡館只是娼業變相經營的場所。臺灣墾荒時期的一些特殊的社會環境如：男多於女、婚姻論財、「寬於婦責」以及社會的舊慣和陋習等促成「臺地多娼」的現象，進一步造成臺灣變相的娼妓來源。日據娼妓業的發展延續清中葉產生的娼妓間分化的脈絡，再加上日本娼妓文化248 王鼎鈞，〈咖啡館〉，《講理》，台北：大地，1984，頁183-184。249 黃兆洲，〈咖啡館裡的傳奇〉，《商工日報》，1962.10.9，版3。64的影響，使得台灣的娼業更加蓬勃多元。戰後政府獨創了一種「特種酒家」的政策，結合了酒家供應飲食以及娼寮滿足性交易的功能，但其內容卻僅是掛「特種酒家」之名而行「賣淫」之實。政府於1956 年頒定的「特定營業」管理規則，期望肅清臺灣的色情風月，並為了使這些「特定營業」逐漸淘汰，採行了「寓禁於征」的高年費與稅捐的作法，可惜成效不彰，反而造成了地下非法營業的猖獗。250另外，美援時期駐台美軍人數激增，以及越戰期間台灣成為美國後勤基地，皆助長了台北色情行業的蓬勃發展，從中山北路延伸到民族東路、林森北路、民權東路、雙城街、農安街一帶，可說是美軍的專屬風化區。251娼業是個古老的行業，因為人類對性的需求從未止息，而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衰頹的行業，並且會依循時代的改變，而轉換其經營方式，咖啡館這樣一個現代化的新興公共空間，自然容易成為色情營業的最新媒介。以往在這些地方，不過是寥寥的幾家茶室，現在茶室的名稱完全絕跡了，把舊殘的餘局，稍加粉刷裝修，樹起咖啡廳的招牌，其實是換湯不換藥，還是保持著其不變的黃色色彩，不過，咖啡館的價錢要比茶室提高了三分之二。252過去台北咖啡館的色情現象或許會讓今日喝咖啡的族群無法想像，畢竟在1980 年代，尤其是1990 年代之後，喝咖啡逐漸成為一種都市生活的流行指標，但其實，咖啡館的色情現象並非台北獨有，19 世紀的威尼斯的咖啡館裡，一樣有著無法管束的賣淫交易在暗地裡進行。253只是台灣報紙中關於黃色咖啡館的報導始終不遺餘力，甚至對於咖啡館的消費者也有將之污名化的跡象。到咖啡館裡去的人，大都不懷好意，不是找刺激，就是玩一玩，能夠坐坐談談的人能有幾個呢？動手動腳胡說八道既不能拒絕，又不好生氣，滿嘴愛呀情呀的，沒有一個存著好心眼。254250 洪婉琦，〈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之研究(1967－1999)〉，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16-60。251 柯瑞明，《臺灣風月》，台北：自立晚報，1991，頁208。252 黃兆洲，〈咖啡館裡的傳奇〉，《商工日報》，1962.10.9，版3。253 Klaus Thiele-Dohrmann 原著，林珍良譯，《歐洲咖啡屋》，台北：聯經，2003，頁13-14。254 本報記者，〈畸形發展的咖啡館〉，《中華日報》，1962.1.24，版7。65報章媒體的大肆渲染(如表2-2)，加上政府將之列為特定營業項目予以嚴格管制，使得咖啡館的不良形象深植民心，255一般庶民對咖啡館自然會有排拒，更遑論涉足這些場所，因此，在歐洲咖啡館中，文人和庶民在同一個空間的現象，自然難以在台北發生。隨著咖啡館黃色形象的廣佈，在1970 年代思想逐漸開放的背景下，這類色情咖啡館也成為青少年性探索的私密空間，在高背座椅、濃密盆栽，和昏暗燈光中，一對對情侶探索著身體的極限，從親吻到愛撫到相互手淫都是例常公式，甚至無法控制的坐著性交，何春蕤稱此類咖啡館為七○年代最具歷史意義的情慾文化地標。256不論咖啡館的色情現象猖獗的程度如何，台北的文人咖啡館在其存在的時代，簡直是個被漠視的現象，咖啡館能夠在一般民眾間聲名大噪的因素往往是其黃色形象，至於咖啡館裡文藝現象，似乎只在當時社會裡散發著微弱的光暈。表2-1：早期報紙中咖啡館相關負面報導表報 紙 名 稱 作 者 標 題 刊 登 日 期《徵信新聞》 本報記者 暗光咖啡館滄桑錄 1959.4.6、10、11《中央日報》 蔡策 正視一個怪現象：色情咖啡館的管理問題 1960.12.13《中華日報》 本報記者 畸形發展的咖啡館 1962.1.24《商工日報》 黃兆洲 咖啡館傳奇 1962.10.9《商工日報》 王灼堯 黃色咖啡室的種種 1963.5.25《商工日報》 王柳敏 脫衣舞與黃色咖啡館 1964.10.12《中央日報》 張爵民 北市的黑咖啡館 1965.7.2《中國日報》 社論 從舞廳酒家黃色咖啡館說起 1965.10.15《臺灣新聞報》 袁祖愛 黃色咖啡的煩惱 1965.11.28《臺灣新生報》 林琨 黃色咖啡館和茶花室 1965.12.26《商工日報》 黃海騰 咖啡女郎厭惡保鑣酒女歡迎中年客人 1967.8.14《臺灣新生報》 曹叔 問題少年陪笑生涯咖啡廳沉淪記 1967.11.26《民聲日報》 蔡益 黃色咖啡室及地下舞廳試色情媒介 1967.12.10255 咖啡館的不良形象深植民心，從筆者的經驗中可以得到驗證。筆者曾於咖啡館打工，雖然時值20 世紀末，父母仍多次懷疑筆者打工的咖啡館乃色情營業場所，還苦口婆心要求筆者別再打工了，可見咖啡館在一般庶民心中不是什麼好地方。256 何春蕤，〈性探索――多做少說的七○年代〉，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頁156-157。66綜觀台北文人咖啡館主要是在一個密閉高壓的背景下興起，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對外展現「自由中國」的姿態，對內卻厲行白色恐怖統治，其中箝制思想言論的強硬措施，更使得島內知識份子噤若寒蟬。此外，在美援的政經情勢下，政府大行西化建設，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化也慢慢滲透到台灣，只是其中的咖啡文化卻非政府所樂見，因而先後對咖啡實施進口管制，將其列為奢侈品，並嚴禁咖啡豆的自由流通，此外，高額的稅收也顯示政府對咖啡館設置的消極抵制，咖啡館同時也是政府監控的公共空間，然而，作為台灣首善之都，台北是一個現代化的都市，從日治時期開始接收著來自四面八方的西方文化，對於資本主義中的消費文化也有一定的接受度，因此，咖啡館作為現代都市的必備空間，自然成為民間業者的謀財方式之一，只是咖啡館到處林立，素質卻也良莠不齊，色情行業掛羊頭賣狗肉，咖啡館成為其掩蓋非法色情營業的門面，色情咖啡館的普遍，遮掩了文人咖啡館文藝風範，造成普羅大眾對咖啡館印象不佳，也顯露出台灣社會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種種突梯現象，戰後文人咖啡館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夾縫求生，步履蹣跚。67第三章 咖啡館裡文人活動的重要展現1950 年代至1970 年代，是台北文人咖啡館較為活躍的時期，當時咖啡仍是昂貴的奢侈品，喝咖啡也尚未成為社會風氣，文人泡在咖啡館通常不是為了咖啡，而是為了咖啡館這個空間。文人在咖啡館並非台北獨有的現象，世界各國在咖啡文化發展初期皆會出現文人混跡於咖啡館的現象，包括第一章提及的阿拉伯世界、歐洲各國以及日本，因此，要了解台北文人咖啡館現象，必須細密的爬梳文人所留下來咖啡館相關文獻，並將其置於整個時代情境下來檢視，才能掌握文人咖啡館在台北這個特定場域下的存在形式與存在意涵。因此，筆者首先討論1950-1970 年代間的文藝風潮，接著透過文藝作品中的咖啡館紀錄，重新鋪陳文人咖啡館風景、咖啡館的氛圍轉化，以及文人在咖啡館內的活動情況，從而探究文人咖啡館的空間內涵及其時代意義。第一節 文藝流域裡的咖啡館一、 中西思潮撞擊下的文藝風戰後台灣文化主要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互激盪的局面，「中國文化」在台灣的發展基本內涵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西方文化」在台灣的發展基本內涵則是以近代思想如康德哲學、自由主義、存在主義等思潮為主，257其中，「中國文化」是在官方機構「反共復國」的理念運作下得以慢慢根植於台灣，「西方文化」則主要是透過民間力量得以發展。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乃是官方建立文化霸權論述的關鍵時期，隨後官方迅速完成了一套相當完備的檢查制度，代表黨的國民黨文工會、代表政的教育部、新聞局、代表軍的國防部，代表特務的警備總部與保安司令部，都握有權力對社會的各種文化活動採取干涉政策，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任卓宣在1949 抵達台灣後，立即展開反共反蘇的文化運動，政治權力以合法方式介入文藝活動，當以此為起點。258257 黃俊傑，〈戰後臺灣的社會文化變遷：現象與解釋〉，黃俊傑主編，《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台北：正中，1995，頁32。258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聯合文學》，第199 期，2001.5，頁150。681950 年代以來台灣的文化政策，基本上是官方機構以強大國家權力為背景，結合政要與政界文人所發展出來的，鮮少以文化界的需要為考量之基礎。此外，官方機構一切政策皆以建設台灣和反攻大陸為核心，文化政策被併合於教育綱領中，其主張包括「加強樹立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教育思想，闡揚固有道德，整理文化遺產」、「提倡文學、美術、戲劇、音樂、體育等活動，藉以展開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等等，顯示官方的文化政策是以民族主義為本位的封閉型文化政策，259官方為彰顯其繼承中國文化的正統地位，在文化的建置上，力行一連串的「正名」之舉，無論是「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中的教育文化政策，或是之後「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設置，或是古物遷台的政策，以及1950 年蔣介石的文化統戰宣示，再再顯示戰後初期官方的文化政策，是在政治意味極濃的反共抗俄總動員的前提下進行的，而「保衛中國文化」的標語，也意指國民政府才是中國文化道統之傳承者，對抗中共就是「保衛中國文化」之實現。260此時，一些藝文人士，也會依附政府的文化政策，組織協會來推動官方文化，譬如1945 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宗旨即為推行三民主義，並分設文學、音樂、美術三部，延聘藝術界知名人士，召開美術座談會，商討工作方針，以期推動全省之藝術活動，其中以文學領域的活動最突出。2611950-1960 年代期間，官方的文化政策在文藝上產生了主導作用，在文學方面，1950 年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由當時的立法院院長張道藩領導，積極推動反共抗俄的文學，宗旨在於：「除團結全國文藝界人士，研究文藝理論，從事文藝創作，展開文藝活動，發展文藝事業外，更以促進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完成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任務為宗旨。」中國文藝協會舉辦各種文藝研習班，倡導推展軍中文藝運動，發起文化清潔運動，以及1955 年提出的「戰鬥文藝」等等政策，262使得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263在政治權力的操弄下，1950 年代的文學，幾乎由大陸來台的第一代作家所把持，所以整個五○年代文學就反映出他們的心態，他們在大陸幾乎都是屬於統治259 黄才郞，〈五○年代台灣的文化政策及其時代氛圍〉，林吉峰主編，《中華民國美術思潮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頁276。260 楊式昭，〈光復後台灣重要文化政策之觀察〉，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1901-2000 台灣文化百年論文集Ⅰ》，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9，頁111-117。261 何浩天，〈光復以來的台灣藝術發展〉，《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0 期，台北：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頁18。262 中國文藝協會編著，《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頁2-5、33-34。263 中國文藝協會公約的第二項目如下：我們深信文藝工作負有時代使命，我們願配合國策，從事文藝教育與宣傳工作。我們願接受政府為爭取反共復國勝利，為達成民主政治的各項措施，並透過文藝促其早日實現。中國文藝協會編著，《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頁185。69階級，依附政治權力機構而生存，擁護的是中國傳統的孔孟思想，且具有根深蒂固的法統觀念。264另外在美術方面，戰後初期，台灣美術原本是由台陽美術協會265的領導班底主導，首屆「全省美展」的成功，展現了台陽在戰後東山再起的氣象，無奈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嚴重影響了本土戰前美術運動主流的社會化拓展，自此，美術教育與推廣的發言權，漸漸落入1949 年以後來台的外省文化新貴中，這批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美術家，原是中國一批心態上較為固守傳統的舊派畫家，其後主導的「全省美展」，是為台灣美術運動最高權威的象徵，也是台灣戰後復元的克難階段中，最具號召力的美術表演舞台，只是其內保守意識的抬頭，造成一群以維護「正統」自命的保守人物，致力鞏固中原保守畫系在台灣的統御地位，促成了臨摹傳藝之風的盛行，大開中國美術現代化的倒車。266然而，在官方機構以反共復國為前提下的一元文化政策延燒之際，民間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其所展現的的樣貌可謂相當豐富。白色恐怖籠罩下的1950 年代，肅清政策橫行，文藝界陷入沉悶抑鬱，之後由於美國對台經援，美國文化也趁隙而入，美國文化宣傳機構、基金會在台展開潛移默化的美國化政策，包括設在臺灣北、中、南美國使領館的美國新聞處(USIS)籍著圖書、展覽、演出和文化活動，向青年知識份子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富足」、「友好」，宣傳美國如何對他人領土不抱野心，宣傳美國的科技、文化和令人羡慕的文明開化，當然也宣傳以前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如何貧困落後、獨裁、及其必然的衰敗等等，影響深遠。美國新聞處並且發掘和有計劃栽培臺灣的畫家、文學家和學者，提供他們到美國參觀訪問和進修的優越條件。除此之外，美國新聞處還有一項至今成效卓著的工作，即廣泛介紹和協助青年學生到美國接受碩士以上高等教育。這項工作包括提供美國大專院校的相關資訊，協助申請獎學金等等。五十年代264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87，頁88。265 台陽美術協會成立於1934 年成立，是日治時期由台灣畫家為主導的最大民間美術團體，發起人包括陳澄波、廖繼春、陳清汾、顏水龍、李梅樹、李石樵、楊三郎、立石鐵臣(日籍畫家)等，台陽會員幾乎網羅了島內第一流的中堅畫家與雕塑家，順乎其然的匯成了台灣民間美術運動的主流，從戰前一直奔流到戰後，並在戰後復甦之際，承擔了組織與舉辦全省美展的大業。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37。266 日治時期起，大陸以及台灣的美術家不約而同的到法國和日本吸收繪畫新觀念，然後各自回鄉推行美術運動。雙方在海外均吸收到了相同的創作觀念，那就是以寫生為起點的繪畫觀，這個觀念是改革傳統臨摹積弊的良方，遺憾的是這批大陸新銳畫家在山河變色之際，幾乎都沒離開大陸，也就無從在寫生基礎面上，與本省美術家進行歷史上的交會，反而是一批中原保守畫系的來台，大力推展臨摹傳藝，大開中國美術現代化的倒車。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頁47-72。70以後，一批又一批臺灣學生湧到北美洲深造，經過將近五十年後，為臺灣積累了大量美國製造的博士和碩士，廣泛地佔據了臺灣政治、外交、軍事、經濟、金融、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中的領導高地，影響至深且遠。267如此環境機制下的西方文化在台引起更多關注，於是，追求西方文化在戰後成為一股無法逆轉的狂潮，幾乎可說是台灣知識份子在白色風暴尋找心靈出口的方式。1949 年創刊的《自由中國》，由胡適擔任發行人，雷震主持其事，張佛泉、夏道平、殷海光為其中最重要的健筆，共同築起中國自由主義的堡壘，之後，一些台灣的自由主義者，陸續翻譯與闡述了海耶克、米塞斯、洛卜克的著作，為台灣的自由主義注入新的生命，開拓新的思想格局。268只是《自由中國》之後的命運，也影響了其他刊物編輯的方式，即是採取一種既能自保，又能傳遞西方文化的中庸做法。1956 年9 月由夏濟安領導創刊的《文學雜誌》，首度針對反共文學的陳腐俗套、及其與現實脫節的現象，發出一種溫和的反叛聲音：我們雖然身處動亂時代，我們希望我們的文章並不「動亂」，??我們不想逃避現實。我們的信念是：一個認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時代表達他的時代的精神的人。??我們覺得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說老實話。269《文學雜誌》採行古今交融、中西互映、創作理論並重的編輯方針，同時刊登舊詩與新文學，並引進西方文學作品、理論和文藝思潮，為台灣文學的發展開啟了一扇呼吸西方文學的窗。270此外，1957 創刊的綜合性刊物《文星》，則以「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為宗旨，向讀者介紹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同年成立的「五月畫會」、「東方畫會」即是美術界對西方文化的具體實踐，他們著重「現代」的開拓，最熱衷吸收研究的是當時風行世界的抽象主義繪畫。無論是1953 年創刊的《現代詩》、1956 年創刊的《文學雜誌》、1957 年創刊的《文星》、1959 年創刊的《筆匯》等刊物，都是1950 年代反共文藝大行其道之下的反叛聲音，只是他們都沒有直接提「反叛」或「西化」的問題，而是裝模作樣地祭出擁抱偉大傳統的護身符旗，但並無法267 陳映真，〈台灣的美國化改造〉，丹陽，《回歸的旅途》，台北：人間，1998，頁3-4。268 熊自健，〈戰後台灣自由主義者與海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周德偉為例〉，《當代中國思潮述評》，台北：文津，1992，頁1-2。269 編者，〈至讀者〉，《文學雜誌》，創刊號，1956，頁70。270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91，頁79-80。71掩蓋他們「西化」、「反傳統」的真面貌，271這些引介西方文化的刊物，在1950 年代並未形成巨大力量，也尚未顯示移植的成果，直到《現代文學》的出現，使得現代主義272在台灣文學界有了具體成績，才顯示出西方文化已深入部分文人的意識之中。1960 年代，夏濟安的學生在《文學雜誌》結束時，籌組了「現代文學社」，並創辦《現代文學》，成員以台大外文系學生為骨幹，包括白先勇(1937-)、王文興(1939-)、歐陽子(本名洪智惠，1939-)、李歐梵(1939-)、葉維廉(1937-)、劉紹銘(1934-)、杜國清(1941-)??等，從1960 年至1973 年間，共刊行51 期，貫穿了整個1960 年代，成為現代主義文學的重鎮，培養了許多年輕作家，包括黃春明(1939-)、七等生(本名劉武雄，1939-)、施叔青(本名施淑青，1945-)、李昂(本名施叔端，1952-)、李永平(1947-)、林懷民(1947-)、陳映眞(本名陳永善，1937-)等。273從創刊號開始，《現代文學》便表現了對西方文學的熱情，期望能汲取歐美文學的形式和精華，來改造台灣當代的文學，期間曾介紹諸如卡夫卡、卡謬、亨利˙傑姆斯、福克納、湯瑪斯˙曼、貝克特等歐美現代作家，以「橫的移植」來代替「縱的繼承」，因此將存在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反小說等現代前衛文學的意識形態和寫作技巧引進國內。274白先勇認為，《現代文學》的創刊以及1960 年代現代主義在台灣文藝思潮中崛起，並非一個偶然現象，亦非一時標新立異的風尚，而是當時台灣歷史客觀發展以及一群在成長中的青年作家主觀反應相結合的必然結果。《現代文學》的成員背景相當複雜，有的是隨著政府遷台後成長的外省子弟，有的是戰後接受國民政府教育長大的本省子弟，也有海外歸國的僑生，雖然背景各異，但卻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戰後成長的一代，面臨著一個「大亂之後曙光未明充滿變數的新世界」。275誠如白先勇所言，《現代文學》移植現代主義的成功並非偶然，包括台灣歷史的客觀發展――政治高壓的環境，與青年的主觀反應相結合――以及眾多前輩作為先驅，為《現代文學》鋪路，才能使其在現代主義文學有如此具體的成績。27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106。272 現代主義是對西方19 世紀的工業文明以及興起的中產階級庸俗價值觀的反動，因此，其叛逆性相當強烈。二次大戰後，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觀、信仰、以及對人類的信心，面臨的瓦解的危機，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主要傳達出對人類文明抱持的悲觀與懷疑。273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87，頁113-114。274 夏志清，〈《現代文學》的努力和成就〉，白先勇，《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頁319-327。275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頁274-276。72五○年代後期，《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等幾家現代詩刊早已發難於前，作了我們的先驅。276現代詩的現代化腳步早於小說，而《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為1950 年代台灣詩現代化運動的三大主力，其中的重要人物包括紀弦(本名路逾，1913-)、瘂弦(本名王慶麟，1943-)、洛夫(本名莫運端，1939-)等都是「戰鬥文藝」的代表詩人，之後卻在現實的壓力下，表面上響應官方的說法，另一面則進行個人主義的文學變革，成為台灣現代主義的開路者。277紀弦於1953 年成立「現代詩社」，並創辦刊物《現代詩》，從第一期到第十二期，刊登了許多台灣早期現代詩壇重要詩人的作品，此時期的《現代詩》呈現的是百花齊放的和諧榮景，2781956 年《現代詩》第13 期出版，紀弦成立「現代派」，以「領導新詩再革命，推動新詩現代化」為職志，發布了六大信條279，多達102 位詩人連署加盟，喧騰一時，是為詩壇一大盛事。280但是，這個運動只是喊喊口號，並未建立多少對詩的主張，也未為詩帶來外貌或體質上的改變，281其後，覃子豪(本名覃基，1912-1963)籌組「藍星詩社」，創辦《藍星詩頁》，並以民族大義對紀弦的「橫的移植」大加批評，雙方引發一場論戰，此外，1954 創刊的《創世紀》則為受到西方詩潮衝擊較大的一個詩社，由詩人瘂弦、張默(本名張德中，1930-)、洛夫三人為主幹，發刊初期仍無法脫離反共文藝的框架，1956 年後作風則略見改變，轉為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其前衛意識使林亨泰(1924-)稱創世紀「比現代派更現代派」。282《創世紀》的成員為軍人出身，生活的276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頁280。277 鄭明俐，〈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鄭明俐主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1994，頁36。278 除了鄭愁予、方思、楊喚以外，後來屬於「創世紀詩社」的瘂弦、洛夫、商禽、季紅，屬於「藍星詩社」的蓉子、羅門、周夢蝶，屬於「笠詩社」的吳瀛濤、林亨泰、白荻等，都在此一時期的《現代詩》嶄露頭角。蕭蕭，〈五○年代新詩論戰述評〉，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頁108。279 此六大信條為：第一條，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第二條，我們認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這是一個總的看法，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無論是理論的建立或創作的實踐。第三條，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作，新的工具之發現，新的手法之發明。第四條，知性之強調。第五條，追求詩的純粹性。第六條，愛國、反共、擁護自由與民主。紀弦，〈「現代派的信條」及釋意〉，《現代詩》，第13 期，1956.2，頁4。280 蕭蕭，〈五○年代新詩論戰述評〉，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頁109。28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81。282 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文訊雜誌社主編，《台73苦悶反映在詩作上，其文字及形式相當前衛具實驗性，所創作出來的詩作晦澀、怪異、混亂、難以理解，因此被譏為「惡魔主義、虛無主義、形式主義」，283無獨有偶的，在小說的現代化之路，之後也轉變為與現實脫節的虛無主義傾向，這些現代主義的小說家們在文學內容與表達手法上吸取了大量西方存在主義的要素，產生不少以無根和放逐為主題的作品，呈現了人之存在的焦灼感、虛無感和荒謬感，284但之後卻因游離現實而飽受批判。我們多需要一種健康的寫實的藝術和文學，但是，很遺憾的我們所接觸到的卻是一些知識份子自瀆得作品。個人去自瀆也就罷了，然而他們不但不肯承認這個事實，反而打著現代主義藝術至上的理論，來「美化自己的醜陋」。??容我們對那些不願走出象牙塔的現代主義者下一如此的批判：他們是由墮落的中產階級的文化培育出來的一批不自覺走向墮落的知識份子；他們既然無法走出自己的小圈子看看外面的世界，當然也就無法見出自己的罪惡；於是他們只好自滿地活在自定的道德標準裡，感傷流涕而自以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然而，我們並不悲觀，因為即使那些人自炫下去，也只不過是極少數而已。在如此廣大的軍人、學生、農夫、工人之間，我們相信必有一種屬於大家的文學建立起來。2851966 年創刊的《文學季刊》，即批判了1960 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病態和游離現實，主張「藝術工作者無可逃離的應該對他生存的環境有所了解，這樣他才能真正認清舊社會所以瓦解的所在，把藝術從幫閒的孤芳自賞和商業的狂流中解救出來。」286《文學季刊》由尉天驄(1935-)主編，主要作家有王夢鷗(1916-2002)、姚一葦(本名姚公偉，1922-1997)、何欣(1922-1998)、陳映真、劉大任(1939-)、施叔青、黃春明、王禎和(1940-1990)、李昂、余光中(1928-)、七等生、奚淞(1947-)等，他們主張現實的文學，提出文學必須「參與生活」、「關懷群眾」等口號，對1970 年代的鄉土文學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頁250。283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83。284 蔣年豐，〈戰後台灣經驗中的存在主義思潮―以沙特為中心〉，宋光宇編，《台灣經驗―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1993，頁2-6。285 尉天驄，〈幔幕掩飾不了污垢〉，《路不是一個人走得出來的》，台北：聯經，1976，頁53-58。286 〈我們的努力和方向〉，《文學季刊》，創刊號，1966.10，頁。74運動具有催化作用。2871965 年後台灣在國際上遭受一連串的打擊，國民政府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強硬外交政策，加深了台灣的孤立，這些衝擊也使得社會上層建築的文化掀起壯大的覺醒運動，因此，強調描寫台灣現實社會的鄉土文學應時而興，並於1976 年掀起一場論戰，最後演變成台灣文學與台灣社會路線問題的討論，突顯出戰後台灣社會內部所隱藏的有關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種未解的問題癥結。288自1950-1970 年間，臺灣的整個藝文界，早期是由官方提倡的反共文藝政策所主導，同時，台灣亦如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移植西方的現代主義風潮，在政治高壓的時代裡，現代主義以其游離現實的特質，成為台灣藝文人士逃避現實的途徑，這樣的移植運動，卻也引起文人圈的反省，並曾經引發了一場中西文化論戰289，反映出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接合的必然衝突，最後則是在國際情勢孤立的情況下，為數較多的文人開始面對本土的問題，進而將創作眼光回歸到人民所生長土地之上。二、文人咖啡館風景戰後文人咖啡館主要圍繞著中山堂而設置，其中，「朝風」即位於中山堂對面的永綏街上，「明星」、「田園」則分別位於距中山堂不遠處的武昌街及衡陽街上，至於「文藝沙龍」、「作家」、「天才」、「野人」，以及「天琴廳」，則是隔著中華路一段和中山堂近距離對望。本小節則要透過文人留下的紀錄性散文，來窺究上述幾家文人咖啡館所展現的樣貌與景緻。1950 年代的台北市，街道仍散發著古樸的氣息，當時柏油馬路稀少，大多是碎石道路，公車經過即會引來一陣塵土飛楊，290腳踏車則是大眾主要的交通工具，一般民眾的生活只求溫飽，不求享受。在執政者的威權統治體制下，城市裡流傳著反共的宣言與標語，一股沉重抑鬱的空氣瀰漫在每個廣場與街角，彼時，詩人商禽(本名羅燕，1930-)自20 歲隨國府軍隊來台，於1950-1951 年間，擔任士官之職，負有巡街站崗之責，平日靠雙腳巡視北市西區，他步行著，觀看著，整個城市西區都在287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127。288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頁137。289 有關中西文化論戰的過程，可參考陶恒生，〈六十年代的台灣中西文化論戰〉，《傳記文學》，83：3，2003.9，頁15-31。290 隱地，〈五○年代的臺北〉，《愛喝咖啡的人》，台北：爾雅，1992，頁99-100。75他的腳下，而「朝風」咖啡館291的特殊存在，自然引起詩人的注視。每經過咖啡館時，不禁腳步放慢，對那裡的雅致的裝潢和從中散發出來的音樂行以注目之禮。特別是「朝風」。292之後詩人商禽踏入「朝風」，不為咖啡，而是為了觀音樂。293一篇刊登自1950年間的小品文，一語點出「朝風」的風格：「環境幽靜而略呈憂鬱」，294一個長方型的空間，火車座，裝點著一些棕櫚樹，295「那是台灣古早那個時代裝潢最考究，最有沙龍氣味的咖啡館」296，許多客人來這邊不是為了喝咖啡，而是為了聽音樂，「朝風」的音樂唱片高達上千張，並曾作為當地廣播電台的唱片供應站，可說是一家Music Salon。297隱地(本名柯青華，1939-)認為「朝風」是台北最初豪華的放射地，包括台北西方音樂的常識，也是由「朝風」帶動的。298除了「朝風」以音樂吸引顧客外，「田園」咖啡館亦因著大量的唱片而吸引一群愛好音樂的顧客。我第一次偶然踏進新公園衡陽街的某一段，有一家底下代理原版古典音樂唱片，樓上是音響極好，把音樂飽和的充滿室內的咖啡室，那時我還是不滿十八歲的藝術學生，自此從這家變換各種曲目的店裡，初識了法蘭克、布拉姆斯、德布西、蕭斯塔考維奇這些人的作品。299坐落於新公園旁的「田園」流盪著西洋古典音樂，引發了雷驤(1939-)的偶然涉足，並啟蒙其對音樂的愛好，雷驤也曾紀錄下「田園」從五○年代末期到八○年代，其291 朝風原為日本人開設的Blue Bird 喫茶店(簡稱BB)，戰後由徐朝風先生接掌，改名為「朝風」。伊里，〈本土咖啡館六十年〉，《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55。292 商禽，〈咖啡瑣憶〉，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102。293 商禽，〈咖啡瑣憶〉，頁103。294 恒沙，〈我喜歡BB：咖啡館素描〉，《自立晚報》，1950.3.30，版三。295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76。296 向明，〈詩?音樂?黃豆湯〉，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93。297 恒沙，〈我喜歡BB：咖啡館素描〉，《自立晚報》，1950.3.30，版三。298 隱地，〈遠近中山堂〉，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74。299 雷驤，〈咖啡室啟蒙〉，《黑暗中的風景》，台北：爾雅，1996，頁57。76室內裝潢的兩次大變革，第一次改裝是在牆上掛了佔滿整個牆面的現代畫派作品，其超現實的風格令雷驤記憶深刻，第二次改裝路線則轉為精緻風格，舒適高背卡座的設置，顯示了了主人經營方向的改變。300然而，在子敏(本名林良，1924-)的眼裡，「田園」是一家具有田園氣氛的咖啡館：「『田園』有日式咖啡館的規格，講究內部佈置，玻璃門外和咖啡廳裡，處處擺著盆栽，以綠綠的觀賞葉營造田園氣氛。」301文人的心境牽引其視覺之眼，子敏眼中的盆栽景象是雷驤從未提及的。圖3-1：雷驤，〈田園咖啡店〉，左起第一家，最右為東方出版社。圖片來源：《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59。相較於「田園」在文人心中的殊異形象，「明星」咖啡館的形象在文人圈中算是口徑一致，具有「永遠」的文藝象徵地位。白先勇去國多年後返台，感嘆：「台北雖然變得厲害，但總還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說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302「明星」坐落於一棟洋式建築裡，室內裝潢無論是樸素的桌椅，牆上安置幾盞壁燈，窗子所附的窗簾，壁間的小畫，皆突顯出洋式的整體風格，303盪漾著靜謐的氣氛，散發著淡淡的歐洲古風，304這樣的「明星」，坐落於當時仍舊古樸的武昌街，自有一番獨特風情，引人嚮往。自1949 年初由白俄老闆開業，之後移交給簡錦錐夫婦經營，「明星」緩緩散發著日益濃厚的文藝氣息，300雷驤，〈咖啡室啟蒙〉，頁59。301子敏，〈約會在朝風〉，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116。302 白先勇，〈明星咖啡館〉，《明星咖啡館》，台北：皇冠，1984，頁67。303 雷驤，〈咖啡室啟蒙〉，頁63。304 白先勇，〈明星咖啡館〉，頁63-64。77直至1989 年結束營業為止，堪稱台北最後一家文學咖啡屋。305根據雷驤的回憶，當時進出「明星」的看來都是文士，此外到後期，還有附近北一女的學生。306然而，經營者簡錦錐先生則表示，「明星」早期的客源主要是達官顯貴、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或是軍人，1960 年以後才慢慢有藝文界的人聚集於此。307另外，值得一書的是詩人周孟蝶(本名周起述，1920-)在明星前的詩攤，當時可謂是台北十景之一，也是台北詩人們互相認識彼此的重要據點之一，308同時更強化了文人們在「明星」的凝聚力，間接帶動台北文人咖啡館的風潮，之後分別有「文藝沙龍」、「作家咖啡屋」、「天琴廳」、「野人」、「天才」等咖啡館的設置，皆標榜非「黑色咖啡館」，而是具有文藝氣息的文人咖啡館。圖3-2：「明星」內景。照片來源：簡錦錐先生提供。「文藝沙龍」的構想始自朱橋(本名朱家駿，1930-1968)，取名沙龍是認為台北文藝界需要一個類似於西方沙龍的場所，可以聚集藝文界人士。於是找來了有錢的詩人綠蒂(本名王吉隆，1942-)投資，而翻譯家羅珞珈(1939-)則為沙龍女主人。309位於地下室的「文藝沙龍」內景，在畫家龍思良的是設計下，由一條短短的梯子開始，對著梯口有一個窗口，打著柔柔淺紅的燈光，然後進入「地窖」，「窖」又臨一窗，排著許多仙人掌，透著些許陽光。310龍思良還在咖啡座盡頭放了一個什麼地方都通305 楊澤主編，《狂飆八○》，台北：時報，1999，頁256。306 雷驤，〈咖啡室啟蒙〉，頁62。307 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308 張默，〈我的呼吸如急速的水沫―葉維廉的詩生活〉，《夢從樺樹上跌下來》，台北：爾雅，1998，頁174。309 羅珞珈，〈我在文藝沙龍〉，《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64。310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83。78不到的樓梯，目的是引誘客人上樓，之後發現無路可走，只好在階梯上坐下來，此乃「文藝沙龍」最受歡迎的角落，311 專為文人創辦的「文藝沙龍」，作家光顧自然會得到一份禮遇，另一家專為作家設置的咖啡屋，更是精心打造一個文人專屬的藝文空間，此即「作家」咖啡屋。圖3-3：莊佳村，〈作家咖啡屋〉。圖片來源：《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63。「作家」顧名思義是由一群作家聯手打造，1968 年，梅新(本名章益新，1937-1997)首創其議，徵集詩人、畫家、作家等籌畫一間咖啡屋，籌備會是在一場牌局上召開的。這個計畫在梅新的積極募股下，當年六月間，由洛夫命名的「作家咖啡屋」正式於西門町開張營業。312「作家」開設在峨嵋街一棟古舊樓房上，場地包括二、三樓和四樓的前段，總共約有120 個座位，在秦松(本名秦維鏊，1932-)的設計下，將二、三樓的窗戶全部封住，四壁舖滿褚色的粗蔴布，每個茶几的套上咖啡色的桌布，每個座位都安置特製的方形木殼罩燈，燈罩的兩面各有縷空的圓孔，一線燈光正好斜照在讀書和寫作的方位。二樓西片特設一扇「詩窗」，為一塊提供詩人張貼新詩句的場地，三樓的前端則安設了一席平台，作為演述藝文和朗誦詩篇的場所，後方還有一間單獨的讀書室，無論個人獨處或二、三文友談天說地，都很適用。313關於「作家」，秦松如此回憶：311 羅珞珈，〈我在文藝沙龍〉，頁64。312 洛夫，〈我不風景誰風景〉，《落葉在火中沉思》，台北：爾雅，1998，頁183。313 晏琪，〈作家咖啡屋瑣談〉，《聯合文學》，1：4，1985.2，頁191。79咖啡的味道如何？我已不記得。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咖啡屋的情調頗有味道，詩情畫意，書香茶香。有燈屋有畫牆有詩窗等等。從門面到室內都是由我設計，猶如在創作，整個二、三樓的空間，如以今天的語言來說，就如同「裝置藝術」。314「作家」開業之初聲勢浩大，原來聚集明星的文人一度轉移陣地，車水馬龍，可謂盛況空前，315在當時文藝圈是件轟動的大事，加上有計畫的主辦各種文藝活動，包括座談會、詩歌朗誦會、作家夜談、畫展、詩展等活動，使這裡幾乎成為台北市作家和藝術家的最新聚集之地。316奈何好景不常，共同集資開業的作家們缺乏商業細胞，生意雖好，卻因房租太貴，收支無法平衡，「作家」日益虧損，直到股東們的老本賠光才關門大吉，317「作家」的營業壽命只維持了兩年。繼作家關門後開業的「天琴廳」，則因無房租壓力而維持較久，原來聚集作家的部分文人也轉移到這裡，一時頗為風光。「天琴廳」出資人是醫學界名人董大成，實際經營者則是其子董世光。董世光當時仍是北醫的學生，亦是「美的杏」(Medician)畫社的社長，當時因為社團同學的畫作無處展覽，於是興起開設咖啡館作為展覽場地的念頭，董大成接受兒子的提議，遂將家裡的一樓及地下室改裝為咖啡館。「天琴廳」有一百二十多個位置，從早上營業到晚上，從來不趕客人。318位於西門町地下室的「野人」名曲咖啡室，命名取義自成語「野人獻曝」，開業之初的理念是「希望藉由輕柔的音樂和咖啡來傳遞文學的意念，讓文學的氣氛沖淡工商業社會留給人們的茫然之感。」319雖然如此，「野人」之後卻受到美國嬉皮文化的影響，開始播放前衛的搖滾樂，聲響震耳欲聾，320漸漸的，這裡聚集了許多熱血沸騰文藝青年，在擁擠喧鬧的空間裡傳遞著最前衛的文學和藝術。至於「野人」的室內風景，在林懷民(1947-)的筆下，其的階梯又窄又陡，昏黃燈光下的小小地下室，充溢著人聲、汗味、烟臭。桌子很小，桌燈的罩子，是一張薄薄的三合板捲成的圓314 秦松，〈作家咖啡屋〉，《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62。315 蓉子，〈「明星」在回憶中的投影〉，《光華》，15：2，1990.2，頁108。316 洛夫，〈我與眼鏡〉，《洛夫隨筆》，台北：九歌，1985，頁114。317 蓉子，〈「明星」在回憶中的投影〉，頁108。318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頁185。319 周銘秀，〈純喫茶式咖啡館的崛起：傳統的喝茶習慣式微了〉，《經濟日報》，1967.9.4。320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頁181。80筒，上面有幾個用烟頭燒出的窟窿，還有一些塗鴉，四周的麻布牆上掛有抽象畫，321「野人」的現代風格使得店內經常聚集眾多的前衛人士，「有些人的行徑真的接近野人」322，有別於其他溫文儒雅的文人咖啡館。同一時期位於附近的「天才」咖啡屋，則由藝文界重要人士郭承豐一手打造，郭承豐為室內設計出身，「天才」的裝潢，則出自他本人的美感經驗，咖啡館的色調是黃色及黑色，無論是海報、桌椅及牆壁，都是黃黑色調的組合。因為郭承豐的關係，「天才」早期也聚集了一些藝文界的人士，只是後期台灣漸漸邁入工商業社會，文人聚集的現象也逐漸式微。323圖3-4：莊佳村，〈1967 年代野人咖啡屋〉。圖片來源：《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55。戰後文人咖啡館由早期的「朝風」開始，就已瀰漫著西方文藝的氣息，咖啡館內流淌的西洋古典音樂，以及西式裝潢與異國情調，成為之後文人咖啡館的主調，包括「田園」、「明星」、「天琴廳」等，皆展現了如此優雅的風景。至於「作家」、「文藝沙龍」分別請來兩位台灣著名的現代藝術家龍思良及秦松進行設計，使咖啡館空間獨具前衛風格，突顯出西方現代藝術的影響。另外，「野人」燈罩上被香菸燙焦的窟窿、牆上的抽象畫，以及空間中震耳欲聾的搖滾樂，除了反映抽象藝術的影響深化，也傳達出美國嬉皮文化的喧囂已經傳到台北。321 林懷民，〈蟬〉，《蟬》，台北：大地，1974，頁143-145。322 隱地，〈一條名叫時光的河〉，《愛喝咖啡的人》，台北：爾雅，1992，頁85。323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頁187。81第二節 咖啡館裡的文藝歲月一、虛構文本中的咖啡館現實中，咖啡館成為文人的聚集地，在創作的世界裡，咖啡館則是文人筆下的重要場景，其中也傳遞著時代的面貌與氛圍。在施叔青〈拾掇那些日子〉一文中，作者兼敍事者「我」，一個甫自高中畢業的女孩，一頭鑽進小說創作中，並結識了一位宛如文學導師的長輩，兩人於「明星」咖啡館的一次會面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下一天是元旦，我穿了桃紅色的風衣，依約到武昌街一家咖啡廳的三樓。你極喜愛這家咖啡廳的擺設，甚至是窗簾的色調。你一邊為我的咖啡加糖，一邊說：「這兒真有點家庭的氣氛，蠻溫暖的。」我向你撇了撇嘴，你縱聲笑了起來，我開始喜歡這家咖啡廳了，它令我感到莫名的，一種幸福的感覺，正如你所形容的「溫暖」。324之後，敍事者在溫暖的「明星」裡，將這位文學導師視如兄長，並且也是在「明星」裡，目睹這位兄長般的文學導師，因著現實的種種磨難而日益頹敗消沉，然而，年輕的主人翁卻像個靈動的初生之犢，趕赴著一場又一場的文藝座談。施叔青筆下溫暖的「明星」，在那個時代裡，象徵著文藝愛好者一個共生的場所，也是文人面對現實社會時，一個可以迴身的空間。此外，在林懷民的〈蟬〉一文中，「明星」亦是青年學子聚集之地：陶之青(按：主角之一，為大學生)聳聳肩，朝後一躺，窩在沙發跟牆壁交接的角落，伸手撥亮壁燈，橙黃的光，瀉了一桌。「你知道我為什麼喜歡『明星』嗎？我喜歡這些小壁燈，這笨拙的大理石桌面，讓你覺得很安全──。」325324 施叔青，〈拾掇那些日子〉，《那些不毛的日子》，台北：洪範，1988，頁42-43。325 林懷民，〈蟬〉，《蟬》，台北：大地，1974，頁115-116。82然而，在安全的大理石桌之外，在溫暖的咖啡館之外，其實是一個不安全的時局，一個不甚溫暖的世界。1953 年韓戰結束後，中共終能將注意力轉向台灣，台海情勢乃日趨緊張。1954 年起，中共陸陸續續發動大小不等的砲戰，使得台灣處在一個惶惑不安的氣氛中，1958 年中共砲擊金門，此乃著名的「八二三」砲戰，之後又發動較小規模的砲戰，爾後採取「單打雙不打」方式陸續鳴砲，直到1970 年代末，才正式宣告砲戰時代結束。326另一方面，在國際上也是戰爭不斷，1950 年韓戰爆發，1962年古巴危機，1965 年越戰爆發，美蘇兩國的軍事競賽深深影響了世界各地的局勢，整個世界陷入鼓譟不安的狀態之中。全世界到處都是殺伐。陷陣攻堅的坦克車在六百年鋪著磚石的城市大道上炫燿，通過主教公署，市政廳，議事堂，午前市場，人民英雄紀念館，歌劇院，獨立紀念碑，兒童醫院，工藝大學，外商俱樂部。在匈牙利，在越南，在中國。確實不假的是另外一個大夏天，金門對岸的無數火砲突然起意，對著小島上各種據點密集開火。第一輪幾分鐘下來，打死許多來不及躲避的官兵，包括將軍若干。這以後金門守軍還擊，砲戰於是就這樣進行下去，不知孰勝孰負。總之，是過了很久很久才結束。327在詩人楊牧(本名王靖獻，1940-)眼中，那個年代的世界宛如殺戮戰場，然而，季季(本名李瑞月，1945-)的〈擁抱我們的草原〉中，戰爭更像是一種虛幻的存在。文中的敍事者自稱是一個沒有思想、只會看三流小說和低級電影的小女孩，這樣的小女孩，面對戰爭以及國族認同，如此說到：「那時我們心裡沒有故鄉。我們除了背英文單字和唸歷史裡的諸雄紛爭，對霸王們的艷史感興趣外，只會在課堂打瞌睡。??那時我們真的沒有故鄉思念，我們只知道在金門砲戰時，把零用錢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送出去，而不知道送出去的理由。我們只曉得離我們很遠的地方有戰爭發生，而不知道戰爭是什麼？是為什麼？我們一點都不知道。」328這位成天無所事事的女孩和另一位也是成天無所事事的女孩，不經意的在「明星」相遇：326 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台北：文英堂，1996，頁299。327 楊牧，〈那一個年代〉，《昔我往矣》，台北：洪範，1997，頁10-11。328 季季，〈擁抱我們的草原〉，隱地編，《這一代小說》，台北：爾雅，1967，頁77。83怎麼又碰到妳了呢？真奇怪。我在她旁邊的座位上坐下來。我沒有回答她什麼話。德佛乍克的新世界傳出了戰爭的聲音，一陣又一陣。我說：是妳點了這張唱片麼？她說：不錯。是我。我只能從那裡試著想像戰爭的氣氛，只能從那裡聽到戰爭的聲音。妳渴望戰爭麼？不錯。我渴望。我希望馬上有戰爭。我的愛人已在戰地作了戰爭的食物，我希望有戰爭。329在點著昏黃燈光的咖啡館裡想像著戰爭，有一種荒謬感，但是，季季筆下反映的正是台灣社會當時現象，隔著海峽之外的隆隆砲聲，島民無法親臨，生活週遭卻時刻聽聞著戰爭的種種，勞軍募款的活動提醒著島民戰爭正在發生，甚至連佛教界也上街遊行托缽勞軍，330反共氣焰盛行的1950 年代，臺灣在美國的支撐下，島民有著共同想像的敵人在對岸，至少是目標明確的，於是，年輕女孩在咖啡館裡想像著戰爭，渴望著戰爭，一種集體潛意識在官方操弄下漸而成形，然而，在1960 年代時勢轉移後，戰爭的氣焰逐漸淡化，此時的大學生則是在咖啡館裡談論著哲學：施平、葛日新和咪咪都是哲學研究所的社員，胡偉康是社長。他們平常除了泡明星咖啡屋，辦哲學討論會，其餘的時間，幾乎都消磨在胡偉康的小屋裡。???他們在馬路上逛了一陣，終於又踱進明星咖啡屋。明星裡擠滿和他們類似的青年。角落裡坐著一位詩人模樣的年輕人，誇張的將稿紙扔了一地。??咪咪嫌明星人太多，他們就回到五條通胡偉康的小屋。大家高談著世界的荒謬、人性的自由和自身的失落。胡偉康扯著一頭厚厚的黑髮，大聲狂呼。「我們有什麼理由快樂？我們被投入了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荒謬的！我們失落了！」331329 季季，〈擁抱我們的草原〉，頁87-88。330 1958 年間勞軍活動盛行的圖像紀錄，可參考中國時報編輯部編著，《臺灣：戰後50：土地˙人民˙歲月》，台北：時報文化，1995，頁128。331 張系國，《昨日之怒》，台北：洪範，1978，頁91、96。84張系國(1944-)〈昨日之怒〉一文中，藉由一群嗜於辯論哲學的大學生，反映了在咖啡館論哲學是1960 年代咖啡館內的流行文化，同樣的，在李篤恭(1929-)的文中，也傳達了這個現象。李篤恭〈軀殼〉文中的咖啡館，象徵著一個性靈的世界，透過這個盪著古典音樂的空間，敍事者直往自己的心靈裡去尋找自己存在的意義：「命運交響曲」一響起，那小小的咖啡廳便不見了，台北市有消失了，而一個更龐大的世界便展開來，而他和她(案：敍事者和其交往的對象)是那裡的住民──他們變成了貝多芬，而去生活六七十年那追尋的，不撓不折的，向命運挑戰的掙扎。332李篤恭文中的敍事者在咖啡館裡超越了軀殼，到達了現象的新世界，反映了1960 年代存在主義思潮在藝文界流行的現象。相較於1950 年代，1960 年代的台灣顯得徬徨而孤立，由於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政策，使得台灣喪失國際間一些薄弱的支持，包括法國、日本、菲律賓、加拿大，甚至美國，都因此漸漸與台灣保持距離，整體而言，1960 年代的台灣，是個燥熱而密閉的空間，空氣中微盪著某種焦躁、鬱悶和徬徨的時代氣息，333這種時代氛圍也顯現在小說中的咖啡館社會裡：長袋形的「夜鶯音樂咖啡廳」一片烟霧迷漫。一屋子黑頭髮，波浪翻滾，一律追隨柴可夫斯基「一八一二年序曲」的旋律搖擺，打擊樂器敲饗時，有人壓低嗓門唱和，有人捏緊拳頭揮舞，窗玻璃也跟著共鳴。??每天不到傍晚，還是有一批頭髮留得老長老長，眼泡因為睡眠過多而腫脹著的年輕知識份子，老大不願地爬上樓來，在負責收帳兼換唱片的櫃檯小姐處要一張點唱單，填上他鍾愛的樂曲，慢吞吞的找一個角落坐下，等他的貝多芬或蕭邦一同來謀殺這一晚的生命。334劉大任(1939-)《浮游群落》中的一群夜行動物，「像包裹著一層無形無色的薄膜，像一頭望得見外面卻看不透欺騙的蒼蠅，開始鬱悶，開始不安，開始盲目的衝撞，開332 李篤恭，〈軀殼〉，《李篤恭集》，台北：前衛，1992，頁290。333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91，頁105。334 劉大任，《浮游群落》，台北：三三，1990，頁14-15。85始無意議的掙扎，而終於無可奈何」，335文中呈現了當時知識青年想要衝破現狀，做點什麼卻又無計可施的窘況，只好鎮日在昏暗的咖啡館裡，隨著古典音樂搖頭晃腦，發洩煩悶。無論在咖啡館裡談論存在哲學，或是聽音樂殺時間，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於是，有些藝文人士開始主張應該走出咖啡館，在季季〈尋找一條河〉中，透過尋找一條河的經歷，反映出其極欲擺脫咖啡館清談的歲月：哦，只是昨日，我還呼吸著那裡的空氣，還坐在煙霧瀰漫的咖啡間，聽著一些堂皇的交響樂或俚俗的小品，看著燈籠似的吊燈，和一羣朋友們聊著什麼存在主義、什麼嬉痞運動、什麼新表現派電影，並且批評掛在牆上展覽的什麼抽象畫，空泛地吹擂著什麼未來的志向，比較著某人某人得到國外獎學金的多寡。??而一切只是昨日，已是昨日。在林的懷抱裡，我想伸出手，擊碎那些朦朧的吊燈，揮走那些坐談的昨日。336季季文中的敍事者厭倦了耽溺於咖啡館的日子，其急欲擊碎的「朦朧的吊燈」，隱喻著咖啡館昏天暗地的清談歲月，無獨有偶的李昂也曾在〈一封未寄的情書〉中，傳達出知識份子應當走出咖啡館的意念，並藉此反映了台灣從1960 年代的徬徨時期到1970 年代的本土化時期，之間歷程轉化與時代變遷，文中的敘事者自稱於1960 年代末期，生活不外是和一夥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在咖啡館裡談論著沙特、卡謬、榮格、西蒙波娃，但是當時的心靈卻是茫漠的，不抱任何希望的，「那真是一個思想與精神的谷底，我們不會像六○年代的知識份子為『存在』課題辯論得聲嘶力竭，要為虛無而自殺，??，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能像西方的青年，乾脆徹底的說，那我們就依賴迷幻藥吧！於是我們只有在台北市街的咖啡館坐下來，淡淡的說，那我們就過活吧！」337直到敍事者遇見甫自美國歸國的學者，透過他，敍事者看到了台灣的前景，而該學者一場又一場的演講，也啟蒙了敍事者長久以來被禁錮的靈魂：因著談論這些問題，我發現你整個人似乎有了一個清楚的目標，我同樣不能明白究竟是什麼，但能感到因此你與我們有著巨大的差別。你沉穩、平335 劉大任，《浮游群落》，頁14。336 季季，〈尋找一條河〉，《季季集》，台北：前衛，1994，頁34。337 李昂，〈一封未寄的情書〉，《一封未寄的情書》，台北：洪範，1986，頁8。86寧，並願意真正著手去從事些事情，不像我們一夥朋友，只一天天工作完後，課餘由一個咖啡館坐到另一個咖啡館，永遠只是無盡的清談。??當時，在飢渴的我們的心中，你又引燃了怎樣的熱情啊！??你真正帶領我們走出台北的咖啡館，這無論如何都是個重大的起步。338咖啡館裡的文人，從耽溺於咖啡館的溫暖色澤，之後在咖啡館裡談論著存在主義的問題，到最後期望衝破咖啡館，為社會做些什麼，反映了從1950 年代到1970年代，文人內心的掙扎與思索，隨著瞬息萬變的外在世界，文人始終無法抽離於世界，當他們與世界保持疏離，是因為政治的不允許介入，當他們終於有勇氣面對現實，是因為知識份子的使命感，這些種種都曾在文人創作文本中的咖啡館經驗中展現出來。然而，當文人離開了咖啡館，面對一個真實的社會，將理想付諸實踐，迎接他的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王拓筆下甫自醫學院畢業的年輕醫生，放棄大好前途，抱著無私、奉獻的精神，回到他那個沒有醫生的故鄉替鄉親服務。四年之後，這位醫生的理想卻一點一滴地在封閉鄉村裡消耗殆盡，令他不由得懷念起在咖啡館的清談歲月：「田園、野人、天琴廳，午後咖啡館的情調多麼愉快。」他的神采煥發起來了，臉上漾出微微的笑意。「在愉快的音樂旋律中喝咖啡、談理想、談抱負。」??「但是，在這裡，」他深鎖了雙眉、黯然地、沉鬱地：「唉！連一個聊天談心的對象都沒有。」「連聽一次音樂的機會都沒有。」「連最起碼的生活水準都沒有。」339面對年輕醫生的怨言，友人記者詢問他當年不是想要效法史懷哲嗎？年輕醫生駁斥：「史懷哲，史懷哲有整個歐洲的道德理想在支持他，有錢的人捐錢給他，沒錢的人在精神上鼓勵他。而，我們這是什麼樣的社會？每個人都只為自己打算，每一個人都只會錦上添花??」340這位懷抱著遠大抱負的年輕醫生，面對的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這樣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只看見自己的利益，年輕醫生的理想反而被338 李昂，〈一封未寄的情書〉，頁13、17。339 王拓，〈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中外文學》，2：12，1973，頁99。340 王拓，〈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頁100。87視為是愚蠢的，因此，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流傳在咖啡館裡的理想，一旦被投注到現實社會裡，卻可能水土不服，知識份子離開咖啡館，進入真實世界後，如何在社會的自私氣焰中把持自我良知與服務熱誠，恐怕是身在商業化社會裡的每個知識份子所必然面臨的問題。此外，一些小說文本中，也呈現了1970 年代咖啡館作為一個反體制文化展演地的現象，其中，林懷民〈蟬〉一文中，即透過「野人」裡面的次文化現象，傳達出當代咖啡館的空間意義：「Well──有一回，一個傢伙冒冒失失問她(按：芝芝，一位整天泡在野人的女孩)，幹嗎那麼喜歡泡在野人？她說，在這裡，她高興跟誰說話就跟他說話。你找她說話，她高興就聊聊，不高興就不理你。要是還要嚕哩嚕囌，就罵得你狗血噴頭。」陶之青輕輕笑起來，慢慢的說：「芝芝還說，這就是野人的好處。如果在家裡，生爸爸的氣，你可不能臭罵他一頓啊！」341林懷民筆下這些鎮日留連野人咖啡館的青年，無論男女大多蓄著長髮，抽著一根又一根的煙，彼此的對話中不時夾雜著英文單字，聽著Bob Dylan342的音樂，和著披頭四的歌曲，在昏暗的地下室裡搖晃著身體，他們不再討論存在主義哲學，「說話與嘩笑間，短暫的休止符，縫合了他們的嘴；抽煙、喝水、吃東西。」343這些受到美國嬉皮文化影響下的年輕人，反映了當代青年的苦悶與茫然，而嬉皮文化也成為一股官方極力壓抑遏阻的風潮，1971 年台北市警察局開始取締「穿著過分暴露短褲者、蓄長髮男子、褲腳過大妨害善良風俗者」，344甚至有媒體人戲稱1970 年代最流行的街頭運動為「警察沿街追逐長髮男子」，345此外，咖啡館裡的反體制現象同時也以其內的性文化方式展現，江玲(1941-)於1965 年發表的作品〈坑裡的太陽〉，文中表述了田園咖啡館逐漸成為男女幽會場所的現象，敍事者是個徹底的反抗者，對於當代341 林懷民，〈蟬〉，《蟬》，台北：大地，1974，頁149。342 Bob Dylan，原名Robert Zimmerman，美國六O 年代崛起的音樂人，其音樂的兩大主題是反戰和反偏執，風格是沉重、幾近吶喊式，但是卻從一種民謠演唱的層面出發，Dylan 之所以能在六○年代深得民心，完全與當時的抗議運動密不可分，他的音樂表現出一種對理想的執著，使其能在當代音樂界叱吒風雲。Charles T. Brown，《搖滾樂的藝術》，台北：萬象，1993，頁221。343 林懷民，〈蟬〉，《蟬》，頁147。344 本報訊，〈熱褲太短，警察要管――維護善良風俗，取締奇裝異服〉，《聯合報》，1971.4.2，版6。345 馮光遠，〈噓―報報七○年代〉，《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頁115。88崇尚西方文化的傾向相當不以為然，而咖啡館裡的男女，則被其視為是一群「把自由和一切美好侷限在斗室的黑暗中的年輕人」：走過「田園」，有兩對年輕的男人和女人走了進去。兩扇玻璃漆黑且毫無聲息的把他們的影子砥掉。門縫移動的剎那，我聽見一點G 弦薄薄的哭泣混著許多遙遠地下落的黑鑑和白鑑。一定有許多年輕的男人女人坐在黑暗的角落。唱機會讓蕭邦哭著。也許有幾盞閃閃爍爍的彩燈和躲躲藏藏的男人女人捉迷藏。愛情這樣不能見人嗎？我問，我以為那是很美的東西。不必這樣躲著人。他說他不知道。也許因為愛情什麼都不需要吧！連陽光和空氣也不要嗎？我推開通往公園的大鐵門。346文中呈現了當時社會的壓抑現象，就連最美好的愛情也只能在暗處進行，咖啡館裡的男女，其行徑也隨著時代的挪移，逐漸大膽起來，王文興在〈大地之歌〉中，細密的描述了咖啡館的情色現象，透過一位大學生的雙眼，田園之內暗潮洶湧的情慾流動展演在讀者面前：無意之間，他注意到一幕景象。一對情侶，頭靠在一起，兩人的黑髮溶成一堆，她的手握在男子的手裡，他們的嘴唇相互銜接。這對情侶是半小時以前進來的，選擇的座位靠他的左邊，一個相對的角落。他們以為坐在最後，有棕櫚樹權充掩護，??因此肆無忌憚。??而後他又去吻她的耳根，她便又開始顫抖，甚至嗚嗚咽咽地抽搐，肩膀猛烈的一聳一落。他的嘴唇探尋著頸窩，探尋著髮鬚，探尋著眼梢，一路尋下，又尋到她的嘴唇。他的右手滑下來，沿著她的細腰，向上移，撫摸她左邊的一隻乳房。347在那個封閉的時代裡，咖啡館似乎成為眾生男女集體發洩情慾的場所，描述這種現象的小說為數不少，隱地〈純喫茶〉文中，憨厚老實的敍事者第一次和某位女孩約會，朋友建議他約女孩到咖啡館：346 江玲，〈坑裡的太陽〉，隱地編，《光陰的故事》，台北：爾雅，1986，頁89-90。347 王文興，〈大地之歌〉，《十五篇小說》，台北：洪範，1979，頁54。89「咖啡館？我從來沒去過，現在的咖啡館聽說都很黃色，我怎麼向胡小姐說呢？」「誰叫你進黃色咖啡館？我的意思是可以請胡小姐到標著純喫茶的咖啡館，像維也納、田園、青龍、月光、天使、東風、玫瑰??。」348然而，當敍事者進入標榜著純喫茶的咖啡館，以為可以單純的和女孩喝杯咖啡，卻完全被裡頭的情慾畫面給震懾住，「那是一種無可遏止的燃燒，一種沒法平息的沸騰。他們彷彿忘了他們是在一個公共場所、一個咖啡館中，而以為是在他們的家裡，他們的床上，他們那種肆無忌憚的熱吻，??奇怪的是，似乎沒有人覺得他們不妥，??大家都忙著和自己的愛人情話綿綿，躺在溫暖的胸臂裡，聽優美的音樂，飲香甜的咖啡，談古老卻永遠使人感到新鮮的愛情??。」349此外，隱地另一篇作品〈一個叫段尚勤的年輕人〉中，亦寫道：「田園有貝多芬、巴哈、孟德爾頌與柴可夫斯基??，是他們的靈魂使那裡變得更適宜擁抱。替情慾穿一件高級外衣。在田園接吻，就像在舞池中跳舞一樣平常。不接吻才是例外。」350另外，寒爵(本名韓道誠，1920-)《儒林新傳》中刻畫了現在知識份子專營名利的嘴臉，其中一位急欲成名的女作家，就是在咖啡館裡和資深出版人達成「隨稿登床」的協議。351而瓊瑤(本名陳喆，1938-)著名的師生戀作品《窗外》中，兩位不被社會認可的親密愛人，也只能在昏暗的咖啡館裡親近彼此，352透過這些文本中咖啡館的情色描寫，顯見咖啡館內的情慾展演，是台灣曾經存在的社會現象，雖然，情慾文化在咖啡館裡蔓延，甚至連原本為文人聚集的田園，也變成當代青年一個尋索情慾的場所，屹立不搖的明星，始終是台北文人聚集的場所，並沒有調暗燈光、順應時勢，至始至終堅持素僕的經營方式，使其成為台北最為著名文人咖啡館：藍白從衡陽路繞圈回轉到武昌街，當車子停在麵包店的門前處，柯克廉才明白藍白所說的「明星」就是和他心裡想念的同一家。還是那走起來會發出348 隱地，〈純喫茶〉，《幻想的男子》，台北：爾雅，1979，頁62。349 隱地，〈純喫茶〉，頁65-66。350 隱地，〈一個叫段尚勤的年輕人〉，《幻想的男子》，台北：爾雅，1979，頁277。351 寒爵，《儒林新傳》，台北：成文，1980，頁86-91。352 瓊瑤，《窗外》，台北：皇冠，1965，頁253、155。90聲響的木板樓梯，使他覺得親切，推開門時絶沒有想到誰會坐在那裡，雖然他早在心裡湧起多層的記憶，他和老姜、正雄、還有幾位他們身邊的漂亮女人，和畫家老歐等，常在晚上七點會聚在這裡，吃這裡特製的黑麵包或蛋炒飯，漫談文學。但柯克廉並不想到他們這些人現在還可能在這裡，他們早被沖散了，他也懶得去推想散開的理由。可是，意料之外的，在推開門時他發現有一個熟面孔在最靠裡面角落的一張桌子，桌上擺著書、稿紙和咖啡杯子??。353七等生(本名劉武雄，1939-)《城之迷》中，離開台北離群索居多年的作家柯克廉，在五年之後重回台北，漫步在台北街頭，驚覺市景的遞嬗，感嘆人心的變化，對於昔日經常聚首的「明星」，也不抱任何期望，以為一切都煙消雲散了，不料進入了「明星」，卻看見依然有著滿腔熱血的文藝人士，在裡面埋首寫作，此情此景，直叫這位曾經歷經文人咖啡館風光時期的作家，內心感到莫名的感動。二、 追憶文人咖啡館的人與事藉由上述文人虛構文本中的咖啡館相關敘述，我們得以感受到戰後文人咖啡館裡的情境與氛圍，然而，文人在咖啡館裡的具體行為是什麼？他們都做些什麼？因此，以下將透過文人筆下的紀實性散文，來探究文人咖啡館裡的的人與事，主要是藉由隱地、李黎、葉維廉、陳映真、子敏、商禽、雷驤、楊牧、胡品清、羅珞珈、盧克彰、秦松、盧非易、晏琪、陳芳明、白先勇、高大鵬、黃春明、小野等曾經親臨文人咖啡館的文人所留下的咖啡館相關紀錄，來重新建構文人在咖啡館裡的活動情況。1988 年5 月的一個下午，隱地一如往常的到「明星」喝咖啡，巧遇中國時報記者林國璋，該記者為隱地在「明星」留下一張照片，其後隱地追憶起在「明星」寫作的日子：「從前的『明星』，也是我寫作的地方，??聽焦桐(本名葉振富，1956-)、曾堯生說過，年輕時候到台北的第一件事，先到武昌街『明星』樓下看周夢蝶的詩353 七等生，《城之迷》，台北：遠行，1977，頁4-5。91書攤，其次，傳說樓上的『明星』永遠有許多作家正在寫作，有人所以也上樓叫一杯檸檬水，其實只是想看看黃春明、林懷民、白先勇、雷驤、陳映真、季季等作家。」354一年後，「明星」在一陣扼腕聲中結束營業，當時的報紙將「明星」譽為台灣近代文學發展上一個人文薈萃的文藝沙龍，並指稱其在傳出停業消息後，經營者簡錦錐先生就遭到許多來自藝文界朋友的壓力，大家都不希望這個台北僅存的文學咖啡屋就此畫下休止符，簡錦錐無奈表示，「明星」必須先暫時停業三個月，進行內部整修並思索未來發展，355然而，這一停業，「明星」休息了15 年，2004 年2 月底，傳來「明星」即將重新營業的消息，356印證了永遠的「明星」是可能存在的。我說：「唉，在台北，沒有什麼地方是永遠的。」友人說：「不然。明星咖啡店就是永遠的！」於是我們去武昌街。還沒進明星的門，我指著門前亭子腳上的空地嚷：「連周夢蝶的書攤也不見了！還有什麼是永遠的？」友人說：「別嚷，今天星期三，且上二樓──」二樓上，溫柔的壁燈下，瘦削的周夢蝶盤膝端坐在椅中，身後掛著黑布雨傘，面前桌上一杯紅茶，桌對面兩名學生模樣的少女，正專注地托腮凝聽他娓娓論道──友人與我相視莞爾。咖啡端上來了。我們舉起杯子：「為永遠的明星乾杯！」357李黎(本名鮑利黎，1948-)在去國15 年後回到台北寫下這篇文章， 時值1985 年，雖然4 年後的1989 年，「明星」宣告停業了，沒人知道將來會如何，15 年後的2004年，「明星」重新開張，對昔日習慣逗留「明星」的文人而言，究竟是何等的心情？一家文人友好聚集的咖啡館，曾經為這些文人的生活帶來什麼？他們在這樣的空間裡，尋找的究竟是什麼？354 隱地，〈到明星看作家〉，《自從有了書以後》，台北：爾雅，2003，頁103-105。355 羅玉蓓，〈明星咖啡屋最後一夜的浪漫〉，《聯合報》，1989.12.10，版14。356 丁文玲，〈明星咖啡屋即將重新開張〉，《中國時報》，2004.2.29，版B1。357 李黎，〈別後我城〉，《別後》，台北：允晨，1989，頁16。92圖3-5：鄧南光，〈漢中街、峨嵋街街口〉，1948 年。照片來源：張照堂編，《老˙台北˙人》，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8，頁21。素僕的1950-1960 年代，赤肉麵一碗一元，花生湯一碗五毛，三輪車滿街跑，民間街坊互信氣質仍在的時代裡，音響和唱片都不普及，資訊不甚流通，聯繫不甚方便，當時的文人需要一個空間，一個在城市裡可以發現彼此的角落：那時候的文人、詩人到哪裡去呢？你或者要問。去，舉個例說，去南昌街的一些茶室，去衡陽路的「田園」，或武昌街的「明星」，幾張極其簡陋的藤椅，椅旁一些盆花，放的全是古典音樂，喝一杯四、五元的「長命」清茶，坐一個下午，談詩、論文、講藝術革命。3581950 年代的文人在咖啡館裡的聚集，頗似傳統中國文藝結社的文化，只是文人結社的活動不再是喝茶彈琴吟詩，而是喝咖啡聆聽西洋古典音樂，然而喝的是什麼飲料，聚集在什麼樣的場所，並非重點，重點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彼此交換訊息、意見。當時設在臺灣北、中、南美國使領館的美國新聞處(USIS)常常籍著圖書、展覽、演出和文化活動，宣傳美國的科技、文化和令人羡慕的文明開化，359西方文化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文人前仆後繼學習親近的文化，而西洋古典音樂也是其中要項。美新處每月都會在新公園的省立博物館舉辦唱片音樂欣賞，例如喬治˙蓋西文的「藍色狂想曲」、「一個在巴黎的美國人」，都是經由此管道首次浸染台灣人的耳358 葉維廉，〈我那漸被遺忘了的台北〉，《一九八二年台灣散文選》，台北：前衛，1983，頁133。359 陳映真，〈台灣的美國化改造〉，丹陽，《回歸的旅途》，台北：人間，1998，頁3。93朵，然而這種淺嘗即止的音樂資訊無法滿足詩人向明(本名董平，1929-)，每回透過美新處接觸到新音樂之後，為了要能欣賞完整樂曲，向明就會到「朝風」點播該曲目，因此，「朝風」可說是向明古典音樂的練聽場所。「在裡面喝咖啡可以點放所喜歡的樂曲，一杯咖啡兩種享受，而且不限時間，便成了我們這些半調子的知識份子的高級休閒場所。」360愛好古典音樂的呂泉生、林寬、彭鴻星、張繼高等都是「朝風」的常客，361此外，「朝風」也是文藝界重要的約會場所：「朝風」成為報館的編輯、記者、作家、詩人的約會地點。中山堂廣場沒有像巴黎那樣的露天咖啡座，「朝風」至少是在廣場的邊緣。報館編輯跟作家、詩人交誼，常常約好在「朝風」見面。「拉稿」，甚至是不得已的「退稿」，都在那裡低聲的進行。??文人寫稿，難免會牽扯上自己跟某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男作家或女作家的情誼，往往會不自覺的、很浪漫的寫下「我們約好在朝風」。朝風成為「文人咖啡館」，而且有相當高的知名度。握筆的人接到副刊主編的信，相約在朝風見面，都會也有一陣心顫。也許他喝的將是一杯洋溢著「讚美」的香氣的咖啡；也許他將喝下一杯苦苦的咖啡，隨手把那篇失敗的稿子帶回家。3621950 初期，詩人商禽也到過「朝風」，當時他還是個必須巡街站崗的士官，苦悶的生活裡就到「朝風」把一張張33 又?轉的唱片翻來覆去的看，感受一種氣氛，那時候沒有音響之類的名稱，「朝風」的唱機擁有兩個落地式的大喇叭，相當老舊。10 年之後，商禽不須再巡街站崗，但仍是個窮士官，聆聽音樂的場所則轉往「田園」，並在「田園」接收同好推薦的古典音樂，對他而言，「田園」好比一個古典音樂教室：到田園說是欣賞音樂，還不如說是友朋相聚。時至今日，雖然劉大任曾把那些往事寫入他的小說，我卻敢打賭，無人記得那裡的咖啡是何味道。??1960 前後，也是田園的極盛時期，振煌(按：陳振煌，著名音樂人)、阿陶、大任(按：劉大任)正為一個唱片公司編譯一套音樂的書，三人經常在田園碰360 向明，〈詩?音樂?黃豆湯〉，頁93-94。。361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頁177。362 子敏，〈約會在朝風〉，頁113-114。94頭，??我當時正在戀愛，熱病大發。先跟著他們聽十二音派；荀伯格、魏本諸人，殊不爽意，後來被他們發現，重新配方，向我推介蕭士柯塔維齊、拉赫曼尼洛夫，可謂對症下藥，而我愛死法雅。363在雷驤年輕的歲月裡，「田園」也曾扮演了其古典音樂賞析的啟蒙角色，當年「田園」時常聚集一群古典音樂同好，由於彼此專精的程度有別，資訊相互流通因此十分熱烈，譬如有新的唱片進來，或者誰弄到一本管絃樂的總譜，都會在「田園」傳遞。「田園」有一本厚厚的點樂索引，從A 字頭的西班牙作曲家一路排下來，足有上千片唱盤，雷驤感懷說道，離開田園投入職場後，「田園」的昔日美好始終揮之不去：成為音樂雜誌撰稿員的時代，在訪問這個專業領域中的著名人物──指揮家陳秋盛、作曲家陳懋萱、張邦彥、徐松榮、比較音樂學家李哲洋諸人的時候，我們都能自然的提到那個溫暖的名字：「田園」。364除了音樂同好的聚集，「田園」吸引了許多的作家詩人。1957 大學聯考落榜的詩人楊牧，離開故鄉花蓮到台北重考，經常出入「田園」，並認識了吳望堯(1932-)、余光中、夏菁(本名盛志澄，1925-)、葉維廉、周夢蝶、瘂弦、洛夫、商禽等詩人，當年「田園」的對面是文星書店，附近還有東方出版社、正中書局等，是當時年輕文人經常盤桓的地區，365正值18 歲的詩人楊牧，沉浸在台北濃烈的文藝氛圍裡整整一年：有一些日子朋友們寫詩就像擲標槍比賽。那些日子新出版的詩刊每期總登有幾首好詩──有些「名句」我到今天還脫口背得。詩的生命極新，詩人的追求慾望極大。我們不容易聽到什麼陳腔；每一個人都在試驗，探求新意，沒有人擔憂什麼「偽詩」。「田園」咖啡館裡的詩人聚會，小酒肆裡的辯論談心，我們呼吸的是純粹，是詩，而不是會議和運動。366363 商禽，〈咖啡瑣憶〉，頁104。364 雷驤，〈咖啡室啟蒙〉，頁57-61。365 張惠菁，《楊牧》，台北：聯合文學，2003，頁66-69。366 葉珊(楊牧)，〈「深淵」後記〉，瘂弦，《瘂弦詩集》，台北：洪範，1981，頁315。95楊牧在台北的這一年，現代詩壇正經歷一場現代詩運動，即使詩人間的宣言、主張有所爭議，顯示詩的版圖尚未定型，楊牧也不真正屬於任何一個詩社，他卻對詩人友朋們豐沛的創作力記憶深刻，一年後他考取東海大學離開了台北，而這一年的經驗也根本的改變了他，367這樣的改變發生在與詩友們的切磋琢磨中，也發生在咖啡館裡。1960 年代以後，台北漸漸衍生出一些專為文人設計的咖啡館，文人在裡面的活動，也由早期的聆聽古典音樂，轉變為專事寫作，胡品清(1921-)曾以憂鬱的文字紀錄了她在「文藝沙龍」寫作的日子：從書局走出來，橫在眼前的仍然是那麼長長的下午。我害怕回那棟不是家的屋子，於是決定要波希米亞一番。我要去「文藝沙龍」製造一種新經驗，讓喧嘩溺斃寂寞。地下室那麼幽暗，人又那麼擁擠，幸而沙龍主人認出了我，過來給我找了一個有檯燈的座位。於是我就在熱門歌曲的喧嘩中，在古典音符的悠揚中，在一潭小小的燈光裡，拿出了稿紙和原子筆。368胡品清在「文藝沙龍」寫下許多憂鬱飄邈的文章，像是隱匿在現實角落裡不斷作夢的女孩。此外，沙龍女主人羅珞珈(1939-)曾經回憶「文藝沙龍」裡來來去去的文人樣貌，當時不甚得志的七等生，還在「文藝沙龍」擔任過「超級大牌的經理兼跑堂兼小工兼打雜」：離城前的七等生具備了一切令文藝女生顛倒的條件：講話不多，面色陰沉，才氣縱橫，眼神詭異。更妙的是他還銷魂落魄，極不得志，以致於淪落在咖啡館打工維生。那時經常在「文藝沙龍」出沒的有梁光明(1942-)，他如果不是在戀愛之中，就是在等待另一次戀愛的來臨。《文季》的尉天驄和陳映真總在討論嚴肅的話題。辛鬱(本名宓世森，1933-)很正經古板，沙牧(本名呂松林，1928-1986))367 張惠菁，《楊牧》，頁72-74。368 胡品清，〈那個很波希米亞的日子〉，《芒花球》，台北：水牛，1969，頁49。96很可愛，每次來沙龍都喝得紅醉醉的，我總是偷偷到廚房替他舀一碗咖哩雞飯，讓他坐在角落的樓梯上吃??。369沙牧是隨國民政府軍隊來台的軍人，之後投筆寫詩，作品激情頹廢，完全反映他的人生，沙牧在台未娶，始終獨身而行，其頹敗並嗜酒的生活，導致後半生十分悽涼，羅珞珈在咖啡館盛飯給沙牧吃，反映了當時文人間相互接濟的溫情，更顯示了咖啡館作為文人共同活動場域的功能性，在那樣資訊的不甚流通、聯繫不甚方便的時代裡，咖啡館提供了文人頻繁交流的管道，也讓文人間可以彼此照應。「文藝沙龍」的倡議者朱橋，亦是軍人出身的文人，之後擔任「幼獅文藝」月刊主編，1968 年於第二次的自殺中逝世，享年39 歲，震驚藝文界，盧克彰(1923-1976)便是在「作家咖啡屋」為朱橋寫了一篇悼文，指出朱橋的自殺是出版業的一大損失，370這個事件顯示當時台北文人圈即使有創作理念上的不同，彼此並不會壁壘分明，文人遊走於任何一家文人咖啡館是相當自然的，就像商禽既會到「朝風」，也會到「田園」；陳映真出現在「文藝沙龍」，也出現在「明星」；林懷民去「明星」，也到「野人」；胡品清既到「文藝沙龍」，也去「天琴廳」，更常混在「作家」：扭開所有的電燈就能把一個陰晦的日子轉為明朗嗎？就能扼殺憂愁嗎？不，我要逃逸，我要去咖啡屋，這原是作家為作家而作「家」的日子。??就這樣夾在熙攘擁擠的人群中，我走出了陰雨霏霏的崇山，走入那一棟專屬於作家的屋子。那是揭幕的時刻，高朋已滿座了，在淡淡的燈暈下，在顏彩繽紛的抽象畫幅間。握過了許多熟悉的手，拋擲了一串串的微笑，喝完了那一杯濃濃的咖啡，吃完了那兩個春捲和咖哩餃，就輪我走向麥克風了。「我是野人，」那實在不假啊！至少也有半年了，我活著全然魯賓遜的日子。我真的快被寂寞和痛苦壓死了。而那個女作家說，痛苦也是一種可貴的享受，那究竟勝於漠然。那個男作家說，妳的恐懼長夜症寫得很精采。??371369 羅珞珈，〈我在文藝沙龍〉，《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64。370 盧克彰，〈給朱橋〉，朱西寧、辛鬱等著，《碧野朱橋當日事：朱橋紀念文集》，台北：十月，1969，頁78。371 胡品清，〈悠久的春天〉，《芒花球》，台北：水牛，1969，頁16。97胡品清這篇文章寫在1960 年代末，當時現代主義風潮正瀰漫在文人圈中，無論是文章中所提及咖啡館內的抽象畫，或是胡品清的文字所透露的苦悶哀愁，再再的顯示現代主義的游離情境如何左右著當時的文人心境。此外，秦松在關於「作家」開業的敘述裡，透露開咖啡館乃是證明「存在」的一種方式：我等作家之群乃精神貴族之流，又是正當年輕反叛之年，揮金如土，不求賺錢，只求自足自在的「存在」。為求存在，增股增金，不斷的投資，只是在義務上的「服務」作家與文學青年。372當時「存在主義」流轉於1960-1970 年代的文人咖啡館之間，「『野人』和『明星』到現在都還是那一代人常掛嘴邊，證明自己存在主義身分的口令，用來倚老賣老和瞧不起下一代」，373彼時，文人對「存在主義」無不傾心，就連「作家」的開業，秦松也能把「存在」搬來賣弄一番，此外，秦松也指出「作家」開業目的「只是在義務上的『服務』作家與文學青年」，反映了當時「作家」的設立，的確是為了匯聚文藝人士，讓大家有一個可以交流切磋的空間，曾經親身參與「作家」營運的晏琪指出，「作家」曾是「藝文各界聚集約晤、互通音問的樞紐，??圈內的人士，來到咖啡屋，你或多或少總可以見到熟人，不會落單」。「作家」作過一系列的文學和詩的活動，當年的現代詩人，還創立了詩宗社，自1969 年11 月1 日起在「作家」展開一連串的詩活動，即使後來「作家」結束了，「這束詩的香火，還在許多其他的場所傳承不息」。374台北煙霧瀰漫的咖啡屋曾經是陳芳明(1947-)遠在他鄉用來記憶台北的場景。他如此描述其在台所謂懵懂無知的研究所生涯：「在歷史工作上，我朝向中國；在文學工作上，我面向西方，在日常生活裡，我則沉浸在搖滾樂與鄉村歌曲。台灣，就這樣被監禁在我的思考之外。」那是1970 年代的開始，陳芳明之後的留學初期，心裡懷念的台灣，是煙霧瀰漫的咖啡屋，是流淌約翰˙藍儂與巴布˙狄倫的台北街頭，直到他在海外認真的窺探島嶼的歷史，才慢慢從知識的象牙塔覺醒過來，此時他懷念的台灣，不再是煙霧瀰漫的咖啡屋，不再是流淌約翰˙藍儂與巴布˙狄倫的台北372 秦松，〈作家咖啡屋〉，《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62。373 盧非易，〈尋找杯底的秘密〉，《飲食男》，台北：聯合文學，1996，頁214。374 晏琪，〈作家咖啡屋瑣談〉，《聯合文學》，1：4，1985.2，頁192。98街頭，而母寧是在歷史上受害、受創的島嶼。375這個覺醒的過程，同樣在台北的文人圈中發生，李昂、張系國、季季等，都曾在小說裡質疑文人在咖啡館漫談「存在主義」的生活，而「明星」咖啡館裡面的文人活動，更是清楚的勾勒出文人在西化之後的本土化醒覺。1949 年開幕，1989 年暫時停業，並將於2004 年重新開幕的「明星」，可說是台北文人咖啡館的傳奇。早期咖啡館是由幾位白俄人籌資開業，為的是讓身在異鄉的白俄人能夠吃到道地的俄國麵包，之後才由簡錦錐先生接手經營管理。因為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為俄國人，「明星」與蔣家私交甚篤，早年蔣經國經常光顧「明星」，每年正月十三日俄國國慶日，還會帶著蔣方良到「明星」和其他在台的俄國人一起慶祝。時至今日，「明星」店內依舊懸掛著一張包括蔣經國、蔣方良，以及一群俄國人的照片，即是拍攝於某年俄國國慶日。早年「明星」的客源主要是大官及隨國府來台的軍官將領，或是國大代表、立法委員，1960 年代中期以後，簡錦錐先生另於立法院內開設咖啡館，達官顯要轉移陣地，從此漸少光顧「明星」，此後，文人作家聚集「明星」的現象才漸漸突顯出來。376不過早在1950 年代末期，《筆匯》創刊的時候，陳映真就已經和一群同仁泡在「明星」：「《筆匯》的同仁都會在台北武昌街的『明星』西點咖啡「坐班」，等著校稿、送稿和聯繫。」377此時，著名詩人周夢蝶在警察老鄉的建議下，停止四處流竄的擺攤生活，開始固定在「明星」前的騎樓擺設書攤。3781950 年代台北現代詩運動風起雲湧，周夢蝶的詩攤成為詩友交際的重要場景之一，爾後更被譽為是台北十景之一，葉維廉回憶道：「1950 年代中期，台灣新詩人已經很作興經常小聚。」當年他就是在周夢蝶的詩攤上，初識消瘦的葉珊(楊牧)，與一大堆詩友，包括羊令野、彭邦楨、楚戈、王渝、一夫、羅英、辛鬱、羅門、蓉子、許世旭、管管等詩人。379因為周夢蝶的書攤，「明星」吸引了更多的文人，瀏覽周夢蝶的書攤，之後到「明星」喝杯咖啡，成為當時許多文人的例行享受。380以白先勇為首的《現代文學》一行人，也會將賣不出去的《現代文學》，一包包的提到武昌街，「讓周夢蝶掛在孤獨國的寶375 陳芳明，〈離台十五年祭〉，《夢的終點》，台北：聯合文學，1998，頁47-48。376 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377 陳映眞，〈一個「私的歷史」之紀錄和隨想〉，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頁68。378 劉永毅，《周夢蝶：詩壇苦行僧》，台北：時報，1998，頁50。379 張默，〈葉維廉˙我的呼喊如急速的水沫〉，《夢從樺樹上跌下來》，台北：爾雅，1998，頁174-175。380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頁188。99座上，」然後步上「明星」，喝杯咖啡，度過一個文學的下午：那時節「明星」文風蔚然。《創世紀》常在那裡校稿，後來《文學季刊》也會在「明星」聚會。記得一次看到黃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樓。六○年代的文學活動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羣文友，一本雜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作了下去。當時我們寫作，好像也沒有什麼崇高的使命感，沒有叫出驚人的口號──就是叫口號，恐怕也無人理睬。寫現代詩、現代小說，六十年代初，還在拓荒階段，一般人眼中，總有點行徑怪異，難以理解。寫出來的東西，多傳閱於同仁之間，朋友們一兩句好話，就算是莫大的鼓勵了。然而在那片文學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與外人道的酸甜苦辣。於是台灣六十年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羼著「明星」咖啡的濃香，就那樣，一朵朵的靜靜地萌芽、開花。381圖3-6：張照堂，〈周夢蝶夢周公〉。1972 年，武昌街。照片來源：張照堂，《老˙台北˙人》，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8，頁106。1960 年代，現代主義蔚為風潮，這群追索現代主義的文人，其心境又是如何？高大鵬(本名高大鶻，1949-)這位曾經在1960 年代學披頭蓄髮的文人，述說他們那一381 白先勇，〈明星咖啡館〉，頁63-64。100代是踏著夢土長大的，「清新的都市、現代化的風景、普普藝術、披頭的音樂、存在主義的文學、超現實的畫境、楚浮、高達、柏格曼他們的電影。○○七情報員剛上市、七海遊俠出沒在電視裡、太空飛鼠翱翔在半空中??我們是在這一種文化氛圍中長大的──新舊交替、城鄉嬗遞、中西混合、真幻交織、夢與現實很難劃岀界限??，我們喜歡鑽進白俄風的『明星』咖啡廳，聽吉他演奏禁忌的遊戲??」。382高大鵬這位戰後出身的文人，對於西方文化顯然是相當樂於接受，文中並傳達出當時的社會情境是新舊交替、中西混合，而西方文化更有一股無法抵擋的渲染力，然而，對於一群戰前出生且在戰後成長的年輕人而言，他們又是如何看待這樣的文化變遷呢？1960 年代，一群台大外文系的學生在「明星」，將現代主義的文化內涵透過《現代文學》，有系統的引介給那個依舊燥熱而密閉的台灣，此外，一群文友或大學生，在「明星」談論著存在主義，試圖確立自己的「存在」。這個從1940-1960 年代末風靡全球的思想，曾經被硬生生的的鑲嵌在台灣文化裡，直到1970 年代初才逐漸退燒，此間因存在主義而生的不少作品，表達了人之存在的焦灼感、虛無感與荒謬感，被稱為失根放逐的文學，383這樣的背景，使得1960 年代的咖啡館和現代主義幾乎被劃上等號，以致後來一些本土化的論述，將「咖啡館裡的談論」等同於「無用的清談」，並斥之為逃避現實，顯示當時文人親近西方文化似乎並非只是單純擁抱之，而可能還牽涉到歷史背景的問題。然而，並非所有咖啡館裡的文人作家都會在永無止盡的漫談中消耗時光，例如黃春明就在「明星」寫下許多現實感極為濃烈的小說，3841966 年創刊的《文學季刊》，也批判了1960 年代文學的現代主義和游離現實，而這本具有本土意識的刊物，其編務就在「明星」舉行：1960 年代末，尉天驄出來辦《文學季刊》，集中了當時年輕的作家黃春明、王楨和、七等生、施叔青和我(案：陳映真)。大約由於「明星」距離印刷廠近、交通方便，加上咖啡館中安裝著一個公共電話，「明星」不期竟成了《文學季刊》文學青年相聚的場所。382 高大鵬，〈飛來樹的見證〉，梅新等著，《繁華猶記來時路》，台北：中央日報，1992，頁205。383 蔣年豐，〈戰後台灣經驗中的存在主義思潮―以沙特為中心〉，宋光宇編，《台灣經驗―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1993，頁1-2。384 黃春明自述其小說作品「看海的日子」、「溺死一隻老貓」、「青番公的故事」等，都是在「明星」裡完成的。梁竣瓘，〈黃春明及其作品研究――文學、社會和歷史的交互考察〉，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36。101我們在「明星」編雜誌、組稿、約稿。有時候，也在「明星」寫稿，議論著當時的文化和文學的問題。我們在「明星」等待印刷廠的清樣，自己或者相互校對。雜誌上了機械印刷，「明星」也成了連絡中心。雜誌印出來了，有人趕著從印刷廠送幾本「剛剛出爐」、油墨味猶濃的新雜誌，愛不釋手的翻閱，讀著自己或者別的同仁的作品。事實上，「明星」成了《文學季刊》的辦公室、編輯部和會客室。385《文學季刊》駐店編輯刊物，外加周夢蝶的書攤，使得「明星」順勢成為更多文人作家的活動據點，間接引發許多愛好文藝的青年人到此朝聖，林懷民就是其一。當年仍在就讀大學的他，三不五時往「明星」跑，其父偶爾還會到「明星」找兒子，林懷民笑稱自己是「明星咖啡廳畢業生」，當年高中時代所崇拜的作家，上了大學終於可以在「明星」見到他們，然而，影響林懷民影響的是賣詩的周夢蝶：「鬧市中，一襲布衣，兩個饅頭，幾本文學書籍，坐得挺挺地面對人生。即使他今天不在那兒了，但對我來說，那是一種風範。」386在此，周夢蝶展現的是文人高潔的入世姿態，以及文人超脫的出世精神等雙重面貌。一群具有思考能力的作家文人長期聚集在「明星」，不論是編輯《筆匯》、《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等刊物，或是埋首寫作，議論文藝，這樣的景況擺放在台灣當時戒嚴的社會情境中，難免會引起有關單位的注意。報紙新聞稿曾經記載一段黃春明轉述的話：「文人聚集多到出了名，自然就吸引警備總部派人來駐店，咖啡屋常見一雙眼睛老是瞟來瞟去的男人。」387顯示當時的思想言論仍受箝制，整個社會仍舊處在密閉滯鬱的氛圍之中。從1960 年代到1980 年代，「明星」成為台北經營最長久的文人咖啡館，和經營者簡錦錐先生的態度大有關係，當年黃春明在此寫作的時候，簡先生就和其維持良好關係，甚至為黃春明另闢一個可以安靜寫作空間，此外，簡先生也會在「明星」辦畫展，對文藝的喜好表露無遺。388陳映真曾在文章中感念簡先生的仁慈：這段記憶中令人感念的，是「明星」上下對我輩文學青年的友好和尊重的385 陳映真，〈台北斷想〉，《台北畫刊》，第377 期，1999.6，頁21。386 楊孟瑜，《少年懷民》，台北：天下遠見，2003，頁108。387 陳文芬，〈流亡白俄麵包師，打造文學聖殿〉，《中國時報》，2002 年4 月7 日，第12 版。388 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102態度。我們這些窮青年，往往早上叫一杯咖啡，就在「明星」坐到打烊。咖啡自然很早就喝完了，也自然無力續杯。然而店夥計卻一逕來來往往為我們添白開水，從來沒有慍色和怒目。??想到當時《文學季刊》的作家，遠遠還不是成名作家，斷無籍籍之名，而上下於「明星」樓梯者，有大文名，消費力強於我們的，不知多少。夥計朋友對我們的善意，自然與經營者的態度有關。今天，咖啡比「明星」香，裝潢比「明星」講究的咖啡屋比比皆是，但有文化氣息，不以勢利待人者，怕已無處覓了。389這樣的「明星」，在不同時節，自然有不同藝文圈的人士會朝向那裡去，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的一批人包括小野、侯孝賢，也匯聚到「明星」談論台灣電影的前景與未來。390在「明星」的歲月裡，喝咖啡不在只是喝咖啡，而是有另一層的精神意義，再往前回溯「朝風」、「田園」、「作家」、「文藝沙龍」、「野人」等咖啡館，在裡面喝咖啡從來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一推開門，就可以看見三五文友在裡面高談闊論，切磋文藝。戰後文人處在一個政治壓迫的窒悶空氣裡，就連文藝也有一個最高指導原則──反共文藝，大一統、大傳統的思想主流無所不在，文人若要抗拒，也只能迂迴而行，咖啡館裡文人親近的無論是現代主義文學，存在主義思想，或是前衛藝術的表現，都是有別於官方文藝政策的潮流。本章透過文人創作文本的爬梳，除了一窺文人在咖啡館裡的心境轉折，也發現了咖啡館作為反體制場域的另一種模式──情慾展演的場所。此外，透過文人回憶性的散文，我們可以知道，彼時，文人聚集在咖啡館，往往是為了尋找一個可以促進群體認同，並建立群體情調的空間，對他們而言，咖啡館或許是一個隱匿自我的場所，卻也可能是一個追尋真理的地方。戰後台北文人咖啡館，由早期的「朝風」開始，與稍後的「田園」，皆以古典音樂來吸引顧客，而「明星」引領的風潮，也造成一股文人留連咖啡館的趨勢，緊接著「作家」、「文藝沙龍」的誕生，皆為文人圈內的自發性創業，目的即是創造一個文人可以定期聚集的場所。較晚出現的「野人」、「天琴廳」、「天才」，也標榜著文藝咖啡館的經營方向，於是乎我們可以發現，台北曾經存在著一群文人，他們聚集在咖啡館，之389 陳映真，〈台北斷想〉，《台北畫刊》，第377 期，1999.6，頁21。390 小野，〈當一隻始祖鳥〉，《一個運動的開始》，台北：時報，1986，頁22。103後也籌資自設文人咖啡館，只為建立一個文藝專屬的空間，讓文人可以在裡面自由的呼吸。104第四章 台北文人咖啡館之現象評析探討戰後文人在咖啡館裡的重要展現後，筆者將透過這些文人的身分職業，及其與咖啡館相關的作品、言論、回憶、論述，來深入分析文人咖啡館在藝文界的象徵地位，並將之放置在整個歷史情境的脈絡下來檢視，方能了解文人咖啡館在特定時空中的功能作用，及其在文人心目中的意義為何；最後將要討論文人咖啡館的消逝，透過最後一家文學咖啡屋「明星」的結束營業，來分析文人咖啡館是在如何的時空情境下被迫絕跡於台灣社會，以便能較為完整的了解文人咖啡館在台北的社會意涵。第一節 一個消極抵抗霸權的文化場域戰後初期，咖啡館作為文人親近西方文化的空間已是相當顯著的事實，當時文人聚集在此，不是聆聽西洋古典音樂，就是談論西方文學藝術，和西方文人不同的是，台北文人從未寫下讚嘆「咖啡」的文字，也未有人探究過「咖啡」在生理學上的特性與功效，反而有人對於喝咖啡成為文人間的流行現象不以為然，張拓蕪(1928-)這位軍人作家，雖然也到咖啡館，卻對咖啡不敢恭維，「在電影或畫報上，介紹法國就忘不了那條香榭麗舍的咖啡座，情調雖然不賴，但那與咖啡何干？」391文中除了顯示透過電影畫報的宣傳，咖啡館文化更能滲透到台灣人心中，同時也傳達出文人較能接受的是咖啡館空間，而非「咖啡」。此外，戰後初期文人在咖啡館裡的活動，主要是對當局政府較為無害的文藝，包括聆聽古典音樂，以及談詩論藝，當時白色恐怖肅殺氣焰正熾，文人群聚自然會引起官方的注意。大陸時期的國民黨對文藝活動較為輕忽、漠視，之後深受作家結社、聚黨之苦，間接導致整個大陸「淪陷」，因此，遷台後轉而對文藝採行緊縮、控制的政策，392其指導綱領即是張道藩於1942 年在大陸發表的〈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一文，當中將文學藝術視為實用的政治工具，認為文藝負有喚起民眾，組織民眾的積極責任，對於當時各種文藝理論流派，以及西洋文藝發展的內容感到相當排391 張拓蕪，〈咖啡？那杯苦水〉，《聯合文學》，1：4，1985.2，頁201。392 尹雪曼，《中華民國文藝史》，台北：正中，1975，頁977。105斥，指稱其與現實脫節，不能作為文藝創作的指導。393官方對西方文藝的反感溢於言表，這個狀況延伸到戰後。當年創辦《現代詩》、提倡新詩現代化的詩人紀弦也曾經是泡在咖啡館裡的文人，3941953 年《現代詩》問世時，紀弦的新詩現代化還必須兼顧官方的反共立場，熱血澎湃地發表忠貞愛國的宣言：我們是自由中國寫詩的一群。我們來了！站在反共抗俄的大旗下，我們團結一致，強有力地舉起了我們的鋼筆，向一切醜類，一切歹徒，瞄準，並且射擊。??唯有向世界詩壇看齊，學習新的表現方法，急起直追，迎頭趕上，才能使我們的所謂的新詩到達現代化。而這就是我們創辦本刊的兩大使命之一。另一個更重大的使命是反共抗俄，前面已經說過。國家興亡，詩人有責。395作為「戰鬥文藝」396尖峰詩人，紀弦或許是因為這個身分，使他能夠被官方默許在1950 年代初期，發起這個不受官方欣賞的西方文藝路線，然而，即使身為中國文藝協會的理事，發起新詩現代化，紀弦還是得大張旗鼓地聲明反共立場，此外，1955 年「中國文藝協會」舉辦詩人節新詩獎，六位得獎人都是《現代詩》的作者，顯見《現代詩》因為是採取三民主義、及反共產主義路線的現代化運動，才能得到官方認可而運作。當年曾經留連在文人咖啡館的蓉子、羅門、羅行、沙牧、辛鬱、尉天驄、商禽、梅新、瘂弦、周夢蝶、覃子豪、張拓蕪、秦松、向明、張默、洛夫、沙牧等，早年都曾在《現代詩》上發表作品。1950 年代這樣的歷史情境中，文藝已成為政治的附庸，自然不難想像文人咖啡館裡的文藝風潮應當是溫文儒雅，沒有政治殺傷力的。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包括向明、商禽、雷驤等文人，皆曾寫下在咖啡館聆聽西洋古典音樂的回憶，另外音樂界人士陳秋盛、陳懋萱、張邦彥、徐松榮、393 鄭明娳，〈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鄭明娳主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1994，頁19。394 紀弦回憶錄提到以前常和文友聚在中山堂附近的咖啡館，據筆者推測應是「朝風」。紀弦，《紀弦回憶錄(第二部)》，台北：聯經，2001，頁29。395 紀弦，《紀弦回憶錄(第二部)》，台北：聯經，2001，頁49-50。396 中國文藝協會推行的「軍中文藝活動」，積極倡導推展軍中文藝工作，項目包括「舉行軍中文藝廣播座談」、「致力文藝到軍中去活動」、「協助倡行軍中戰鬥文藝」，間接培養了大量的軍中詩人，並生產了大量的反共詩，因為新詩體裁較能做到簡短有力，因而成為國民黨喚起民眾的文藝工具之一。中國文藝協會編輯，《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頁46-48。106李哲洋等也都曾因為咖啡館流淌的古典音樂而流連忘返。397此外，楊牧也曾寫下當年文人在咖啡館裡的寫詩競賽，「『田園』咖啡館裡的詩人聚會，辯論談心，我們呼吸的是純粹，是詩，而不是會議和運動。」398文中透露當時文人在咖啡館裡的活動與政治無涉，而是追求心靈上的純粹，途徑即是詩的書寫。這樣的心境和中國傳統文人在茶藝館裡的性靈追求有貼近之處，卻又不盡相同，原因是彼時的文人面對的是一個現代化國家機器，對文人意識形態的監控更為嚴密，因此，咖啡館活動的內向性，遂成為文人面對社會現實所不得不選擇的方向，同時也是日後文人咖啡館的基調。然而，在如此滯悶的時局下，詩人內心苦悶鬱積，也表現在作品的轉向上。1954年洛夫、瘂弦、張默三人創辦《創世紀》的時候，原是提倡符合官方立場的「新民族詩型」，1959 年後卻走上了現代主義的道路，特別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以及純粹性」，《創世紀》因而被認為是真正的全面西化，並成為1960 年代台灣詩壇的主流，擔當了台灣詩壇最前衛的角色。399《創世紀》的參與者除了創辦者洛夫、瘂弦、張默，還包括葉維廉、商禽、辛鬱、楊牧等，早年都曾是窩在咖啡館裡醞釀詩作的文人，洛夫甚至參與了「作家」咖啡屋的創業過程，詩人們當年聚首論詩，成為苦悶生活中的不得不，進而設置咖啡屋以為家。在《石室之死亡》自序中，洛夫如此描述了寫詩的心境：「攬鏡自照，我們所見到的不是現代人的影像，而是現代人殘酷的命運，寫詩即是對付這殘酷命運的一種報復手段。」400顯示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使詩人產生極大的疏離感，進而期望透過超現實詩的書寫，傳達對整個壓抑的社會和公共價值體系的反抗，401然而，這樣的反抗卻是隱晦不明的，台灣超現實詩和法國超現實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並沒有以文學改革作為社會改革藍本的企圖，原因是台灣當時的情況還不具備以文學改革來帶動激盪社會改革的基礎，402所以，我們看到的是，超現實詩人往往是以「我」397 雷驤，〈咖啡室啟蒙〉，《黑暗中的風景》，台北：爾雅，1996，頁61。398 楊牧，〈「深淵」後記〉，瘂弦，《瘂弦詩集》，台北：洪範，1981，頁315。399 林淇瀁，〈長廊與地圖〉，林明德編，《台灣現代詩經緯》，台北：聯經，2001，頁27，400 洛夫，《石室之死亡》，台北：創世紀，1965。401 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現當代詩文錄》，台北：聯經，1998，頁164。402 超現實起源自1919 年法國，可說是西方前衛藝術的最佳代表。它的大歷史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知識份子對文明的批判性反思與徹底革新的努力。其強調的主題是人的解放，精神的自由。因此它反對以中產階級為主導的社會制約與價值體系，否定理性和傳統邏輯是唯一的真理。它一方面承襲了浪漫主義對人性無限潛能的信心和對自由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它同時接受象徵主義對內心世界探索和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以夢的潛意識的語言來呈現內在現實，以反理性反邏輯來重現更真實的現實，即所謂的超現實。所使用的主要技巧包括自動寫作、107走出國家民族的「大敘述」，強調的是個體之覺醒，探索個人之內在，卻因過於強調「個體」而抹除了詩的社會性，403創作出來的詩作晦澀、怪異、難以理解，因此被譏為「惡魔主義、虛無主義、形式主義」，然而，在那個文學毫無自主性的時代裡，不難想像台灣超現實詩的內在轉向，它反映的是身在政治壓迫的社會裡，個人只能追尋心靈解放與想像力的自由，以對抗現實的種種界線。這些創作超現實詩的詩人們，其作品雖然是反共文學的反動，卻未遭受國民黨當局的警告，或許是因為這些詩人的軍人身分乃是「政治正確」，也或許是因為超現實詩晦澀難懂，官方根本無法理解，更遑論一般民眾，因此超現實詩可能輕易的被認定不具備煽動、蠱惑人心的條件，自然不會引發官方的高度戒備。然而，另一位文人咖啡館的常客秦松就沒那麼幸運了。秦松為當年「作家」咖啡屋的室內設計者，同時是詩人兼現代藝術家。1960 年的「秦松事件」是戰後台灣現代繪畫運動史上，政治疑雲籠罩美術創作的一個不幸例子，404該年3 月15 日美術節，「現代藝術中心」第二次籌備會議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召開，同時在該館舉行了大規模的現代藝術展覽，秦松在該次展覽發表了「春燈」及「遠航」兩幅版畫。405展覽進行中，一位政工幹校學生在秦松提名為「春燈」的作品前停下來，指稱該作品分明暗藏一個倒反的「蔣」字，有煽動「反蔣」的嫌疑，這種說法驚動全場，史博館館長立即派人將畫取下，並扣留查封，秦松也遭受調查，後因其父曾任治安要員，功在黨國，「反蔣」事件才不了了之，406但是，剛剛成立的「現代藝術中心」卻因「秦松事件」而被官方所封殺了。這個事件突顯出國民黨箝制思想的法西斯作風，對於藝術作品可以任意解讀，隨意拆解，顯見當時的文人身處的環境可說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秦松為詩人們籌辦的「作家」著手設計，反映出1950、1960 年代詩人與現代藝術家之間彼此相互支援的關係，詩人常撰文討論現代美術，雙方交流頻繁，這種關催眠、拼貼、奇譎的暗喻、弔詭的意象，黑色幽默等。作為一前衛運動，超現實主義不僅是一種美學革命，更代表一種人生哲學。它反對「為藝術而藝術」，認為文學藝術應是精神和社會改革的先鋒，從文學自由推向社會其他層面的自由。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現當代詩文錄》，台北：聯經，1998，頁161-162。403 余欣娟，〈一九六○年代台灣超現實詩――以洛夫、瘂弦、商禽為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2，頁159-161。404 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台灣之發展(1945-1970)》，台北：東大，1991，頁312。405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108。406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台灣之發展(1945-1970)》，台北：東大，1991，頁312。108係起源於紀弦等人領導的現代詩活動，其後《藍星》余光中和「五月」較常互動，而《現代詩》的紀弦、楚戈、辛鬱、商禽等人則和「東方」及「現代版畫會」的成員較為接近，407而這些親近西方文藝的詩人、藝術家經常聚在文人咖啡館高談闊論、創作超現實詩、討論西方前衛藝術等種種去政治化的文藝活動，除此之外，1960 年創刊的《現代文學》，系統性的引進西方文藝思潮，使得以沙特為主的存在主義思潮，成為當時文人咖啡館的重要話題，不論是藝文人士或文藝青年，都受到存在主義的感召，對此，何懐碩曾經撰文批判台北文人沉溺於咖啡館的「存在主義」現象：藝術不是「象牙塔」裡的產品，而是「十字街頭」──現實社會──的卑污與喧囂之批判以及指示通向人類理想之路的南針。但是反觀我們的詩人與藝術家，許多是鎮日泡在咖啡館裡(或者沙龍，或者什麼團體會社之類，姑且以咖啡館代表之)，他們永遠在侃侃而談，他們談沙特(Sartre)，談卡謬(Camus)，談米羅(Miro)，談托背(Tobey)，談普普藝術(pop art)??這是好的現象，但是他們談自己的時候很少，甚至不談！他們自鳴得意，在彼此的交談中互相肯定，而得到滿足。他們的作品亦不是沒有嘔心瀝血的地方，但是他們的心靈園地是出借給他人的。沒有自己的種子，也便沒有自己的果實了。我稱他們為咖啡杯中的詩人(或藝術家)。408但我們得了解，他們的生活是清苦的，比起寫低級趣味，庸俗媚眾的色情、打鬪、神怪故事的作家，或製作假古董與商品畫的作者，他們是清高超脫得多，也窮苦得多。他們甚至沒有發達的園地，只好用自己的筆謄寫，張貼在卡座旁邊有燈光的牆上；是畫，則掛在咖啡廳暗淡的燈光尚照不到的角落裡展出。何懷碩這篇寫自1969 年的文章，清晰的描述了當時文人的處境，他們沒什麼錢，創作的是現代主義的文學及藝術作品，因為不符合官方文藝主張，所以不能在冠冕堂皇的殿堂裡展出，加上當時藝文空間較為缺乏，文人藝術家只好將作品放在陰暗的咖啡館裡展覽，這也是當時文人咖啡館的重要功能之一，西門町的「野人」即曾展出席德進和李錫奇的畫作，409此外，「作家」、「明星」等咖啡館也開放空間作為藝術407 賴瑛瑛，《台灣前衛六○年代複合藝術》，台北：遠流，2003，頁80。408 何懐碩，〈咖啡杯中的詩人〉，《苦澀的美感》，台北：大地，1973，頁307。409 伊里，〈本土咖啡館六十年〉，《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56。陳若曦，〈柳綠鵑紅瑠公圳〉，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頁109家的發表園地，而當初「天琴廳」創辦的原始意念，就是想要有一個藝術發表的場所，由此可知，在過去的歲月裡，許多文學及藝術作品，就是如此透過文人咖啡館在文人圈中流傳，其作品往往缺乏群眾基礎，使得這些文人被認定是一群在象牙塔裡自得其樂的藝術家。此外，西風東漸的影響，亦或是白色恐怖的政治高壓，使得這些文人較能親近「存在主義」，作為逃避現實的思想管道，然而，跨海來台的「存在主義」思想已經變了模樣，缺乏沙特的反體制精神，410並且成為李維史陀口中的女店員式的形上學(shop-girl metaphysics)，導致一種自我耽溺與自省式的思考，411並且成為文人們規避現實與麻醉自我的媒介。面對西方文化排山倒海而來，這群在文人咖啡館裡的文人藝術家紛紛起而效法，王寶釵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知識青年處境相當矛盾：「相對於反共懷鄉彼等語言文字的明確、大一統的中心性格，當時的知識青年卻處在一個被圍堵、被切割、被碎裂、被過濾的多層次語言環境裡。」412葉維廉這位18 歲即渡海來台的作家，當年曾是文人咖啡館的常客，也是《現代文學》編輯之一，對於自己的心境，葉如此描述：「古代已經離我們很遠了，而現實的世界已經是支離破碎──。」在此的背景下，「很容易進入一個內心的世界，去肯定一個主觀的世界。」413這些知識青年身分背景不同，他們除了經歷成長期普遍要經歷的危疑、焦慮，並且在傳統性、現代性、世界性與中國性之間顛躓摸索。然而，置身嚴密被監管的思想圍城裡與開始起步的社會經濟裡，他們一方面體受文字的焦慮，感到思路沒有出口的不安，弔詭的是，另一方面，聚在大學院牆內與咖啡館清談的太平歲月自有一種穩妥的安逸，再加上媒體輸入的崇洋風氣，英語使用的逐漸廣泛，外文系學科具體的訓練，足夠教他們在與西方現代主義31。410 沙特為主的存在主義進入台灣時就被此地特有的政治禁忌壓縮得喪失原形：沙特被理解為愛國抗暴的地下軍領袖，被理解為虛無荒謬的時代代言人。台灣的存在主義作家沒有人敢正視沙特的反體制精神，以及他對共產黨的同情。台灣一直到存在主義熱潮過後還不太知道沙特在這方面強烈表現。在白色恐怖的時代，誰敢提充滿批判和叛逆色彩的沙特的社會哲學思想。沙特一生的思考重心都在於擺脫體制的桎梏，但到了台灣卻成了體制寄存者美化生活情調的資源。蔣年豐，〈戰後台灣經驗中的存在主義思潮―以沙特為中心〉，宋光宇編，《台灣經驗―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1993，頁15-16。411 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憂鬱的熱帶》，台北：聯經，1989，頁62。412 江寶釵，〈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當代台灣小說現象研究〉，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頁123。413 葉維廉，〈葉維廉答客問：關於現代主義〉，《中外文學》，10：12，1982，頁49。110短兵接觸時，以個人的經驗去想像、去揣摩、發揚個中的奧意與魅力。414王寶釵這段針對《現代文學》編輯群的文字，同時表露了當時文人咖啡館裡作家藝術家們的普遍心境，原因是當時許多咖啡館裡的文人，無論是出生在大陸戰後隨國府渡海來台、或是出生在台灣於戰後成長的文人作家們，415儘管背景不盡相同，但是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同樣的歷史情境：嚴密監控的時局與開始起步的社會經濟，在這樣的思想圍城裡，「他們一方面體受文字的焦慮，感到思路沒有出口的不安，弔詭的是，另一方面，聚在大學院牆內與咖啡館清談的太平歲月自有一種穩妥的安逸」，這群窩在咖啡館裡的文人，藉由現代主義的路線、存在主義的思想，作為追尋自我出口是有其歷史背景的。戰後，國府撤台不久即正式下令，所有附匪以及留在淪陷區的的學者、文人的著作一律禁絕，因此中國現代史上許多有價值的文學及學術作品被迫消失在台灣，416此外，台灣文學也在二二八後受到國民黨的強烈打壓，417國府這般空前絕後的「否決」歷史與文化的舉動，使得台灣的現代主義是在一種文化真空的背景下發展出來，因此很難期待它有任何現實的、本土的內涵，尤其，當知識份子被迫從自己的土地與人民、歷史文化割離開來的時候，必然產生了「存在」的困惑，這些文人該如何從本身的存在去找到意義呢？418無獨有偶，楊照也指出這種心境上的「流離失所」，正是當時文人較能親近西方現代主義的主要原因。419從1950 年代文人咖啡館作為一個播放西洋古典音樂的場所，之後現代派詩人進駐，創作超現實詩，隨後現代主義文學在此萌芽成長，我們可以知道，咖啡館作為一個現代都市的空間，具有傳遞西方文藝思潮的功能：李仲生這位被喻為「咖啡館414 江寶釵，〈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當代台灣小說現象研究〉，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頁123。415 這些曾經出入文人咖啡館的文人包括洛夫、瘂弦、張默、商禽、向明、辛鬱、周夢蝶、沙牧、張拓蕪、盧克彰、朱橋等軍中詩人，早年皆歷經戰亂，之後隨國府渡海來台，另外，秦松、雷驤、羅門、蓉子、施叔青、白先勇、隱地、羅青、姚一葦、何欣、胡品清、李黎、劉大任等都是出生在大陸，戰後渡海來台的文人。陳映真、黃春明、楊牧、七等生、林懷民、季季等則是在台灣出生的文人。416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2，頁10。417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71。418 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2，頁10。419 楊照，〈文學的神話˙神話的文學〉，《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台北：聯合文學，1995，頁117。111裡的繪畫運動家」，正是在咖啡館裡培育出台灣第一批前衛藝術尖兵，420在劉大任的回憶中，「田園」是現代詩、抽象畫以及新小說、新電影的溫床，而他第一次被應邀討論存在主義哲學也是在咖啡館裡。421此外，在國民黨的霸權統治型態下，文人親近西方文藝作為逃避現實的出口，使得咖啡館成為文人隱匿於現實的一個空間，似乎也是一個可以暫時安身立命的場所。隨著1970 年代的到來，台灣面臨一連串的現實挫敗，包括退出聯合國、釣魚台事件、蔣介石逝世、中壢事件、中美斷交等，因此這個年代可說是台灣從舊的虛假世界觀，慢慢試著接觸、看清現實的一段艱苦歷程，此時知識份子也特別活躍，422並且有走出個人世界開始關懷人民與土地的舉措，鄉土文學意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熱烈展開。然而，早在1966 年《文學季刊》創刊之時，咖啡館裡的文人便已批判了現代主義文學的病態和流離現實，主張文學必須「參與生活」與「關懷群眾」，使其成為催化1970 年代鄉土文學運動的主力之一。尉天驄回憶到，當時參與《文學季刊》策劃工作的包括王夢鷗、姚一葦、何欣、劉大任等，大夥經常見面的地方是「明星」。《文學季刊》回歸現實的路線，不久便引起政府單位的注意，1968 年，陳映真被國民黨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文學季刊》另外兩位同仁，此外，黃春明被抓去審問一天，尉天驄則是住處遭到盤查，這個事件即為文人口中的「文學季刊事件」：那時候，台北除了明星外，還有三個文藝界朋友經常愛去的地方，那就是野人咖啡館、文藝沙龍咖啡館和作家咖啡屋。為了表明自己沒事，那些日子我經常三個地方輪流去坐，有一天在作家咖啡屋遇到林海音大姐，她竟然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問：「這次進去受驚了吧！」我說我沒有被帶進去，她一點都不相信，幾經解釋，她才知道我是真的沒事。???那一段日子，除了空氣緊張外，謠言也滿天飛；有一位詩人前幾天還在野人咖啡館和陳映真大攀交情，這時卻說：「這批傢伙早就有問題了，像陳映真已經內定好是台獨的內政部長??」。有的傳言：陳映真他們與莫斯科有聯繫。一時我感覺到台灣忽然出現很多會編故事的高手。423420 林惺嶽，〈咖啡館裡的繪畫運動家〉，《雄獅美術》，1984，9 月份，頁107。421 劉大任，〈情斷老區〉，《壹週刊》，第155 期，2004.5.13，頁116。422 楊照，〈發現「中國」：台灣的七○年代〉，楊澤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頁130。423 尉天驄，〈我的文學生涯〉，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我的探索》，台北：中國論壇，1985，112尉天驄敘述在《文學季刊》的三位同仁被捕後，他輾轉留連在文人咖啡館裡，只是為了讓文友們知道自己沒事，反映當時文壇上有一批習慣窩咖啡館的文人，而咖啡館順勢成了文人們交流訊息場所，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文壇乃是風聲鶴唳，各種謠言遂在文人的恐懼之中逐漸生成壯大。1950 年代起，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不惜持續以白色恐怖、文字官檢(censorship)的方式，透過警政署、新聞局、文建會與文教機構及其獎助模式，對本土的文化精英、民俗文化表達予以收編、壓抑或終結，更在1960、1970 年代大量以政戰系統滲透文教界，迫害公共文化的主導人，424因此，在這樣的歷史情境裡，「文學季刊事件」只是突顯了1960 年代末期，咖啡館在台灣仍然沒有可以發展為哈柏瑪斯所謂「公共領域」的條件，425戰後以來，國民黨以三民主義建設台灣為口號，將各種政治迫害加以合法化，同時塑造出政治領袖的神話，配合道統、法統等意識形態的謊言，使公共領域中的「批判、理性論述」大量胎死腹中或遭到扭曲，國民黨同時利用電視，來傳播其沙文主義以及「錯誤之快樂意識」(false happy consciousness)，透過大量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節目不斷回鍋，使人民的記憶迷失於聲光色影之中，將穩定、成長的慣性視作長治久安的圓滿狀態，並且把理性、批判論述看成是「動搖國本」、「擾亂治安」的表達，台灣的公共領域遂在這種機制下，遭到黨國媒體及意識形態機制全面操縱，426此外，戰後初期，咖啡被列為奢侈品，顯示喝咖啡不被政府鼓勵，加上咖啡館的色情形象，使得一般民眾較少涉足咖啡館，因此，文人咖啡館裡的文人，儘管自覺性的批判起現代主義的流離現實，試圖「參與生活」、「關懷群眾」，然而其思想沒有群眾基礎，自然難以成為改革社會的力量，加上官方政府的強烈打壓，台北文人咖啡館根本沒有發展成為「公共領域」的機會。因此，巴黎的知識份子藉由咖啡館啟蒙群眾，進而引發法國大革命的情況不會在台灣發生，相對而言，台北這群被架空的文人，也只能鎮日窩在咖啡館裡，過著只能言說無法行動的日子：頁300。424 廖炳惠，〈台灣的公共文化〉，《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頁149-150。425 哈柏瑪斯認為，18 世紀曾經存在著一個很有活力的公共領域，人們可以在其中辯論及交換有關哲學、經濟、政治與社會組織等基本問題的知性意見，這種活動對形式政治(formal politics)會產生影響。他特別指出咖啡館是以公共領域來介入政治的主要場所，人們在這裡相遇，與朋友或陌生人討論重要議題。Philip Smith 著，林宗德譯，《文化理論的面貌》，台北：韋伯，2004，頁61。426 廖炳惠，〈台灣的公共文化〉，《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頁150-155。113跟我們一樣的開發中國家不滿時政的知識份子他們生活於貧民窟引導自己的同胞同樣的知識份子在我們的國家他們坐在咖啡屋裡以激烈的學術爭辦關心低階層的朋友427劉克襄的詩作中顯示，台灣的知識份子和群眾是區隔開來的，他們似乎只能在咖啡館裡「關心」低階層的朋友，而同樣是開發中國家的其他知識份子，則是和群眾站在同一陣線，為他們的同胞們指引方向。無怪乎廖仁義曾經批判，台灣的知識份子的實踐始終在原地踏步：1960 年代在咖啡屋裡高談闊論的知識份子不是遠走異國的，便是鋃鐺入獄，再不就是在為稻梁謀的路上沉默了；而1970 年代與1980 年代的知識份子，目前雖不敢說必然重蹈覆轍，可是，在咖啡屋裡高談闊論的豪情卻和自己的父兄一代如出一轍。428綜觀文人咖啡館裡的文人活動，1950 年代初期以聆聽西洋古典音樂為主，之後有一批創作前衛藝術以及超現實詩的現代藝術家與詩人進駐，隨後現代主義文學在此萌芽發展，咖啡館作為一個現代都市的空間，同時也是傳遞西方文藝思潮的園地，在國民黨的霸權統治型態下，文人藉由西方文藝作為逃避現實的出口，使得咖啡館成為文人消極抵抗官方文藝的文化場域，1960 年代末期，咖啡館裡的文人試圖讓文藝回歸現實，旋即遭到官方的打壓：逮捕、審問、盤查等政治手段，使得台灣的公共領域毫無發展的空間，由此推知，沒有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的權利，427 劉克襄，〈知識份子〉，《漂鳥的故鄉》，台北：前衛，1984，頁33。428 廖仁義，〈處境與實踐邏輯〉，《當代》，第三期，1986.7.1，頁61。114台北文人咖啡館根本無法和歐洲文人咖啡館相提並論，因此，受困於官方政府的思想圍城裡，文人也只能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或許正如廖仁義所說，知識份子為什麼到咖啡館？那是因為唯有咖啡館裡，才能展現豪情萬丈的自己。第二節 文人咖啡館的消逝1989 年，台北最後一家文學咖啡屋――「明星」停止營業，429經營者簡錦錐先生表示，因為稅收問題，不得不暫時結束營業，430「明星」的停業事件，之後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入1989 年文壇大事431，顯見「明星」在文壇具有象徵性的地位。2004 年5 月18 日，「明星」正式開幕前，一群作家文人現身「明星」舊址，在鎂光燈的包圍中笑談當年事，包括周夢蝶、黃春明、陳映真、尉天驄、鄭樹森、季季、楊澤、劉克襄等，432皆受邀參加這場具有記者會性質的聚會，當年作家文人進駐此地的往事，成了「明星」的文化象徵資本，然而，遙想當年，「明星」的確提供了一個讓文人停駐的美好空間，這樣的空間為何會在1989 年，於一片惋惜聲中關門大吉？過去禁錮的時代裡，咖啡館曾經扮演一個反體制文化的展演空間，包括文藝性的消極抵抗、嬉皮式的激進吶喊、以及性探索模式的大膽宣洩等，都以咖啡館作為行動的場所，然而，這些反體制行為，卻使得咖啡館成為政府眼中的毒瘤，更加深咖啡館經營的困難。「朝風」的文藝氣息何時消失已不可考；「田園」的主人則是在1970 年代左右，調暗燈光，經營方向轉為幽暗的「純咖啡」情人座；4331960 年代末期，「文藝沙龍」及「作家」等兩家由文人自創的咖啡館，皆因經營不善，轉手他人或關門大吉；4341976 年，「天琴廳」則是因為經營者的醫生職業導致分身乏術，照顧不來生意，因而結束營業；435至於「天才」是在1970 年初期因郭承豐出國而結束429 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頁256。430 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431 「明星」咖啡館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停止營業。「明星」從一九四九年開業，一九五九年起，詩人周孟蝶在其門口騎樓下擺設書攤。文訊雜誌社編輯，《光復後台灣文壇大事紀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5。432 陳希林，〈作家重回明星，找回自由的感覺〉，《中國時報》，2004.5.18，C8 藝術人文版。433 雷驤，〈咖啡室啟蒙〉，《黑暗中的風景》，台北：爾雅，1996，頁60。434 晏琪，〈作家咖啡屋瑣談〉，《聯合文學》，1：4，1985.2，頁192。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83。435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85。115營業；436「野人」則是因為1970 年的迷幻藥事件，437遭到政府勒令停業，438台北文人咖啡館就在業者紛紛結束營業而沒落下來，1970 年代中期以後，只剩「明星」繼續散發著文藝的光和熱，直到1989 年。戰後初期，官方政府已展現出對「咖啡」的偏見，不但將其列為奢侈品，限制咖啡的流通，甚至針對咖啡館的營業頒布重重法令予以干涉，稅收也是不甚合理。政府的不支持，外加傳統色情行業入侵咖啡館空間，使得咖啡館在台灣幾乎是聲名狼藉，張曉風曾經回憶「Ours」咖啡館申請執照的過程，提到當時的世俗眼光仍將咖啡館等同於色情，所以申請執照過程中，不但和主管單位爭執很久，之後咖啡館所在的管區警員也百般刁難，439這個現象呈現出咖啡館在1970 年代的生存困境，除了形象不佳，受到一般民眾的排斥，政府的態度以及管理方式也是關鍵之一。筆者曾經詢問「明星」的經營者簡錦錐先生，在咖啡館難以經營的時代裡，「明星」何以堅持如此長久？簡先生的回答是「要犧牲」，隨後坦白「明星」並不賺錢，所以必須用別的方式賺錢來補「明星」的洞，4401989 年「明星」終因不敵稅收問題而結束營業，我們卻無法漠視整個環境的變遷，可能也是迫使「明星」消失匿跡的間接因素。1980 年是個「狂飆」441的年代，從1980 年的「美麗島大審」開始，以1989 年股市狂飆跌破萬點作結，中間歷經了1986 年民進黨成立、1987 年解除戒嚴、1988年蔣經國逝世，其中大大小小的群眾街頭運動則成了掙脫舊枷鎖、推動著歷史開門的力量，1988 年開放報禁，台灣進入大眾媒體時代；1984 年起，麥當勞、溫娣、肯德基陸續進入台灣，象徵著大眾飲食文化的來臨；1988 年開始出現的金錢狂飆和世436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87。437 社論，〈家長的責任重於政府的責任――論「野人咖啡屋」事件引起的青少年問題〉，《聯合報》，1970.4.12，版2。438 野人咖啡館的事件促使政府決定加強管制茶室及咖啡廳，更使得咖啡館被視為青少年墮落與犯罪的溫床。本報記者集體採訪，〈咖啡館與問題青少年專題採訪〉，《中央日報》，1976.3.1，版9。翁台生則認為咖啡館會成為青少年聚集並流傳迷幻藥的場所，實因1960 年代末期嬉皮「歪風」的影響。翁台生，〈野人帶來的問題〉，《西門町的故事》，台北：龍年，1976，頁131。439 「Ours」咖啡館大約是成立於1970~1971 年間，地點位於羅斯福路台灣大學的巷子裡，是一個針對學生開設的咖啡館，之後聚集很多的學生，成為一個K 書中心。周靜宜紀錄整理，〈從明星咖啡到網路咖啡――台灣咖啡館發展走向推論〉，《室內》，第56 期，1997，頁123。440 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441 引自楊澤主編的《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其以「狂飆」二字作為1980 年代的時代精神，認為在1970 年與1990 年之間，1980 年是個極端突出的存在，群眾意像及反叛行動即是這個年代的「狂飆」象徵。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頁5-7。116界名牌消費品進入台灣，則顯示高消費生活方式正在成形，伴隨著政經的發展，台灣文學界也出現了「文學商品化」的趨勢，442「1980 年代的巨變，不只是政治的鬆動重組，還是社會分化的加速和價值觀的丕變。」443詩人羅青認為台灣在1986 年以後，已經正式邁入後工業社會，在文化方面的發展，也反映出許多後現代444的狀況。根據其說法，台灣在1960 年初期，就已斷斷續續出現後現代狀況，直到1980 年代中期以後，可謂達到了高潮，舉凡政治、軍事、經濟、社會、以及一般大眾的食、衣、住、行、娛樂、醫藥??等，都出現了後現代狀況。445儘管羅青的說法頗受爭議，但是卻顯現出1980 年代，台灣面對本土意識高漲、外來文化卻也排山倒海而來之時，整個社會在各類文化撞擊下開始呈現紛亂而混雜的景況。此外，日治時期即為台北最繁盛的西區，自1970 年代起，漸漸有了衰落的跡象，台北東區在國家公共政策、房地產投機活動、及社會經濟結構性變化等三股力量的推擠之下逐漸繁華，並有壓倒西區的趨勢，446許舜英寫到：「談1980 年代而不談東區文化，就像談1970 年代而不談西門町文化一樣，是一種錯誤及遲鈍。」447 顯見1980 年代的東區已是台北新興商業中心，幾乎取代了西區的往昔繁華，直到1980年代末期，西區已是昨日黃花：元旦放假三天，有一晚和太太同逛西門町，發現西門町髒亂破舊，和我們記憶中的已經不大相同，以前的許多商家店號，如今都已不復存在，反而我們自己有點442 蔡源煌，〈八○年代文學商品化的趨勢〉，《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1991，頁251。443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頁29。444 後現代時期(postmodernera)是指社會發展的一個時期，這個階段被視為超越現代時期的發展。後現代時期這個詞彙表達的重點，是一個決定性與激進的變化，亦即時代轉變為由文化與文化消費、媒體，以及資訊科技所組織而成的後工業(postindustrial)經濟。而後現代文化與後現代社會的特性則包括：第一，與過去相較，文化與大眾媒體在社會生活上，扮演了更強大、更重要的角色。第二，當前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圍繞在象徵消費與生活風格的消費之上，而非如同以往以工業勞動的物品生產為核心。第三，關於實在(reality)與其再現的想法，已經受到質疑。第四、諸如嘲諷(parody)、拼貼(pastiche)、諷刺(irony)與流行的折衷主義(pop eclecticism)這類的風格特色越來越流行。第五，以消費為主的都市景觀支配了城市的型態。城市不再是為了經濟生產而存在，而是以提供娛樂、休閒，與生活風格式的服務為其核心動力。第六、混雜(hybridity)取代了僵固的界限與分類。Philip Smith 著，林宗德譯，《文化理論的面貌》，台北：韋伯，2004，頁283-285。445 羅青，〈台灣地區後現代狀況〉，《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台北：五四，1989，頁317。446 夏鑄九，〈一個都市中心的興起：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的個案研究〉，《當代》，第15 期，頁63-67。447 許舜英，〈從烏鴉族到新挪威森林世代〉，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頁99。117像是外星球來的人，因為眼睛看到的，對我們來說，都極其陌生。這是一個變動的城市，大家都在變，生命中有沒有什麼不變的呢？448隱地眼中已然頹圮的西門町，曾經是文人咖啡館聚集之地，作為最後一家文人咖啡館「明星」除了面臨西區逐漸沒落的景況，也面臨了大眾飲食文化的衝擊，其中以連鎖速食店、及連鎖咖啡專賣店的引進影響甚鉅。1984 年1 月麥當勞第一家店面於民生東路開張，巨額廣告預算的效應下，創下台北餐飲業單週單店最多來客量的全球紀錄，449而麥當勞內提供咖啡免費續杯的服務，是使咖啡邁向平價的肇始，450此後6 年可以說進入了西式速食業者的全盛時期，從1985 年美國另兩大速食連鎖業者包括肯德基、溫娣開始，一直到1991 年的摩斯漢堡為止，先後總計有12 家跨國連鎖速食業者進入台灣，451這些速食業者都提供了平價的「美式咖啡」，間接促成台灣咖啡飲用的普遍化。此外，台灣連鎖咖啡專賣店始自1970 年代日式連鎖咖啡專賣店的引進，但當時的咖啡價格仍舊昂貴，直到1984 年，「東森」咖啡首開廉價咖啡的風氣，隨後崛起的「力代咖啡」也於1986 年在台北開設第一家咖啡推廣中心，並且販售較為平價的咖啡，452「東森」和「力代」等連鎖咖啡專賣店遂也扮演了推動咖啡平民化的角色。除了連鎖速食店、連鎖咖啡專賣店成為咖啡轉向平價、帶動咖啡普遍化的主力，在1980 年代逐漸普遍的即溶咖啡(instant coffee)、即飲咖啡(罐裝咖啡)，也使得喝咖啡不再受到空間的限制，進而促使咖啡走向社會的各個階層，成為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453根據統計，1984 年時，經常飲用咖啡的族群中，有83.2%以飲用即溶咖啡為主，454至於即飲咖啡的普及率/使用率在1988-1998 年間一直維持在43%以上，448 隱地，〈變與不變〉，《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頁17-18。449 林育慈，〈都市速食餐飲消費活動、店址與空間分析――以台北市為例〉，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13。450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94。451 蔡文芳，〈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1，頁30。452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31。453 台灣首度出現即溶咖啡是在二次大戰期間隨美軍物資來台的「雀巢」即溶咖啡，但是當時的銷售據點主要是專賣舶來品的店家，對象也以美軍為主，由於價格昂貴，也沒有任何宣傳，因此並不普及。直到1974 年「摩卡」咖啡成為台灣第二個即溶咖啡品牌，1982 年美國的「麥斯威爾」咖啡也引進台灣，即溶咖啡才在三個品牌的強烈競爭下紛紛以廣告行銷的打入市場，進而走入消費者的日常生活。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95-105。454 李永隆，〈台北市民咖啡與茶消費行為之研究〉，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118455綜上所述，1980 年代的消費者若要喝咖啡，選擇性相當多樣化，而且咖啡的價格也不如往常令人難以恭維。此外，根據高宣揚的統計，1980 年代是台灣咖啡館大規模興起的時期，456到了1987 年，咖啡館已經相當普遍，457其中以標示著咖啡館老闆個人特質的「個性咖啡館」特別引人注目，4581989 年11 月，隱地提到「如今論及咖啡的香醇，餐點的美味，或是佈置陳設，東區有更多迷人的地方」，然而，隱地仍舊定期光顧「明星」，只因為記憶不能代替。但是，隱地還是認為，「明星」已經到了必須順應潮流、做些改變的時候，459顯示當時的「明星」，在時代的夾層中已經面露疲態，詩人羅門曾經為此寫下〈「明星」咖啡屋浮沉記〉：茶在沉思 咖啡在默想文學在高談 藝術在闊論時間在筆下奔馳 空間在稿紙上展開「明星」它曾是被騷人墨客 題詩描畫的一盞彩燈亮麗了三十多年 多采多姿的 歲月與回憶自從搖滾樂 敲打樂 連搖帶打 鬧進台北街頭卡拉OK 由忠孝東路 一直吵到西門町先是與它為鄰的「田園」 老早就停放了田園交響樂一群人跟著悲多芬從「田園」出走另一群人踩著電子琴 帶著櫻唇柳腰與啤酒 笑進來「明星」它在玻璃大廈四面反射的光裡在雜誌封面亮出那麼多 袒胸露背的女「明星」中也只好黯淡下來冷冷清清 望著一個個燈下的沉思者 熄燈離去一個個抱著公司行號 開燈坐下來頁139-147。455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09。456 高宣揚，《流行文化社會學》，台北：揚智，2002，頁171。457 本報記者，〈咖啡櫛次鱗比〉，《民生報》，1987.4.17，版5。458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45。459 隱地，〈快樂地〉，《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頁12-13。119要談便談股票 要看便看鈔票讓茶與咖啡沖出來的 純文學 現代文學流落到舊書攤 不聲不響460羅門的詩作中清晰的描述了當時「明星」所面對的是一個被各種文化層層覆蓋的歷史情境：美式流行文化、資本主義商業文化、傳統色情文化等多重擠壓的時代裡，聲光舞色餵養著人們的心靈，現實功利侵蝕了淳樸的靈魂，城市裡的人們逐漸卸下了素樸的過往，轉而追逐金錢，追逐更新奇的感官逸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消費社會正在成形，「明星」便是在這樣變遷中，逐漸黯淡下來。面對消費社會中日益注重感官享受的消費者，咖啡館的經營手法也有新策略。當時的咖啡館，為了吸引顧客，簡直花招百出。1982 年，蕭蕭(本名蕭水順，1947-)曾和朋友在咖啡館裡，因為感到新奇而點了「火焰咖啡」，咖啡珊珊來遲，大夥都充滿好奇的等待著：在等待中，一位穿及地晚禮服的小姐來了，端著一杯咖啡，沒有火焰，放下熱騰騰的咖啡又走了，我們都有點失望，火焰呢？不要急，小姐笑著說。她又帶來一個精緻的小杯子，裡面盛裝威士忌酒，然後半蹲半跪在我座位旁邊的地毯上，把酒倒進湯匙中燃點，然後又倒入咖啡杯裡，這時整個杯口火焰熊熊，溫熱的火光照紅了每個在座者的臉，穿著晚禮服的小姐一面攪拌咖啡，一面輕哼：「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461蕭蕭的消費經驗在今天看來或許有點突梯好笑，但那卻是1980 年代的情境：伴隨商業成長而初漲的消費意識，令許多消費者對新興商品趨之若鶩，這之間還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咖啡館為了滿足消費者，往往必須發想出奇特的點子，譬如該家咖啡館內的服務生穿著「及地」晚禮服、在咖啡裡搞出一團火、以及服務生攪拌咖啡時哼唱著：「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等等舉動，突顯出現代消費主義460 本論文礙於版面配置的考量，對詩作的文句排列略有變更。羅門，〈「明星」咖啡屋浮沉記〉，《光華》，15：2，1990.2，頁109。461 蕭蕭，〈火焰咖啡〉，《太陽神的女兒》，台北：九歌，1984，頁20-21。120中的一個重要機制，就是商品必須推陳出新，服務必須親切有創意，才能招攬更多的顧客，此外，咖啡館在室內設計也有重大突破，其中「舊情綿綿」炫麗而誇大的裝潢(如圖4-1)，展示出台灣在急速變遷的社會裡一種美學混雜的現象，462同時也傳達了咖啡館必須富有新意，才能吸引顧客上門。至於文人口中數十年如一日的「明星」，似乎沒有嘗試過要改變。圖4-1：1985 年的「舊情綿綿」咖啡廳。圖片來源：曾令正，〈「Cafe」：一個見面社交場所空間形式變遷之初探――以台中市為例1983~2003〉，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39。除了咖啡館經營層面的激烈競爭，咖啡館消費族群的移轉也是「明星」的衝擊之一。羅門在〈「明星」咖啡屋浮沉記〉中敘述「一個個抱著公司行號，開燈坐下來，要談便談股票，要看便看鈔票」的景況，顯示咖啡館內的族群正在變遷，以前往往是文人在裡面談詩論藝，今天卻是一群上班族在裡面談論現實生計問題，愛亞(本名李兀，1945-)在1986 年寫的〈咖啡室手記〉也描述了這個現象，作者本人自謙是三流作家，因為當時只有三流作家才會在咖啡室寫寫抹抹。隱身在咖啡館裡寫稿的作者，同時傾耳偷聽客人的私生活，其中一堆男人聚攏高談，大聲嚷嚷，一句「三億八千萬」引發作者的好奇心，原來是談論販賣土地的事宜，六名大男人圍著名為「胡老」的人，討價還價，希望胡老的儘快決定土地賣給私人公司的價錢??。462 1985 年的「舊情綿綿」咖啡廳，其設計由平面走向三度空間，空間的層次變得更錯落有致且富有衝擊性。打破了咖啡屋過去屈就於狹長街屋的空間使用型態，創造了新的餐飲空間感受，是一個社交場所、看人和被看的愉悅，呈現出在這事事講求顛覆的時代裡，一種強烈打破封建傳統的企圖。曾令正，〈「Cafe」：一個見面社交場所空間形式變遷之初探――以台中市為例1983~2003〉，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39。顏忠賢認為「舊情綿綿」的室內設計最重要最強大的元素是：園林的語彙進入了都市的一個小空間。周靜宜紀錄整理，〈從明星咖啡到網路咖啡――台灣咖啡館發展走向推論〉，頁129。121463透過咖啡館裡這些個體的活動，包括提著公事包談論股票鈔票的上班族、準備賣出土地的老先生，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遊戲、商品化等現象已經介入民眾的生活之中，而這群人鬧哄哄的進入咖啡館，漸漸取代了往日談論文藝的文人。此外，在工商業社會的壓迫下，消費者到咖啡館除了談論生計與生活，也追求一種休閒的感覺，羅門在1983 年寫成的詩作〈摩卡的世界──摩卡咖啡店是城市伸腰鬆腿的地方〉中，敘述了咖啡館在現代人心目中的功能：「叫一聲摩卡╱每條街都回答╱摩卡╱摩卡躲在窗內╱把窗外的世界╱製作成無聲的╱卡通╱????╱任千萬種剎車╱在窗外╱罵著街╱千萬條腿╱在街上╱搶著路╱再吵再亂╱只要咖啡匙╱輕輕一調╱便都解了」464都市的擁擠，生活步調的急促，使得人們在進入咖啡館後，渴望的是寧靜，是一種全然的放鬆，因此，對這個年代進入咖啡館的消費者而言，在咖啡館裡說文學太沉重，談藝術太不實際，咖啡館在1980 年代作為人們工作上班之餘的逃逸場所，這樣世俗化的空間實在不需要嚴肅的文學與藝術。圖4-2：1980 年代初期，星期天的台北市武昌街。圖片來源：《台灣：戰後50 年》，台北：時報，1995，頁350。那麼，咖啡館裡還有文人嗎？文人在裡面還談文藝嗎？過去，「咖啡館」曾經扮演一個反體制的文化場域，文人在裡面默默進行著對抗官方文藝政策的行動，然而，進入1980 年代後，街頭運動變成反體制行動的主流表現，1986 年起，各種群眾抗議、示威、請願、遊行等行動浮上檯面，抗爭素求也五花八門，包括勞工、環境、女性、463 愛亞，〈咖啡室手記〉，古蒙仁編，《生活品味》，台北：中央日報，1987，頁57-66。464 羅門，〈摩卡的世界──摩卡咖啡店是城市伸腰鬆腿的地方〉，《羅門詩選》，台北：洪範，頁338-340。122消費等議題，顯示台灣正在「狂飆」，這樣的景況，文人在咖啡館裡已經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唯有步出咖啡館，走上街頭，才能讓聲音散播開來。此外，1980 年代發生的「文學趨疲」465現象，或許也是間接減少文人在咖啡館活動的原因。進入1980 年代，台灣的現代文學，伴隨著政經的發展，產生了「文學商品化」的趨勢，寫作方式趨向大眾化，文學出版品行銷的商業化以及寫作人口的銳減等，使得文學的生存空間更形狹窄，因此，進入1980 年代之後，我們所看到的現象是：文學雜誌的凋零、社團的消沉、文學評論的青黃不接、文學創作的弱化、文學出版的萎縮、文學新生代出現的艱困等。466當年作家文人在「咖啡館」裡，發起新詩革命、談論現代藝術，或者編輯刊物的歷史，似乎也淹沒在時間的河流裡，「文學趨疲」的現象導致的種種後果，削弱文人的活動能量，間接減少了「明星」內部的文人活動，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強調精密計算、過著實際生活的現代人，「明星」的文藝光芒遂日益微弱。此際的「明星」，依然有些文人在裡面寫作，就像愛亞在咖啡館裡寫作一樣，但是文學活動或文人間的交流情況已不如當年：只要走在明星附近的武昌街上，我就像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周夢蝶已經不在明星騎樓下擺書攤，那個白俄老闆老早已不坐在明星門前，可是我彷彿永遠看得到他們。明星的樓下，曾坐著白先勇、黃春明、林懷民、季季和李黎，我們都是在明星長大的人，儘管，如今我到明星，頂多只常看到蕭颯，所有其他的小說家們都不會再在明星出現，而我，是繼續在明星報到的人，明星在，我就在，有一天也許我不在了，我希望明星仍在。467綜上所述，進入1980 年代後，台灣歷經著激烈的震盪，除了政治抗爭運動風起雲湧，消費社會的漸而成形也深刻地影響了民眾。過去被視為高尚行為的「喝咖啡」，在1980 年代隨著連鎖速食店、連鎖咖啡店，以及即溶咖啡、即飲咖啡的普及，變成一種較為日常的行為。此外，1980 年代也是台北咖啡館開始普遍設立的時期，在激烈的競爭下，咖啡館業者同時為了滿足民眾日益高漲消費意識，不得不想些花招，吸引顧客上門。此際的「明星」並無順應潮流，改變樣貌，而是繼續維持其素樸的465 向陽，〈「台北的」與「台灣的」――初論台灣現代文學的「城鄉差距」〉，鄭明娳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1995，頁41。466 蔡源煌，〈八○年代文學商品化的趨勢〉，《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1991，頁251-255。467 隱地，〈快樂地〉，《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頁12。123本質，然而，時代變了，文人也一一離去，「明星」最後只能在一片股市萬點的喧鬧聲中退場，徒留一抹文藝的光暈。2004 年即將重新開幕的「明星」，能否回到往日文人聚攏的時光，曾經長期在「明星」寫作的季季並不樂觀，她說，時代變了，生命情境也不同了，468畢竟，咖啡館裡的文藝激盪、思想衝撞，只會在政治壓迫、空氣滯悶，且社會尚未全面開放的歷史情境中產生，台北如此，西歐也如此，阿拉伯世界亦如此。468 丁文玲，〈明星咖啡屋即將重新開幕〉，《中國時報》，2004.2.29，版B1，開卷周報。124結 論15 世紀末期，咖啡館首度出現在阿拉伯世界之時，即被稱為「智慧學院」，其內聚集了有知識教養的族群，彼此聚會交流，討論文化議題，卻也因此引發當局政府與宗教團體的隱憂，並且頒布咖啡館禁令，企圖遏止人們進到咖啡館成為反動力量。隨著咖啡傳到歐洲，甚或其他地域，咖啡館在各地發展之初，往往都會產生聚攏文化人士的現象。其中，咖啡館在歐洲甚至成了聚集人們討論公共事務的「公共領域」，不但凝聚了社會改革力量，更對現實社會有了實質的改變。作為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 )所謂18 世紀社會裡的公共領域之一，歐洲咖啡館內的社會交往模式並不涉及社會地位問題，乃是在平等的基礎上論證權威，最終的目標是要壓倒社會等級制度的權威，在這樣的咖啡館空間裡，公眾觀念才能稱其為觀念，進而成為客觀要求，這也使得咖啡館早期在歐洲並不受到官方單位的鼓勵，雖然也頒布了咖啡館禁令，只是成效不彰。咖啡館內日益高漲的民意，醞釀著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實為一股改變社會與歷史的巨大力量。反觀中國社會的茶藝館和大眾飲茶空間是分開的，自然很難發生像西方世界裡哲人啟蒙庶民的現象。文人茶藝館內通常是一群追求精神生活的文人雅士，他們談論著琴棋書畫，空氣裡盡是靈性閒適的氛圍。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擴散，咖啡館在世界各地逐漸林立。1930 年代，台灣即有咖啡館的設置，日本官方對咖啡館乃抱持著積極樂觀的態度，將之視為現代化表徵。此時，台北亦出現了文人聚集咖啡館的現象，然而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之下，此時的文人在咖啡館裡只好避談政治，而以切磋文藝為主，頗有傳統茶藝館的風範，只是，聚集在咖啡館內的不再是談論傳統中國文藝的文人，而是以一群學習西洋繪畫的藝術家為主。戰後初期，二二八事變的陰影，以及國府為了鞏固政權所厲行白色恐怖統治，使得島內的知識份子噤若寒蟬，戰後文人咖啡館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興起，雖然文人在咖啡館裡通常是談論著與政治無涉的文藝，卻也無法避免成為政府監控的公共空間。此外，在「節制個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前提下，政府不鼓勵民眾消費，並將咖啡列為奢侈品，實施進口管制，嚴禁咖啡豆的自由流通，高額的稅收也顯示政府對咖啡館設置的消極抵制，即是如此，咖啡館在民間依然廣為設置，只是並非單純的販賣咖啡，而是轉為傳統娼業變相經營的場所。戰後文人咖啡館的文藝現象，即是如此和黑色咖啡館內的情慾現象同時並存。在那個物資匱乏，生活清苦的時代125裡，咖啡館被列為特定營業場所，除了背負了高額的稅收，同時也承受著社會的道德壓力，彼時的文人咖啡館即使是正當營業，也吸引不了一般民眾光顧，因此，文人咖啡館通常只聚集了文人藝術家，或者大學生，鮮有其他階層的客人，高額稅收及年費更使其收支難以平衡，往往幾年光景就結束營業。戰後台北文人咖啡館，由早期的「朝風」開始，與稍後的「田園」，皆以古典音樂來吸引顧客，而「明星」引領的風潮，也造成一股文人留連咖啡館的趨勢，緊接著「作家」、「文藝沙龍」的誕生，皆為文人圈內的自發性創業，目的即是創造一個文人可以定期聚集的場所，較晚出現的「野人」、「天琴廳」、「天才」，也標榜著文藝咖啡館的經營方向。彼時的文人，面對的文藝環境，是由官方提倡的反共文藝政策所主導，然而，咖啡館裡文人親近的無論是現代主義文學，存在主義思想，或是前衛藝術的表現，都是有別於官方文藝政策的潮流。透過文人創作文本的爬梳，以及文人回憶性的散文，我們可以知道，咖啡館裡的文人活動，隨著歷史情境的轉換，也有階段性的變化。1950 年代初期，政治肅殺氣焰正熾之時，文人在咖啡館內以聆聽西洋古典音樂為主；1950 年代中期，一批詩人及藝術家進駐咖啡館，主要以創作現代詩及現代藝術為主；1950 年代末期，咖啡館裡詩人，其詩作轉為晦澀難懂的超現實風格，突顯出政治高壓下，文人創作不得不轉向內心世界的窘境。1960 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在咖啡館裡萌芽發展，存在主義思潮也在此時成為文人咖啡館的重要話題。咖啡館作為一個傳遞西方文藝思潮的現代都市空間，同時也是文人逃避現實的出口，咖啡館遂可說是文人消極抵抗官方文藝的文化場域。1960 年代末期，批判現代主義流離現實的聲音開始在文人圈蔓延開來，咖啡館裡的文人也曾試圖讓文藝回歸現實，卻旋即遭到官方的打壓：逮捕、審問、盤查等政治手段，因此，受制於官方的層層打壓，失去行動空間的文人，也只能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展現「豪情萬丈」的自己。由此推知，沒有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的權利，台灣根本沒有發展公共領域的空間與條件，台北文人咖啡館也無法和歐洲文人咖啡館相提並論。進入1980 年代後，台灣進入一個狂飆的年代，知識份子與群眾用身體衝撞體制，消費者則開始遊蕩在一片繁花盛景般的消費圖騰裡。隨著連鎖速食店、連鎖咖啡店、即溶咖啡、即飲咖啡的普及，喝咖啡轉而日常化。此時，僅存的「明星」，也因為客源族群的改變，文藝氣息日益薄弱，咖啡館裡的文人也漸漸出走。此外，咖啡館在1980 年代如雨後春筍，譁眾取寵的經營模式遂成為咖啡館業者的生存法則。此際的126「明星」並無順應潮流，改變樣貌，而是繼續維持傳統，然而，時代變了，文人也一一離去，「明星」最後只能在一片股市萬點的喧鬧聲中退場，成為歷史。綜論台北文人咖啡館，從1950 年代到1989 年代，雖然其內文人活動有階段性的變化，但是基本而言，文人只是藉由咖啡館空間，建立文人圈中的集體認同感、歸屬感，並試圖尋得文藝創作上的自由。在政治壓迫、思想緊縮的年代裡，這樣的空間往往是文人喘息的空間，由於咖啡館的開放性，一方面是間接向官方聲明：「我們光明正大。」另一方面，自由來去的文人可以咖啡館內找到和自己氣味相投的人，彼此交流摸索，高談闊論，並且共同面對咖啡館外──其實已經完全沒有自由──的現實世界。127參 考 資 料一、專書七等生，《城之迷》，台北：遠行，1977。王志明譯，Claude Levi-Strauss(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台北：聯經，1989。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Mike Crang 原著，《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王國璋譯，Norman Hampson 原著，《法國大革命》，台北：麥田，1998。王仁湘，《飲食之旅》，台北：商務，200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Karl Marx(馬克思)原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1998。中國時報編輯部編著，《臺灣：戰後50：土地˙人民˙歲月》，台北：時報文化，1995，頁128。中國文藝協會編著，《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文訊雜誌社，《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增訂本)》，台北：文建會，1995 年，版二。文崇一，《臺灣居民的休閒生活》，台北：東大，1990。尹雪曼，《中華民國文藝史》，台北：正中，1975，頁977。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台北：眾文圖書，1980。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卷三政事志建置篇》，台北：眾文圖書，1980。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美國加州：蓬島文化，1980.9。老舍，《茶館》，板橋：駱駝，1999。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1995。成寒譯，Ernest Hemingway(海明威)原著，《流動的饗宴：海明威巴黎回憶錄》，台北：九歌，1999。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1998。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學，2000。李筱峯，《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吳自牧(宋人)，《夢粱錄》，北京：中華，1985。128吳敬梓，《儒林外史》，台北：商務，1968。吳濁流，《無花果》，台北：草根，1995。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草根，1995。吳三連口述，吳豊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晚報，1991。林鐘雄，《台灣經濟發展40 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林語堂，《吾國與吾民》，台北：金川，1975。林山田，《刑法的革新》，台北：學林，2001。林芳如譯，Charles T. Brown，《搖滾樂的藝術》，台北：萬象，1993。林珍良譯，Klaus Thiele-Dohrmann 原著，《歐洲咖啡屋》，台北：聯經，2003。林宗德譯，Philip Smith 著，《文化理論的面貌》，台北：韋伯，2004。周琇環編，《臺灣光復後美援史料(三)技術協助計畫》，台北：國史館，1998。柯瑞明，《臺灣風月》，台北：自立晚報，1991。姚國坤、王存禮、程啟坤，《中國茶文化》，台北：洪葉文化，1994。紀弦，《紀弦回憶錄(第二部)》，台北：聯經，2001。洛夫，《石室之死亡》，台北：創世紀，1965。施康強、顧良譯，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台北：貓頭鷹，1999。段承璞主編，《台灣戰後經濟》，台北：人間，1994。高宣揚，《流行文化社會學》，台北：揚智，2002。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台北：淑馨，1993。徐江敏、李姚軍譯，Ervign Goffman(高夫曼)原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台北：桂冠，1992。殷麗君譯，Wolfgang Schivelbusch 原著，《味覺樂園――看香料、咖啡、菸草、酒、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台北：藍鯨，2001。孫慧敏譯，J.H. Shennan 原著，《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台北：麥田，2000。翁台生，《CIA 在台活動秘辛》，台北：聯經，1991。陳正祥，《臺北市誌》，台北：南天，1997。陳昭瑛，《臺灣與傳統文化》，台北：臺灣書店，1999。章英華，《台灣都市的內部結構：社會生態的與歷史的探討》，台北：巨流，1995。129張志成譯，Verean von der Heyden-Rynsch 原著，《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台北：左岸，2003，張君玫譯，John Storey 原著，《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台北：巨流，2002。張君玫譯，Robert Bocack 原著，《消費》，台北：巨流，1996。張旭東、魏文生譯，Walter Benjamin(班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北京：三聯，1989。張惠菁，《楊牧》，台北：聯合文學，2003。張系國，《昨日之怒》，台北：洪範，1980，第九版。張宏庸，《台灣茶藝發展史》，台中：晨星，2002。張宏庸，《台灣傳統茶藝文化》，台北：漢光文化，1999。明˙張萱，〈高尚˙王問〉，《西園聞見錄》，台北：華文書局，1968，卷22。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台北：文英堂，1996。許綬南譯，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製作路易十四》，台北：麥田，1997。曹衛東等譯，Jürgen Habermas(哈伯馬斯)原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2002。常慧譯，Roden Claudia 原著，《咖啡的故事》，台北：聯經，1998。郭方等譯，Lewis Coser 原著，《理念的人》，台北：桂冠，1992。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91。彭懐恩，《台灣政治變遷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寒爵，《儒林新傳》，台北：成文，1980。湯皇珍，《陽光、印象、楊三郎》，台北：雄獅圖書，1994。賈士蘅譯，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台北：麥田，2003。馮川、蘇克譯，Carl Gust Jung(榮格)原著，《心理學與文學》，台北：久大，1994。楊澤主編，《狂飆八○》，台北：時報，1999。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楊孟瑜，《少年懷民》，台北：天下遠見，2003。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一九五四~一九六○)》，台北：國史館，2002。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八)新聞自由》，台北：國史館，2002。楊幼蘭、杜默譯，Leah Hager Cohen 原著，《玻璃紙咖啡豆》，台北：時報，2000。130莊永明，《台北老街》，台北：時報，1991。詹宏志，《城市人：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釋》，台北：經濟與生活，1989。臺北市勸業課編，《臺北市商工人名錄》，昭和8 年、昭和10-15 年，台北：臺北市役所，昭和九年。臺北市商工會議所編，《臺北市商工人名錄》，昭和18 年，台北：臺北市役所，昭和九年。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六經濟志商業篇》，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6。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三政制志警政篇》，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6。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一沿革志城市篇》，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6。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葉肅科，《日落臺北城》，台北：自立晚報，1993。葉龍彥，《光復初期台灣電影史》，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1995。葉淑燕譯，Robert Escarpit 原著，《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1990。鄭之書譯，Bernard Lewis 原著，《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台北：麥田，1998。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1992。廖欽龍譯，《咖啡事典》，台南：驊優，1997。劉永毅，《周夢蝶―詩壇苦行僧》，台北：時報，1998。劉大任，《浮游群落》，台北：三三，1990。劉宗德研究主持，《特種娛樂營業管理制度之比較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7。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台北：時報，1993。賴瑛瑛，《台灣前衛六○年代複合藝術》，台北：遠流，2003。蔣勳等著，《到綠光咖啡屋，聽巴哈，讀余秋雨》，台北：爾雅，1993。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台北：爾雅，1998。隱地，《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謝里法，《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台北：藝術家，1998。蔡啟恒譯，Dames W. Davidson 原著，《臺灣之過去與現在(一)》，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蔡百銓譯，William Doyle 原著，《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台北：編譯館，1995。蕭新煌，《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1993。蕭其來，《台灣的咖啡》，台北：海外文庫，1956。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台灣之發展(1945-1970)》，台北：東大，1311991。瓊瑤，《窗外》，台北：皇冠，1965。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台北：國史館，2000。薛絢譯，David T. Courtwright 原著，《上癮五百年》，台北：立緒，2002。藍博洲，《白色恐怖》，台北：揚智，1993。二、報紙資料不著作者，〈廣植咖啡〉，《臺灣新報》，第198 號，明治30.5.9。不著作者，〈咖啡結實〉，《臺灣新報》，第337 號，明治30.10.22。不著作者，〈大稻埕顯著現代化――咖啡店林立，常設劇場誕生〉，《台灣日日新報》，昭和九年三月六日，版2。不著作者，〈影壇漫步〉，《中央日報》，1949.3.6，版4。不著作者，〈文化動態〉，《台灣文化》，3：3，1948.4.1，頁22。不著作者，〈光復節展覽會出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自立晚報》，1947.10.27，版4。本報訊，〈熱褲太短，警察要管――維護善良風俗，取締奇裝異服〉，《聯合報》，1971.4.2，版6。本報記者，〈畸形發展的咖啡館〉，《中華日報》，1962.1.24，版3。本報記者，〈街頭詩人周夢蝶路邊撐起窮骨頭〉，《徵信新聞》，1965 年4 月12 日，版3。本報記者，〈暗光咖啡館滄桑錄〉，《徵信新聞》，1959 年4 月6、10、11 日，版3。本報記者集體採訪，〈咖啡館與問題青少年專題採訪〉，《中央日報》，1976.3.1，版9。本報記者，〈咖啡櫛次鱗比〉，《民生報》，1987.4.17，版5。社論，〈特定營業管理與社會風氣〉，《中華日報》，1974.6.9，版2。社論，〈從嚴禁「命名洋化」說起〉，《自立晚報》，1976.3.4，版1。社論，〈特定營業的限制〉，《自立晚報》，1965.9.26，版1。社論，〈取締「嬉痞」須從根救起〉，《自立晚報》，1968.4.29，版1。社論，〈加強特種營業的管理〉，《自立晚報》，1966.1.8，版1。社論，〈從舞廳酒家黃色咖啡館說起〉，《中國日報》，1965 年10 月15 日，版2。社論，〈家長的責任重於政府的責任――論「野人咖啡屋」事件引起的青少年問題〉，1321970.4.12，版2。丁文玲，〈請來重溫老文學雜誌〉，《中國時報》，2003.6.29，版B1。丁文玲，〈明星咖啡屋即將重新開張〉，《中國時報》，2004.2.29，版B1，開卷周報。山雨，〈咖啡館風光(上、下)〉，《公論報》，1962 年7 月10、11 日，版3。王灼堯，〈黃色咖啡室的種種〉，《商工日報》，1963 年5 月25 日，版2。王柳敏，〈脫衣舞與黃色咖啡館〉，《商工日報》，1964 年10 月12 日，版2。江述凡，〈朝風 野風 音樂風―台北最早古典音樂咖啡館〉，《中央日報》，1997.3.17，版3。李旼，〈掃蕩黃黑世界〉，《中央日報》，1965.12.28，版3。李次民，〈地下酒家〉，《中華日報》，1963.9.8，版3。李碧玉，〈「歲」不敵「税」！明星咖啡廳從臺北街頭殞落〉，《中央日報》，1989.12.11，版14。李碧玉，〈捨不得又奈何？簡錦錐的心與「明星」永遠輝映〉，《中央日報》，1989.12.11，版14。李牧，〈喝咖啡―旅法拾感之七〉，《中華日報》，1975.9.24，版11。林琨，〈黃色咖啡館和茶花室〉，《臺灣新生報》，1965 年12 月26 日，版3。岳陽，〈形形色色的咖啡廳〉，《民聲日報》，1975 年9 月24 日，版3。周銘秀，〈純喫茶式咖啡館的崛起：傳統的喝茶習慣式微了〉，《經濟日報》，1967.9.4，版3。洪瑞宏，〈台灣咖啡的領航者〉，《省都時報》，2001.4.25，版4。施麗薰，〈夢在咖啡飄香 台灣老咖啡館足跡〉，《中國時報》，1998.9.13，版14。恒沙，〈我喜歡BB：咖啡館素描〉，《自立晚報》，1950.3.30，版3。袁祖愛，〈黃色咖啡的煩惱〉，《臺灣新聞報》，1965 年11 月28 日，版4。馬岳琳，〈曬書飄書香書街風華再現〉，《自由時報》，2002.11.16，版14。凌美雪，〈席德進畫出五○年代文人神韻〉，《自由時報》，2003.7.26，版45。陳思翰，〈熱戀維也納咖啡〉，《中國時報》，2002 年12 月22 日人間副刊版。陳文芬，〈流亡白俄麵包師，打造文學聖殿〉，《中國時報》，2002.4.7，版12。陳文芬，〈明星走過54 年，紀錄台北文學史〉，《中國時報》，2002.4.7，版12。陳盈珊，〈周夢蝶現身丰采依舊〉，《中國時報》，2002.11.24，版19。陳盈珊，〈空間解嚴，老中山堂新左岸，「堡壘咖啡」端上〉，《中國時報》，2004.2.1，C8 藝術人文版。陳希林，〈作家重回明星，找回自由的感覺〉，《中國時報》，2004.5.18，C8 藝術人文版。133張爵民，〈北市的黑咖啡館〉，《中央日報》，1965.7.2，版3。張榮仁，〈北市居仁堂餐廳起火，消防員3 傷〉，《聯合報》，2002.4.7，版8。黃兆洲，〈咖啡館傳奇〉，《商工日報》，1962.10.9，版3。黃青萍，〈咖啡館在蛻變中〉，《商工日報》，1964.11.1，版3。黃海騰，〈咖啡女郎厭惡保鑣酒女歡迎中年客人〉，《商工日報》，1967.8.14，版3。黃敬質，〈地下室營業場所安全問題〉，《中央日報》，1974.7.7，版2。曹叔，〈問題少年陪笑生涯咖啡廳沉淪記〉，《臺灣新生報》，1967.11.26，版3。鄒群，〈參觀展覽會速記(一)〉，《自立晚報》，1947.10.27，版1。劉本炎，〈清茶座〉，《中央日報》，1970.3.2，版4。魯伯續，〈海派在台北〉，《自立晚報》，1950.3.24，版3。蔡策，〈正視一個怪現象：色情咖啡館的管理問題〉，《中央日報》，1960.12.13，版3。蔡益，〈黃色咖啡室及地下舞廳試色情媒介〉，《民聲日報》，1967.12.10，版3。蕭承訓，〈素食店烈焰，塵封明星煙滿樓〉，《中國時報》，2002.4.7，版12。羅玉蓓，〈明星咖啡屋最後一夜的浪漫〉，《聯合報》，1989.12.10，版14。三、專題論文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新史學》，11：3，2000.9。王增榮，〈從台北咖啡屋看建築文化〉，《當代》，第十七期，1987.9。王壽南，〈抗戰前十年的出版法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 期。向陽，〈「台北的」與「台灣的」――初論台灣現代文學的「城鄉差距」〉，鄭明娳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1995。江寶釵，〈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當代台灣小說現象研究〉，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吳智和，〈明代的茶人集團〉，林慶弧編，《第三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4。吳智和，〈明代文人集團的的飲茶生活〉，徐小虎、陳麗宇編，《第一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3。何浩天，〈光復以來的台灣藝術發展〉，《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0 期，台北：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134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2。林淇漾，〈五○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靜宜人文學報》，第11 期，1999.7。林淇瀁，〈長廊與地圖〉，林明德編，《台灣現代詩經緯》，台北：聯經，2001。夏鑄九，〈一個都市中心的興起：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的個案研究〉，《當代》，第15 期，1987。夏志清，〈《現代文學》的努力和成就〉，白先勇，《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黃瑞祺，〈現代性的省察――歷史社會學的一種詮釋〉，《台灣社會學刊》第19 期，1996。黄才郞，〈五○年代台灣的文化政策及其實戴氛圍〉，林吉峰主編，《中華民國美術思潮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黃俊傑，〈戰後臺灣的社會文化變遷：現象與解釋〉，黃俊傑主編，《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台北：正中，1995。郭繼生，〈戰後台灣的美術社會〉，《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二)》，1995.10。楊式昭，〈光復後台灣重要文化政策之觀察〉，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1901-2000台灣文化百年論文集Ⅰ》，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9。楊照，〈文學的神話˙神話的文學〉，《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台北：聯合文學，1995。劉進慶，〈從歷史觀點看台灣經濟成長問題〉，《台灣學術研究會誌》，第2 期，1986。熊自健，〈戰後台灣自由主義者與海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周德偉為例〉，《當代中國思潮述評》，台北：文津，1992。鄭明俐，〈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鄭明俐主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1994。蔡采秀，〈從日治到戰後的臺北(1895-1985)――一個都市性質轉變的歷史過程分析〉，《臺灣史研究》，1996.12，3：2。蔣年豐，〈戰後台灣經驗中的存在主義思潮―以沙特為中心〉，宋光宇編，《台灣經驗―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1993。戴振豐，〈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日治時期台灣的咖啡〉，《台灣歷史學會會訊第17 期》，台北：台灣歷史學會，2003.12。龔鵬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文人階層〉，《淡江人文社會學刊五十週年校慶特刊》，2000 年10 月。135四、短篇論述小野，〈當一隻始祖鳥〉，《一個運動的開始》，台北：時報，1986。子敏，〈約會在朝風〉，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王鼎鈞，〈咖啡館〉，《講理》，台北：大地，1984，版15。王拓，〈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中外文學》，2：12，1973。王文興，〈大地之歌〉，《十五篇小說》，台北：洪範，1979。幻余，〈臺北酒家演變史〉，《臺灣風物》，17：3，1967.6。白先勇，〈明星咖啡館〉，《明星咖啡館》，台北：皇冠，1984。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向明，〈詩?音樂?黃豆湯〉，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伊里，〈本土咖啡館六十年〉，《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廢止出版法之探討〉，《出版界》，第56 期，1999。江玲，〈坑裡的太陽〉，隱地編，《光陰的故事》，台北：爾雅，1986。李瑞騰，〈台北：一個文學中心的形成〉，《文學的出路》，台北：九歌，1994。李昂，〈一封未寄的情書〉《一封未寄的情書》，台北：洪範，1986。李黎，〈別後我城〉，《別後》，台北：允晨，1989。李明軒，〈臺灣咖啡文化的見證―力代咖啡〉，《食品資訊》，第176 期，2000.8。李篤恭，〈軀殼〉，臺灣作家全集《李篤恭集》，台北：前衛，1992。李宗慈，〈訪黃得時，談郁達夫〉，《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第2 期，台北：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1987。李何林，〈美國電影的毒害〉，《文萃叢刊》，2：23，1947.3.20。吳智和，〈飲茶˙茶書˙陸羽〉，陸羽，《茶經》，台北：金楓，1991。何春蕤，〈性探索――多做少說的七○年代〉，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何懐碩，〈咖啡杯中的詩人〉，《苦澀的美感》，台北：大地，1973。林惺嶽，〈咖啡館裡的繪畫運動家〉，《雄獅美術》，1984，9 月份。136艾瑪，〈我的小巴黎〉，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周靜宜紀錄整理，〈從明星咖啡到網路咖啡――台灣咖啡館發展走向推論〉，《室內》，第56期，1997。周渝，〈紫藤廬一隅――我的父親周德偉先生〉，《中國時報》，2003.1.3，人間副刊。林同濟、雷海宗，〈論文人(上)(下)〉，《文化型態史觀》，台北縣：地平線，1978。林懷民，〈蟬〉，《蟬》，台北：大地，1974。紀弦，〈「現代派的信條」及釋意〉，《現代詩》，第13 期，1956.2。季季，〈擁抱我們的草原〉，隱地編，《這一代小說》，台北：爾雅，1967。季季，〈尋找一條河〉，臺灣作家全集《季季集》，台北：前衛，1994。姜捷，〈一頁咖啡色的文學〉，《聯合文學》，1：4，1985.2。南方朔，〈集權與分權〉，許允斌總企劃，《瞻前顧後―台北的絕版、復刻與新生》，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1.10。南方朔，〈那時，台灣才長大〉，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楊澤主編，《狂飆八○》，台北：時報，1999。洛夫，〈我不風景誰風景〉，《落葉在火中沉思》，台北：爾雅，1998。洛夫，〈我與眼鏡〉，《洛夫隨筆》，台北：九歌，1985。施叔青，〈拾掇那些日子〉，《那些不毛的日子》，台北：洪範，1988。胡品清，〈那個很波希米亞的日子〉，《芒花球》，台北：水牛，1969。胡品清，〈悠久的春天〉，《芒花球》，台北：水牛，1969。秦松，〈作家咖啡屋〉，《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晏琪，〈作家咖啡屋瑣談〉，《聯合文學》，1：4，1985.2。晏山農輯，〈八○年代年表〉，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高大鵬，〈飛來樹的見證〉，梅新等著，《繁華猶記來時路》，台北：中央日報，1992。尉天驄，〈我的文學生涯〉，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我的探索》，台北：中國論壇，1985。翁台生，〈野人帶來的問題〉，《西門町的故事》，台北：龍年，1976。黃得時，〈郁達夫先生評傳(一)〉，《臺灣文化》，2：6。黃得時，〈城內的沿革和臺北城〉，《臺北文物》，2：4，1954.1。郭水潭，〈憶郁達夫訪台〉，《臺北文物》，3：3，1954。137商禽，〈咖啡瑣憶〉，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明˙費元祿，〈鼂采館清課序〉，《鼂采館清課》，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程抱一，〈巴黎的作家咖啡屋〉，《聯合文學》，1：4，1985.2。陳秋盛，〈台北音樂紀事〉，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陳丹燕，〈上海咖啡館的編年史〉，《聯合文學》，第204 期，2001.10。陳炎鋒，〈塞納河畔的咖啡屋〉，《聯合文學》，1：4，1985.2。陳若曦，〈柳綠鵑紅瑠公圳〉，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陳映眞，〈一個「私的歷史」之紀錄和隨想〉，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台北：人間，1988。陳明，〈中國文化與自由主義的懷想――紫藤廬及其他〉，《鵝湖月刊》，總號第327。陳松溪，〈郁達夫的台灣之行〉，《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第2 期，台北：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1987。陳佩君採訪撰文，〈波麗路西餐廳〉，《很久很久以前?》，台北：明日工作室，2004。陳正祥，〈臺北市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4：4，1951.1。陳芳明，〈昭和記憶˙民國顏色――從公會堂到中山堂〉，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聯合文學》，第199 期，2001.5。陳芳明，〈離台十五年祭〉，《夢的終點》，台北：聯合文學，1998。陳映真，〈台北斷想〉，《台北畫刊》，第377 期，1999.6。張若谷，〈俄商復興館〉，《戰爭，飲食，男女》，上海：良友，1933。張默，〈葉維廉˙我的呼喊如急速的水沫〉，《夢從樺樹上跌下來》，台北：爾雅，1998。張拓蕪，〈咖啡？那杯苦水〉，《聯合文學》，1：4，1985.2。尉天驄，〈幔幕掩飾不了污垢〉，《路不是一個人走得出來的》，台北：聯經，1976。陶恒生，〈六十年代的台灣中西文化論戰〉，《傳記文學》，83：3，2003.9。許舜英，〈從烏鴉族到新挪威森林世代〉，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紫藤廬提供，〈古蹟之歷史沿革及創見過程〉，2003。馮光遠，〈噓―報報七○年代〉，《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138劉克襄，〈知識份子〉，《漂鳥的故鄉》，台北：前衛，1984。莊永明，〈「山水亭」的「古井」―王井泉〉，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台北：自立晚報，1987。雷驤，〈咖啡室啟蒙〉，《黑暗中的風景》，台北：爾雅，1996。楊照，〈只剩下咖啡館，只剩下星期一〉，《Café Monday》，台北：聯合文學，1997。楊逵，〈為此一年哭〉，《新知識》創刊號，1946.8.15。楊牧，〈那一個年代〉，《昔我往矣》，台北：洪範，1997。楊照，〈發現「中國」：台灣的七○年代〉，楊澤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雷震，〈創刊「自由中國」的意旨――為建立反共理智的信念〉，《自由中國》，16：6，1957.3.16。廖炳惠，〈台灣的公共文化〉，《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廖仁義，〈處境與實踐邏輯〉，《當代》，第三期，1986.7.1。劉大任，〈情斷老區〉，《壹週刊》，第155 期，2004.5.13。劉蘊芳，〈新古蹟的誕生――紫藤盧〉，《光華雜誌》，1997 年10 月份，1997。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1995。葉倩瑋，〈清代台灣的都市化――以台北市為例〉，《臺北文獻》，直字95 期，1991.3。葉維廉，〈我那漸被遺忘了的台北〉，《一九八二年台灣散文選》，台北：前衛，1983。葉維廉，〈葉維廉答客問：關於現代主義〉，《中外文學》，10：12，1982。葉珊(楊牧)，〈「深淵」後記〉，瘂弦，《瘂弦詩集》，台北：洪範，1981。蓉子，〈「明星」在回憶中的投影〉，《光華》，15：2，1990.2。盧非易，〈尋找杯底的秘密〉，《飲食男》，台北：聯合文學，1996。盧克彰，〈給朱橋〉，朱西寧、辛鬱等著，《碧野朱橋當日事：朱橋紀念文集》，台北：十月，1969。龍應台，〈在紫藤廬和Starbucks 之間──台灣的內向性〉，《面對大海的時候》，台北：時報，2003。賴素鈴，〈中山堂：歷史開門，風華再現〉，《臺北畫刊》，412 期。蔡源煌，〈八○年代文學商品化的趨勢〉，《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1991。謝里法，〈童話大稻埕〉，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謝里法，〈島嶼美學――關於「台灣早期美術運動文件展」，附：七星山和波麗路〉，《探索台灣美術的歷史視野》，台北：市立美術館，1997。139隱地，〈遠近中山堂〉，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隱地，〈純喫茶〉，《幻想的男子》，台北：爾雅，1979。隱地，〈一個叫莫尚勤的年輕人〉，《幻想的男子》，台北：爾雅，1979。隱地，〈愛喝咖啡的人〉，《愛喝咖啡的人》，台北：爾雅，1992。隱地，〈五○年代的臺北〉，《愛喝咖啡的人》，台北：爾雅，1992。隱地，〈一條名叫時光的河〉，《愛喝咖啡的人》，台北：爾雅，1992。隱地，〈到明星看作家〉，《自從有了書以後》，台北：爾雅，2003。隱地，〈變與不變〉，《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隱地，〈快樂地〉，《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蕭蕭，〈五○年代新詩論戰述評〉，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蕭蕭，〈火焰咖啡〉，《太陽神的女兒》，台北：九歌，1984。蕭乾，〈冷眼看台灣〉，《人生採訪》，台北：聯經，1990。羅珞珈，〈我在文藝沙龍〉，《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羅青，〈台灣地區後現代狀況〉，《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台北：五四，1989。羅門，〈「明星」咖啡屋浮沉記〉，《光華》，15：2，1990.2。羅門，〈摩卡的世界──摩卡咖啡店是城市伸腰鬆腿的地方〉，《羅門詩選》，台北：洪範。嚴勝雄，〈都市發展與計畫〉，《臺北市發展史(三)》，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3。五、學位論文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沈孟穎，〈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2。李永隆，〈台北市民咖啡與茶消費行為之研究〉，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何亞蘋，〈連鎖經營體系管理控制與協調機制之研究──以咖啡連鎖店為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余欣娟，〈一九六○年代台灣超現實詩――以洛夫、瘂弦、商禽為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140碩士論文，2002。林吟春，〈咖啡連鎖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以台北咖啡連鎖店為例〉，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林育慈，〈都市速食餐飲消費活動、店址與空間分析――以台北市為例〉，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林良振，〈咖啡使用度及產品涉入程度對咖啡店知覺的影響─以台北市連鎖咖啡店為例〉，長庚大學管理學研究所企管組碩士論文，1999。洪婉琦，〈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之研究(1967－1999)〉，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曾令正，〈「Cafe」：一個見面社交場所空間形式變遷之初探――以台中市為例1983~2003〉，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3。梁竣瓘，〈黃春明及其作品研究――文學、社會和歷史的交互考察〉，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程佳惠，〈1935 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是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莊佳欣，〈台北市咖啡連鎖店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蔡文芳，〈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1。蔡淑滿，〈戰後初期台北的文學活動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鄭秀香，〈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之研究〉，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嚴奇峰，〈台灣地區大學咖啡消費者行為研究〉，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1985。蕭晴宜，〈咖啡連鎖店業者與消費者商店形象認知之比較研究─以台北縣市為例〉，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碩士論文，2002。六、未出版品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七、西文資料141W. Scott Haine.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同意 (立即開放)( )同意 (一年後開放)，原因是：( )同意 (二年後開放)，原因是：( )不同意，原因是：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基於推動讀者間「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於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論文收錄、重製、公開陳列、與發行，或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與利用，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與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研究生簽名: 吳美枝論文名稱: 台北咖啡館之研究──以文人活動為中心的探討(1949-1989)指導教授姓名： 戴寶村系所 ： 歷史研究 所 ??博士 █ 碩士班學號： 90125007日期：民國 93 年 7 月 8 日備註：1. 本授權書請填寫並親筆簽名後，裝訂於各紙本論文封面後之次頁（全文電子檔內之授權書簽名，可用電腦打字代替）。2. 請加印一份單張之授權書，填寫並親筆簽名後，於辦理離校時交圖書館（以統一代轉寄給國家圖書館）。3. 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III摘 要本文透過文人在咖啡館活動的研究，來探討咖啡館的文藝形象是在何種歷史背景下產生，又因為何種歷史因素，導致這種咖啡館的文藝形象逐漸消失，藉此擬出咖啡館在台北的發展，並透過資料的分析、解讀，來建構台北文人咖啡館的圖像。戰後台北文人咖啡館，由早期的「朝風」開始，與稍後的「田園」，皆以古典音樂來吸引顧客，而「明星」引領的風潮，也造成一股文人留連咖啡館的趨勢，緊接著「作家」、「文藝沙龍」的誕生，皆為文人圈內的自發性創業，目的即是創造一個文人可以定期聚集的場所，較晚出現的「野人」、「天琴廳」、「天才」，也標榜著文藝咖啡館的經營方向。透過文人創作文本的爬梳，以及文人回憶性的散文，咖啡館裡的文人活動，隨著歷史情境的轉換，也有階段性的變化。1950 年代初期，政治肅殺氣焰正熾之時，文人在咖啡館內以聆聽西洋古典音樂為主；1950 年代中期，一批詩人及藝術家進駐咖啡館，主要以創作現代詩及現代藝術為主；1950 年代末期，咖啡館裡詩人，其詩作轉為晦澀難懂的超現實風格，突顯出政治高壓下，文人創作不得不轉向內心世界的窘境。1960 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在咖啡館裡萌芽發展，存在主義思潮也在此時成為文人咖啡館的重要話題。咖啡館作為一個傳遞西方文藝思潮的現代都市空間，同時也是文人逃避現實的出口，咖啡館遂可說是文人消極抵抗官方文藝的文化場域。1960 年代末期，批判現代主義流離現實的聲音開始在文人圈蔓延開來，咖啡館裡的文人也曾試圖讓文藝回歸現實，卻旋即遭到官方的打壓：逮捕、審問、盤查等政治手段，因此，受制於官方的層層打壓，失去行動空間的文人，也只能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展現「豪情萬丈」的自己。由此推知，沒有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的權利，台灣根本沒有發展公共領域的空間與條件，台北文人咖啡館也無法和歐洲文人咖啡館相提並論。綜論台北文人咖啡館，從1950 年代到1989 年代，雖然其內文人活動有階段性的變化，但是基本而言，文人只是藉由咖啡館空間，建立文人圈中的集體認同感、歸屬感，並試圖尋得文藝創作上的自由。在政治壓迫、思想緊縮的年代裡，這樣的空間往往是文人喘息的空間，由於咖啡館的開放性，一方面是間接向官方聲明：「我們光明正大。」另一方面，自由來去的文人可以咖啡館內找到和自己氣味相投的人，彼此交流摸索，高談闊論。IV致謝 辭關於致謝辭該寫些什麼，曾經於論文寫作過程中，在腦海裡反覆演練著，像是一種安撫自己的儀式，一次又一次，在漫漫難熬的寫作日子裡，內心反覆吟唸著：該要謝謝誰，該要如何說謝謝。漸漸的，這些內心想要感謝的人，竟也在寫作歲月裡，間接給予我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時至今日，論文寫畢，好長一段時間，不能相信自己真的做到了，只是，一路走來，如果沒有一些人於側伴隨，這篇論文是無法如期完成的。首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戴寶村老師，無論我的題目受到多少人的擔憂與疑慮，戴老師始終支持我，給我信心，並給予我最實質的幫助；再來謝謝陳純瑩老師、吳學明老師在論文口試過程中，給予我最珍貴的意見，而吳振漢老師的史學方法課程，讓我這個歷史門外漢獲益良多，在此特別感謝吳老師。此外，「明星」咖啡館的經營者簡錦錐先生，在忙碌中接受我的口述訪談，豐富了我的論文，簡太太多次的熱情招待，也讓我深深體會到人間溫情，更加覺得當年的文人是何等幸福，能夠隨時擁抱「明星」這樣的咖啡館空間。從藝術的領域踏入歷史的範疇，最初的動機，只是想為自己混亂的思緒找到一個軌道，讓自己擁有清明的思想。雖然，經過三年的學習摸索，我仍然無法適應歷史論文寫作的重重規範，我依然是一個喜歡跳躍式思考的人，但是，這些經歷，卻也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片段。首先要感謝我的歷史啟蒙老師洪國智，是他讓我這個曾經在高中歷史拿下零分的學生，開始對歷史產生一絲絲興趣，並且相信歷史可能是我的救贖。再來，謝謝多年來始終在我身邊鼓勵我、支持我的知己：華瑋，KIKI，小瓏，她們的生活態度與智慧，一直啟發著我。此外，研究所的同學們：建宏、家副曾經代替我這個消極的班代，為我們這班做了不少事情；善良的祥偉，是我多年來見過少數擁有誠懇特質的人；慧瑜在離開中央的時候，留給我一台電暖器、一台電風扇，這兩個東西伴隨我的整個論文寫作過程，從冬天到夏天，好用極了；志豪，我的戰友，和他一起工作是最幸福的。另外，要謝謝在軍旅生涯中抽空為我繪圖的小弟聲玟，沒有他的專業，就沒有文人咖啡館位置圖。論文寫作過程中，經濟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幸而有些人伸出援手：秀華學姊熱心的介紹工作給我，使我有穩定的收入；寫作這半年，煥昌無私的愛，使我的論文能夠如期完稿；大哥聲享和大弟聲杰毫無怨尤的扛下家庭重擔，讓我可以自由的追尋自己的夢想，而我從未好好謝謝他們??。因為這些人，才有今天的我，他們都是世上最可親可敬的人，而我，如此幸運V目次緒論???????????????????????????????1第一章 台北文人咖啡館的歷史淵源?????????????????10第一節 咖啡館裡的文藝與政治?????????????????10第二節 文人與茶藝館?????????????????????21第三節 日治時期咖啡館裡的藝文活動??????????????28第二章 戰後台北文人咖啡館的興起背景???????????????40第一節 政治社會與民生經濟??????????????????40第二節 台北――現代都市生活的展演地?????????????51第三章 咖啡館裡文人活動的重要展現????????????????67第一節 文藝流域裡的咖啡館??????????????????67第二節 咖啡館裡的文藝歲月??????????????????81第四章 台北文人咖啡館之現象評析?????????????????104第一節 一個消極抵抗霸權的文化場域??????????????104第二節 文人咖啡館的消逝???????????????????114結論???????????????????????????????124參考書目?????????????????????????????127VI圖表 目 錄圖1-1：伊斯坦堡某一咖啡館內景。巴黎國立圖書館版畫部???????????12圖1-2：普羅寇普咖啡館及其著名的顧客肖像?????????????????17圖1-3：德穆蘭在佛伊咖啡館前演講?????????????????????20圖1-4：草舍煮茶圖????????????????????????????27圖1-5：《台灣日日新報》的標題???????????????????????29圖1-6：カフエートンボ 內的客人??????????????????????30圖1-7：維特開業一週年紀念照???????????????????????35圖1-8：波麗路裡面的年輕客人???????????????????????36圖2-1：洪朝明的〈迎神圖〉????????????????????????41圖2-2：黃榮燦的木刻版畫?????????????????????????43圖2-3：鵝也，〈奢侈品殺人〉????????????????????????49圖2-4：1920~1930 年代，台灣摩登男女的洋風服飾??????????????53圖2-5：國府遷台之初，報上各式強調「來自上海」的廣告???????????55圖2-6：李石樵，〈市場口〉?????????????????????????56圖2-7：堡壘咖啡館開幕之初的廣告DM???????????????????58圖2-8：文人咖啡館位置圖?????????????????????????59圖2-9：印刷廠、書店、舊書店、報館、電台的分布圖?????????????61圖2-10：茶室、咖啡館，以及冰店的分布圖??????????????????62圖3-1：雷驤，〈田園咖啡店〉????????????????????????76圖3-2：「明星」內景????????????????????????????77圖3-3：莊佳村，〈作家咖啡屋〉???????????????????????78圖3-4：莊佳村，〈1967 年代野人咖啡屋〉??????????????????80圖3-5：鄧南光，〈漢中街、峨嵋街街口〉，1948 年???????????????92圖3-6：張照堂，〈周夢蝶夢周公〉。1972 年，武昌街??????????????99圖4-1：1985 年的「舊情綿綿」咖啡廳????????????????????120圖4-2：1980 年代初期，星期天的台北市武昌街????????????????121表2-1：早期報紙中咖啡館相關負面報導表??????????????????651緒 論一、研究動機緣起二○○二年四月七日，台灣兩大報：《中國時報》以及《聯合報》，皆刊載了北市武昌街居仁堂素食餐廳發生火災，這場火災造成三名警員受傷送醫，並無大礙，但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卻大幅刊載，並且各用了一張尺寸大約５╳７的相片，如此大篇幅報導的背後，顯現出這個火災地點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地方，不然媒體大可在版面的某個角落刊載火災消息即可，畢竟這場火災並無奪取任何生命。然而，讀者所看到的是巨幅的報導，這個消息甚至佔掉《中國時報》第十二版的二分之一篇幅。發生火災的地點──「居仁堂」素食餐廳的確不是個普通的地方，它的前身是著名的「明星」咖啡館，事實上，「居仁堂」該店面即是向「明星」老闆承租的。1《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的報導中，皆描述「明星」與台灣文人的關係匪淺，《聯合報》寫道：「在五、六○年代，這棟樓吸引作家藝人聚集，包括白先勇(1937-)、三毛(本名陳平，1943-1991)都是座上常客，是早年重要文學重鎮、風光一時。」2《中國時報》更以「明星走過54 年，紀錄台北文學史」為標題，大篇幅報導「明星」與台北文學的關係。3二○○二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台北出版節「重現書街風華」活動，爲了讓市民重溫重慶南路往日的文化氣息，編印了一份「書街地圖」，而「明星」咖啡館亦被編入「書街地圖」中。同年11 月23、24 日，名為「重現明星咖啡屋及三十五元好書、舊書市集」的活動，在中山堂堡壘廳舉行，承辦單位甚至以三十年前的桌椅、杯盤等實物，重建「明星」樣貌。4從早年作家文人撰寫文章追憶「明星」，5到後來「明星」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最後在官方的關注下，「明星」被詮釋為「文學沙龍咖啡館」的象徵性地位更形確立。記得三年前，當父親得知筆者在咖啡館打工時，非常不解一個大學畢業生怎麼1 〈簡錦錐口述訪談記錄〉，未刊稿，吳美枝訪談紀錄，2003.4。2 張榮仁，〈北市居仁堂餐廳起火，消防員三傷〉，《聯合報》，2002.4.7，版8。3 蕭承訓、陳文芬，〈素食店烈焰，塵封明星煙滿樓〉，《中國時報》，2002.4.7，版12。4 馬岳琳，〈曬書飄書香，書街風華再現〉，《自由時報》，2002.11.16，版14。5 包括作家白先勇、蓉子、羅門、隱地等，都曾撰寫與明星相關的文章。2會到咖啡館工作，父親甚至一再向筆者確認：筆者所待的咖啡館到底是否為色情咖啡館。在父親的認知裡，「咖啡館」等同於「色情營業場所」，基本上父親的顧慮也反映出一般民眾對「咖啡館」的認識，翻閱六○年代到七○年代的報紙，咖啡館的相關報導以負面取向的佔了大多數，例如，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中華日報》以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篇名為「畸形發展的咖啡館」的文章，其標題為「交際花寄跡咖啡館，演變成色情交易所」。6類似的負面報導屢見不鮮，難怪父親會將筆者所任職的咖啡館聯想成「黑咖啡館」7。由此可知，咖啡館的文藝印象似乎並未深植在一般民眾心裡，咖啡館與文人的連結，也不是一開始就被確立的。作家楊照(本名李明駿，1963-)曾經寫道：「咖啡館是台北貧乏文明中的不得已，永遠成不了光榮驕傲。」對於咖啡館這樣源自西方文明的場域，他更明白表示，我們只搬來了咖啡館，其他的依然遺留在文明的彼岸。8然而一樣是對台北咖啡館的觀察，在白先勇的筆下，「明星」卻被形容為具有「沙龍」9氣息的咖啡館，10這是因為「明星」確實如此？亦或是被過度渲染呢？而「明星」的文人現象是否為台北咖啡館的特殊案例呢？是否有其他文人咖啡館曾經存在？這些文人在咖啡館做些什麼？咖啡館與文人的連結是如何呈現的？爲什麼過去報紙所呈現咖啡館形象是以色情為主而鮮少提到其文藝現象？若真如楊照所說「我們只搬來了咖啡館，其他的依然遺留在文明的彼岸」，那麼是什麼被留在文明的彼岸？基於上述的疑問，筆者試圖透過作家文人在咖啡館活動的研究，來了解台北歷史情境的轉變，探討咖啡館的文藝形象是在何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又因為何種歷史因素，導致這種咖啡館的文藝形象逐漸消失，藉此擬出咖啡館在台北的發展，並透過資料的分析、解讀，來建構台北文人咖啡館的圖像。二、研究主體的界定6 不著作者，〈畸形發展的咖啡館〉，《中華日報》，1962.1.24，版3。7 所謂黑咖啡館，係指台北的色情咖啡館。蔡策，〈正視一個怪現象〉，《中央日報》，1960.12.13，版3。8 楊照，〈只剩下咖啡館，只剩下星期一〉，《Café Monday》，台北：聯合文學，1997，頁10。9 沙龍(Salon)，最先指的是城堡裡的接待大廳，純粹被當作一種空間概念來使用，之後才逐漸和文化方面的用法接軌。沙龍的樣貌，隨著時代潮流、各時期的時代精神而呈現紛雜的特色，最廣義的角度來說，沙龍代表的是一個非目的性、非強迫性的社交形式，其凝聚點由一位婦女所構成，聚集的賓客談論著文學、哲學、科學、宗教等相關的課題。Verean von der Heyden-Rynsch原著，張志成譯，《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台北：左岸，2003，頁28。10 白先勇，〈明星咖啡館〉，《明星咖啡館》，台北：皇冠，1984，頁63。3(一)、題目的界定本論文探討的區域以台北市為主。台北市位於台北盆地的中央，其最初的形成與淡水河及其支流與密切的關係。1891 年(光緒十七年)台北改為省城，正式成為全省的政治中心，從清領、日治以至戰後，台北皆被視為全台灣政治中心，甚至是文化互動的匯簇之地，11而台灣咖啡業網絡的地域配置，從日治時代至1990 年代為止，其共同特點為：選擇經濟繁榮、商業發達和文化活動頻繁的區域作為發展空間，因此，全台的咖啡館主要位於台北市，12因此筆者擬以台北市為研究範圍。另外，文人的性質在中國有其轉變的歷程，本來是指文學之才，晚明之後吸納並消融了其他階層，所以兼具有才媛、俠士、禪客、畫師、書家、學者等內涵，即指社會中「有文化」的階層，13本論文題目所使用的「文人」，乃參考其說法，選擇以廣義的角度來界定文人，不特指文學人士，而是囊括文學、美術、戲劇、音樂等藝術領域的文化人。(二)、時間斷限本論文所設定的時間為1949 年至1989 年。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遷台，台北陸陸續續有咖啡館的開設，包括「明星」、「朝風」、「中國之友社」、「美而廉」等，這時期的咖啡館大多是隨著國府來台的人士所開設的，14同時也是文人聚集的場所。15而以1989 年為底限，則是因為這年是「明星」咖啡館結束營業的時間，楊澤(1954-)主編的《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中，詮釋了「明星」咖啡館的關閉是「台北最後一家文學咖啡屋停止營業」，16無獨有偶的，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的《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也紀錄了「明星」停業11 章英華，《臺灣都市的內部結構：社會生態的與歷史的探討》，台北：巨流，1995，頁30-31。12 高宣揚，《流行文化社會學》，台北：揚智，2002，頁171。13 龔鵬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文人階層〉，淡江人文社會學刊五十週年校慶特刊，2000.10，頁295。14 沈孟穎，〈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2。15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6 晏山農輯，〈八○年代年表〉，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頁256。4的日子，17在「明星」決定停止營業的時候，老闆簡錦錐(1932-)先生還遭到許多藝文界朋友的壓力，大家都不希望這個台北僅存的文學咖啡屋就此劃下休止符。18這一切似乎暗示「明星」的結束營業，象徵著文人咖啡館的絕跡。基於上述原因，本論文以1949-1989 為研究的時間斷限。三、研究回顧本文主要探討台北咖啡館裡的文人活動現象，因此，有必要針對咖啡館的相關研究來作回顧與檢討，其中包含兩篇單篇文章，以及十篇學位論文。(一)、單篇文章單篇文章論及台北咖啡館文化的則有高宣揚的〈台北咖啡文化的流行及其意義〉19、丘彥明的〈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的窺探〉20。其中〈台北咖啡文化的流行及其意義〉為社會學論作，主要探討九○年代之後台北的咖啡文化，並且深入剖析喝咖啡行為本身的文化意涵。作者認為喝咖啡作為一種文化活動，是喝咖啡者在這一文化行為中的物質性和精神性的綜合活動，也是他們的心態在這一社會文化行為中的共時雙向同質的外化和內化的過程。其中，在內化時往往經歷一定階段的「裝腔作勢」或「裝模作樣」，因此喝咖啡的行為作為一種文化活動也是要通過一段學習的過程，作者並且指出，對於各個喝咖啡主體自身的「裝腔作勢」，在內化過程中，由於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和喝咖啡者本人的不同心態結構，發生了不同的作用和意義。這個觀點對筆者頗有啟發，只是此文為社會學論著，其論述雖合乎邏輯推演，卻缺乏史料上的根據。至於丘彥明的〈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的窺探〉，則17 「明星」咖啡館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停止營業。「明星」從一九四九年開業，一九五九年起，詩人周孟蝶在其門口騎樓下擺設書攤。文訊雜誌社編輯，《光復後台灣文壇大事紀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5，版二。18 羅玉蓓，〈明星咖啡屋最後一夜的浪漫〉，《聯合報》，1989.12.10，版14。〈簡錦錐口述訪談記錄〉，未刊稿，吳美枝訪談紀錄，2003.4。19 高宣揚，《流行文化社會學》，台北：揚智，2002，頁158-195。20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的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174-189 頁。5羅列出1934 年以來與文人有密切關聯的咖啡館，包括波麗路、朝風、田園、明星??等十二家咖啡館，作者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親自探訪這些咖啡館的過往所在地，並娓娓道來文人在咖啡館的事蹟，全文散發著濃郁的追憶情懷，悼念著那一段消逝的歲月。本文記錄了文人咖啡館存在的現象，但文章屬性較為感性，偏向現象的表面敘述，缺乏深入的探討，同時內容有多處須待考證。(二)、學位論文研究台北咖啡館的論文屬性多樣化，有偏向研究咖啡館文化的學術論文︰沈孟穎的〈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21；以消費文化的角度來研究咖啡館的，包括范婷的〈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22、蔡文芳的〈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23；以及以消費行為的角度切入的，包括李永隆的〈台北市民咖啡與茶消費行為之研究〉24、林吟春的〈咖啡連鎖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以台北咖啡連鎖店為例〉25、林良振的〈咖啡使用度及產品涉入程度對咖啡店知覺的影響─以台北市連鎖咖啡店為例〉26、莊佳欣的〈台北市咖啡連鎖店消費者行為之研究〉27、嚴奇峰的〈台灣地區大學咖啡消費者行為研究〉28；另外還有以研究咖啡連鎖業為主的學術論文，包括何亞蘋的〈連鎖經營體系管理控制與協調機制之研究──以咖啡連鎖店為例〉29、鄭秀香的〈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之研究〉30、蕭晴宜的〈咖啡連鎖店業者與消費者21沈孟穎，〈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2。22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23 蔡文芳，〈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1。24 李永隆，〈台北市民咖啡與茶消費行為之研究〉，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25 林吟春，〈咖啡連鎖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以台北咖啡連鎖店為例〉，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26 林良振，〈咖啡使用度及產品涉入程度對咖啡店知覺的影響〉，長庚大學管理學研究所企管組碩士論文，1999。27 莊佳欣，〈台北市咖啡連鎖店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28 嚴奇峰，〈台灣地區大學咖啡消費者行為研究〉，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29 何亞蘋，〈連鎖經營體系管理控制與協調機制之研究──以咖啡連鎖店為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30 鄭秀香，〈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之研究〉，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6商店形象認知之比較研究─以台北縣市為例〉31。沈孟穎〈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作者以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理論架構，闡述台北咖啡館在台灣文藝公共領域所扮演之歷史角色，及其文化意涵與空間形式之特殊性又如何影響文藝公共領域的形構與演變。其結論認為，台北咖啡館的消費文化從1930 年到1970 年皆逃脫不了為一種儀式性的消費。人們是為了中斷日常生活的貧乏與僵化，而在咖啡館裡尋找一種想像的完美世界。咖啡館是一個有助於增進與陌生者彼此之間的互信，提供機會讓陌生者交換訊息、觀念、互相學習或是商業互助的場所，最重要的是咖啡館裡所形成的文藝公共領域，促進城市文化階級為共同的社會利益對抗統治階級。筆者對本論文有兩點看法︰第一，作者指出人們到咖啡館是為了尋找一種想像的完美世界，但是並沒有深入探討這個想像的完美世界為何？充其量只是將所謂完美世界簡化為「文藝創作的天堂」，但是文藝創作的天堂究竟是在何種的歷史情境中想像出來的？第二，作者的研究似乎是把歐洲的咖啡館文化搬到台北這塊土地，把歐洲的模式套用在台北之上。例如作者認為咖啡館裡所形成的文藝公共領域，促進城市文化階級為共同的社會利益對抗統治階級，問題在於台灣當代社會情境，有多少空間讓城市文化階級對抗統治階級？因此，筆者認為，僅僅歷時五十年的台北咖啡文化未必能和歐洲歷時三百年的咖啡文化相提並論。在台北，咖啡文化的發展被壓縮的不只是時間，其所呈現出的文化樣貌，基於時間空間的差異，必定和歐洲有所不同。范婷在〈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中，探討咖啡的文化意義形成與轉化的過程，統整了1930 年至1990 年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階段性特質，並歸結出兩大重點，第一、台灣咖啡消費風格相當多樣化，第二、台灣在變動中形成了在地化咖啡消費文化。本文提供了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大致骨幹，提點出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清晰脈絡，但是缺乏歷史學的方法，導致全文在歷史脈絡的掌握方面顯得力道不足。例如作者所使用的資料多為報章雜誌，未能擴大歷史文獻的種類與範疇，導致其論述無法深入文化內裏，對於現象的成因也著墨不深，實為可惜。蔡文芳的〈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認為必須將跨國娛樂資本在台北市的空間分布與消費活動的擴張現象，當作是全球化現象的一部分，然後再來進行社會文化經濟的分析。作者援用了文化全球化、世界城市31 蕭晴宜，〈咖啡連鎖店業者與消費者商店形象認知之比較研究─以台北縣市為例〉，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碩士論文，2002。7理論、消費文化與認同理論、新零售地理學、以及D.Massey 所提出之空間理論來作為研究及論述的基礎背景。其結論認為台北是一個另類的世界城市，雜異的都市消費空間。作者在本文提出一個很好的觀點，即是將台北放置在全球的發展脈絡中來進行觀察分析，可是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本文的推論過於依賴理論，而論述往往流於邏輯上的推演，說服力不足。至於李永隆的〈台北市民咖啡與茶消費行為之研究〉、林吟春的〈咖啡連鎖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以台北咖啡連鎖店為例〉、林良振的〈咖啡使用度及產品涉入程度對咖啡店知覺的影響─以台北市連鎖咖啡店為例〉、莊佳欣的〈台北市咖啡連鎖店消費者行為之研究〉、嚴奇峰的〈台灣地區大學咖啡消費者行為研究〉等五篇學術論文，清一色是出自於商學院研究所學生的作品。大多以其專業資料處理的知識、商用理論，並結合問卷來分析咖啡消費者的生活型態、消費動機、購買之評估準則、消費頻率、品牌、購買地點，進而探求各變數間可能存在之關係，其目的在求進一步了解消費者，以為擬定行銷略、實務之參考。這些論文提供筆者一種趨近於客觀事實的證據，有利於筆者了解台北咖啡消費文化的轉變是如何導致文人咖啡館消逝的問題。而何亞蘋的〈連鎖經營體系管理控制與協調機制之研究──以咖啡連鎖店為例〉，選擇咖啡連鎖店為實證研究的對象，以瞭解咖啡連鎖業者採行不同之管理控制與協調機制，配以直營店與加盟店之差異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鄭秀香的〈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之研究〉，以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為主題，旨在了解目前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之現況。蕭晴宜的〈咖啡連鎖店業者與消費者商店形象認知之比較研究─以台北縣市為例〉，則結合廠商與消費者兩方面的研究，比較咖啡連鎖店業者所欲呈現之商店形象與消費者所認知之形象，並探討消費者生活型態及人口統計變數等特徵對商店形象認知之影響。這些學術論文研究，有助於筆者對咖啡業者的經營模式進行初步的認識與了解。綜觀台灣咖啡館的研究，可以發現各個領域專司其長，透過不同的角度與觀點對台灣咖啡館文化進行研究，也達到一定數量的成果，包括台北咖啡館文藝現象存在的證實、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階段性特質、跨國企業進駐台灣的現象分析、以及咖啡館實際經營層面的統計分析等，但是獨缺歷史領域的專門研究，對於與咖啡館相關的人、事、時、地、物也欠缺追究考證，以至於無法對咖啡館的演進有更詳盡8的了解，尤其無法更深刻的發現「人」在其中的地位究竟為何？因此，筆者想要透過文人在咖啡館的活動情況，來了解文人咖啡館的時代意義。四、資料運用與研究方法咖啡館的研究在台灣是尚待開發的範疇，許多咖啡館的相關敘述依舊散落在文學作品、回憶錄以及報章雜誌中，有待長期的資料探索與文獻考證。因此，筆者首先透過文學作品、回憶錄及報章雜誌來建構咖啡館的樣貌。其中包括白先勇、隱地(本名柯青華，1937-)、子敏(本名林良，1924-)、雷驤(1939-)、陳映眞(0937-)??等作家都曾寫下關於咖啡館回憶；其次，小說作品也常以咖啡館為事件發生的空間場域，其中的意涵值得解讀，包括林懷民(1947-)、張系國(1944-)、劉大任(1939-)、季季(本名李瑞月，1945-)??等作家的作品中都可發現咖啡館蹤跡。另外，報紙往往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現狀，其中有關咖啡館報導也有可觀之處。除了文字資料外，筆者也會實地採訪相關人物，透過口述歷史訪談的進行，追索當年親臨文人咖啡館相關人物之感知經驗，以便能蒐集更具體的一手資料。之前有幸訪問到「明星」咖啡館經營者簡錦錐先生，對筆者進入文人咖啡館的歷史場域有很大的助益。研究方法部分，本論文的研究途徑以歷史研究法為主，著重史料分析的文獻研究，配合文化地理學的角度，以微觀方式探索日常生活的各種現象，並關切空間被利用的形式，以及人群在空間中的分布，認為只有把文化鑲嵌於真實生活情境中，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才能夠加以理解。32本論文將以此角度為出發點，透過戰後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情境，來探討文人咖啡館存在的社會意涵。另外，文化地理學中關於文學地景的概念，指出文學是社會的產品，不僅在客觀知識外提供情感性的對應部分，文學也提供了體察世界的方式，展示品味、經驗與知識的廣闊地景。但是，文學並非映照著世界的鏡子，而是複雜意義蜘蛛網的一部分，任何個別的敘述都會與其他文本互動。現在，所謂文本不限於文學，也可能出現在其他媒體，或是不同的文學類型，例如官方文書、廣告傳單??等。33因此，本文擬以文學作品為主要史料，並搭配評論、報告、報導等文類，解讀各種文本時，32 Mike Crang，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1-4。33 Mike Crang，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頁57-76。9也會查閱政府文獻與法令等來作對照，才能避免陷入缺乏背景知識的論述。五、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本論文架構除緒論、結論外，其他章節主要是探討從1949 年至1989 年台北咖啡館與文人活動的關係，並論及咖啡館其他相關社會現象。首先探討文人咖啡館的歷史淵源，回溯自咖啡館誕生地阿拉伯世界，接著討論歐洲文人咖啡館，最後論及日治時期的咖啡館文化現象。其次討論戰後初期台北文人咖啡館興起的背景，再來是透過文人的相關作品文獻來一窺咖啡館裡文人活動的內涵，最後將咖啡館文人活動現象與社會背景連結來進行討論分析，並試圖透過歷史背景來了解文人咖啡館的消逝沒落。第一章首先簡述咖啡館在阿拉伯世界以及西方世界的樣貌，主要以文人聚集的狀況為主軸來討論，此外，在漢人社會裡，「茶藝館」也是一個可以凝聚文人的場所，本章也將初步探討文人在茶藝館裡的活動，以釐清台北文人咖啡館是否也蘊含了傳統的茶藝館文化。最後則是討論日治時期咖啡館裡的藝文現象。第二章則是敘述1950-1970 期間的政治社會與民生經濟現象，以及台北都市發展與外來文化滲透的過程、並申論文人咖啡館的位置分布與都市發展的關係，最後討論咖啡館的色情現象及其黃色形象，以便能全面掌握戰後文人咖啡館興起的背景。第三章首先概述1950-1970 年代間的文藝風潮，接著透過文藝作品中的咖啡館紀錄，重新鋪陳文人咖啡館風景、咖啡館的氛圍轉化，以及文人在咖啡館內的活動情況，並將文人咖啡館相關文獻置於整個時代情境下來檢視，才能掌握文人咖啡館在台北這個特定場域下的存在形式與存在意涵。第四章，筆者即將分析文人咖啡館在藝文界的象徵地位，並將之放置在整個歷史情境的脈絡下來檢視，方能了解文人咖啡館在特定時空中的功能作用，及其在文人心目中的意義為何；最後將要探討文人咖啡館是在如何的時空情境下被迫絕跡於台灣社會，期能透過這些分析，來了解文人咖啡館的存在，與官方政策、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10第一章 台北文人咖啡館的歷史淵源今日台北市咖啡館林立，喝咖啡似乎是日常的一部分，無關乎身分地位，然而，在早期，喝咖啡通常被視為是附庸風雅的行為，白先勇曾說在台北上咖啡館是一種奢侈，「有點洋派，有點沙龍氣息。」34蓉子(本名王蓉芷，1928-)則認為「明星」具有歐洲文藝沙龍的氣息。35《聯合文學》於1985 年企劃製作了〈咖啡屋文學錄〉專題，將巴黎咖啡屋視為台北文學咖啡館的源流。36台北市文化局編印的《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中的「庶民記憶篇」，作者艾瑪提到從高中到上班後，一直習慣去的「上上」咖啡屋，是她心目中的小巴黎，更喚它是「上上小巴黎」。37由此可推知，歐洲咖啡館及沙龍的文藝象徵，曾是台北咖啡館的精神指標，因此本論文有必要簡述咖啡館在西方世界的樣貌，並簡單介紹沙龍，更進一步追溯咖啡未到達西方世界以前，其在阿拉伯世界被飲用的方式，及其咖啡館文化的輪廓。另外，在漢人社會裡，也存在著一個可以凝聚文人的場所，此即為「茶藝館」，本章也將初步探討文人在茶藝館裡的活動，以探索台北文人咖啡館是否也蘊含了傳統的茶藝館文化。此外，日治時期起，台北始有咖啡館的設立，本章也將簡述日治時期的咖啡館，主要針對咖啡館裡的藝文現象來做討論。第一節 咖啡館裡的文藝與政治一、阿拉伯世界裡的「智慧學院」十七世紀中，咖啡自東方傳入西方，在此之前，咖啡已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日常飲品。有關咖啡的起源，目前歷史學家及植物史學家所肯定的是，咖啡豆的原產地應是位於現今的衣索比亞高原，當地人習慣以嚼咖啡豆而非以沖泡方式來提神。38有些研究結果認為咖啡的栽種可追溯到西元575 世紀的阿拉伯地區，但實際上仍沒有確切史料可以證明這一點。至於是誰發現了咖啡樹並開始食用咖啡，目前記載於咖34 白先勇，〈明星咖啡館〉，《明星咖啡館》，台北：皇冠，1984，頁63。35 蓉子，〈「明星」在回憶中的投影〉，《光華》，15：2，1990.2，頁106。36 聯合文學企劃，〈咖啡屋文學錄〉，《聯合文學》，1：4，1985.2，頁164。37 艾瑪，〈我的小巴黎〉，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184。38 David T. Courtwright 原著，薛絢譯，《上癮五百年》，台北：立緒，2002，頁19。11啡書籍中的說辭尚屬傳說，並非專業研究的定論，39不過，關於「coffee」字源始自阿拉伯語「qahwa」，由此可以推知世界上最早飲用咖啡的應該是阿拉伯民族。之後土耳其人將其轉成土耳其發音「kahwe」，較接近今日咖啡的發音，威尼斯商人又把「kahwe」改成義大利文的「caffe」，法國人則稱為之為「cafe」，最後英國人則將其改為「coffee」。40大約在十四或十五世紀之時，咖啡自衣索比亞傳到葉門，一位埃及的記事者說：「本(十六)世紀之初，有消息傳到我們埃及這裡，說有一種叫『qahwa』的飲品，在葉門流行，蘇非教派的教首(shaykhs)以及其他人士，在做敬拜功夫的時候，用它來支持不睡??。」41根據記載，麥加聖城在一五一一年已開始飲用咖啡，全世界最早的咖啡屋――卡奈咖啡屋(Kahveh Khaneh)即是由兩名敘利亞人於十五世紀末在麥加開設的。42咖啡即是從此地向四方傳播開來，眾多往來朝聖的回教徒將咖啡向西帶到埃及、敘利亞，與卾圖曼國腹地，向東則帶到伊朗。43一五三六年卾圖曼土耳其帝國佔領葉門，當地的咖啡栽培業頗具規模，土耳其人利用葉門豐富的咖啡豆資源，大肆出口賺取暴利，更嚴禁生豆出口，凡出口的咖啡豆都是熟豆，無法在他國萌芽生長，卾圖曼土耳其帝國就這樣壟斷全球咖啡豆市場數百年，44直到十七世紀初，咖啡豆才在威尼斯商人以及荷蘭商人的推波助瀾下，正式引進西方世界。十五世紀中葉以前，咖啡主要被用在宗教場合及醫療方面，使用者僅限於修士、僧侶及醫生們。因為咖啡因具有提神醒腦的作用，在宗教儀式中使用可避免信徒因為漫長儀式而睡著，在醫療方面則被用來治療消化不良的問題。45咖啡在阿拉伯世39 關於咖啡的傳說有回教文化中的「卡爾迪發現說」、「歐瑪爾發現說」、「神賜旨意說」，以及基督教文化為了反駁咖啡源自阿拉伯地區而創造出的種種傳說。回教世界的傳說主要是敘述某人如何在無意間發現咖啡的神奇功效，足以令人精神亢奮，因而開始飲用咖啡。而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學者或是信奉歐洲中心論的西方學者，則試圖將咖啡歷史追溯到聖經或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16-23。40 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7-8.41 Bernard Lewis 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台北：麥田，1998，頁247。42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6。43 Bernard Lewis 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台北：麥田，1998，頁247。44 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8.45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16-23。12界未成為大眾流行飲料前，主要在咖啡聚會廳(K’hawah)裡被使用，這個空間原本是一種私人且具有宗教意味的聚會場所，同時發展出回教特有的宗教儀式。一位旅遊作家William Palgrave 在其著作《一年的旅行故事》中曾描繪阿拉伯地區的古老咖啡聚會廳：「K’hawah 是個高約二十英呎，長約十五英呎，寬約十六英呎的矩形大廳。」在這樣的空間裡，主人會用固定且繁複的儀式招待來訪的客人，客人也要遵守並履行儀式才能飲用到咖啡。後來，咖啡聚會廳發展成販售咖啡的咖啡屋時，咖啡的飲用模式才由嚴謹轉為悠閒。46伊斯坦堡內的咖啡屋被稱作「智慧學院」，因為有許多教育水準較高的文人會來此聚會，並談論種種文化議題，一旁還會有音樂家彈奏樂器，咖啡館經常呈現出歌舞昇平的景象。47不過，咖啡屋的特色通常是透過常客來表現的，Kasters Niebuhr 在《描述阿拉伯》一書中，曾提到大馬士革的某家咖啡屋，常有職業朗誦者在固定時間說故事，並會由聽眾的品味來決定故事內容，有時還會請聽眾編寫故事結尾。48圖1-1：伊斯坦堡某一咖啡館內景。巴黎國立圖書館版畫部。資料來源：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台北：貓頭鷹，1999，頁217。隨著十五世紀末卡奈咖啡屋(Kahveh Khaneh)的開設，阿拉伯世界陸陸續續有咖啡館的設立，咖啡的飲用也逐漸世俗化。一五三○年大馬士革有玫瑰咖啡屋(Cafe of46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46-47。47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48。48 Roden Claudia 原著，常慧譯，《咖啡的故事》，台北：聯經，1998，頁10。13the Roses)，一五三二年阿勒波有救世之門咖啡屋(Cafe of the Gate of Salvation)，一五五四年卾圖曼土耳其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有卡內斯咖啡屋(Kahveh Kanes)，這家咖啡屋所帶領出的風潮，使君士坦丁堡內其他咖啡屋也競相以豪華的裝潢來吸引顧客。49咖啡屋何以在阿拉伯世界盛行，據Bernard Lewis 的觀點，是因為回教禁絕酒精飲料，因此，在中古回教徒的城鎮生活中，沒有西方世界的酒館或類似的場所，咖啡屋於是填補了這項空缺。歐洲人最早談到有關中東咖啡屋的文獻，往往語帶嫌惡，梵蒂岡駐伊斯坦堡的使節Morosini 曾於一五八五紀錄下他對伊斯坦堡咖啡屋的觀察：「這些人全都挺卑下的，打扮俗氣，沒什麼進取心，就這麼樣，成天發呆殺時間。所以，他們就是一直閒坐在那兒，要找點樂子，就在公共場所、在商店裡、在街頭巷尾，猛喝一種褐色的液體，滾燙到他們所能容忍的程度，那是從一種他們叫做『咖啡』的種籽裡榨出來的。」50這樣充斥著西歐中心論的鄙夷語調不是唯一，也散見於其他遊記中。但是，這些飲用咖啡的東方人，真如西方人筆下般散漫度日嗎？回教聖城麥加的總督貝格(Khair-Beg)發現市面上諷刺他的詩文竟是從咖啡館流傳出來，大怒之下決定查禁咖啡，51麥加於一五一一年禁止消費咖啡，一五二四年又再次禁止，一五五五年咖啡出現在伊斯坦堡後，也是週期性的遭到官方的禁止。52人們到了咖啡館不光是喝咖啡，也是為了聚會交流，暢言爭辯，隨著咖啡館行業的日漸發達，難免引發當局政府和宗教團體的警覺，前者怕人們在咖啡館裡秘密謀反，後者則關心咖啡這種提神飲料是否合乎回教律法。素壇穆拉德四世(Murad Ⅳ)即曾下令禁用咖啡和菸草，還處死不少癮君子和咖啡客。53君士坦丁堡的帝王擔心咖啡館民眾的反動言論，會影響帝國擴張領土的作戰士氣，下令關閉咖啡館，只要喝咖啡被逮到，就得挨棍子，若再犯就會被裝進皮革袋子裡，丟入柏斯普魯斯海峽。54今日的阿拉伯世界仍是咖啡館林立，咖啡館角落通常擺放收音機或是電視，坐49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26。50 Bernard Lewis 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台北：麥田，1998，頁248-249。51 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8.52 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台北：貓頭鷹，1999，頁218。53 Bernard Lewis 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頁14。54 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8.14在裡面的多是男人，他們通常是刁著煙，看著報紙或是下棋。這些窩在咖啡館的人，看起來和歐洲或地中海國家咖啡館裡的人並無多大差異，然而他們卻和五十年或一百年前坐在同一地點的祖先，有著天壤之別。在他們身上可以輕易的發現來自西方世界的影響，包括服裝、飾品，還有桌子椅子等。55咖啡館在全球的擴散和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休戚與共，56伴隨著西方文化的擴張，咖啡館的設立似乎成為全球追求西方現代性腳步的方式之一，而這股潮流反而逆流到阿拉伯世界――這個首先飲用咖啡的民族，也難敵西方文化的強勢作風。二、歐洲在咖啡桌上「甦醒」咖啡於1615 年抵達威尼斯，1643 年出現在巴黎，傳到倫敦的時間可能是1651年，57但是，在1650 年以前，咖啡仍被視為奇異飲品，主要被當作昂貴的藥材，只有上流社會才消費得起，58以巴黎為例，咖啡首先受到宮廷貴族的注目，和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有很大的關係。「凡爾賽宮」不僅僅是一棟建築物，還包括一個社交生活的世界，國王在凡爾賽宮裡的所有行為都是觀眾注視下的表演行為，59其中路易十四的「咖啡宴會」60更使得飲用咖啡成為一種新的流行，對宮廷貴族階級來說，喝咖啡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麼喝，這個過程提供了他們展示優雅、高貴和超凡品味的大好機會，在同一時期，中產階級對咖啡卻抱持截然不同的觀感，他們感興趣的不是喝咖啡的形式，而是咖啡這種飲料本身在生理學上的特性和功效，其中最為人注意的功效是讓人「保持清醒」和「醒酒」。61咖啡未傳到歐洲以前，酒55 Bernard Lewis 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頁6-13。56 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頁222。57 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頁218。58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42。59 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許綬南譯，《製作路易十四》，台北：麥田，1997，頁109。60 1669 年，來自土耳其的大使蘇利曼˙阿格拜見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不改「太陽王」作風，將這場秘密晉見，公開曝光在凡爾賽的宴會上，並且公然侮辱這名東方使者。晉見結束後，蘇利曼˙阿格沒有立即返國，而是在巴黎市區租下一座豪宅，並用其家鄉那套繁複的「咖啡儀式」來招待每一位到訪的客人。蘇利曼˙阿格的咖啡儀式和聲名傳回了凡爾賽宮，路易十四於是招喚蘇利曼˙阿格，並要求他在宮廷宴會上展現沖煮咖啡的繁複儀式，凡爾賽內這場成功的「咖啡宴會」，使得咖啡頓時成為當時巴黎上流社會中人們閒聊時的主要話題。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36-39。61 Wolfgang Schivelbusch 原著，殷麗君譯，《味覺樂園――看香料、咖啡、菸草、酒、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台北：藍鯨，2001，頁21-23。15精飲料一直是歐洲日常用餐的一份子，咖啡到來後被視為一種醒酒飲料，將昏沉的人們從酒精的麻痺中喚醒，下面這首1674 年出版的佚名詩即可說明：當那危險葡萄的甜美毒藥對世界造成全面的破壞淹沒我們的理性和靈魂在那如潮汐般一大杯又一大杯的深沉海洋之中，當那曾經佔據我們腦袋，讓人迷濛糊塗的麥酒登上蒸氣隆隆的巨大火車離去，天憫我也??馬上送給我們這個萬靈果，咖啡來到，這黝黑而有益身心的液體，醫治疼痛的胃，讓天才思路更加敏捷，增進了記憶力，擺脫悲傷，振奮了精神，不再瘋狂??62德國史學家Wolfgang Schivelbusch 認為咖啡會在17 世紀這個時間點上完全插足歐洲文化之中，和咖啡的的醒腦功效有很大的關係。17 世紀是理性主義的時代，當時逐漸興起的中產階級份子，和前幾個世紀的人民，在心靈層面及實質生活上都有所區別。以前的人民大多從事勞動工作，場所多在室外，但是中產階級開始運用腦袋來工作，地點主要位於室內，工作姿勢通常是坐著的。這種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將會影響整個社會的運作機制，在這層關聯上，咖啡的功能就像是一種歷史性的重要藥劑――咖啡可以刺激心靈，使人保持清醒，以確保工作時間的增長及工作效率的提升，理性主義的原則藉由咖啡進入人類的身體，使得一個理性的、中產階級的、積極的身體出現了。63除此之外，歷史學者Jules Michelet 則認為在許多十八世紀振奮人心的文學藝術成就上，咖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他的《法國歷史》(Historie62 Wolfgang Schivelbusch 原著，殷麗君譯，《味覺樂園――看香料、咖啡、菸草、酒、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頁35-36。63 Wolfgang Schivelbusch 原著，殷麗君譯，《味覺樂園――看香料、咖啡、菸草、酒、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頁41-44。16de France)一書中寫道：「除了咖啡，沒有其他東西能讓法國人更加妙語如珠、口若懸河，思緒更加泉湧而出。毫無疑問的，人們形成一個重要的新習慣，氣質也隨之改變，這種輝煌而又幸福的革命性演變必須歸因於咖啡的興起。」64在啟蒙時代，沙龍和咖啡館這些較非正式的組織，在思想的溝通上都起了部分作用，65而咖啡同時是這兩種空間的重要飲品。盛行於歐洲上流社會的沙龍，是一種非強迫性的社交形式，其凝聚點由一位婦女構成，這名婦女通常是宮廷貴族的一份子，來到沙龍裡的顧客，往往必須投女主人所好。66狄德羅說：「我們不停地與她們(沙龍女主人)談話，我們希望她們傾聽，我們害怕使她們厭煩，由此我們發展出一種簡明的自我解釋方式，它由對話而成為風格。」67交談在沙龍裡被視為社交活動的一種精緻藝術，儘管言談內容在文學、哲學或政治領域中不斷轉換，但客人必須以精緻言詞來傳達思想，這是沙龍活動中一項重要且持續出現的藝術性元素。68沙龍講求形式，以及沙龍人在語言、肢體動作上的修飾，雖然營造出沙龍文化特有的優美與高雅，卻也因此犧牲了深論思想以及探索思想的自由。進入沙龍以前要靠介紹或是得到女主人的認可及邀請，但是想要進入咖啡館就不需要這些，咖啡館向所有人開放，不限制其信仰、宗派或地位，在18 世紀的倫敦咖啡館，只要在櫃檯付一個便士，就可以自由的作為一個平等者參加辯爭、討論。69咖啡館在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的知識生活上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倫敦的道格拉斯咖啡館(Douglas’s Coffee-House)和瑪林咖啡館(Marine Coffee- House)有數學演講；查爾德咖啡館是書商和作家集會的地方；韋爾斯咖啡館(Will’s Coffee-House)是詩人德來敦及其友人集會的地方。在巴黎，1689 年開設的普羅寇普咖啡館(Procope)，是狄德羅及其友人聚會的地方。70除了文人聚集的現象，咖啡館也是訊息流通的場所，法國復辟時期，單張零售的報紙是禁止出售的，人們只能訂閱，那些無法支付高價八十法郎訂一年報紙的人，只好去咖啡館，那裡經常是好幾個人湊在一起讀一64 Klaus Thiele-Dohrmann 原著，林珍良譯，《歐洲咖啡屋》，台北：聯經，2003，頁233-234。65 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台北：麥田，2003，頁99。66 Verean von der Heyden-Rynsch 原著，張志成譯，《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台北：左岸，2003，頁28。67 Lewis Coser 原著，郭方等譯，《理念的人》，台北：桂冠，1992，頁15。68 Verean von der Heyden-Rynsch 原著，張志成譯，《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頁28。69 Lewis Coser 原著，郭方等譯，《理念的人》，頁15-21。70 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頁99-100。17份報紙。71咖啡館的主人為了吸引顧客，往往會在店裡放一些報紙及雜誌，間接的鼓勵了大家討論新聞，今日所謂的「輿論」，就是這樣開始的，咖啡館的這項特質――鼓勵了口頭與印刷品雙重的溝通，使其成為歐洲重要的「知識中心」之一。72圖1-2：普羅寇普咖啡館及其著名的顧客肖像。(從左上角起按逆時針方向：布豐、吉培爾、狄德羅、達朗貝爾、瑪蒙台爾、勒坎、尚-賈克˙盧梭、伏爾泰、比隆、霍爾巴赫。)資料來源：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台北：貓頭鷹，1999，頁219。三、巴黎咖啡館裡的理性與激情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巴黎咖啡館開始流傳著「上流社會代表的是特權，而咖啡館代表的是平等。」這句口號，咖啡因此被當時的巴黎人視為「民主之飲」，喝咖啡也逐漸由原屬文人雅士或貴族階級的流行文化，轉變為巴黎人的日常生活習慣，巴黎咖啡館裡的作家群也透過咖啡館將其所要表達的知識意念傳送到巴黎人民的耳裡，間接埋下法國大革命的種子。73譬如1746 年開始，以狄德71 Walter Benjamin(班雅明)，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北京：三聯，1989，頁44。72 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頁100-111。73 咖啡館在巴黎逐漸成為市民集會的地點，小偷、流浪漢也以此為避難所，巴黎市政府並非沒有注意到咖啡館引起的效應，1695 年，巴黎市政府即曾頒布一項咖啡館禁令，要求巴黎所有咖啡館必須實行宵禁。1720~1789 年，政府更嚴加規定巴黎咖啡館在冬天必須於晚上九點結束營業，夏天則必須在晚上十點結束營業，另外，士兵、流浪漢、乞丐、娼妓則被禁止進入咖啡館，並且每個星期日或有彌撒的節慶時，咖啡館不准供應飲料。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78、82。18羅(Denis Diderot,1713-1784)為首的知識份子便聚集在普羅寇普咖啡館裡籌畫商議並著手撰寫《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技藝詳解辭典》(Encyclopedie ou dictionnaireraisonne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etiers, par une societe de gens de letters)，此書的作者群幾乎是法國學術界各領域中心思想學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孟德斯鳩(Baron de La Brede et de Montesquieu,1689-1755)、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內克(Jacqes Necker,1732-1804)等人，他們均會定期到普羅寇普咖啡館聚會討論，或獨自來此埋首寫作。74《百科全書》的內容蘊含著當代哲士們所有的基本思想，包括理性的重要、人類進步、追求此生歡愉的觀念、以及對宗教權威的抨擊等，75也因此遭到國王及教皇聯手禁止出版商發行，出版商被迫宣布將退款給事先預定的讀者，但是竟然沒有讀者前往領取退款。狄德羅退一步答應政府只出版不會引起爭議的插圖，《百科全書》才得以在1762 再度恢復出版。該書出版後在歐洲產生巨大的迴響，其內容充實，實用性強，因而在民間擁有廣大的讀者群。《百科全書》的出版現象，反映出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整個法國結合文人、出版界及閱讀群眾的文化氛圍。76文人作家的多產、出版業的興盛以及閱讀群眾的增加，建構出法國革命前夕的文化現象，從巴黎咖啡館流傳的書報及小冊子來看，不難發現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等哲士的思想言論是如何影響著歐洲人民的心靈，他們除了是哲學家外，還是政治評論家與宣傳家，其宣揚人類的理性是一切組織的標竿，77對法國人影響尤深，法國大革命前夕，一本名為《一個法國公民的吶喊》的言論小冊寫道：「當人類的權利瀕臨危險邊緣時，激情或狂熱就是理性的本質，此時，唯有冷漠是瘋狂的。」78顯見啟蒙哲士的思想確實將人民喚醒了。正當塞納河左岸的咖咖館在啟蒙哲士的知識薰陶下沸騰不已，河右岸的咖啡館74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95-96。75 J.H. Shennan 原著，孫慧敏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台北：麥田，2000，頁107。76 法國的出版業在1750 年以後蓬勃發展，這是由於印刷術的進步，書籍的價錢也逐漸降低，發行量也相對增加，加上教育日漸普及，因而產生為數較多的讀者群，但這不代表出版業已自由化，事實上法國社會當時存在的書報檢查制度，一直是王權或教會箝制人民思想的手段。例如伏爾泰的一生幾乎都活在作品被查禁、被迫流亡海外或被教會及警察追捕的處境中；孟德斯鳩在日內瓦出版的《論法的精神》也遭到教會的強烈抨擊；狄德羅也因其無神論思想而鋃鐺入獄，但也因為這樣的迫害，使得這些文人打破思想差異而尋求一種結盟，以共同對抗沒有思想與寫作自由的社會。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90-96。77 J.H. Shennan 原著，孫慧敏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台北：麥田，2000，頁104。78 Norman Hampson 原著，王國璋譯，《法國大革命》，台北：麥田，1998，頁59。19也蓬勃發展起來，尤其是皇家宮殿區(Palais Royal)附近，該區是由皇家宮殿、皇家宮廷花園，及環繞花園周圍的拱型迴廊所組成的公共空間，79自1780 年起，菲利普公爵(Philipps von Orleans)向公眾開放了這座宮殿花園，使其成為人人都可以在此發表演講的公共輿論場所，同時也是一塊警察不得入內的私人領地，巴黎民眾因此獲得一個可以不受王權轄制的公共空間，不久花園的拱廊兩側開設了許多咖啡館，熱衷政治事務的知識精英在此一邊喝咖啡一邊談國事，無形中啟發了民眾的政治意識。阿瑟˙楊(Arthur Young,1741-1820)曾生動的描繪他在1789 年來此所看到的情景：「咖啡館被人群裡裡外外擠得水洩不通，演說家站在椅子或桌子上滔滔不絕，群眾則翹首擁立門邊，或屏息趴在窗上，張著嘴巴全神貫注的聽著。」80該區的咖啡館與書店成為資訊與謠言的交換所，也是獲取最新消息與討論最新意見的地點，「演說者對現任政府大肆韃伐贏得聽眾的共鳴與如雷掌聲，是我所難以想像的，我對政府居然允許這種煽動反叛的據點與溫床存在極為驚愕??這似乎是瘋狂的??。」阿瑟˙楊於於1789 年6 月9 日如此寫道。811789 年7 月，整個巴黎開始騷動起來，事實上，在大革命前夕，巴黎所有咖啡館內的活動都是相當活耀的，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是皇家宮殿裡，革命領袖經常出入的佛伊咖啡館(Cafe de Foy)。7 月12 日巴黎的空氣謠傳著路易十六(Louis ⅩⅥ，1754-1793)將以極端手段開除人民唯一信任的大臣內克，因為路易十六認定內克是巴黎動亂的根源。大約九點左右，巴黎的城牆貼上以國王之名的巨型海報，要求巴黎市民安靜的待在家裡，並且不要被穿越城中的軍隊驚嚇到。對於這樣的情況，激動的巴黎人根本不理會，反而聚集在巴黎城內的咖啡館或酒吧，其中又以皇家宮殿區所聚集的激動群眾為數最多，德穆蘭(Camille Desmulins,1760-1794)就在此時跳上佛伊咖啡館外的桌上，對著聚集的民眾大聲疾呼：「市民們！行動的時刻已經到來！???我們唯一得救的希望，就是起身戰鬥！」82巴黎人此次的揭竿起義，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兩天後，巴士底監獄被巴黎市民攻陷，法國大革命於是爆發。因此，法國大革命可說是由咖啡館的集會中醞釀出來的，而佛伊咖啡館則是革命肇端的第一現場。8379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96。80 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台北：淑馨，1993，頁259。81 William Doyle 原著，蔡百銓譯，《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台北：編譯館，1995，頁150-151。82 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107-108。83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109。20圖1-3：德穆蘭在佛伊咖啡館前演講圖片來源：Norman Hampson 原著，王國璋譯，《法國大革命》，台北：麥田，1998，頁87。法國史學家米希列(Jules Michelet,1789-1874)在其著作中如此描述咖啡館在法蘭西社會中的角色：「咖啡，使想像力清晰，並照亮事物的真相；而被用來理性控制性慾的咖啡，最終卻也成為刺激性慾的興奮劑！??布豐、狄德羅和盧梭他們喝的是聖多明哥濃烈咖啡，這咖啡的濃郁使這些作家熾熱的心靈隨著加溫，而這些日復一日在普赫寇普咖啡館聚集的新思想提倡者，將其敏銳具洞察力的觀念思想滲入到咖啡裡，並啟發了法蘭西歷史上革命的年代。」84在歐洲，咖啡館是高雅人士和閒人的聚會地點，同時也是窮人的避難所。18 世紀中葉起，咖啡消費量猛增，而且不限於巴黎和法國，這是因為歐洲自己組織了咖啡生產，布勞岱爾的研究指出，18 世紀巴黎咖啡館的數量高達700 到800 家，咖啡館的普遍設置以及咖啡產量的不虞匱乏，使得咖啡的價格基本上維持穩定，成為一般平民消費得起的飲料，85咖啡館也因此成為三教九流的聚集場所。一本當時的宣傳小冊子描繪了咖啡館內的情景：「當你有一杯混合飲料時，你的夥伴也有，因為每一個人似乎都是一個平等派，是作為普通人加入的，不在乎地位和等級，所以你經常可以看到一個愚蠢的紈褲子弟和一個值得尊敬的法官，一個自命不凡的傢伙和一個舉止得體的公民，一個有道德的律師和流浪的扒手??，所有的人混在一起，組84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頁111-112。85 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頁220-222。21成一個不成體統的大雜燴。」861840 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常在巴黎咖啡館裡聚會，為了被資本家剝削的無產階級，擬定撰寫其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共產主義宣言》。87海明威於1921 年來到巴黎，並時常窩在咖啡館裡寫作，在他眼中，20 世紀初期的巴黎咖啡館依舊是龍蛇雜處，「咖啡館裡有才下班的模特兒，有工作到夜幕降臨的畫家，有酒鬼，有一些叫得出名號的人，他們其中有幾位是我認識的，有幾位則純屬冒牌貨。」88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在咖啡館的交相滲透，影響整個歐洲文化甚深，只是，咖啡館隨著西方世界的擴張而傳到全球各地――尤其是台北的時候，咖啡館是否保有其在歐洲社會的特質？這個問題留在後面討論。第二節 文人與茶藝館一、漢人飲茶空間1950 年代在中國演出造成轟動的三幕話劇《茶館》，其劇本出自作家老舍(原名舒慶春，1899-1966)之手，該劇敘述了三個時代的茶館生活，寫活了清末民初市井小民的生活，並概括了從清末到抗戰勝利以後長達五十餘年的歷史流變，老舍並以下列文字生動描繪了清末民初的茶館：在這裡，可以聽到最荒唐的新聞，如某處的大蜘蛛怎麼成了精，受到雷擊。奇怪的意見也在這裡可以聽到，像把海邊上都修上大牆，就足以擋住洋兵上岸。這裡還可以聽到某京劇演員新近創造了什麼腔兒，和煎熬鴉片烟的最好的方法。這裡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個出土的玉扇墜兒，或三彩的鼻煙壺。這真是一個重要的地方，簡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89老舍筆下的茶館，是所謂大眾化的飲茶空間，這裡的消費不高，聚集了三教九流的人物，大體看來頗似西方世界的咖啡館，但是，事實並非如此。《茶館》中以簡86 Lewis Coser 原著，郭方等譯，《理念的人》，頁22。87 W. Scott Haine.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1.88 Ernest Hemingway(海明威)原著，《流動的饗宴：海明威巴黎回憶錄》，台北：九歌，1999，頁24、130。89 老舍，《茶館》，板橋：駱駝，1999，頁17。22單的文字描述舞台佈景，其中特別強調茶館中的條規：「莫談國事」。屋子非常高大，擺著長桌和方桌，長凳與小凳，都是茶座兒。隔窗可見後院，高搭著涼棚，棚下也有茶座兒。屋裡和涼棚下都有掛鳥籠的地方。各處都貼著「莫談國事」的紙條。90相較於咖啡館在西方世界扮演啟蒙教室的角色，茶館在中國倒比較像是真正休息的場所，而飲茶通常被視為是清尚的表現。91中國自古即有飲茶習俗，正當16 世紀咖啡逐漸普及於阿拉伯世界之時，中國的茶文化已臻成熟，中國是茶樹的原產地，同時也是首先發現並利用這種植物的民族，吳覺農先生在《茶經述評》中提出：「茶由藥用時期發展為飲用時期，是在戰國和秦代以後。」92這樣的藥用模式和咖啡發展初期近似。93至於茶館的出現，有人根據張載《登成都樓》中的詩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指出成都大概在漢代遲至西晉時，就已有茶店，但是這個說法有待其他史料來佐證。現存關於茶館的確切記載，見於唐朝《封氏聞見記》，其稱唐朝開元時北方因大興禪教，所以「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舖，煎茶賣之。」此為現存茶館的最早記載，但不是最早的茶館，唐代的茶館雖有一定的發展，然而茶館真正興盛的時期是在宋代及其以後。94宋代飲茶風氣頗盛，茶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描繪南宋臨安市景風物的《夢粱錄》中提及：「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95文中說的即是俗語「開門七件事」，即使是貧賤人家，七件事情樣樣不能少。茶館，這種稱呼多見於長江流域一帶，在兩廣及海南等地，則多稱茶樓，北方的北京天津等地則稱作茶亭，另外還有茶寮、茶坊、茶肆、茶園、茶社、茶屋、茶室等不同稱90 老舍，《茶館》，板橋：駱駝，1999，頁17-18。91 王仁湘，《飲食之旅》，台北：商務，2001，頁171。92 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1995，頁3。93 根據吳智和的研究，茶在成為大眾飲品前，不只被作為藥用，還有其他用途，他將飲茶的作用分為五個時期：第一、從上古到春秋時期，主要作為祭品；第二、從春秋後期到西漢初期，主要作為菜食；第三、從西漢初期到西漢中期，發展為藥用；第四、從西漢後期到三國，成為宮廷高貴飲料；第五、從西晉到隋代，逐漸成為普通飲料，至唐、宋遂成為一般人家「一日不可無」的開門七件事之一。吳智和，〈飲茶˙茶書˙陸羽〉，陸羽，《茶經》，台北：金楓，1991，頁5-6。94 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頁65。95 吳自牧(宋人)，《夢粱錄》，北京：中華，1985，頁148。23謂，96其中茶館多設置於鬧區或茶客較集中的地方，是以營業性質為主，而茶寮多構建於私人宅第、廟宇廂房和署衙庭院等教僻靜之處，是專爲家人、來訪客人和同僚品茗聚飲休息的場所。宋代飲茶習俗相當發達，才會產生這些場所，其可說是中國城鎮商業和飲食文化的重要構成之一。97明清時期茶館尤其盛行，《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其中一段描述馬二在西湖附近閒晃的文字，顯示出茶館在當時相當普及：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喫了幾碗茶。??望著湖沿上接連著幾個酒店，掛著透肥的羊肉，櫃檯上盤子裏盛著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著餛飩，蒸籠上蒸著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喫，喉嚨裏嚥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喫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喫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喫了一碗茶。??定一定神，照舊在茶桌子上坐下。??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喫了一碗茶，櫃上擺著許多碟子：橘餅、芝滿糖、粽子、燒餅、處片、黑棗、煮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的，不論好歹，喫了一飽。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吳山，就在城中，馬二先生走不多遠，已到了山腳下。??馬二先生一氣走上去，不覺氣喘。看見一個大廟門前賣荼，喫了一碗。??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這一條街單是賣茶就有三十多處，十分熱鬧。馬二先生正走著，見茶舖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喫茶。馬二先生別轉頭來就走，到間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見有賣的蓑衣餅，叫打了十二個錢的餅喫了。??又看見一個大廟門擺著茶桌子賣茶。馬二先生兩腳酸了，且坐喫荼。??喫了兩碗茶，肚子正餓，??恰好一個鄉裏人捧著許多盪麵薄餅來賣，又一籃子煮熟的牛肉。馬二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上儘興一喫。98馬二如此頻繁的出入茶店，可以推知當時飲茶是相當低廉的消費，同時，茶館96 姚國坤、王存禮、程啟坤，《中國茶文化》，台北：洪葉文化，1994，頁164。97 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頁65。98 吳敬梓，《儒林外史》，台北：商務，1968，頁156-160。24是庶民生活的重要場所之一。學者王鴻泰認為，作為一種飲料，茶在生活上兼具兩種性格，一種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茶，即日常生活中作為一般飲料的茶，另一種即是品「茶」的茶，即藝術生活中刻意講究品賞的茶，飲茶場所也因此分為兩種：一種是「飲客雲集」的大眾化茶館，一種是「日不能數」的精緻茶藝館。其中，大眾化茶館的首要作用是休閒，是一個較低廉的消費場所，因為消費不高，這些茶店必須以大量消費者來獲利，所以茶店往往是靠顧客的量來維持營運的，這種大眾化的茶館因其消費低廉，而被視為是一個比較不登大雅之堂的地方，一般文人雅士也不會涉足，99相較於庶民的飲茶方式及飲茶場所，文人的飲茶場所主要在茶藝館，飲茶方式也更為講究。隨著漢族移民抵達台灣，飲茶習俗也被引進，但是台灣並未出現像中國那樣大眾化的茶館，根據學者研究，台灣的茶館草創於1970 年代，在1980 以前，先後有功夫茶館、中國茶館、西門茶館、貴陽品茶館、陸羽茶藝中心、紫藤廬等十餘家，這些茶館不論在建築或裝潢上都很講究，100觀察店家的命名方式、建築風格及其室內設計取向，可以推斷茶館並非一般庶民日常活動的場域，到公共場所飲茶在台灣往往被視為是藝術活動，同時也是一種美感經驗的追求。二、文人的品茗生活2003 年4 月17 日，多位學者在媒體人黃孫權的主持帶領下，於紫藤廬101召開記者會抗議警察執法不當，他們抗議的事件是發生在該月12 日，警察干預民眾反美帝行動劇的表演遊行。召開記者會的地點「紫藤盧」是著名的茶藝館，該地點成為抗議警察記者會的場所並非偶然。龍應台在文章中如此描繪：我更喜歡在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裡，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裡聚集99 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新史學》，11：3，2000.9，頁32-35。100 張宏庸，《台灣茶藝發展史》，台中：晨星，2002，頁24。101 紫藤盧這棟建築物為日治時代中晚期之中產階級殖民公教人員住宅，1950 年國府將其分發給前財政部關務署長兼台大經濟系教授周德偉先生，自此該處就常有知識份子或學者在此聚會討論，並為台灣引進自由主義思潮。1961 年因為颱風肆虐，該建築外半部改建成二樓洋房形式。1971 年該處聚集了政治異議者、前衛文化、藝術工作者，1978~1980 年則成為台灣民主運動者的聚會場所。該建築於1981 年改建為一家茶藝館，因屋前老紫藤攀簷，因此並名為「紫藤廬」。資料來源：紫藤廬提供，〈古蹟之歷史沿革及創見過程〉。25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劃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102一直以來，紫藤盧被描繪為是東方的「朝聖山」──自由主義的思想聖地，103房舍的前主人周德偉(1902~1986)先生就是翻譯哈耶克巨構《自由的憲章》的學者，紫藤盧現由其子周渝經營，周渝曾經如此回憶父親周德偉先生：我坐在客廳的一個小角落裡，痴痴地傾聽著父親用熱情洋溢的湖南口音，面對前來探訪的朋友、教授或大學生們，縱橫談論國家大事、歷史教訓或是艱深的學術哲理。顯然那時我只能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懂，但卻也陶醉在父親以一個儒者情操的對國家人民、對政治經濟、對文化歷史的善願與希望中，這使我自童年起即承擔起一個我終生都可能承擔不起的使命感的命運中。那是在一九五○ 年代，在世界政局上是冷戰對立的肅殺年代；在台灣卻是在政經路線尚在掙扎的年代，更是一個白色恐怖加上在教育與學術、文化層面上嚴加控制的年代。???當時在我紫藤廬老家的客廳裡或飯桌上，場面與氣氛卻不是經常那麼令人陶醉，父親有時會陷入一個惡劣的情緒中，他經常開口大罵蔣介石（在湖南口音中聽起來像是「蔣該死！」），或者痛責當時政壇中的某些大官僚或民代。他常為當時某些特殊的政經政策的幼稚無知或其背後的卑鄙動機而氣憤不已。???五○年代初期，他曾定期邀集來台的自由主義學者們，如殷海光、張佛泉、徐道鄰、夏道平??等在我家聚會，因為這個聚會，使我家經常在特務的監視中。1041981 年，紫藤廬改建為一家茶藝館，之後茶藝館內不時舉辦各類文藝展、音樂會及舞蹈表演，1988 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更在此誕生，早期知識份子在此批評102 龍應台，〈在紫藤廬和Starbucks 之間──台灣的內向性〉，《面對大海的時候》，台北：時報，2003，頁1-13。103 陳明，〈中國文化與自由主義的懷想――紫藤廬及其他〉，《鵝湖月刊》，總號第327，頁34。104 周渝，〈紫藤廬一隅――我的父親周德偉先生〉，《中國時報》，2003.1.3，人間副刊。26時事、感時憂國的歷史，也成了紫藤廬的文化象徵資本，105然而，紫藤廬現象在茶藝館史上來說是相當特殊的，正如老舍的《茶館》中所指稱大眾化茶館中的「莫談國事」，一般文人在茶藝館也都以品茗吟詩或修養身心為主，甚少嚴肅的談論國事，而這個傳統也在台灣主流茶文化中顯現出來。台灣的茶文化在明鄭時期尚屬萌芽階段，一些旅台、僑寓人士將家鄉的飲茶習俗帶來台灣，間接建構了台灣茶文化。到了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僑寓文化的影響逐漸生根，一些本土茶人在中國茶藝文化的影響下，逐漸開發台灣的本土茶文化。106其中最著名的本土茶人就是林占梅(1821~1868)，他對茶文化的主要貢獻有：樹立文人茶藝典範、建立潛園雅集，成為茶文化謢主，以及發展出武人茶文化風格與典範等。107潛園建立於道光29 年(1849)，位於今新竹市西大路，當時文人雅士在此聚會品茗，吟詩作曲，帶動了台灣的茶藝文化，108從林占梅的潛園自題楹聯，可以一窺當時飲茶文人的風格取向：耽閒成性。愛鶴。愛花。愛茗。愛詩琴。半世於中饒趣味。為善立心。守忠。守孝。守仁。守禮儀。五事以外總糊塗。109至於明代隱逸茶人費元祿的〈鼂采館清課〉中的詩句，以及第二段描述茶人王問(1497-1576)的文字，也充分反映了傳統茶人的風範：於聲華勢利一切嗜好泊如也，居恆箕踞鼂采，凡一琴，香一鼎，竹爐、茶灶一具。昧爽櫛梳，輒誦羲文易象、虞夏周書、公旦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左、國、兩司馬諸史，倦則消遙雙樹側。110105 1997 年財政部基隆關稅局欲收回紫藤廬部分屋舍，引起市民向市政府陳情，學者黃富三認為，就歷史的長遠性而言，紫藤廬不能跟真正的古蹟相比，畢竟紫藤廬曾經改建、翻修，並不是真正的古蹟，台北市政府最後決議把它列為古蹟的理由是：「為了彰顯紫藤廬文化價值，近年經過藝文界人士及業者奔走，免去被拆之浩劫，由市府鑑定為古蹟而獲保存。」由此可知，市政府基本上是想樹立一個典範，就是古蹟可以不只看硬體，也看重軟體的意義。劉蘊芳，〈新古蹟的誕生――紫藤盧〉，《光華雜誌》，1997 年10 月份，1997，頁130。106 張宏庸，《台灣傳統茶藝文化》，台北：漢光文化，1999，頁21。107 張宏庸，《台灣茶藝發展史》，台中：晨星，2002，頁266。108 張宏庸，《台灣傳統茶藝文化》，頁77。109 張宏庸，《台灣傳統茶藝文化》，頁76。110 明˙費元祿，〈鼂采館清課序〉，《鼂采館清課》，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27嘗書數語於屏間，謝絕世務，自道德文章之外，一不與聞。性不飲酒，而喜啜茗。築綠蘿小徑，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窗，興至舉筆，或書或畫，輒寫數十幅，如有神功。111從林占梅的文句對照費元祿的詩句及王問的形象描摹，可以發現這三位茶人有幾個共同點：酷嗜茗飲、恬退達趣、希企隱逸，這些特點可以說是明代茶人的共同形象與性情行為，明代茶人所散發出來的形象大抵如此，傾向於內向自我的追尋，超凡而率真，和傳統的隱士可說是如出一轍，112而這些特質似乎也延伸到台灣茶人的身上。圖1-4：草舍煮茶圖。資料來源：吳智和，《茶的文化》，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84，頁38。中國人喝茶，著重的不是飲茶功效，而是茶所帶來的精神象徵。唐代陸羽是「中國茶藝」發展的創始人，其所撰寫的《茶經》，內容幾乎涉及所有茶事，113在某種程度上，該書可說是中國全部茶書的總目，以後撰寫的茶書大多不超出《茶經》的範圍。陸羽的著作提升了飲茶層次，使茶成為中國精神文化中的一環，茶藝文化至明代達到極盛，茶書的著述，數量超越過去任何一個朝代，飲茶的模式有了標準，111 明˙張萱，〈高尚˙王問〉，《西園聞見錄》，台北：華文書局，1968，卷22，頁9 下。112 吳智和，〈明代的茶人集團〉，林慶弧編，《第三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4，頁317-318。113 《茶經》分為三卷十節，約七千多字，卷上：一之源，講茶的起源，茶的形狀，名稱和品質；二之具，談採茶、製茶的用具；三之造，論述茶葉的種類和採製方法。卷中：四之器，羅列煮茶、飲茶的器皿。卷下：五之煮，講究烹茶的方法和各地水質的品第；六之飲，談飲茶的風俗；七之事，敘述古今有關茶的故事、產地和藥效；八之出，談各地所產茶葉的優劣；九之略，指出哪些茶具茶器可以省略；十之圖，教人用絹寫茶經懸掛。吳智和，〈飲茶˙茶書˙陸羽〉，陸羽，《茶經》，台北：金楓，1991，頁17。28茶器也有了新的改良，而茶藝的精神文化，在明代更是表露無疑，114實際上，明代茶人已經將飲茶視為「人品」修養的條件之一，115因此，明代茶人的飲茶生活和性靈生活是合而為一的，飲茶的嗜好已注入文人集團的生活圈之中，成為一種普遍並受重視的精神生活象徵，116這種文化現象可說是明代中晚期茶人集團生活模式的特色之一，117今人談論茶藝文化，實有必要追溯到明代人士的貢獻。118於是我們發現，出現在台灣的文人茶文化，也延續了明代的飲茶模式，無論是茶藝館外部的園林建築，或是茶藝館內部的氣氛營造，都顯示文人飲茶最終追求的乃是性靈生活的提升。第三節 日治時期咖啡館裡的藝文現象一、咖啡館是現代化的指標昭和九年(1934)三月六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出一篇標題為「大稻埕顯著現代化――咖啡店林立，常設劇場誕生」的新聞稿，(如圖1-5)該篇描述了大稻埕商業娛樂蓬勃發展的現象，指稱大稻埕已躍身為現代化都市。119日本政府於1934 年刊出這篇報導，似乎是在爲1935 年「始政40 年台灣博覽會」做準備，在此之前，博覽會已盛行於歐美國家，這些先進國家舉辦博覽會的目的主要是向外人展現本國現代化的成果，台灣身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自然是日本展現其建設成果的重要媒介。120「始政40 年台灣博覽會」製作的旅遊案內地圖，也特別標示出「日活」、「永樂」、「芳野」、「巴會館」、「美人座」、「明治」、カフエーボタン、パルマ喫茶店、新高喫茶部、水月、森永等店家的位置，121可以想見日本政府對於咖啡館的營業登記十分重視，並且認為咖啡館是值得推薦博覽會來賓參觀的現代化場所之一。114 吳智和，〈飲茶˙茶書˙陸羽〉，陸羽，《茶經》，台北：金楓，1991，頁7-8。115 明˙屠隆，〈人品〉，《考槃餘事》，北京：中華，1985，頁27 上。116 吳智和，〈明代文人集團的的飲茶生活〉，徐小虎、陳麗宇編，《第一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3，頁283。117 吳智和，〈明代的茶人集團〉，林慶弧編，《第三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4，頁320。118 吳智和，〈飲茶˙茶書˙陸羽〉，陸羽，頁8。119 不著作者，〈大稻埕顯著現代化――咖啡店林立，常設劇場誕生〉，《台灣日日新報》，昭和九年三月六日，版2。120 程佳惠，〈1935 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是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0。121 沈孟穎，〈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58。29圖1-5：《台灣日日新報》的標題資料來源：《台灣日日新報》，昭和九年三月六日，版2。咖啡館被視為現代化表徵的現象不只在台北，在上海、東京也有相似的情況。一九三○年，上海已是一個繁忙的國際大都會，在大街小巷裡，尤其是法國租界裡，到處可以看到咖啡館，摩登的中國人通常會到咖啡館，接受西方的文化，嘴裡還夾著些洋文，122「坐咖啡館裡的確是都會摩登生活的一種象徵。」123上海作家張若谷不僅將咖啡館視為「現代城市生活的點綴」，也把咖啡館和電影院、汽車一起當作是現代性的重要標誌。124至於在日本，最早有咖啡的記載是在1804 年，真正普及是在明治中期以後，明治21 年(1888)年，第一家咖啡店在東京開設，店內還放置了西洋書籍，以供客人親近西方文化。日本本國經歷過明治維新的時期，對西方文化有強烈的嚮往，這點除了反映在他們對國家的經營方向外，也反映在他們對咖啡館設置的鼓勵，從咖啡館的數目上即可看出這一點，1935 前後，東京登記的咖啡館便高達三千多家。125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透過其詳盡的營業登記，可以推知咖啡館的設置頗受日本政府的重視，昭和八年(1933)，台北登記經營項目為「咖啡(カフエー)」的餐飲店有30 家、昭和十一年(1936)有32 家、昭和十二年(1937)有38 家、昭和十四年(1939)122 陳丹燕，〈上海咖啡館的編年史〉，《聯合文學》，第204 期，2001.10，頁148。123 張若谷，〈俄商復興館〉，《戰爭，飲食，男女》，上海：良友，1933，頁143。124 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學，2000，頁21。125 廖欽龍譯，《咖啡事典》，台南：驊優，1997，頁74-77。30有35 家、昭和十五年(1940)有28 家，126這些統計的數目尚不包括營業項目為「喫茶店」的餐飲店，此外，對於台北以外的餐飲業，日本政府也有詳細紀錄，昭和十四至十六年間(1939-1941)，新竹登記經營項目為「咖啡(カフエー)」的餐飲店有10 家，台中有8 家，彰化有2 家，台南市有12 家，嘉義市有13 家，高雄市有25 家、屏東市有3 家。127日治時期，除了民間廣設咖啡館，甚至在總督府地下室也有一個咖啡館，當時一般百姓可以到總督府辦公事，事情處理完還可以到地下室的咖啡館喝杯咖啡，128從這點來看，喝咖啡可說是日本政府官方認可的現代化行為表徵。圖1-6：カフエートンボ 內的客人。資料來源：小山權太郎，《臺北市大觀》，北市：南國寫真大觀社，昭和6 年(1931)。咖啡館普遍設立之外，日本政府也嘗試在台灣栽種咖啡豆，主要是為了滿足日本本國對咖啡消費的廣大需求，129隨著1935 年，東京咖啡館的數目擴張至三千多家，日本政府在台灣栽培咖啡豆數量也日益龐大。日本在台灣栽種咖啡樹並非創舉，台灣首度有咖啡樹的移植是在1884 年，由茶商德記洋行裡的一位英國人自東南亞輸入咖啡樹苗一百株，這次的移植並不成功，後來經過幾年的嘗試，才有小規模的栽種126 臺北市勸業課編，《臺北市商工人名錄》，昭和8 年、昭和10-15 年，台北：臺北市役所，昭和九年。127 戴振豐，〈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日治時期台灣的咖啡〉，《台灣歷史學會會訊》，第17 期，台北：台灣歷史學會，2003.12，頁36-39。128 蔡采秀，〈從日治到戰後的臺北(1895-1985)――一個都市性質轉變的歷史過程分析〉，《臺灣史研究》，1996.12，3：2，頁37。129 戴振豐，〈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日治時期台灣的咖啡〉，頁32。31成果。130但是這些都屬於零星的種植，直到日治時期，台灣才在日本有計畫的栽種下，達到企業化的生產標準，此時作為經濟作物的咖啡，主要是供應日本本國及台灣本島的需求，並沒有輸入日本、台灣以外的地方。131從咖啡館的普遍設置，到咖啡樹的栽種，可以推想日本對於咖啡事業的經營具有深遠計畫，這樣的政策和戰後國民政府的方針有顯著的不同。二、郁達夫造訪台北的咖啡館1936 年冬天，郁達夫結束在日本的訪問後，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抵達台灣基隆，132在此之前，郁達夫訪台的消息已經流傳半年之久，台灣文學界對此極為期待，黃得時(1909~1999)即回憶道：那一年，我還只是台北帝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我一直喜歡文學，所以，也就非常關心「五四」以後的文學活動，當然，也關心那些活躍於文學活動中的作家。而郁達夫，他尤其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另外，也因為我不喜歡政治，對於唯美主義的浪漫作品，自然比較喜歡。那些充滿著浪漫色彩的郁達夫作品，更是我喜歡的讀物。133這段回憶充分反映了當時台灣的處境，乃是夾雜於中國與日本之間：一方面承接著中國的文化，一方面遭受日本政府的壓抑。從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運動以至於辛亥革命，新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步驟和動向，都影響著台灣，其中，五四運動的影響可說是最為強大，這個否定舊中國，以建設科學、倫理、民主新中國的運動，不但是抗日的政治運動，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其中語文改革的主張，也促使台灣覺醒，進而產生規模宏大的抗日民族文學。134另外，在日本統治之下，政治是個極為敏感的話題，郭水潭(1908~1995)曾紀錄下當年到台南鐵路飯店拜訪郁達夫的情景：130 蕭其來，《台灣的咖啡》，台北：海外文庫，1956，頁2-3。131 戴振豐，〈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日治時期台灣的咖啡〉，頁34。132 陳松溪，〈郁達夫的台灣之行〉，《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第2 期，台北：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1987，頁265。133 李宗慈，〈訪黃得時，談郁達夫〉，《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第2 期，台北：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1987，頁275。134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頁20。32事情是，那天晚上郁先生所寓的飯店裡發現了日本特務警察的佈置，而且佈置得很周密。他們有的在沙龍喝茶，有的在走廊閱報紙，有的在客廳圍棋。離我們在咫尺之間，團團的圍繞著我們，??，我們臨場看看情形不對，於是警覺起來，所以話題集中於文學，對於政治概不提起。如果不是特務警察在監視，那麼我們一定會談到政治問題去。135無怪乎黃得時當時的心境乃「不喜歡政治」，即使是郁達夫，到了台灣也是避談政治，前後四天的訪台時間裡，所關心、所談論的，「除了文學仍只是文學」。136郁達夫的台灣之行對台灣文化界的刺激頗深，137他並於訪談期間光臨明治喫茶店138，為台北的咖啡館文化增添一樁軼事，黃得時於受訪時談到此事：記得25 年底，郁達夫先生到台灣，在報館演講「中國的詩」，之後一起到榮町的明治喝咖啡，郁達夫是很浪漫的人，酒量很好，大夥暢談文學事。139那個時代，文人泡咖啡館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只在台北有此現象，在上海、東京亦是如此。其中在上海，喝咖啡的習慣和風格最初來自上海的法租界，當公共租界忙於展示高度的商業文明時，法租界卻優雅地散發著法國文化的特殊魅力，法國文化得以在上海傳播開來，也和中國的一批親法作家有密且關係。張若谷，這位熱烈的親法份子，甚至為咖啡寫了一本散文集，並總結去咖啡館的三種樂趣：首先，咖啡本身的刺激，效果不輸鴉片和酒；第二，咖啡館提供了和朋友長談的場所；第三，咖啡館有動人的女侍140。郁達夫也屬上海親法的知識份子，這些親法份子對於135 郭水潭，〈憶郁達夫訪台〉，《臺北文物》，3：3，1954，頁73。136 李宗慈，〈訪黃得時，談郁達夫〉，頁275。137 黃得時，〈郁達夫先生評傳(一)〉，《臺灣文化》，2：6，1947.9.1，頁15。138 咖啡館在日本稱之為「喫茶店」，與「音樂茶室」、「咖啡屋(館、廳)」，皆有相似的功能、環境與氣氛，早期各種稱法都有人使用，例如「田園音樂茶座」、「明治喫茶店」、「森永喫茶店」、「日活喫茶店」??等，都算是提供咖啡飲料的咖啡館。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42。139 姜捷，〈一頁咖啡色的文學〉，《聯合文學》，1：4，1985.2，頁194。140 咖啡館雇用女侍的現象十分普遍，在東京、台北皆然。台灣的咖啡館是在日本政府積極引介西方品味的情況下移植到台灣，其日文「カフエー」是直譯自CAFE，一般登記經營項目為「カフエー」的餐飲業，最初只提供客人咖啡、西點和西餐，或是日本料理，後來因應客人要求才慢慢以賣酒為主，店裡往往有穿著緊身旗袍的女侍招待客人，有些店家到後來直接轉變為聲色33法國的文化習慣有很高的接受度，在咖啡館聚集因而成為他們重要的日常儀式。141至於日治時期郁達夫光臨的「明治」，瀰漫的不是法國的風情，而是濃厚的日本味，當時喝咖啡並不普及，主要是日本人或是自日本留學回來的知識份子才會進咖啡館，142黃得時如此回憶：咖啡館呢？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坐坐，談文學，欣賞名畫，聆聽名曲，哪些人嗎？大多是新聞記者，和業餘作家。那時人口少，館子也少。比較常去的是明治喫茶店和森永喫茶店。??那時，我是台灣新民報副刊主編，每天到報社上班前，就先喝一杯，傍晚下班後也會去坐坐，甚至要找人或人家要找我，都可以咖啡館為聯絡地代洽。寫文章的人很少，多半是記者，交換新聞啦，寫點採訪什麼的。不過常有文藝座談，和小型畫展，當年的畫家開展，純粹是請大家欣賞，不營業賣錢的。143日治時期的台北咖啡館，其位置主要分布在城內的榮町、艋舺的西門町，以及大稻埕的大平町，黃得時提到的明治喫茶店、森永喫茶店，皆為日人在台經營的咖啡館，前者位於榮町，後者位於太平町，144從臺北市勸業課編輯的《臺北市商工人名錄》來看，當時經營咖啡館的有日本人也有台灣人，若直接從經營者姓名來推測，無法確知是日本人多還是台灣人多，因為當時有些台灣人會另取日本名字。從黃得時的回憶來分析，當時，咖啡館裡是不時興政治運動的，通常是聚集一些記者、藝文人士等等，咖啡館的藝文傾向，一方面是因為黃得時習慣活動的店家其經營者乃日本人，自然難以轉變為政治運動的溫床，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台灣公共文化145的一種營業場所。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41。141 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學，2000，頁19-21。142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42。143 姜捷，〈一頁咖啡色的文學〉，《聯合文學》，1：4，1985.2，頁194。144 臺北市勸業課編，《臺北市商工人名錄》，昭和8 年、昭和10-15 年，台北：臺北市役所，昭和九年。145 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作用是將大眾集體無意識深處的渴望、需求、焦慮、困惑、夢想加以投射實現，利用此一形式來形塑目前大眾所關懷的日常生活，並以此種方式表現出集體的分享，即對文化任務的承擔。包括報紙副刊上的純文學作品、文化論述與公共論談，電影院、劇院裡所演出的曲目，音樂廳、美術館裡所舉辦的藝術活動，甚至於公共與私人建築的外型設計，乃至於街道上、百貨公司裡的種種展示，或是半私人消費空間如茶坊、咖啡廳、KTV、MTV這些場所裡所展現出來的文化活動，都可以說是公共文化的展現。廖炳惠，〈台灣的公共文化〉，《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頁141-142。34非政治性面向。1895 到1920 年間，日本人所推展的經濟政策和地方士紳、地主配合的結果，使得台灣許多文化菁英有機會受到栽培，並以家族財力前往日本留學，這些文化菁英在留日階段裡，思想受到啟蒙，深感台灣民族需要自覺，這羣文化菁英回國後結合經濟力量與文化影響力在台推動反殖民運動，日本總督府遂於1927 到1930 年間，對台灣內部的文化運動以恩威並施的方式來加以分化、壓抑。1930 年以後，台灣的文化菁英一方面由於日本的分化策略的成功，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文化菁英的理念不同，遂產生各自為政的現象，並逐漸地下化，自此台灣的公共文化便產生一種現代主義的非政治面向，或是一種理想化的社會主義傾向，這些傾向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就是走向社會主義寫實，表現在繪畫上，即是邁向西洋現代美術的實驗，台灣當時在公共文化上的無力感卻也因此成就了當時的文學和藝術。146因此，日治時期的咖啡館裡，看不見文人對政治高談闊論，也看不見革命家在裡頭秘密集會，咖啡館若是聚集了文人，裡頭瀰漫的通常是對主政者無害的文學和藝術，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治時期咖啡館裡盛行的活動主要是藝術展覽。三、咖啡館裡的藝文活動正如蒙瑪特和蒙巴爾納斯的咖啡廳，是巴黎畫家詩人們的集結中心。台北大稻埕的「波麗路」咖啡廳和「山水亭」酒家也曾一度是台北文藝青年們清談的所在。147昭和7 年，廖水來和王井泉都在畫家楊三郎(1907~1995)長兄經營的維特(Werther)任職，廖水來為廚師，王井泉為經理。148維特本來是開風氣之先的咖啡廳，初期也聚集了一些文人雅士談論時代思潮，但是生意太過清淡，老闆楊承基決定將維特轉型為酒家，其有「台灣第一家高級酒家」之稱。149幾年後，廖水來和王井泉都離開維特，分別開設了「波麗路」及「山水亭」。146 廖炳惠，〈台灣的公共文化〉，《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頁144-147。147 謝里法，《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台北：藝術家，1998，頁75。148 湯皇珍，《陽光、印象、楊三郎》，台北：雄獅圖書，1994，頁21。149 莊永明，〈「山水亭」的「古井」―王井泉〉，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257。35圖1-7：維特開業一週年紀念照(昭和七年，1932)。廖水來於第二排左二，王井泉為前排中座者。資料來源：湯皇珍，《陽光、印象、楊三郎》，台北：雄獅圖書，1994，頁21。位於延平北路的「波麗路」從1934 年開始營業，其聲望從日治時期延伸至今，中文店名直譯自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的名曲「BOLERO」，餐廳的創辦人廖水來先生自身熱愛音樂藝術，從店家命名、店內裝潢到設備來看150，不難發現經營者洋派且前衛的作風。謝里法(1938-)曾提到一段關於「波麗路」的往事：回來的路上經過茶行，再走過去就是大姐在那裡相過親的『波麗路』西餐廳，我吵著要進去看一眼，結果兩人坐下來喝了一杯カルピス(可爾必思)才離開。??那天的事對我都是新鮮的，然而回想起來卻什麼都是灰色的。進入戰時的大稻埕街道本來就失去原有的色彩，所看到的「冬瓜三錢」是黑白片，喝的カルピス(可爾必思)是杯白冰水，「波麗路」的裝潢是灰色調，走在寒冷的夜空底下黑沉沉的一片??。151謝里法以成年心境寫下的兒時記憶裡，1941 年以後的大稻埕是灰色的，即使進入了富麗堂皇的波麗路，眼前仍是一片灰色，這樣的心境或許和謝里法在1970 年代撰寫《日劇時期台灣美術運動史》的經驗有關，透過文獻的爬梳與歷史的建構，謝里法150 波麗露在六十幾年前即備有78 轉的自動電唱機播放古典樂曲，餐廳內的設計是由畫家顏雲連擔任，其以西班牙風格作為空間設計的主調，二樓一邊是機艙式窗戶，一邊是流動的雲彩，四方牆壁還掛了幾塊畫布，供來客揮灑創作。陳佩君採訪撰文，〈波麗路西餐廳〉，《很久很久以前?》，台北：明日工作室，2004，頁17。151 謝里法，〈童話大稻埕〉，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頁7。36的心靈親近了咖啡館在藝文界的輝煌時代，但在其真實的體驗中，謝里法進入波麗路的時節是二次大戰期間，當時他大約5 歲左右，戰爭的殘酷早已掩蓋藝文的風氣，所以在謝里法的心裡，一切都是灰色的，這樣的感受是成年謝里法所揣測其兒時心境，還是其兒時真的感受到的？不得而知，但是無論如何，1930 年代，波麗路曾經是那個時代文藝界的一種象徵物152，謝里法也以文字紀錄了波麗路與美術界之間的連結。圖1-8：波麗路裡面的年輕客人。資料來源：湯皇珍，《陽光、印象、楊三郎》，台北：雄獅圖書，1994，頁20。波麗路是當時年輕文化人最常聚集的地方，第一代美術家153幾乎沒有人不曾到過這裡，除了畫家，文學界的張文環、呂赫若、王白淵，律師陳逸松、黃啟瑞，以及文化運動的支持者李超然、王井泉、周井田等都是波麗路的常客。154由於廖水來本身對美術的興趣，早期美術界會在此舉辦年展，直到歷史博物館開始舉辦展覽，這個活動才轉移了陣地。155至於山水亭的老闆王井泉雖然在餐飲界赫赫有名，但也喜歡和文人打交道，由於他恬淡好客，以「店」會友，使其博得文化界的甘草人物之稱，許多當代台灣文152 謝里法，〈島嶼美學――關於「台灣早期美術運動文件展」，附：七星山和波麗路〉，《探索台灣美術的歷史視野》，台北：市立美術館，1997，頁81。153 謝里法撰寫《日據時期美術運動史》時，將台灣的前輩畫家分成兩代來看：屬於台陽美術協會的畫家，由於較早留學日本，所以是第一代，如廖繼春、顏水龍、李梅樹、楊三郎、陳澄波、陳清汾、李石樵等。第二代即是稍晚留日的畫家，如陳德旺、張萬傳、洪瑞麟、陳春德和藍運登等。謝里法，《日據時期美術運動史》，台北：藝術家，1998，頁60、208-217。154 謝里法，〈島嶼美學――關於「台灣早期美術運動文件展」，附：七星山和波麗路〉，頁81。155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75。37人經常光顧山水亭，包括林茂生、徐坤泉、吳天賞、楊雲萍、黃啟瑞、陳逸松、呂赫若、吳新榮、楊三郎、李超然、江燦琳、張文環、黃得時、巫永福??等，還有一些不滿「日本至上主義」的日本青年如人類考古學家金關丈夫、台大文學部長矢野峰人、德川時代文學的研究者瀧田貞治、民俗學家池田敏雄，也都是山水亭的客人。這些人戰時在此聚集高談闊論，評畫賞文。畫家林之助曾有一首題為「半樓」的日文小詩，如此歌詠「山水亭」(王昶雄譯)：古井兄是位好好先生畫家、文士、樂人們每每都讓他請客山水亭又窄又陋的半樓裡曾蠢動過臺灣文藝復興的氣流有喜氣洋洋的景象也有訴不盡的哀愁156值得一提的是廖水來和王井泉都是文化界的熱心人士，廖水來曾充當畫家的贊助人與經濟人，對日據時期的台灣美術運動貢獻匪淺。157至於王井泉也是台灣藝術活動重要的幕後英雄，他既是藝術界的諍友，也是出錢、出力最多的一個人。山水亭和波麗路經常聚集一群文人雅士的情況，到了戰時，那種熱烈的氣氛才開始冷淡下來。158由此可見，咖啡館是否能成為一個文化創製的空間，除了和消費族群有關，也和經營者的喜好及其經營風格有關，雖然日治時期留下咖啡館的文獻不多，咖啡館裡曾經存在的藝文色彩仍有跡可循，只是無法斷言其普遍的程度，畢竟當時台北有登記的咖啡館眾多，有留下的藝文軼事卻只有上述的幾家。綜論咖啡館的發展脈絡，最早出現於阿拉伯世界之際，咖啡館已經顯露其與官方對立的反動色彩，咖啡館內聚集的人群，不光是為了喝咖啡，也是為了聚會交流，因而引發當局政府與宗教團體的隱憂，甚至頒布了咖啡館禁令。之後咖啡傳到歐洲，156 莊永明，〈「山水亭」的「古井」―王井泉〉，頁261-262。157 莊永明，〈「山水亭」的「古井」―王井泉〉，頁259。158 莊永明，《台北老街》，台北：時報，1991，頁112。38咖啡館裡眾生喧嘩的現象依舊，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 )認為無論是在英國或是法國，咖啡館都具有同樣的社會功能，它們首先都是文學批評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評中心，在這樣的批評過程中，一個介於貴族社會和市民階級知識份子之間的有教養的中間階層開始形成了，在機制上，咖啡館首先要求具備一種社會交往方式，這種社會交往的前提不考慮社會地位問題，其中的趨勢是反等級禮儀，追求「單純作為人」的平等，在此基礎上，論證權威才能要求和最終做到壓倒社會等級制度的權威。因此，咖啡館不僅向權威性的圈子自由開放，進入其中主要是廣泛的中間階層，乃至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在這樣的空間裡，公眾觀念才能稱其為觀念，進而成為客觀要求，因此，咖啡館可說是醞釀公眾觀念的重要公眾活動空間之一，159同時也是西歐社會中奠定公民社會基礎的公共領域160之一，這樣的特質也使得咖啡館早期在歐洲並不受到官方單位的鼓勵，甚至有些禁令的頒布，就是為了抑制咖啡館內日益高漲的民意。反觀中國社會的茶藝館，不難發現中國文人的飲茶文化，和西方文人的咖啡館文化是有所差異的，中國人除了將飲茶視為精神象徵──透過飲茶向內在自我探索，以達到性靈生活的境界──同時也注重茶藝方面的研究，將飲茶的過程視為一種極緻藝術的表現，因此出現大量研究茶藝的茶書。然而，西方人往往將咖啡視為一種醒腦的飲料，主要著重於咖啡的物性，雖然咖啡被定位為具有「啟蒙」效果的飲料，但是其意義和茶的精神意義是不同的：在咖啡館和茶藝館中，西方人和中國人都在追求精神上的提升，但是，相對而言，西方人的追索屬外向性，注重學術思想的啟蒙，中國人則屬內向性，重在文學藝術的薰陶，因此，西方文人咖啡館裡充斥著革命進步思潮，具有政治功能，而中國文人茶藝館則是瀰漫著靈性閒適的氛圍，對政治顯得較為冷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擴散，咖啡館在世界各地逐漸林立，台灣也在日本西化殖民統治政策之下首度出現咖啡館。浸淫在西化浪潮聲中，日本官方對咖啡館的設置159Jürgen Habermas(哈伯馬斯)原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2002，頁42。160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由哈柏瑪斯提出，內容指出在18 世紀社會裡，有一些社會制度，這些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公民社會的基礎，而這些制度包括報紙、雜誌、咖啡館??等一些公共場所，人們在這些公共場所的論述模式逐漸形成了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此外，公共領域乃介於私領域與公權力領域之間，它的功能在於使人們能聚集，並討論公共事務，達成對事務理念的共識與了解。Jürgen Habermas(哈伯馬斯)原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2002，頁38。39乃抱持著積極樂觀的態度，並將之視為現代化表徵，其和阿拉伯世界及歐洲社會中咖啡館遭受官方壓制的處境有著天壤之別。此時，聚集在咖啡館裡的文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也相當克制的避談政治，而是以共同切磋文藝為主要活動，頗有傳統茶藝館的風範，只是，此時咖啡館內的文學藝術，不再是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琴棋書畫，而是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文藝。40第二章 戰後台北文人咖啡館的興起背景咖啡並非台灣的民生必需品，戰後至1980 年代期間，喝咖啡仍是少數族群的消費行為，直至1980 年代後，麥當勞的移入並提供無限續杯的服務，咖啡才逐漸擺脫其高貴的形象，此後，更由於連鎖咖啡專賣店及平價咖啡館的廣泛設點，咖啡的飲用才更加普及。161論及戰後文人咖啡館之前，必須先了解當時文人所面對的整個大環境，包括政治情勢、國家政策、社會氛圍、出版言論的空間、以及生活水平等，才能進一步了解文人咖啡館在當代社會脈絡下的意涵。1950 至1970 年代為文人咖啡館最活躍的時期，因此，筆者首先主要論述這個期間的政治社會與民生經濟現象，以及台北都市發展與外來文化滲透的過程、並申論文人咖啡館的位置分布與都市發展的關係，最後討論咖啡館的色情現象及其黃色形象，以便能全面掌握戰後文人咖啡館興起的背景。第一節 政治社會與民生經濟一、一場迎接祖國的荒謬劇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終於脫離了殖民政府的統治，當時台北街頭瀰漫著狂歡氣氛，市民為了祝賀，紛紛將長年匿跡的花燈、花籃、繡採拿出來裝飾，大放鞭炮，此後，從殖民地的桎梏解放出來的台灣人民，無不懷抱著孤兒迎接母親般的心情，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162同年9 月5 日，國民政府通知林獻堂等六人163，擔任台灣人民的代表，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這個消息傳開之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對台灣人民而言，這表示祖國已經攤開慈愛的雙臂，歡迎這失落五十年的孤兒，投入她的懷抱。這份名單沒有過去日本御用紳士在內，使台灣民眾得到一種欣慰，而提高了返本歸宗的情緒。164從8 月15 日至10 月5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任接收人員抵達台北為止，整161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94、123。162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草根，1995，頁136。163 參加國民政府在南京受降典禮的有林獻堂、羅萬俥、林呈祿、陳炘、蔡培火、蘇維梁等六人，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1995，頁411。164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頁411-412。41整五十天，台灣出現政治的真空時期，此間陳炘發起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匯集了過去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人物，165共同為台灣政治真空期付出心力，他們一面響應蔣委員長在大陸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發動各地人士共同推行，一面又呼籲地方知識份子就地組織青年服務隊，協力維持家鄉的治安。當時的台藉知識精英，無論舊雨新知，都是懷著滿腔熱血與興奮心情，一起討論著今後應如何來建立新台灣。166在等待復等待中，國軍終於在十月十七日光臨了。全島六百萬的同胞都齋戒沐浴去迎接。台北市民不管男女老幼，全部出來，整個都市沸騰般熱鬧。在長官公署前面，日本的中學生、女學生、高校學校的學生、民間團體、紳士，甚至大學教授都出來，立在大馬路兩側，乖乖的排列著。??每個人執著旗盡情地揮著，旗浪摇盪，使前面看不清什麼，不知誰喊著：「哦！來了來了！祖國的部隊來了??」我儘量站高身子去看，但那些軍人都背著雨傘，使我產生奇異的感覺。其中也有挑著鍋子、食器以及被褥的。感到非常的奇怪，這就是陳軍長所屬的陸軍第七十軍嗎？167圖2-1：洪朝明的〈迎神圖〉。圖中反映了光復初期民眾歡迎國民政府的氣氛。圖片來源：《新新》月刊創刊號，1945.11.20，頁12。台灣如此殷殷期盼，但祖國能給台灣的是什麼？日本治台五十一年來，台灣的165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第一次籌備委員會於1945 年9 月10 日，在台灣信託公司台中支店召開，常任委員有陳炘、董朝清、張煥珪、王金海、洪元煌、葉榮鐘、楊景山、莊垂勝、張星健、張聘山等人。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頁432。166 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頁410-413。167 吳濁流，《無花果》，頁145-147。42食衣住行都比中國好，日本人「為了擠奶而肥牛」，所以將台灣建設為現代化的國家，論市政，台灣已可作為全亞洲的模範，論工業，台灣遠走在大陸的前面，因此，在台灣人心中，國民政府所能給予的就是「自由」――思想的自由、發表的自由――憲法所允許的自由。168然而這樣的期盼，卻在光復後短短幾個月就全部落空了。在此一年間，我們做些什麼呢？記得去年的今天，我聽著日皇投降的電訊，感動得汗流身顫。是覺得我們解放了，束縛我們的鐵鎖打斷了，我們可以自由的生活。我相信我們心未死，有所為，很多的朋友都說：我們要同心協力建設一個好的新台灣，但是結局如何呢？很多的青年在叫失業苦，很多的老百姓在吃「猪母乳」炒菜補，死不死生無路，貪官污吏拉不盡，奸商倚勢欺良民，是非都顛倒，惡毒在橫行，這成一個什麼世界呢？說幾句老實話，寫幾個正經字卻要受種種的威脅，打碎了舊枷鎖，又有了新鐵鍊。結局時間是白過了，但是回顧這一年間的無為坐食，總要覺得慚愧，不覺的哭起來，哭民國不民主，哭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寶貴的一年白費了。1691947 年2 月27 日，因為一場查緝私煙的意外，間接引發全島的腥風血雨，這並非偶發的事件，而是台灣人民積壓已久的情緒爆發。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來弊病叢生，接收人員素質不良，貪污、軍紀敗壞的現象不斷發生，外加語言及文化的隔閡、經濟危機、日產處理的問題，以及國民政府給予台灣人的工作機會並不公平，造成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積怨日深。170二二八事件後，長官公署計畫性的發出逮捕令，竟然連與事件無關的人也被抓被殺，使得台灣社會精英幾乎被屠殺殆盡。陳儀給台灣這沉痛的一擊，光復的甜夢也頓然瓦解，原本同心對抗外省的本省人也開始分裂，大體言而分為超越派、妥協派、理想派、抵抗派等四個派別，超越派對政治絕望，從此逃避，對政治不聞不問；妥協派立即改弦易轍，淪為御用；理想派一心想挽回168 蕭乾，〈冷眼看台灣〉，《人生採訪》，台北：聯經，1990，頁256。169 楊逵，〈為此一年哭〉，《新知識》創刊號，1946.8.15，頁13。170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台北：時報，1993，頁116-159。43頹勢，過著批判的誠實生活；抵抗派則潛入地下，後因國民政府極力搜索而流亡海外。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幾乎是知識份子或學生，所以一般民眾較少罹難，但是政府積極的逮捕行為，卻也使得民眾像回到日本時代一樣，對政治再也不關心，只為自己的生活而專心工作了。171圖2-2：黃榮燦的木刻版畫。其為二二八大屠殺的歷史場面留下見證，此畫最初發表於1947 年4 月28 日的上海《文匯報》，黃氏本人最後死於1950 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圖片資料來源：遠流視覺書編輯室編著，《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台北：遠流，2000，頁31。二、思想箝制下的出版言論空間台灣人民尚在二二八事件的風暴中驚魂未定，警備司令部卻於1949 年5 月19日宣布全台灣省進入戒嚴時期，並於次日公佈戒嚴令，直至1987 年才宣布解嚴；這段期間，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採行軍事統制，憲法規定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權，包括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講學等各項自由均受到嚴格限制，國府緊接著於6 月21 日公佈「懲治叛亂條例」，次年6 月13 日公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72顯見國民黨制定了一套相互補強的控制法令，以便能全面的壓制台灣社會，此外，1950~1954年集中施行的「白色恐怖」政策，更是將台灣人民最後的喘息空間給剝奪殆盡。1950 年間，台灣的處境轉危為安，乃歸因於韓戰的爆發。當時台灣簡直朝不保夕，外有中共陳兵對岸，準備攻擊，內有經濟面臨崩潰的危機問題。韓戰的爆發，卻改變了台灣在國際的角色，美國也由「放手政策」，轉變為全力扶持台灣，1954年中美協防條約的簽定，台灣被納入東亞反共圍堵防線的集體安全體系，和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國形成阻止共產主義進一步擴張的防禦線。這個國際角色，使蔣介171 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草根，1995，頁208-209。172 參閱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台北：國史館，2000，頁25、32、44。44石的中華民國政府被西方集團國家認定具有「合法性」，而在美國支持下，國民黨展開大規模的改革，173其中包括1950 至1954 年間，國民黨政權在台展開集中性、持續性、廣泛而殘酷的政治撲殺運動，也是在美國的默許下進行的，而這個制度性、計畫性的國家暴力，並沒有在1954 年終止，國民黨這個長期的恐怖政策，對台灣的社會、精神和文化，起了巨大的殘害作用。174在國民黨全面性的恐怖統制政策下，台灣社會瀰漫著恐怖的氣氛，街道上舉目可見「通匪者死」、「匪諜就在你身邊」、「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等標語，車站、市場等公共場所，還會不定期公告被槍決之「匪諜」的身分資料，175至於與文人相關的文學出版環境，除了反共文學176大行其道外，國民黨也透過出版法的制定，來箝制文人的思想言論。實施68 年之久的出版法於1998 年10 月2 日由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廢止，這部法律是在1930 年12 月16 日由國民政府制定公佈，迄今共修定六次，因為其中諸多條文或窒礙難行，或不合時代潮流，或有箝制思想之爭議，遂於1998 年通過廢止。177出版法的廢止，無論從落實民主政治或保障言論自由的角度而言，均具有歷史性的重大意義。國民政府於1930 年頒布的出版法，其實質重點有二，分別是對出版物及出版者的行政管理規定，以及禁止反政府、反中國國民黨、反三民主義之出版物出版與發行。該法內看不到對出版人與出版事業之基本權益的保護條款，更未有對優良的出版人與出版事業予以獎勵的文字，該法的精神在「禁止」而不在「促進」，所以實質上是阻礙了出版自由，缺乏協助出版事業向前發展的作用。178這個法案沿用至1998 年，雖然之間歷經六次的修法，但是法內維護國民黨立場、思想箝制的本質並無多大改變，179透過發生於1950 年代的雷震案，即可看出國民黨為了維護黨的利益，不惜作出見風轉舵的舉措。1949 年11 月由上海移轉到台北的《自由中國》發行第一期半月刊，實際負責173 彭懐恩，《台灣政治變遷40 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70-71。174 藍博洲，《白色恐怖》，台北：揚智，1993，頁21、119。175 藍博洲，《白色恐怖》，頁41-43。176 1950 年5 月4 日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是50 年代最活躍的官方文藝團體，其積極推動的反共抗俄文學，幾乎壟斷了整個文藝活動長達十年之久。這個團體完全配合國策的推行，舉辦各種文藝研習班，並推展軍中文藝運動，以及發起文化清潔運動，更得到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大力支持，在1953 年8 月1 日成立「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以及1955 年5 月5 日成立「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加強全民性的反共抗俄文學的建立。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頁87-88。177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廢止出版法之探討〉，《出版界》，第56 期，1999，頁12。178 王壽南，〈抗戰前十年的出版法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 期，頁126。179 出版法修訂相關細則參閱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一九五四~一九六○)》，台北：國史館，2002，頁6、201、225、324。45雜誌創辦與發行的雷震，是國民黨當局極為信任的人，籌辦期間，雷震曾當面向國民黨蔣總裁請示，說明籌辦經過，蔣介石並當面允諾經濟上的支持。180在當時敗退來台、外交失勢的困境下，國民黨期望透過《自由中國》來宣揚反共、民主、自由等思想主張，藉以改善國際形象，爭取國際認同，181因此，在《自由中國》創辦之初，其和國民黨的關係相當密切。隨著韓戰爆發，台灣在國際地位的角色日形重要，《自由中國》對政府而言就失去了重要性，再加上《自由中國》對台灣內部的問題總是不吝惜的反省檢討，之後更積極籌組反對黨，終於導致雷震於1960 年9 月4 日被台灣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拘捕，並於10 月8 日以「為匪宣傳」、「知匪不報」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0 年。182雷震案屬於白色恐怖時期下的政策性假案，是政府有計畫的構陷，以達到遏止思想言論的作用。這類政策性的假案在1950 年代後期、及1960 年代特別多，183此時的白色恐怖也蔓延至民間各個角落，當時進入咖啡館也有風險，經常有警察闖進來，用手電筒照著人看，並檢查學生證或身分證，然後訓斥這些顧客生活不檢。在那個時代，「政治權力就像一條鞭式的從領袖出發，一路滲進人們的生活裡」，184無論是對政治反對者，或是潛在的反對者，國民黨當局對其語言、心理、肉體、社會等，都施行層層威壓管制，使整個社會陷於慢性的恐懼心態中，一般大眾也因而產生政治恐懼症、冷感症等。1851970 年代以後，台灣面臨了一連串的外交挫敗，戰後新生一代的知識份子鑒於國際變局的挑戰，展開知識問政的熱潮，他們改組「大學雜誌」，是其成為評論時政的議壇，鼓吹政治改革，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也在此時慢慢上演。186但是國民黨可以接受的是體制內的改革，至於體制外的改革則是極力壓制。「效率改革」的七○年代，比起五、六○年代的「白色恐怖」固然好了太多，但柔軟性的強人畢竟還是強人，壓迫控制只是轉換成一種比較細膩的方式繼續操作而已。於是在「效率改革」展開的同時，有了各式各樣的迫害性事件，180雷震，〈創刊「自由中國」的意旨――為建立反共理智的信念〉，《自由中國》，16：6，1957.3.16，頁9。181 〈中國民主運動發展史(二)台灣部分〉座談紀錄，《八十年代》，4：1，1982.2，頁22。182 李筱峯，《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59-79。183 藍博洲，《白色恐怖》，頁46。184 南方朔，〈集權與分權〉，許允斌總企劃，《瞻前顧後―台北的絕版、復刻與新生》，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1.10，頁229-231。185 藍博洲，《白色恐怖》，頁48。186 彭懐恩，《台灣政治變遷40 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105。46例如1974 年台大哲學系一次解聘14 人的整肅事件，另外如李荊蓀案、戴華光案、李慶榮案??等，莫不是那個時代著名的壓迫性案例；除了對言論繼續箝制外，被逐在野，加入草根性民主運動的人士則開始進入長達另一個十多年「刊物查禁」的歲月。1871979 年底的「美麗島事件」驚動海內外，台灣人終在長久的壓抑下發出猛烈嘶吼，之後的「美麗島大審」則揭開了1980 年代的序幕。1980 年代，台灣的政治發展邁向另一個新的階段，外在環境不再如1970 年代那般劇烈變化，但內在環境卻浮現出結構性的挑戰。中美斷交後，國民黨當局體認到，要爭取美國支持就必須有道德上的理由，於是，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是謀求美國乃至於其他民主國家同情的唯一方法，因此，國民黨不得不繼續民主開放的政策。188從1984 到1986 是台灣政治開始飆起的時候，民主運動風起雲湧，黨外雜誌則到了出一期就被禁一期的程度，189「那是一個悲傷又憤恨、恐懼但也輕蔑的時代，那種輕蔑是，當統治者犯了大錯，它讓人畏懼的表象，就再野掩蓋不住人們對它的輕蔑，這種集體的輕蔑顯露在整個社會、校園的騷動上，也顯露在人們越來越多的義憤上。」1901986 年10月，蔣經國體認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宣布將盡速解除戒嚴，台灣終在1987 年7 月15 日零時起解除戒嚴，之後於1991 年廢除刑法一百條，191並於翌年完成修法，台灣才真正進入思想言論自由的時代。三、民生經濟與咖啡管制187 南方朔，〈那時，台灣才長大〉，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頁122。188 彭懐恩，《台灣政治變遷40 年》，頁113。189 黨外雜誌被查禁的有《夏潮》、《這一代》、《鐘鼓樓》、《縱橫》、《進步》、《深耕》、《政治家》、《關懷》、《前進廣場》、《八十年代》、《生根》、《前進週刊》、《暖流》、《臺灣年代》、《前進時代》、《自由時代》、《前進世界》、《先鋒時代》、《新潮流》、《逢萊島》、《民主時代》、《臺灣廣場》、《開拓》、《發展》等。參閱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八)新聞自由》，台北：國史館，2002，頁511。190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楊澤主編，《狂飆八○》，台北：時報，1999，頁23。191 國府於1935 公佈的〔刑法〕，內容為：「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由於如此構成要件不明確的不當規定，司法者輕易就可以彈性用法，而能羅織人民成罪，法官只要認定被告具有第一○○條第一項所列四種意圖中的任何一種，而著手實行，就可判決被告成立普通內亂罪。依此，法官可以主觀擅斷，甚至可以憑空臆斷，只要是批評政府或統治者與集權統治利益不符的言論或政治主張，都可以被定罪，使得刑法成為排除異己、鞏固政權的打擊利器。林山田，《刑法的革新》，台北：學林，2001，頁176-177。47在經濟發展史上，每一次重大戰爭結束後，隨即必會發生經濟衰退乃至於經濟蕭條的景況，戰後台灣也不例外，1940 年代期間，因為戰爭的關係，台灣經濟已遠離1930 年代後期的生產高峰，呈現經濟衰退的景象，戰後初期更是邁入經濟蕭條時期，然後再緩慢的步上復甦之路，192期間歷經三個重要時期，分別是1945-1950 年的經濟混亂時期；1951-1965 年經濟走向穩定時期，以及1966 之後，經濟由內向型轉為出口導向的經濟成長快速時期。1951-1965 年，導致台灣經濟走向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因素是美國對台的經援，以及台灣的土地改革。其中美援的最大作用是遏制通貨膨脹，並為台灣工農業生產提供大量原料和機器設備。此外，台灣當局進行了帶有贖買性質的土地改革，其目的在於緩和農村社會的矛盾，以穩定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政治統治。至於1966 以後，台灣經濟由內向型轉化為外向型的主導因素，不在台灣經濟自身，而在國際分工體制和跨國公司的活動，而台灣內部也由於出口帶動工業生產，在產業結構上發生了顯著變化，雖然在參與國際分工過程中，台灣的經濟和社會受惠不少，但是，國際分工卻也造成台灣產業結構畸形僵化，1970 年代兩次的世界能源危機193後，臺灣則面臨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因此，進入1980 年代之後，台灣必須面對的是工業升級的課題，194此反映出台灣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後，內部經濟始終必須面對的問題，即是世界經濟脈動的影響無所不在。從戰後到1960 年代後半期，台灣經濟成長快速，劉進慶認為這是歷史發展累積的成果。台灣經濟史上，包括清領、日治到戰後三個時期，歷經了傳統農業到近代農業，進而工業化等階段，顯示各個時期在經濟成長上累積、繼承的一面，而這三個時期的經濟結構型態，有六個共通點，分別是出口導向、依附外資、低廉勞力、單項產業、專制開發、及外貿順差等，其中專制開發，是指依靠強權來推動經濟開發，以戰後時期而言，國民黨一黨專制，把所有日本壟斷資本國有化，編成國家資192 林鐘雄，《台灣經濟發展40 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25-27。1931970 年代，世界爆發兩次能源危機，石油、煤炭、電力以及貨物運輸價格普遍上漲，發達國家建立在進口廉價石油、礦砂基礎上的鋼鐵業和石油化工業遭受沉重打擊，資本主義世界面臨一次新的長期性的結構危機，發達國家為了擺脫危機，紛紛調整產業結構，在資源產地增加礦產開發和冶鍊投資，在國內則致力開發為電子技術和自動化技術，用最新的技術裝備改造重化工業部門，生產耗費能源低、使用原料少而附加價值高的高級技術產品，各國在調整產業過程中，對技術和市場的競爭空前激烈，相互之間的矛盾，又導致各種貿易保護主義增長，阻撓世界產業結構調整，加劇世界經濟週期性危機。台灣經濟也在世界能源危機影響下，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問題。段承璞主編，《台灣戰後經濟》，台北：人間，1994，頁130。194段承璞主編，《台灣戰後經濟》，頁120-130。48本，即是官僚資本佔領產業和金融管制高地。在政治方面實施戒嚴，嚴禁工運，在經濟方面則扶植私人資本，積極引進美日外資，任其榨取廉價勞力，促進加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在戒嚴體制下的勞資關係，完全是資本家片面支配工人的關係，195由此造成台灣內部經濟結構中相對應的階級結構，即是由黨官僚、資本家、勞工、農民及零散經營者等五大階級構成的階級結構。其中，官商金融資本的頂峰是蔣家，其軸心為家長制的國民黨官僚機構，由此官商金融資本統制和支配了公營企業和民營企業，然而，作為官商金融資本基軸的官商資本，是以廣大的勞工、小農戶及小經營者為榨取對象。196因此，戰後台灣雖歷經1950 至1970 的經濟快速成長，平均每人國民所得仍低於世界平均值，197此間普羅大眾的生活並不富裕，必須省吃儉用，平日難得上館子，更遑論喝咖啡了。此外，政府在「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中心主張下，大力提倡「節約運動」，使得台灣人民呈現普遍克勤克儉的習慣。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對於進出口貿易，向來採取有限度的管理，國府遷台後，即於1950 年起實施戰時經濟體制，先後宣布禁售奢侈品、西藥管制、花紗布管制及電燈泡管制等措施，並於1950 年4 月12 日正式規定相關辦法，行政院原令宣稱：「戰時生活，首崇節約，外匯使用，必求合理，進口物資，應以民生日用必需貨品及原料機器為首要，對於奢侈品，應禁止其買賣，並杜絕其來源，逐步建立戰時經濟體制。」該辦法中規定，所有奢侈品，應限期申報登記，於奢侈品品名表公告後一個月內出售，逾期一律送交特許商店代售，或運國外銷售，而「咖啡」則被列入奢侈品其一，198由此可以推之，國民黨政府並不如日本政府般鼓勵咖啡館的設置，甚至將咖啡列為奢侈違禁品，限制進口。政府推動節約運動不遺餘力，並且透過報紙，試圖將節約觀念植入民心，1950 至1970 年代末，各類報紙經常出現譴責奢侈浪費的文章(如圖2-3)。咖啡被視為違禁品，對當時的咖啡業者來說是個麻煩，要賣咖啡195劉進慶，〈從歷史觀點看台灣經濟成長問題〉，《台灣學術研究會誌》，第2 期，頁91-94。196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1992，頁279-323。197蔡文芳，〈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1，頁17。198至於政府公告的七項奢侈品品名如下：(一) 化妝品類：國外輸入之香水、粉盒、梳妝盒、修指甲器具及零件、指甲油。(二) 衣著類：尼龍絲襪、絲襪、舶來品。(三) 洋酒及飲料品類：各種洋酒及國外輸入之飲料品。(四) 洋煙及煙具類：國外輸入之紙煙、雪茄、煙絲、煙盒、煙斗及打火機。(五) 裝飾品類：外國產之鑽石、珍珠、寶石及其製成之首飾與裝飾品。(六) 糖食品類：國外輸入之巧克力、可可、咖啡及糖食餅乾。(七) 賭具類：撲克牌、麻將牌，骨牌及骰子。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台北：眾文圖書，1980，頁223-224。49甚至還要運用特殊關係，才能獲得咖啡豆。199圖2-3：鵝也，〈奢侈品殺人〉。這類強調節約的文章經常出現在早期報紙上。資料來源：鵝也，〈奢侈品殺人〉，《自立晚報》，1950.5.29，版3。政府不鼓勵咖啡飲用，除了表現在將咖啡豆列為奢侈品之外，也表現在咖啡館的管理方式上。戰後初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際，為維護社會治安，特種營業的管理逐漸加強，為了推行節約運動和維護善良風俗，政府於1949 年訂頒「臺灣省酒樓茶室公共食堂公共茶室實施辦法」，將所有的飲食業，包括酒樓、餐館、酒吧、旅館、咖啡茶室，都稱為「公共食堂」，且悉由各地方的警察局管理。2001963 年臺灣省政府縮小特定營業範圍，但是咖啡館仍在其中，1967 年台北市改制後，有關特定營業管理仍沿用臺灣省所訂頒之「特定營業管理規則」，其中特定營業中的飲食業項目仍保留的包括酒家、酒吧、茶室、咖啡館等。2011974 年7 月1 日內政部發布「一般飲食業設備標準」，係指經營非特定營業之餐廳、酒店、咖啡室、茶室、冰果店等業務，202這是政府首次將「部份咖啡館」自「特定營業」中抽離出來，並另立法規管理，以提供那些「專營高級咖啡館」203一個清白的名目，雖然如此，這項法令中，199 「明星」咖啡館在戰後初期營業期間，咖啡豆是由CAT 提供的，當時一些和「明星」俄國老闆熟識的俄國女人嫁給CAT 裡面的人，透過這個關係，請他們自菲律賓夾帶咖啡豆進來。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此外，CAT 為民航空運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的簡稱，一九四六年CAT 透過陳納德和蔣介石之間的私人情誼，取得在中國的營運權，一九四九年，CAT 原本在大陸的四十一處分支機構，也都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後，CAT 被CIA(西方公司)收購，同時成為中央情報局駐台灣的總站。雖然以CIA 為後盾，CAT 仍然必須得自己去招攬生意來維持營運。CAT 所接的生意相當地廣泛，完全是在商言商，觸角遍及各個領域。翁台生，《CIA 在台活動秘辛》，台北：聯經，1991，頁205-217。200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六經濟志商業篇》，1988.6，頁73。201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三政制志警政篇》，1988.6，頁175。202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1989，頁1560。203法令中如此定義此類高級咖啡館：「這是西餐廳與單一酒店之綜合體，在此餐廳內氣氛宜人，情調高雅，裝潢設備甚為講究，尤其座椅舒適，環境優雅，最受人歡迎，近時除各大觀光旅館50還是嚴謹的規定了咖啡館的設備標準：(一) 新設地址應距學校一百公尺以外地區。(二) 新設地址必須距離現有同類營業二百公尺以上。(三) 不得設置房間。(四) 座椅靠背離地高度不得超過110 公分，椅旁扶手離地高度不得超過75 公分，椅面離地不得低於25 公分，舖設疊蓆者，其疊蓆離地不得低於25 公分。(五) 放置花草、盆景、屏、簾、幃、幔等物不得阻礙在座顧客周圍視線。(六) 雇有女性從業人員，其設置之臥房應與營業場所完全隔離。(七) 不得設置作為通風報信之警鈴、示警燈光或類似之暗號設備。204除此之外，咖啡館的稅收也是相當驚人，1963 年起，政府基於「勤儉建國」政策，遏止社會奢靡風氣，立法徵收舞廳及夜總會之許可年費，至1973 年擴大徵收範圍，包括酒家、酒吧、及咖啡館、茶室，都納入徵收年費之範圍，205因此，台灣早期咖啡館其實生存不易，許多正當營業的咖啡館，不堪沉重的稅收，紛紛倒閉關門，不然就是轉為色情場所，206在收入較豐的情況下，才能應付政府徵收高許可年費的政策。是故整體而言，在當時政治高壓的情況下，咖啡館也是政府權力極端涉入的場域，不管是文人和民眾，只要進入咖啡館，都會成為被監督的身體。另外，台灣經濟雖然穩定成長，但因政府施行節約政策，咖啡被視為奢侈品，也使得咖啡的飲用備受限制，即使如此，咖啡館這個富有異國情調的西方產物，對一般崇尚舶來品的人民，還是有著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即使在政府政策阻撓下，咖啡還是慢慢的深入民間生活，只是步調緩慢而已。有附設外，市面上各種專營高級咖啡館也陸續出現，且設備愈豪華，服務水準也大為提高。」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頁1558。204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頁1560。205劉宗德研究主持，《特種娛樂營業管理制度之比較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7，頁13。206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51第二節 台北――現代都市生活的展演地一、 都市發展與外來文化的傳播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的狀態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是已經是各個民族各方面互相往來和各方面互相依賴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207十五、十六世紀，西歐殖民主義者展開航海探險以及殖民擴張，這個動作徹底打破了古代農業社會區域分割、孤立發展的狀態，使世界各個區域文明間的往來聯繫成為可能，為數不少的國家地域沒有選擇的餘地，像是被捲入漩渦一般，逐漸的被納入世界的體系，台灣的近代化即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開始的。十七世紀初，除了日本人、漢語族人、海盜、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都曾以台灣為商業貿易根據地，208其中以荷蘭對台的統治影響至鉅，自1624 登陸南台灣起長達38 年的殖民統治，荷蘭以台灣為轉口站，使其成為明帝國、日本、南洋、歐洲等地的貨物集散中心，並躍入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209隨後據台的鄭氏政權，更充分發揮了台灣這種海洋文化的商業性格，這樣的大環境下，台灣像是對著世界張開雙臂的小孩，任由世界的各種文化在此烙下刻痕。1860 年，在西方強權席捲世界的同時，清帝國歷經英法聯軍之役後，被迫簽定北京條約，開闢了台灣四口通商，英、美、法、德等列強商社，相繼以大稻埕為中心，經營洋行，從事各項貿易活動。外國洋行如雨後春筍，不但促進大稻埕商業機能的發展，也使得台灣的經濟中心漸漸由南部移轉至北部。此時北部商業機能的聚集中心，是以艋舺和大稻埕為核心向外逐漸拓展延伸，隨著商業機能的繁盛，台北地區亦逐漸具備了政治的組織和機能，而政治機能的設立，更加速了台北市都市化207 Karl Marx(馬克思)原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1998，頁469-470。208 Dames W. Davidson 原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一)》，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4。209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美國加州：蓬島文化，1980.9，頁78-80。52的速度。210臺北的政治機能中心位於大稻埕與艋舺之間的城內211，相較於大稻埕、艋舺的繁榮景象，城內可說是開發較晚的地區，卻是日後政治經濟藝文的匯聚之地。1884 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隨後積極推動台灣的近代化，並將政治中心移到臺北城內，設置巡撫衙門、布政使衙門、府衙門，使其成為臺北政治中心，另外也計畫將大稻埕建為台北的商業區，在當地大興土木，整建及擴建街道，並規劃外僑居住地區，以招徠外商，212就在這一年，咖啡樹在洋行裡一位英人的安排下，首度移植台灣，213顯示西方文化已透過經貿慢慢的植入台灣。當時所指稱的台北市即三市街，包括大稻埕、艋舺及城內等區域，在洋務運動的影響下，奠定了現代化的基礎214，成為全台最具備近代化都市景觀的城市，三市街的規模成為日本時代臺北都市發展的主要基礎，日本政府即沿襲清末劉銘傳對臺北的經營，並以城內為殖民統治的政治中心，將台北的都市化推向更高層次。日人之來臺對臺灣之外觀並無甚麼大變化，但是島都臺北則完全不同。臺北變化之大，由清治時代看過臺北之人而言，是驚奇的。即在1896 年間，可以說臺北仍然完全是漢人天下??，1897 年之夏間，可以看到大變化之跡象，??，臺北，於是由各方面看起來，盡是日本式的都市，事實上，其良好的碎石舖好的街道，其堂皇的建築，貨色豐富的店舖，臺北市較日本帝國之任何同一規模之都市都好。全島沒有一個地方有如此大的變化，其街道亦比從前清治時代一般的清潔而維護得好。215日本政府在臺殖民時期推動的都市計畫，其目的是意圖透過都市計畫的擬定，配合產業生產的提高，進而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上領先各國，這種以殖民母國為利益210 葉倩瑋，〈清代台灣的都市化――以台北市為例〉，《臺北文獻》，直字95 期，1991.3，頁62-63。211 台北於1875 年設府，知府陳星聚著手興建城門，1882 年開工，1884 年完成，築有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及小南門等五座城門，「城內」指的是台北城牆所圍繞的地區，在大稻埕東南，艋舺以東。黃得時，〈城內的沿革和臺北城〉，《臺北文物》，2：4，1954.1，頁17-21。212 嚴勝雄，〈都市發展與計畫〉，《臺北市發展史(三)》，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3，頁309-310。213 蕭其來，《台灣的咖啡》，台北：海外文庫，1956，頁2。214 1885 年劉銘傳積極建設環市的城牆，重新規劃街道，並自國外輸入壓路機以利道路修築，創設電燈廠，另自大陸運入人力車、馬車，一時交通便捷，市容整齊，大稻埕、城內、艋舺曾有小上海之稱。嚴勝雄，〈都市發展與計畫〉，《臺北市發展史(三)》，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3，頁312-313。215 Dames W. Davidson 原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二)》，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412。53的建設計畫，是日本殖民政府治臺政策的一貫立場。1895~1920 日治初期，日本政府於城內開闢公共設施之建設，並進行店舖街面的市區改正，譬如在府前街和府中街等，建蓋起模仿英國後期文藝復興式之立面建築，具有美化市容和象徵統治權威的作用，另外也效法西方都市的街道組織，作重要節點的建築物配置，形成台北都市發展的特殊景觀，216日本政府本國在經歷明治維新的西化運動後，對西方文化的孺慕之情溢於言表，治台政策亦是西化路線，此時，台北始有現代性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的首次發生，除了反映出日本政府的西化殖民政策已產生效應，也突顯了西方思潮有漸漸成為知識界思想主流的傾向。1920 年代以後，社會秩序、經濟開發日趨穩定，醫療衛生也獲得改善，都市機能也日益複雜，農產品大增、生產力提高，民間漸漸恢復生氣，消費量也有所增加，民眾在此時也漸漸願意接受各種新的生活方式，包括日式、西洋式的生活，無論從飲食消費、衣著服飾、公共建築、休閑娛樂等都可以發現日式文化混雜西方文化的影響，而咖啡就在此時出現在日式喫茶店裡217，當時的咖啡館(カフエー)和西方的CAFE 略有不同，除了出售咖啡、西點及西餐外，並設有女招待為客人服務，之後慢慢加售酒菜，也有的會販售日本料理，218咖啡館這樣複合式經營方式也延續到戰後。圖2-4：1920~1930 年代，台灣摩登男女的洋風服飾。左圖雲林望族仕女的穿著，幾乎與1920 年代歐美Art-Deco 時尚同步。圖片資料來源：遠流視覺書編輯室編著，《台灣世紀回味：生活長巷》，台北：遠流，2000，頁70。216 葉肅科，《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台北：自立晚報，1993，頁56、82。217 葉肅科，《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頁216。218 幻余，〈臺北酒家演變史〉，《臺灣風物》，17：3，1967.6，頁71。54戰後初期，國民政府遷台，台北成為中華民國的臨時首都，地位益加重要，不論是政治、軍事、教育、經濟、金融等機能皆愈來愈強化，加上大量渡海來台的大陸人士，集中分布在大安區、古亭區、城中區、中山區、松山區等地，219使得國民政府不得不研擬相關都市計畫，以應付戰後劇變的社會環境。此時國府在美援的情勢下，凡事聽命於美國人，包括都市調查計畫，亦是相當尊重美國的意見，220美國援華的範圍囊括農業、經濟、教育、軍事等各方面，在此局勢下，台北的都市建設亦是走西化路線。吳三連在擔任首任民選市長時，蔣介石曾召見之，指示要大力綠化台北，主要是想效法歐美都會城市廣植綠地的施政。2211945 年國民政府首次針對台北的都市計畫，將台北市劃分為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混合區、無設定區等五大區域，並嚴格規定各區域內部的空地使用、建築規格、用途限制等。譬如住宅區內即禁止戲院、電影院、舞場、咖啡館、酒吧??等有礙居住安寧及衛生的建築物。2221950 年代之後，政府再度區劃都市用地，將原本的五塊區域重新劃分為商業區、行政區、住宅區、工業區、文化區、風景區、農業區等七區。223國民政府如此區劃台北市，將其分割成一塊一塊的零細區域，刻意強調社會階層的區隔，不但整個公共建築完全服從於行政架構的層級原則，刻意與民眾區隔開來，同時，私人空間在戰後也由於社會動亂的緣故而幾乎沒有任何保障，整個戰後的空間文化統制，變成是展現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在空間資源的層級分配，士林官邸、陽明山區以及總統府都充滿了這些區隔的權力象徵，此外，早期的「違章建築」原先只是跟隨國民政府來台官兵臨時解決居住問題的手段，到最後卻變成是相當具有統制性的空間文化，所有社會行動者都接受的日常現實。2241949 年，國府遷台，台北市政府為了安置這些大陸來台的小商人，委託警民協會將從北門到小南門間縱貫鐵路兩側的空地，搭蓋了三列臨時棚屋，以安定他們的生活。這些隨軍來台的小生意人，以開設大陸各省口味的餐飲麵食營生，因為生意不惡，而且歸期渺茫，於是違建越建越長，將台北站南下到219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六沿革志城市篇》，1988.6，頁101-102。220 參考周琇環編，《臺灣光復後美援史料(三)技術協助計畫》，台北：國史館，1998，頁77-93。221 吳三連口述，吳豊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晚報，1991，頁147。222 嚴勝雄，〈都市發展與計畫〉，《臺北市發展史(三)》，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3，頁346-347。223 陳正祥，〈臺北市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4：4，1951.1，頁33。224 蔡采秀，〈從日治到戰後的臺北(1895-1985)――一個都市性質轉變的歷史過程分析〉，《臺灣史研究》，1996.12，3：2，頁37-42。55萬華站縱貫鐵路的兩側似乎給占滿了，既不雅觀，又不衛生，成了台北市之瘤。2251949 年期間，台北的人口由原本的27 萬，突然增加到48 萬，這些大批渡海來台的移民，除了造成台北市都市景觀問題，同時也帶來了家鄉文化，對台北的都市生活影響甚深，尤其是「上海派頭」的風行，更掀起一股都市流行文化。跟著時勢的推移，南京的、廣東的、重慶的、香港的、上海的，??一切形形色色，都搬來台灣。尤其是「上海派頭」在台北市上表現得挺顯著。??事實上，在女人的頭髮、嘴唇、和服裝上，在男人的領帶、西裝、革履、及其鋼筆、手錶、煙匣、打火機等等附屬品上，在菜館裡、在咖啡館裡、在影戲館裡、在理髮室裡、在百貨商店的櫥窗裡、以及在播音台上、在公園的角落、在淡水河畔，??處處有海派的氣息，而且這氣息一天比一天濃厚。226圖2-5：國府遷台之初，報上各式強調「來自上海」的廣告。廣告圖片來源：剪貼自《自立晚報》，1950 年2~3 月間。源自大陸各種時髦行業，包括紡織廠、成衣廠、布莊、咖啡館227、舞廳、餐廳、225 莊永明，《台北老街》，台北：時報，1991，頁163。226 魯伯續，〈海派在台北〉，《自立晚報》，1950.3.24，版3。227 上海霞飛路上也有一個「明星」咖啡館，和台北的「明星」關係深厚，皆由俄國人開業，台北「明星」的俄國老闆，當年在上海曾在金錢上幫助過上海「明星」老闆，之後來台亦以「明星」為名，開了家咖啡館。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56夜總會，甚至醫院等，紛紛在台營業，只要聲明「來自上海」，似乎就是品質、專業的保證。1843~1943 年間，上海一直是被瓜分的通商口岸，內部被切割為華人區和外國租借區，這個「治外法權」地帶，經常是「華洋雜處」，西方現代都市生活的設施即於19 世紀中葉開始傳入這塊區域，直至1930 年代，上海已和世界先進的都市同步了。228因此，隨著國府遷台的大批上海移民，間接移植了融合上海情調的西方文化。除了上海而來的西式都會生活，美國這個巨大國家帶來的文化影響，亦是不容小覷。圖2-6：李石樵，〈市場口〉。當代畫家也對台北的上海現象特別敏銳，圖中穿著入時的海派女子，驕傲的走在台北市永樂市場出口處，其時髦姿態在一群台灣人之中顯得特別突兀，充分表現了文化融合過程中的矛盾性，此畫作曾作為《台灣文化》1946 年第一卷第三期的封面。圖片來源：李石樵，〈市場口〉，1945 年，財團法人李石樵美術館基金會藏。美國文化大量傳入是在美援之前就開始的，當時主要的管道是好萊塢電影。美商八大電影公司，在戰後初期幾乎控制了台灣電影院的經營，常常要求各家戲院聯映某部電影，作為宣傳手段，229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亦曾於1948 年函請八大公司及美國新聞處，多多介紹有關兒童教育的電影來台灣放映，230顯示政府有意透過教育來移植美式的西方價值觀。我們的國民精神和意識，又在遭受著美國電影的凶猛進攻，我們的學校教育早已和它在互相配合；我們不僅已經做了美國經濟的殖民地，而且又早已做了美國資本家欺騙麻醉的思想殖民地了。231228 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學，2000，頁5-7。229 〈影壇漫步〉，《中央日報》，1949.3.6，版4。230 〈文化動態〉，《台灣文化》，3：3，1948.4.1，頁22。231 李何林，〈美國電影的毒害〉，《文萃叢刊》，2：23，1947.3.20，頁33。571950 年代之後，好萊塢電影的傳播與美國霸權同步，聲勢浩大，自1947 年近百部影片進口後，數目直線上升，壓垮了國片，成為電影市場的巨人，甚至壟斷了台灣電影院之發行業務，因此，臺灣戲院可說是好萊塢的殖民地。232電影作為一個文化傳播工具，有其特出之處――透過非教條式、生活化的影像畫面，許多西方或美式的價值觀、生活文化，便是如此潛移默化、慢慢滲透到台灣人民心中，尤其美援之後，美國透過對媒體的控制權，大力塑造「自由民主世界」的完美形象，使得多數台灣人對美國有一種嚮往之情，於是，從1950 年代到1980 年代，親美、揚美、依美成為台灣三十年來主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233由此可知，台北從開發至今，歷經了劉銘傳西化建設下的衝擊、日治時期對外來文化的崇尚、近代中國五四運動夾雜對西方文化的嚮往，以及戰後美援體制下對美國文化的依賴，各個階段中不斷接收著外來文化，不同階段的主政者，其都市計畫也是走西化路線，而台北人的都市生活即是在這樣近代化的背景下展開的，西方文化的移植也在如此優勢的條件下――主政者同時扮演主動角色以及被動角色――逐漸深化，並且遍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造成外來文化的中心化，這種現象在戰後尤其顯著，無怪乎戰後台北文人聚集西方世界中的咖啡館會成為一種現象。二、 圍繞著中山堂的藝文氣息2004 年元月31 日北市中山堂內的「堡壘咖啡館」隆重開幕，該咖啡館空間原是蔣介石夫婦的貴賓接待室――堡壘廳，如今改裝成「堡壘咖啡廳」，目的在「恢復西區人文咖啡館的舊觀」，堡壘咖啡館內的「明星廳」原是堡壘廳廂房，以「明星」命名，源自當年位於中山堂附近的「明星」咖啡館的人文氣息，「明星廳」於開幕之初即邀請了眾家藝文人士，舉辦下午茶會，並以多樣化的文藝主題為市民演講，企圖重建人文咖啡館的文化空間。(如圖2-7)堡壘咖啡館的催生者是台北市文化局，實際館主則是中國時報社長林聖芬，文化局局長廖咸浩指出，堡壘咖啡館對於台北市的意義非凡，包括徹底的空間解嚴，讓政治氣氛在中山堂完全消失，將中山堂真正232 葉龍彥，《光復初期台灣電影史》，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1995，頁113。233 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台北：人間，1988，頁10。58還給市民，同時還將成為孕育出廣場文化的典範，並且帶動西區再造。234台北西區即指城內、萬華地區，日治時期城內是日本人居住的地方，而西門町一帶則為日本人娛樂的場所，戰後文人咖啡館也是分布在這一帶，其圍繞的中心點即是「中山堂」(如圖2-8)，早年中山堂經常舉辦藝文活動，加上周圍文人咖啡館的設置，使得整個西區散發著濃烈的文藝氣息。1970 年代以後，東區在國家公共政策、房地產投機活動、及社會經濟結構性變化等三股力量的推擠之下逐漸繁華，並有壓倒西區的趨勢。東區作為國民政府遷台後的施政績效櫥窗，順理成章成為台北新商業中心，235廖咸浩所指的「西區再造」，即是復興日治時期以來西區的繁華景象，而當年此區文人咖啡館的特殊存在，自然成為官方復興西區文藝氣息的重要精神指標。圖2-7：堡壘咖啡館開幕之初的廣告DM。2004 年1 月31 日開幕的中山堂「堡壘咖啡館」，透過商業化的手法來經營人文咖啡館空間。圖片來源：堡壘咖啡館2004 年開幕之初的廣告DM。中山堂基地原為清代撫台衙，台灣被割地後，曾為台灣民主國的總統府所在地，日治初期則是早期台灣總督府，1928 年日本政府決議將此地改建為台北公會堂，並於1935 年竣工，即為今日中山堂的面貌。建造完成之初，乃僅次於東京、大阪、名234 陳盈珊，〈空間解嚴，老中山堂新左岸，「堡壘咖啡」端上〉，《中國時報》，2004.2.1。235 夏鑄九，〈一個都市中心的興起：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的個案研究〉，《當代》，第15 期，頁63-67。59古屋等都市公共建築物，內有可容納二千餘人之大禮堂、千餘人之大餐廳，以及貴賓室、集會廳，中央樓梯之正面，則嵌有台北市雕刻家黃土水之名作「牧童水牛」，各樓皆有洗臉室、抽水式之衛生設備，以及垃圾收集處、自來水龍頭、防火水栓等十餘處，無論在電力、照明等方面都相當先進，四樓還設有屋上露台，備有望遠鏡、天體測望鏡、太陽照相機、天體拍照機等儀器，236於當時可說是相當現代化的建築物，無怪乎日本於1935 年舉辦的「始政四十週年台灣博覽會」選定此處為第一展覽場的主要展館，以向全世界展示日本殖民的榮耀治績。圖2-8：文人咖啡館位置圖。1949~1989 年間曾經存在於中山堂周圍的文人咖啡館。地圖乃根據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台北市商業管理處網頁、筆者田野調查等資料繪製而成。戰後初期，中國戰區台灣省之受降典禮於台北公會堂舉行，公會堂於之後改名為「中山堂」，由台北市政府管理，成為各界公共集會的場所。237自日治時期起，中山堂的功能就如今日各地的文化中心一樣，是地方上的藝文活動空間，日治末期，日軍發動大東亞戰爭，官方與民間經常在此舉辦激昂的軍歌音樂會和大場面勞軍活動。戰後初期，中山堂的藝文活動沒有就此停止，無論是音樂會、戲劇、舞蹈表演，或是美術展覽，都曾在此開放給民眾參觀，甚至戰後初期的光復節展覽會也在此舉行，展出內容計有水產、林業、橡膠、菸酒、窯業、青果、電力、紙業、茶葉、醫236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卷三政事志建置篇》，台北：眾文圖書，1980，頁50。237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卷三政事志建置篇》，頁50。60藥衛生、油脂、玻璃、赤糖、畜產、樟腦、郵電、氣象器材等，238民眾到中山堂也是官方相當鼓勵的一件事。不管你是哪一階層的人，在今天你一定曉得在中山堂裡面在舉行著聯合展覽，??我勸你無論如何得抽空去跑一趟，那裡非但會給你很多的平常想知道而還沒有知道的常識外，還可以給你一個相當充裕的休息時間。239二二八衝突事件蔓延之際，台北市的民意代表和知識份子，曾聚集於中山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能獲得和平解決之道，此期中山堂頓時成為全台的政治焦點，處理委員會並於1947 年3 月6 日提出四十二條政治要求，主要精神在於強調台灣自治與民主政治的實踐，不料該主張並未獲得長官公署的善意回應，3月9 日，一場血腥屠殺分別於基隆港、高雄港展開並蔓延，曾經參與中山堂集會的代表於長官公署的搜索中，幾乎無一倖免。中山堂從此成為中央集權的一個投射240，戒嚴時期，國民大會集會始終於此召開，雖然中山堂的政治氣息相當濃厚241，但是各項藝文活動還是經常在此舉行，舞蹈家劉鳳學、林懷民、音樂家馬友友、台北市立國樂團團長王正平??，許多台灣藝術表演者的重頭戲，都是在中山堂展開序幕，此外，1975 年舉辦的「中國現代民歌演唱會」，也使得中山堂被視為民歌聖地，242除了中山堂本身的文藝特質外，中山堂周圍的各項客觀因素，更加強化了文人咖啡館匯聚於此的條件。戰後台北市大約有六百位的作家居住在此，包括1949 年前後遷台的外省籍作家，以及其後台灣在發展過程中由外縣市移入台北的本省籍作家，大量的文化人及各種文化性機構243，乃至文化活動現場及文化消費人口，使得台北具有充分的文化238 ――，〈光復節展覽會出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自立晚報》，1947.10.27，版4。239 鄒群，〈參觀展覽會速記(一)〉，《自立晚報》，1947.10.27，版1。240 中山堂在過去歲月裡，經常為政府接待外國貴賓的場所，其中最受矚目的有美國前總統尼克森、韓國前大統領李承晚、越南前總統吳廷琰、菲律賓前總統賈西亞、伊朗前國王巴勒維等外國元首訪華，均在此舉行國宴，此外中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及中華民國第二、三、四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也都在此舉行。資料來源：http://www.csh.taipei.gov.tw/。241 陳芳明，〈昭和記憶˙民國顏色――從公會堂到中山堂〉，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33-34。242 賴素鈴，〈中山堂：歷史開門，風華再現〉，《臺北畫刊》，412 期，頁61。243 包括台灣的文學傳媒、出版社、以及文學性社團，大部分都在台北。李瑞騰，〈台北：一個文學中心的形成〉，《文學的出路》，台北：九歌，1994，頁33。61發展條件。244此外，1980 年代之前，中山堂周圍245亦為台北工商業、文教業、服務業聚集之地，根據陳正祥的1956 年的統計資料，此區亦是台北市書店、咖啡館為數最多的地方(如圖2-9、2-10)。246由此歸結中山堂周圍的空間文化，除了中山堂本身經常舉辦藝文活動，因而具有匯聚文化的力量外，其所在位置於台北人口稠密處，無論在商業、文化業都相當發達，再加上台北聚集了眾多的文人，因此醞釀出中山堂周圍強烈的文藝氛圍，使得文人咖啡館有個足以發展的空間。今日中山堂「堡壘咖啡館」的開張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除了中山堂本身一直是藝文活動的重要場所，週遭也曾經圍繞著文藝氣息濃厚的文人咖啡館，如今市政府藉由政治力，企圖重構文人咖啡館的空間，除了試圖喚醒市民對這段過往歷史的記憶，也反映了文化建置逐漸受到政府的重視。圖2-9：印刷廠、書店、舊書店、報館、電台的分布圖。(1956 年統計資料)資料來源：陳正祥，《臺北市誌》，台北：南天，1997，頁117。244 李瑞騰，〈台北：一個文學中心的形成〉，《文學的出路》，台北：九歌，1994，頁32。245 中山堂周圍意指中華路左方的城內區(今中正區)及右方的西門町。246 陳正祥，《臺北市誌》，台北：南天，1997，頁22、117。62圖2-10：茶室、咖啡館，以及冰店的分布圖。(1956 年統計資料)資料來源：陳正祥，《臺北市誌》，台北：南天，1997，頁117。三、 咖啡館的色情現象及其色情形象儘管目前台北市文化局極力復興當年文人咖啡館的風華，卻也無法掩飾咖啡館曾經作為風月場所的過往。翻閱早期報紙的咖啡館相關文章，多是報導色情現象的問題，尤其是1960 年代為數最多，而當時也是文人咖啡館最為興盛的時期，或許文人咖啡館的數目不敵色情咖啡館247，報業者並沒有注意到這股文藝風潮，反而是咖啡館的色情現象被大肆渲染，使得咖啡館的形象在民眾心中並不高尚，王鼎鈞的文章中曾反映這個現象：247 當時的色情咖啡館又稱「黑咖啡館」或「黃色咖啡館」。蔡策，〈正視一個怪現象〉，《中央日報》，1960.12.13，版3。63在講書的時候，楊先生偶然提到徐志摩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歌頌大自然，批評都市文明，認為都市生活是病態的生活，只有大自然能給人健康和正常。「說真的，今天的大都市，到處是柏油，到處是水泥，到處是煤煙，把大自然完全排擠出去，連一點真正的泥土都看不到。所以，都市裡面的人，只好在陽台上種花，在公園裡舖草，在咖啡館裡種樹??」楊先生聽到下面在吃吃的笑。他停住，望著一些狡猾的眼睛問：「有什麼可笑的事情嗎？」「老師進過咖啡館？」學生問。「常常去。」學生大笑起來。「怎麼？不可以去嗎？」「不可以！」「為什麼？」「因為咖啡館是個壞地方。」「哦！」楊先生明白了。「你們去過沒有？」「沒有！」「既然沒去過，又怎麼知道它壞？」下面的答案凌亂了：聽父母說的，聽同學說的，在廣播裡聽到的，從報紙上看到的??等等。248咖啡館的色情現象究竟有多嚴重？1962 年一篇報導文章指出台北市的黃色咖啡館越來越興盛，雖然警方一再取締，卻是野火燒不盡，尤其是武昌街、漢中街、成都路、中山北路等都是黃色咖啡館集結的地區，249其分布位置和文人咖啡館的位置有重疊之處，皆是商業發達及人口稠密的地區。其實，咖啡館的色情現象和台灣長久以來的娼業有很大的關係，咖啡館只是娼業變相經營的場所。臺灣墾荒時期的一些特殊的社會環境如：男多於女、婚姻論財、「寬於婦責」以及社會的舊慣和陋習等促成「臺地多娼」的現象，進一步造成臺灣變相的娼妓來源。日據娼妓業的發展延續清中葉產生的娼妓間分化的脈絡，再加上日本娼妓文化248 王鼎鈞，〈咖啡館〉，《講理》，台北：大地，1984，頁183-184。249 黃兆洲，〈咖啡館裡的傳奇〉，《商工日報》，1962.10.9，版3。64的影響，使得台灣的娼業更加蓬勃多元。戰後政府獨創了一種「特種酒家」的政策，結合了酒家供應飲食以及娼寮滿足性交易的功能，但其內容卻僅是掛「特種酒家」之名而行「賣淫」之實。政府於1956 年頒定的「特定營業」管理規則，期望肅清臺灣的色情風月，並為了使這些「特定營業」逐漸淘汰，採行了「寓禁於征」的高年費與稅捐的作法，可惜成效不彰，反而造成了地下非法營業的猖獗。250另外，美援時期駐台美軍人數激增，以及越戰期間台灣成為美國後勤基地，皆助長了台北色情行業的蓬勃發展，從中山北路延伸到民族東路、林森北路、民權東路、雙城街、農安街一帶，可說是美軍的專屬風化區。251娼業是個古老的行業，因為人類對性的需求從未止息，而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衰頹的行業，並且會依循時代的改變，而轉換其經營方式，咖啡館這樣一個現代化的新興公共空間，自然容易成為色情營業的最新媒介。以往在這些地方，不過是寥寥的幾家茶室，現在茶室的名稱完全絕跡了，把舊殘的餘局，稍加粉刷裝修，樹起咖啡廳的招牌，其實是換湯不換藥，還是保持著其不變的黃色色彩，不過，咖啡館的價錢要比茶室提高了三分之二。252過去台北咖啡館的色情現象或許會讓今日喝咖啡的族群無法想像，畢竟在1980 年代，尤其是1990 年代之後，喝咖啡逐漸成為一種都市生活的流行指標，但其實，咖啡館的色情現象並非台北獨有，19 世紀的威尼斯的咖啡館裡，一樣有著無法管束的賣淫交易在暗地裡進行。253只是台灣報紙中關於黃色咖啡館的報導始終不遺餘力，甚至對於咖啡館的消費者也有將之污名化的跡象。到咖啡館裡去的人，大都不懷好意，不是找刺激，就是玩一玩，能夠坐坐談談的人能有幾個呢？動手動腳胡說八道既不能拒絕，又不好生氣，滿嘴愛呀情呀的，沒有一個存著好心眼。254250 洪婉琦，〈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之研究(1967－1999)〉，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16-60。251 柯瑞明，《臺灣風月》，台北：自立晚報，1991，頁208。252 黃兆洲，〈咖啡館裡的傳奇〉，《商工日報》，1962.10.9，版3。253 Klaus Thiele-Dohrmann 原著，林珍良譯，《歐洲咖啡屋》，台北：聯經，2003，頁13-14。254 本報記者，〈畸形發展的咖啡館〉，《中華日報》，1962.1.24，版7。65報章媒體的大肆渲染(如表2-2)，加上政府將之列為特定營業項目予以嚴格管制，使得咖啡館的不良形象深植民心，255一般庶民對咖啡館自然會有排拒，更遑論涉足這些場所，因此，在歐洲咖啡館中，文人和庶民在同一個空間的現象，自然難以在台北發生。隨著咖啡館黃色形象的廣佈，在1970 年代思想逐漸開放的背景下，這類色情咖啡館也成為青少年性探索的私密空間，在高背座椅、濃密盆栽，和昏暗燈光中，一對對情侶探索著身體的極限，從親吻到愛撫到相互手淫都是例常公式，甚至無法控制的坐著性交，何春蕤稱此類咖啡館為七○年代最具歷史意義的情慾文化地標。256不論咖啡館的色情現象猖獗的程度如何，台北的文人咖啡館在其存在的時代，簡直是個被漠視的現象，咖啡館能夠在一般民眾間聲名大噪的因素往往是其黃色形象，至於咖啡館裡文藝現象，似乎只在當時社會裡散發著微弱的光暈。表2-1：早期報紙中咖啡館相關負面報導表報 紙 名 稱 作 者 標 題 刊 登 日 期《徵信新聞》 本報記者 暗光咖啡館滄桑錄 1959.4.6、10、11《中央日報》 蔡策 正視一個怪現象：色情咖啡館的管理問題 1960.12.13《中華日報》 本報記者 畸形發展的咖啡館 1962.1.24《商工日報》 黃兆洲 咖啡館傳奇 1962.10.9《商工日報》 王灼堯 黃色咖啡室的種種 1963.5.25《商工日報》 王柳敏 脫衣舞與黃色咖啡館 1964.10.12《中央日報》 張爵民 北市的黑咖啡館 1965.7.2《中國日報》 社論 從舞廳酒家黃色咖啡館說起 1965.10.15《臺灣新聞報》 袁祖愛 黃色咖啡的煩惱 1965.11.28《臺灣新生報》 林琨 黃色咖啡館和茶花室 1965.12.26《商工日報》 黃海騰 咖啡女郎厭惡保鑣酒女歡迎中年客人 1967.8.14《臺灣新生報》 曹叔 問題少年陪笑生涯咖啡廳沉淪記 1967.11.26《民聲日報》 蔡益 黃色咖啡室及地下舞廳試色情媒介 1967.12.10255 咖啡館的不良形象深植民心，從筆者的經驗中可以得到驗證。筆者曾於咖啡館打工，雖然時值20 世紀末，父母仍多次懷疑筆者打工的咖啡館乃色情營業場所，還苦口婆心要求筆者別再打工了，可見咖啡館在一般庶民心中不是什麼好地方。256 何春蕤，〈性探索――多做少說的七○年代〉，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頁156-157。66綜觀台北文人咖啡館主要是在一個密閉高壓的背景下興起，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對外展現「自由中國」的姿態，對內卻厲行白色恐怖統治，其中箝制思想言論的強硬措施，更使得島內知識份子噤若寒蟬。此外，在美援的政經情勢下，政府大行西化建設，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化也慢慢滲透到台灣，只是其中的咖啡文化卻非政府所樂見，因而先後對咖啡實施進口管制，將其列為奢侈品，並嚴禁咖啡豆的自由流通，此外，高額的稅收也顯示政府對咖啡館設置的消極抵制，咖啡館同時也是政府監控的公共空間，然而，作為台灣首善之都，台北是一個現代化的都市，從日治時期開始接收著來自四面八方的西方文化，對於資本主義中的消費文化也有一定的接受度，因此，咖啡館作為現代都市的必備空間，自然成為民間業者的謀財方式之一，只是咖啡館到處林立，素質卻也良莠不齊，色情行業掛羊頭賣狗肉，咖啡館成為其掩蓋非法色情營業的門面，色情咖啡館的普遍，遮掩了文人咖啡館文藝風範，造成普羅大眾對咖啡館印象不佳，也顯露出台灣社會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種種突梯現象，戰後文人咖啡館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夾縫求生，步履蹣跚。67第三章 咖啡館裡文人活動的重要展現1950 年代至1970 年代，是台北文人咖啡館較為活躍的時期，當時咖啡仍是昂貴的奢侈品，喝咖啡也尚未成為社會風氣，文人泡在咖啡館通常不是為了咖啡，而是為了咖啡館這個空間。文人在咖啡館並非台北獨有的現象，世界各國在咖啡文化發展初期皆會出現文人混跡於咖啡館的現象，包括第一章提及的阿拉伯世界、歐洲各國以及日本，因此，要了解台北文人咖啡館現象，必須細密的爬梳文人所留下來咖啡館相關文獻，並將其置於整個時代情境下來檢視，才能掌握文人咖啡館在台北這個特定場域下的存在形式與存在意涵。因此，筆者首先討論1950-1970 年代間的文藝風潮，接著透過文藝作品中的咖啡館紀錄，重新鋪陳文人咖啡館風景、咖啡館的氛圍轉化，以及文人在咖啡館內的活動情況，從而探究文人咖啡館的空間內涵及其時代意義。第一節 文藝流域裡的咖啡館一、 中西思潮撞擊下的文藝風戰後台灣文化主要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互激盪的局面，「中國文化」在台灣的發展基本內涵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西方文化」在台灣的發展基本內涵則是以近代思想如康德哲學、自由主義、存在主義等思潮為主，257其中，「中國文化」是在官方機構「反共復國」的理念運作下得以慢慢根植於台灣，「西方文化」則主要是透過民間力量得以發展。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乃是官方建立文化霸權論述的關鍵時期，隨後官方迅速完成了一套相當完備的檢查制度，代表黨的國民黨文工會、代表政的教育部、新聞局、代表軍的國防部，代表特務的警備總部與保安司令部，都握有權力對社會的各種文化活動採取干涉政策，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任卓宣在1949 抵達台灣後，立即展開反共反蘇的文化運動，政治權力以合法方式介入文藝活動，當以此為起點。258257 黃俊傑，〈戰後臺灣的社會文化變遷：現象與解釋〉，黃俊傑主編，《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台北：正中，1995，頁32。258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聯合文學》，第199 期，2001.5，頁150。681950 年代以來台灣的文化政策，基本上是官方機構以強大國家權力為背景，結合政要與政界文人所發展出來的，鮮少以文化界的需要為考量之基礎。此外，官方機構一切政策皆以建設台灣和反攻大陸為核心，文化政策被併合於教育綱領中，其主張包括「加強樹立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教育思想，闡揚固有道德，整理文化遺產」、「提倡文學、美術、戲劇、音樂、體育等活動，藉以展開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等等，顯示官方的文化政策是以民族主義為本位的封閉型文化政策，259官方為彰顯其繼承中國文化的正統地位，在文化的建置上，力行一連串的「正名」之舉，無論是「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中的教育文化政策，或是之後「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設置，或是古物遷台的政策，以及1950 年蔣介石的文化統戰宣示，再再顯示戰後初期官方的文化政策，是在政治意味極濃的反共抗俄總動員的前提下進行的，而「保衛中國文化」的標語，也意指國民政府才是中國文化道統之傳承者，對抗中共就是「保衛中國文化」之實現。260此時，一些藝文人士，也會依附政府的文化政策，組織協會來推動官方文化，譬如1945 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宗旨即為推行三民主義，並分設文學、音樂、美術三部，延聘藝術界知名人士，召開美術座談會，商討工作方針，以期推動全省之藝術活動，其中以文學領域的活動最突出。2611950-1960 年代期間，官方的文化政策在文藝上產生了主導作用，在文學方面，1950 年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由當時的立法院院長張道藩領導，積極推動反共抗俄的文學，宗旨在於：「除團結全國文藝界人士，研究文藝理論，從事文藝創作，展開文藝活動，發展文藝事業外，更以促進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完成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任務為宗旨。」中國文藝協會舉辦各種文藝研習班，倡導推展軍中文藝運動，發起文化清潔運動，以及1955 年提出的「戰鬥文藝」等等政策，262使得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263在政治權力的操弄下，1950 年代的文學，幾乎由大陸來台的第一代作家所把持，所以整個五○年代文學就反映出他們的心態，他們在大陸幾乎都是屬於統治259 黄才郞，〈五○年代台灣的文化政策及其時代氛圍〉，林吉峰主編，《中華民國美術思潮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頁276。260 楊式昭，〈光復後台灣重要文化政策之觀察〉，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1901-2000 台灣文化百年論文集Ⅰ》，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9，頁111-117。261 何浩天，〈光復以來的台灣藝術發展〉，《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0 期，台北：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頁18。262 中國文藝協會編著，《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頁2-5、33-34。263 中國文藝協會公約的第二項目如下：我們深信文藝工作負有時代使命，我們願配合國策，從事文藝教育與宣傳工作。我們願接受政府為爭取反共復國勝利，為達成民主政治的各項措施，並透過文藝促其早日實現。中國文藝協會編著，《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頁185。69階級，依附政治權力機構而生存，擁護的是中國傳統的孔孟思想，且具有根深蒂固的法統觀念。264另外在美術方面，戰後初期，台灣美術原本是由台陽美術協會265的領導班底主導，首屆「全省美展」的成功，展現了台陽在戰後東山再起的氣象，無奈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嚴重影響了本土戰前美術運動主流的社會化拓展，自此，美術教育與推廣的發言權，漸漸落入1949 年以後來台的外省文化新貴中，這批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美術家，原是中國一批心態上較為固守傳統的舊派畫家，其後主導的「全省美展」，是為台灣美術運動最高權威的象徵，也是台灣戰後復元的克難階段中，最具號召力的美術表演舞台，只是其內保守意識的抬頭，造成一群以維護「正統」自命的保守人物，致力鞏固中原保守畫系在台灣的統御地位，促成了臨摹傳藝之風的盛行，大開中國美術現代化的倒車。266然而，在官方機構以反共復國為前提下的一元文化政策延燒之際，民間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其所展現的的樣貌可謂相當豐富。白色恐怖籠罩下的1950 年代，肅清政策橫行，文藝界陷入沉悶抑鬱，之後由於美國對台經援，美國文化也趁隙而入，美國文化宣傳機構、基金會在台展開潛移默化的美國化政策，包括設在臺灣北、中、南美國使領館的美國新聞處(USIS)籍著圖書、展覽、演出和文化活動，向青年知識份子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富足」、「友好」，宣傳美國如何對他人領土不抱野心，宣傳美國的科技、文化和令人羡慕的文明開化，當然也宣傳以前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如何貧困落後、獨裁、及其必然的衰敗等等，影響深遠。美國新聞處並且發掘和有計劃栽培臺灣的畫家、文學家和學者，提供他們到美國參觀訪問和進修的優越條件。除此之外，美國新聞處還有一項至今成效卓著的工作，即廣泛介紹和協助青年學生到美國接受碩士以上高等教育。這項工作包括提供美國大專院校的相關資訊，協助申請獎學金等等。五十年代264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87，頁88。265 台陽美術協會成立於1934 年成立，是日治時期由台灣畫家為主導的最大民間美術團體，發起人包括陳澄波、廖繼春、陳清汾、顏水龍、李梅樹、李石樵、楊三郎、立石鐵臣(日籍畫家)等，台陽會員幾乎網羅了島內第一流的中堅畫家與雕塑家，順乎其然的匯成了台灣民間美術運動的主流，從戰前一直奔流到戰後，並在戰後復甦之際，承擔了組織與舉辦全省美展的大業。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37。266 日治時期起，大陸以及台灣的美術家不約而同的到法國和日本吸收繪畫新觀念，然後各自回鄉推行美術運動。雙方在海外均吸收到了相同的創作觀念，那就是以寫生為起點的繪畫觀，這個觀念是改革傳統臨摹積弊的良方，遺憾的是這批大陸新銳畫家在山河變色之際，幾乎都沒離開大陸，也就無從在寫生基礎面上，與本省美術家進行歷史上的交會，反而是一批中原保守畫系的來台，大力推展臨摹傳藝，大開中國美術現代化的倒車。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頁47-72。70以後，一批又一批臺灣學生湧到北美洲深造，經過將近五十年後，為臺灣積累了大量美國製造的博士和碩士，廣泛地佔據了臺灣政治、外交、軍事、經濟、金融、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中的領導高地，影響至深且遠。267如此環境機制下的西方文化在台引起更多關注，於是，追求西方文化在戰後成為一股無法逆轉的狂潮，幾乎可說是台灣知識份子在白色風暴尋找心靈出口的方式。1949 年創刊的《自由中國》，由胡適擔任發行人，雷震主持其事，張佛泉、夏道平、殷海光為其中最重要的健筆，共同築起中國自由主義的堡壘，之後，一些台灣的自由主義者，陸續翻譯與闡述了海耶克、米塞斯、洛卜克的著作，為台灣的自由主義注入新的生命，開拓新的思想格局。268只是《自由中國》之後的命運，也影響了其他刊物編輯的方式，即是採取一種既能自保，又能傳遞西方文化的中庸做法。1956 年9 月由夏濟安領導創刊的《文學雜誌》，首度針對反共文學的陳腐俗套、及其與現實脫節的現象，發出一種溫和的反叛聲音：我們雖然身處動亂時代，我們希望我們的文章並不「動亂」，??我們不想逃避現實。我們的信念是：一個認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時代表達他的時代的精神的人。??我們覺得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說老實話。269《文學雜誌》採行古今交融、中西互映、創作理論並重的編輯方針，同時刊登舊詩與新文學，並引進西方文學作品、理論和文藝思潮，為台灣文學的發展開啟了一扇呼吸西方文學的窗。270此外，1957 創刊的綜合性刊物《文星》，則以「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為宗旨，向讀者介紹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同年成立的「五月畫會」、「東方畫會」即是美術界對西方文化的具體實踐，他們著重「現代」的開拓，最熱衷吸收研究的是當時風行世界的抽象主義繪畫。無論是1953 年創刊的《現代詩》、1956 年創刊的《文學雜誌》、1957 年創刊的《文星》、1959 年創刊的《筆匯》等刊物，都是1950 年代反共文藝大行其道之下的反叛聲音，只是他們都沒有直接提「反叛」或「西化」的問題，而是裝模作樣地祭出擁抱偉大傳統的護身符旗，但並無法267 陳映真，〈台灣的美國化改造〉，丹陽，《回歸的旅途》，台北：人間，1998，頁3-4。268 熊自健，〈戰後台灣自由主義者與海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周德偉為例〉，《當代中國思潮述評》，台北：文津，1992，頁1-2。269 編者，〈至讀者〉，《文學雜誌》，創刊號，1956，頁70。270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91，頁79-80。71掩蓋他們「西化」、「反傳統」的真面貌，271這些引介西方文化的刊物，在1950 年代並未形成巨大力量，也尚未顯示移植的成果，直到《現代文學》的出現，使得現代主義272在台灣文學界有了具體成績，才顯示出西方文化已深入部分文人的意識之中。1960 年代，夏濟安的學生在《文學雜誌》結束時，籌組了「現代文學社」，並創辦《現代文學》，成員以台大外文系學生為骨幹，包括白先勇(1937-)、王文興(1939-)、歐陽子(本名洪智惠，1939-)、李歐梵(1939-)、葉維廉(1937-)、劉紹銘(1934-)、杜國清(1941-)??等，從1960 年至1973 年間，共刊行51 期，貫穿了整個1960 年代，成為現代主義文學的重鎮，培養了許多年輕作家，包括黃春明(1939-)、七等生(本名劉武雄，1939-)、施叔青(本名施淑青，1945-)、李昂(本名施叔端，1952-)、李永平(1947-)、林懷民(1947-)、陳映眞(本名陳永善，1937-)等。273從創刊號開始，《現代文學》便表現了對西方文學的熱情，期望能汲取歐美文學的形式和精華，來改造台灣當代的文學，期間曾介紹諸如卡夫卡、卡謬、亨利˙傑姆斯、福克納、湯瑪斯˙曼、貝克特等歐美現代作家，以「橫的移植」來代替「縱的繼承」，因此將存在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反小說等現代前衛文學的意識形態和寫作技巧引進國內。274白先勇認為，《現代文學》的創刊以及1960 年代現代主義在台灣文藝思潮中崛起，並非一個偶然現象，亦非一時標新立異的風尚，而是當時台灣歷史客觀發展以及一群在成長中的青年作家主觀反應相結合的必然結果。《現代文學》的成員背景相當複雜，有的是隨著政府遷台後成長的外省子弟，有的是戰後接受國民政府教育長大的本省子弟，也有海外歸國的僑生，雖然背景各異，但卻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戰後成長的一代，面臨著一個「大亂之後曙光未明充滿變數的新世界」。275誠如白先勇所言，《現代文學》移植現代主義的成功並非偶然，包括台灣歷史的客觀發展――政治高壓的環境，與青年的主觀反應相結合――以及眾多前輩作為先驅，為《現代文學》鋪路，才能使其在現代主義文學有如此具體的成績。27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106。272 現代主義是對西方19 世紀的工業文明以及興起的中產階級庸俗價值觀的反動，因此，其叛逆性相當強烈。二次大戰後，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觀、信仰、以及對人類的信心，面臨的瓦解的危機，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主要傳達出對人類文明抱持的悲觀與懷疑。273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87，頁113-114。274 夏志清，〈《現代文學》的努力和成就〉，白先勇，《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頁319-327。275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頁274-276。72五○年代後期，《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等幾家現代詩刊早已發難於前，作了我們的先驅。276現代詩的現代化腳步早於小說，而《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為1950 年代台灣詩現代化運動的三大主力，其中的重要人物包括紀弦(本名路逾，1913-)、瘂弦(本名王慶麟，1943-)、洛夫(本名莫運端，1939-)等都是「戰鬥文藝」的代表詩人，之後卻在現實的壓力下，表面上響應官方的說法，另一面則進行個人主義的文學變革，成為台灣現代主義的開路者。277紀弦於1953 年成立「現代詩社」，並創辦刊物《現代詩》，從第一期到第十二期，刊登了許多台灣早期現代詩壇重要詩人的作品，此時期的《現代詩》呈現的是百花齊放的和諧榮景，2781956 年《現代詩》第13 期出版，紀弦成立「現代派」，以「領導新詩再革命，推動新詩現代化」為職志，發布了六大信條279，多達102 位詩人連署加盟，喧騰一時，是為詩壇一大盛事。280但是，這個運動只是喊喊口號，並未建立多少對詩的主張，也未為詩帶來外貌或體質上的改變，281其後，覃子豪(本名覃基，1912-1963)籌組「藍星詩社」，創辦《藍星詩頁》，並以民族大義對紀弦的「橫的移植」大加批評，雙方引發一場論戰，此外，1954 創刊的《創世紀》則為受到西方詩潮衝擊較大的一個詩社，由詩人瘂弦、張默(本名張德中，1930-)、洛夫三人為主幹，發刊初期仍無法脫離反共文藝的框架，1956 年後作風則略見改變，轉為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其前衛意識使林亨泰(1924-)稱創世紀「比現代派更現代派」。282《創世紀》的成員為軍人出身，生活的276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頁280。277 鄭明俐，〈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鄭明俐主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1994，頁36。278 除了鄭愁予、方思、楊喚以外，後來屬於「創世紀詩社」的瘂弦、洛夫、商禽、季紅，屬於「藍星詩社」的蓉子、羅門、周夢蝶，屬於「笠詩社」的吳瀛濤、林亨泰、白荻等，都在此一時期的《現代詩》嶄露頭角。蕭蕭，〈五○年代新詩論戰述評〉，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頁108。279 此六大信條為：第一條，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第二條，我們認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這是一個總的看法，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無論是理論的建立或創作的實踐。第三條，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作，新的工具之發現，新的手法之發明。第四條，知性之強調。第五條，追求詩的純粹性。第六條，愛國、反共、擁護自由與民主。紀弦，〈「現代派的信條」及釋意〉，《現代詩》，第13 期，1956.2，頁4。280 蕭蕭，〈五○年代新詩論戰述評〉，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頁109。28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81。282 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文訊雜誌社主編，《台73苦悶反映在詩作上，其文字及形式相當前衛具實驗性，所創作出來的詩作晦澀、怪異、混亂、難以理解，因此被譏為「惡魔主義、虛無主義、形式主義」，283無獨有偶的，在小說的現代化之路，之後也轉變為與現實脫節的虛無主義傾向，這些現代主義的小說家們在文學內容與表達手法上吸取了大量西方存在主義的要素，產生不少以無根和放逐為主題的作品，呈現了人之存在的焦灼感、虛無感和荒謬感，284但之後卻因游離現實而飽受批判。我們多需要一種健康的寫實的藝術和文學，但是，很遺憾的我們所接觸到的卻是一些知識份子自瀆得作品。個人去自瀆也就罷了，然而他們不但不肯承認這個事實，反而打著現代主義藝術至上的理論，來「美化自己的醜陋」。??容我們對那些不願走出象牙塔的現代主義者下一如此的批判：他們是由墮落的中產階級的文化培育出來的一批不自覺走向墮落的知識份子；他們既然無法走出自己的小圈子看看外面的世界，當然也就無法見出自己的罪惡；於是他們只好自滿地活在自定的道德標準裡，感傷流涕而自以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然而，我們並不悲觀，因為即使那些人自炫下去，也只不過是極少數而已。在如此廣大的軍人、學生、農夫、工人之間，我們相信必有一種屬於大家的文學建立起來。2851966 年創刊的《文學季刊》，即批判了1960 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病態和游離現實，主張「藝術工作者無可逃離的應該對他生存的環境有所了解，這樣他才能真正認清舊社會所以瓦解的所在，把藝術從幫閒的孤芳自賞和商業的狂流中解救出來。」286《文學季刊》由尉天驄(1935-)主編，主要作家有王夢鷗(1916-2002)、姚一葦(本名姚公偉，1922-1997)、何欣(1922-1998)、陳映真、劉大任(1939-)、施叔青、黃春明、王禎和(1940-1990)、李昂、余光中(1928-)、七等生、奚淞(1947-)等，他們主張現實的文學，提出文學必須「參與生活」、「關懷群眾」等口號，對1970 年代的鄉土文學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頁250。283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83。284 蔣年豐，〈戰後台灣經驗中的存在主義思潮―以沙特為中心〉，宋光宇編，《台灣經驗―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1993，頁2-6。285 尉天驄，〈幔幕掩飾不了污垢〉，《路不是一個人走得出來的》，台北：聯經，1976，頁53-58。286 〈我們的努力和方向〉，《文學季刊》，創刊號，1966.10，頁。74運動具有催化作用。2871965 年後台灣在國際上遭受一連串的打擊，國民政府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強硬外交政策，加深了台灣的孤立，這些衝擊也使得社會上層建築的文化掀起壯大的覺醒運動，因此，強調描寫台灣現實社會的鄉土文學應時而興，並於1976 年掀起一場論戰，最後演變成台灣文學與台灣社會路線問題的討論，突顯出戰後台灣社會內部所隱藏的有關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種未解的問題癥結。288自1950-1970 年間，臺灣的整個藝文界，早期是由官方提倡的反共文藝政策所主導，同時，台灣亦如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移植西方的現代主義風潮，在政治高壓的時代裡，現代主義以其游離現實的特質，成為台灣藝文人士逃避現實的途徑，這樣的移植運動，卻也引起文人圈的反省，並曾經引發了一場中西文化論戰289，反映出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接合的必然衝突，最後則是在國際情勢孤立的情況下，為數較多的文人開始面對本土的問題，進而將創作眼光回歸到人民所生長土地之上。二、文人咖啡館風景戰後文人咖啡館主要圍繞著中山堂而設置，其中，「朝風」即位於中山堂對面的永綏街上，「明星」、「田園」則分別位於距中山堂不遠處的武昌街及衡陽街上，至於「文藝沙龍」、「作家」、「天才」、「野人」，以及「天琴廳」，則是隔著中華路一段和中山堂近距離對望。本小節則要透過文人留下的紀錄性散文，來窺究上述幾家文人咖啡館所展現的樣貌與景緻。1950 年代的台北市，街道仍散發著古樸的氣息，當時柏油馬路稀少，大多是碎石道路，公車經過即會引來一陣塵土飛楊，290腳踏車則是大眾主要的交通工具，一般民眾的生活只求溫飽，不求享受。在執政者的威權統治體制下，城市裡流傳著反共的宣言與標語，一股沉重抑鬱的空氣瀰漫在每個廣場與街角，彼時，詩人商禽(本名羅燕，1930-)自20 歲隨國府軍隊來台，於1950-1951 年間，擔任士官之職，負有巡街站崗之責，平日靠雙腳巡視北市西區，他步行著，觀看著，整個城市西區都在287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127。288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頁137。289 有關中西文化論戰的過程，可參考陶恒生，〈六十年代的台灣中西文化論戰〉，《傳記文學》，83：3，2003.9，頁15-31。290 隱地，〈五○年代的臺北〉，《愛喝咖啡的人》，台北：爾雅，1992，頁99-100。75他的腳下，而「朝風」咖啡館291的特殊存在，自然引起詩人的注視。每經過咖啡館時，不禁腳步放慢，對那裡的雅致的裝潢和從中散發出來的音樂行以注目之禮。特別是「朝風」。292之後詩人商禽踏入「朝風」，不為咖啡，而是為了觀音樂。293一篇刊登自1950年間的小品文，一語點出「朝風」的風格：「環境幽靜而略呈憂鬱」，294一個長方型的空間，火車座，裝點著一些棕櫚樹，295「那是台灣古早那個時代裝潢最考究，最有沙龍氣味的咖啡館」296，許多客人來這邊不是為了喝咖啡，而是為了聽音樂，「朝風」的音樂唱片高達上千張，並曾作為當地廣播電台的唱片供應站，可說是一家Music Salon。297隱地(本名柯青華，1939-)認為「朝風」是台北最初豪華的放射地，包括台北西方音樂的常識，也是由「朝風」帶動的。298除了「朝風」以音樂吸引顧客外，「田園」咖啡館亦因著大量的唱片而吸引一群愛好音樂的顧客。我第一次偶然踏進新公園衡陽街的某一段，有一家底下代理原版古典音樂唱片，樓上是音響極好，把音樂飽和的充滿室內的咖啡室，那時我還是不滿十八歲的藝術學生，自此從這家變換各種曲目的店裡，初識了法蘭克、布拉姆斯、德布西、蕭斯塔考維奇這些人的作品。299坐落於新公園旁的「田園」流盪著西洋古典音樂，引發了雷驤(1939-)的偶然涉足，並啟蒙其對音樂的愛好，雷驤也曾紀錄下「田園」從五○年代末期到八○年代，其291 朝風原為日本人開設的Blue Bird 喫茶店(簡稱BB)，戰後由徐朝風先生接掌，改名為「朝風」。伊里，〈本土咖啡館六十年〉，《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55。292 商禽，〈咖啡瑣憶〉，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102。293 商禽，〈咖啡瑣憶〉，頁103。294 恒沙，〈我喜歡BB：咖啡館素描〉，《自立晚報》，1950.3.30，版三。295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76。296 向明，〈詩?音樂?黃豆湯〉，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93。297 恒沙，〈我喜歡BB：咖啡館素描〉，《自立晚報》，1950.3.30，版三。298 隱地，〈遠近中山堂〉，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74。299 雷驤，〈咖啡室啟蒙〉，《黑暗中的風景》，台北：爾雅，1996，頁57。76室內裝潢的兩次大變革，第一次改裝是在牆上掛了佔滿整個牆面的現代畫派作品，其超現實的風格令雷驤記憶深刻，第二次改裝路線則轉為精緻風格，舒適高背卡座的設置，顯示了了主人經營方向的改變。300然而，在子敏(本名林良，1924-)的眼裡，「田園」是一家具有田園氣氛的咖啡館：「『田園』有日式咖啡館的規格，講究內部佈置，玻璃門外和咖啡廳裡，處處擺著盆栽，以綠綠的觀賞葉營造田園氣氛。」301文人的心境牽引其視覺之眼，子敏眼中的盆栽景象是雷驤從未提及的。圖3-1：雷驤，〈田園咖啡店〉，左起第一家，最右為東方出版社。圖片來源：《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59。相較於「田園」在文人心中的殊異形象，「明星」咖啡館的形象在文人圈中算是口徑一致，具有「永遠」的文藝象徵地位。白先勇去國多年後返台，感嘆：「台北雖然變得厲害，但總還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說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302「明星」坐落於一棟洋式建築裡，室內裝潢無論是樸素的桌椅，牆上安置幾盞壁燈，窗子所附的窗簾，壁間的小畫，皆突顯出洋式的整體風格，303盪漾著靜謐的氣氛，散發著淡淡的歐洲古風，304這樣的「明星」，坐落於當時仍舊古樸的武昌街，自有一番獨特風情，引人嚮往。自1949 年初由白俄老闆開業，之後移交給簡錦錐夫婦經營，「明星」緩緩散發著日益濃厚的文藝氣息，300雷驤，〈咖啡室啟蒙〉，頁59。301子敏，〈約會在朝風〉，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頁116。302 白先勇，〈明星咖啡館〉，《明星咖啡館》，台北：皇冠，1984，頁67。303 雷驤，〈咖啡室啟蒙〉，頁63。304 白先勇，〈明星咖啡館〉，頁63-64。77直至1989 年結束營業為止，堪稱台北最後一家文學咖啡屋。305根據雷驤的回憶，當時進出「明星」的看來都是文士，此外到後期，還有附近北一女的學生。306然而，經營者簡錦錐先生則表示，「明星」早期的客源主要是達官顯貴、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或是軍人，1960 年以後才慢慢有藝文界的人聚集於此。307另外，值得一書的是詩人周孟蝶(本名周起述，1920-)在明星前的詩攤，當時可謂是台北十景之一，也是台北詩人們互相認識彼此的重要據點之一，308同時更強化了文人們在「明星」的凝聚力，間接帶動台北文人咖啡館的風潮，之後分別有「文藝沙龍」、「作家咖啡屋」、「天琴廳」、「野人」、「天才」等咖啡館的設置，皆標榜非「黑色咖啡館」，而是具有文藝氣息的文人咖啡館。圖3-2：「明星」內景。照片來源：簡錦錐先生提供。「文藝沙龍」的構想始自朱橋(本名朱家駿，1930-1968)，取名沙龍是認為台北文藝界需要一個類似於西方沙龍的場所，可以聚集藝文界人士。於是找來了有錢的詩人綠蒂(本名王吉隆，1942-)投資，而翻譯家羅珞珈(1939-)則為沙龍女主人。309位於地下室的「文藝沙龍」內景，在畫家龍思良的是設計下，由一條短短的梯子開始，對著梯口有一個窗口，打著柔柔淺紅的燈光，然後進入「地窖」，「窖」又臨一窗，排著許多仙人掌，透著些許陽光。310龍思良還在咖啡座盡頭放了一個什麼地方都通305 楊澤主編，《狂飆八○》，台北：時報，1999，頁256。306 雷驤，〈咖啡室啟蒙〉，頁62。307 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308 張默，〈我的呼吸如急速的水沫―葉維廉的詩生活〉，《夢從樺樹上跌下來》，台北：爾雅，1998，頁174。309 羅珞珈，〈我在文藝沙龍〉，《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64。310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83。78不到的樓梯，目的是引誘客人上樓，之後發現無路可走，只好在階梯上坐下來，此乃「文藝沙龍」最受歡迎的角落，311 專為文人創辦的「文藝沙龍」，作家光顧自然會得到一份禮遇，另一家專為作家設置的咖啡屋，更是精心打造一個文人專屬的藝文空間，此即「作家」咖啡屋。圖3-3：莊佳村，〈作家咖啡屋〉。圖片來源：《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63。「作家」顧名思義是由一群作家聯手打造，1968 年，梅新(本名章益新，1937-1997)首創其議，徵集詩人、畫家、作家等籌畫一間咖啡屋，籌備會是在一場牌局上召開的。這個計畫在梅新的積極募股下，當年六月間，由洛夫命名的「作家咖啡屋」正式於西門町開張營業。312「作家」開設在峨嵋街一棟古舊樓房上，場地包括二、三樓和四樓的前段，總共約有120 個座位，在秦松(本名秦維鏊，1932-)的設計下，將二、三樓的窗戶全部封住，四壁舖滿褚色的粗蔴布，每個茶几的套上咖啡色的桌布，每個座位都安置特製的方形木殼罩燈，燈罩的兩面各有縷空的圓孔，一線燈光正好斜照在讀書和寫作的方位。二樓西片特設一扇「詩窗」，為一塊提供詩人張貼新詩句的場地，三樓的前端則安設了一席平台，作為演述藝文和朗誦詩篇的場所，後方還有一間單獨的讀書室，無論個人獨處或二、三文友談天說地，都很適用。313關於「作家」，秦松如此回憶：311 羅珞珈，〈我在文藝沙龍〉，頁64。312 洛夫，〈我不風景誰風景〉，《落葉在火中沉思》，台北：爾雅，1998，頁183。313 晏琪，〈作家咖啡屋瑣談〉，《聯合文學》，1：4，1985.2，頁191。79咖啡的味道如何？我已不記得。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咖啡屋的情調頗有味道，詩情畫意，書香茶香。有燈屋有畫牆有詩窗等等。從門面到室內都是由我設計，猶如在創作，整個二、三樓的空間，如以今天的語言來說，就如同「裝置藝術」。314「作家」開業之初聲勢浩大，原來聚集明星的文人一度轉移陣地，車水馬龍，可謂盛況空前，315在當時文藝圈是件轟動的大事，加上有計畫的主辦各種文藝活動，包括座談會、詩歌朗誦會、作家夜談、畫展、詩展等活動，使這裡幾乎成為台北市作家和藝術家的最新聚集之地。316奈何好景不常，共同集資開業的作家們缺乏商業細胞，生意雖好，卻因房租太貴，收支無法平衡，「作家」日益虧損，直到股東們的老本賠光才關門大吉，317「作家」的營業壽命只維持了兩年。繼作家關門後開業的「天琴廳」，則因無房租壓力而維持較久，原來聚集作家的部分文人也轉移到這裡，一時頗為風光。「天琴廳」出資人是醫學界名人董大成，實際經營者則是其子董世光。董世光當時仍是北醫的學生，亦是「美的杏」(Medician)畫社的社長，當時因為社團同學的畫作無處展覽，於是興起開設咖啡館作為展覽場地的念頭，董大成接受兒子的提議，遂將家裡的一樓及地下室改裝為咖啡館。「天琴廳」有一百二十多個位置，從早上營業到晚上，從來不趕客人。318位於西門町地下室的「野人」名曲咖啡室，命名取義自成語「野人獻曝」，開業之初的理念是「希望藉由輕柔的音樂和咖啡來傳遞文學的意念，讓文學的氣氛沖淡工商業社會留給人們的茫然之感。」319雖然如此，「野人」之後卻受到美國嬉皮文化的影響，開始播放前衛的搖滾樂，聲響震耳欲聾，320漸漸的，這裡聚集了許多熱血沸騰文藝青年，在擁擠喧鬧的空間裡傳遞著最前衛的文學和藝術。至於「野人」的室內風景，在林懷民(1947-)的筆下，其的階梯又窄又陡，昏黃燈光下的小小地下室，充溢著人聲、汗味、烟臭。桌子很小，桌燈的罩子，是一張薄薄的三合板捲成的圓314 秦松，〈作家咖啡屋〉，《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62。315 蓉子，〈「明星」在回憶中的投影〉，《光華》，15：2，1990.2，頁108。316 洛夫，〈我與眼鏡〉，《洛夫隨筆》，台北：九歌，1985，頁114。317 蓉子，〈「明星」在回憶中的投影〉，頁108。318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頁185。319 周銘秀，〈純喫茶式咖啡館的崛起：傳統的喝茶習慣式微了〉，《經濟日報》，1967.9.4。320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頁181。80筒，上面有幾個用烟頭燒出的窟窿，還有一些塗鴉，四周的麻布牆上掛有抽象畫，321「野人」的現代風格使得店內經常聚集眾多的前衛人士，「有些人的行徑真的接近野人」322，有別於其他溫文儒雅的文人咖啡館。同一時期位於附近的「天才」咖啡屋，則由藝文界重要人士郭承豐一手打造，郭承豐為室內設計出身，「天才」的裝潢，則出自他本人的美感經驗，咖啡館的色調是黃色及黑色，無論是海報、桌椅及牆壁，都是黃黑色調的組合。因為郭承豐的關係，「天才」早期也聚集了一些藝文界的人士，只是後期台灣漸漸邁入工商業社會，文人聚集的現象也逐漸式微。323圖3-4：莊佳村，〈1967 年代野人咖啡屋〉。圖片來源：《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55。戰後文人咖啡館由早期的「朝風」開始，就已瀰漫著西方文藝的氣息，咖啡館內流淌的西洋古典音樂，以及西式裝潢與異國情調，成為之後文人咖啡館的主調，包括「田園」、「明星」、「天琴廳」等，皆展現了如此優雅的風景。至於「作家」、「文藝沙龍」分別請來兩位台灣著名的現代藝術家龍思良及秦松進行設計，使咖啡館空間獨具前衛風格，突顯出西方現代藝術的影響。另外，「野人」燈罩上被香菸燙焦的窟窿、牆上的抽象畫，以及空間中震耳欲聾的搖滾樂，除了反映抽象藝術的影響深化，也傳達出美國嬉皮文化的喧囂已經傳到台北。321 林懷民，〈蟬〉，《蟬》，台北：大地，1974，頁143-145。322 隱地，〈一條名叫時光的河〉，《愛喝咖啡的人》，台北：爾雅，1992，頁85。323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頁187。81第二節 咖啡館裡的文藝歲月一、虛構文本中的咖啡館現實中，咖啡館成為文人的聚集地，在創作的世界裡，咖啡館則是文人筆下的重要場景，其中也傳遞著時代的面貌與氛圍。在施叔青〈拾掇那些日子〉一文中，作者兼敍事者「我」，一個甫自高中畢業的女孩，一頭鑽進小說創作中，並結識了一位宛如文學導師的長輩，兩人於「明星」咖啡館的一次會面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下一天是元旦，我穿了桃紅色的風衣，依約到武昌街一家咖啡廳的三樓。你極喜愛這家咖啡廳的擺設，甚至是窗簾的色調。你一邊為我的咖啡加糖，一邊說：「這兒真有點家庭的氣氛，蠻溫暖的。」我向你撇了撇嘴，你縱聲笑了起來，我開始喜歡這家咖啡廳了，它令我感到莫名的，一種幸福的感覺，正如你所形容的「溫暖」。324之後，敍事者在溫暖的「明星」裡，將這位文學導師視如兄長，並且也是在「明星」裡，目睹這位兄長般的文學導師，因著現實的種種磨難而日益頹敗消沉，然而，年輕的主人翁卻像個靈動的初生之犢，趕赴著一場又一場的文藝座談。施叔青筆下溫暖的「明星」，在那個時代裡，象徵著文藝愛好者一個共生的場所，也是文人面對現實社會時，一個可以迴身的空間。此外，在林懷民的〈蟬〉一文中，「明星」亦是青年學子聚集之地：陶之青(按：主角之一，為大學生)聳聳肩，朝後一躺，窩在沙發跟牆壁交接的角落，伸手撥亮壁燈，橙黃的光，瀉了一桌。「你知道我為什麼喜歡『明星』嗎？我喜歡這些小壁燈，這笨拙的大理石桌面，讓你覺得很安全──。」325324 施叔青，〈拾掇那些日子〉，《那些不毛的日子》，台北：洪範，1988，頁42-43。325 林懷民，〈蟬〉，《蟬》，台北：大地，1974，頁115-116。82然而，在安全的大理石桌之外，在溫暖的咖啡館之外，其實是一個不安全的時局，一個不甚溫暖的世界。1953 年韓戰結束後，中共終能將注意力轉向台灣，台海情勢乃日趨緊張。1954 年起，中共陸陸續續發動大小不等的砲戰，使得台灣處在一個惶惑不安的氣氛中，1958 年中共砲擊金門，此乃著名的「八二三」砲戰，之後又發動較小規模的砲戰，爾後採取「單打雙不打」方式陸續鳴砲，直到1970 年代末，才正式宣告砲戰時代結束。326另一方面，在國際上也是戰爭不斷，1950 年韓戰爆發，1962年古巴危機，1965 年越戰爆發，美蘇兩國的軍事競賽深深影響了世界各地的局勢，整個世界陷入鼓譟不安的狀態之中。全世界到處都是殺伐。陷陣攻堅的坦克車在六百年鋪著磚石的城市大道上炫燿，通過主教公署，市政廳，議事堂，午前市場，人民英雄紀念館，歌劇院，獨立紀念碑，兒童醫院，工藝大學，外商俱樂部。在匈牙利，在越南，在中國。確實不假的是另外一個大夏天，金門對岸的無數火砲突然起意，對著小島上各種據點密集開火。第一輪幾分鐘下來，打死許多來不及躲避的官兵，包括將軍若干。這以後金門守軍還擊，砲戰於是就這樣進行下去，不知孰勝孰負。總之，是過了很久很久才結束。327在詩人楊牧(本名王靖獻，1940-)眼中，那個年代的世界宛如殺戮戰場，然而，季季(本名李瑞月，1945-)的〈擁抱我們的草原〉中，戰爭更像是一種虛幻的存在。文中的敍事者自稱是一個沒有思想、只會看三流小說和低級電影的小女孩，這樣的小女孩，面對戰爭以及國族認同，如此說到：「那時我們心裡沒有故鄉。我們除了背英文單字和唸歷史裡的諸雄紛爭，對霸王們的艷史感興趣外，只會在課堂打瞌睡。??那時我們真的沒有故鄉思念，我們只知道在金門砲戰時，把零用錢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送出去，而不知道送出去的理由。我們只曉得離我們很遠的地方有戰爭發生，而不知道戰爭是什麼？是為什麼？我們一點都不知道。」328這位成天無所事事的女孩和另一位也是成天無所事事的女孩，不經意的在「明星」相遇：326 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台北：文英堂，1996，頁299。327 楊牧，〈那一個年代〉，《昔我往矣》，台北：洪範，1997，頁10-11。328 季季，〈擁抱我們的草原〉，隱地編，《這一代小說》，台北：爾雅，1967，頁77。83怎麼又碰到妳了呢？真奇怪。我在她旁邊的座位上坐下來。我沒有回答她什麼話。德佛乍克的新世界傳出了戰爭的聲音，一陣又一陣。我說：是妳點了這張唱片麼？她說：不錯。是我。我只能從那裡試著想像戰爭的氣氛，只能從那裡聽到戰爭的聲音。妳渴望戰爭麼？不錯。我渴望。我希望馬上有戰爭。我的愛人已在戰地作了戰爭的食物，我希望有戰爭。329在點著昏黃燈光的咖啡館裡想像著戰爭，有一種荒謬感，但是，季季筆下反映的正是台灣社會當時現象，隔著海峽之外的隆隆砲聲，島民無法親臨，生活週遭卻時刻聽聞著戰爭的種種，勞軍募款的活動提醒著島民戰爭正在發生，甚至連佛教界也上街遊行托缽勞軍，330反共氣焰盛行的1950 年代，臺灣在美國的支撐下，島民有著共同想像的敵人在對岸，至少是目標明確的，於是，年輕女孩在咖啡館裡想像著戰爭，渴望著戰爭，一種集體潛意識在官方操弄下漸而成形，然而，在1960 年代時勢轉移後，戰爭的氣焰逐漸淡化，此時的大學生則是在咖啡館裡談論著哲學：施平、葛日新和咪咪都是哲學研究所的社員，胡偉康是社長。他們平常除了泡明星咖啡屋，辦哲學討論會，其餘的時間，幾乎都消磨在胡偉康的小屋裡。???他們在馬路上逛了一陣，終於又踱進明星咖啡屋。明星裡擠滿和他們類似的青年。角落裡坐著一位詩人模樣的年輕人，誇張的將稿紙扔了一地。??咪咪嫌明星人太多，他們就回到五條通胡偉康的小屋。大家高談著世界的荒謬、人性的自由和自身的失落。胡偉康扯著一頭厚厚的黑髮，大聲狂呼。「我們有什麼理由快樂？我們被投入了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荒謬的！我們失落了！」331329 季季，〈擁抱我們的草原〉，頁87-88。330 1958 年間勞軍活動盛行的圖像紀錄，可參考中國時報編輯部編著，《臺灣：戰後50：土地˙人民˙歲月》，台北：時報文化，1995，頁128。331 張系國，《昨日之怒》，台北：洪範，1978，頁91、96。84張系國(1944-)〈昨日之怒〉一文中，藉由一群嗜於辯論哲學的大學生，反映了在咖啡館論哲學是1960 年代咖啡館內的流行文化，同樣的，在李篤恭(1929-)的文中，也傳達了這個現象。李篤恭〈軀殼〉文中的咖啡館，象徵著一個性靈的世界，透過這個盪著古典音樂的空間，敍事者直往自己的心靈裡去尋找自己存在的意義：「命運交響曲」一響起，那小小的咖啡廳便不見了，台北市有消失了，而一個更龐大的世界便展開來，而他和她(案：敍事者和其交往的對象)是那裡的住民──他們變成了貝多芬，而去生活六七十年那追尋的，不撓不折的，向命運挑戰的掙扎。332李篤恭文中的敍事者在咖啡館裡超越了軀殼，到達了現象的新世界，反映了1960 年代存在主義思潮在藝文界流行的現象。相較於1950 年代，1960 年代的台灣顯得徬徨而孤立，由於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政策，使得台灣喪失國際間一些薄弱的支持，包括法國、日本、菲律賓、加拿大，甚至美國，都因此漸漸與台灣保持距離，整體而言，1960 年代的台灣，是個燥熱而密閉的空間，空氣中微盪著某種焦躁、鬱悶和徬徨的時代氣息，333這種時代氛圍也顯現在小說中的咖啡館社會裡：長袋形的「夜鶯音樂咖啡廳」一片烟霧迷漫。一屋子黑頭髮，波浪翻滾，一律追隨柴可夫斯基「一八一二年序曲」的旋律搖擺，打擊樂器敲饗時，有人壓低嗓門唱和，有人捏緊拳頭揮舞，窗玻璃也跟著共鳴。??每天不到傍晚，還是有一批頭髮留得老長老長，眼泡因為睡眠過多而腫脹著的年輕知識份子，老大不願地爬上樓來，在負責收帳兼換唱片的櫃檯小姐處要一張點唱單，填上他鍾愛的樂曲，慢吞吞的找一個角落坐下，等他的貝多芬或蕭邦一同來謀殺這一晚的生命。334劉大任(1939-)《浮游群落》中的一群夜行動物，「像包裹著一層無形無色的薄膜，像一頭望得見外面卻看不透欺騙的蒼蠅，開始鬱悶，開始不安，開始盲目的衝撞，開332 李篤恭，〈軀殼〉，《李篤恭集》，台北：前衛，1992，頁290。333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91，頁105。334 劉大任，《浮游群落》，台北：三三，1990，頁14-15。85始無意議的掙扎，而終於無可奈何」，335文中呈現了當時知識青年想要衝破現狀，做點什麼卻又無計可施的窘況，只好鎮日在昏暗的咖啡館裡，隨著古典音樂搖頭晃腦，發洩煩悶。無論在咖啡館裡談論存在哲學，或是聽音樂殺時間，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於是，有些藝文人士開始主張應該走出咖啡館，在季季〈尋找一條河〉中，透過尋找一條河的經歷，反映出其極欲擺脫咖啡館清談的歲月：哦，只是昨日，我還呼吸著那裡的空氣，還坐在煙霧瀰漫的咖啡間，聽著一些堂皇的交響樂或俚俗的小品，看著燈籠似的吊燈，和一羣朋友們聊著什麼存在主義、什麼嬉痞運動、什麼新表現派電影，並且批評掛在牆上展覽的什麼抽象畫，空泛地吹擂著什麼未來的志向，比較著某人某人得到國外獎學金的多寡。??而一切只是昨日，已是昨日。在林的懷抱裡，我想伸出手，擊碎那些朦朧的吊燈，揮走那些坐談的昨日。336季季文中的敍事者厭倦了耽溺於咖啡館的日子，其急欲擊碎的「朦朧的吊燈」，隱喻著咖啡館昏天暗地的清談歲月，無獨有偶的李昂也曾在〈一封未寄的情書〉中，傳達出知識份子應當走出咖啡館的意念，並藉此反映了台灣從1960 年代的徬徨時期到1970 年代的本土化時期，之間歷程轉化與時代變遷，文中的敘事者自稱於1960 年代末期，生活不外是和一夥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在咖啡館裡談論著沙特、卡謬、榮格、西蒙波娃，但是當時的心靈卻是茫漠的，不抱任何希望的，「那真是一個思想與精神的谷底，我們不會像六○年代的知識份子為『存在』課題辯論得聲嘶力竭，要為虛無而自殺，??，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能像西方的青年，乾脆徹底的說，那我們就依賴迷幻藥吧！於是我們只有在台北市街的咖啡館坐下來，淡淡的說，那我們就過活吧！」337直到敍事者遇見甫自美國歸國的學者，透過他，敍事者看到了台灣的前景，而該學者一場又一場的演講，也啟蒙了敍事者長久以來被禁錮的靈魂：因著談論這些問題，我發現你整個人似乎有了一個清楚的目標，我同樣不能明白究竟是什麼，但能感到因此你與我們有著巨大的差別。你沉穩、平335 劉大任，《浮游群落》，頁14。336 季季，〈尋找一條河〉，《季季集》，台北：前衛，1994，頁34。337 李昂，〈一封未寄的情書〉，《一封未寄的情書》，台北：洪範，1986，頁8。86寧，並願意真正著手去從事些事情，不像我們一夥朋友，只一天天工作完後，課餘由一個咖啡館坐到另一個咖啡館，永遠只是無盡的清談。??當時，在飢渴的我們的心中，你又引燃了怎樣的熱情啊！??你真正帶領我們走出台北的咖啡館，這無論如何都是個重大的起步。338咖啡館裡的文人，從耽溺於咖啡館的溫暖色澤，之後在咖啡館裡談論著存在主義的問題，到最後期望衝破咖啡館，為社會做些什麼，反映了從1950 年代到1970年代，文人內心的掙扎與思索，隨著瞬息萬變的外在世界，文人始終無法抽離於世界，當他們與世界保持疏離，是因為政治的不允許介入，當他們終於有勇氣面對現實，是因為知識份子的使命感，這些種種都曾在文人創作文本中的咖啡館經驗中展現出來。然而，當文人離開了咖啡館，面對一個真實的社會，將理想付諸實踐，迎接他的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王拓筆下甫自醫學院畢業的年輕醫生，放棄大好前途，抱著無私、奉獻的精神，回到他那個沒有醫生的故鄉替鄉親服務。四年之後，這位醫生的理想卻一點一滴地在封閉鄉村裡消耗殆盡，令他不由得懷念起在咖啡館的清談歲月：「田園、野人、天琴廳，午後咖啡館的情調多麼愉快。」他的神采煥發起來了，臉上漾出微微的笑意。「在愉快的音樂旋律中喝咖啡、談理想、談抱負。」??「但是，在這裡，」他深鎖了雙眉、黯然地、沉鬱地：「唉！連一個聊天談心的對象都沒有。」「連聽一次音樂的機會都沒有。」「連最起碼的生活水準都沒有。」339面對年輕醫生的怨言，友人記者詢問他當年不是想要效法史懷哲嗎？年輕醫生駁斥：「史懷哲，史懷哲有整個歐洲的道德理想在支持他，有錢的人捐錢給他，沒錢的人在精神上鼓勵他。而，我們這是什麼樣的社會？每個人都只為自己打算，每一個人都只會錦上添花??」340這位懷抱著遠大抱負的年輕醫生，面對的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這樣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只看見自己的利益，年輕醫生的理想反而被338 李昂，〈一封未寄的情書〉，頁13、17。339 王拓，〈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中外文學》，2：12，1973，頁99。340 王拓，〈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頁100。87視為是愚蠢的，因此，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流傳在咖啡館裡的理想，一旦被投注到現實社會裡，卻可能水土不服，知識份子離開咖啡館，進入真實世界後，如何在社會的自私氣焰中把持自我良知與服務熱誠，恐怕是身在商業化社會裡的每個知識份子所必然面臨的問題。此外，一些小說文本中，也呈現了1970 年代咖啡館作為一個反體制文化展演地的現象，其中，林懷民〈蟬〉一文中，即透過「野人」裡面的次文化現象，傳達出當代咖啡館的空間意義：「Well──有一回，一個傢伙冒冒失失問她(按：芝芝，一位整天泡在野人的女孩)，幹嗎那麼喜歡泡在野人？她說，在這裡，她高興跟誰說話就跟他說話。你找她說話，她高興就聊聊，不高興就不理你。要是還要嚕哩嚕囌，就罵得你狗血噴頭。」陶之青輕輕笑起來，慢慢的說：「芝芝還說，這就是野人的好處。如果在家裡，生爸爸的氣，你可不能臭罵他一頓啊！」341林懷民筆下這些鎮日留連野人咖啡館的青年，無論男女大多蓄著長髮，抽著一根又一根的煙，彼此的對話中不時夾雜著英文單字，聽著Bob Dylan342的音樂，和著披頭四的歌曲，在昏暗的地下室裡搖晃著身體，他們不再討論存在主義哲學，「說話與嘩笑間，短暫的休止符，縫合了他們的嘴；抽煙、喝水、吃東西。」343這些受到美國嬉皮文化影響下的年輕人，反映了當代青年的苦悶與茫然，而嬉皮文化也成為一股官方極力壓抑遏阻的風潮，1971 年台北市警察局開始取締「穿著過分暴露短褲者、蓄長髮男子、褲腳過大妨害善良風俗者」，344甚至有媒體人戲稱1970 年代最流行的街頭運動為「警察沿街追逐長髮男子」，345此外，咖啡館裡的反體制現象同時也以其內的性文化方式展現，江玲(1941-)於1965 年發表的作品〈坑裡的太陽〉，文中表述了田園咖啡館逐漸成為男女幽會場所的現象，敍事者是個徹底的反抗者，對於當代341 林懷民，〈蟬〉，《蟬》，台北：大地，1974，頁149。342 Bob Dylan，原名Robert Zimmerman，美國六O 年代崛起的音樂人，其音樂的兩大主題是反戰和反偏執，風格是沉重、幾近吶喊式，但是卻從一種民謠演唱的層面出發，Dylan 之所以能在六○年代深得民心，完全與當時的抗議運動密不可分，他的音樂表現出一種對理想的執著，使其能在當代音樂界叱吒風雲。Charles T. Brown，《搖滾樂的藝術》，台北：萬象，1993，頁221。343 林懷民，〈蟬〉，《蟬》，頁147。344 本報訊，〈熱褲太短，警察要管――維護善良風俗，取締奇裝異服〉，《聯合報》，1971.4.2，版6。345 馮光遠，〈噓―報報七○年代〉，《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頁115。88崇尚西方文化的傾向相當不以為然，而咖啡館裡的男女，則被其視為是一群「把自由和一切美好侷限在斗室的黑暗中的年輕人」：走過「田園」，有兩對年輕的男人和女人走了進去。兩扇玻璃漆黑且毫無聲息的把他們的影子砥掉。門縫移動的剎那，我聽見一點G 弦薄薄的哭泣混著許多遙遠地下落的黑鑑和白鑑。一定有許多年輕的男人女人坐在黑暗的角落。唱機會讓蕭邦哭著。也許有幾盞閃閃爍爍的彩燈和躲躲藏藏的男人女人捉迷藏。愛情這樣不能見人嗎？我問，我以為那是很美的東西。不必這樣躲著人。他說他不知道。也許因為愛情什麼都不需要吧！連陽光和空氣也不要嗎？我推開通往公園的大鐵門。346文中呈現了當時社會的壓抑現象，就連最美好的愛情也只能在暗處進行，咖啡館裡的男女，其行徑也隨著時代的挪移，逐漸大膽起來，王文興在〈大地之歌〉中，細密的描述了咖啡館的情色現象，透過一位大學生的雙眼，田園之內暗潮洶湧的情慾流動展演在讀者面前：無意之間，他注意到一幕景象。一對情侶，頭靠在一起，兩人的黑髮溶成一堆，她的手握在男子的手裡，他們的嘴唇相互銜接。這對情侶是半小時以前進來的，選擇的座位靠他的左邊，一個相對的角落。他們以為坐在最後，有棕櫚樹權充掩護，??因此肆無忌憚。??而後他又去吻她的耳根，她便又開始顫抖，甚至嗚嗚咽咽地抽搐，肩膀猛烈的一聳一落。他的嘴唇探尋著頸窩，探尋著髮鬚，探尋著眼梢，一路尋下，又尋到她的嘴唇。他的右手滑下來，沿著她的細腰，向上移，撫摸她左邊的一隻乳房。347在那個封閉的時代裡，咖啡館似乎成為眾生男女集體發洩情慾的場所，描述這種現象的小說為數不少，隱地〈純喫茶〉文中，憨厚老實的敍事者第一次和某位女孩約會，朋友建議他約女孩到咖啡館：346 江玲，〈坑裡的太陽〉，隱地編，《光陰的故事》，台北：爾雅，1986，頁89-90。347 王文興，〈大地之歌〉，《十五篇小說》，台北：洪範，1979，頁54。89「咖啡館？我從來沒去過，現在的咖啡館聽說都很黃色，我怎麼向胡小姐說呢？」「誰叫你進黃色咖啡館？我的意思是可以請胡小姐到標著純喫茶的咖啡館，像維也納、田園、青龍、月光、天使、東風、玫瑰??。」348然而，當敍事者進入標榜著純喫茶的咖啡館，以為可以單純的和女孩喝杯咖啡，卻完全被裡頭的情慾畫面給震懾住，「那是一種無可遏止的燃燒，一種沒法平息的沸騰。他們彷彿忘了他們是在一個公共場所、一個咖啡館中，而以為是在他們的家裡，他們的床上，他們那種肆無忌憚的熱吻，??奇怪的是，似乎沒有人覺得他們不妥，??大家都忙著和自己的愛人情話綿綿，躺在溫暖的胸臂裡，聽優美的音樂，飲香甜的咖啡，談古老卻永遠使人感到新鮮的愛情??。」349此外，隱地另一篇作品〈一個叫段尚勤的年輕人〉中，亦寫道：「田園有貝多芬、巴哈、孟德爾頌與柴可夫斯基??，是他們的靈魂使那裡變得更適宜擁抱。替情慾穿一件高級外衣。在田園接吻，就像在舞池中跳舞一樣平常。不接吻才是例外。」350另外，寒爵(本名韓道誠，1920-)《儒林新傳》中刻畫了現在知識份子專營名利的嘴臉，其中一位急欲成名的女作家，就是在咖啡館裡和資深出版人達成「隨稿登床」的協議。351而瓊瑤(本名陳喆，1938-)著名的師生戀作品《窗外》中，兩位不被社會認可的親密愛人，也只能在昏暗的咖啡館裡親近彼此，352透過這些文本中咖啡館的情色描寫，顯見咖啡館內的情慾展演，是台灣曾經存在的社會現象，雖然，情慾文化在咖啡館裡蔓延，甚至連原本為文人聚集的田園，也變成當代青年一個尋索情慾的場所，屹立不搖的明星，始終是台北文人聚集的場所，並沒有調暗燈光、順應時勢，至始至終堅持素僕的經營方式，使其成為台北最為著名文人咖啡館：藍白從衡陽路繞圈回轉到武昌街，當車子停在麵包店的門前處，柯克廉才明白藍白所說的「明星」就是和他心裡想念的同一家。還是那走起來會發出348 隱地，〈純喫茶〉，《幻想的男子》，台北：爾雅，1979，頁62。349 隱地，〈純喫茶〉，頁65-66。350 隱地，〈一個叫段尚勤的年輕人〉，《幻想的男子》，台北：爾雅，1979，頁277。351 寒爵，《儒林新傳》，台北：成文，1980，頁86-91。352 瓊瑤，《窗外》，台北：皇冠，1965，頁253、155。90聲響的木板樓梯，使他覺得親切，推開門時絶沒有想到誰會坐在那裡，雖然他早在心裡湧起多層的記憶，他和老姜、正雄、還有幾位他們身邊的漂亮女人，和畫家老歐等，常在晚上七點會聚在這裡，吃這裡特製的黑麵包或蛋炒飯，漫談文學。但柯克廉並不想到他們這些人現在還可能在這裡，他們早被沖散了，他也懶得去推想散開的理由。可是，意料之外的，在推開門時他發現有一個熟面孔在最靠裡面角落的一張桌子，桌上擺著書、稿紙和咖啡杯子??。353七等生(本名劉武雄，1939-)《城之迷》中，離開台北離群索居多年的作家柯克廉，在五年之後重回台北，漫步在台北街頭，驚覺市景的遞嬗，感嘆人心的變化，對於昔日經常聚首的「明星」，也不抱任何期望，以為一切都煙消雲散了，不料進入了「明星」，卻看見依然有著滿腔熱血的文藝人士，在裡面埋首寫作，此情此景，直叫這位曾經歷經文人咖啡館風光時期的作家，內心感到莫名的感動。二、 追憶文人咖啡館的人與事藉由上述文人虛構文本中的咖啡館相關敘述，我們得以感受到戰後文人咖啡館裡的情境與氛圍，然而，文人在咖啡館裡的具體行為是什麼？他們都做些什麼？因此，以下將透過文人筆下的紀實性散文，來探究文人咖啡館裡的的人與事，主要是藉由隱地、李黎、葉維廉、陳映真、子敏、商禽、雷驤、楊牧、胡品清、羅珞珈、盧克彰、秦松、盧非易、晏琪、陳芳明、白先勇、高大鵬、黃春明、小野等曾經親臨文人咖啡館的文人所留下的咖啡館相關紀錄，來重新建構文人在咖啡館裡的活動情況。1988 年5 月的一個下午，隱地一如往常的到「明星」喝咖啡，巧遇中國時報記者林國璋，該記者為隱地在「明星」留下一張照片，其後隱地追憶起在「明星」寫作的日子：「從前的『明星』，也是我寫作的地方，??聽焦桐(本名葉振富，1956-)、曾堯生說過，年輕時候到台北的第一件事，先到武昌街『明星』樓下看周夢蝶的詩353 七等生，《城之迷》，台北：遠行，1977，頁4-5。91書攤，其次，傳說樓上的『明星』永遠有許多作家正在寫作，有人所以也上樓叫一杯檸檬水，其實只是想看看黃春明、林懷民、白先勇、雷驤、陳映真、季季等作家。」354一年後，「明星」在一陣扼腕聲中結束營業，當時的報紙將「明星」譽為台灣近代文學發展上一個人文薈萃的文藝沙龍，並指稱其在傳出停業消息後，經營者簡錦錐先生就遭到許多來自藝文界朋友的壓力，大家都不希望這個台北僅存的文學咖啡屋就此畫下休止符，簡錦錐無奈表示，「明星」必須先暫時停業三個月，進行內部整修並思索未來發展，355然而，這一停業，「明星」休息了15 年，2004 年2 月底，傳來「明星」即將重新營業的消息，356印證了永遠的「明星」是可能存在的。我說：「唉，在台北，沒有什麼地方是永遠的。」友人說：「不然。明星咖啡店就是永遠的！」於是我們去武昌街。還沒進明星的門，我指著門前亭子腳上的空地嚷：「連周夢蝶的書攤也不見了！還有什麼是永遠的？」友人說：「別嚷，今天星期三，且上二樓──」二樓上，溫柔的壁燈下，瘦削的周夢蝶盤膝端坐在椅中，身後掛著黑布雨傘，面前桌上一杯紅茶，桌對面兩名學生模樣的少女，正專注地托腮凝聽他娓娓論道──友人與我相視莞爾。咖啡端上來了。我們舉起杯子：「為永遠的明星乾杯！」357李黎(本名鮑利黎，1948-)在去國15 年後回到台北寫下這篇文章， 時值1985 年，雖然4 年後的1989 年，「明星」宣告停業了，沒人知道將來會如何，15 年後的2004年，「明星」重新開張，對昔日習慣逗留「明星」的文人而言，究竟是何等的心情？一家文人友好聚集的咖啡館，曾經為這些文人的生活帶來什麼？他們在這樣的空間裡，尋找的究竟是什麼？354 隱地，〈到明星看作家〉，《自從有了書以後》，台北：爾雅，2003，頁103-105。355 羅玉蓓，〈明星咖啡屋最後一夜的浪漫〉，《聯合報》，1989.12.10，版14。356 丁文玲，〈明星咖啡屋即將重新開張〉，《中國時報》，2004.2.29，版B1。357 李黎，〈別後我城〉，《別後》，台北：允晨，1989，頁16。92圖3-5：鄧南光，〈漢中街、峨嵋街街口〉，1948 年。照片來源：張照堂編，《老˙台北˙人》，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8，頁21。素僕的1950-1960 年代，赤肉麵一碗一元，花生湯一碗五毛，三輪車滿街跑，民間街坊互信氣質仍在的時代裡，音響和唱片都不普及，資訊不甚流通，聯繫不甚方便，當時的文人需要一個空間，一個在城市裡可以發現彼此的角落：那時候的文人、詩人到哪裡去呢？你或者要問。去，舉個例說，去南昌街的一些茶室，去衡陽路的「田園」，或武昌街的「明星」，幾張極其簡陋的藤椅，椅旁一些盆花，放的全是古典音樂，喝一杯四、五元的「長命」清茶，坐一個下午，談詩、論文、講藝術革命。3581950 年代的文人在咖啡館裡的聚集，頗似傳統中國文藝結社的文化，只是文人結社的活動不再是喝茶彈琴吟詩，而是喝咖啡聆聽西洋古典音樂，然而喝的是什麼飲料，聚集在什麼樣的場所，並非重點，重點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彼此交換訊息、意見。當時設在臺灣北、中、南美國使領館的美國新聞處(USIS)常常籍著圖書、展覽、演出和文化活動，宣傳美國的科技、文化和令人羡慕的文明開化，359西方文化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文人前仆後繼學習親近的文化，而西洋古典音樂也是其中要項。美新處每月都會在新公園的省立博物館舉辦唱片音樂欣賞，例如喬治˙蓋西文的「藍色狂想曲」、「一個在巴黎的美國人」，都是經由此管道首次浸染台灣人的耳358 葉維廉，〈我那漸被遺忘了的台北〉，《一九八二年台灣散文選》，台北：前衛，1983，頁133。359 陳映真，〈台灣的美國化改造〉，丹陽，《回歸的旅途》，台北：人間，1998，頁3。93朵，然而這種淺嘗即止的音樂資訊無法滿足詩人向明(本名董平，1929-)，每回透過美新處接觸到新音樂之後，為了要能欣賞完整樂曲，向明就會到「朝風」點播該曲目，因此，「朝風」可說是向明古典音樂的練聽場所。「在裡面喝咖啡可以點放所喜歡的樂曲，一杯咖啡兩種享受，而且不限時間，便成了我們這些半調子的知識份子的高級休閒場所。」360愛好古典音樂的呂泉生、林寬、彭鴻星、張繼高等都是「朝風」的常客，361此外，「朝風」也是文藝界重要的約會場所：「朝風」成為報館的編輯、記者、作家、詩人的約會地點。中山堂廣場沒有像巴黎那樣的露天咖啡座，「朝風」至少是在廣場的邊緣。報館編輯跟作家、詩人交誼，常常約好在「朝風」見面。「拉稿」，甚至是不得已的「退稿」，都在那裡低聲的進行。??文人寫稿，難免會牽扯上自己跟某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男作家或女作家的情誼，往往會不自覺的、很浪漫的寫下「我們約好在朝風」。朝風成為「文人咖啡館」，而且有相當高的知名度。握筆的人接到副刊主編的信，相約在朝風見面，都會也有一陣心顫。也許他喝的將是一杯洋溢著「讚美」的香氣的咖啡；也許他將喝下一杯苦苦的咖啡，隨手把那篇失敗的稿子帶回家。3621950 初期，詩人商禽也到過「朝風」，當時他還是個必須巡街站崗的士官，苦悶的生活裡就到「朝風」把一張張33 又?轉的唱片翻來覆去的看，感受一種氣氛，那時候沒有音響之類的名稱，「朝風」的唱機擁有兩個落地式的大喇叭，相當老舊。10 年之後，商禽不須再巡街站崗，但仍是個窮士官，聆聽音樂的場所則轉往「田園」，並在「田園」接收同好推薦的古典音樂，對他而言，「田園」好比一個古典音樂教室：到田園說是欣賞音樂，還不如說是友朋相聚。時至今日，雖然劉大任曾把那些往事寫入他的小說，我卻敢打賭，無人記得那裡的咖啡是何味道。??1960 前後，也是田園的極盛時期，振煌(按：陳振煌，著名音樂人)、阿陶、大任(按：劉大任)正為一個唱片公司編譯一套音樂的書，三人經常在田園碰360 向明，〈詩?音樂?黃豆湯〉，頁93-94。。361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頁177。362 子敏，〈約會在朝風〉，頁113-114。94頭，??我當時正在戀愛，熱病大發。先跟著他們聽十二音派；荀伯格、魏本諸人，殊不爽意，後來被他們發現，重新配方，向我推介蕭士柯塔維齊、拉赫曼尼洛夫，可謂對症下藥，而我愛死法雅。363在雷驤年輕的歲月裡，「田園」也曾扮演了其古典音樂賞析的啟蒙角色，當年「田園」時常聚集一群古典音樂同好，由於彼此專精的程度有別，資訊相互流通因此十分熱烈，譬如有新的唱片進來，或者誰弄到一本管絃樂的總譜，都會在「田園」傳遞。「田園」有一本厚厚的點樂索引，從A 字頭的西班牙作曲家一路排下來，足有上千片唱盤，雷驤感懷說道，離開田園投入職場後，「田園」的昔日美好始終揮之不去：成為音樂雜誌撰稿員的時代，在訪問這個專業領域中的著名人物──指揮家陳秋盛、作曲家陳懋萱、張邦彥、徐松榮、比較音樂學家李哲洋諸人的時候，我們都能自然的提到那個溫暖的名字：「田園」。364除了音樂同好的聚集，「田園」吸引了許多的作家詩人。1957 大學聯考落榜的詩人楊牧，離開故鄉花蓮到台北重考，經常出入「田園」，並認識了吳望堯(1932-)、余光中、夏菁(本名盛志澄，1925-)、葉維廉、周夢蝶、瘂弦、洛夫、商禽等詩人，當年「田園」的對面是文星書店，附近還有東方出版社、正中書局等，是當時年輕文人經常盤桓的地區，365正值18 歲的詩人楊牧，沉浸在台北濃烈的文藝氛圍裡整整一年：有一些日子朋友們寫詩就像擲標槍比賽。那些日子新出版的詩刊每期總登有幾首好詩──有些「名句」我到今天還脫口背得。詩的生命極新，詩人的追求慾望極大。我們不容易聽到什麼陳腔；每一個人都在試驗，探求新意，沒有人擔憂什麼「偽詩」。「田園」咖啡館裡的詩人聚會，小酒肆裡的辯論談心，我們呼吸的是純粹，是詩，而不是會議和運動。366363 商禽，〈咖啡瑣憶〉，頁104。364 雷驤，〈咖啡室啟蒙〉，頁57-61。365 張惠菁，《楊牧》，台北：聯合文學，2003，頁66-69。366 葉珊(楊牧)，〈「深淵」後記〉，瘂弦，《瘂弦詩集》，台北：洪範，1981，頁315。95楊牧在台北的這一年，現代詩壇正經歷一場現代詩運動，即使詩人間的宣言、主張有所爭議，顯示詩的版圖尚未定型，楊牧也不真正屬於任何一個詩社，他卻對詩人友朋們豐沛的創作力記憶深刻，一年後他考取東海大學離開了台北，而這一年的經驗也根本的改變了他，367這樣的改變發生在與詩友們的切磋琢磨中，也發生在咖啡館裡。1960 年代以後，台北漸漸衍生出一些專為文人設計的咖啡館，文人在裡面的活動，也由早期的聆聽古典音樂，轉變為專事寫作，胡品清(1921-)曾以憂鬱的文字紀錄了她在「文藝沙龍」寫作的日子：從書局走出來，橫在眼前的仍然是那麼長長的下午。我害怕回那棟不是家的屋子，於是決定要波希米亞一番。我要去「文藝沙龍」製造一種新經驗，讓喧嘩溺斃寂寞。地下室那麼幽暗，人又那麼擁擠，幸而沙龍主人認出了我，過來給我找了一個有檯燈的座位。於是我就在熱門歌曲的喧嘩中，在古典音符的悠揚中，在一潭小小的燈光裡，拿出了稿紙和原子筆。368胡品清在「文藝沙龍」寫下許多憂鬱飄邈的文章，像是隱匿在現實角落裡不斷作夢的女孩。此外，沙龍女主人羅珞珈(1939-)曾經回憶「文藝沙龍」裡來來去去的文人樣貌，當時不甚得志的七等生，還在「文藝沙龍」擔任過「超級大牌的經理兼跑堂兼小工兼打雜」：離城前的七等生具備了一切令文藝女生顛倒的條件：講話不多，面色陰沉，才氣縱橫，眼神詭異。更妙的是他還銷魂落魄，極不得志，以致於淪落在咖啡館打工維生。那時經常在「文藝沙龍」出沒的有梁光明(1942-)，他如果不是在戀愛之中，就是在等待另一次戀愛的來臨。《文季》的尉天驄和陳映真總在討論嚴肅的話題。辛鬱(本名宓世森，1933-)很正經古板，沙牧(本名呂松林，1928-1986))367 張惠菁，《楊牧》，頁72-74。368 胡品清，〈那個很波希米亞的日子〉，《芒花球》，台北：水牛，1969，頁49。96很可愛，每次來沙龍都喝得紅醉醉的，我總是偷偷到廚房替他舀一碗咖哩雞飯，讓他坐在角落的樓梯上吃??。369沙牧是隨國民政府軍隊來台的軍人，之後投筆寫詩，作品激情頹廢，完全反映他的人生，沙牧在台未娶，始終獨身而行，其頹敗並嗜酒的生活，導致後半生十分悽涼，羅珞珈在咖啡館盛飯給沙牧吃，反映了當時文人間相互接濟的溫情，更顯示了咖啡館作為文人共同活動場域的功能性，在那樣資訊的不甚流通、聯繫不甚方便的時代裡，咖啡館提供了文人頻繁交流的管道，也讓文人間可以彼此照應。「文藝沙龍」的倡議者朱橋，亦是軍人出身的文人，之後擔任「幼獅文藝」月刊主編，1968 年於第二次的自殺中逝世，享年39 歲，震驚藝文界，盧克彰(1923-1976)便是在「作家咖啡屋」為朱橋寫了一篇悼文，指出朱橋的自殺是出版業的一大損失，370這個事件顯示當時台北文人圈即使有創作理念上的不同，彼此並不會壁壘分明，文人遊走於任何一家文人咖啡館是相當自然的，就像商禽既會到「朝風」，也會到「田園」；陳映真出現在「文藝沙龍」，也出現在「明星」；林懷民去「明星」，也到「野人」；胡品清既到「文藝沙龍」，也去「天琴廳」，更常混在「作家」：扭開所有的電燈就能把一個陰晦的日子轉為明朗嗎？就能扼殺憂愁嗎？不，我要逃逸，我要去咖啡屋，這原是作家為作家而作「家」的日子。??就這樣夾在熙攘擁擠的人群中，我走出了陰雨霏霏的崇山，走入那一棟專屬於作家的屋子。那是揭幕的時刻，高朋已滿座了，在淡淡的燈暈下，在顏彩繽紛的抽象畫幅間。握過了許多熟悉的手，拋擲了一串串的微笑，喝完了那一杯濃濃的咖啡，吃完了那兩個春捲和咖哩餃，就輪我走向麥克風了。「我是野人，」那實在不假啊！至少也有半年了，我活著全然魯賓遜的日子。我真的快被寂寞和痛苦壓死了。而那個女作家說，痛苦也是一種可貴的享受，那究竟勝於漠然。那個男作家說，妳的恐懼長夜症寫得很精采。??371369 羅珞珈，〈我在文藝沙龍〉，《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64。370 盧克彰，〈給朱橋〉，朱西寧、辛鬱等著，《碧野朱橋當日事：朱橋紀念文集》，台北：十月，1969，頁78。371 胡品清，〈悠久的春天〉，《芒花球》，台北：水牛，1969，頁16。97胡品清這篇文章寫在1960 年代末，當時現代主義風潮正瀰漫在文人圈中，無論是文章中所提及咖啡館內的抽象畫，或是胡品清的文字所透露的苦悶哀愁，再再的顯示現代主義的游離情境如何左右著當時的文人心境。此外，秦松在關於「作家」開業的敘述裡，透露開咖啡館乃是證明「存在」的一種方式：我等作家之群乃精神貴族之流，又是正當年輕反叛之年，揮金如土，不求賺錢，只求自足自在的「存在」。為求存在，增股增金，不斷的投資，只是在義務上的「服務」作家與文學青年。372當時「存在主義」流轉於1960-1970 年代的文人咖啡館之間，「『野人』和『明星』到現在都還是那一代人常掛嘴邊，證明自己存在主義身分的口令，用來倚老賣老和瞧不起下一代」，373彼時，文人對「存在主義」無不傾心，就連「作家」的開業，秦松也能把「存在」搬來賣弄一番，此外，秦松也指出「作家」開業目的「只是在義務上的『服務』作家與文學青年」，反映了當時「作家」的設立，的確是為了匯聚文藝人士，讓大家有一個可以交流切磋的空間，曾經親身參與「作家」營運的晏琪指出，「作家」曾是「藝文各界聚集約晤、互通音問的樞紐，??圈內的人士，來到咖啡屋，你或多或少總可以見到熟人，不會落單」。「作家」作過一系列的文學和詩的活動，當年的現代詩人，還創立了詩宗社，自1969 年11 月1 日起在「作家」展開一連串的詩活動，即使後來「作家」結束了，「這束詩的香火，還在許多其他的場所傳承不息」。374台北煙霧瀰漫的咖啡屋曾經是陳芳明(1947-)遠在他鄉用來記憶台北的場景。他如此描述其在台所謂懵懂無知的研究所生涯：「在歷史工作上，我朝向中國；在文學工作上，我面向西方，在日常生活裡，我則沉浸在搖滾樂與鄉村歌曲。台灣，就這樣被監禁在我的思考之外。」那是1970 年代的開始，陳芳明之後的留學初期，心裡懷念的台灣，是煙霧瀰漫的咖啡屋，是流淌約翰˙藍儂與巴布˙狄倫的台北街頭，直到他在海外認真的窺探島嶼的歷史，才慢慢從知識的象牙塔覺醒過來，此時他懷念的台灣，不再是煙霧瀰漫的咖啡屋，不再是流淌約翰˙藍儂與巴布˙狄倫的台北372 秦松，〈作家咖啡屋〉，《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62。373 盧非易，〈尋找杯底的秘密〉，《飲食男》，台北：聯合文學，1996，頁214。374 晏琪，〈作家咖啡屋瑣談〉，《聯合文學》，1：4，1985.2，頁192。98街頭，而母寧是在歷史上受害、受創的島嶼。375這個覺醒的過程，同樣在台北的文人圈中發生，李昂、張系國、季季等，都曾在小說裡質疑文人在咖啡館漫談「存在主義」的生活，而「明星」咖啡館裡面的文人活動，更是清楚的勾勒出文人在西化之後的本土化醒覺。1949 年開幕，1989 年暫時停業，並將於2004 年重新開幕的「明星」，可說是台北文人咖啡館的傳奇。早期咖啡館是由幾位白俄人籌資開業，為的是讓身在異鄉的白俄人能夠吃到道地的俄國麵包，之後才由簡錦錐先生接手經營管理。因為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為俄國人，「明星」與蔣家私交甚篤，早年蔣經國經常光顧「明星」，每年正月十三日俄國國慶日，還會帶著蔣方良到「明星」和其他在台的俄國人一起慶祝。時至今日，「明星」店內依舊懸掛著一張包括蔣經國、蔣方良，以及一群俄國人的照片，即是拍攝於某年俄國國慶日。早年「明星」的客源主要是大官及隨國府來台的軍官將領，或是國大代表、立法委員，1960 年代中期以後，簡錦錐先生另於立法院內開設咖啡館，達官顯要轉移陣地，從此漸少光顧「明星」，此後，文人作家聚集「明星」的現象才漸漸突顯出來。376不過早在1950 年代末期，《筆匯》創刊的時候，陳映真就已經和一群同仁泡在「明星」：「《筆匯》的同仁都會在台北武昌街的『明星』西點咖啡「坐班」，等著校稿、送稿和聯繫。」377此時，著名詩人周夢蝶在警察老鄉的建議下，停止四處流竄的擺攤生活，開始固定在「明星」前的騎樓擺設書攤。3781950 年代台北現代詩運動風起雲湧，周夢蝶的詩攤成為詩友交際的重要場景之一，爾後更被譽為是台北十景之一，葉維廉回憶道：「1950 年代中期，台灣新詩人已經很作興經常小聚。」當年他就是在周夢蝶的詩攤上，初識消瘦的葉珊(楊牧)，與一大堆詩友，包括羊令野、彭邦楨、楚戈、王渝、一夫、羅英、辛鬱、羅門、蓉子、許世旭、管管等詩人。379因為周夢蝶的書攤，「明星」吸引了更多的文人，瀏覽周夢蝶的書攤，之後到「明星」喝杯咖啡，成為當時許多文人的例行享受。380以白先勇為首的《現代文學》一行人，也會將賣不出去的《現代文學》，一包包的提到武昌街，「讓周夢蝶掛在孤獨國的寶375 陳芳明，〈離台十五年祭〉，《夢的終點》，台北：聯合文學，1998，頁47-48。376 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377 陳映眞，〈一個「私的歷史」之紀錄和隨想〉，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頁68。378 劉永毅，《周夢蝶：詩壇苦行僧》，台北：時報，1998，頁50。379 張默，〈葉維廉˙我的呼喊如急速的水沫〉，《夢從樺樹上跌下來》，台北：爾雅，1998，頁174-175。380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頁188。99座上，」然後步上「明星」，喝杯咖啡，度過一個文學的下午：那時節「明星」文風蔚然。《創世紀》常在那裡校稿，後來《文學季刊》也會在「明星」聚會。記得一次看到黃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樓。六○年代的文學活動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羣文友，一本雜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作了下去。當時我們寫作，好像也沒有什麼崇高的使命感，沒有叫出驚人的口號──就是叫口號，恐怕也無人理睬。寫現代詩、現代小說，六十年代初，還在拓荒階段，一般人眼中，總有點行徑怪異，難以理解。寫出來的東西，多傳閱於同仁之間，朋友們一兩句好話，就算是莫大的鼓勵了。然而在那片文學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與外人道的酸甜苦辣。於是台灣六十年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羼著「明星」咖啡的濃香，就那樣，一朵朵的靜靜地萌芽、開花。381圖3-6：張照堂，〈周夢蝶夢周公〉。1972 年，武昌街。照片來源：張照堂，《老˙台北˙人》，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8，頁106。1960 年代，現代主義蔚為風潮，這群追索現代主義的文人，其心境又是如何？高大鵬(本名高大鶻，1949-)這位曾經在1960 年代學披頭蓄髮的文人，述說他們那一381 白先勇，〈明星咖啡館〉，頁63-64。100代是踏著夢土長大的，「清新的都市、現代化的風景、普普藝術、披頭的音樂、存在主義的文學、超現實的畫境、楚浮、高達、柏格曼他們的電影。○○七情報員剛上市、七海遊俠出沒在電視裡、太空飛鼠翱翔在半空中??我們是在這一種文化氛圍中長大的──新舊交替、城鄉嬗遞、中西混合、真幻交織、夢與現實很難劃岀界限??，我們喜歡鑽進白俄風的『明星』咖啡廳，聽吉他演奏禁忌的遊戲??」。382高大鵬這位戰後出身的文人，對於西方文化顯然是相當樂於接受，文中並傳達出當時的社會情境是新舊交替、中西混合，而西方文化更有一股無法抵擋的渲染力，然而，對於一群戰前出生且在戰後成長的年輕人而言，他們又是如何看待這樣的文化變遷呢？1960 年代，一群台大外文系的學生在「明星」，將現代主義的文化內涵透過《現代文學》，有系統的引介給那個依舊燥熱而密閉的台灣，此外，一群文友或大學生，在「明星」談論著存在主義，試圖確立自己的「存在」。這個從1940-1960 年代末風靡全球的思想，曾經被硬生生的的鑲嵌在台灣文化裡，直到1970 年代初才逐漸退燒，此間因存在主義而生的不少作品，表達了人之存在的焦灼感、虛無感與荒謬感，被稱為失根放逐的文學，383這樣的背景，使得1960 年代的咖啡館和現代主義幾乎被劃上等號，以致後來一些本土化的論述，將「咖啡館裡的談論」等同於「無用的清談」，並斥之為逃避現實，顯示當時文人親近西方文化似乎並非只是單純擁抱之，而可能還牽涉到歷史背景的問題。然而，並非所有咖啡館裡的文人作家都會在永無止盡的漫談中消耗時光，例如黃春明就在「明星」寫下許多現實感極為濃烈的小說，3841966 年創刊的《文學季刊》，也批判了1960 年代文學的現代主義和游離現實，而這本具有本土意識的刊物，其編務就在「明星」舉行：1960 年代末，尉天驄出來辦《文學季刊》，集中了當時年輕的作家黃春明、王楨和、七等生、施叔青和我(案：陳映真)。大約由於「明星」距離印刷廠近、交通方便，加上咖啡館中安裝著一個公共電話，「明星」不期竟成了《文學季刊》文學青年相聚的場所。382 高大鵬，〈飛來樹的見證〉，梅新等著，《繁華猶記來時路》，台北：中央日報，1992，頁205。383 蔣年豐，〈戰後台灣經驗中的存在主義思潮―以沙特為中心〉，宋光宇編，《台灣經驗―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1993，頁1-2。384 黃春明自述其小說作品「看海的日子」、「溺死一隻老貓」、「青番公的故事」等，都是在「明星」裡完成的。梁竣瓘，〈黃春明及其作品研究――文學、社會和歷史的交互考察〉，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36。101我們在「明星」編雜誌、組稿、約稿。有時候，也在「明星」寫稿，議論著當時的文化和文學的問題。我們在「明星」等待印刷廠的清樣，自己或者相互校對。雜誌上了機械印刷，「明星」也成了連絡中心。雜誌印出來了，有人趕著從印刷廠送幾本「剛剛出爐」、油墨味猶濃的新雜誌，愛不釋手的翻閱，讀著自己或者別的同仁的作品。事實上，「明星」成了《文學季刊》的辦公室、編輯部和會客室。385《文學季刊》駐店編輯刊物，外加周夢蝶的書攤，使得「明星」順勢成為更多文人作家的活動據點，間接引發許多愛好文藝的青年人到此朝聖，林懷民就是其一。當年仍在就讀大學的他，三不五時往「明星」跑，其父偶爾還會到「明星」找兒子，林懷民笑稱自己是「明星咖啡廳畢業生」，當年高中時代所崇拜的作家，上了大學終於可以在「明星」見到他們，然而，影響林懷民影響的是賣詩的周夢蝶：「鬧市中，一襲布衣，兩個饅頭，幾本文學書籍，坐得挺挺地面對人生。即使他今天不在那兒了，但對我來說，那是一種風範。」386在此，周夢蝶展現的是文人高潔的入世姿態，以及文人超脫的出世精神等雙重面貌。一群具有思考能力的作家文人長期聚集在「明星」，不論是編輯《筆匯》、《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等刊物，或是埋首寫作，議論文藝，這樣的景況擺放在台灣當時戒嚴的社會情境中，難免會引起有關單位的注意。報紙新聞稿曾經記載一段黃春明轉述的話：「文人聚集多到出了名，自然就吸引警備總部派人來駐店，咖啡屋常見一雙眼睛老是瞟來瞟去的男人。」387顯示當時的思想言論仍受箝制，整個社會仍舊處在密閉滯鬱的氛圍之中。從1960 年代到1980 年代，「明星」成為台北經營最長久的文人咖啡館，和經營者簡錦錐先生的態度大有關係，當年黃春明在此寫作的時候，簡先生就和其維持良好關係，甚至為黃春明另闢一個可以安靜寫作空間，此外，簡先生也會在「明星」辦畫展，對文藝的喜好表露無遺。388陳映真曾在文章中感念簡先生的仁慈：這段記憶中令人感念的，是「明星」上下對我輩文學青年的友好和尊重的385 陳映真，〈台北斷想〉，《台北畫刊》，第377 期，1999.6，頁21。386 楊孟瑜，《少年懷民》，台北：天下遠見，2003，頁108。387 陳文芬，〈流亡白俄麵包師，打造文學聖殿〉，《中國時報》，2002 年4 月7 日，第12 版。388 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102態度。我們這些窮青年，往往早上叫一杯咖啡，就在「明星」坐到打烊。咖啡自然很早就喝完了，也自然無力續杯。然而店夥計卻一逕來來往往為我們添白開水，從來沒有慍色和怒目。??想到當時《文學季刊》的作家，遠遠還不是成名作家，斷無籍籍之名，而上下於「明星」樓梯者，有大文名，消費力強於我們的，不知多少。夥計朋友對我們的善意，自然與經營者的態度有關。今天，咖啡比「明星」香，裝潢比「明星」講究的咖啡屋比比皆是，但有文化氣息，不以勢利待人者，怕已無處覓了。389這樣的「明星」，在不同時節，自然有不同藝文圈的人士會朝向那裡去，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的一批人包括小野、侯孝賢，也匯聚到「明星」談論台灣電影的前景與未來。390在「明星」的歲月裡，喝咖啡不在只是喝咖啡，而是有另一層的精神意義，再往前回溯「朝風」、「田園」、「作家」、「文藝沙龍」、「野人」等咖啡館，在裡面喝咖啡從來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一推開門，就可以看見三五文友在裡面高談闊論，切磋文藝。戰後文人處在一個政治壓迫的窒悶空氣裡，就連文藝也有一個最高指導原則──反共文藝，大一統、大傳統的思想主流無所不在，文人若要抗拒，也只能迂迴而行，咖啡館裡文人親近的無論是現代主義文學，存在主義思想，或是前衛藝術的表現，都是有別於官方文藝政策的潮流。本章透過文人創作文本的爬梳，除了一窺文人在咖啡館裡的心境轉折，也發現了咖啡館作為反體制場域的另一種模式──情慾展演的場所。此外，透過文人回憶性的散文，我們可以知道，彼時，文人聚集在咖啡館，往往是為了尋找一個可以促進群體認同，並建立群體情調的空間，對他們而言，咖啡館或許是一個隱匿自我的場所，卻也可能是一個追尋真理的地方。戰後台北文人咖啡館，由早期的「朝風」開始，與稍後的「田園」，皆以古典音樂來吸引顧客，而「明星」引領的風潮，也造成一股文人留連咖啡館的趨勢，緊接著「作家」、「文藝沙龍」的誕生，皆為文人圈內的自發性創業，目的即是創造一個文人可以定期聚集的場所。較晚出現的「野人」、「天琴廳」、「天才」，也標榜著文藝咖啡館的經營方向，於是乎我們可以發現，台北曾經存在著一群文人，他們聚集在咖啡館，之389 陳映真，〈台北斷想〉，《台北畫刊》，第377 期，1999.6，頁21。390 小野，〈當一隻始祖鳥〉，《一個運動的開始》，台北：時報，1986，頁22。103後也籌資自設文人咖啡館，只為建立一個文藝專屬的空間，讓文人可以在裡面自由的呼吸。104第四章 台北文人咖啡館之現象評析探討戰後文人在咖啡館裡的重要展現後，筆者將透過這些文人的身分職業，及其與咖啡館相關的作品、言論、回憶、論述，來深入分析文人咖啡館在藝文界的象徵地位，並將之放置在整個歷史情境的脈絡下來檢視，方能了解文人咖啡館在特定時空中的功能作用，及其在文人心目中的意義為何；最後將要討論文人咖啡館的消逝，透過最後一家文學咖啡屋「明星」的結束營業，來分析文人咖啡館是在如何的時空情境下被迫絕跡於台灣社會，以便能較為完整的了解文人咖啡館在台北的社會意涵。第一節 一個消極抵抗霸權的文化場域戰後初期，咖啡館作為文人親近西方文化的空間已是相當顯著的事實，當時文人聚集在此，不是聆聽西洋古典音樂，就是談論西方文學藝術，和西方文人不同的是，台北文人從未寫下讚嘆「咖啡」的文字，也未有人探究過「咖啡」在生理學上的特性與功效，反而有人對於喝咖啡成為文人間的流行現象不以為然，張拓蕪(1928-)這位軍人作家，雖然也到咖啡館，卻對咖啡不敢恭維，「在電影或畫報上，介紹法國就忘不了那條香榭麗舍的咖啡座，情調雖然不賴，但那與咖啡何干？」391文中除了顯示透過電影畫報的宣傳，咖啡館文化更能滲透到台灣人心中，同時也傳達出文人較能接受的是咖啡館空間，而非「咖啡」。此外，戰後初期文人在咖啡館裡的活動，主要是對當局政府較為無害的文藝，包括聆聽古典音樂，以及談詩論藝，當時白色恐怖肅殺氣焰正熾，文人群聚自然會引起官方的注意。大陸時期的國民黨對文藝活動較為輕忽、漠視，之後深受作家結社、聚黨之苦，間接導致整個大陸「淪陷」，因此，遷台後轉而對文藝採行緊縮、控制的政策，392其指導綱領即是張道藩於1942 年在大陸發表的〈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一文，當中將文學藝術視為實用的政治工具，認為文藝負有喚起民眾，組織民眾的積極責任，對於當時各種文藝理論流派，以及西洋文藝發展的內容感到相當排391 張拓蕪，〈咖啡？那杯苦水〉，《聯合文學》，1：4，1985.2，頁201。392 尹雪曼，《中華民國文藝史》，台北：正中，1975，頁977。105斥，指稱其與現實脫節，不能作為文藝創作的指導。393官方對西方文藝的反感溢於言表，這個狀況延伸到戰後。當年創辦《現代詩》、提倡新詩現代化的詩人紀弦也曾經是泡在咖啡館裡的文人，3941953 年《現代詩》問世時，紀弦的新詩現代化還必須兼顧官方的反共立場，熱血澎湃地發表忠貞愛國的宣言：我們是自由中國寫詩的一群。我們來了！站在反共抗俄的大旗下，我們團結一致，強有力地舉起了我們的鋼筆，向一切醜類，一切歹徒，瞄準，並且射擊。??唯有向世界詩壇看齊，學習新的表現方法，急起直追，迎頭趕上，才能使我們的所謂的新詩到達現代化。而這就是我們創辦本刊的兩大使命之一。另一個更重大的使命是反共抗俄，前面已經說過。國家興亡，詩人有責。395作為「戰鬥文藝」396尖峰詩人，紀弦或許是因為這個身分，使他能夠被官方默許在1950 年代初期，發起這個不受官方欣賞的西方文藝路線，然而，即使身為中國文藝協會的理事，發起新詩現代化，紀弦還是得大張旗鼓地聲明反共立場，此外，1955 年「中國文藝協會」舉辦詩人節新詩獎，六位得獎人都是《現代詩》的作者，顯見《現代詩》因為是採取三民主義、及反共產主義路線的現代化運動，才能得到官方認可而運作。當年曾經留連在文人咖啡館的蓉子、羅門、羅行、沙牧、辛鬱、尉天驄、商禽、梅新、瘂弦、周夢蝶、覃子豪、張拓蕪、秦松、向明、張默、洛夫、沙牧等，早年都曾在《現代詩》上發表作品。1950 年代這樣的歷史情境中，文藝已成為政治的附庸，自然不難想像文人咖啡館裡的文藝風潮應當是溫文儒雅，沒有政治殺傷力的。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包括向明、商禽、雷驤等文人，皆曾寫下在咖啡館聆聽西洋古典音樂的回憶，另外音樂界人士陳秋盛、陳懋萱、張邦彥、徐松榮、393 鄭明娳，〈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鄭明娳主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1994，頁19。394 紀弦回憶錄提到以前常和文友聚在中山堂附近的咖啡館，據筆者推測應是「朝風」。紀弦，《紀弦回憶錄(第二部)》，台北：聯經，2001，頁29。395 紀弦，《紀弦回憶錄(第二部)》，台北：聯經，2001，頁49-50。396 中國文藝協會推行的「軍中文藝活動」，積極倡導推展軍中文藝工作，項目包括「舉行軍中文藝廣播座談」、「致力文藝到軍中去活動」、「協助倡行軍中戰鬥文藝」，間接培養了大量的軍中詩人，並生產了大量的反共詩，因為新詩體裁較能做到簡短有力，因而成為國民黨喚起民眾的文藝工具之一。中國文藝協會編輯，《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頁46-48。106李哲洋等也都曾因為咖啡館流淌的古典音樂而流連忘返。397此外，楊牧也曾寫下當年文人在咖啡館裡的寫詩競賽，「『田園』咖啡館裡的詩人聚會，辯論談心，我們呼吸的是純粹，是詩，而不是會議和運動。」398文中透露當時文人在咖啡館裡的活動與政治無涉，而是追求心靈上的純粹，途徑即是詩的書寫。這樣的心境和中國傳統文人在茶藝館裡的性靈追求有貼近之處，卻又不盡相同，原因是彼時的文人面對的是一個現代化國家機器，對文人意識形態的監控更為嚴密，因此，咖啡館活動的內向性，遂成為文人面對社會現實所不得不選擇的方向，同時也是日後文人咖啡館的基調。然而，在如此滯悶的時局下，詩人內心苦悶鬱積，也表現在作品的轉向上。1954年洛夫、瘂弦、張默三人創辦《創世紀》的時候，原是提倡符合官方立場的「新民族詩型」，1959 年後卻走上了現代主義的道路，特別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以及純粹性」，《創世紀》因而被認為是真正的全面西化，並成為1960 年代台灣詩壇的主流，擔當了台灣詩壇最前衛的角色。399《創世紀》的參與者除了創辦者洛夫、瘂弦、張默，還包括葉維廉、商禽、辛鬱、楊牧等，早年都曾是窩在咖啡館裡醞釀詩作的文人，洛夫甚至參與了「作家」咖啡屋的創業過程，詩人們當年聚首論詩，成為苦悶生活中的不得不，進而設置咖啡屋以為家。在《石室之死亡》自序中，洛夫如此描述了寫詩的心境：「攬鏡自照，我們所見到的不是現代人的影像，而是現代人殘酷的命運，寫詩即是對付這殘酷命運的一種報復手段。」400顯示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使詩人產生極大的疏離感，進而期望透過超現實詩的書寫，傳達對整個壓抑的社會和公共價值體系的反抗，401然而，這樣的反抗卻是隱晦不明的，台灣超現實詩和法國超現實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並沒有以文學改革作為社會改革藍本的企圖，原因是台灣當時的情況還不具備以文學改革來帶動激盪社會改革的基礎，402所以，我們看到的是，超現實詩人往往是以「我」397 雷驤，〈咖啡室啟蒙〉，《黑暗中的風景》，台北：爾雅，1996，頁61。398 楊牧，〈「深淵」後記〉，瘂弦，《瘂弦詩集》，台北：洪範，1981，頁315。399 林淇瀁，〈長廊與地圖〉，林明德編，《台灣現代詩經緯》，台北：聯經，2001，頁27，400 洛夫，《石室之死亡》，台北：創世紀，1965。401 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現當代詩文錄》，台北：聯經，1998，頁164。402 超現實起源自1919 年法國，可說是西方前衛藝術的最佳代表。它的大歷史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知識份子對文明的批判性反思與徹底革新的努力。其強調的主題是人的解放，精神的自由。因此它反對以中產階級為主導的社會制約與價值體系，否定理性和傳統邏輯是唯一的真理。它一方面承襲了浪漫主義對人性無限潛能的信心和對自由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它同時接受象徵主義對內心世界探索和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以夢的潛意識的語言來呈現內在現實，以反理性反邏輯來重現更真實的現實，即所謂的超現實。所使用的主要技巧包括自動寫作、107走出國家民族的「大敘述」，強調的是個體之覺醒，探索個人之內在，卻因過於強調「個體」而抹除了詩的社會性，403創作出來的詩作晦澀、怪異、難以理解，因此被譏為「惡魔主義、虛無主義、形式主義」，然而，在那個文學毫無自主性的時代裡，不難想像台灣超現實詩的內在轉向，它反映的是身在政治壓迫的社會裡，個人只能追尋心靈解放與想像力的自由，以對抗現實的種種界線。這些創作超現實詩的詩人們，其作品雖然是反共文學的反動，卻未遭受國民黨當局的警告，或許是因為這些詩人的軍人身分乃是「政治正確」，也或許是因為超現實詩晦澀難懂，官方根本無法理解，更遑論一般民眾，因此超現實詩可能輕易的被認定不具備煽動、蠱惑人心的條件，自然不會引發官方的高度戒備。然而，另一位文人咖啡館的常客秦松就沒那麼幸運了。秦松為當年「作家」咖啡屋的室內設計者，同時是詩人兼現代藝術家。1960 年的「秦松事件」是戰後台灣現代繪畫運動史上，政治疑雲籠罩美術創作的一個不幸例子，404該年3 月15 日美術節，「現代藝術中心」第二次籌備會議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召開，同時在該館舉行了大規模的現代藝術展覽，秦松在該次展覽發表了「春燈」及「遠航」兩幅版畫。405展覽進行中，一位政工幹校學生在秦松提名為「春燈」的作品前停下來，指稱該作品分明暗藏一個倒反的「蔣」字，有煽動「反蔣」的嫌疑，這種說法驚動全場，史博館館長立即派人將畫取下，並扣留查封，秦松也遭受調查，後因其父曾任治安要員，功在黨國，「反蔣」事件才不了了之，406但是，剛剛成立的「現代藝術中心」卻因「秦松事件」而被官方所封殺了。這個事件突顯出國民黨箝制思想的法西斯作風，對於藝術作品可以任意解讀，隨意拆解，顯見當時的文人身處的環境可說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秦松為詩人們籌辦的「作家」著手設計，反映出1950、1960 年代詩人與現代藝術家之間彼此相互支援的關係，詩人常撰文討論現代美術，雙方交流頻繁，這種關催眠、拼貼、奇譎的暗喻、弔詭的意象，黑色幽默等。作為一前衛運動，超現實主義不僅是一種美學革命，更代表一種人生哲學。它反對「為藝術而藝術」，認為文學藝術應是精神和社會改革的先鋒，從文學自由推向社會其他層面的自由。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現當代詩文錄》，台北：聯經，1998，頁161-162。403 余欣娟，〈一九六○年代台灣超現實詩――以洛夫、瘂弦、商禽為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2，頁159-161。404 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台灣之發展(1945-1970)》，台北：東大，1991，頁312。405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頁108。406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台灣之發展(1945-1970)》，台北：東大，1991，頁312。108係起源於紀弦等人領導的現代詩活動，其後《藍星》余光中和「五月」較常互動，而《現代詩》的紀弦、楚戈、辛鬱、商禽等人則和「東方」及「現代版畫會」的成員較為接近，407而這些親近西方文藝的詩人、藝術家經常聚在文人咖啡館高談闊論、創作超現實詩、討論西方前衛藝術等種種去政治化的文藝活動，除此之外，1960 年創刊的《現代文學》，系統性的引進西方文藝思潮，使得以沙特為主的存在主義思潮，成為當時文人咖啡館的重要話題，不論是藝文人士或文藝青年，都受到存在主義的感召，對此，何懐碩曾經撰文批判台北文人沉溺於咖啡館的「存在主義」現象：藝術不是「象牙塔」裡的產品，而是「十字街頭」──現實社會──的卑污與喧囂之批判以及指示通向人類理想之路的南針。但是反觀我們的詩人與藝術家，許多是鎮日泡在咖啡館裡(或者沙龍，或者什麼團體會社之類，姑且以咖啡館代表之)，他們永遠在侃侃而談，他們談沙特(Sartre)，談卡謬(Camus)，談米羅(Miro)，談托背(Tobey)，談普普藝術(pop art)??這是好的現象，但是他們談自己的時候很少，甚至不談！他們自鳴得意，在彼此的交談中互相肯定，而得到滿足。他們的作品亦不是沒有嘔心瀝血的地方，但是他們的心靈園地是出借給他人的。沒有自己的種子，也便沒有自己的果實了。我稱他們為咖啡杯中的詩人(或藝術家)。408但我們得了解，他們的生活是清苦的，比起寫低級趣味，庸俗媚眾的色情、打鬪、神怪故事的作家，或製作假古董與商品畫的作者，他們是清高超脫得多，也窮苦得多。他們甚至沒有發達的園地，只好用自己的筆謄寫，張貼在卡座旁邊有燈光的牆上；是畫，則掛在咖啡廳暗淡的燈光尚照不到的角落裡展出。何懷碩這篇寫自1969 年的文章，清晰的描述了當時文人的處境，他們沒什麼錢，創作的是現代主義的文學及藝術作品，因為不符合官方文藝主張，所以不能在冠冕堂皇的殿堂裡展出，加上當時藝文空間較為缺乏，文人藝術家只好將作品放在陰暗的咖啡館裡展覽，這也是當時文人咖啡館的重要功能之一，西門町的「野人」即曾展出席德進和李錫奇的畫作，409此外，「作家」、「明星」等咖啡館也開放空間作為藝術407 賴瑛瑛，《台灣前衛六○年代複合藝術》，台北：遠流，2003，頁80。408 何懐碩，〈咖啡杯中的詩人〉，《苦澀的美感》，台北：大地，1973，頁307。409 伊里，〈本土咖啡館六十年〉，《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頁56。陳若曦，〈柳綠鵑紅瑠公圳〉，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頁109家的發表園地，而當初「天琴廳」創辦的原始意念，就是想要有一個藝術發表的場所，由此可知，在過去的歲月裡，許多文學及藝術作品，就是如此透過文人咖啡館在文人圈中流傳，其作品往往缺乏群眾基礎，使得這些文人被認定是一群在象牙塔裡自得其樂的藝術家。此外，西風東漸的影響，亦或是白色恐怖的政治高壓，使得這些文人較能親近「存在主義」，作為逃避現實的思想管道，然而，跨海來台的「存在主義」思想已經變了模樣，缺乏沙特的反體制精神，410並且成為李維史陀口中的女店員式的形上學(shop-girl metaphysics)，導致一種自我耽溺與自省式的思考，411並且成為文人們規避現實與麻醉自我的媒介。面對西方文化排山倒海而來，這群在文人咖啡館裡的文人藝術家紛紛起而效法，王寶釵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知識青年處境相當矛盾：「相對於反共懷鄉彼等語言文字的明確、大一統的中心性格，當時的知識青年卻處在一個被圍堵、被切割、被碎裂、被過濾的多層次語言環境裡。」412葉維廉這位18 歲即渡海來台的作家，當年曾是文人咖啡館的常客，也是《現代文學》編輯之一，對於自己的心境，葉如此描述：「古代已經離我們很遠了，而現實的世界已經是支離破碎──。」在此的背景下，「很容易進入一個內心的世界，去肯定一個主觀的世界。」413這些知識青年身分背景不同，他們除了經歷成長期普遍要經歷的危疑、焦慮，並且在傳統性、現代性、世界性與中國性之間顛躓摸索。然而，置身嚴密被監管的思想圍城裡與開始起步的社會經濟裡，他們一方面體受文字的焦慮，感到思路沒有出口的不安，弔詭的是，另一方面，聚在大學院牆內與咖啡館清談的太平歲月自有一種穩妥的安逸，再加上媒體輸入的崇洋風氣，英語使用的逐漸廣泛，外文系學科具體的訓練，足夠教他們在與西方現代主義31。410 沙特為主的存在主義進入台灣時就被此地特有的政治禁忌壓縮得喪失原形：沙特被理解為愛國抗暴的地下軍領袖，被理解為虛無荒謬的時代代言人。台灣的存在主義作家沒有人敢正視沙特的反體制精神，以及他對共產黨的同情。台灣一直到存在主義熱潮過後還不太知道沙特在這方面強烈表現。在白色恐怖的時代，誰敢提充滿批判和叛逆色彩的沙特的社會哲學思想。沙特一生的思考重心都在於擺脫體制的桎梏，但到了台灣卻成了體制寄存者美化生活情調的資源。蔣年豐，〈戰後台灣經驗中的存在主義思潮―以沙特為中心〉，宋光宇編，《台灣經驗―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1993，頁15-16。411 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憂鬱的熱帶》，台北：聯經，1989，頁62。412 江寶釵，〈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當代台灣小說現象研究〉，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頁123。413 葉維廉，〈葉維廉答客問：關於現代主義〉，《中外文學》，10：12，1982，頁49。110短兵接觸時，以個人的經驗去想像、去揣摩、發揚個中的奧意與魅力。414王寶釵這段針對《現代文學》編輯群的文字，同時表露了當時文人咖啡館裡作家藝術家們的普遍心境，原因是當時許多咖啡館裡的文人，無論是出生在大陸戰後隨國府渡海來台、或是出生在台灣於戰後成長的文人作家們，415儘管背景不盡相同，但是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同樣的歷史情境：嚴密監控的時局與開始起步的社會經濟，在這樣的思想圍城裡，「他們一方面體受文字的焦慮，感到思路沒有出口的不安，弔詭的是，另一方面，聚在大學院牆內與咖啡館清談的太平歲月自有一種穩妥的安逸」，這群窩在咖啡館裡的文人，藉由現代主義的路線、存在主義的思想，作為追尋自我出口是有其歷史背景的。戰後，國府撤台不久即正式下令，所有附匪以及留在淪陷區的的學者、文人的著作一律禁絕，因此中國現代史上許多有價值的文學及學術作品被迫消失在台灣，416此外，台灣文學也在二二八後受到國民黨的強烈打壓，417國府這般空前絕後的「否決」歷史與文化的舉動，使得台灣的現代主義是在一種文化真空的背景下發展出來，因此很難期待它有任何現實的、本土的內涵，尤其，當知識份子被迫從自己的土地與人民、歷史文化割離開來的時候，必然產生了「存在」的困惑，這些文人該如何從本身的存在去找到意義呢？418無獨有偶，楊照也指出這種心境上的「流離失所」，正是當時文人較能親近西方現代主義的主要原因。419從1950 年代文人咖啡館作為一個播放西洋古典音樂的場所，之後現代派詩人進駐，創作超現實詩，隨後現代主義文學在此萌芽成長，我們可以知道，咖啡館作為一個現代都市的空間，具有傳遞西方文藝思潮的功能：李仲生這位被喻為「咖啡館414 江寶釵，〈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當代台灣小說現象研究〉，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頁123。415 這些曾經出入文人咖啡館的文人包括洛夫、瘂弦、張默、商禽、向明、辛鬱、周夢蝶、沙牧、張拓蕪、盧克彰、朱橋等軍中詩人，早年皆歷經戰亂，之後隨國府渡海來台，另外，秦松、雷驤、羅門、蓉子、施叔青、白先勇、隱地、羅青、姚一葦、何欣、胡品清、李黎、劉大任等都是出生在大陸，戰後渡海來台的文人。陳映真、黃春明、楊牧、七等生、林懷民、季季等則是在台灣出生的文人。416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2，頁10。417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71。418 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2，頁10。419 楊照，〈文學的神話˙神話的文學〉，《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台北：聯合文學，1995，頁117。111裡的繪畫運動家」，正是在咖啡館裡培育出台灣第一批前衛藝術尖兵，420在劉大任的回憶中，「田園」是現代詩、抽象畫以及新小說、新電影的溫床，而他第一次被應邀討論存在主義哲學也是在咖啡館裡。421此外，在國民黨的霸權統治型態下，文人親近西方文藝作為逃避現實的出口，使得咖啡館成為文人隱匿於現實的一個空間，似乎也是一個可以暫時安身立命的場所。隨著1970 年代的到來，台灣面臨一連串的現實挫敗，包括退出聯合國、釣魚台事件、蔣介石逝世、中壢事件、中美斷交等，因此這個年代可說是台灣從舊的虛假世界觀，慢慢試著接觸、看清現實的一段艱苦歷程，此時知識份子也特別活躍，422並且有走出個人世界開始關懷人民與土地的舉措，鄉土文學意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熱烈展開。然而，早在1966 年《文學季刊》創刊之時，咖啡館裡的文人便已批判了現代主義文學的病態和流離現實，主張文學必須「參與生活」與「關懷群眾」，使其成為催化1970 年代鄉土文學運動的主力之一。尉天驄回憶到，當時參與《文學季刊》策劃工作的包括王夢鷗、姚一葦、何欣、劉大任等，大夥經常見面的地方是「明星」。《文學季刊》回歸現實的路線，不久便引起政府單位的注意，1968 年，陳映真被國民黨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文學季刊》另外兩位同仁，此外，黃春明被抓去審問一天，尉天驄則是住處遭到盤查，這個事件即為文人口中的「文學季刊事件」：那時候，台北除了明星外，還有三個文藝界朋友經常愛去的地方，那就是野人咖啡館、文藝沙龍咖啡館和作家咖啡屋。為了表明自己沒事，那些日子我經常三個地方輪流去坐，有一天在作家咖啡屋遇到林海音大姐，她竟然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問：「這次進去受驚了吧！」我說我沒有被帶進去，她一點都不相信，幾經解釋，她才知道我是真的沒事。???那一段日子，除了空氣緊張外，謠言也滿天飛；有一位詩人前幾天還在野人咖啡館和陳映真大攀交情，這時卻說：「這批傢伙早就有問題了，像陳映真已經內定好是台獨的內政部長??」。有的傳言：陳映真他們與莫斯科有聯繫。一時我感覺到台灣忽然出現很多會編故事的高手。423420 林惺嶽，〈咖啡館裡的繪畫運動家〉，《雄獅美術》，1984，9 月份，頁107。421 劉大任，〈情斷老區〉，《壹週刊》，第155 期，2004.5.13，頁116。422 楊照，〈發現「中國」：台灣的七○年代〉，楊澤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頁130。423 尉天驄，〈我的文學生涯〉，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我的探索》，台北：中國論壇，1985，112尉天驄敘述在《文學季刊》的三位同仁被捕後，他輾轉留連在文人咖啡館裡，只是為了讓文友們知道自己沒事，反映當時文壇上有一批習慣窩咖啡館的文人，而咖啡館順勢成了文人們交流訊息場所，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文壇乃是風聲鶴唳，各種謠言遂在文人的恐懼之中逐漸生成壯大。1950 年代起，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不惜持續以白色恐怖、文字官檢(censorship)的方式，透過警政署、新聞局、文建會與文教機構及其獎助模式，對本土的文化精英、民俗文化表達予以收編、壓抑或終結，更在1960、1970 年代大量以政戰系統滲透文教界，迫害公共文化的主導人，424因此，在這樣的歷史情境裡，「文學季刊事件」只是突顯了1960 年代末期，咖啡館在台灣仍然沒有可以發展為哈柏瑪斯所謂「公共領域」的條件，425戰後以來，國民黨以三民主義建設台灣為口號，將各種政治迫害加以合法化，同時塑造出政治領袖的神話，配合道統、法統等意識形態的謊言，使公共領域中的「批判、理性論述」大量胎死腹中或遭到扭曲，國民黨同時利用電視，來傳播其沙文主義以及「錯誤之快樂意識」(false happy consciousness)，透過大量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節目不斷回鍋，使人民的記憶迷失於聲光色影之中，將穩定、成長的慣性視作長治久安的圓滿狀態，並且把理性、批判論述看成是「動搖國本」、「擾亂治安」的表達，台灣的公共領域遂在這種機制下，遭到黨國媒體及意識形態機制全面操縱，426此外，戰後初期，咖啡被列為奢侈品，顯示喝咖啡不被政府鼓勵，加上咖啡館的色情形象，使得一般民眾較少涉足咖啡館，因此，文人咖啡館裡的文人，儘管自覺性的批判起現代主義的流離現實，試圖「參與生活」、「關懷群眾」，然而其思想沒有群眾基礎，自然難以成為改革社會的力量，加上官方政府的強烈打壓，台北文人咖啡館根本沒有發展成為「公共領域」的機會。因此，巴黎的知識份子藉由咖啡館啟蒙群眾，進而引發法國大革命的情況不會在台灣發生，相對而言，台北這群被架空的文人，也只能鎮日窩在咖啡館裡，過著只能言說無法行動的日子：頁300。424 廖炳惠，〈台灣的公共文化〉，《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頁149-150。425 哈柏瑪斯認為，18 世紀曾經存在著一個很有活力的公共領域，人們可以在其中辯論及交換有關哲學、經濟、政治與社會組織等基本問題的知性意見，這種活動對形式政治(formal politics)會產生影響。他特別指出咖啡館是以公共領域來介入政治的主要場所，人們在這裡相遇，與朋友或陌生人討論重要議題。Philip Smith 著，林宗德譯，《文化理論的面貌》，台北：韋伯，2004，頁61。426 廖炳惠，〈台灣的公共文化〉，《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頁150-155。113跟我們一樣的開發中國家不滿時政的知識份子他們生活於貧民窟引導自己的同胞同樣的知識份子在我們的國家他們坐在咖啡屋裡以激烈的學術爭辦關心低階層的朋友427劉克襄的詩作中顯示，台灣的知識份子和群眾是區隔開來的，他們似乎只能在咖啡館裡「關心」低階層的朋友，而同樣是開發中國家的其他知識份子，則是和群眾站在同一陣線，為他們的同胞們指引方向。無怪乎廖仁義曾經批判，台灣的知識份子的實踐始終在原地踏步：1960 年代在咖啡屋裡高談闊論的知識份子不是遠走異國的，便是鋃鐺入獄，再不就是在為稻梁謀的路上沉默了；而1970 年代與1980 年代的知識份子，目前雖不敢說必然重蹈覆轍，可是，在咖啡屋裡高談闊論的豪情卻和自己的父兄一代如出一轍。428綜觀文人咖啡館裡的文人活動，1950 年代初期以聆聽西洋古典音樂為主，之後有一批創作前衛藝術以及超現實詩的現代藝術家與詩人進駐，隨後現代主義文學在此萌芽發展，咖啡館作為一個現代都市的空間，同時也是傳遞西方文藝思潮的園地，在國民黨的霸權統治型態下，文人藉由西方文藝作為逃避現實的出口，使得咖啡館成為文人消極抵抗官方文藝的文化場域，1960 年代末期，咖啡館裡的文人試圖讓文藝回歸現實，旋即遭到官方的打壓：逮捕、審問、盤查等政治手段，使得台灣的公共領域毫無發展的空間，由此推知，沒有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的權利，427 劉克襄，〈知識份子〉，《漂鳥的故鄉》，台北：前衛，1984，頁33。428 廖仁義，〈處境與實踐邏輯〉，《當代》，第三期，1986.7.1，頁61。114台北文人咖啡館根本無法和歐洲文人咖啡館相提並論，因此，受困於官方政府的思想圍城裡，文人也只能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或許正如廖仁義所說，知識份子為什麼到咖啡館？那是因為唯有咖啡館裡，才能展現豪情萬丈的自己。第二節 文人咖啡館的消逝1989 年，台北最後一家文學咖啡屋――「明星」停止營業，429經營者簡錦錐先生表示，因為稅收問題，不得不暫時結束營業，430「明星」的停業事件，之後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入1989 年文壇大事431，顯見「明星」在文壇具有象徵性的地位。2004 年5 月18 日，「明星」正式開幕前，一群作家文人現身「明星」舊址，在鎂光燈的包圍中笑談當年事，包括周夢蝶、黃春明、陳映真、尉天驄、鄭樹森、季季、楊澤、劉克襄等，432皆受邀參加這場具有記者會性質的聚會，當年作家文人進駐此地的往事，成了「明星」的文化象徵資本，然而，遙想當年，「明星」的確提供了一個讓文人停駐的美好空間，這樣的空間為何會在1989 年，於一片惋惜聲中關門大吉？過去禁錮的時代裡，咖啡館曾經扮演一個反體制文化的展演空間，包括文藝性的消極抵抗、嬉皮式的激進吶喊、以及性探索模式的大膽宣洩等，都以咖啡館作為行動的場所，然而，這些反體制行為，卻使得咖啡館成為政府眼中的毒瘤，更加深咖啡館經營的困難。「朝風」的文藝氣息何時消失已不可考；「田園」的主人則是在1970 年代左右，調暗燈光，經營方向轉為幽暗的「純咖啡」情人座；4331960 年代末期，「文藝沙龍」及「作家」等兩家由文人自創的咖啡館，皆因經營不善，轉手他人或關門大吉；4341976 年，「天琴廳」則是因為經營者的醫生職業導致分身乏術，照顧不來生意，因而結束營業；435至於「天才」是在1970 年初期因郭承豐出國而結束429 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頁256。430 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431 「明星」咖啡館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停止營業。「明星」從一九四九年開業，一九五九年起，詩人周孟蝶在其門口騎樓下擺設書攤。文訊雜誌社編輯，《光復後台灣文壇大事紀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5。432 陳希林，〈作家重回明星，找回自由的感覺〉，《中國時報》，2004.5.18，C8 藝術人文版。433 雷驤，〈咖啡室啟蒙〉，《黑暗中的風景》，台北：爾雅，1996，頁60。434 晏琪，〈作家咖啡屋瑣談〉，《聯合文學》，1：4，1985.2，頁192。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83。435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85。115營業；436「野人」則是因為1970 年的迷幻藥事件，437遭到政府勒令停業，438台北文人咖啡館就在業者紛紛結束營業而沒落下來，1970 年代中期以後，只剩「明星」繼續散發著文藝的光和熱，直到1989 年。戰後初期，官方政府已展現出對「咖啡」的偏見，不但將其列為奢侈品，限制咖啡的流通，甚至針對咖啡館的營業頒布重重法令予以干涉，稅收也是不甚合理。政府的不支持，外加傳統色情行業入侵咖啡館空間，使得咖啡館在台灣幾乎是聲名狼藉，張曉風曾經回憶「Ours」咖啡館申請執照的過程，提到當時的世俗眼光仍將咖啡館等同於色情，所以申請執照過程中，不但和主管單位爭執很久，之後咖啡館所在的管區警員也百般刁難，439這個現象呈現出咖啡館在1970 年代的生存困境，除了形象不佳，受到一般民眾的排斥，政府的態度以及管理方式也是關鍵之一。筆者曾經詢問「明星」的經營者簡錦錐先生，在咖啡館難以經營的時代裡，「明星」何以堅持如此長久？簡先生的回答是「要犧牲」，隨後坦白「明星」並不賺錢，所以必須用別的方式賺錢來補「明星」的洞，4401989 年「明星」終因不敵稅收問題而結束營業，我們卻無法漠視整個環境的變遷，可能也是迫使「明星」消失匿跡的間接因素。1980 年是個「狂飆」441的年代，從1980 年的「美麗島大審」開始，以1989 年股市狂飆跌破萬點作結，中間歷經了1986 年民進黨成立、1987 年解除戒嚴、1988年蔣經國逝世，其中大大小小的群眾街頭運動則成了掙脫舊枷鎖、推動著歷史開門的力量，1988 年開放報禁，台灣進入大眾媒體時代；1984 年起，麥當勞、溫娣、肯德基陸續進入台灣，象徵著大眾飲食文化的來臨；1988 年開始出現的金錢狂飆和世436 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頁187。437 社論，〈家長的責任重於政府的責任――論「野人咖啡屋」事件引起的青少年問題〉，《聯合報》，1970.4.12，版2。438 野人咖啡館的事件促使政府決定加強管制茶室及咖啡廳，更使得咖啡館被視為青少年墮落與犯罪的溫床。本報記者集體採訪，〈咖啡館與問題青少年專題採訪〉，《中央日報》，1976.3.1，版9。翁台生則認為咖啡館會成為青少年聚集並流傳迷幻藥的場所，實因1960 年代末期嬉皮「歪風」的影響。翁台生，〈野人帶來的問題〉，《西門町的故事》，台北：龍年，1976，頁131。439 「Ours」咖啡館大約是成立於1970~1971 年間，地點位於羅斯福路台灣大學的巷子裡，是一個針對學生開設的咖啡館，之後聚集很多的學生，成為一個K 書中心。周靜宜紀錄整理，〈從明星咖啡到網路咖啡――台灣咖啡館發展走向推論〉，《室內》，第56 期，1997，頁123。440 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441 引自楊澤主編的《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其以「狂飆」二字作為1980 年代的時代精神，認為在1970 年與1990 年之間，1980 年是個極端突出的存在，群眾意像及反叛行動即是這個年代的「狂飆」象徵。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頁5-7。116界名牌消費品進入台灣，則顯示高消費生活方式正在成形，伴隨著政經的發展，台灣文學界也出現了「文學商品化」的趨勢，442「1980 年代的巨變，不只是政治的鬆動重組，還是社會分化的加速和價值觀的丕變。」443詩人羅青認為台灣在1986 年以後，已經正式邁入後工業社會，在文化方面的發展，也反映出許多後現代444的狀況。根據其說法，台灣在1960 年初期，就已斷斷續續出現後現代狀況，直到1980 年代中期以後，可謂達到了高潮，舉凡政治、軍事、經濟、社會、以及一般大眾的食、衣、住、行、娛樂、醫藥??等，都出現了後現代狀況。445儘管羅青的說法頗受爭議，但是卻顯現出1980 年代，台灣面對本土意識高漲、外來文化卻也排山倒海而來之時，整個社會在各類文化撞擊下開始呈現紛亂而混雜的景況。此外，日治時期即為台北最繁盛的西區，自1970 年代起，漸漸有了衰落的跡象，台北東區在國家公共政策、房地產投機活動、及社會經濟結構性變化等三股力量的推擠之下逐漸繁華，並有壓倒西區的趨勢，446許舜英寫到：「談1980 年代而不談東區文化，就像談1970 年代而不談西門町文化一樣，是一種錯誤及遲鈍。」447 顯見1980 年代的東區已是台北新興商業中心，幾乎取代了西區的往昔繁華，直到1980年代末期，西區已是昨日黃花：元旦放假三天，有一晚和太太同逛西門町，發現西門町髒亂破舊，和我們記憶中的已經不大相同，以前的許多商家店號，如今都已不復存在，反而我們自己有點442 蔡源煌，〈八○年代文學商品化的趨勢〉，《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1991，頁251。443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頁29。444 後現代時期(postmodernera)是指社會發展的一個時期，這個階段被視為超越現代時期的發展。後現代時期這個詞彙表達的重點，是一個決定性與激進的變化，亦即時代轉變為由文化與文化消費、媒體，以及資訊科技所組織而成的後工業(postindustrial)經濟。而後現代文化與後現代社會的特性則包括：第一，與過去相較，文化與大眾媒體在社會生活上，扮演了更強大、更重要的角色。第二，當前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圍繞在象徵消費與生活風格的消費之上，而非如同以往以工業勞動的物品生產為核心。第三，關於實在(reality)與其再現的想法，已經受到質疑。第四、諸如嘲諷(parody)、拼貼(pastiche)、諷刺(irony)與流行的折衷主義(pop eclecticism)這類的風格特色越來越流行。第五，以消費為主的都市景觀支配了城市的型態。城市不再是為了經濟生產而存在，而是以提供娛樂、休閒，與生活風格式的服務為其核心動力。第六、混雜(hybridity)取代了僵固的界限與分類。Philip Smith 著，林宗德譯，《文化理論的面貌》，台北：韋伯，2004，頁283-285。445 羅青，〈台灣地區後現代狀況〉，《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台北：五四，1989，頁317。446 夏鑄九，〈一個都市中心的興起：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的個案研究〉，《當代》，第15 期，頁63-67。447 許舜英，〈從烏鴉族到新挪威森林世代〉，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頁99。117像是外星球來的人，因為眼睛看到的，對我們來說，都極其陌生。這是一個變動的城市，大家都在變，生命中有沒有什麼不變的呢？448隱地眼中已然頹圮的西門町，曾經是文人咖啡館聚集之地，作為最後一家文人咖啡館「明星」除了面臨西區逐漸沒落的景況，也面臨了大眾飲食文化的衝擊，其中以連鎖速食店、及連鎖咖啡專賣店的引進影響甚鉅。1984 年1 月麥當勞第一家店面於民生東路開張，巨額廣告預算的效應下，創下台北餐飲業單週單店最多來客量的全球紀錄，449而麥當勞內提供咖啡免費續杯的服務，是使咖啡邁向平價的肇始，450此後6 年可以說進入了西式速食業者的全盛時期，從1985 年美國另兩大速食連鎖業者包括肯德基、溫娣開始，一直到1991 年的摩斯漢堡為止，先後總計有12 家跨國連鎖速食業者進入台灣，451這些速食業者都提供了平價的「美式咖啡」，間接促成台灣咖啡飲用的普遍化。此外，台灣連鎖咖啡專賣店始自1970 年代日式連鎖咖啡專賣店的引進，但當時的咖啡價格仍舊昂貴，直到1984 年，「東森」咖啡首開廉價咖啡的風氣，隨後崛起的「力代咖啡」也於1986 年在台北開設第一家咖啡推廣中心，並且販售較為平價的咖啡，452「東森」和「力代」等連鎖咖啡專賣店遂也扮演了推動咖啡平民化的角色。除了連鎖速食店、連鎖咖啡專賣店成為咖啡轉向平價、帶動咖啡普遍化的主力，在1980 年代逐漸普遍的即溶咖啡(instant coffee)、即飲咖啡(罐裝咖啡)，也使得喝咖啡不再受到空間的限制，進而促使咖啡走向社會的各個階層，成為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453根據統計，1984 年時，經常飲用咖啡的族群中，有83.2%以飲用即溶咖啡為主，454至於即飲咖啡的普及率/使用率在1988-1998 年間一直維持在43%以上，448 隱地，〈變與不變〉，《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頁17-18。449 林育慈，〈都市速食餐飲消費活動、店址與空間分析――以台北市為例〉，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13。450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94。451 蔡文芳，〈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1，頁30。452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31。453 台灣首度出現即溶咖啡是在二次大戰期間隨美軍物資來台的「雀巢」即溶咖啡，但是當時的銷售據點主要是專賣舶來品的店家，對象也以美軍為主，由於價格昂貴，也沒有任何宣傳，因此並不普及。直到1974 年「摩卡」咖啡成為台灣第二個即溶咖啡品牌，1982 年美國的「麥斯威爾」咖啡也引進台灣，即溶咖啡才在三個品牌的強烈競爭下紛紛以廣告行銷的打入市場，進而走入消費者的日常生活。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95-105。454 李永隆，〈台北市民咖啡與茶消費行為之研究〉，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118455綜上所述，1980 年代的消費者若要喝咖啡，選擇性相當多樣化，而且咖啡的價格也不如往常令人難以恭維。此外，根據高宣揚的統計，1980 年代是台灣咖啡館大規模興起的時期，456到了1987 年，咖啡館已經相當普遍，457其中以標示著咖啡館老闆個人特質的「個性咖啡館」特別引人注目，4581989 年11 月，隱地提到「如今論及咖啡的香醇，餐點的美味，或是佈置陳設，東區有更多迷人的地方」，然而，隱地仍舊定期光顧「明星」，只因為記憶不能代替。但是，隱地還是認為，「明星」已經到了必須順應潮流、做些改變的時候，459顯示當時的「明星」，在時代的夾層中已經面露疲態，詩人羅門曾經為此寫下〈「明星」咖啡屋浮沉記〉：茶在沉思 咖啡在默想文學在高談 藝術在闊論時間在筆下奔馳 空間在稿紙上展開「明星」它曾是被騷人墨客 題詩描畫的一盞彩燈亮麗了三十多年 多采多姿的 歲月與回憶自從搖滾樂 敲打樂 連搖帶打 鬧進台北街頭卡拉OK 由忠孝東路 一直吵到西門町先是與它為鄰的「田園」 老早就停放了田園交響樂一群人跟著悲多芬從「田園」出走另一群人踩著電子琴 帶著櫻唇柳腰與啤酒 笑進來「明星」它在玻璃大廈四面反射的光裡在雜誌封面亮出那麼多 袒胸露背的女「明星」中也只好黯淡下來冷冷清清 望著一個個燈下的沉思者 熄燈離去一個個抱著公司行號 開燈坐下來頁139-147。455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09。456 高宣揚，《流行文化社會學》，台北：揚智，2002，頁171。457 本報記者，〈咖啡櫛次鱗比〉，《民生報》，1987.4.17，版5。458 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45。459 隱地，〈快樂地〉，《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頁12-13。119要談便談股票 要看便看鈔票讓茶與咖啡沖出來的 純文學 現代文學流落到舊書攤 不聲不響460羅門的詩作中清晰的描述了當時「明星」所面對的是一個被各種文化層層覆蓋的歷史情境：美式流行文化、資本主義商業文化、傳統色情文化等多重擠壓的時代裡，聲光舞色餵養著人們的心靈，現實功利侵蝕了淳樸的靈魂，城市裡的人們逐漸卸下了素樸的過往，轉而追逐金錢，追逐更新奇的感官逸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消費社會正在成形，「明星」便是在這樣變遷中，逐漸黯淡下來。面對消費社會中日益注重感官享受的消費者，咖啡館的經營手法也有新策略。當時的咖啡館，為了吸引顧客，簡直花招百出。1982 年，蕭蕭(本名蕭水順，1947-)曾和朋友在咖啡館裡，因為感到新奇而點了「火焰咖啡」，咖啡珊珊來遲，大夥都充滿好奇的等待著：在等待中，一位穿及地晚禮服的小姐來了，端著一杯咖啡，沒有火焰，放下熱騰騰的咖啡又走了，我們都有點失望，火焰呢？不要急，小姐笑著說。她又帶來一個精緻的小杯子，裡面盛裝威士忌酒，然後半蹲半跪在我座位旁邊的地毯上，把酒倒進湯匙中燃點，然後又倒入咖啡杯裡，這時整個杯口火焰熊熊，溫熱的火光照紅了每個在座者的臉，穿著晚禮服的小姐一面攪拌咖啡，一面輕哼：「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461蕭蕭的消費經驗在今天看來或許有點突梯好笑，但那卻是1980 年代的情境：伴隨商業成長而初漲的消費意識，令許多消費者對新興商品趨之若鶩，這之間還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咖啡館為了滿足消費者，往往必須發想出奇特的點子，譬如該家咖啡館內的服務生穿著「及地」晚禮服、在咖啡裡搞出一團火、以及服務生攪拌咖啡時哼唱著：「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等等舉動，突顯出現代消費主義460 本論文礙於版面配置的考量，對詩作的文句排列略有變更。羅門，〈「明星」咖啡屋浮沉記〉，《光華》，15：2，1990.2，頁109。461 蕭蕭，〈火焰咖啡〉，《太陽神的女兒》，台北：九歌，1984，頁20-21。120中的一個重要機制，就是商品必須推陳出新，服務必須親切有創意，才能招攬更多的顧客，此外，咖啡館在室內設計也有重大突破，其中「舊情綿綿」炫麗而誇大的裝潢(如圖4-1)，展示出台灣在急速變遷的社會裡一種美學混雜的現象，462同時也傳達了咖啡館必須富有新意，才能吸引顧客上門。至於文人口中數十年如一日的「明星」，似乎沒有嘗試過要改變。圖4-1：1985 年的「舊情綿綿」咖啡廳。圖片來源：曾令正，〈「Cafe」：一個見面社交場所空間形式變遷之初探――以台中市為例1983~2003〉，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39。除了咖啡館經營層面的激烈競爭，咖啡館消費族群的移轉也是「明星」的衝擊之一。羅門在〈「明星」咖啡屋浮沉記〉中敘述「一個個抱著公司行號，開燈坐下來，要談便談股票，要看便看鈔票」的景況，顯示咖啡館內的族群正在變遷，以前往往是文人在裡面談詩論藝，今天卻是一群上班族在裡面談論現實生計問題，愛亞(本名李兀，1945-)在1986 年寫的〈咖啡室手記〉也描述了這個現象，作者本人自謙是三流作家，因為當時只有三流作家才會在咖啡室寫寫抹抹。隱身在咖啡館裡寫稿的作者，同時傾耳偷聽客人的私生活，其中一堆男人聚攏高談，大聲嚷嚷，一句「三億八千萬」引發作者的好奇心，原來是談論販賣土地的事宜，六名大男人圍著名為「胡老」的人，討價還價，希望胡老的儘快決定土地賣給私人公司的價錢??。462 1985 年的「舊情綿綿」咖啡廳，其設計由平面走向三度空間，空間的層次變得更錯落有致且富有衝擊性。打破了咖啡屋過去屈就於狹長街屋的空間使用型態，創造了新的餐飲空間感受，是一個社交場所、看人和被看的愉悅，呈現出在這事事講求顛覆的時代裡，一種強烈打破封建傳統的企圖。曾令正，〈「Cafe」：一個見面社交場所空間形式變遷之初探――以台中市為例1983~2003〉，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39。顏忠賢認為「舊情綿綿」的室內設計最重要最強大的元素是：園林的語彙進入了都市的一個小空間。周靜宜紀錄整理，〈從明星咖啡到網路咖啡――台灣咖啡館發展走向推論〉，頁129。121463透過咖啡館裡這些個體的活動，包括提著公事包談論股票鈔票的上班族、準備賣出土地的老先生，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遊戲、商品化等現象已經介入民眾的生活之中，而這群人鬧哄哄的進入咖啡館，漸漸取代了往日談論文藝的文人。此外，在工商業社會的壓迫下，消費者到咖啡館除了談論生計與生活，也追求一種休閒的感覺，羅門在1983 年寫成的詩作〈摩卡的世界──摩卡咖啡店是城市伸腰鬆腿的地方〉中，敘述了咖啡館在現代人心目中的功能：「叫一聲摩卡╱每條街都回答╱摩卡╱摩卡躲在窗內╱把窗外的世界╱製作成無聲的╱卡通╱????╱任千萬種剎車╱在窗外╱罵著街╱千萬條腿╱在街上╱搶著路╱再吵再亂╱只要咖啡匙╱輕輕一調╱便都解了」464都市的擁擠，生活步調的急促，使得人們在進入咖啡館後，渴望的是寧靜，是一種全然的放鬆，因此，對這個年代進入咖啡館的消費者而言，在咖啡館裡說文學太沉重，談藝術太不實際，咖啡館在1980 年代作為人們工作上班之餘的逃逸場所，這樣世俗化的空間實在不需要嚴肅的文學與藝術。圖4-2：1980 年代初期，星期天的台北市武昌街。圖片來源：《台灣：戰後50 年》，台北：時報，1995，頁350。那麼，咖啡館裡還有文人嗎？文人在裡面還談文藝嗎？過去，「咖啡館」曾經扮演一個反體制的文化場域，文人在裡面默默進行著對抗官方文藝政策的行動，然而，進入1980 年代後，街頭運動變成反體制行動的主流表現，1986 年起，各種群眾抗議、示威、請願、遊行等行動浮上檯面，抗爭素求也五花八門，包括勞工、環境、女性、463 愛亞，〈咖啡室手記〉，古蒙仁編，《生活品味》，台北：中央日報，1987，頁57-66。464 羅門，〈摩卡的世界──摩卡咖啡店是城市伸腰鬆腿的地方〉，《羅門詩選》，台北：洪範，頁338-340。122消費等議題，顯示台灣正在「狂飆」，這樣的景況，文人在咖啡館裡已經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唯有步出咖啡館，走上街頭，才能讓聲音散播開來。此外，1980 年代發生的「文學趨疲」465現象，或許也是間接減少文人在咖啡館活動的原因。進入1980 年代，台灣的現代文學，伴隨著政經的發展，產生了「文學商品化」的趨勢，寫作方式趨向大眾化，文學出版品行銷的商業化以及寫作人口的銳減等，使得文學的生存空間更形狹窄，因此，進入1980 年代之後，我們所看到的現象是：文學雜誌的凋零、社團的消沉、文學評論的青黃不接、文學創作的弱化、文學出版的萎縮、文學新生代出現的艱困等。466當年作家文人在「咖啡館」裡，發起新詩革命、談論現代藝術，或者編輯刊物的歷史，似乎也淹沒在時間的河流裡，「文學趨疲」的現象導致的種種後果，削弱文人的活動能量，間接減少了「明星」內部的文人活動，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強調精密計算、過著實際生活的現代人，「明星」的文藝光芒遂日益微弱。此際的「明星」，依然有些文人在裡面寫作，就像愛亞在咖啡館裡寫作一樣，但是文學活動或文人間的交流情況已不如當年：只要走在明星附近的武昌街上，我就像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周夢蝶已經不在明星騎樓下擺書攤，那個白俄老闆老早已不坐在明星門前，可是我彷彿永遠看得到他們。明星的樓下，曾坐著白先勇、黃春明、林懷民、季季和李黎，我們都是在明星長大的人，儘管，如今我到明星，頂多只常看到蕭颯，所有其他的小說家們都不會再在明星出現，而我，是繼續在明星報到的人，明星在，我就在，有一天也許我不在了，我希望明星仍在。467綜上所述，進入1980 年代後，台灣歷經著激烈的震盪，除了政治抗爭運動風起雲湧，消費社會的漸而成形也深刻地影響了民眾。過去被視為高尚行為的「喝咖啡」，在1980 年代隨著連鎖速食店、連鎖咖啡店，以及即溶咖啡、即飲咖啡的普及，變成一種較為日常的行為。此外，1980 年代也是台北咖啡館開始普遍設立的時期，在激烈的競爭下，咖啡館業者同時為了滿足民眾日益高漲消費意識，不得不想些花招，吸引顧客上門。此際的「明星」並無順應潮流，改變樣貌，而是繼續維持其素樸的465 向陽，〈「台北的」與「台灣的」――初論台灣現代文學的「城鄉差距」〉，鄭明娳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1995，頁41。466 蔡源煌，〈八○年代文學商品化的趨勢〉，《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1991，頁251-255。467 隱地，〈快樂地〉，《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頁12。123本質，然而，時代變了，文人也一一離去，「明星」最後只能在一片股市萬點的喧鬧聲中退場，徒留一抹文藝的光暈。2004 年即將重新開幕的「明星」，能否回到往日文人聚攏的時光，曾經長期在「明星」寫作的季季並不樂觀，她說，時代變了，生命情境也不同了，468畢竟，咖啡館裡的文藝激盪、思想衝撞，只會在政治壓迫、空氣滯悶，且社會尚未全面開放的歷史情境中產生，台北如此，西歐也如此，阿拉伯世界亦如此。468 丁文玲，〈明星咖啡屋即將重新開幕〉，《中國時報》，2004.2.29，版B1，開卷周報。124結 論15 世紀末期，咖啡館首度出現在阿拉伯世界之時，即被稱為「智慧學院」，其內聚集了有知識教養的族群，彼此聚會交流，討論文化議題，卻也因此引發當局政府與宗教團體的隱憂，並且頒布咖啡館禁令，企圖遏止人們進到咖啡館成為反動力量。隨著咖啡傳到歐洲，甚或其他地域，咖啡館在各地發展之初，往往都會產生聚攏文化人士的現象。其中，咖啡館在歐洲甚至成了聚集人們討論公共事務的「公共領域」，不但凝聚了社會改革力量，更對現實社會有了實質的改變。作為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 )所謂18 世紀社會裡的公共領域之一，歐洲咖啡館內的社會交往模式並不涉及社會地位問題，乃是在平等的基礎上論證權威，最終的目標是要壓倒社會等級制度的權威，在這樣的咖啡館空間裡，公眾觀念才能稱其為觀念，進而成為客觀要求，這也使得咖啡館早期在歐洲並不受到官方單位的鼓勵，雖然也頒布了咖啡館禁令，只是成效不彰。咖啡館內日益高漲的民意，醞釀著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實為一股改變社會與歷史的巨大力量。反觀中國社會的茶藝館和大眾飲茶空間是分開的，自然很難發生像西方世界裡哲人啟蒙庶民的現象。文人茶藝館內通常是一群追求精神生活的文人雅士，他們談論著琴棋書畫，空氣裡盡是靈性閒適的氛圍。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擴散，咖啡館在世界各地逐漸林立。1930 年代，台灣即有咖啡館的設置，日本官方對咖啡館乃抱持著積極樂觀的態度，將之視為現代化表徵。此時，台北亦出現了文人聚集咖啡館的現象，然而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之下，此時的文人在咖啡館裡只好避談政治，而以切磋文藝為主，頗有傳統茶藝館的風範，只是，聚集在咖啡館內的不再是談論傳統中國文藝的文人，而是以一群學習西洋繪畫的藝術家為主。戰後初期，二二八事變的陰影，以及國府為了鞏固政權所厲行白色恐怖統治，使得島內的知識份子噤若寒蟬，戰後文人咖啡館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興起，雖然文人在咖啡館裡通常是談論著與政治無涉的文藝，卻也無法避免成為政府監控的公共空間。此外，在「節制個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前提下，政府不鼓勵民眾消費，並將咖啡列為奢侈品，實施進口管制，嚴禁咖啡豆的自由流通，高額的稅收也顯示政府對咖啡館設置的消極抵制，即是如此，咖啡館在民間依然廣為設置，只是並非單純的販賣咖啡，而是轉為傳統娼業變相經營的場所。戰後文人咖啡館的文藝現象，即是如此和黑色咖啡館內的情慾現象同時並存。在那個物資匱乏，生活清苦的時代125裡，咖啡館被列為特定營業場所，除了背負了高額的稅收，同時也承受著社會的道德壓力，彼時的文人咖啡館即使是正當營業，也吸引不了一般民眾光顧，因此，文人咖啡館通常只聚集了文人藝術家，或者大學生，鮮有其他階層的客人，高額稅收及年費更使其收支難以平衡，往往幾年光景就結束營業。戰後台北文人咖啡館，由早期的「朝風」開始，與稍後的「田園」，皆以古典音樂來吸引顧客，而「明星」引領的風潮，也造成一股文人留連咖啡館的趨勢，緊接著「作家」、「文藝沙龍」的誕生，皆為文人圈內的自發性創業，目的即是創造一個文人可以定期聚集的場所，較晚出現的「野人」、「天琴廳」、「天才」，也標榜著文藝咖啡館的經營方向。彼時的文人，面對的文藝環境，是由官方提倡的反共文藝政策所主導，然而，咖啡館裡文人親近的無論是現代主義文學，存在主義思想，或是前衛藝術的表現，都是有別於官方文藝政策的潮流。透過文人創作文本的爬梳，以及文人回憶性的散文，我們可以知道，咖啡館裡的文人活動，隨著歷史情境的轉換，也有階段性的變化。1950 年代初期，政治肅殺氣焰正熾之時，文人在咖啡館內以聆聽西洋古典音樂為主；1950 年代中期，一批詩人及藝術家進駐咖啡館，主要以創作現代詩及現代藝術為主；1950 年代末期，咖啡館裡詩人，其詩作轉為晦澀難懂的超現實風格，突顯出政治高壓下，文人創作不得不轉向內心世界的窘境。1960 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在咖啡館裡萌芽發展，存在主義思潮也在此時成為文人咖啡館的重要話題。咖啡館作為一個傳遞西方文藝思潮的現代都市空間，同時也是文人逃避現實的出口，咖啡館遂可說是文人消極抵抗官方文藝的文化場域。1960 年代末期，批判現代主義流離現實的聲音開始在文人圈蔓延開來，咖啡館裡的文人也曾試圖讓文藝回歸現實，卻旋即遭到官方的打壓：逮捕、審問、盤查等政治手段，因此，受制於官方的層層打壓，失去行動空間的文人，也只能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展現「豪情萬丈」的自己。由此推知，沒有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的權利，台灣根本沒有發展公共領域的空間與條件，台北文人咖啡館也無法和歐洲文人咖啡館相提並論。進入1980 年代後，台灣進入一個狂飆的年代，知識份子與群眾用身體衝撞體制，消費者則開始遊蕩在一片繁花盛景般的消費圖騰裡。隨著連鎖速食店、連鎖咖啡店、即溶咖啡、即飲咖啡的普及，喝咖啡轉而日常化。此時，僅存的「明星」，也因為客源族群的改變，文藝氣息日益薄弱，咖啡館裡的文人也漸漸出走。此外，咖啡館在1980 年代如雨後春筍，譁眾取寵的經營模式遂成為咖啡館業者的生存法則。此際的126「明星」並無順應潮流，改變樣貌，而是繼續維持傳統，然而，時代變了，文人也一一離去，「明星」最後只能在一片股市萬點的喧鬧聲中退場，成為歷史。綜論台北文人咖啡館，從1950 年代到1989 年代，雖然其內文人活動有階段性的變化，但是基本而言，文人只是藉由咖啡館空間，建立文人圈中的集體認同感、歸屬感，並試圖尋得文藝創作上的自由。在政治壓迫、思想緊縮的年代裡，這樣的空間往往是文人喘息的空間，由於咖啡館的開放性，一方面是間接向官方聲明：「我們光明正大。」另一方面，自由來去的文人可以咖啡館內找到和自己氣味相投的人，彼此交流摸索，高談闊論，並且共同面對咖啡館外──其實已經完全沒有自由──的現實世界。127參 考 資 料一、專書七等生，《城之迷》，台北：遠行，1977。王志明譯，Claude Levi-Strauss(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台北：聯經，1989。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Mike Crang 原著，《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王國璋譯，Norman Hampson 原著，《法國大革命》，台北：麥田，1998。王仁湘，《飲食之旅》，台北：商務，200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Karl Marx(馬克思)原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1998。中國時報編輯部編著，《臺灣：戰後50：土地˙人民˙歲月》，台北：時報文化，1995，頁128。中國文藝協會編著，《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文訊雜誌社，《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增訂本)》，台北：文建會，1995 年，版二。文崇一，《臺灣居民的休閒生活》，台北：東大，1990。尹雪曼，《中華民國文藝史》，台北：正中，1975，頁977。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台北：眾文圖書，1980。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卷三政事志建置篇》，台北：眾文圖書，1980。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台灣省通誌：卷四經濟志商業篇》，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美國加州：蓬島文化，1980.9。老舍，《茶館》，板橋：駱駝，1999。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1995。成寒譯，Ernest Hemingway(海明威)原著，《流動的饗宴：海明威巴黎回憶錄》，台北：九歌，1999。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1998。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學，2000。李筱峯，《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吳自牧(宋人)，《夢粱錄》，北京：中華，1985。128吳敬梓，《儒林外史》，台北：商務，1968。吳濁流，《無花果》，台北：草根，1995。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草根，1995。吳三連口述，吳豊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晚報，1991。林鐘雄，《台灣經濟發展40 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林語堂，《吾國與吾民》，台北：金川，1975。林山田，《刑法的革新》，台北：學林，2001。林芳如譯，Charles T. Brown，《搖滾樂的藝術》，台北：萬象，1993。林珍良譯，Klaus Thiele-Dohrmann 原著，《歐洲咖啡屋》，台北：聯經，2003。林宗德譯，Philip Smith 著，《文化理論的面貌》，台北：韋伯，2004。周琇環編，《臺灣光復後美援史料(三)技術協助計畫》，台北：國史館，1998。柯瑞明，《臺灣風月》，台北：自立晚報，1991。姚國坤、王存禮、程啟坤，《中國茶文化》，台北：洪葉文化，1994。紀弦，《紀弦回憶錄(第二部)》，台北：聯經，2001。洛夫，《石室之死亡》，台北：創世紀，1965。施康強、顧良譯，Fernand Braudel(布勞岱爾)原著，《15 至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卷一)》，台北：貓頭鷹，1999。段承璞主編，《台灣戰後經濟》，台北：人間，1994。高宣揚，《流行文化社會學》，台北：揚智，2002。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台北：淑馨，1993。徐江敏、李姚軍譯，Ervign Goffman(高夫曼)原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台北：桂冠，1992。殷麗君譯，Wolfgang Schivelbusch 原著，《味覺樂園――看香料、咖啡、菸草、酒、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台北：藍鯨，2001。孫慧敏譯，J.H. Shennan 原著，《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台北：麥田，2000。翁台生，《CIA 在台活動秘辛》，台北：聯經，1991。陳正祥，《臺北市誌》，台北：南天，1997。陳昭瑛，《臺灣與傳統文化》，台北：臺灣書店，1999。章英華，《台灣都市的內部結構：社會生態的與歷史的探討》，台北：巨流，1995。129張志成譯，Verean von der Heyden-Rynsch 原著，《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台北：左岸，2003，張君玫譯，John Storey 原著，《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台北：巨流，2002。張君玫譯，Robert Bocack 原著，《消費》，台北：巨流，1996。張旭東、魏文生譯，Walter Benjamin(班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北京：三聯，1989。張惠菁，《楊牧》，台北：聯合文學，2003。張系國，《昨日之怒》，台北：洪範，1980，第九版。張宏庸，《台灣茶藝發展史》，台中：晨星，2002。張宏庸，《台灣傳統茶藝文化》，台北：漢光文化，1999。明˙張萱，〈高尚˙王問〉，《西園聞見錄》，台北：華文書局，1968，卷22。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台北：文英堂，1996。許綬南譯，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製作路易十四》，台北：麥田，1997。曹衛東等譯，Jürgen Habermas(哈伯馬斯)原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2002。常慧譯，Roden Claudia 原著，《咖啡的故事》，台北：聯經，1998。郭方等譯，Lewis Coser 原著，《理念的人》，台北：桂冠，1992。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91。彭懐恩，《台灣政治變遷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寒爵，《儒林新傳》，台北：成文，1980。湯皇珍，《陽光、印象、楊三郎》，台北：雄獅圖書，1994。賈士蘅譯，Peter Burke (彼得柏克)原著，《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台北：麥田，2003。馮川、蘇克譯，Carl Gust Jung(榮格)原著，《心理學與文學》，台北：久大，1994。楊澤主編，《狂飆八○》，台北：時報，1999。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楊孟瑜，《少年懷民》，台北：天下遠見，2003。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一九五四~一九六○)》，台北：國史館，2002。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八)新聞自由》，台北：國史館，2002。楊幼蘭、杜默譯，Leah Hager Cohen 原著，《玻璃紙咖啡豆》，台北：時報，2000。130莊永明，《台北老街》，台北：時報，1991。詹宏志，《城市人：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釋》，台北：經濟與生活，1989。臺北市勸業課編，《臺北市商工人名錄》，昭和8 年、昭和10-15 年，台北：臺北市役所，昭和九年。臺北市商工會議所編，《臺北市商工人名錄》，昭和18 年，台北：臺北市役所，昭和九年。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六經濟志商業篇》，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6。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三政制志警政篇》，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6。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志：卷一沿革志城市篇》，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6。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葉肅科，《日落臺北城》，台北：自立晚報，1993。葉龍彥，《光復初期台灣電影史》，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1995。葉淑燕譯，Robert Escarpit 原著，《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1990。鄭之書譯，Bernard Lewis 原著，《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台北：麥田，1998。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1992。廖欽龍譯，《咖啡事典》，台南：驊優，1997。劉永毅，《周夢蝶―詩壇苦行僧》，台北：時報，1998。劉大任，《浮游群落》，台北：三三，1990。劉宗德研究主持，《特種娛樂營業管理制度之比較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7。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台北：時報，1993。賴瑛瑛，《台灣前衛六○年代複合藝術》，台北：遠流，2003。蔣勳等著，《到綠光咖啡屋，聽巴哈，讀余秋雨》，台北：爾雅，1993。隱地，《盪著鞦韆喝咖啡》，台北：爾雅，1998。隱地，《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謝里法，《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台北：藝術家，1998。蔡啟恒譯，Dames W. Davidson 原著，《臺灣之過去與現在(一)》，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蔡百銓譯，William Doyle 原著，《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台北：編譯館，1995。蕭新煌，《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1993。蕭其來，《台灣的咖啡》，台北：海外文庫，1956。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台灣之發展(1945-1970)》，台北：東大，1311991。瓊瑤，《窗外》，台北：皇冠，1965。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台北：國史館，2000。薛絢譯，David T. Courtwright 原著，《上癮五百年》，台北：立緒，2002。藍博洲，《白色恐怖》，台北：揚智，1993。二、報紙資料不著作者，〈廣植咖啡〉，《臺灣新報》，第198 號，明治30.5.9。不著作者，〈咖啡結實〉，《臺灣新報》，第337 號，明治30.10.22。不著作者，〈大稻埕顯著現代化――咖啡店林立，常設劇場誕生〉，《台灣日日新報》，昭和九年三月六日，版2。不著作者，〈影壇漫步〉，《中央日報》，1949.3.6，版4。不著作者，〈文化動態〉，《台灣文化》，3：3，1948.4.1，頁22。不著作者，〈光復節展覽會出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自立晚報》，1947.10.27，版4。本報訊，〈熱褲太短，警察要管――維護善良風俗，取締奇裝異服〉，《聯合報》，1971.4.2，版6。本報記者，〈畸形發展的咖啡館〉，《中華日報》，1962.1.24，版3。本報記者，〈街頭詩人周夢蝶路邊撐起窮骨頭〉，《徵信新聞》，1965 年4 月12 日，版3。本報記者，〈暗光咖啡館滄桑錄〉，《徵信新聞》，1959 年4 月6、10、11 日，版3。本報記者集體採訪，〈咖啡館與問題青少年專題採訪〉，《中央日報》，1976.3.1，版9。本報記者，〈咖啡櫛次鱗比〉，《民生報》，1987.4.17，版5。社論，〈特定營業管理與社會風氣〉，《中華日報》，1974.6.9，版2。社論，〈從嚴禁「命名洋化」說起〉，《自立晚報》，1976.3.4，版1。社論，〈特定營業的限制〉，《自立晚報》，1965.9.26，版1。社論，〈取締「嬉痞」須從根救起〉，《自立晚報》，1968.4.29，版1。社論，〈加強特種營業的管理〉，《自立晚報》，1966.1.8，版1。社論，〈從舞廳酒家黃色咖啡館說起〉，《中國日報》，1965 年10 月15 日，版2。社論，〈家長的責任重於政府的責任――論「野人咖啡屋」事件引起的青少年問題〉，1321970.4.12，版2。丁文玲，〈請來重溫老文學雜誌〉，《中國時報》，2003.6.29，版B1。丁文玲，〈明星咖啡屋即將重新開張〉，《中國時報》，2004.2.29，版B1，開卷周報。山雨，〈咖啡館風光(上、下)〉，《公論報》，1962 年7 月10、11 日，版3。王灼堯，〈黃色咖啡室的種種〉，《商工日報》，1963 年5 月25 日，版2。王柳敏，〈脫衣舞與黃色咖啡館〉，《商工日報》，1964 年10 月12 日，版2。江述凡，〈朝風 野風 音樂風―台北最早古典音樂咖啡館〉，《中央日報》，1997.3.17，版3。李旼，〈掃蕩黃黑世界〉，《中央日報》，1965.12.28，版3。李次民，〈地下酒家〉，《中華日報》，1963.9.8，版3。李碧玉，〈「歲」不敵「税」！明星咖啡廳從臺北街頭殞落〉，《中央日報》，1989.12.11，版14。李碧玉，〈捨不得又奈何？簡錦錐的心與「明星」永遠輝映〉，《中央日報》，1989.12.11，版14。李牧，〈喝咖啡―旅法拾感之七〉，《中華日報》，1975.9.24，版11。林琨，〈黃色咖啡館和茶花室〉，《臺灣新生報》，1965 年12 月26 日，版3。岳陽，〈形形色色的咖啡廳〉，《民聲日報》，1975 年9 月24 日，版3。周銘秀，〈純喫茶式咖啡館的崛起：傳統的喝茶習慣式微了〉，《經濟日報》，1967.9.4，版3。洪瑞宏，〈台灣咖啡的領航者〉，《省都時報》，2001.4.25，版4。施麗薰，〈夢在咖啡飄香 台灣老咖啡館足跡〉，《中國時報》，1998.9.13，版14。恒沙，〈我喜歡BB：咖啡館素描〉，《自立晚報》，1950.3.30，版3。袁祖愛，〈黃色咖啡的煩惱〉，《臺灣新聞報》，1965 年11 月28 日，版4。馬岳琳，〈曬書飄書香書街風華再現〉，《自由時報》，2002.11.16，版14。凌美雪，〈席德進畫出五○年代文人神韻〉，《自由時報》，2003.7.26，版45。陳思翰，〈熱戀維也納咖啡〉，《中國時報》，2002 年12 月22 日人間副刊版。陳文芬，〈流亡白俄麵包師，打造文學聖殿〉，《中國時報》，2002.4.7，版12。陳文芬，〈明星走過54 年，紀錄台北文學史〉，《中國時報》，2002.4.7，版12。陳盈珊，〈周夢蝶現身丰采依舊〉，《中國時報》，2002.11.24，版19。陳盈珊，〈空間解嚴，老中山堂新左岸，「堡壘咖啡」端上〉，《中國時報》，2004.2.1，C8 藝術人文版。陳希林，〈作家重回明星，找回自由的感覺〉，《中國時報》，2004.5.18，C8 藝術人文版。133張爵民，〈北市的黑咖啡館〉，《中央日報》，1965.7.2，版3。張榮仁，〈北市居仁堂餐廳起火，消防員3 傷〉，《聯合報》，2002.4.7，版8。黃兆洲，〈咖啡館傳奇〉，《商工日報》，1962.10.9，版3。黃青萍，〈咖啡館在蛻變中〉，《商工日報》，1964.11.1，版3。黃海騰，〈咖啡女郎厭惡保鑣酒女歡迎中年客人〉，《商工日報》，1967.8.14，版3。黃敬質，〈地下室營業場所安全問題〉，《中央日報》，1974.7.7，版2。曹叔，〈問題少年陪笑生涯咖啡廳沉淪記〉，《臺灣新生報》，1967.11.26，版3。鄒群，〈參觀展覽會速記(一)〉，《自立晚報》，1947.10.27，版1。劉本炎，〈清茶座〉，《中央日報》，1970.3.2，版4。魯伯續，〈海派在台北〉，《自立晚報》，1950.3.24，版3。蔡策，〈正視一個怪現象：色情咖啡館的管理問題〉，《中央日報》，1960.12.13，版3。蔡益，〈黃色咖啡室及地下舞廳試色情媒介〉，《民聲日報》，1967.12.10，版3。蕭承訓，〈素食店烈焰，塵封明星煙滿樓〉，《中國時報》，2002.4.7，版12。羅玉蓓，〈明星咖啡屋最後一夜的浪漫〉，《聯合報》，1989.12.10，版14。三、專題論文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新史學》，11：3，2000.9。王增榮，〈從台北咖啡屋看建築文化〉，《當代》，第十七期，1987.9。王壽南，〈抗戰前十年的出版法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 期。向陽，〈「台北的」與「台灣的」――初論台灣現代文學的「城鄉差距」〉，鄭明娳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1995。江寶釵，〈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當代台灣小說現象研究〉，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吳智和，〈明代的茶人集團〉，林慶弧編，《第三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4。吳智和，〈明代文人集團的的飲茶生活〉，徐小虎、陳麗宇編，《第一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3。何浩天，〈光復以來的台灣藝術發展〉，《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0 期，台北：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134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2。林淇漾，〈五○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靜宜人文學報》，第11 期，1999.7。林淇瀁，〈長廊與地圖〉，林明德編，《台灣現代詩經緯》，台北：聯經，2001。夏鑄九，〈一個都市中心的興起：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的個案研究〉，《當代》，第15 期，1987。夏志清，〈《現代文學》的努力和成就〉，白先勇，《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黃瑞祺，〈現代性的省察――歷史社會學的一種詮釋〉，《台灣社會學刊》第19 期，1996。黄才郞，〈五○年代台灣的文化政策及其實戴氛圍〉，林吉峰主編，《中華民國美術思潮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黃俊傑，〈戰後臺灣的社會文化變遷：現象與解釋〉，黃俊傑主編，《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台北：正中，1995。郭繼生，〈戰後台灣的美術社會〉，《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二)》，1995.10。楊式昭，〈光復後台灣重要文化政策之觀察〉，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1901-2000台灣文化百年論文集Ⅰ》，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9。楊照，〈文學的神話˙神話的文學〉，《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台北：聯合文學，1995。劉進慶，〈從歷史觀點看台灣經濟成長問題〉，《台灣學術研究會誌》，第2 期，1986。熊自健，〈戰後台灣自由主義者與海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周德偉為例〉，《當代中國思潮述評》，台北：文津，1992。鄭明俐，〈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鄭明俐主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1994。蔡采秀，〈從日治到戰後的臺北(1895-1985)――一個都市性質轉變的歷史過程分析〉，《臺灣史研究》，1996.12，3：2。蔣年豐，〈戰後台灣經驗中的存在主義思潮―以沙特為中心〉，宋光宇編，《台灣經驗―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1993。戴振豐，〈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日治時期台灣的咖啡〉，《台灣歷史學會會訊第17 期》，台北：台灣歷史學會，2003.12。龔鵬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文人階層〉，《淡江人文社會學刊五十週年校慶特刊》，2000 年10 月。135四、短篇論述小野，〈當一隻始祖鳥〉，《一個運動的開始》，台北：時報，1986。子敏，〈約會在朝風〉，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王鼎鈞，〈咖啡館〉，《講理》，台北：大地，1984，版15。王拓，〈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中外文學》，2：12，1973。王文興，〈大地之歌〉，《十五篇小說》，台北：洪範，1979。幻余，〈臺北酒家演變史〉，《臺灣風物》，17：3，1967.6。白先勇，〈明星咖啡館〉，《明星咖啡館》，台北：皇冠，1984。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丘彥明，〈從「波麗路」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屋窺探〉，《聯合文學》，1：4，1985.2。向明，〈詩?音樂?黃豆湯〉，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伊里，〈本土咖啡館六十年〉，《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廢止出版法之探討〉，《出版界》，第56 期，1999。江玲，〈坑裡的太陽〉，隱地編，《光陰的故事》，台北：爾雅，1986。李瑞騰，〈台北：一個文學中心的形成〉，《文學的出路》，台北：九歌，1994。李昂，〈一封未寄的情書〉《一封未寄的情書》，台北：洪範，1986。李黎，〈別後我城〉，《別後》，台北：允晨，1989。李明軒，〈臺灣咖啡文化的見證―力代咖啡〉，《食品資訊》，第176 期，2000.8。李篤恭，〈軀殼〉，臺灣作家全集《李篤恭集》，台北：前衛，1992。李宗慈，〈訪黃得時，談郁達夫〉，《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第2 期，台北：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1987。李何林，〈美國電影的毒害〉，《文萃叢刊》，2：23，1947.3.20。吳智和，〈飲茶˙茶書˙陸羽〉，陸羽，《茶經》，台北：金楓，1991。何春蕤，〈性探索――多做少說的七○年代〉，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何懐碩，〈咖啡杯中的詩人〉，《苦澀的美感》，台北：大地，1973。林惺嶽，〈咖啡館裡的繪畫運動家〉，《雄獅美術》，1984，9 月份。136艾瑪，〈我的小巴黎〉，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周靜宜紀錄整理，〈從明星咖啡到網路咖啡――台灣咖啡館發展走向推論〉，《室內》，第56期，1997。周渝，〈紫藤廬一隅――我的父親周德偉先生〉，《中國時報》，2003.1.3，人間副刊。林同濟、雷海宗，〈論文人(上)(下)〉，《文化型態史觀》，台北縣：地平線，1978。林懷民，〈蟬〉，《蟬》，台北：大地，1974。紀弦，〈「現代派的信條」及釋意〉，《現代詩》，第13 期，1956.2。季季，〈擁抱我們的草原〉，隱地編，《這一代小說》，台北：爾雅，1967。季季，〈尋找一條河〉，臺灣作家全集《季季集》，台北：前衛，1994。姜捷，〈一頁咖啡色的文學〉，《聯合文學》，1：4，1985.2。南方朔，〈集權與分權〉，許允斌總企劃，《瞻前顧後―台北的絕版、復刻與新生》，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1.10。南方朔，〈那時，台灣才長大〉，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楊澤主編，《狂飆八○》，台北：時報，1999。洛夫，〈我不風景誰風景〉，《落葉在火中沉思》，台北：爾雅，1998。洛夫，〈我與眼鏡〉，《洛夫隨筆》，台北：九歌，1985。施叔青，〈拾掇那些日子〉，《那些不毛的日子》，台北：洪範，1988。胡品清，〈那個很波希米亞的日子〉，《芒花球》，台北：水牛，1969。胡品清，〈悠久的春天〉，《芒花球》，台北：水牛，1969。秦松，〈作家咖啡屋〉，《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晏琪，〈作家咖啡屋瑣談〉，《聯合文學》，1：4，1985.2。晏山農輯，〈八○年代年表〉，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高大鵬，〈飛來樹的見證〉，梅新等著，《繁華猶記來時路》，台北：中央日報，1992。尉天驄，〈我的文學生涯〉，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我的探索》，台北：中國論壇，1985。翁台生，〈野人帶來的問題〉，《西門町的故事》，台北：龍年，1976。黃得時，〈郁達夫先生評傳(一)〉，《臺灣文化》，2：6。黃得時，〈城內的沿革和臺北城〉，《臺北文物》，2：4，1954.1。郭水潭，〈憶郁達夫訪台〉，《臺北文物》，3：3，1954。137商禽，〈咖啡瑣憶〉，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明˙費元祿，〈鼂采館清課序〉，《鼂采館清課》，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程抱一，〈巴黎的作家咖啡屋〉，《聯合文學》，1：4，1985.2。陳秋盛，〈台北音樂紀事〉，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陳丹燕，〈上海咖啡館的編年史〉，《聯合文學》，第204 期，2001.10。陳炎鋒，〈塞納河畔的咖啡屋〉，《聯合文學》，1：4，1985.2。陳若曦，〈柳綠鵑紅瑠公圳〉，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陳映眞，〈一個「私的歷史」之紀錄和隨想〉，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台北：人間，1988。陳明，〈中國文化與自由主義的懷想――紫藤廬及其他〉，《鵝湖月刊》，總號第327。陳松溪，〈郁達夫的台灣之行〉，《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第2 期，台北：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社，1987。陳佩君採訪撰文，〈波麗路西餐廳〉，《很久很久以前?》，台北：明日工作室，2004。陳正祥，〈臺北市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4：4，1951.1。陳芳明，〈昭和記憶˙民國顏色――從公會堂到中山堂〉，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聯合文學》，第199 期，2001.5。陳芳明，〈離台十五年祭〉，《夢的終點》，台北：聯合文學，1998。陳映真，〈台北斷想〉，《台北畫刊》，第377 期，1999.6。張若谷，〈俄商復興館〉，《戰爭，飲食，男女》，上海：良友，1933。張默，〈葉維廉˙我的呼喊如急速的水沫〉，《夢從樺樹上跌下來》，台北：爾雅，1998。張拓蕪，〈咖啡？那杯苦水〉，《聯合文學》，1：4，1985.2。尉天驄，〈幔幕掩飾不了污垢〉，《路不是一個人走得出來的》，台北：聯經，1976。陶恒生，〈六十年代的台灣中西文化論戰〉，《傳記文學》，83：3，2003.9。許舜英，〈從烏鴉族到新挪威森林世代〉，楊澤主編，《狂飆八○――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1999。紫藤廬提供，〈古蹟之歷史沿革及創見過程〉，2003。馮光遠，〈噓―報報七○年代〉，《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138劉克襄，〈知識份子〉，《漂鳥的故鄉》，台北：前衛，1984。莊永明，〈「山水亭」的「古井」―王井泉〉，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台北：自立晚報，1987。雷驤，〈咖啡室啟蒙〉，《黑暗中的風景》，台北：爾雅，1996。楊照，〈只剩下咖啡館，只剩下星期一〉，《Café Monday》，台北：聯合文學，1997。楊逵，〈為此一年哭〉，《新知識》創刊號，1946.8.15。楊牧，〈那一個年代〉，《昔我往矣》，台北：洪範，1997。楊照，〈發現「中國」：台灣的七○年代〉，楊澤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雷震，〈創刊「自由中國」的意旨――為建立反共理智的信念〉，《自由中國》，16：6，1957.3.16。廖炳惠，〈台灣的公共文化〉，《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2001。廖仁義，〈處境與實踐邏輯〉，《當代》，第三期，1986.7.1。劉大任，〈情斷老區〉，《壹週刊》，第155 期，2004.5.13。劉蘊芳，〈新古蹟的誕生――紫藤盧〉，《光華雜誌》，1997 年10 月份，1997。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1995。葉倩瑋，〈清代台灣的都市化――以台北市為例〉，《臺北文獻》，直字95 期，1991.3。葉維廉，〈我那漸被遺忘了的台北〉，《一九八二年台灣散文選》，台北：前衛，1983。葉維廉，〈葉維廉答客問：關於現代主義〉，《中外文學》，10：12，1982。葉珊(楊牧)，〈「深淵」後記〉，瘂弦，《瘂弦詩集》，台北：洪範，1981。蓉子，〈「明星」在回憶中的投影〉，《光華》，15：2，1990.2。盧非易，〈尋找杯底的秘密〉，《飲食男》，台北：聯合文學，1996。盧克彰，〈給朱橋〉，朱西寧、辛鬱等著，《碧野朱橋當日事：朱橋紀念文集》，台北：十月，1969。龍應台，〈在紫藤廬和Starbucks 之間──台灣的內向性〉，《面對大海的時候》，台北：時報，2003。賴素鈴，〈中山堂：歷史開門，風華再現〉，《臺北畫刊》，412 期。蔡源煌，〈八○年代文學商品化的趨勢〉，《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1991。謝里法，〈童話大稻埕〉，吳秋美總編輯，《台北記憶》，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7。謝里法，〈島嶼美學――關於「台灣早期美術運動文件展」，附：七星山和波麗路〉，《探索台灣美術的歷史視野》，台北：市立美術館，1997。139隱地，〈遠近中山堂〉，人間副刊策劃主編，《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 號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隱地，〈純喫茶〉，《幻想的男子》，台北：爾雅，1979。隱地，〈一個叫莫尚勤的年輕人〉，《幻想的男子》，台北：爾雅，1979。隱地，〈愛喝咖啡的人〉，《愛喝咖啡的人》，台北：爾雅，1992。隱地，〈五○年代的臺北〉，《愛喝咖啡的人》，台北：爾雅，1992。隱地，〈一條名叫時光的河〉，《愛喝咖啡的人》，台北：爾雅，1992。隱地，〈到明星看作家〉，《自從有了書以後》，台北：爾雅，2003。隱地，〈變與不變〉，《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隱地，〈快樂地〉，《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1990。蕭蕭，〈五○年代新詩論戰述評〉，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蕭蕭，〈火焰咖啡〉，《太陽神的女兒》，台北：九歌，1984。蕭乾，〈冷眼看台灣〉，《人生採訪》，台北：聯經，1990。羅珞珈，〈我在文藝沙龍〉，《誠品閱讀人文特刊―咖啡館》，1994 年4 月1 日。羅青，〈台灣地區後現代狀況〉，《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台北：五四，1989。羅門，〈「明星」咖啡屋浮沉記〉，《光華》，15：2，1990.2。羅門，〈摩卡的世界──摩卡咖啡店是城市伸腰鬆腿的地方〉，《羅門詩選》，台北：洪範。嚴勝雄，〈都市發展與計畫〉，《臺北市發展史(三)》，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3。五、學位論文王士文，〈當咖啡香氣瀰漫在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轉變〉，輔仁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沈孟穎，〈台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02。李永隆，〈台北市民咖啡與茶消費行為之研究〉，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何亞蘋，〈連鎖經營體系管理控制與協調機制之研究──以咖啡連鎖店為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余欣娟，〈一九六○年代台灣超現實詩――以洛夫、瘂弦、商禽為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所140碩士論文，2002。林吟春，〈咖啡連鎖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以台北咖啡連鎖店為例〉，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林育慈，〈都市速食餐飲消費活動、店址與空間分析――以台北市為例〉，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林良振，〈咖啡使用度及產品涉入程度對咖啡店知覺的影響─以台北市連鎖咖啡店為例〉，長庚大學管理學研究所企管組碩士論文，1999。洪婉琦，〈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之研究(1967－1999)〉，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范婷，〈台灣咖啡消費文化的歷史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曾令正，〈「Cafe」：一個見面社交場所空間形式變遷之初探――以台中市為例1983~2003〉，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3。梁竣瓘，〈黃春明及其作品研究――文學、社會和歷史的交互考察〉，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程佳惠，〈1935 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是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莊佳欣，〈台北市咖啡連鎖店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蔡文芳，〈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1。蔡淑滿，〈戰後初期台北的文學活動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鄭秀香，〈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之研究〉，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嚴奇峰，〈台灣地區大學咖啡消費者行為研究〉，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1985。蕭晴宜，〈咖啡連鎖店業者與消費者商店形象認知之比較研究─以台北縣市為例〉，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碩士論文，2002。六、未出版品吳美枝訪問整理，〈「明星」負責人簡錦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2003.4.8。七、西文資料141W. Scott Haine.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Mark Pendergrast. Uncommon Ground: 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