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學史——結論

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路線，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第一個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歷史；第二個因素是漢族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

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是為了實用的目的的。這與經濟基礎不是直接的關係，而是間接的關係。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過程中，「先王之道」被認為是鞏固封建統治的法寶。即使是提倡變法的王安石，也主張「當法其意」（《上仁宗皇帝書》）。要法其意，也就必須通《經》。通《經》必先識字；識字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非通過這個手段不能達到通《經》的目的，也就無從確知「先王之道」。張之洞說：「治經，貴通大義，然求通義理，必自音訓始；欲通音訓，必自《說文》始。」〔1〕這種指導思想貫穿著將近二千年的中國語言學。

在五四運動以前，沒有產生描寫語言學，因為在復古主義作為主流的時代里，當代語言的靜態描寫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實際上搞一些當代音系的概述的人，也不承認那是與古違異的東西，例如修訂《五方母音》的年希堯，在序文中先斥「沈韻」為「囿於一方之音」，然後稱該書為「五方」的「母音」（正音），可見他並不承認是一種靜態的描寫。正是由於這種思想的指導，使《切韻》的作者不敢以一時一地之音的面貌出現。《中原音韻》是作為「曲韻」出現，而不是作為語言學的書籍出現的。鼎鼎大名的清儒所著的語言學傑作，沒有一部不是為經學服務的，與描寫語言學正是背道而馳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也沒有產生歷史語言學。搞古代語言不一定就是搞歷史。小學家把古代語言（主要是先秦語言）放在一個平面上研究，忽視了它的歷史發展。段玉裁偶然講一講古今詞義的異同，已經是鳳毛麟角，他沒有系統地講語言的發展規律，也夠不上稱為歷史語言學。音韻方面，自清儒以後，歷史觀點是比較清楚的。但是清儒排斥今音，崇尚古音，仍然不是進行語音史的研究。直到馬建忠，他仍然沒有發展觀點：他把韓愈和司馬遷、班固排在一起。他說：「為文之道，古人遠勝今人，則時運升降為之也。」又說：「諸所引書，實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證為法。其不如法者，則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2〕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他的意思是說語法是一種千古不變的規範，合乎古者則合法，不合乎古者則非法。五四以後，中國人知道了歷史語言學，高本漢在歷史語言學上給我們一些好的影響。王力寫了《理想的字典》一文〔3〕，其中提出歷史字典的主張，並且在他的《中國語法理論》里常常談到語法的變遷。但是，直到解放以前，還不能產生一部漢語史。原因很簡單：二千年來不曾關心的事情，一個早上是趕不出來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也沒有產生語言理論。像《荀子·正名》那樣透闢的語言理論，後世沒有嗣響。《釋名》的作者也算追求語言理論，但是沒有成功。宋邵雍《皇極經世》所載的《天聲地音》，看標題好像要講一些秘密，其實是很不精明的聲母韻母配合表。江永《音學辨微》第十辨無字之音，第十一辨嬰兒之音，第十二論圖書（指河圖、洛書）為聲音之源。除第十二條是牽強附會外，第十條和第十一條本來是屬於語言理論範圍，但是江氏談得都不好。王念孫「就古音求古義，不限形體」是一個很好的語言理論，可惜沒有專文發揮。章炳麟《國故論衡》有《音理論》和《語言緣起說》，題目非常吸引人，然而《音理論》無非重複江永三十六母可以「補苴」為五十母的論調；重複明人二呼不能有八等的論調，等等，殊無可取；《語言緣起說》雖有個別地方可取（如言名詞先於動詞），但是雜以聲訓之說，亦多唯心之論。總之，中國語言學既為經學附庸，似乎是不需要很多的語言理論的，所以沒有朝這一方面發展。

漢族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規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不以語法為對象，而以文字為對象。其所以不以語法為對象，因為漢語的語法是比較簡單的〔4〕。虛詞可以作為辭彙的問題來解決，句法則古今的差別不大，古代漢語句法問題可以通過熟讀領悟來解決。這就說明了為什麼梵語音韻曾經影響我國的音韻學，而梵語語法卻沒有促使漢語語法學的產生；又說明了為什麼直到十九世紀末年，馬建忠才從西方移植了「葛郎瑪」。由於漢字不是拼音文字，令人有這樣的印象，以為文字可以直接表示概念；文字的研究，與通經直接發生關係。古人錯誤地認為：音讀和訓詁都是從文字生出來的；研究了文字，音讀和訓詁也跟著解決了（所以張之洞說：「欲通音訓必自《說文》始」）。這說明了為什麼二千年中，《說文》始終處於「小學」的統治地位。文字的價值的越估，直到民國初年還沒有完全改變過來。舉例來說，章炳麟作《文學總略》，還斤斤於「文」、「彣」之辨，以為「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5〕。在西洋，語言學與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在中國古代，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像無所附麗，原因就在於此。

我們把中國語言學分為四個時期，其中只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漢代到清代末年，這是封建主義文化的階段。蘇聯語言學家有所謂「科學前」的語言學，「科學前」這個提法是否妥當，可以再仔細斟酌，但是這個階段和後一階段的界限是那樣黑白分明，至少可以說在學術觀點和方法上是迥然不同的。第二階段從1899年到1949年，這是資本主義文化的階段。這五十年間，中國語言學的主流是資產階級的語言學。

按四個時期來說，第一個時期是經學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以疏解經義為目的，最重點的兩部書——《爾雅》《說文》——都被認為是羽翼六經的。第二個時期是佛學與理學時期，在這一時期，經義雖也還算重要，但主要不在於字義的辨析，而在於章句的闡述，於是語言學的重點轉移到音韻學上，以與文學上的聲律、哲學上的佛教相配合。第三個時期是經學復興時期，經學家們遙承「漢學」，作風與「宋學」迥然不同。這時去古已遠，需要考證的東西很多，清儒在研究方法上超越前人，「小學」碩果累累；到了清末以後也可以說「去古更遠」，因為有了甲骨的出土，銅器的增加，我們有條件認識漢人所未識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也比漢人多了解遠古的語言。第四個時期是西學東漸的時期，這個時期，是以資產階級語言學為主流，語言學的領域擴大了，方法改進了，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我們看見，從第二個時期起，每一個時期都克服了前期的某些缺點，把中國語言學推進了一步。在第一時期，漢儒對於音節還不能分析為音素；到了第二時期，韻圖中不但有了聲母、韻母之分，連韻頭、韻尾也在「等」與「攝」中分析出來了。第一二兩期都沒有離開應用語言學的性質，語言學的著作一般都很像課本，學術研究性不強。到了第三期的清儒手裡，才算真正搞起科學研究來了，具體表現在搜集和鑒別材料，充分掌握材料，用觀點來處理材料，得出一些科學的結論，發前人所未發。可惜有些觀點是錯誤的，最突出的是從打破文字的束縛走到另一個極端，輕視文字的社會性，常常歪曲文字所表達的概念，來迎合自己的主觀臆斷。到了第四個時期，中國語言學吸收了西方語言學的優點，把這一門科學現代化了，使它有了嶄新的面貌。但是，應當指出，當我們吸收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時，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難免同時承受了它的糟粕。最明顯的事例就是高本漢用他的主觀主義方法來引導我們觀察材料，用他的實用主義方法來引導我們去處理材料，使我們在科學研究中常常得不出可靠的結論。理論脫離實踐，是資產階級學術的特點，解放前的五十年中，語言學界對語文教育不關心，與封建時代的「小學」為語文教育服務對比起來，反而遜色。

解放以後，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語言學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首先是語言學的隊伍擴大了，有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中國語言學不致於迷失方向。新中國的語言學是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目的明確了，科學研究就不致於脫離實際。現在已經獲得的主要成績是：簡化漢字，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並為少數民族制定或修改了拼音文字；語法知識深入到學校中去，語法研究也逐漸在廣大語言學界展開，比解放前更能注意漢語特點，特別是注意語音和語法的聯繫；漢語方言調查已經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有一躍千里之勢，已經有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論文〔6〕。漢語史和語言理論方面也發表了一些論文或專著。

瞻望前途，有這樣一些遠景：（一）在充分研究了中國的漢語及少數民族語言之後，結合著已有的普通語言學知識，概括了語言的發展規律，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建立中國人自己的，有創造性的語言學理論；（二）在上述的語言學理論指導下，建立漢語的語法體系以及中國各少數民族語言的語法體系；（三）寫出一部高質量的漢語史；（四）編出一部歷史性的漢語大詞典；（五）總結前人研究《說文》的成果，寫出一部「新說文解字」；（六）繪出全國方言地圖；（七）用最先進的方法進行語音實驗；（八）發展現代實用語言學，如機器翻譯、漢字信息處理等。其他還有許多研究工作，全國語言學工作者都會協調地努力完成。到那個時節，中國將成為科學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而中國語言學也將在世界語言學領域中居於先進的地位。

參考資料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

趙元任：《鍾祥方言記》。

趙元任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卷二。

馬學良：《撒尼彝語研究》。

注　釋

〔1〕　張之洞：《說文解字義證·序》。

〔2〕　見《馬氏文通》例言，校注本上冊，第9—10頁。

〔3〕　王力：《理想的字典》，國文月刊33期（1945），第2—27頁。

〔4〕　我們不能以語法的複雜和簡單來判定語言的優劣。正如不能以多音節和單音節來判定語言的優劣一樣。

〔5〕　《章氏叢書·國故論衡中》，第53頁。

〔6〕　例如，《中國語文》1962年5月號所載馬學良、喻世長的《我國漢藏語系語言母音的長短》。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