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的三次大規模調查研究

06-30

用「解剖學」反冒進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層面第一次明確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是在1956年前後。自1953年開始的「一五」計划到此時，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使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開始對社會發展寄予更高的期望。從1955年開始提出新的發展目標，到1956年初中央各部委在批判「右傾保守」、「提前實現工業化」的口號激勵下，紛紛要求把15年遠景設想和「農業四十條」中規定12年或8年完成的任務，提前在5年甚至3年內完成。同時，中央對農業合作化、私營經濟改造等也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這樣，在高層領導之間出現了後來被稱為冒進與反冒進兩種思路。而其爭論焦點，就是能否完成較高的計劃目標，以及如何評估當時農業合作化、工商改造等工作的速度。

　　於是，中央領導們紛紛走出北京。比如，時任中共中央工作部副部長的王觀瀾身穿一套舊棉衣棉褲到浙江臨海等地農村調研。他為臨海的農民算了一筆賬，發現在農業合作化推進之後，人均糧食產量從452斤減少到428斤，副業和土特產品生產的收入也呈下降趨勢。回京後，他給毛澤東寫了報告。除了反映合作化問題，他還說：「看了農村和農民的實際情況，深感實際生活要比書本上複雜得多，豐富得多。」他建議：「我們黨的許多負責同志，尤其是領導財經工作、領導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時間，到農村去看看。」毛澤東在批示中表示：「為農民算賬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央此後派出了若干專題小組進行深入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為反冒進提供了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9月25日，毛澤東在以「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為主題的報告中提出，像黨的總書記這樣主要的領導人員，要親自動手，了解一兩個農村，爭取一些時間去做。而黨的領導機關，「包括全國性的、省的和縣的負責同志，也要親自調查一兩個農村，解剖一個個『麻雀』，這就叫做『解剖學』。」

1961，調查研究年

　　1960年夏，因廬山會議後「反右傾」、「共產風」抬頭，農業大幅度減產。而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中央領導們急需一個改善的根本辦法。

　　在同年12月24日召開的北京工作會議和1961年1月1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要求，還提出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毛澤東率先身體力行，派出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三位秘書各帶一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各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和一個最好的生產隊，為期10天至15天。1月26日，毛澤東乘火車離開北京前往廣州，沿途聽取了河北、山東等七個省委和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三個調查組組長的彙報，還同一些縣委書記談話。此後，胡喬木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要求「把深入基層（包括農村和城市），蹲下來，親身進行有系統的典型調查，每年一定要有幾次，當作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並且定出制度，造成風氣」。此後，中央領導分赴各地進行調查研究。

　　劉少奇在湖南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和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進行了44天的調查。在天華大隊，他用化名和「分隊長」的公開身份，住在養豬場。

　　與此同時，中央新派出了大批調查組，到6月中旬，中央發出的指示中仍指出，中央及省級領導「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到下面去調查研究。地、縣兩級的領導人員也應該這樣辦」。

省委書記的改變

　　1977年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開始恢復工作。他們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由自主地用習慣的調查研究方式，了解久未接觸的民眾生活。

　　1978年4月，習仲勛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習仲勛到廣東後，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逃港問題。1978年7月初，習仲勛前往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他到達後，沒有先聽地方幹部彙報，而是直接走到村莊里與農民、村幹部談話。當他到中英街站在界碑前親眼目睹了香港的車水馬龍後，若有所思地說，「解放那麼長時間，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習仲勛在調研結束時對寶安縣的幹部們說，一定要下決心改變這個面貌，而且要在全黨統一認識，盡最大努力逐步縮小與香港的差距。習仲勛在這個夏天走了23個縣。1979年6月，中央在北京開會專門研究廣東的偷渡外逃問題。在聽取了廣東省委的代表彙報後，李先念也贊同地說「要發展生產，才能安定人心」。

　　在安徽，1977年6月，萬里任省委第一書記。他回憶說，「我又不熟悉農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農業、看農民。用三四個月的時間把全省大部分地區都跑到了。」「那幾個月，我不開會，不作指示，不提口號，只是看、聽、問。」萬里下去調查一般是一部小車、三兩個人，事先不打招呼，說走就走，隨時可停，直接到村到戶。當時安徽最嚴重的是外出討飯問題。在鳳陽縣，萬里就親眼看到過農民扒車外流討飯的情景。後來在一次省委座談會上，有人提到，鳳陽農民有討飯的「習慣」。萬里氣憤地說：「我們的農民是勤奮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臉面的，只要能夠吃得飽，他們是不會去討飯的。」他接著說，問題是那裡條件並不壞，他們為什麼吃不飽飯？而這個關係全中國農民生活的疑問，也在調查研究中找到了答案，「看來從安徽的實際情況出發，最重要的是怎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否則連肚子也吃不飽，一切無從談起。」1978年11月，萬里在中央工作會議分組會上發言，總結了對安徽農業調查研究的結果。這樣，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的《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在安徽出台，「再下去徵求意見修改，經過几上幾下，才拿出一個正式『草案』」，就此拉開了安徽以及整個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幕。

（據2018年1月19日《中國組織人事報》原標題為《影響中國的三次調查研究之風》原文摘編自《瞭望東方周刊》2013年第7期山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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