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2（2-84）太監救國：宦官專權的歷史真相

獨創可加熱的破壁料理機 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2-84）太監救國：宦官專權的歷史真相 2016-05-18 17:50閱讀：31 《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第2卷）第十章第七節 太監救國：宦官專權的歷史真相 這一節專門講講太監問題。太監是中國帝制時代最不幸的一群人。被閹割本身就是一種酷刑，遭受這種生理上的殘害以後，好不容易混出頭來想要干點事，還被文人們拚命醜化抹黑。連底層民眾往往也難以理解他們，樂得參與這種醜化抹黑的活動，通過鄙視太監來獲得心理上的優越感。太監製度是一種非常黑暗和沒有人性的制度。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從這一點推不出來太監是一群黑暗和沒有人性的人。這一點同樣也是非常清楚的。太監是太監製度的受害者，就好像奴隸是奴隸制度的受害者一樣。我們不能因為抨擊奴隸制度黑暗而連帶著把奴隸的人格也鄙視一番。要成為太監必須先經過閹割。這個程序保證了太監一定是來自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而且沒有辦法世襲。但凡生活能勉強過得去的家庭，都不會把自己的孩子閹割了送進宮裡當太監。雖然太監可能獲得一些權勢地位，但只要有的選，大家肯定還是送孩子去讀書走科舉道路考取功名更合算，考不上也還有別的出路。只有窮到需要賣兒賣女的家庭，才會把孩子送去當太監。而如果一個窮人家的孩子當了太監以後飛黃騰達，把整個家庭帶了起來，他的家裡也就不會再願意送孩子去當太監了。這就造成一種局面：官僚權貴集團始終沒有辦法徹底切斷皇帝與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聯繫。太監的這種地位，在一個王朝建立的初期是不重要的。因為官僚集團負責向皇帝提供信息。建國初期的時候官僚系統比較清廉高效，而且很大部分也來自於社會底層，他們就可以很好向皇帝反饋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各種問題，幫助皇帝作出決策，然後負責執行。這個關係可以如下圖所示：

X這個機制如果正常運行，那麼太監在政治體系中就是沒有位置的，只能幫皇帝伺候后妃，保證皇室血脈的純潔性就可以了。但隨著官僚集團的腐化，官僚系統就逐漸的不能公正反映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了，而是只反映跟他們一夥兒的大地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主大資本家的利益訴求，向皇帝隱瞞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狀態和自己的種種貪污腐化活動。局面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這種格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瞞上欺下」，對上隱瞞信息，對下按照自己到了利益來執行中央政策、行使政府權力。這個時候政府機構的運行就失靈了，皇帝也失去了對官僚體系的控制。他不知道他所統治的帝國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態是什麼樣的，也不知道他的命令被執行的如何。時間長了之後，皇帝也會發現，這裡面問題很多。比如明憲宗朱見深用太監汪直，最開始就是因為京城鬧妖怪，搞得皇宮裡面也人心惶惶，所以才派汪直喬裝打扮出去打聽消息。萬曆十二年，山西五台一帶多有礦賊，嘯聚劫掠，官員們就一直捂著不報告皇帝。萬曆皇帝因為派人到五台山進香，才得知消息。這種小道消息不斷被印證之後，皇帝就會對官僚集團失去信心，而試圖開闢新的渠道來發現問題。而最容易開闢的新渠道就是太監。等官僚集團腐敗到一定程度以後，太監的作用就會顯得越來越重要。太監可以向皇帝反應社會底層的真實情況，甚至向皇帝提出有利於社會底層人民的改革建議。因為他們就來自這個階層。在這方面，皇帝和太監比較容易取得一致。皇帝是希望國家的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的。他們也知道，必須要讓老百姓活的下去，皇位才能穩當，他的子子孫孫們才能接著做皇帝。反之，老百姓活不下去，就要造反。國家滅亡了，皇帝的存活率很低，皇帝自己那一家人大部分都會被殺。所以皇帝治理好國家的動力和壓力都特別足。而且，掌握治理中華帝國的最高權力，是一件極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全天下任何事情都要吸引人。不用人催，皇帝自己就知道天天拚命幹活，努力想把國家治理好。至於物質上的享受，或者貪戀女色之類的事情，享用過度了自然就會興趣索然。站在皇帝的位置上，這些都是想要多少有多少，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跟行使皇權處理軍國大事比起來誘惑力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俗話說，「權力是男人的春藥」。現在好多中學生玩模擬帝國爭霸之類戰略遊戲都能廢寢忘食，更何況是玩真的呢？所以我們看明朝的皇帝，每一個人都勁頭很足，雖然能力有差異、治國理念有差異、治理的效果有差異，但態度都是沒問題的，全都在認真負責的想要治理好國家。清朝的皇帝，也是一樣。明朝有十六個皇帝，清朝有十二個皇帝，總共二十八個。在這二十八個人當中，對治理好中國這件事沒興趣的、貪戀女色或者遊玩而不理朝政的皇帝的比例為零。這個樣本夠大了，足以說明問題。明清之前的歷史記載，只有文官們編寫的所謂「正史」，沒有《實錄》等更客觀詳盡的資料可供考證，所以沒辦法去證實或證偽。但是根據明清的二十八個樣本，我們有理由認為：明清之前大部分朝代的皇帝，也應該是這樣的，真正的昏君暴君必然是極少數。關於皇帝好色怠政等方面的記錄大部分應該都是文官集團編造出來的，為的是把國家衰落的責任推到皇帝頭上。通過對明朝皇帝的研究，我們也可以知道此類謊言是如何出爐的。絕大部分皇帝都會努力想要治理好國家，相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是皇帝制度的基本設計邏輯決定的。但官僚集團作為皇權的代理人，他們的想法就跟皇帝不一樣。官員們的位置不如皇帝那麼穩當，隨時可能在政治鬥爭所失勢，官位也不能傳給子孫，而且自己又不是最終決策人，很多事情也是執行命令，缺乏主動性和成就感，國家滅亡了自己未必遭殃，說不定換個皇帝也還能夠繼續當官……所有這些因素加起來，官員們為國家考慮的動力和壓力都比皇帝小了很多。他們就會很自然的在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進行選擇：自己貪一點，貪的全都歸自己，而給國家造成的損失基本不用由自己來承擔；自己努力一點，給國家和人民的好處也不歸自己，不歸自己的兒孫。官員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聯度，跟皇帝和國家人民的利益關聯度比起來，就要差很多。所以，在帝國制度下，官僚集團日漸腐化墮落，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他們越腐敗，跟皇權的衝突也就會越嚴重。這跟民主精神沒關係。明朝的文官越到後面跟皇權抗爭的越厲害，不是說他們有民主精神，只能說明他們越來越腐敗，從皇權的代理人變成了自己這個貪腐權貴階層的代理人，所以跟皇權才會從合作走向對抗。我們在前面說過，朱明皇權，是農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在朱元璋時代，它就是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說它是農民專政也可以。皇帝制度這個東西，就是古代社會的一種政治制度設計。在這種制度設計下，國家政權代表哪個階級、哪個階層的利益，要看情況，不是一定的。不僅不同的朝代不一樣，同一個朝代的不同時期也會發生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官僚集團不斷腐化，官僚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就逐步的篡奪了農民起義的勝利成果，把它變成了權貴階層統治農民等普通老百姓的工具。這個變化的過程，我們可以用「糧長」這個職位的變遷來觀察。「糧長」就是農村地區負責給官府繳納糧食的人。這個人的主要責任就是把他那一片地區的農民應該繳納的糧食收起來，交給官府。這個位置沒有特別的權力可以支撐他去強制從農民手裡收糧，收不起來的糧食就得糧長自己補上。所以這不是一個好位置。在明朝開國初年的時候，糧長一般都由村裡的地主富戶輪流擔任。這就表明，繳納糧食的責任主要落在了地主富戶頭上。這種制度安排符合普通農民的利益，體現了農民階級掌權的特點。但是到了明朝後期，糧長就逐漸變成了由普通農民擔任，而地主鄉紳等富有階層不再擔任了。對此，黃仁宇在《十六世紀明朝的財政與稅收》中大惑不解，他說，大戶在農村地區比較有地位，讓他們擔任糧長有利於糧食的徵收。不知道為什麼到了後期會讓貧農擔任，讓貧農去找大戶要糧，難度會大大提高。這導致了明朝後期的農業稅徵收困難。顯然，這種變化不會是因為明朝後期的官員不如前期的官員聰明，不知道農村地區地主大戶更有地位。糧長身份的變化，是因為官員和地主勾結起來了，讓地主大戶可以逃避繳納糧食的責任，而把這個責任推給普通農民。糧長身份的變化，就是明朝國家政權所代表的階級利益逐步轉變的一個生動體現。——政權組織形式和它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之間，並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當然它們確實有關係，但這種關係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革命的勝利成果被篡奪，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並不是農民領袖一當上皇帝整個政權就變質了。沒有那麼快。一直到明朝滅亡，朱明皇權的農民起義特質都還存在。明朝的皇帝都會反覆閱讀朱元璋自己寫的造反歷程和感悟。受此影響，他們幾乎都認為，只要農民造反就是官逼民反。責任肯定在官府。所以明英宗朱祁鎮聽說荊襄地區農民起義，官員請求鎮壓，才會說：「那些都是吃不飽飯的農民，怎麼能夠派兵鎮壓？」而是力主招撫。其實荊襄地區的農民造反主要還真不是官逼民反，因為那個地方就沒有官，都是自生自滅的。後來朱見深採取先鐵腕鎮壓，再改善治理模式的手段，才解決了問題。到了崇禎年間，崇禎皇帝對農民起義的態度也是但凡能夠招撫的一律招撫。他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流寇也是朕的赤子。」他也知道那些人是吃不飽飯才造反的，只是當時明朝已經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去招撫了。在皇帝一心為國家整體利益考慮情況下，已經腐化變質了的官僚集團，要讓皇權服從自己的利益，就必須要切斷皇帝跟底層人民的聯繫。他們向皇帝提供的信息，就是經過層層篩選、嚴重扭曲的；他們對皇帝的命令，就是故意曲解，往歪了執行。皇帝察覺了這一情況之後，首先會想辦法整頓官僚集團。如果官僚集團整體已經腐朽，在皇帝能看得到的官員範圍內，已經找不出合適的人選了。那麼，他很自然的就會轉向讓太監來給他提供信息和參與決策，並監督甚至整肅官僚集團。這個時候帝國的政治運轉機制就變成了這樣：

也就是說，皇帝在正常的政府體系之外，增加了由太監控制的信息反饋體系和監督體系。由於太監數量有限、能力也有限，所以執行最終還是只能交給官僚集團去做，不可能完全取代官僚集團。但是在極端情況下，太監也可能負責部分實際執行工作，比如萬曆皇帝和天啟皇帝就派出太監直接徵收商稅和海關稅。所以，太監干政，是正常的官僚體系運轉失靈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太監不是亂政，而是對已經腐敗墮落的官僚體系進行補救。由於太監不能世襲，而且全都來自社會最底層，他們也就很容易跟皇權結合，對貪腐集團進行鎮壓。太監主政，特別是明朝的幾個太監執政，都是站在了底層人民的立場對腐敗的官僚集團進行整肅。文官們總結的明朝四大「權閹」，王振打擊楊榮貪污和殺掉楊士奇的兒子，汪直整死楊曄清查驛站並代表明憲宗巡視各地，劉瑾進行全國土地清丈和將貪腐官員罰米輸邊，魏忠賢整肅東林黨和打擊吳養春家族霸佔黃山木材，都是在整頓吏治、打擊豪強。劉瑾當權的時候，太監內部就把他稱之為「小太祖」，也就是小朱元璋。魏忠賢當權的時候，在打擊貪官豪強方面，下手也相當重，很多人進了監獄就沒活著出來。文官集團天天嚷嚷著要「恢復祖制」，其實就是打個幌子賣私貨，比如不準增加商稅、加強海禁之類的。真正實打實的照著朱元璋立國精神辦事的，就是劉瑾、魏忠賢這些太監。朱元璋立國精神的核心是以嚴刑峻法維持官僚集團的廉潔高效，其它的都是細枝末節。比如海禁，那就是出於治安考慮的權宜之計，到了朱棣時代鄭和好幾萬人的船隊就開到西洋做生意去了；低商稅稅率是為了扶持被戰爭打擊的商業，恢復經濟繁榮，真要到了商業大繁榮的明朝後期，換了朱元璋上他也肯定願意多收商稅而減少農業負擔。這些太監之所以能夠秉承朱元璋的立國精神，就是因為他們跟朱元璋來自同一個階層。他們知道底層人民生活的艱辛，也知道這種艱辛是誰造成的，所以對貪官豪強下手特別重。這跟朱元璋是一樣的。朱元璋就是被元朝的底層官吏整的全家死絕，自己當和尚討飯，所以當了皇帝以後對待貪污腐敗，那叫一個兇殘。朱元璋的子孫們當了皇帝，雖然知道老祖宗是農民造反起家的，對農民還是很有感情，但畢竟生長於深宮之中，又被儒家思想洗過腦，對社會的真實情況不了解，很多想法就難免脫離實際，容易被官僚集團操控蒙蔽。這個時候，太監就能為皇帝提供通向社會底層的信息渠道和政治支持。從這個角度來說，太監並不只是皇帝的家奴。他們是有自己獨立的階級立場和政治意識的。皇帝利用太監來監督文官集團，太監也會利用皇權來踐行自己的政治路線。當太監和皇權密切結合的時候，類似於朱元璋時代的那種農民專政的局面就會再次回歸。這個時候，已經淪為官僚地主和官僚資本利益代表的士大夫們就會驚呼「太監亂政」了。其實這不是亂政，這只是代表了皇權向明朝立國精神的回歸。我以前讀到有關明英宗朱祁鎮的歷史記載的時候，總覺得這個朱祁鎮寵信太監王振簡直莫名其妙。朱祁鎮對王振是尊敬，而不是寵愛，他總是恭恭敬敬的稱王振為「先生」——也就是老師。王振並沒有帶著朱祁鎮四處遊玩討小皇帝喜歡。實際上正好相反，他對朱祁鎮管束還很嚴格。一次，朱祁鎮與小宦官在宮廷內擊球玩耍，被王振看見了。第二天，王振就當著大臣的面，向英宗跪奏說：「先皇帝為了球子，差點誤了天下，陛下今天復踵其好，是想把國家社稷引到哪裡去？」王振到了中年才凈身入宮，之前是個教書先生，連個舉人都沒有考中過。你說一個要什麼有什麼的皇帝，怎麼會對這樣一個低級教書先生如此敬重呢？他身邊像楊士奇、楊榮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大儒，要是論知識水平，比王振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要說貪玩好耍，找聰明伶俐的小太監或者年輕漂亮的妃子、宮女一起玩不是更好玩？王振到底有什麼特殊才能，能夠讓朱祁鎮對他敬重有加，乃至把軍國大事都交給他去辦呢？後來土木堡之變，文官們都說是王振的責任，害得朱祁鎮兵敗被俘，在蒙古喝了好多年西北風，皇位也丟了，回國以後又被軟禁在南宮。這跟王振應該是有深仇大恨了。但朱祁鎮復辟以後竟然一點不怪王振，反而還對他非常想念，還要派太監去土木堡祭祀王振的亡魂，然後「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賜祠曰精忠」。（《明史·王振傳》）這個事情非常不可思議。朱祁鎮就像是被王振施了什麼魔法，中了邪一樣。不然怎麼會這樣愚頑不化？從歷史記載來看，朱祁鎮智力正常，不管治國水平怎麼樣，理智是很清醒的，沒發瘋沒中邪，工作勤奮不好女色，一心想治理好國家。這樣一個人，在經歷了從皇帝到俘虜、到囚犯、再到皇帝的大起大落之後，心智應該是很成熟了，竟然始終對王振念念不忘。這是為什麼呢？顯然，王振可以給予朱祁鎮某些他非常渴望得到、但身邊的大臣、后妃、太監等人都無法給他的東西。王振是中年凈身入宮的，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了很多年。比起那些年幼就凈身入宮的太監，他對中國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有很深的了解。這是他身份最特殊的地方。根據《明史》記載，王振取得英宗的信任之後，就一直勸他「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這就應該是朱祁鎮信任王振的原因了。朱祁鎮手下的那些「大賢臣」不斷的告訴他，國家在他賢明的父親明宣宗的治理下，一片繁榮昌盛、政治清明，而他只需要根據儒家經典的教誨，不改父道、孝敬太后，舉止合乎禮儀規範，為天下作出表率，然後把國家大事交給賢能的內閣去處理，那麼國家就會繼續繁榮昌盛，人民就會把他歌頌成為偉大的君主。只有王振說的他們不一樣。他對年輕的小皇帝說：「陛下，您的國家現在貪腐橫行、民不聊生！」——這句話不是史書上記載的，是作者猜測的。根據各種史料來分析，我認為只有這一種可能，才能讓王振贏得朱祁鎮毫無保留的信任和支持，而且讓王振對朱祁鎮而言無人可以替代。從土木堡之變到奪門之變，朱祁鎮雖然再次當上皇帝，但身邊卻再也沒有一個可以像王振那樣可以告訴他國家最真實的一面了。土木堡之變讓大明王朝的勛貴幾乎被一網打盡，文武力量失衡，文官集團佔據了統治地位，他這個皇帝說的話不再像以前那樣一言九鼎了。這些，都讓他禁不住想念王振。第二次當上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鎮應該是比較落寞的。年少的時候，他曾經被王振培養成了一個憤青，對帝國的弊政憤憤不平，立志要加以剷除。王振告訴他，要嚴刑峻法來整肅官僚集團，要注重發展軍事力量而不宜過分信任文官。這些他都深以為然。但想不到卻出現土木堡之變那樣的災難。關於土木堡之變，我們在第一卷裡面講過。皇帝親征卻面臨著後勤不足、嚴重缺糧缺水的局面，大軍已經返回，進入了第一道長城防線以內，竟然還會遭到蒙古主力的攻擊，而周圍的軍隊也拒絕趕來支援。這些奇怪的事情共同導致了土木堡的慘劇。文官集團成為這次事變最大的受益者。朱元璋建立的文武制衡的立國體制被打破，文官一支獨大的局面從此形成，直到明朝滅亡。四百年來，關於土木堡之變的陰謀論猜測不斷——有無可能是文官集團故意在背後使壞呢？這一類的猜測從現有史料來看無法找到有力的依據。我傾向於認為精心策劃的陰謀不會有，但文官集團以各種借口拖延糧草供應，以便讓朱祁鎮和王振行軍困難，這一類的小動作應該是有的。不管怎樣，第二次當皇帝的朱祁鎮確實老實了很多。他是向文官集團低頭了嗎？也許痛失皇位的經歷，讓憤青皇帝朱祁鎮變得保守了，不想再跟官僚集團拼個你死我活，那太危險太辛苦了。他只想舒舒服服的坐穩皇位就行了。至於王振，他已經死了。朱祁鎮在聽到一些農民起義之類的消息的時候，難免會想起他曾經對自己說過的話，所以還是會懷念他。其實不僅是王振，魏忠賢也是中年凈身入宮的，入宮之前都娶妻生子了。劉瑾倒是幼年入宮，但他長大後跟老家還有聯繫。他是陝西興平縣一戶農民之子。而且劉瑾掌權之前因為政治事件被貶過兩次，被發配到南京海子口充軍。兩次基層生活的經歷大大增進了他的人生閱歷，被朱厚照重用的時候也五十多歲了。算下來，明朝四個最有名的大太監，有三個都是人生閱歷比較豐富的中老年太監，跟他們搭檔的也都是二十歲以下的少年皇帝。他們都在皇帝登基以前，長時間的陪伴著他長大。他們應該不僅僅是少年皇帝的工具那麼簡單，而是以自己的閱歷去影響甚至塑造了皇帝的人生觀世界觀，讓皇帝能夠在理學士大夫的重重包圍之中，知道外面世界的一些真相，特別是底層人民生活和官僚腐敗的真實情況。這種歷經生活滄桑的中老年太監，跟有理想有幹勁的少年皇帝相結合，那就是天雷勾動地火，肯定會幹出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情出來，在歷史上留下印跡。這就是明朝歷史上著名的大太監王振專權、劉瑾專權和魏忠賢專權。這幾個專權的太監，最後下場都不好。對此他們應該是有思想準備的。歷史上的太監專權，大部分最後都被文官整的很慘。這點歷史常識他們應該是知道的。如果僅僅是仗著皇帝的信任，謀些權勢和財富，他們完全犯不著跟文官集團結下血海深仇。明朝太監是正式的官位，像司禮監、御馬監這些太監都很有權勢，只要在職權範圍內按部就班的幹活，為人處事按照官僚集團內部的規矩來，不會缺權也不會缺錢。大部分司禮監、御馬監太監，都不會出頭整人，跟文官集團對抗，最後權勢地位財富該有的都有，也得了善終。這不是很好嗎？如果王振、劉瑾、魏忠賢就是追求個人的權力地位，想要撈點錢發家致富，按照他們跟皇帝的關係，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他們沒有必要去專權、去整人，跟文官集團搞得你死我活。但他們還是這樣做了，這就跟張居正要搞改革、海瑞要搞改革是一樣的，就是想要干點事，對這個國家的現狀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挺身而出來干這種得罪人的事兒。這種人物並不是皇帝想要搞點改革就隨便能找得到的。大部分太監還是寧願明哲保身，為皇帝做事可以很積極，但要得罪文官集團他們也害怕。所以像萬曆皇帝演練內操，只要首輔申時行發出威脅，那些太監馬上就想辦法讓皇帝把興趣轉移到別的方面去了。崇禎在最後關頭哀嘆國家快要滅亡了，有太監也跟著感嘆說魏忠賢還在就好了，但卻沒有一個太監願意再站出來去干魏忠賢干過的事了——一不小心就是殺頭抄家的下場，太可怕了。所以，那些敢於站出來整肅官僚集團的太監，都是有勇氣有魄力有犧牲精神的人物。這跟文官集團內部的改革派是一樣的。如果張璁、海瑞、張居正是偉大的改革家、政治家，那麼王振、劉瑾、魏忠賢當然也是偉大的改革家、政治家。只不過因為他們的身份是太監，所以才會被抹黑的特別厲害，結局也特別悲慘。實事求是的講，用太監來搞改革、來整人，確實不是正常現象。用文官集團的話來說，就是：「非聖明之世所宜有。」按照帝國的制度設計，太監就是皇帝的生活助理，科舉文官治國才是治理國家的正道。太監沒有經過寒窗苦讀，文化水平低，又沒有經過科舉考試選拔，沒有經過層層歷練，僅僅因為能討皇帝喜歡，就暴得大權，甚至凌駕於文官系統之上，這難道不是違反了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嗎？這樣的道理，接受過儒家教育的皇帝其實都明白，也非常認可。對於科舉文官治國的優點，我們在第一卷裡面也曾經大力讚揚過，深入剖析過。但是，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這套制度能夠正常的運行，不被各種潛規則所扭曲，不受利益集團操縱。比如科舉考試，有利於從社會各個階層選拔人才，在它誕生的初期，具有很大的歷史進步意義。但是如果徇私舞弊盛行，像周延儒吳昌時當權的時候那樣，連文盲都能靠送錢考中舉人，那麼它也就失去了選拔人才的初衷。再比如，行政系統的層層選拔，有利於鍛煉人才、發現人才，把最優秀的人才送到系統的頂端。但是如果貪污腐敗盛行，層層選拔人才就會變成層層淘汰人才，不願意同流合污的人被篩掉，選出來的全是無恥無能的極品壞蛋，那麼這個制度也就失去了意義。太監專權，就是在文官治國這一套正統體制失靈的情況下，皇帝為了治理好國家而不得不採取的非常之舉。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說：「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這個結論在歷史學者中間應該是比較公認的。宦官專權的情況，確實是這三個朝代最突出。但是，非常巧的是，這三個又都是壽命很長的大一統王朝。唐朝「宦官之禍」最烈，太監掌握了禁衛軍的軍權，不僅可以凌駕於文官系統之上，還能夠廢立皇帝甚至謀殺皇帝，結果唐朝壽命最長，存續了二百九十多五年；明朝「宦官之禍」次之，專權的幾個太監雖然能夠凌駕於文官系統之上，但還不能威脅皇權，結果壽命第二長，存續了二百七十五年；東漢的「宦官之禍」又要差一點，只能跟文官進行激烈的鬥爭，但是還不能專權，結果存在一百九十五年，也很長壽。西漢存在了二百一十年，雖然沒有太監專權，但是西漢有酷吏政治，酷吏在收拾貪官豪強方面力度不比太監差。清朝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也沒有太監專權，但是清朝有滿清貴族勛貴凌駕於文官系統之上，文武之間存在血統隔離，權力制衡的很厲害。除了這兩個以外，北宋沒有太監專權，積貧積弱混了一百六十多年就滅亡了；元朝也沒有太監專權，一百年就滅亡了；西晉也沒有太監專權，混了五十年就滅亡了。比較一下四個最長壽的古代大一統王朝（清朝一半在近代，不算）：唐朝既有酷吏又有太監專權，壽命第一；明朝只有太監專權，壽命第二；西漢只有酷吏，壽命第三；東漢酷吏和太監專權都有，但都比較弱，壽命第四。我們不難發現，酷吏和太監其實是個好東西，對於延長王朝的生命可以說是功不可沒。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功能，就是可以幫助皇帝嚴厲打擊貪官豪強集團。在這方面做的比較好的王朝，就長壽；做不好的王朝，就短命。太監專權往往會在一個王朝的中後期集中出現。因為一個王朝的正統官僚集團越到後期越腐敗，皇帝就越是需要用太監來維持局面。《明史》中有這麼一段記載很能說明問題：崇禎皇帝繼位以後，先幹掉魏忠賢，然後把各地的鎮守太監都撤了回來，把權力都交給大臣。但沒過多久，就發現大臣們就知道搞黨爭，軍事上不斷失敗、財政日益困窘，因而又開始用太監來做事。吏部尚書閔洪學率朝臣一起反對用太監干預朝政，崇禎只能嘆氣道：「苟群臣殫心為國，朕何事乎內臣？」（《明史·宦官傳》）崇禎這句話說的相當心酸、相當悲憤。作為最後一個出現太監專權朝代的末代皇帝，他這也算是為太監專權出現的原因做了一個總結。千言萬語彙成一句話：「你們這些官員要是能辦事，我好好的怎麼會用太監啊？」崇禎是有資格這樣質問大臣的。因為他原本很相信文官集團，一上台就把魏忠賢除掉、把鎮守太監撤掉、把徵稅太監召回了，把國家大事完全交還這些代表「正統」的大臣們去辦。結果怎麼樣？沒有了太監的監督，內閣大學士錢龍錫馬上就跟薊遼督師袁崇煥秘密協商把毛文龍殺了。這種邊將結交近侍、節將殺掉節將的驚天大事，他這個皇帝從頭到尾被蒙在鼓裡，一點風聲都不知道。如果魏忠賢在，寧遠有鎮守太監盯著，這種事情可能發生嗎？不可能發生。袁崇煥把皇太極派來議和的白喇嘛等使者留在寧遠好吃好喝招待了幾個月，又給兵部尚書寫信商議，皇帝還是一點不知道。如果寧遠有鎮守太監，朝中有魏忠賢的東廠特務四處打聽消息，這種事情會發生嗎？同樣也不會發生。撤了徵稅太監，結果沒過多久寧遠就因為缺餉發生兵變，逼得遼東巡撫自殺。魏忠賢當權的時候，這種事情發生過嗎？從來沒有發生過。後來陝西農民起義越鬧越大，都進入山西境內了。山西省內地方官員畫地為牢，只管自己負責的一畝三分地，拒絕互相支援，宣大總督張宗衡和山西巡撫許鼎臣關係形同水火，誰也不服誰，自己帶著兵各打各的，起義軍穿插流竄、來去自如。這些事情皇帝完全不知道，還是派了太監劉允協下去調查，才給他奏報上來的。首輔周延儒去打清軍，就在通州，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吃吃喝喝一仗不打天天報告大捷，搞得崇禎很高興，結果也還是太監下去調查揭發出來的。所以，崇禎皇帝想不用太監能行嗎？文官們確實代表著正統。但是正統並不總是代表著正義、正確。當正統已經朽壞到無法補救的時候，非正統中就會有人站出來試圖挽救局面，給正統「糾偏」。不僅魏忠賢是非正統，像毛文龍這種行伍出身沒有功名的武將，獨立節制一方，在文官體系看來，也是非正統。袁崇煥殺掉毛文龍，本質上也是一種鎮壓，是正統對非正統的鎮壓。「不受節制」在袁崇煥給毛文龍安的罪名中排名第一。文官既然是帝國正統，武將當然就必須受文官節制。不殺毛文龍，就不能維護「以文制武」的這個正統。「正統」在這個時候，就變成了利益集團維持既得利益、反對改革的借口。魏忠賢和毛文龍這兩個人，就是在正統體制已經失靈，國家財政枯竭、軍事慘敗的情況下，挺身而出試圖挽救國家於危亡，結果沒有被敵人幹掉，卻被本國的「正統」當作異端給消滅了。這就是毛文龍曾經哀嘆的：「諸臣獨計除臣，不計除奴，將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於同室！」就像《紅樓夢》裡面探春所說的：「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腐敗的統治集團如果不把能打仗、能辦事、願意為國家效勞的仁人志士殺完，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怎麼可能被一個幾十萬的人部落給滅亡了呢？從正統與非正統的角度，為了解決明朝後期的國家統治危機所進行的改革，可以分為那麼幾類：首先是正統內部的改革。張居正改革就屬於此類。他是理學士大夫，進士出身，進入翰林院做編修，被首輔徐階看上，然後一步一步進入內閣。整個過程完全符合文官集團的「正統」。但是他的改革深度也最淺，只停留在財政稅收和行政紀律方面。其次是半正統的改革。張璁和海瑞的改革就屬於此類。他們都是科舉文官，算是進了正統的門檻。但海瑞是舉人，不是進士。張璁雖然是進士，但沒有當過翰林。「非翰林不能入閣」是文官集團內部確定的政治規矩。而且張璁是嘉靖皇帝違反文官集團的意志一再破格提拔上來的，屬於「幸進之臣」，不是走的正常升遷渠道。所以他們只能算是半正統。他們改革的深度，超過了張居正改革。這種半正統的改革人物出現，說明正統的渠道已經失靈，優秀人物會在正統選拔機制中被邊緣化。第三種就是非正統或者反正統的改革。主要就是太監專權，魏忠賢這種人物出現。等到正統和半正統的改革都相繼失敗，只能從非正統的渠道來進行改革，那就說明這個體制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正統已經變成了反動。等非正統的改革派也被鎮壓了下去，這個體制就徹底沒救了。正統的、半正統的、非正統的改革渠道都被堵死，問題就只能通過革命來解決了。所以，往往一個王朝的覆滅，最關鍵的一幕就是太監專政的結束。對於東漢末年太監和士大夫的鬥爭，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總結的比較客觀。他把歷史書上記載的，涉及太監和士大夫鬥爭的事情做成了表格一條一條列舉出來，然後總結說：宦官跟士大夫間的鬥爭，血腥而慘烈。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惡的資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詞，而凡一面之詞，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確罪惡很重，但仍沒有士大夫的罪惡一半重……經士大夫宣傳，我們所知的，宦官的濫殺只有三件，一六○年殺趙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殺民女，一七九年殺人懸屍。士大夫卻殘忍得多，一六○年，連宦官的賓客都殺。一六六年，連宦官的朋友也都殺，更殺宦官的母親。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頒布後再殺，而且以對宦官苦刑拷打為榮——否則的話不會自己洋洋得意記錄下來。像京畿總衛戍司令（司隸校尉）陽球，他在審訊王甫、王萌宦官父子時，親自指揮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們到這種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後同事之情（王萌也當過京畿總衛戍司令），憐恤我父親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陽球說：「你們父子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麼用？」王萌氣憤地說：「你從當小官的時候，出入我家，像奴隸一樣侍奉我們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會容你。」這一下揭了陽球的瘡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這裡有一個易起誤會的現象，必須澄清。可能有人說士大夫只對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實士大夫對平民也是一樣。像前所舉的那位守喪二十年，生了五個孩子的趙宣，他並沒有犯法，但宰相陳蕃卻把他殺掉。北海（山東昌樂）國相（封國行政首長）孔融，他竟把一個他認為在父親墓前哭聲不悲的人處斬。東漢末年，外戚勛貴專權問題嚴重。皇帝為了對抗外戚，不得不依靠太監。太監們多次幫助皇帝從外戚手中奪回權力。東漢最後的專權太監是「十常侍」。大將軍何進為了幹掉這十個太監，密謀邀請西北軍閥董卓進京剿滅「十常侍」。結果董卓進京以後就先廢立皇帝，然後又強迫皇帝遷都，引起地方豪強聯合起兵攻擊董卓，東漢遂陷入軍閥混戰，正式解體。到了唐朝中後期，太監專權再次出現。此時對政權威脅最大的是藩鎮割據。安史之亂後，中央權威衰落，既不能有效地對地方官員進行任免，也無法收稅，甚至有些藩鎮對中央政府還產生了直接威脅。但唐朝中後期之所以還能保持基本的統一和穩定長達一百多年，主要是因為中央還掌握著一支有一定戰鬥力的「神策軍」。神策軍軍的最高統帥稱為「神策軍護軍中尉」，均由宦官擔任。宦官之所以能掌握這樣一支軍隊，就是因為中央文官集團腐敗無恥。唐朝還沒有以文制武的規矩，功勞大的武將仍可能進京在中央政府擔任高級官職，掌握實權。文官們於是把邊鎮節度使紛紛換成少數民族將領——因為少數民族將領沒文化，不會進入中央決策層威脅文官們的權力。但是少數民族將領也更容易叛亂，節度使安祿山因為被文官宰相李林甫一再誣告而起兵造反，引發「安史之亂」。文官集團捅出來這麼大一個簍子，卻無力解決問題，把長安都丟了。太監魚朝恩聯絡西北地區的軍隊「神策軍」勤王，最後護送皇帝返回長安。神策軍從此被編入天子禁衛軍的序列，常駐長安，軍權也一直由宦官掌握。神策軍的戰鬥力保持了一百多年，足見宦官的政治能力和軍事能力都是不錯的，比文官集團不知道高明到哪裡去了。這跟宦官無法世襲和只能來自於最貧窮的家庭有密切關係。他們很難集體腐化墮落。從唐文宗開始，以仇士良為首的宦官集憑藉神策軍控制朝政。「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整個唐朝中後期一百五十多年，中央決策權大部分時間都掌握在宦官集團手中。宦官們憑藉著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維持著大局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宦官在唐朝中後期政治體系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大職能是保衛中央，平定四方。中唐以後一百多多年，儘管各地時有軍閥混戰，但由於神策軍十萬大軍坐鎮中央，首都地區再未出現大的動亂，國家也沒有陷入分裂和大規模的內戰。唐中後期歷次針對地方藩鎮和邊鏡叛亂的戰爭，神策軍也均是主力。跟明朝後期一樣，唐朝末年的文官集團已經腐敗無恥到完全不管國家大事了，天天玩黨爭。唐朝末年的「牛李黨爭」、北宋末年的「元佑黨爭」和明末的「東林黨爭」是中國歷史上三大著名黨爭。文官黨爭一旦開始，官員們就按照黨派劃線整人，把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升成為政治事件互相攻擊，中央政府遂陷於癱瘓。這個時候，唯一還在干點正事、維持政權不至於倒台的就剩下宦官了。到唐末黃巢起義，唯一忠心保唐，獨撐危局的還是宦官楊復光率領的神策軍。這個楊復光是一位傳奇人物，在宮中謀得實權以後，竟然主動申請到地方上去歷練，當監軍。他這個監軍實際上就是統帥，每次打仗都親自帶隊，上陣殺敵。他不僅對排兵布陣十分精通，而且還是個武林高手，武功非常了得。取得了軍功以後，他才回到宮中，掌握神策軍軍權。面對王仙芝和黃巢的起義，楊復光協調各路兵馬，多次擊敗起義軍，並將其分化瓦解，並聯絡沙陀兵支援，最終收復長安。在成功鎮壓了黃巢起義之後，楊復光不幸病死軍中。他在軍隊中很有威信，軍中大小軍官，聞聽此訊，無不痛哭流涕。如果楊復光多活一段時間，唐朝政權應該還能再多維持一段時間。宦官的第二大職能是蹲點監軍。在唐朝前期，對地方的監軍由御史台等文官負責。安史之亂後，皇帝不再信任文官，監軍工作改為宦官負責。宦官分駐各地監軍，也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地方軍權。朱溫篡唐的準備工作之一，就是矯詔下令各地捕殺監軍的宦官，可見宦官監軍制度已成為野心家們篡位奪權的絆腳石。最後，文官集團出賣了宦官，東漢末年的一幕再次重演。宰相崔胤和實力最強的軍閥朱溫秘密勾結，請求朱溫帶兵進京消滅太監。朱溫進京以後，把太監屠殺一空，只留下二三十個未成年的小太監伺候皇帝，徹底終結了太監專權。接下來，他就跟董卓一樣，強迫皇帝遷都去他的地盤，後來又因為懷疑文官集團圖謀不軌，把從長安帶過來的文官也統統殺掉。殺完之後，朱溫下令說：「這些人平時自詡為清流，其實全都是無恥之徒。把他們的屍體扔進黃河，讓他們清流變濁流。」沒過幾年，朱溫代唐自立，唐朝滅亡。我們整體回顧一下東漢、唐朝和明朝太監專權的歷史，可以說，太監上台執政，無一不是官僚集團腐敗無恥的結果。官僚集團把國家搞得一團糟，宦官們才會跑到第一線來救急。一旦連可以救急的太監都沒有了，一個王朝就會很快滅亡。十常侍死而東漢亡，楊復光死而唐朝亡，魏忠賢死而明朝亡。太監，是帝國政權最後的良心，是帝國高層中最後一批還跟底層社會保持著血肉聯繫的人物。連太監都被幹掉，一個政權也就不再具有存在的價值。太監當中也會有貪污腐敗，但由於存在閹割機制，他們的貪慾和腐敗的官僚群體比起來要差得多。太監的晉陞機制，也很少會受血緣關係的影響。因此即使到了王朝的末期，太監集團也不會像官僚集團那樣徹底壞透掉，總還是有一些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的人物，在儘力支撐大局。太監的整體文化素質很低，又沒有可以支持他們改革的執行體系，一切都只能依賴皇權，強迫跟他們敵對的文官系統去執行。他們的種種努力最後都難免會淪為失敗，他們自己也往往成為悲劇性的人物。但他們的這種努力不應該被抹殺、抹黑。他們中的英雄人物，也應該像文臣武將中那些真正的英雄人物一樣，彪炳史冊、流芳千古。至於四大太監中的汪直，確實缺乏皇宮以外的生活經驗。他跟皇帝的關係就反過來了。汪直沒有閱歷，但明憲宗朱見深有閱歷，他當過多年的廢太子，體驗過人情冷暖。汪直是朱見深看著長大的，所以朱見深和汪直的關係，是標準的皇帝利用太監去完成任務的關係。這是一個特例。對此本書第一卷有詳細介紹。因為皇宮都是坐北朝南的，政府機構都在皇宮南邊。太監在皇宮內辦公的權力機構被稱為「北司」，文官中央政府機構被成為「南衙」和明朝不同，唐朝後期皇帝實際上已經成為宦官手中的傀儡。但太監如何對待皇帝並不是我們評判宦官歷史功過的標準。唯一的標準是是否有利於國家統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我們整部書，也都是這個標準。皇帝只是國家元首，他個人的安危我們毫不關心。是否忠於皇帝也絕不是評價歷史人物是非的標準。只要能維持和平統一的局面，就算太監們把皇帝的腦袋砍下來當尿壺，也不影響我們對宦官作出正面評價。這個標準不僅是今天的標準，儒家思想也一直承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只不過士大夫們只把這個標準用來評價自己，文官欺負皇帝就是維護天道，太監欺負皇帝就是混蛋。我們不接受這種雙重標準。鮑迪克，《「宦官政治」：組織的長壽基因》。======================作者：李曉鵬，經濟學博士，著有《這個國家會好嗎：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以及《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第一卷和第二卷。來自李曉鵬的新浪微博@李曉鵬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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