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為什麼失敗：精英獲利民眾犧牲

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機關黨委常委原文標題：改革與革命：辛亥啟示錄核心提示：周錫瑞先生在《改良與革命》一書中指出，精英階層在新政中撈足了好處，利益大大擴張，但新政帶來的苛捐雜稅和通貨膨脹，卻要讓底層社會來承擔。廣大民眾成為改革的犧牲品，他們普遍對新政不滿，逐漸形成了民間的革命力量。這也使革命的爆發成為歷史的必然。1905年廣西桂林的一個官方集會。主席台橫額上有「立憲萬歲」四個大字。辛亥革命爆發至今正好百年，百年來人們對辛亥革命的評說越來越多，但評價見仁見智。在改革開放這場偉大革命不斷深化、改革創新已成為時代精神核心的今天，從大歷史的角度對辛亥革命進行公正評價和宏觀審視，並以此認真而深入地剖析當時的改革與革命，不僅非常必要重要，而且很有現實意義。辛亥革命評價爭論辨析辛亥革命是政權更替的革命，歷史上凡是涉及政權更替，往往更容易見仁見智，有時還十分敏感。近些年來受「告別革命」論的影響，有人公開貶低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認為辛亥革命是「改朝換代」，是「假革命」。「革命不如立憲，立憲不如維新，維新不如洋務」。也有人提出「革命是告別不了的」，只要革命的因素存在，就會產生革命。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想告別革命，從事鐵路建設，但他告別不了，所以二次、三次革命，最後「革命尚未成功」。辛亥革命儘管有很大局限，也有負面因素和失敗之處，但對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一定要充分肯定。辛亥革命不僅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此後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會失去民心而迅速垮台，而且對後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產生了深刻影響。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便沒有五四運動及以後歷史的發展。毛澤東同志指出：「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務。」「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孫中山及其一派人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人類歷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國民主革命派的旗幟」和「偉大領袖」。林伯渠同志回憶說：「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後經過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於是慢慢地從痛苦的經驗中，發現了這路不通，終於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楊尚昆同志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偉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開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為以後的一系列歷史發展開闢了道路。」也有人提出，辛亥革命為其後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經驗，準備了條件，奠定了基礎。改革未必催生革命，改革可以成為革命的替代物儘管清末新政確實催生了辛亥革命，但我們絕不能狹隘地吸取改革催生革命的歷史教訓而不敢大膽改革，因為從理論上或當時其它國家的歷史上看，改革未必催生革命，改革可以成為革命的替代物。關於改革與革命的關係，學術界有很多討論。有人認為，有的改革本身就是革命，如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一場偉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是一場革命，它比辛亥革命流血還多。也有人指出，改革不但無助於政治穩定，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動蕩甚至革命。歷史上某些革命往往爆發在改革之後而不是停滯和鎮壓之後。一個政權實行改革並做出讓步，本身就會慫恿進一步改革的要求，從而很容易像滾雪球似的形成革命運動。美國學者亨廷頓認為，改革分為替代物改革和催化劑改革兩種類型，前者會替代革命，往往與農民階層相聯繫，後者會催生革命，往往與中產階層知識分子相聯繫。滿足中產階層知識分子要求的計劃只能加強其力量與激進主義，不可能減少其革命傾向，所以對付他們的恰當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鎮壓。政府在物質上給予中產階層知識分子以好處，會增加他們的怨恨和罪惡感；然而給農民好處會使他們感到滿足。無論是通過革命或其他手段完成的土地革命，都可以把農民從革命的邊緣爭取過來。主張改革者堅持替代論，他們出於這一原因，總是試圖通過和平手段獲得更大的社會和經濟平等。極端激進分子或「左派異端分子」也堅持替代論，他們出於這一原因反對改革。而「正統革命者」和「頑固保守分子」則都堅持催化論，前者希望以小改革作為根本改革的楔子，後者則反對對現狀的任何改革。既得利益者在本能上更願維持現狀，更願放大改革的催化劑效果，從而更加反對改革。從20世紀初東方的歷史看，改革成為革命催化劑的國家有中國和土耳其，而改革成為革命替代物的國家有印度。當時印度實行了比較成功的憲政改革，其內容主要包括英國在印度實行的參事會改革、1919年印度建立責任政府和自治機構以及1935年印度政府引入了聯邦制和省自治等。清末新政是被動改革清末新政之所以催生了辛亥革命，主要因為它是被動改革，戊戌維新其實也是被動改革。可以說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直接引發了戊戌維新，庚子事變北京的失陷直接引發了清末新政。慈禧太后1901年在離京西逃的路上，以光緒的名義發布將實行「新政」的上諭。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連續頒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諭，改革重點是官制、軍制、教育、經濟、法律等。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主張建立君權至上的日本和德國式的君主立憲政體；立憲派開展立憲運動，主張建立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政體；革命派主張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崇尚美國和法國式的民主共和政體。陳天華認為，美國和法國式的民主共和政體是中國革命勝利後的最佳選擇。由於清政府、立憲派和革命派在改革與革命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所以當時便出現了雷頤先生所稱的改革與革命緊張地賽跑的局面。也有人提出，1840年以後的清朝實際上一直處於革命與改革的賽跑之中，晚清王朝被動的改革最終使可以成為革命替代物的改革變成了革命催化劑的改革，改革催生革命，他們退出了歷史的舞台且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清政府1906年宣布實行預備立憲時並沒有確定「預備」年限。立憲派認為，清政府是在搞拖延戰術，沒有立憲的誠意：「政界事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頒布《議院未開以前逐年籌備事宜清單》，確立了預備立憲的9年期限，這與立憲派要求在2-3年內開國會有很大差距。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推出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這說明所謂立憲只是一個招牌，其實清政府不想放棄任何權力。立憲派失望至極，上書要求「仍請皇上明降諭旨，於皇族外另簡大臣組織責任內閣，以符君主立憲之公例，以饜臣民立憲之希望」，但遭到清政府的嚴厲壓制。我們說清末新政是被動改革，但也不能過分否定清末新政，不能把清末新政說成是假改革。清末新政對歷史發展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章開沅先生指出，晚清的立憲運動與地方自治是政府主導的，現在看來，做得非常認真。出洋考察大臣的日記與報告要比現在一些官員出國考察的成果高明。回顧歷史，後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都是這樣走出來的。辛亥革命爆發的偶然與必然清政府在推出「皇族內閣」後不久，就宣布將各省原已准交商辦的鐵路幹線一律「收歸國有」。不少地方展開了保路鬥爭，其中四川最為激烈，清政府逮捕了領導保路的紳商首領，並在成都開槍打死30餘名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者，從而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立憲派在絕望中宣稱：「國內政治已無可為，政府已彰明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慾救中國，舍革命無他法。」亨廷頓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中認為：「每一個未被吸收到政治體系中的社會階級都具有潛在的革命性……挫敗一個集團的要求並拒不給它參與政治體系的機會，有可能迫使它變成革命的集團。」「革命必定意味著許多集團都對現存秩序懷有不滿情緒。革命是社會『多方面功能失調』的產物。」清政府拒不給立憲派參與政治體系的機會，使立憲派對現存秩序懷有不滿情緒，並最終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梁啟超說：「在民主專制之下，憲法徒具一紙空文，議會只是尸位素餐。然而，專制政體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別無他途。」「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也有人指出，正是清政府的顢頇與極端頑固，最後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激進」。孫中山認為，革命是萬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孫中山也想通過代價和破壞少些的改革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但通過上書李鴻章而極度失望，意識到不推翻腐敗的清政府，不進行一場民主革命，就無法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因此，孫中山才被迫走上了革命道路。關於辛亥革命的爆發是歷史的必然，也有人提出，清末廢科舉是一項過於極端的舉措。科舉的廢除使知識精英流落到社會，成為帕森斯所說的自由流動資源，他們不必再聽命於朝廷，與朝廷的關係越來越疏離。正是這種疏離關係與其他因素湊合在一起，爆發了突如其來的辛亥革命。周錫瑞先生在《改良與革命》一書中指出，精英階層在新政中撈足了好處，利益大大擴張，但新政帶來的苛捐雜稅和通貨膨脹，卻要讓底層社會來承擔。廣大民眾成為改革的犧牲品，他們普遍對新政不滿，逐漸形成了民間的革命力量。這也使革命的爆發成為歷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宏觀審視章開沅先生提出，紀念辛亥革命要看三個「一百年」，即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後的一百年和未來的一百年。章開沅先生還寄語青年學子：「前面的兩個一百年都是前人做的事業，而未來的一百年是我們的事情。當然，主要是你們青年人的事情。」「未來的一百年，世界往何處去？人類往何處去？中國往何處去？」唐德剛先生提出，清末由帝國轉為民國的社會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宏觀審視辛亥革命，我們需要高度重視上述三個「一百年」、三個「往何處去」和通過「歷史三峽」等重大戰略問題。我曾經提出，當前許多重大戰略問題是屬於深層次、高難度、長時段和跨學科的，是需要改革膽識、社會責任、全球眼光、戰略信心、政治智慧、創新思維、深刻洞察力和「理論滲透觀察」加以解決的。例如，為什麼上世紀中國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三次偉大革命迅速帶來了政權變化或經濟繁榮，而隨後中國社會的全面現代化和中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卻步履艱難緩慢？為什麼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身上出現了急功近利、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弄虛作假、道德滑坡和精神危機，如何才能真正有效提高我們的國民素質？對於這類重大戰略問題，我們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在堅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的基礎上，不僅要從經濟或政治的表層去思考、研究和解決，還要從社會、文化或國民性的深層去思考、研究和解決；不僅要從科學或技術的低層去思考、研究和解決，還要從哲學或信仰的高層去思考、研究和解決；不僅要運用和體現我們策略上的小眼光小思考小聰明小目標，還要運用和體現我們戰略上的大視野大思路大智慧大理想；不僅需要機不可失和時不再來的緊迫意識，還需要長期不懈努力和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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