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限制：孔子的義命分立觀

孔子生活的時代，周王室衰微，列國諸侯彼此之間爭鬥不已，「貴族政治向大一統帝國政治的轉變成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特點。」[①]伴隨著諸侯富國強兵的政治需要，以建秩序、定權分為基本觀念，而重德性教化，反對使用強力，反對經濟掠奪，反對殘暴統治的孔子的政治思想，自然不會受到各諸侯國統治者的青睞。同時，「統治者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就必須把全社會的各種資源高度凝聚在一起,必須大大強化對『人』的控制」①，面對嚴酷的社會環境，傳統知識分子是否有自由可言，是否有「人之主宰性」以及如何能夠找到自己獨特而恰當的位置，成為最迫切的問題。「孔子通過『義命分立』為古代知識分子『挺立起自我』（挺立自我大體上包括自主精神的挺立和個體意義上的自我的恰當安頓）奠定了堅實的觀念基礎」①。

勞思光先生認為：「肯定人之『主宰性』時，必涉及正反兩方面的問題。」[②]在此，我們先對孔子的基本思想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孔子重視「禮」，要求人們能夠遵循禮節制度，遵守社會秩序與行為規範，而這些東西都必須以「正當性」或「理」為基礎，「仁」則是來幫助人們判斷什麼是正當的。人之所以能求「正當」，在於立「公心」。《論語》中說，「克己復禮為仁」[③]， 「禮」以「義」為實質，「義」以「仁」為基礎。這些是人能做到的，也就是勞思光先生說的「從正面說，欲肯定人之『主宰性』，必須對此『主宰性』本身有一說明」②，同時，從反面來說，人雖然有踐行「仁、義、禮」的自由，但是現實環境總會產生出各種人所無法改變的限制，阻擾人們的行動。面對此種「不為人之自覺所能控制之限制，孔子對此問題的看法，便表現於其『義命分立』之說」②，進而從這個角度出發來說明人的自由何在。

「命」的思想在《論語》中是個非常重要的範疇，是孔子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對「命」的觀念態度不同於前人，他認為「命」是客觀限制，是人所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的東西。這便把以往人們對「命」的定義從鬼神的世界中解放出來。人生在「命」之必然性的體系下被決定著，是沒有自由可言的，然後人尚有「自覺」的能力,即人尚有判斷事情「應當」或「不應當」做的能力，這便是「義」，是人的自由。 「義」在《論語》中解釋為「正當」或「道理」，「見義不為，無勇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③，這裡的「義」即是「正當的」之意。再如，「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以哉」③，這裡的「義」則做「道理」講，可見「義」所涉及的範疇是跟人的價值觀念，自覺能力以及自我安頓等問題有關的。《憲問》篇中有：「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③

道的「行」與「廢」是命也，是客觀限制，是人自身所不能決定或改變的。馮友蘭先生認為，「他盡了己力之所及，而把事情的成敗交付給命」[④]，但是「就『義』而言，自然『道之行』合乎『義』，『道之廢』不合乎『義』」②。「道」之「應行」是人所能負責的，人可以選擇「應該」或「不應該」去做這件事，這便成為了價值是非的判斷問題。面對「命」，人所能負責的層面便在此顯現。

也就是說，人與其他事物同為「被決定者」，「命」的限制不可否認，但是人又能在人生中有自我主宰，此即有「自由」。「命」的觀念表「必然」，「義」的觀念則表「自由」。人可在「義」的方面做主宰，對事件做出價值是非善惡的判斷，然後選擇「應當」為之，或者是「不應當」為之，只問這件事應不應該做，而不去計較行為得失，因為行為的結果是由命「限制」的，是必然的。真正的道德不由其行為結果決定，而是由這件事合不合乎道義決定。在道德上，是人所能選擇的，人能主宰的，也是人的自由所在。

既然，已劃定了「命」之客觀限制領域，人之自由的方向也就不言而喻，對「人之主宰性」的認識也就更加全面而清晰。落實到具體的人生態度上，我們必須「知天命」，即知道自己的人生是有限制的，並且承認命不可違，「知命是作為君子的一個重要條件」④。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② ，又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②，四十歲是男子正當壯年的時候，此階段應以「不惑」為要旨打拚事業，而到了五十歲，孔子便強調「知天命」，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消極呢？實際上，這裡的「天命」不是「宿命」，不是說人生走到這個時候要消極地聽天由命，而是我們上面所談到的命的限制與道德自由的完成，「這就是說，要認識世界存在的必然性，這就是『知命』，就是要個人對外在的成敗利鈍在所不計」④。人能夠做到這樣，便可以笑看世間百態，不憂不懼，不患得患失；《論語》中說道：「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②這就是一種知命守義的狀態，是孔子的理想精神境界，也是知識分子應努力的方向，從而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恰當位置。因此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又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 ②「坦蕩蕩」之狀態，足以見君子的風采，也是他們「知命」觀念融於血液里所表現出來的獨有的氣質。

在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中，他最喜歡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賢哉回也」 ②這是因為顏回身上所保持的君子的一種狀態。孔子周遊列國，竭力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是一切的努力都沒有結果。面對此種現狀，孔子「知命」，但仍然堅持不懈地做著他認為一個人應該做的事，而不去計較這件事的結果，「君子歸根結底只能立於超越現實的『精神』處而非實在在的『事功』處,因為作為『知識分子』安身立命基礎的精神家園只能紮根在『精神』處而非『功利』處」①。顏回甘於貧賤，正是從精神層面對社會現實的拒絕和超越，他「顯現出真正的君子從其精神深處所生髮出來的持久穩定的堅韌剛強,來彰顯君子動人心魄的人格魅力, 同時也是孔子『義命分立』觀念的人格化體現。」①

在「義命分立」觀念的基礎之上，即使社會環境殘酷，知識分子不得不面對禮崩樂壞，強受管制與排斥的「命」之限制，但他們仍然可以在「義」的方面做足工夫，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孔子思想的魅力與指導意義便發揮出經久不衰的魅力，他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再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知其不可而為之」②，這些都是要求人自己儘可能的多做自己應當做的事情，這是是道德本身的要求，是對社會現實的超越，是突破「限制」的「自由」。並且，孔子還將此種應當做的事，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變成一種更加積極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②，這是脫離社會的功名利祿、成敗得失，而怡然自得、興緻盎然的精神狀態，是面對「命」，而「知命」所體現出來的「正當」的自由。

參考文獻：

[①] 喬健. 孔孟「義命分立「的價值與局限[J].史學集刊，2008

[②]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卷）[M].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p100-p104

[③] 楊伯峻.論語譯註（簡體字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6

[④]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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