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當代美國親猶主義的文化根源
在悠久的猶太民族流散史上，強大而繁榮的猶太社團總是伴隨著客居地主流社會強烈的反猶主義。但在當代美國，猶太社團史無前例的強盛卻並未招致主流社會的嫉妒和敵意。二戰以前，美國社會還充斥著被稱為"社會反猶主義"的種種排擠猶太人的非正式制度，試圖將猶太人阻擋於主流社會尤其美國精英場所（如一些社團、俱樂部、學校和娛樂場所）之外。但二戰以來，白人主導下的美國主流社會呈現出對猶太人的高度接納、親近、友善甚至拉攏的態度，即某種程度的親猶主義。根據1999年3月蓋洛普新聞服務中心發表的"關於美國人接受婦女、黑人、天主教徒或猶太人作總統"的民意調查報告顯示，願意投票選一位猶太人當總統的比率1937年時為46%，1958年達到62%，1965年達80%，1999年則達到了92%。2000年大選民主黨就推舉約瑟夫·利伯曼為其副總統候選人。在參眾兩院和地方官員的選舉中，猶太人也獲得選民大量支持而大批當選。美國白人中表示願意接受自己子女與猶太人結婚的比率以及實際的白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異族通婚比率也不斷上升，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對於此種現象，人們主要從美國與猶太人的母國以色列之間的政治制度和戰略利益相契、西方社會普遍的對大屠殺愧疚感、美國猶太社團的在政治、經濟、輿論媒體等領域的強大實力等方面來解釋。但筆者認為，美國社會親猶主義的出現更是當代以宗教為核心的美國文化領域種種重大變化的結果。
一、美國早期歷史和文化中的希伯來因素
追溯歷史，美國人對希伯來文化並不陌生。開拓新大陸並塑造美國典型特徵的清教徒就深受希伯來文化和精神的影響。希伯來精神是美國文化的固有傳統和有機組成部分。
清教徒為逃避歐洲的宗教迫害，尋求信仰自由來到新大陸。在他們從舊大陸帶來的數量極為有限的書中，《舊約》就是最重要最普及的一本。作為虔信主義者，信仰對於他們來說不僅僅是熱情，還是生命的終極目標。他們把自己來到新大陸看作是對上帝選召（calling）的應答，來完成上帝賦予他們的使命，因此，上帝是他們的最高權威。置身北美茫茫荒原，面對種種勞苦和危險，《舊約》成了他們首要的行動指南，為他們消除恐懼，提供信心和激勵，滿足他們日常生活所需。他們完全確信《舊約》，將它當作萬物的尺度，是知識和慣例的終極源泉，並幾乎以一種專橫的方式將《舊約》用於各種特定的需要。司法領域的影響尤為明顯，各殖民地許多法律的制定就大量依據、引用《舊約》；馬薩諸塞、新英格蘭等殖民地還一度排斥英國普通法，而代之以《舊約》文本作為法官判案的根據。在殖民地，"摩西律法...是最高權威。是無人敢於質疑和拒斥的權力之源。......"清教徒把自己等同於在迦南流浪的古代以色列人，新大陸就是他們心中的新以色列，而英國是埃及，他們的領袖往往被比附為《舊約》中的猶太先知，如華盛頓就被比做摩西。他們感覺自己跟古代以色列人的命運何其相似，而《舊約》中的希伯來先知對他們就像對古代希伯來人那樣直接說話。甚至古代以色列人人神之間立約的觀念也深入人心，人們感覺上帝與他們之間也建立起了契約，他們要向上帝負責。他們在宗教生活中也經常仿照猶太教慣例、習俗，如北美的新教就實行教會獨立的猶太教的體制。
早期新大陸的教育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而希（伯來）語就被置於一個崇高和神聖的地位。希語不僅被當作確切理解《舊約》啟示的關鍵和走向高等學問的最佳途徑，也被當作語言之母而備受推崇。在17、18世紀，希語的學習在新大陸蔚然成風，也廣為普及。教習希語在美國高校有悠久的傳統，甚至還滲透到了一些較低的學府。哈佛、耶魯等著名學府都在其創校之初就將希語定為必修課。在Ezra Stiles出任耶魯校長時，他就使所有的新生學習希語。在他看來，如果耶魯畢業生在進入天堂時對希語還一無所知，那就是一件可恥的事。只是到了19世紀後期，隨著世俗化進程的加深和自然科學知識的進展，希語教育才在美國衰落下去。
清教徒們還受到古代希伯來先知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強有力的感化，以之錘鍊心智、堅定信心和信念，並據以確立政治原則。那些希伯來先知的道德理想深刻地影響了美國政制的形成。專制君主的統治顯然違背聖經，違背了希伯來先知精神。在獨立戰爭前後，摩西和撒母耳就被革命者視為榜樣，引導人們以決絕的行動反對君主制。那些蘊藏在希伯來先知精神中的美德（公義、平等、人道主義等精神）是美國民主的必要條件。美國信條的根本精神就體現在《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這兩個文本中。基於神法，造物主賦予人類種種不可剝奪、不可讓與的自由和權利，而《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旨意以及基於這些文本而建立的政府的職責就是維護這些源自神法的自由和權利。可見，希伯來先知的道德理想滲透在美國政制中，延續至今。
希伯來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在此難以一一枚舉，但它對美國的影響尤其深遠而廣泛。1966年約翰遜總統對來訪的以色列總統夏扎爾（Shazar）說"......我們也是在希伯來文化中成長起來的，......這是我們的遺產，也是你們的遺產。"他說出了美國歷史的一個事實。
二、融入美國：美國猶太文化的成功轉型
猶太民族在文化上有很強的獨特性，因此，能否與客居地主流文化友好相處從來都是猶太民族與流散地主流社會關係中的關鍵問題。在舊大陸反猶主義根深蒂固的環境中，猶太民族總是反身向內，固守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使猶太民族在文化上顯得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而猶太社團也往往被視為國中之國。但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卻為猶太民族迅速實現文化轉型（即通常所稱的"美國化"）以及順利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儘管美國不是普世大同、沒有反猶情緒的天堂，飽受歐洲反猶主義煎熬的猶太移民還是將美國當作民主、自由、平等的樂土和充滿機會的樂園。他們恪守"做一個美國人"、"像美國人一樣生活"這樣的信念，努力融入美國社會。他們鍾愛美國、高度認同作為美國主體精神的"美國信條"。在當今美國新保守派中的猶太人身上，猶太人根深蒂固的特選意識和救世主義明顯地與美國山巔之城的救世情結緊密糾合在一起，表現出強烈的向全球擴展"美國信條"的衝動和激情。新保守派重要幹將諾曼·波多雷霍茨在他的《我與美國的愛情故事》里，就鮮明地表達了這個主題。他們是狂熱的美國的"愛國者"，是一些比美國人更美國人的猶太人。還有金融大鱷索羅斯--他既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也是民主制度的狂熱推廣者--簡直就是美國信條的最好的化身。儘管美國猶太人已經迅速向上爬升為美國社會中一個高度成功的群體，但他們仍然極為罕見地群體性地傾向於自由主義傳統，傾向民主黨。"在美國，其大多數人在社會經濟提高後似乎仍不改變其政治忠誠的少數民族團體，猶太人是唯一的一個。這種與自由主義的聯盟構成了美國猶太人的政治特徵，甚至當這種聯盟威脅著他們中一些人或許多人的利益時也是如此。"
儘管不無痛苦，但猶太移民在"同化"道路上一路捷馳，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裡，他們就已經高度"美國化"了。首先，他們最出色地利用了美國自由民主和平等競爭所提供的機遇而崛起，其在美國自由主義政治、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創新文化中的強大影響力恰好說明了他們在這些領域的巨大貢獻和作用。可以說，美國猶太社團的繁榮發達與美國的發展和強大相伴隨行。其次，來自東歐的老一輩猶太移民有很強的傳統意識，他們的生活仍然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並在美國（尤其紐約）移植了東歐的意第緒文化，他們在傳統和現代的夾縫中痛苦的掙扎。但是，移民後裔的傳統意識已經嚴重衰落，他們已經深深地同化於美國主流文化中。一度輝煌的意第緒文化不可挽回地沒落了。猶太人急切地闖入知識的世界，"去佔有理性時代的空間"，猶太教育的空間受到世俗教育的擠壓而日漸縮小。受美國新環境尤其女權主義的影響，一批批猶太婦女走出家庭，走向獨立和自決，投入廣泛的社會領域。猶太移民後裔的宗教意識淡漠，變得高度世俗化了。到20世紀末，美國猶太青年中已有一半左右的人公開宣稱不再信仰猶太教，有的聲稱："我們是猶太人，但我們首先是美國人，......"。另外，美國猶太人中的異族通婚現象已經非常普遍。據美國猶太人委員會（AJC）的統計，1900年前後，98.92%猶太人不與外族通婚，1900-1920年間，異族通婚比例為2%，1940年為3%，1965年為17.4%，而到1966-1972年間則達到了31.7%。近幾年則已經達到了47%，比1990年提高了4%。
在融入美國的進程中，作為猶太民族文化內核的猶太教也在美國現代主義衝擊下發生了種種適應性的調整和形變。美國猶太教分化為正統派、保守派、改革派和重建派四大流派。後三者對現代主義的衝擊都進行了回應，都主張猶太教應適應科學、理性、進步的潮流進行改革。改革派奉行的是向現代主義一邊倒的態度。1885年的《匹茲堡綱領》最能體現其與現代化、理性化的美國社會調諧的願望。它強調猶太教是一個"進步的宗教"，"曾為獲得與理性的統一而努力"；強調"現代科學研究的所有成果都不違背猶太教義"，主張除了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猶太教內核，"那些與現代文明的思想及習慣不相適應的"、妨礙"現代精神"的一切均應拋棄。大批有濃厚保守色彩的東歐移民的到來才使得改革派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保守化轉向。保守派奉行的是一種溫和的改革路線，主張在尊重傳統的前提下進行改革，把猶太教從僵死的存物變成"活生生的、充滿彈性的傳統"；它認為現代思想將豐富而不是瓦解猶太教；斷言猶太教發生某些變化不可避免並能夠依據《聖經》及拉比文獻中的先例正確的發生。但它不主張改革派片面迎合現代主義而任意地破除某些習俗的做法。莫迪凱·開普蘭開創的、從保守派中分化出來的重建派則是"美國土生土長的猶太教"。為了解決現代主義帶給猶太教信仰的危機，調諧美國生活方式和傳統信仰的矛盾，他主張"以現代主義及理性主義為基礎"，來重構猶太教的哲學基礎。他把猶太教定義為一種包羅萬象、與時俱進的"文明"；將上帝解釋成有生命力的宇宙，而不是超自然神；認為人類的理想與目標在於今世的創造、實現和滿足而不是來世的拯救；猶太教作為一種文明，其故土在以色列，而在美國文化中則處於從屬地位，應與美國文化"相容共存，協調一致"；並主張猶太人一方面要積极參与和支持錫安主義運動，另一方面，還應全面參與美國社會。雖然重建派是個僅佔美國猶太人口2%的少數派，遠少於其他三派，但它在思想上卻產生廣泛影響，"絕大多數美國猶太人的態度都更接近於重建主義"。至於正統派，它在美國文化的衝擊下，也分化成眾多宗派，紛爭不斷，其傳統教規的約束力正在減弱，群眾基礎正在縮小。自身也在調整，如普遍接受世俗教育等。
三、戰後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對話與和解
如果說，美國傳統中的希伯來基因和猶太社團在文化上順利融入美國使奉行宗教寬容、自由和多元主義的美國社會對猶太人還懷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制約了反猶主義的發展；那麼，二戰以來基督教（廣義）與猶太教之間的對話與和解運動則在很大程度上彌合了歷史性的傷痕，進一步拉近了雙方之間的距離。
在美國自由主義的環境里，兩大宗教早就開始了對話與和解的進程。早在1927年到1928年，猶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聯合建立了全國基督徒和猶太人會議，以消除宗教偏見，增進共有的理想。納粹屠猶留給基督教世界在道義上對整個猶太民族沉重的負罪感，這進一步促使基督教大力推動與猶太教的對話，以實現歷史性的和解。20世紀50、60年代以來，兩大宗教各教派之間共同設立眾多以跨宗教對話和交流為目標的組織。其中"基督教徒和猶太人國際理事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s and Jews）是最大的組織，有38個下屬機構分布在全球許多國家，從事跨宗教對話（其在美國的分支機構為"社群和正義全國代表大會"）。還有的"猶太-基督教關係"（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基督徒和猶太人國際夥伴"（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s and Jews）、"支持以色列基督教領袖全國代表大會"（National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for Israel）等眾多機構和組織。其次，兩大宗教各教派之間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共同開展神學研討，雙方都發表了大量有利於和解的宣言。另外，它們還在一些持共同立場的社會事務和國際事務中採取聯合行動，相互支持。
天主教對猶太教的態度轉變最為顯著。二戰以來的歷任教皇都高度重視並並積極推進與猶太教的對話與和解進程，他們在不同場合發表講話和宣言，表達對歷史上反猶主義的懺悔和希望和解的立場，闡發有助於和解的新神學教義和觀點。其中1962-1965年的第二屆梵蒂岡大會發表題為《在我們的時代》（Nostra Aetate）的宣言和1986年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對羅馬猶太會堂歷史性的訪問是其中最具象徵性的兩大事件。宣言宣告了兩大宗教從此結束敵視和對立的舊時代，走向對話與和解的新時代。而保羅二世在1986年的訪問中則進一步提出了"猶太宗教在某種意義上"內在於"我們的宗教。我們跟猶太教存在我們與任何其他宗教所不具備的（特殊）關係。你們是我們親愛的兄弟（dearly beloved brothers），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你們是我們的兄長（elder brothers）"。
深入對話的結果是雙方關係和教義方面發生許多重大的變化。
首先，對話導致了通常所說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Judeo-Christian tradition）這樣一種概念（或理念）的形成。歷史上，儘管雙方同出一源，教義高度一致。但雙方的敵視、競爭卻從未停止過。雙方在神學上的差異被無窮放大，而共性總是被忽略。而"猶太教-基督教傳統"概念的形成則顛覆了歷史，凸顯了雙方的共性，即雙方信仰一位共同的上帝、同有一部聖經（《舊約》），都信仰彌塞亞降臨，以及有著共同的倫理標準。由此，對"西方文明"的認同才形成了更加現實的基礎。
其次，雙方在神學教義方面的作了重大修正和調整。基督教為歷史上的反猶主義懺悔，帶著愧疚之情承認納粹大屠殺（Shoah）跟長期以來基督教的反猶主義有內在的聯繫，反對並譴責現實中的各種反猶主義，清除本身教義中的反猶說教；認為基督教和猶太民族之間有共同的精神遺產和精神紐帶，存在特殊關係，基督教對猶太民族有一份精神之債；承認上帝與猶太民族所立契約恆久長存；承認耶穌和他的門徒也是虔誠的猶太人，不能因耶穌之死而不加區別的歸罪於古往今來的所有猶太人；承認以色列與猶太民族擁有不可分割的精神聯繫及其對猶太民族生活的重要性；認為猶太教仍是一種富有生命力的信仰；主張過去的敵對不應限定今日兩教之間的關係，雙方應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進行對話，和平共處，並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合作。猶太教也對基督教的和解姿態積極回應。2000年，來自英、美、加、以等國的各猶太教派的150多名拉比（Rabbi）和猶太學者簽署並發表的題為《說真話》（Dabru Emet）的宣言就表達了猶太教原則立場。他們希望基督教勿忘歷史，要求基督教對猶太教更完整更深入的理解。同時也認識到雙方廣泛的共性，接受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寬容和理解的原則。表示要尊重彼此的差異，為世界的拯救，為和平和正義共同努力。儘管大部分正統派拉比不主張與基督教開展的神學對話，但他們也主張兩大社團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在非神學領域開展合作。
最後，由於對話和和解，兩大宗教門戶不再森嚴。基督教世界出現了一些強烈親猶親以的派別和組織，如"基督徒以色列之友"。尤其美國基督教右翼（如福音派）就強烈支持以色列，支持錫安主義事業，大力支持以色列在被佔領土上擴建定居點。也有很多猶太人接受了耶穌為"拿撒勒的猶太人"這樣的理念，甚至出現了"事奉耶穌的猶太人"（Jews for Jesus）這樣的自願改宗基督教的猶太人的組織。
四、種族認同的抬頭和白人的憂慮
多元的美國一直有一個唯一的主流族裔和主流文化，即以英格蘭清教徒移民的歷史文化傳統為基礎的價值標準和文化（即通常所說的WASP）。正是圍繞它們以及它們締造和確立的美國信條--所有人的尊嚴與平等，人的不可剝奪的追求自由、公正與機會的權利，主要來自歐洲的各種民族、宗教（義大利人、愛爾蘭人、德意志人、猶太人等）移民群體"合眾為一"，凝聚為一個美利堅民族。其典型表述就是"熔爐"學說。
但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新移民法頒布後，新移民及其後裔迅猛增長。據人口學家的統計，在1960年非西班牙裔白人（Non-Hispanic whites ）佔美國總人口的88.6%，1990年為75.6%，2000年則降為69.1 %，估計到2040年將變成少數族裔。在局部地區，白人已經變成了少數。跟二戰前的以歐洲移民為主不同，新移民主要來自中南美洲和亞洲。他們來到美國後，從文化上並未融入美國，也並不認同美國WASP文化。相反，20世紀後期，美國少數族裔出現了種族認同抬頭、種族文化復興的趨勢。其典型的理論就是"多元文化主義"，它在少數族裔和一些自由派白人中廣泛流行。多元文化主義者主張所有文化生而平等，反對"熔爐"理論，要求拋棄不道德的歐洲遺產，而從非西方文化中尋求補充。他們還以根據種族、民族、性別偏好界定的集體權利替代個人權利，要求復興少數族裔文化，如開展少數族裔語言、歷史文化教育。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美國政府還制定法律在教育、福利、就業等問題上向少數族裔推行優惠性的"肯定性行動"。
新移民浪潮和多元文化主義挑戰了基於個人權利的美國信條，危及了WASP的主導地位，造成美國社會主導文化"中心塌陷"。"肯定性行動"也並未真正改變美國族裔之間不平等的狀況，黑人等少數族裔依然處於不利局面，而白人卻認為受到了"反向歧視"而深為不滿，也為其主導地位受到挑戰而感到焦慮不安。美國並未變成"熔爐"，民權運動希望的種族平等、和諧的局面並未出現。相反，90年代以來，白人和少數族裔的關係日趨緊張，"種族性"復興。
這樣，20世紀末期，美國社會就向反移民、反肯定性行動、反文化多元主義、要求捍衛美國信條和主流文化的保守主義急劇傾斜。一些保守派精英，如小亞瑟·施萊辛格、丹尼爾·貝爾、阿倫·布魯姆、亨廷頓等，驚呼美國正在走向分裂、正在"巴爾幹化"，美國文明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同時，在美國還出現了一股相當強大的"白人土著主義"(white nativism)，他們以美國的主人自居，捍衛白人文化在美國社會文化中的主導地位，並表現出強烈的對非裔、西班牙裔等少數族裔的排外情緒，要求取消對少數族裔的"肯定性行動"。具體就表現在對非法移民極為不利的1994年加州187法案（旨在打擊非法移民）、1996年美國新移民法、以及加州1996年209提案（旨在取消肯定性行動）通過並引發其他許多州的仿效。90年代中期美國政壇的"共和黨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此。
這種保守化傾嚮導致了美國國內族裔關係的重構。主流社會（白人）認為已經成功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猶太人與他們最相近，共同點最多，其次是亞裔；而與西班牙裔美國人的距離最大，共同點最少。一貫持自由主義態度的猶太人中則出現了保守化的傾向。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則相互親近，疏遠白人和猶太人和亞裔。兩大板塊在社會滿意度、移民、肯定性行動、社會歧視、機會均等程度等一系列問題上意見完全相左。反誹謗聯盟（ADL）2002年發表的關於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反猶主義狀況的報告也表明了這種態勢：1964年，美國反猶主義者為29%，1992年為20%，1998年降為12%，2002年又上升為17%。整體上呈現緩和趨勢。從1998年（9%）和2002年（12%）的數據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教好、較寬容的白人中的反猶主義者遠低於全國平均。而非洲裔美國人的反猶情緒一直強烈，而且比例變化不大，1992、1998、2002三年分別為37%、34%、35%，（同一時期，"不反猶"比例的則在上升）。西班牙裔的反猶主義者比例也很高，2002年達到35%，其中尤以出生於國外的為甚，高達44%。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寬容，就越不反猶，大學校園的反猶主義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由於白人和西裔、非裔就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巨大差異，高校是最能反映美國主流社會民意的窗口之一。
餘論：在美國是否一切安好？
美國猶太社團無疑處於一種史無前例的優越處境中，但由於千百年來的歷史遭際，猶太人仍然像蒼茫夜色中貓頭鷹，警惕地關注著周圍的世界，在蛛絲馬跡中搜尋著危險的信號。因為，反猶主義在美國並沒有銷聲匿跡，仍然是一股時起時落的濁流。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推舉約瑟夫·利伯曼為副總統候選人時，許多猶太人為他的成功欣喜和自豪。但也有許多猶太人（尤其正統派）極為擔心這會引起反猶主義；他們擔憂，萬一選戰失敗，猶太人是否會成為替罪羊而受到責難。在民意調查中，猶太人對利伯曼的支持率竟然是所有群體中最低的（甚至低於黑人）！
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的對話並不能解決所有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也不能消除兩千年來所有的積怨。大屠殺期間的羅馬教皇Pope Pius XII是否應為天主教徒未能更有效的拯救猶太人承擔責任，這仍然是一個雙方難以妥協的問題。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梵蒂岡與以色列的政策也不會完全一致。強勢崛起的基督教保守派則讓猶太人又喜又憂。他們一方面希望與猶太人建立起更好的關係，"道德多數派"中也包括了猶太保守派；參解《聖經》也使得他們對猶太人和以色列充滿好感，並成為一股強大的親以勢力。但另一方面，保守派並不寬容，也厭惡多元主義，他們與自由派猶太人在墮胎、福利政策等眾多問題上存在深刻的矛盾。其領導之一帕特·羅伯遜就抱怨那些"世界主義的、自由的、世俗的猶太人一直在試圖削弱基督教的在公眾中的影響力。"而基督教保守派試圖在猶太人中傳播福音的企圖以及前所未有的宗教政治化的傾向則被保守派和正統派猶太人視為威脅。更何況，正統派天主教反對與猶太教的對話，在他們看來，猶太人要繼續集體地為耶穌之死承擔罪責。最近《耶穌受難記》在美國引起轟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反猶情緒更使猶太人感到憂心忡忡。
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中存在的強烈的反猶主義更使猶太人深感不安。更何況西班牙裔人口增長極為迅速，他們與猶太人的關係也最糟。以色列的行為也並不總能得到美國社會的贊同。猶太人強大的內聚力、他們對以色列的支持也會引致非議。他們在經濟、政治中的強大勢力也會引起其他群體（尤其少數族裔）的不安和嫉妒而被視為"過大"。尤其是，美國社會中的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泛濫導致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危及了那些保障猶太人在美國繁榮安康的美國信條--那些造物主賦予的"不言而喻"的"自然權利"。而正是虛無主義在魏瑪共和國的肆虐，"自然權利"觀念的死亡，才導致了納粹上台，導致了猶太歷史上那場最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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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摘要：
當代美國主流社會呈現出某種程度的親猶主義。這種親猶主義情緒是當代美國所經歷的廣泛的文化變遷的結果。希伯來文化和精神曾對美國文化的發展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在當代，美國猶太人已經成功地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在文化上則成功的實現了美國化。二戰以來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的對話則使兩大宗教開啟了歷史性和解的進程，建構起「猶太教——基督教傳統」這樣一個文明認同的共同基礎，拉近了美國主流社會和猶太人的關係。此外，20世紀末了美國社會捍衛主流文化的保守衝動也助長了主流社會的親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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