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為什麼如此「親日」？

上文《「日本情結」香港篇——「哈日」鼻祖》探討了所謂的「哈日」現象並非起源於台灣，而是英屬殖民地的香港。不過話説回來，香港的「哈日」，卻也不能與台灣跨越三代、複雜多元的「日本情結」同日而語。

台灣社會的日本情節，可粗略地細分為兩個層面：年輕人的「哈日」與部分經歷過「日本時代」老一代本省人的「戀日」。各有空間的兩者構成了其它地區罕見、台灣社會獨有的「親日」現象。

嚴格而言，年輕一代的「哈日」與老一代的「戀日」，縱使在「嚮往」與「憧憬」日本文化的軸線上有著共同的方向，然而兩者卻存在本質上的差別。

年輕一代的日本情結，其核心部分仍然是對日本流行文化的熱愛，並因此延伸到對部分日本傳統文化的好奇與親近，甚至在情感上延伸到對日本社會整體的肯定與嚮往。可是，如此的日本情結與香港社會的哈日現象在本質上並沒有根本的區別，兩者充其量只有在程度與範圍上的細小差異。

然而，老一代的「戀日」情結，卻非靠後天培養起來的興趣使然，也非戰後日本經濟成就綜合性影響的結果，更多的是基於「日本時代」的生活經驗、「皇民化」教育、對日本制度的理解、與日本人的互動等經歷。值得強調的是，這種戀日情結隱含了嚮往成為「日本人」的期待。誠如李登輝所言，自己「二十二嵗以前是日本人」一樣，老一代的「戀日」情結中包含著「認同」的因素，這是「哈日」的年輕一代所不具有的。

戰前的「皇民化」教育，對老一代台灣的日本觀有一定影響。

誠然，「日本世代」中，並非只有「戀日」的一群。正如在那一代人之間，既有像李登輝一樣前往參拜靖國神社、或熱中於說日文，並在同世代俳句聚會中得到慰藉的「親日派」，也有跟隨高金素梅到靖國神社要求索回祖先靈位，或未能在追討合理給付、要求道歉與賠償如願，而對日本憤憤不平的前台籍日本兵與原慰安婦的一群。必需指出的是，即使被視為「親日派」的一群之間，也會因個人的遭遇與在日據時代受教育的程度，以及與日本人的關係而對日本的情感不盡相同。

顯然，在那群日本世代的台灣人中大部分存在「戀日」情結，卻是不爭的事實。此一現象也與同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韓國人的態度南轅北轍，並在學界留下難以作出合理解釋的課題。

筆者以為，台灣與韓國老一代主流派迴異的日本觀，源自於兩個民族或族群不同的民族傳承意識、獨立國體的經驗、戰後的遭遇，以及記憶的重構等因素。眾所周知，台灣人的主體主要是來自閩粵的移民，其移民性格使大多數人不具在台灣傳承中國民族與國家命脈的意識，戰前的台灣也未曾有過清晰的獨立歷史，這與自稱擁有數千年獨立歷史的韓國人不能相提並論。除此之外，「日本世代」在戰後所經歷的「二二八」事件，使得他們在對「祖國」失望與認同糾葛的過程中，對「日本時代」的戀戀鄉愁油然而生。

在分析老一代的「親日」情懷上，還有一點不能忽視的，是「記憶」的選擇乃至重構的問題。隨著一九八零年代後期台灣社會自由化的開始，老一代的「親日」情懷得以透過媒體有了較為清晰的呈現。不過，這群「日本世代」所經歷的並非日本殖民台灣完完整整的五十年，而是日本統治的末期。這時期台灣社會相對穩定、社會秩序井然、民眾基本豐衣足食。因此，這一代台灣人的「親日」情懷並非沒有其客觀的依據。

只不過，這種「日本時代」的美好記憶是透過選擇與忘卻的過程而沉澱的結果。他們並沒有經歷過日據時期前二十年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台灣武裝反日運動的殘酷鎮壓，加上在戰時體制下實施的「皇民化」教育的效果，使得他們在與戰後初期國民黨風聲鶴唳統治的「鮮明」對照中，透過選擇性的記憶，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已逝去的「日本時代」。

然而，這種經歷在「哈日」的年輕一代中並不具有。老幼不同世代的「親日」情結本來各有自己表達、舒展的空間，並不存在相互融匯、交集的強力誘因。不過，與香港的「哈日」族群不同，台灣年輕一輩是在老一代的「戀日」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而時至今日，老一代的「戀日」與年輕人的「哈日」逐漸邁進互相融合的階段，這也是早前電影《海角七號》能在台灣獲得跨世代歡迎的緣由。此外，經過幾十年的磨合與新集體記憶的共同建構，新成長起來的外省第二、三代也接受了台灣社會複雜的日本觀，這也是大部分外省人並不排斥《海角七號》的背景。

換言之，台灣年輕人的哈日情結，不僅僅是一種「流行」現象，而是受老一代文化基因影響的結果。許多台灣老太太包括李登輝夫人，至今仍在使用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家計簿」，而日本壽司今天仍可以在台灣的菜市場輕易買到，不少年輕人購房後也喜歡在家裏特設一間「榻榻米」日式房，可見台灣文化的底蘊裡確實存在揮之不去的日本影子。

這或許就是台大日本研究院院長許介麟，在看完《海角七號》後，感嘆「台灣終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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