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五種模式

高全喜: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五種模式 民主政治是人類歷史中傳續至今的一種主要政治形態,在西方,從古希臘、羅馬的直接民主到近現代的代議制民主,再到當今新型的審議民主,在西方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民主政治的理論及其實踐有著大致相同的演變過程和發展模式,儘管其中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但基本的制度結構和理論形態已經達成普遍性的共識,有些早已成為公共常識,本文在此並不准備展開加以論述,它們只是我們考慮中國當代民主政治理論的一個參照系。

  考察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問題的理論出發點

  民主政治對中國來說也並不是一種完全異質的政治形態,其理論也並不完全是外來的理論,從民主政治的一些構成要件來看,中國古代社會也有某種民主政治的因素,但論及真正制度形態上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理論,在中國還是近百年來的事情。儘管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現代社會之演變已經走過了一百五十多年,中國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理論也有了很大的擴展,甚至具有了自己的獨特性形態,但是,如果參照西方民主政治和理論的大背景來看,中國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還處在非常不成熟的階段。我們用一百五十年的有限時間高度濃縮和吸納了西方社會三千年的民主政制歷史,其中存在著一個嚴重的歷史政治邏輯的時間錯位問題。我們知道,在西方國家,民主政治並不是唯一的政治機制,與其相關聯的還有法治、憲政、共和等其他諸多方面的內容,現代性的民主也不是在古代就發育成熟的,甚至與法治、憲政、共和相比,民主是在與它們的互動之後逐漸趨於良性狀態的。但是,中國百年來的民主政治實踐和理論卻沒有人家那樣一種歷史的階段性演變,我們的民主政治一上來就把西方後發的民主作為我們的出發點,把人民民主制、民主集中制等作為理論構建和制度實踐的基礎,與此相關的法治、憲政、共和反而處在了次要的位置,或至少與民主的關係並沒有遵循西方那樣一種歷史的演變路徑來加以展開和深化。當然,這樣說只是一種歷史事實的勾勒,並不意味著這樣做的道理是不對的,而是說我們作為一個後發國家,在建立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時,由於起點不同,所以必然會面臨這些問題,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前提條件。我們思考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諸多理論形態,應該清醒地看到這種背景性的差異,由此才能理解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理論的所以然。

  從現代中國百年民主政治的邏輯進程來看,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性的問題,即兩個共和國的民主制問題,一個是1911年創建的以國民黨為主導力量的三民主義的第一共和國——「中華民國」,另一個是1949年成立的以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人民民主的第二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它們都把立國之基礎建立在人民主權這樣一種現代民主制的訴求之上,但是,由於中國問題的獨特性,兩個共和國之民主建國與西方諸民族國家的民主建國在政治邏輯上是有很大的錯位的。這個錯位對中國當今及未來政治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從這個視角很難尋找到一條完全西方化的民主道路,因為我們的起點就與西方的民主政治不同,但是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們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就一定能夠走出一條徹底獨特化的道路。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看待中國民主政治的獨特性,我認為尋求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結合,應該是思考中國當代民主政治理論的出發點。

  本文把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問題的考察放在晚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時間節點上,我認為其中的實質性問題就是後全能主義時代(post-totalism)的制度轉型問題,具體地說就是人民民主制的國家體制與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體制的關係問題,這是三十年中國政治改革的軸心。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1949年的中國之建國實際上是確立了兩種民主制的統一,一種是人民民主制,另外一種是民主集中制,前者是人民民主制的國家體制,後者是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體制,這個統一用中國的憲法語言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黨與國家的關係,表現在民主問題上就是民主集中制的黨與人民民主制的國家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在全能主義時代曾經被強制地統一在一起,在後全能主義時代,隨著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人民民主制度的各種形式,諸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制、基層民主、鄉村自治等,它們所遵循的政治邏輯就與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邏輯產生了分歧,甚至出現了重大的裂痕,如何平衡這兩種民主制度的關係,就成為三十年中國後全能主義時代政治改革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到目前不但沒有解決,甚至越來越具有攸關性的意義,成為擺在執政黨面前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我認為思考當代中國的民主政治理論,一定不要忘記它們背後所指向的,實際上都是如何處理人民民主制這樣一種國家體制與民主集中制這樣一種共產黨體制之間的二元張力問題。

  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理論的五種模式

  基於前述的中國百年民主政治相比之西方民主政治的歷史性邏輯錯位和後全能主義時代之三十年改革的人民民主制與民主集中制兩種民主制之間的張力性關係,我初步認為,在當今中國的政治思想領域大致有五種有關民主政治的理論模式。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可以說是中國執政黨的主流性民主政治理論,這個理論在十七大的中國共產黨決議、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相關重要講話以及2004年發表的中國民主政治白皮書中都有經典性的表述。應該指出,這個理論是執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所訴求的一種基於黨與國家一體化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改革理論,它在堅持民主集中制之黨的領導這個基本框架內,力求容納新的民主內容,進而實現所謂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此外,這個理論還有一個特徵,即強調中國特色,所以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也被吸納到這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理論之中。具體分析,這個理論包含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共產黨的先鋒隊理論。先鋒隊的理論基礎是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它強調的是黨對於國家與社會的一元化領導,民主是形式,集中是實質,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國家的領導者。當然,這一部分論述由於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黨內民主等新的因素出現,已經與列寧、斯大林民主集中制的黨建理論有了很大的區別,例如,廢除領導人的終身制,強化民主決策,尤其是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等等,都是黨建理論與制度實踐的重大突破,表現出共產黨力求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注入新的民主政治的內容。至於這個理論究竟能走多遠,究竟如何協調黨內民主與民主集中制的關係,以及人民民主與黨的領導的關係,真正做到黨政分開,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深化的問題。

  第二,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論。應該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歷史上屬於一種全新的民主政制,它追求的乃是一種西方的文明政治傳統,即人民民主的傳統。這個人民民主的傳統理念在法國大革命、《共產黨宣言》以及《人權宣言》中都曾經有過經典性的表述。社會主義國家是一種源於西方的政治事物,它們賴以立足的人民民主理論在西方的偉大思想家那裡有著眾多的論述,例如,從盧梭到馬克思就存在著一個完整的理論譜系,從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到蘇維埃國家也有著一個完整的政治制度的建設,至於其中分裂出來的社會民主理論等第三條道路,它們不過是正宗版本的所謂修正主義。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政治理論從理論源頭來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因此,本質上屬於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論的大譜系。在西方近現代的社會政治理論中,人民民主是一個龐大的問題域,中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理論,例如其中的人民民主與民主集中的二元張力,國家體制與共產黨體制的對立統一,等等,都隱含著一個從法國到蘇聯再到中國的西方主義的政治邏輯。

  第三,中國傳統的民本理論。中國傳統中是否有民主理論,這一直是一個聚訟紛紜的問題,但無論怎麼說,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在中國傳統中確實是源遠流長的。當前執政黨高調倡導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這裡確實存在著一個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吸納傳統民本思想的理論訴求,這樣一來,既打通了民本與民主的理論關聯,又開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徑。反對教條主義,講究實事求是,歷來是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的一大法寶。在新的歷史時期,為了尋求新的合法性資源,執政黨提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大業,由此以人為本的傳統思想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的來說,以人為本的傳統民本思想,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理論,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先鋒隊理論,這三個因素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理論,它們是中國當代佔據主導地位的官方的民主政治理論的核心內容。當然,這套理論的上述三個因素存在著很大的張力,甚至相互之間是對立的,在理論上難以融匯在一起。但是,政治事務是一件實踐的事務,目前執政黨所構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確實是把這三種理論要素融合在一起了,對此,我們應該看到它可能具有的內在生命力,如果其中的良性改革能夠得到實現的話,我們也不懷疑從中是可能開闢出一條中國民主政治的新形態的,當然這需要真正富有成效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2.自由主義的代議制民主理論或自由民主理論

  這個理論是中國當代自由主義的核心理論主張之一,關於自由主義的代議制民主,諸如議會選舉、法治、憲政、人權,等等,經過中國自由派學者的辛勤傳播,目前在中國已經成為一些基本的常識,中國的自由主義所主張的也主要是這類在西方佔據主流的自由民主政治。這一派民主理論在此沒有必要給予過多的論述,本文所要討論的只有一點,那就是這樣的一種西方式的代議制民主,在晚近三十年的改革中究竟有多少內容被移植到了中國本土,它們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訴求,還是已經融入到中國現代社會的制度實踐之中?從理論上或者從基本價值上來說,這套理論在西方已經卓有成效地運作了二、三百年,成就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是,西方的成就並不等於必然在中國就一定如此,如何把這套理論落實到中國的實踐之中,成為中國本身的東西,這裡並不單純只是一個啟蒙和宣傳的問題,還有一個社會制度的土壤問題,有一個相互作用的問題。

  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一直就有一種對於顏色革命的擔憂,反對和平演變是中國主流政治的一個主要目標。其實對於顏色革命要有一個理性的態度,不能採取簡單的階級鬥爭的方式來對待,應該看到自由民主是人類政治的大趨勢,執政黨要有寬廣的胸懷,敢於把人類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吸收到自己的理論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由主義在中國近些年來一直處於壯大和發展的過程之中,他們大體上已經完成早期思想啟蒙的工作,開始擺脫教條主義和西方主義的幼稚病,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即尋求一條把來自西方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現實社會相結合的發展道路。百年來中國自由主義的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教條主義和西方主義,他們機械地堅持普世性的一些基本價值原理,以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為樣板,嚴重忽視了中國問題的獨特性,排斥中國歷史傳統和中國本土意識,因此缺乏社會民眾的廣泛支持和擁護。當今的中國自由主義正在總結歷史的教訓,其民主政治開始深入民間,有關中國的自由主義敘事逐漸包含了中國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構建自由、民主的憲政國家成為新的共識。

  就中國當前的思想意識格局來看,在官方佔據主導地位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民間佔據主導的則是自由主義的自由、憲政、民主理論。在我看來,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前景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取決於這兩種政治理論及其實踐之間的相互關係。當然,我並不認為未來的結局是兩種理論和實踐中的一方取得絕對的勝利,另一方徹底失敗,更為現實的前景很可能是以某種理論為主導的相互吸收和融匯。果真如此的話,這未必不是一個較為美好的前景,我認為這兩種理論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相互改造與相互融匯,不論哪一方佔據主導,都是中國的幸事,這需要中國當代的政治家和理論家的高度智慧,也需要特殊的歷史時機或歷史機緣。究竟前景如何,我對此既不非常的悲觀,但也不非常的樂觀。

  3.左派激進主義的民主理論

  民主理論無論在千年西方還是在近現代中國,都有一個激進主義的政治傳統,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以及當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都秉承著這個激進的革命傳統,中國官方主導的民主政治理論,由於前述的三種理論譜系的融合,已不是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更不是那種左派激進主義的民主理論。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時期,例如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大民主思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屬於上述的左派激進主義的民主理論,這個理論在當今中國改革三十年之後的思想語境中,又不同程度地在民間工農大眾和學院知識分子中間有所回潮。西方傳統民主理論中的激進左派,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大民主思想,還有西方當今其他的各種反資本主義的西馬理論、批判理論、後現代理論,成為中國激進主義左派民主理論的思想淵源。

  這派理論並沒有完全得到執政黨民主理論的支持,當然也不可能得到自由派民主理論的認同,他們彷彿是在兩個戰線展開理論上的戰鬥。一方面,他們或隱或明地反對當前執政黨的民主理論,用他們的話來說,這個國家已經權貴資本主義化了的,主流的民主政治實際上已淪為權勢階級的寡頭政治;另一方面,他們更加起勁地反對各種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認為代議制民主不過是富人騙人的遮羞布,自由民主根本解決不了人民大眾參與管理國家的政治訴求。由於左派激進主義與執政黨在意識形態上面共享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因此,他們可以大張旗鼓地鼓吹直接民主、人民革命等理論,指責官方主流民主理論的蛻變,詆毀自由主義的各項民主主張,從中國當前的思想語境看,這派理論對中國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構成了某種強有力的挑戰。

  4.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理論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歷來就有幾個演變的路徑,前述的左派激進主義是一個左派版本,民主社會主義則是一個右派版本。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在正宗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中,在馬恩列斯毛的中國主流政治思想的經典理論敘事中,它們是向資本主義投降的修正主義。實際上,在當今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史中,民主社會主義與發端於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在二十世紀,已經結合在一起,它們的理論與實踐相互融合,從中演變出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形態,諸如北歐的福利國家的社會主義,英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條道路等,在很多方面,他們也分享著馬克思主義的部分理論,甚至高舉著社會主義的旗幟。

  當然,在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中,上述這些理論不是作為資本主義就是作為修正主義而受到嚴厲批判,中國的主流理論秉承的是馬恩列斯毛的正統理論。但是,隨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尤其是三十年中國社會的全面變革,傳統的正統理論有很多已經不能適用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對於現實社會的解釋力大大失效,因此,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思想,以及共產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理念轉變,就被構建出來,成為中國主導的政治理論。這個理論路徑對於傳統馬列主義是一種理論創新,其中暗含著為右派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提供一種登堂入室的可能性。所以,2007年以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等人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掀起的一股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旋風,在海內外尤其是共產黨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題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的署名文章中,謝韜指出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中國過去執行的是左傾修正主義,經實踐檢驗是錯誤的,中國的改革應該回歸正統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我們看到,在圍繞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大旗之下,在執政黨內部一直存在著左右兩種對立的思想路線在鬥爭,即左派激進主義的民主政治與右派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他們針鋒相對,互相指責,如何整合他們的理論對壘,考驗著執政黨的政治智慧。

  5.新近流行的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審議民主理論

  在西方的語境中,審議民主是一種高級形態的民主,這個審議民主其來有自,在經過了代議制民主之後,西方社會由於不滿於代議制民主的諸多弊端,因而興起了一種新的建立在代議制民主之上的審議性的民主。顯然,這個審議民主在西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它是代議制民主之上的或者是以代議製為基礎的新型民主,所以,這套理論非常精緻,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非常的具體深入與合乎人性。審議民主在西方的興起是相當晚近的事情,是在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十分完備之後才出現的,具有西方發達社會的現實背景,其理論資源除了自由主義,還有共和主義和社群主義,表面看上去它針對的是自由主義民主,但實質上它又離不開自由主義的代議制民主,它解決的只是代議制民主無法解決的某些問題,從根本上不可能取代自由民主,西方社會已經到了這一步,所以審議民主在西方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

  可笑的是,這樣的一種西方社會的高級民主,在近一段時間被高調地移植到了中國,成為中國當代民主政治理論中的一種新模式。我認為,作為一種思想理論資源的引進,作為中國民主政治的一種補充性的解決方式,審議民主具有它的價值和意義。但值得警惕的是,我們不要犯「誤置情境的錯誤」,中國的民主建設,首先需要的是構建一個較為完善的代議制民主制度,其次還需要公民意識的強化以及公共利益和共和政制的倡導,而這些在當今的中國社會都還處於初期,因此如果片面強調審議民主,不啻於緣木求魚,至於有人把這種審議民主與中國當今的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等同起來,則更是滑稽,兩者從根本上是兩碼事情。當然,審議民主可以在不涉及根本制度的層面上,修補自由民主政治的某些缺陷,但應該看到它們在中國適用的邊界,不能以它來取代自由主義的代議制民主或執政黨的社會主義民主,就中國民主政治的進程來說,這派理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只是具有補充性的作用,不可能佔據主導地位。

  對於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理論的幾點思考

  本文初步分析了中國當前有關民主政治理論的五種模式,在我看來,這五種理論模式各自有他們的社會基礎以及理論的合理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是在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社會變革中產生出來的思想,體現著對於西方政治文明和中國傳統價值的合理吸收與理論創新。但是,這五種理論模式也都有他們各自存在的問題,應該看到,中國正處在一個民主政治的大轉型時期,這樣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也是一個充滿著巨大風險的時代。所以,對於民主政治這樣一個涉及國家命運的重大理論問題的思考,要有一種大轉型時期的宏觀視野,而不能僅僅局限在學術性的文本研究,學術只是少數人的事業,思想則是關乎人民的事務。因此,我們不能單純只是從書本上的或者學理性的條條框框出發來勾勒現實,而是應該採取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從現實中提升理論,尤其是在這個大轉型時期,各種理論的提升很難達到普遍的共識,由於階級利益不同,歷史經驗不同,理論譜系不同,在中國的思想界出現這樣那樣的理論紛爭是正常的事情,它們深化了現實問題的爭議。從這個角度來切入中國的民主政治,我覺得關於黨內民主與黨外民主、高層民主與基層民主這兩種路徑的理論表述,雖然在學理上來說是較為低層次的分析框架,但是它們對於中國的現實問題,卻是具有著異乎尋常的實踐意義。如果從西方政黨政治的理論框架來看,黨內民主與黨外民主似乎就不是一個理論問題,高層民主與基層民主也是一些非常簡單的事情,但是,在中國它們之所以扮演著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結構根本不是西方目前已經成型的那種政黨政治的制度框架。實際上,這個問題又回到前面我所指出的中國三十年變革之後全能主義時代的民主政治問題,即人民民主制的國家體制與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體制的關係問題上來,從這樣一個黨與國家的關係問題的來看中國的民主政治,那麼黨內民主與黨外民主、基層民主與高層民主這兩種民主的理論路徑,就變得至關重要了,它們或許是中國民主政治改革的翹板,在這兩種理論路徑之下,中國民主政治的內在變數究竟在哪裡?民主的動力究竟在哪裡?它們所導致的結構性變化,以及致使其功能優良與低劣的因素究竟是什麼,等等,這些都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在前面所談的基點之上,我覺得未來的一種可能的理想性的民主政治形態是一種代議制民主的中國特殊形式,這是什麼意思呢?我覺得在這裡代議制民主這樣一種主導了西方几百年業已成熟的民主經驗是中國繞不開的民主形式,而且共產黨的黨內民主,以及人民民主的國家體制,實際上都屬於代議制的現代民主,所以,我認為代議制民主是未來中國民主政治的主導平台。但是,這裡我還要強調的是,這種代議制民主必然是伴隨著中國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說,這種代議制民主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國家的任何一種代議制民主,它只能是中國特色的代議制民主。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個民主模式還是執政黨的民主化改革,也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它是一黨主導的民主政治理論,或者說至少在改革開放的相當一段時期,它是一黨主導的民主政治,從廣泛的黨內民主中吸納民主政治的因素,把黨內民主與法治、憲政建設結合起來,從而緩慢達成中國代議制民主的實現。在這個問題上,台灣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經驗,對於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具有可資借鑒的價值,當然,這個經驗也是有限度的,因為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情況是大不相同的。總之,促進共產黨主導下的民主政治的改良,實現政治體制的真正改革,把民主與法治、憲政結合起來,從而達到一種代議制民主的特殊中國形式,這是中國未來一種可以期待的願景。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失敗。由於中國問題的激烈的歷史積累,特別是激進主義的革命狂潮,也有可能出現中國代議制民主或一黨主導的人民民主的失敗,從而重新回到全能主義的政治上來,這樣一種未來的圖景將是非常悲慘的。我們知道,左派激進主義所追求的人民民主或大民主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貨色,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它們導致了一系列的災難,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例證,這樣的民主政治帶給中國的是什麼,不用多說,我們都感同身受。但是,中國並不因為曾經出現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民主災難,未來就不會再次重演。在中國當前的形勢下,激進主義的狂潮是十分強大的,如果執政黨在推進民主改革的歷程中,不能夠採取建設性的措施,啟動政治改革,從制度上懲治腐敗,克服兩極分化,那麼重新回到過去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中國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也應該審慎而成熟地看待這樣一種未來的可怕前景,並以此調整自己的理論路線。純粹西方化的代議制民主在中國是不可能完全照搬過來的,但是,它們的一些核心價值和基本制度,是能夠在中國逐漸贏得人民的廣泛贊同,並得到執政黨改革路線的部分吸納的,關鍵的問題是中國自由主義的自由民主理論應該採取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堅決支持黨內的政治改良,共同反對激進左派的民主喧囂,引導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走上一條健康的道路。

  在此還涉及一個如何看待傳統的問題,目前有一種提法叫儒家社會主義,把左派激進主義的革命意識與傳統保守的儒家思想結合起來,這個理論路徑值得警惕,在我看來,任何一種民主政治如果一旦與激進主義革命結合在一起,其結果總是災難性的。我認為,未來中國的民主政治應該與保守主義的反革命結合在一起,在繼承中國傳統的條件下尋求改良,這是一種審慎的理性態度,在這個漸進改良的審慎理性中,是可以開闢出儒家文化或傳統文化之復興的,但是,全能主義的政治與儒家主義的結合在未來的中國是沒有前途的。當然,中國自由主義的教條化和西方主義,在中國也是行不通的,因此,積極推進執政黨的富有成效的社會改革,強化自由民主與黨內民主的結合,克服自己的幼稚病,警惕左派激進主義的革命狂潮,瓦解儒家與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聯盟,這是擺在中國當代民主政治理論的一個富有建設性的課題。

  應該看到,古典的自由主義也不是萬能葯,也不能從理論上解決中國未來民主政治的所有問題,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現當代的問題毋寧是一個理論死角,最終很可能是無解的。但是,理論上的無解並不等於在現實中就一定是死路一條,往往現實的步伐是可以一步跨越理論的死角的,這種情況在中外歷史中屢見不鮮,很多理論上的難題往往是現實之手用他們的機緣一下子就予以破解了,正像黑格爾所說的:「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黃昏才開始飛翔。」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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