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王明的領袖角逐及其啟示

［摘要］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毛澤東與王明圍繞中國革命道路如何走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政治鬥爭，並外化為領袖地位的角逐。鬥爭的導火線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開始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而一度居於上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轉折點，毛澤東得到了黨內大多數和共產國際的支持而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此後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徹底清算了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毛澤東的黨內領導地位全面樹立和鞏固。在與王明角逐領袖地位的鬥爭過程中，毛澤東探索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進程，領導中國革命走向了勝利。 　　［關鍵詞］毛澤東王明領袖地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１１０周年座談會上指出，「毛澤東同志畢生最偉大的貢獻……就是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是毛澤東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工程的奠基石。這一成功探索與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地位的確立是密不可分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毛澤東在同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進行鬥爭中，逐漸確立領袖地位，這一過程也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在革命視野下從領袖之爭的視角梳理這一歷史時期毛澤東與王明的關係，揭示毛澤東走向領袖之路這一歷史過程中所涵蘊的經驗啟示，或許是理解這一段歷史的另一重要角度。 　　 　　一、毛澤東與王明的領袖地位之爭 　　 　　在毛澤東走向領袖之路的過程中，教條主義者的集中代表王明是一個主要的挑戰者。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以革命者的形象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改造社會、奪取政權、實現共產主義是其政治目標。革命理想和政治目標的實現，對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的具有嚴密組織和紀律的革命政黨而言，黨的領袖的選擇至關重要。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正是在革命實踐中同三四十年代黨內盛行的教條主義進行不懈鬥爭過程中逐步確立的。三四十年代毛澤東和王明圍繞著中國革命道路如何走這一根本問題而展開的激烈的政治鬥爭，外化為領袖地位的爭奪。 　　毛澤東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其黨內地位是在革命實踐中逐步提升的；王明年少輕狂，資歷很淺，其黨內地位的躍升始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完全是共產國際扶持所致。１９３１年１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由共產國際一手操辦，由於米夫的全力支持，王明實際上開始操縱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其「左」傾教條主義主張在黨內開始擴散並佔據統治地位。 　　此後在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間，王明與毛澤東並無正面的政治交鋒，但毛澤東一度受到王明遙控指揮下的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排斥打擊確為不爭的事實。１９３５年的遵義會議為毛澤東與王明關係發生正面衝突提供了可能性。這次會議雖然沒有討論政治路線問題，但解決了當時黨內面臨的最為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然而這一切都是在暫時中斷同共產國際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取得的，換言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尚未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同或同意。時在莫斯科的王明從此視毛澤東為影響自己黨內權力與地位的最大威脅，長達十年之久的錯綜複雜激烈曲折的領袖角逐開始了。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至１９３８年秋是王明與毛澤東公開發生衝突的階段，鬥爭勢態是王明居於上風、毛澤東暫居弱勢，導火線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在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加緊侵華和國內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在１９３５年底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黨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為貫徹共產國際的這一新指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回國。在緊接著召開的延安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對毛澤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這樣，二人圍繞著如何擴大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生了衝突，分歧在於毛澤東強調獨立自主，保持共產黨的主動權，王明則過於理想化，片面依賴國民黨和蔣介石，以至於毛澤東一度將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視為當時黨內面臨的主要危險。由於王明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取得了較量中的暫時勝利，一時之間黨內似乎形成毛澤東與王明二雄並立的權力格局。會後，王明到武漢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擔任主要領導工作，其右傾主張在實踐上得到一定範圍內的貫徹，這主要是：政治上，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忽視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軍事上，輕視游擊戰，對開展敵後根據地的鬥爭認識不足，工作不力；組織上，不尊重、不服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所有這一切使其領導下的革命工作遭受嚴重損失。 　　１９３８年９月底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毛澤東與王明領袖之爭的轉折點，它使鬥爭態勢發生根本性逆轉。在此次會議召開之前，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通過王稼祥明確表態：中共「要以毛澤東為核心解決統一領導問題」，王明「不應爭當領袖」。這表明共產國際對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承認，無疑對領袖之爭的最終結局產生關鍵性的影響。這次會議批判了王明的右傾錯誤，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王明的書記職務，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進一步確定。作為批判王明教條主義的武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首次由毛澤東揭櫫，其含義是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正是基於此，毛澤東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六中全會後的王明雖然政治上處於劣勢，但其影響在黨內思想領域仍顯強勢。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發起學習運動，率先垂範，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實踐進行理論研究和總結，構建了系統完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作為表徵之一，１９４０年的王明一方面作出「學習毛澤東」的高姿態，但又不甘於失去理論權威的地位，於是重印了三十年代其「左」傾教條主義綱領《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這本小冊子，繼續在黨內兜售其錯誤思想。 　　整風運動是毛澤東徹底戰勝王明的階段。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９４５年４月延安開展了整風運動，以認清路線是非、端正思想、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等為原則，採用和風細雨的方式，總結十年內戰的經驗教訓，徹底清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１９４１年９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所作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為以後全面展開整風奠定了基調，並且在黨內領導層內達成初步的一致認識。對此，王明始終抱著抵觸的情緒，此後稱病拒不參加中央會議。這次會議取得了對王明鬥爭的重大勝利，王明實際上退出了核心領導層。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經過全黨普遍整風，在深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之基礎上，黨的六屆七中全會討論並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的歷史問題，特別是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做出正式結論，著重批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對此，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表示對決議「完全同意和擁護」。隨後召開的七大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成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標誌著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全面樹立。 　　毛澤東與王明的領袖角逐的結果是毛澤東戰勝了與他爭鋒的對手，在政治、軍事、理論領域全面樹立起自己的領導地位，進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贏得了偉大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言，沒有毛澤東，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二、毛澤東與王明領袖之爭的啟示 　　 　　綜觀毛澤東與王明的領袖角逐，我們或許可在以下幾個問題上得出一些淺識： 　　第一，如何看待毛澤東與王明的領袖之爭？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是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是毛、王鬥爭的實質，而非單純的個人權力爭奪。近代以來，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列強入侵，政治腐敗，社會脫序，文化失范，民眾苦難。誰是中國革命的領袖，取決於誰能深刻洞察中國的國情民生，把先進理論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付諸實踐。毛澤東最了解中國國情，倡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價值取向是取得領導中國革命的主動權；王明不了解中國實際，下車伊始，滿口教條，只知照搬馬列理論和蘇聯經驗，一切從本本主義出發，要求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其價值取向上的崇尚教條必然會導致革命主動權的喪失。只有在黨領導的革命視野下審視，領袖之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第二，如何定位共產國際在領袖之爭中扮演的角色？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黨內政治鬥爭的開展與主要領導人的變更和共產國際有重大幹系。王明自稱是百分之百地忠實於共產國際的路線，其在黨內的榮辱浮沉都是共產國際所賜，上台是共產國際的扶持，其失勢亦是共產國際應對中共黨內實際的「換馬」之舉，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亦蕭何」。反觀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也需要共產國際的支持，以便披上「合法的外衣」。客觀地講，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認同是毛澤東成為領袖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第三，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偉大工程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的。作為開創者的毛澤東，是在同三四十年代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進行鬥爭並不斷深刻總結經驗的過程中實現中國化的。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歷史證明：前者解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後者幾乎葬送中國革命。領袖之爭中，毛澤東順勢成為勝利者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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