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榮富：永明延壽對禪凈合一的重大貢獻

永明延壽對禪凈合一的重大貢獻

浙江工商大學宗教研究中心　陳榮富

一、歷史性的重大課題

二、從理論上全面論述禪凈一致

三、從修持實踐上論述禪凈合一

　　摘要：唐末宋初，吳越國永明延壽大師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利佛教發展的內在邏輯。在《萬善同歸集》等著作中，從理論上對禪凈合一作了全面論證，從修持實踐上尋找禪凈合一的具體道路，為佛教各宗的融合而以凈土為指歸的發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貢獻。

　　關鍵詞：永明延壽　禪凈合一　貢獻

　　唐末宋初，吳越國永明延壽大師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和佛教發展的內在邏輯，從理論上為禪凈合一作了全面論證，從修持實踐上尋找禪凈合一的具體道路，為佛教各宗的融合而以凈土為指歸的發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貢獻，起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在中華佛教史上享有很高地位。其《萬善同歸集》就是主張禪凈合一的代表作。

一、歷史性的重大課題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的傳播而立足和發展，經隋唐而進入興盛期，徹底完成了中國化的演變過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到了唐末宋初，佛教的發展出現了新情況，面臨著新危機。佛教的生命力就在於它能夠不斷進行自我調節，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永明延壽自覺承擔起了佛教發展面臨的這一歷史性的重大課題，撰寫了《宗鏡錄》、《萬善同歸集》等著作。他在《萬善同歸集》卷六中敘述了寫作該書的背景和目的。

　　今時則劫濁時訛，志微根鈍我慢，垢重懈怠障深，一行無成，百非恆習，乘戒俱喪，理事雙亡，墜無知坑，坐黑暗獄，不達即事即理之旨，空念破執破病之言。智者深嗟，愚人仿仿，既成途轍，頓奪尤難。是以廣引祖佛之深心，備彰經論之大意，希俊舊執庶改前非，同躡先聖之遣蹤，共稟覺王之慈，勅無虧本志，免負四恩，齊登解脫之門，……敬述茲集。

　　很明顯，永明延壽撰《萬善同歸集》決不是為了附庸風雅，或留名青史，而是為了擴教，為了使佛教度過危機，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延壽大師所說的佛教現狀，佛教各宗都存在，但主要是指禪宗。佛教自東漢末傳入中國，至隋唐，形成了中國化的八大宗派。許多高僧為了使佛教在中國立足、生根、發展，融合儒、道各家的學說，進行了精細的、深入的理論創造。使佛教成為典籍浩瀚、哲理深刻、文化內涵豐富，但極為複雜深奧的理性型宗教。但是，宗教不是少數文人雅士、達官顯貴茶餘飯後把玩的文字遊戲或教條。宗教是民眾生活的需要，它是以拯救人的靈魂為宗旨的，它所關心的不是形而上層面的哲學問題，而是超越生命的終極意義問題。所以，一種宗教要想能延續和發展，既要有系統化理論化的經典作為根基，又要有一套適用於廣大民眾的宗教思想和方法，把宗教信仰觀念和宗教行為（宗教禮儀）有機結合起來。因此，在中華佛教史上，三論宗和唯識宗由於過於深奧因而流行的時間很短。三論宗只在隋代和唐初流傳：唯識宗在唐太宗時期曾風靡一時，中唐時即呈衰相，晚唐時，研究者寥寥；華嚴宗以《華嚴經》為根本經典，而《華嚴經》卷帙浩大，義理深奧，非有較高的知識，較多的時間，不能卒讀，故」華嚴宗在中國多為單傳，信眾不多；天台宗以義理分析見長，在唐初如日中天，影響最大，但隨著灌頂大師的寂滅，天台宗就從其興盛的頂點進入一個較為暗淡的時期，唐玄宗時，九祖湛然中興天台宗，湛然於公元782年入滅後，至宋，天台宗長期衰微。因此，自中唐以後，在中國最為流行的是義理簡明，方法直截、簡單的禪宗和凈土宗，尤其是凈土宗在民間影響很大，信徒眾多。但是凈土宗相對於其他各宗來說，缺乏理論論證和哲理，在思想史上，儒家、道教都沒有注意凈土宗，佛教內部一談到哲理也從來不說凈土宗。禪宗發展至晚唐，「狂禪」泛濫，「乘戒俱喪，理事雙亡，墜無知坑，坐黑暗獄，不達即事即理之旨，空念破執破病之言」。延壽認為這種狀況已經積重難返，「既成途轍，頓奪尤難」，這說明佛教的發展面臨巨大的危機。

　　禪宗在發展的初期並沒有排斥行善、禮佛、念佛、讀經、坐禪等佛教通行的，或者說作為佛教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要素。但是，禪宗發展至南宗，由片面強調「頓悟」「悟心」到否定禮佛、經典、戒律，逐步走向極端。葛兆光在《禪宗與中國文化》中指出：南禪由強調清凈到適意，從適意到自然，從自然到自由，從自由到放縱，「一切外在的束縛如偶像的崇拜，經典的研讀都是對本心的桎梏，持戒禁慾坐禪也只是畫蛇添足……，因此，禪宗不知不覺開發了人的個性意識，承認了個人思想的無比權威，並演出了一場『呵佛罵祖』、反叛一切教條的鬧劇……」這實際上走上了一條自我否定的道路。因為對超自然的神聖實體和境界的信仰，以及相應的崇拜儀式、宗教體驗、修行方法、道德戒律是宗教賴以存在的基本要素，否定了這些基本要素，也就否定了自身。所以南宗的這種發展趨勢從一開始就遭到抵制和批評。

　　永嘉玄覺是慧能的弟子，但他卻主張漸修，他的《永嘉集》是建立在「道不浪階，隨功涉位」的基礎之上的，通篇論述的是如何通過漸修而逐步登階涉位，直至悟道。全書分為十門，即漸修之十個階段，這「表明南宗同時存在一股磨滅禪宗本色，向佛教原始教旨回歸的潮流」。慧能的另一位弟子南陽慧忠雖然也主張「即心是佛」，但與南宗禪師對「心」的解釋不同。他認為色即是心，心即是色，二者不可分離，批評「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為子」。他反對不讀經論，信口開河，任口而說，主張博涉經律，兼究論藏。

　　百丈懷海痛感當時禪僧戒律之鬆懈，制定了《百丈清規》，從組織體制，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作了規定，表現了向傳統佛教思想的回歸。

　　牛頭禪徑山法欽的弟子道林，曾留下禪宗史上著名的「布毛示法」公案，主張佛性人皆有之，不假外求，但卻主張善惡分明，興慈運悲。當白居易向他請教「如何是佛法大意？」時，道林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同主張「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的禪思想顯然有重大區別，實際上也是對當時南宗流行觀點的批評。

　　被尊為華嚴五祖的宗密（780—841年），同時又是禪宗荷澤神會一派的傳人，他兼承華嚴四祖澄觀的禪教一致論，進一步闡述了以「華嚴禪」為核心的禪教一致論。它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提出了十條理由，詳細論述了禪教一致的理論。其目的是為了解決佛教內部：「修心者以經論為別宗，講說者以禪門為別法」的矛盾。

　　宗密之後，禪宗的混亂愈演愈烈，因此法眼宗創始人文益（885—958）著《宗門十規論》，比較系統地揭露了晚唐五代叢林之時弊，同時總結了禪宗各派參禪的理論，注重用華嚴宗的理事關係說作為禪宗的宗旨，闡述了他的禪教一改論。

　　總結以上論述，永明延壽所面臨的佛教發展的態勢，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佛教發展面臨危機，過於精緻、複雜、深奧的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早已寂寞，思辨性較強的天台宗也長期衰微。當年印度大乘佛教因為中觀學派和瑜伽行派的思辨性太強而逐漸失去群眾。歷史有驚人相似之處，唐末五代的中國佛教也出現了類似情況。第二，在佛教義學喪失廣大信眾的同時，直指人心的禪宗和稱名念佛的凈土宗由於簡便易行而迅速傳播。但禪宗狂禪泛濫，正走向自我否定，而凈土宗又缺乏理論支撐，哲理性差。第三，佛門中的許多有識之士對狂禪作了批評，提出了禪教一致論，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思想，但缺乏從理論上對禪教一致，禪凈一致論作全面、系統的論述。因此佛教的發展向永明延壽大師提出的歷史性課題就是，融合佛教各宗，用原始佛教以及華嚴宗、法相宗、天台宗等的基本理論論述禪教一致，禪凈一致，使禪宗走上正道。使凈土宗既有易行的修行方式，又有深厚的理論根基，使佛教由分化（形成八大宗）到整合，提升到新的層次。

二、從理論上全面論述禪凈一致

　　禪凈一致論並非延壽最早提出，延壽的重大貢獻在於運用華嚴、天台、法相諸宗的基本理論，從理論上全面、系統地論述禪凈一致。

　　延壽在漾漾百卷的宏篇巨著《宗鏡錄》中廣證博引、多番問答，全面論述了禪教一致，反對「崇教毀禪、宗禪斥教」，認為這是「智燈焰短，心境光昏」之見。在此基礎上又撰《萬善同歸集》，著重論述禪凈一致，以凈土為指歸。

　　延壽在《萬善同歸集》卷六，對書名和所依據的主要理論作了說明：

　　問：「此集所陳，有何名目？」答：「若問假名，數乃恆沙，今略而言之，總名萬善同歸。別開十義：一名理事無礙，二名權實雙行，三名二諦並陳，四名性相融即，五名體用自在，六名空有相成，七名正助兼修，八名同異一際，九名修性不二，十名因果無差」。為何總名稱「萬善同歸集」，延壽說：今所論眾善者，只為成就般若……故云萬善同歸集，離般若外更無一法，如眾川投滄海，皆同一味，雜鳥近妙高，更無異色。

　　「般若」漢譯「智慧」，「智」即洞徹了知因緣生法，也就是緣起的道理；「慧」即由根本智所證得到的真如境，一般指「空性」、「法性」，「真如」、「菩提」、「涅盤」等。故「智慧」就是如實知曉「緣起性空」的基本道理，這是佛親自宣說的，是通達真理的最高智慧，是統攝萬行之根本。

　　在般若學的統攝之下，延壽緊緊圍繞理與事、權與實、真諦與俗諦、性與相、體與用、空與有、正與助、同與異、修與性、因與果等十大範疇的辯證關係，也即佛教最基本的十大理論問題，融合華嚴、天台、唯識以及各派對這些問題的見解，批評了當前禪宗流行的種種錯誤觀點，闡述了禪凈一致，以凈土為指歸的思想。

　　延壽認為，禪宗之所以否定「修」，輕視善行，輕視佛教經典，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幾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上陷入了片面性。

　　第一，在性與修的關係上，片面理解本性具足，自心是佛，否認修行的必要性。他們認為：「即心是佛，何假修行？」

　　延壽以華嚴宗的理事關係說論述了性與修的關係，他說：是以萬法唯心，應須廣行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滯真修，若欲萬行齊興，畢竟須依理事，理事無礙，其道在中，遂得白他兼利，而圓同體之悲。延壽強調「以心立宗」，「一切悉由白心」，但是「自心」必須通過「萬行增修」，才能「令其瑩徹」。佛性人皆有之，只是表明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但要使可能性變成現實性，就必須修行。「性」與「修」是相輔相成的「因修顯性，以性成修，若無本性，修亦不成，修性無二，和合方備」。「性」是本覺，但光有本覺還不行，必須通過修，才能「助開覺智」，有內缺外，「菩提不圓」。

　　第二，在自力與他力的關係上，禪宗片面強調自力，而否定他力。他們認為：「即心是佛，何須外求？」「無漏德性，本自具足，何假外修？」延壽指出：

　　諸佛法門亦不一向，皆有自力、他力，自相、共向，十玄門之該攝，六相義之融通，隨緣似分，約性常合，從心現鏡，鏡即是心，攝所歸能，他即是自。自力與他力是相輔相成，其區分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皆隨緣而定，不能片面強調自力而否定他力。上上根人，全憑自力即能悟入者畢竟不多，所以「若非萬善助力，自力恐成稽滯」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一切修行都是必須的。

　　第三，在善與惡的關係上，禪宗片面強調「善惡莫思」，否認佛教的根本信條：「諸惡莫作，諸善奉行」。他們為了達到心理上的寧靜，追求自在、自由、超脫，強調「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不問是非，不加分區，不講行善。延壽指出：制惡行善，大悲度人，積累福德，是成佛的根本條件：

　　萬善是菩薩入聖之資糧，眾行乃諸佛助道之階漸，若有目而無足，豈到清涼之池，得實忘權，奚升自在之域。延壽認為禪宗否定善行，是「泯相離緣，空有俱亡，體用雙寂」，是從根本上違背了理事無礙，權實雙行，真俗二諦並陳，性相融即，體用自在，空有相成等等佛教的基本理論。

　　他認為，眾生雖具真如法體，性空凈但必有無量煩惱和垢染。若只念真如，只想成佛，卻不以種種方便熏修，煩惱和垢染難以去除，只有無量遍修一切善行，才是對治的正確途徑。「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

　　禪宗還認為，既然「善惡同源，是非一旨」，那麼為什麼要「棄惡崇善」呢，這不是有違法性嗎？延壽運用天台宗的「性具善惡說」予以反駁，指山眾生具善性，是眾生能成佛之內在本質根據，眾生具惡性，謂眾生必須止惡揚善，懷善修才能達佛境。在行為實踐上是修善還是修惡，成為佛界與眾生界的基本分野。所以，認為善惡既然是同一心體在經驗領域的不同呈現，就可以不問是非，不分善惡，不修善業，是片面的理解。善與惡是相反相成的，「善者是惡人之師，惡者是善人之資，故知惡能資善，非能通正，非有一法而可舍乎」。

　　匯因為有惡，所以才需要修善，只有修善，才能除惡。延壽認為，對於國家來說，行善則國家興盛：對於家庭來說，行善則家業發達，並引書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行善降之百祥，為惡降之百殃。」

　　第四，在「頓悟」與「漸修」的關係上，禪宗片面強調「頓悟」，而否定「漸修」。同否定修行、行善、他力緊密相聯繫，南宗禪特別是馬祖道——以後的南宗禪片面強調「頓悟」，而否定「漸修」。人們常常用漸修和頓悟來區分北宗和南宗，事實上，南宗禪發展的前期，雖主張頓悟，但並沒有否定漸修。例如，神會主張「無念為宗」，「言下便悟」，但頓悟之後，仍然需要不斷修養。「譬如母頓生子，與乳，漸漸養育，其子智慧自然增長。頓悟見佛性者，亦復如是，智慧漸漸增長。」可見神會主張的是「頓悟慚修」，而非不修。惠能的另一個高足永嘉玄覺更是明確主張漸修，認為「道不浪階，隨功涉位」，認為「漸修」是「悟道」的前提和關鍵。但是南宗在馬祖道一之後，走了上從根本上否定修行的道路。他們從佛性人皆有之，進而走向極端，否定人與佛、此岸與彼岸、凈與染的區別，認為禪宗「一念不生，一塵不現」，「一法頓悟，萬行白園」，如果再去「慚修」，就是「無繩自縛」「以幻修幻，終無得理」針對這些觀點，延壽指出：

　　故九層之台，成於始簣：千里之程，托於初步；滔滔之水，起於濫觴；森森之樹，生於毫末。道不遺於小行，暗弗拒放初明。故一句染神，歷劫不朽：善入心，萬世匪忘。

　　延壽的這些論述顯然是向北宗禪的回歸或融合，是對禪宗頓悟的否定或修正。如果此岸和彼岸沒有距離，人心自然等同為佛陀境界，信徒可以輕而易舉地達到極終目標，那麼就不會有對佛陀，對終極意義和彼岸世界的敬畏、崇拜利追求，如是，佛教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人人皆有佛性，只是提供了成佛的可能性，但由可能性變成現實性，必須通過漸修的積累。

　　第五，在以心傳心與經典言教作用的關係上，禪宗片面強調不立文字，以心傳心，完全否定語言文字把握真理和表達真理的能力，否定各種佛教經典的作用，反對信眾聽聞、誦讀經典，特別是否定凈土念佛。他們認為：「名字性空，不能詮說，諸法教人專稱佛號，何墨說食充饑乎？」「一切眾生不得解脫者，皆為認其假名，逐妄輪迴」，顯然，從思維方法上看，他們是把萬事萬物本身同它們的名字——符號混為一談，由認定「名字性空」而否定名字所代表的事物的存在，同時也否定了語言文字「詮說」即認識事物的作用。延壽對語言和文字的性質和功能作了新的解釋，他認為，名字本來只是一種符號，並無意義。但萬事萬物因緣而起，名字即是它們的代表。不能因為「名字性空」而否認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存在。

　　禪宗還否認多聞廣讀佛教經典的作用，認為「多聞廣讀，習學記持，狗義窮文，何當見性？」對此，延壽指出：

　　不同的學習態度利方法，會有不同的學習效果，如果隋語生見，忘文生義，執詮忘旨，當然難以見性。如果採用正確的學習態度和方法，那麼研誦經典就是「從凡入聖」「居危獲安」所不可缺少的。「言為入道之階梯，教是辯證之繩墨」，離開了對佛教經典的研讀和領悟，是不可能「見性成佛」的。延壽力圖重新恢復佛教經典的權威，他強調一切修行都有經典依據，一切修行也必須建立在經典依據之上。把佛教的發展納入他的禪教一致，禪凈一致的軌道。

三、從修持實踐上論述禪凈合一

　　延壽對禪宗上述錯誤傾向的批評，目的在於肯定傳統佛教的修行、誦經、念佛、行香禮佛等，提倡禪凈合一，禪凈雙修，最終歸向凈土，他曾作《念佛四料簡》偈，表達了這種思想：

　　有禪無凈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凈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凈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為人師，來生為佛祖。無禪無凈土，鐵床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顯然，在禪與凈土的四種修行關係中，延壽把凈土置於禪之上，並把禪凈雙修視為最高層次的修行。他認為念佛不僅不妨礙禪行，而且有助禪定。延壽進而對念佛的功能作了論述：

　　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亡。雙亡，定也：雙照，慧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三昧也。

　　延壽認為，高聲念佛誦經有十種功德：第一，能排睡眠：第二，天魔驚怖：第三，聲偏十方：第四，三塗息苦：第五，外聲不入；第六，令心不散；第七，勇猛精進：第八，諸佛歡喜：第九，三昧現前：第十，生於凈土。在回答「念佛有妨禪定」的非難時，延壽指山，禪定一法「乃四辯六通之本，是革凡蹈聖之因」。但純粹的禪定容易「昏昧」，故須策勤念佛、誦經、禮拜、行道、講經、說法、教化眾生，萬行無廢，所修行業，都以往生西方凈土為目的。「若能如是修習禪定者，是佛禪定，與聖教合，是眾生眼目。」

　　延壽不反對「坐念佛」，認為坐念佛一聲，其功德可使「八十億劫罪消」。但更主張「行道念佛」，因為「譬如逆水張帆，猶雲得往，更若張帆，順水速疾」，坐念佛的功德尚且如此之大，行念佛的功道更不可限量。

　　在佛教史上，凈土信仰有兩種，其一是「唯心凈土」，把「凈土」幾乎等同為「凈心」，不承認離心別有「凈土」存在。這種觀點同《壇經》等所述的禪宗原旨基本上一致：其二是「念佛凈土」即對往生「西方凈土」極樂世界的信仰。延壽把這兩種觀點融合起來，但他更傾向於「念佛凈土」。在他的著作中，雖然常常提到「唯心」，但他是把「唯心」視為進入「西方凈土」的一個必備條件。他引《維摩經》云：「欲得凈土，但凈其心，隨其心凈，即佛土凈」。他義說：「諸佛說法，不離二諦，以真統俗，無俗不真，以俗會真」。西方凈土屬於俗諦，處於因果之中，其存在是不容懷疑的。

　　延壽認為「所有善根，慈為根本」他引毗沙論云：

　　若修慈者，火不能燒，刀不能傷，毒不能害，水不能漂，他不能殺。所以然者，慈心定是不害法，故有大威勢，諸天擁護，害不能害。有了慈心這個根本，就要將慈心體現在萬行之中。延壽認為「佛法貴在行持」，「行取干尺萬尺，說取一寸半寸」，反對「但取口解脫，全不修行」。在「萬善」中，最重要的是持戒：「戒為萬善之基，出必由屍，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

　　在持戒中，延壽尤其強調戒殺和放生，延壽28歲時，任華亭（今上海松江）鎮將，負責督納軍需。他看到市場上大批魚、鱉被殺而食之，於心不忍，常常擅自動用庫銀買魚、鱉、鳥獸放生，累虧巨萬。案發後被判死刑。在押赴市曹問斬時，延壽毫不畏懼，神色怡然，典刑官覺得奇怪，懷疑其中必有緣故，決定重新審理。在複審中，延壽義正辭嚴地回答說：動用庫銀買魚鱉放生，是替天行道，戒殺放生是行善，個人沒有私耗一文錢，問心無愧，死而無憾。典型官將情況據實申訴，文穆王奇而赦之，吳越王知其慕道，乃從其志，赦令出家。故延壽對「博愛濟生」、「放生贖命」「永斷殺業」尤為重視。根據佛教業報輪迴說，「六道眾生皆我父母」、「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所以，「殺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故必須「永斷殺業」，一切有情無情之物均不可傷害，應當捨身救命。佛教從「殺食者即殺我父母」來闡述戒殺既符合其業報輪迴學說，又符合儒家倫理。延壽認為「萬善」中的「第一福田」是「盡忠立孝，濟國治家，行謙讓之風，履溫恭之道，敬養父母」。

　　其次，「萬善」還包括各種「濟急利時」行為，例如植樹造林、打井修廁、建造橋樑、賓士坑塑、開通道路、造立船筏、建造亭台等公益事業，以及施食、給漿、病緣湯釣、給住處和衣服等慈善行為。這些善行能使人的「福晝夜常增長」，「能招二報，一者華報，受人天之快樂；二者果報，證祖佛之真源」。

　　次外，「萬善」還包括各種「功德」，如「以燈供養諸佛」、「散花獻佛」、「燒香塗香莊嚴佛事」、「懸幡塔廟」、「獻寶珠」、「禮佛塔」以及用音樂、舞妓、螺鈸、擊鼓、吹角貝、簫笛、琵琶等妙音供養諸佛，或以歡喜心歌唄誦佛德等等。

　　延壽在禪凈合一，禪凈雙修的實踐中，更是身體力行。《佛祖統經》卷二十六載：延壽「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峰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據《智覺禪師自行錄》，延壽每日每夜作一百零八件佛事，其中主要者，為受持神咒、念佛凈業、禮佛、懺悔、行道、誦經等。在凈土宗史上，人們尊延壽為凈土宗第六代祖師。

　　受延壽禪教一致、禪凈合一思想的啟發和引導，北宋禪僧紛紛仿效，兼修凈土。北宋的天台宗僧人更是發揚天台宗創始人智顗倡導的念佛三昧，幾乎都兼修凈業。此外，華嚴宗僧人以及參禪的士大夫、信佛的普通黎民百姓也都共修凈土，出現了佛教各宗圓融統一，而以凈土為指歸的中國佛教新結構，凈土信仰在唐代的基礎上向著更加社會化、世俗化的方向發展，日益深入社會、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