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玲：以價值理性推動中日外交

　　——訪日雜記之二

　　3月24日，在東京的一間漂亮的酒店會見了日本外務省官員。三對三，在一間雅緻餐廳的餐桌前面對面地入座。標準的法式西餐，加上標準的西式禮儀，再配之同樣標準的西式會面，近似又一場輕鬆的「外交演練」。主人們依然是整齊劃一、西裝革履，體現著始終如一的嚴謹。而客人們雖著西服並不統一：我的綠色襯衫上系一條銀灰色領帶，外套乳白色的西裝;而朱大可教授，一件深灰色西裝，套在那條暗紅色的毛衣上也顯得有幾分隨意。這個富有文化個性的批評家和我一樣都是寫詩出身。如此面對官員且要恰如其分地表達帶有「國家符號」的語言，能夠想像那是一種怎樣的狀態?若用「戲劇性」，或許可以準確概括。

　　文化認同勝於政治外交

　　雙方的第一次會面是3月23日，地點是建於1903年、坐落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內的松本樓。松本樓是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時的摯友梅屋庄吉的故居，據說梅屋庄吉當年以巨額資金支持過孫的革命。孫先生在日本受到的最大啟蒙是：為實現中國資產階級性質的共和體制，必須以暴力推翻專制政府。不管那場革命的最終效果如何，或歷史給予的評價怎樣，「三民主義」的主張至今依然是許多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不過，孫中山先生也斷不會想到，今天的日本早已實現了君主立憲的社會轉型，而中國依然還在探討是否可以實行民主憲政的體制。

　　顯然，包括像廖仲愷、秋瑾、黃興、蔡鍔、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聞一多、陳寅恪、王國維等等在日本求學或尋道的仁人志士，其所有前輩的奮鬥努力，都沒能最終為自己的祖國贏得與日本一樣強大、成熟的現代性的政治與文化構架。嚴格地說，直到20世紀末，整個中國才開始意識到不圖變革就會落後衰亡的道理。這根本的原因或許在於：尚未找到一種完整的力量，按現代人類的常識規則來綜合思考、建構和發展一個民主的國家。

　　客觀上，中國的進步相當緩慢。同樣是在二戰後發展起來的國家，當1978年島國日本GDP上升到9677美元而超越蘇聯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時，中國才剛剛結束文革內亂。而當2011年中國藉助改革開放，用三十年的驚人速度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時，卻依然不能打破政治體制上的瓶頸制約。這如同身體長胖長大了，但體內若干項強壯生命的指標卻沒能完成。換句話說，中國還相對欠缺發達國家的現代性特質。早年同樣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從解剖身體轉而解剖社會。在他的比較之下，深察吾國之弱與吾民之悲的歷史根源，而其揭示的國民劣根性至今依然未能完全克服。

　　今天會面的是日本外務省大洋洲局一位負責人垂秀夫先生。他用慢節奏的中文如此介紹自己：三十年的外交經歷，在北京的駐華大使館待了許多年，去過中國的許多地方，包括長江、黃河、八達嶺長城等等;喜歡中國，對中國的發展之迅速感到很驚訝也很欽佩;非常關注中日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垂秀夫先生歡迎我們到日本訪問，並幾番強調：我本人並不指望只說日本的好話，就用你們自己的眼睛來觀察了解今天的日本，該說什麼說什麼，讚揚和批評我們都能接受!也許文人愚鈍，在我眼裡，這自然就是一個非常合格的外交官。這份坦誠，來自於一個現代官員，顯然也來一個自信的政府。

　　垂秀夫先生坦陳，日中之間還存在很多問題需要正視和解決。長期以來，兩國關係時好時壞，始終無法做到完全地心平氣和。尤其是在看待許多問題的角度存在不少的差異，對彼此做事的出發點也經常為對方誤解。他們作為政府外交人員，非常希望找到一種方式來有效地破解某些僵局。畢竟，由於歷史上的那場戰爭，使中國人對日本的一些行為都難免帶著不信任的心理反應。而實際上，日本政府和民間更多的民眾都有意願和中國搞好關係。當看到許多中國遊客喜歡和信任日本的產品，他們也都很高興。我自然相信，他的表達是真實的。作為職業外交官，他們最大的成績莫過於完成對國家間關係的有效且良好的推動，特別是像中日這樣關係糾結、一波三折的國家外交。

　　邀請學者和知識分子訪問日本，是一種可以理解和肯定的做法。中日關係的複雜的背後有更為深層次的歷史和現實原因。有些問題簡直就是一種難解的「死扣」!按中國民間簡單說法叫所謂的「有世仇」。一種復仇的心態也著實扭曲了未經文明徹底教化的愚昧民眾。中國落後的教育體制，也未能有效地解決國民長期存在的對世界、特別是對西方文明的偏見。而知識界曾有學者指出的中日文化「同源不同流」，是值得關注的學術觀點。探討深層的文化發展差異與變化歸流問題，或許在某個時期比爭論釣魚島歸屬問題更有意義。我對垂秀夫先生說，中日兩國客觀上都已陷入了某種「不識廬山真面目」的狀態中，只不過是雙方所陷的程度不同。中國所困的是歷史的迷霧，而日本所限的則是現實的障礙。許多問題，僅僅依靠政府的簡單、剛性手段是難能收效的。

　　就在前天會見的日本歷史學家前坂俊之先生，他對人類文化差異的矛盾有著深刻的認識：「不斷製造出認知差異與交流隔閡的這一民族優越感，不管哪個民族都會有，這是共通的。這樣，一國的人民就不可避免地認為本國、本民族的文化是最好的，而蔑視他國、他民族、他文化，並因此形成越來越突破底線的價值標準。」中日之間，如前坂俊之所揭示的民族排他性應該說是長期而突出存在的。要化解這樣的問題實在非一日之功，需要實施大量的軟性工程，而這工程也著實需要學術界、文化界的著力參與。對政府來說，就意味著對解決矛盾的政策導向與方式多元的選擇。

　　就中國而言，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一直阻礙著整個民族可能的大踏步的進步。時至今日，即便是在精英聚集的知識界，依然還存在著夜郎自大、唯我獨尊的歷史文化大國心態。乾隆的天朝獨大、世界皆小的心理，在今天GDP排名全球第二的某些國人心中依然存活。《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和著《中國站起來》等等盲目自大、故作豪邁的鏗鏘說辭先後出版，或成暢銷讀物。這實際上是在持續一種失去自審與學習能力的僵硬話語。正是存在這樣的文化迷糊誘導，每當風吹草動、來自官方發布的摩擦信息一公開，先不問青紅皂白，民間各種反日和種族對抗的聲音就會立刻呈現。甚至「倭寇」、「鬼子」、「小日本」等等歷史上使用過的輕蔑、辱罵之語便噴薄而出。而但凡有公共知識分子出來批評這種現象，那麼「漢奸」之名便瞬間成立。

　期待更多知識界和民間的推動

　　賓主的交流似乎並不拘謹與沉悶，從個人經歷談到國家關係。既然是相約而至，彼此自然就坦誠交流、從容為之。況且，我們並非政治家，只是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觀察現實，希望對日本這個社會的了解增加一定的廣度和深度。而且，不以單純或狹隘的國家立場與民族偏見，來對待人類公共領域發生的所有問題，並保持獨立思考，理性地參與批評，以微薄之力推動文化價值上的認同與建構。我們也不盲目愛國，更不會屈膝賣國，卻有自己明確的責任：通過與日本幾方面的接觸和對話，明了兩國發展的差距，發現彼此的近似點，尤其在文化上找到可以共通勾連的地方。

　　主人們始終笑容可掬，有點費勁的漢語表達顯然很親切。這次會面他們還是甩掉了翻譯，一是為省點錢，也更是在消解賓主之間的距離感。交談間，他們承認中日關係在當下變得特別僵化。根本的癥結可能在於彼此認知上存在的巨大差異。出發點不同、原則上有別，對現象與問題的判斷與結論自然就會相去甚遠。尷尬、無趣;猜測、猜疑;否認、對抗幾乎成了外交上的家常便飯。他們坦誠表示，日中關係是目前日本政府最為關注、也最為焦慮的外交現實。他們甚至認為不知中國領導人的真正意圖是什麼。這個看似「無中生有」的問題其實也並不簡單。我們似乎也看不清日本的決策高層到底想要什麼?不過，我們只會以努力避免「先入為主」的態度，來對待事件發生的進行時。

　　國際關係是個為大家計而非只為自家想的事業，但許多時候也會事與願違。所謂「國家利益」，在不斷變幻的複雜背景下，其訴求也會發生變化。甚至往往會攜帶著政治家個人或集團的願望考量，在主觀上彼此對歷史與現實問題進行相互綁架。從這個角度上看，安倍政府顯然與中國方面一樣並不輕鬆。比如日本的「歷史情結」與「現實悲情」：為自民黨的持續(或聯合)執政，安倍首相以中國崛起的經濟實力、釣魚島的爭端等所謂威脅日本安全為由，求得民意支持新安保法案的通過，並提高安倍政府在國內的威望。

　　中國的問題或許更多在於「歷史悲情」與「現實情緒」，感性的成分似乎更大一點。客觀上，擺不擺平彼此間任何一件當前的矛盾「大事」，幾乎都形不成對中國的實際利益的直接影響。對日本經濟的超越，也似乎給自己服下了一顆可以不慌不忙的定心丸。而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國卻在於自身，在於國家的人民性，在於國內努力形成的完整、現代而堅不可摧的公民共同意志。內政興則外交強。

　　當政府層面處於某種不能清晰決斷或睿智進取的狀態時，民間的作為就顯得尤其重要。對日本這樣的民主國家而言就更是如此。我一直就認為，日本右翼政治勢力之所以在國內政壇能屢屢產生干擾性的影響，是因為日本社會給其提供了相當的基礎，其中也包含由知識界騰出的一定瀰漫的空間。並且，隨著中國國力的大幅度增強，「中國威脅論」也漸漸在日本國內形成某種氣候。如此現象產生的根源不僅僅在於利益的矛盾，而更在於價值理念的衝突。為此，我曾建議中日雙方應該建立一種基於文化識別與價值認同的對話機制，而政治的互動也應以此文化的共識作為基礎。

　　的確，日本從戰後改制到現在的重返亞洲，其間長期實施「脫亞入歐」的政策，經歷了漫長的西化過程。因此，整個國家的觀念不可能沒有大的變化。中日之間也同樣多少存在某種如同亨廷頓所表述的「文明的衝突」。如果我們從價值理性的角度來認識中日關係中存在的問題，或許能夠找到逐步實現和解的現實切入點。「合人類的目的性」，是彼此可以展開文化對話的重要議題。它可以涉及到哲學、宗教、倫理等的討論，使種族問題人類化，國家問題民主化，外交問題多元化。以軟化硬，或許成功?

　　從明治維新這近150年來，日本的現代化發展經歷了非常複雜的歷史過程。而自二戰後的能最終實現徹底轉型、成為亞洲第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其間的許多故事或事故都值得中國重新認識。否則打起交道也會麻煩重重不得要領。比如，不少人對戰後由美國主導的「東京審判」就有存疑：應該對負有直接戰爭重責的昭和天皇給予審判。但不管事出何因，依筆者看，赦免天皇，為日本及其人民在廢墟上提供重建家園的信心和可能--僅從這一點上就足以令人欣慰。這是對日本的國家價值重構，是人類對社會政治文明某種探索的成果。

　　寬大，並不證明沒有罪過，而是可以讓裕仁天皇將功補過，並以最小的保留皇室為代價，為建立國家的和平憲法、民主政治鋪平道路，最終使一個滿目瘡痍的日本及其民族在一種尊嚴中重獲新生。這不僅是麥克阿瑟將軍本人的功勞，而更是美國政府及其政治家們對人類和平本質的深刻理解。如此改造日本，無疑是一種建立在文明維度上的智慧之舉。難以想像，當初換成其他的佔領者和改造者，戰後的日本將會怎樣。儘管，這其中的選擇也摻雜著美國自身一定的國家利益。處理重大的國際問題應該從大處著眼方可造福人類，也許正是這個道理。

　　我對垂秀夫先生和他的同事們表示，中日之間國家關係的好與壞，雖然其主要責任作為在當政者們，可知識界似乎也應有所承擔。特別是在日本，知識分子作為獨立的社會群體，並不受制於政府，有更多的機會對國家政策和國際問題發言，但我們似乎還沒有充分感受到這份力量的足夠作用，更多人只選擇了騎牆之態。比如對安保法案的修訂、釣魚島的歸屬、靖國神社的參拜等等。

　　客觀而論，在中國的知識界也存在同樣的不甚作為的問題。由於政府絕對主導對外政策，國家智囊如社會科學院等，在相關的研究和發聲上多為「奉詔行事」，少有來自獨立的大學學者或民間意見的登台參與和亮相。故此，單純的「國家意志」的表達，往往遮蔽了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可能更有價值的建議與思考。比如對那些不時出現的陰謀論的批判、對「中日必有一戰」的批評等等，都很難登上國家輿論的「大雅之堂」。而中國屢受詬病的《環球時報》，在國際關係問題上卻時常以非理性的、誇大其詞的觀點和報道，助長了一種消極有害的民族主義氣勢，影響了民眾對中美、中日等國家關係問題上的客觀的分析與判斷。

　　檢討歷史，亦超越民族主義

　　在對待某些重要的國際關係上，民族主義成了某種程度可以放任的主流。長期以來，中國社會還存在某種無端的對日本民族和國家的仇視。尤其是某些掌握著宣傳輿論工具的媒體人，唯恐天下不亂，完全忽視了自己作為媒體的天職本分，在中日關係問題上往往只做加劇衝突、火上加油的事，甚至還從不迴避極端民族主義的角色。甚至在網上有人直接呼籲開戰，莫非他們已喪失了正常的想像力?中日再戰，毀滅的不僅僅是日本!

　　我有一位從事國際戰略研究的朋友，總在強調中國一定要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的第一的經濟與軍事強國，以便遏制所謂美日的亞洲戰略。表面上看似很有道理，實際上似乎忘記了搞經濟與軍備的實力競賽，對今天剛剛崛起的中國，或許明天就會在國力上耗費殆盡!他的想法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傳統思維：中國只有在硬實力上成為世界第一，就有了足夠的顏面、沒有人敢看不起自己!他們忽略了，不用武器、不用外匯儲備，也不用整天考慮地緣政治等等，就能讓國家和民眾平靜而體面地生存--這或許才是真正的面子，更是一種寶貴的尊嚴!

　　至於中日雙方民間的傾向問題，同以往見到的日本朋友一樣，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客觀上，在日本的民間社會應該是相對冷靜與務實的。即便面對中國長期以來地毯式轟炸播放的「抗日影視」，他們並不因此而形成風起雲湧的反中態勢，因為他們從根本上並不認可自己國家曾經發生的軍國主義侵略行徑。或許，他們認為那是發生過的遙遠歷史，與今天現實的日本已無關聯。倒是我們經常會看到那些更堅決地檢討歷史、反對戰爭悲劇重現的民眾，他們每每到靖國神社去抗議政府內閣成員的朝拜。

　　今天的日本的確早已走出國家罪惡的陰影，而且成為人類文明社會中最重要的、也被世界尊重的一員。他們需要更文明的陽光照耀，而不是讓屬於祖先的陰影來遮蔽自己的未來。正因為這樣，日本許多學者也還在不停地反思，不斷檢討過去的錯誤、追究發生悲劇的各種歷史根源。希望給國民和人類提供一個寶貴的教訓與經驗。判斷今天的日本，更應該從他們業已成熟的、現代性的社會文化與民族精神入手，而非以其政府的某種局部的、偏激的或錯誤的行為，來武斷地裁決日本整個國家的是與非。

　　記得2004年訪問日時，日本三菱株式會社的一位專務邀請共進晚餐。交談中他說：我很崇敬中國文化。中國是日本的老師!儒家文明給日本帶來了許多好處，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禮儀舉止都是深受中國優秀文化的影響。不過他也不明白「為什麼你們中國人好像個個都是政治家，從新聞上和電視上看，你們都很『抗日』，好像我們又在發動一場戰爭!」他對我說，「我們日本的絕大多數民眾不是太關心什麼國家大事，除非發生了重大的事件。每個人把日子過好才是最重要的」。

　　這當然是同那場戰爭有關。我說，因為比起德國人你們顯得不夠誠意。起碼日本政府還有責任未盡。他對此微笑地點點頭。不過我還對專務先生表示：日本實在是個善於學習吸收的國家，將西方的現代政治嫁接在制度設計的層面，而將東方的傳統文化根植於社會生活，可謂相得益彰。而三菱公司的制度、技術、營銷與市場概念等，也是內外文化結合的一個典範。其產品在中國很受歡迎。

　　有一點，我們，包括在坐的外務省日本官員都知道：在我們的網路或民間輿論場上，我所聽到或看到的只是這樣一種單一的說法：日本一再迴避正視侵略歷史，甚至不予做出真誠的道歉，致使中國人無法對日本消除憎恨。我在前文已經說過，在日本政府文部省制訂的歷史教科書中，無一例外地載明日本的侵華罪惡史，並導致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人們的痛苦和災難。即使是由最右翼編製的極少數課本里，也沒有迴避這個事實。據相關專家統計，日本政府在不同場合，包括首相在內的正式道歉已有過27次。但是這個客觀存在的基本事實，卻在中國社會中不斷被忽略，並作為問題屢屢被提出。特別是在兩個發生某種問題時，不論是因就近的貿易摩擦還是為遙遠的島嶼爭端。我所以一直強調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的國內輿論太不給力，無形中增加了民眾對了解日本某些真實情況的難度。沒有了解，又如何能理解?又如何能去諒解!

　　今天的中國，仍然還有許多人只記住民族間的歷史仇恨、糾纏於現實的局部矛盾，而忘記了日本與中國的同源文化。即便「同源異流」，人家也是「異」在一個善於學習吸收先進思想、接納新生事物，「異」在今天終於成為一個擁有極高的現代文明素質，並且熱愛和平與自由、積極向上的民族。可我們，在漫長的『』政治正確『』的自信中，漸漸丟失了傳統文化中的謙卑、自律、誠信、自強等等頗為寶貴的品質。一種模糊不清的所謂「愛國主義」，正在忽略人類共同創造的價值。當人們關注我們經濟快速崛起的勝景時，也因某種頭暈眼花的外交策略而感到中國現代文明的不知所云。許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常識上的硬傷，不僅損害了秩序良好的外交理念，也損害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文明神經。

　　超越國家與種族的界限，打造人類之間更為廣闊的和平與和睦環境，實現彼此間進一步的了解、理解，實現更深層次的和解、共融與分享，應該是國際關係的重要目的。故此，國際外交應選擇以價值理性先行。相信在追求文明趨同的前提下，許多難題結症都可以較容易地得到破解。而知識界和各類智庫也應該為此多加推動。許多事，作為習慣決策與操作的系統，政府常常因為「身在此山中」而「不識真面目」。換一種觀察和思考的角度，也換一種執行與推動的角色，或許更易於超脫舊思維、老習慣。遵循人類共同創造的價值譜系，使用相應文化的力量，既可超越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局限，亦可將國家利益的訴求放在一個更堅實的人類平台上。

　　對於日本的訪問，本人更本著一種向現代性學習的態度，而不代表某個方面的具體需要。當然，外交也不僅僅是政府或某個機構的事情。人們偶爾發現官方在國際問題發言中，有「指鹿為馬」或「外交無能」的感覺，其原因可能有種過於政治化色彩和去專業化的傾向。或是，是迷信和依賴一種權力解讀的慣性維度，而忽略了外交這門綜合的學問還不能只是閉門造車、自我滿足的單向度政治設計--儘管國家主義者會不屑於這樣的天真幼稚。但我堅持認為，任何國家再牛，也要遵循現代的國際交往規則，彼此平等、理性、文明地對待外交關係。而中國，卻必須以符合國家與社會現代性全面發展的「合目的性」之內政為基石，來建構新型的國際關係。

　　我們和日本外交官的交談並非事事一致，起碼他們不會輕易相信中國的崛起不會影響到日本的安危。我不知道這其中他們關注的行為邏輯是什麼?是中國與朝鮮的親密，亦或是中國與俄羅斯的熱絡?中國決不侵略別國，這是我們自己明白的原則或底線。但在國際關係中，人們往往將現象看得比本質更重要。就像我們對釣魚島和南海主權的看護一樣，當有了表示武力的參與支持，如何解釋中國沒有稱霸亞洲的野心也顯得有些『』困難『』。因此，各方都需要更智慧的外交方式解決矛盾和疑問。今天的中國所以不當弱者，是因為自己正在學會承擔更多人類的義務，而決非要在世界面前揮舞可以攥緊的拳頭。

　　最後，我希望我們的國際關係政策更趨向於價值理性上的對話。而要完成這種對話，則需要更多來自知己知彼的具有專業水準的學者參與。也需要獨立知識分子與民間更多以坦誠相見、忠言逆耳的人士加入，而非只有那些一味煽動國家對立、民族仇恨而口無遮攔、博取眼球、虛榮自滿的所謂「愛國主義者」的行為。

　　以上只是筆者一種感覺和淺見。所謂雜記，也是鑒於對常識的尊重，亦以此拋磚引玉，求得相關專家們、讀者們的指點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