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中國現代化：訴求、坎坷與出路

蔣廷黻

根據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的描述，近代中國的全部問題，就是怎樣面對世界，面對全球化。他說：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的愈早愈好。日本就是一個好例子。

費正清這個觀點影響很大，不僅開啟了近代中國歷史科學化的進程，而且深刻影響了那時前往清華讀書的費正清。費正清後來以「衝擊-回應」模式解讀中國近代史，與蔣廷黻對近代中國的解讀有異曲同工之妙，具有明顯的學術遞進關係。

由於政治原因，蔣廷黻這些看法在1949年後退出了主流話語，那本名著也湮沒無聞。直至改革開放，華東師範大學陳旭麓教授將這本書推薦給湖南出版家鍾叔和，鍾叔和遂將這部「舊籍」交給嶽麓書社整理，1987年「新刊」出版。陳旭麓為這部著作寫了「重印前言」，討論從現代化視角研究近代中國的意義。

陳旭麓

陳旭麓同意蔣廷黻的看法，以為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就是要向西洋人學習，改變中國過時了的事物。這是從林則徐以來逐步認識的道理，開始從科學技術著眼，然後是政治制度，然後是社會改革，由此而有「近代化」總體上的要求和呼喚。根據蔣廷黻-陳旭麓的看法，近代中國的出發點，或者說主題，就是現代化，那時又稱為「近代化」。這是近代中國歷史演變的「母題」，不論後來說的反帝也好，反封建也罷，其實歸結為一個主題，就是我們能不能把這個國家引導到現代，能不能將傳統中國轉變為現代國家，能不能接納西方近代以來的工業文明、商業文明，能不能坦然接納人類全部文明遺產。

就全球化意義說，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個部分，中國人是全人類的一個部分，中國理所當然應該繼承全人類文明遺產，理所當然將自己視為人類文明的合法繼承人。從這個觀點回望近代中國歷史，所謂現代化問題就不那麼難以理解了。「現代化敘事」並不與「革命敘事」完全對立，他們所講述的歷史只是各自側重不同，關懷不同而已。

從現代化的觀點看，古典中國確實創造了偉大成就，如果不是西方在近代發生新的因素，如果不是這些新因素傳至中國，中國歷史必將以那種形態長此終古，歷史終結。

十五世紀中期開始，人類歷史發生若干新的現象，特別是隨著新航路開闢，使全球貿易更為方便，西方思想、文化、物質，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像千年前來自印度的佛教一樣，這一次來自歐洲的文明必將深刻影響中國，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

儒者以一事不知以為恥。對於來自域外的文明形態，中國文明坦然接納，並不認為接納西方有什麼不妥。假如我們略帶敬意回望徐光啟、利瑪竇那個時代中西大儒，他們的學識，尤其是他們相互謙讓、相互學習的心胸，確實讓後人略感汗顏。

西方思想文化深刻影響了中國，這就像佛教帶給中國文明不曾有過的東西一樣，勢必引起中國文明的自我調適。我們去讀晚明思想家李贄的作品，明顯感覺到他的異端情緒、反叛思想，甚至還有一些近代人文主義、啟蒙主義因素。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過去將李贄視為早期啟蒙思想家，或異端思想家，因為李贄確實站在人性高度重新審視中國文明，特別是儒家倫理。李贄的這些思想，在過去中國思想史脈絡中很難找到其萌芽形態。在李贄思想中，明顯感到西學的影響。

李贄

還有，明清之際黃宗羲對君主專制有嚴厲批判，他的《明夷待訪錄》將君主視為一切罪惡的根源。這種思想也不是中國原本所有，只有將黃宗羲這代人放在中西交流背景中重新研究，才能知道這些思想都是文明交流的產物，是西方文化傳導的結果。

《日知錄》和《明夷待訪錄》

第三個例子是顧炎武和他的地方自治主張。顧炎武依據古代文獻推導出地方自治思想，以為「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大治」。這個思想顯然也不是純粹的中國傳統，因為秦漢以來的中國政治理論主要強調大一統，強調集權。如果不從中西交流進行考察，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思想主張都很難理解。

基於這些事實，我們就很容易理解毛澤東的一個判斷：假如不發生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也將緩慢進入近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入侵打斷了中國歷史進程，讓救亡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

帝國主義入侵，還是後來的事情。事實上，明清易代也使中國歷史發生了一次逆轉。按照孔子的文明理論，滿洲文明是有待中國文明去同化的邊緣文明（以夏化夷）。換言之，滿洲文明要想進入中國文明的主流，需要一個漢化過程。然而事實上，滿洲文明與中原文明接觸的時間非常短暫，所以等到滿洲人通過軍事鬥爭重建政權後，很難接續明以來中西文明交流勢頭往下走。滿洲人本身需要漢化，因此在清初不自覺中斷了與西方密切的文化交流，儘管在宮廷，在民間，還有不少西方人，但其深度顯然與晚明沒有辦法比。

順治帝

和

攝政王多爾袞

在清初，我們可以舉順治帝、攝政王多爾袞兩人為例。據說，他們兩人在入主中原時都不會漢語，那麼他們在清朝建立後最急需解決的無疑是儘快漢化，否則無法有效統治這麼一個龐大的帝國。他們都有很好的漢文師傅，所以他們很快就能使用漢文進行交流，順治帝使用漢文寫了不少東西，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滿洲人在清初最迫切的任務不是接續晚明與西方交流，而是另有更重大的使命。由此也可以理解康熙後中國文明的畸形繁榮。

明清易代在某種意義上影響了中西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貿易往來。中國自秦漢以來儘管對內實行非常嚴格的抑制商業政策，但中原王朝從來重視對外貿易交往。漢唐以來所謂絲綢之路，就是這種政策的體現。在宋元，中外貿易往來達到歷史高點。至明代，由於各種原因，統治者對中外貿易實行管制。管制的結果，就是衍生出各種各樣的走私貿易。明清兩代經久不衰的所謂「倭寇」，實際上就是管制貿易體制下的經濟怪胎。

國際貿易，不論是雙邊，還是多邊，都必須是可持續的。換言之，必須是有買有賣的。如果一個經濟體只買不賣，或只賣不買，這種貿易就很難持續。由於中國以農立國，重農抑商是基本國策，四民社會是基本結構。而在四民社會中，士大夫階層有購買力，但規模太小；商人階層有購買力，規模也不大。規模最大的，在中國傳統社會無疑屬於農工兩個階級，但這兩個階級既沒有購買力，也沒有消費衝動，更沒有消費習慣。因而，秦漢以來形成的貿易體制，就是出口多，進口少，從而使中外貿易長期失衡。這一點，正如佛蘭克《白銀資本》（162頁）所說：

中國的生產和出口在世界經濟中具有（的）領先地位。中國在瓷器生產方面是無與倫比的，在絲綢生產方面也幾乎沒有對手。這些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產品，主要是賣給其他的亞洲買主，其次是供應馬尼拉-美洲貿易。另一個同樣被……強調的重要因素是，中國作為世界白銀生產的終極「秘窖」的地位和作用。當然，這兩個因素的相互關聯在於，直到十九世紀中期為止，中國長期保持的出口順差主要是通過外國人用白銀償付來解決的。

根據經濟史的研究，中國人雖然很早就知道白銀，但中國並不出產白銀，但是由於很長時間形成的巨大貿易順差，因而白銀幾乎單向度流往中國，明朝嘉靖年間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將包括田賦、徭役等在內的各種稅費合併在一起，摺合徵收白銀。根據社科院歷史所萬明教授的研究，這表明白銀已從非法貨幣轉變為合法貨幣，並進而成為明王朝的基礎貨幣。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演進過程，意味著這項改革如果成功，中國與世界的貿易關聯將更為緊密更為方便，中國的財政結構也勢必由古代賦役制向近代賦稅制轉型，意味著近代國家的形成。

"一條鞭法"是 嘉靖 九年開始 推行 的

可惜的是，由於中國內部市場一直沒有得到開發，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給中國換來了巨量白銀，但小農經濟像汪洋大海的中國實在不需要外部物品，中國形成了畸形的富裕，所謂「康乾盛世」並不是歷史學家的虛構，那真是白銀堆出來的「盛世」，是中國人省吃儉用的出口結餘。

巨額結餘讓統治者心花怒放，信心滿滿，但這種畸形繁榮無疑潛伏著深刻危機，使貿易無法持續。1793年，英國政府派遣馬戛爾尼使團前往中國，希望與中國構建近代國家關係，互派使臣，並請中國開放市場，平衡貿易。

圖中身穿西服的馬戛爾尼

自稱「十全老人」的乾隆大帝實在不懂國際貿易的真諦，他對英國政府的請求逐一拒絕：中國既不願意與英國建立國家關係，更不準英國派員駐京照管商務。外商來華貿易向駐澳門，英國人必須遵守這一規定。至於開放市場，增加通商口岸，乾隆大帝根本不予考慮，強調沒有在廣州一口之外再擴大的理由。

馬戛爾尼使團以失敗告終，中外貿易失衡依然如故。二十三年後（1816年），英國政府再派阿美士德使團訪華，其使命與馬戛爾尼完全相同。可惜的是，阿美士德的運氣還不如馬戛爾尼，他雖然來到了北京，但根本沒有與嘉慶皇帝見過面。

實事求是說，中國在乾隆、嘉慶時期兩次錯失和平走上世界的機會，給後來中國留下了許多不確定。貿易失衡沒有通過談判獲得解決，中國市場更沒有機會獲得開發，中國人的購買力不可能無端提升。至於消費習慣，中國人還是延續著數千年傳統。

國際貿易並沒有因為失衡完全停頓，對於西方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們再也拿不出那麼多白銀購買中國物品。而幾個世紀的貿易往來已讓西方，讓世界習慣了中國物品的品質、習慣了中國物品的低價格。於是，中國可以不買西方物品，但西方不能不買中國瓷器、絲綢與茶葉。據海關統計，阿美士德使團後，中國每年仍能保持二三百萬兩白銀順差，西方拿不出更多真金白銀，於是白銀替代品—鴉片—應運而生。

鴉片進入中國已有幾個世紀的歷史，至少在唐初就已有鴉片進口記錄。在最初，鴉片只是作為一種藥物，具有安神、安眠、鎮痛、止瀉等功效。同時，由於鴉片貴重、難得，鴉片在很多時候還有替代貨幣的功能。這一點甚至在抗日戰爭時期，也屢見不鮮。

在鴉片進入中國早期，鴉片屬於貴族階層的消費品，但當英國人將鴉片大規模運往中國時，鴉片消費向社會底層迅速蔓延，泛濫成災，無數底層民眾染上煙癮，大量白銀迅速外流，中英貿易因鴉片走向均衡，甚至逆轉，但白銀外流造成經濟恐慌，國庫已無可用之餉。更重要的是，底層民眾染上煙癮，淪為「東亞病夫」，中原已無可用之兵。於是，中英兩國因鴉片貿易發生了一場戰爭，戰爭結果，簽訂了《南京條約》，割地賠款，開放五口。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付出了慘痛代價，但清政府沒有接受林則徐、魏源等人建議，睜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從近代歷史看，鴉片戰爭在軍事上的失敗還算不上致命傷，失敗後不思進取，不知改革，不知失敗緣由，才是這個國家的悲劇。假如同光時的改革前移至道光年間，中國的現代化就比日本早二十年，遠東近代史就要完全改寫。可惜，那時的統治者不知道世界大勢，他們渾渾噩噩度過了二十年莫名其妙的和平日子，直到英法聯軍1860年打進北京，火燒圓明園，統治者方才恍然大悟，轉身向西，開始自強新政，邁開現代化第一步。

作為文明古國，中國具有不可思議的韌性和學習能力，短短三十年，中國就在一個純粹農業文明基礎上構建了自己的工業文明，從零開始創建了前所未有的北洋艦隊。中國人開始脫掉長袍馬褂，開始西裝革履，開始住進洋樓，享受現代文明。三十年，不過彈指一揮間，中國就度過了兩次鴉片戰爭造成的低谷，重回世界第二，穩坐亞洲第一的交椅。

三十年的成就是巨大的，為中國現代化進一步展開奠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假如中國不發生甲午戰爭那樣戰略性失誤，相信中國在三十年經濟恢復、增長後，也一定會在政治、文化、社會諸方面進行相應改造。那時雖然一再提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在實踐層面，西學份額一直在不斷加大，從同文館到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再到幼童出國；從馬尾船政局到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再到北洋水師學堂，中國事實上已開啟全面的現代化建設。

甲午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為數千年未有之巨變，三十年的現代化成就毀於一旦，給中國人心靈上以極大震撼。痛定思痛。中國在戰後迅即步入「維新時代」，追慕日本，進行政治改革。又過二十年，到1915年，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從維新到新政到憲政，直至共和。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然而遺憾的是，僅僅四年，中國又翻轉回去，歸復帝制。直至此時，陳獨秀方才領悟，中國如果不能在倫理層面最後覺悟，即便中國有了足夠誇耀的器物，即便有足以自豪的政治架構，中國依然沒有辦法構建一個現代國家，仍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

陳獨秀給出的現代化路徑，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就是民主與科學。換言之，中國現代化的標誌，第一，就是能不能走出傳統，轉型為一個現代國家。第二，就是中國能不能消化西方，讓西方進入中國，像當年佛教進入中國，成為中國文明一個組成部分一樣，讓西學進入中國，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佛教」早已不同於「印度佛教」，「中國佛教」已成為中國文明一個主題，什麼時候，西學能成為「中國西學」，就意味著西學已與中國文明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中國現代化必須消化西方，只有充分消化西方，充分世界化，中國文明才有重塑機會，中國才有可能走向現代，與世界一致而又別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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