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和智慧角度理解國學的兩種管理價值

國學是我國先哲數千年文化和智慧的積累，時下已成為一門顯學。當前關於國學與現代管理的關係大致有三種觀點：一是持否定的態度，有的認為國學思想是古代甚至是幾千年前的觀點，不適用於現代社會，有的認為現實中沒有運用國學管理的成功案例。持此種觀點者在學術界佔大多數。二是持肯定的態度，如以復旦大學教授蘇東水為首的東方管理學派，被稱為「中國式管理」大師的台灣學者曾仕強等，但在管理學界不佔主流。三是持中間態度，認為國學對現代管理有用，但其管理思想有精華、糟粕之分，要結合現實詳加研究。

管理是什麼？市場上林林總總的管理書籍，有古有今，有中有西；有講「從優秀到卓越」的，有講「五項修鍊」的，有談價值觀的；有《細節決定成敗》，有《水煮三國》、《大易管理》……似乎管理又進入新的「管理叢林」時期。德魯克說「管理是一種文化」；但這些書籍和管理實踐告訴我們：「管理又是一種智慧」。實際上這兩句話是「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因為文化是知識的積累，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真正「為我所用」，文化就轉變為智慧。因此，可以概而言之：「管理是一種文化和智慧」。

以上關於國學與現代管理的關係三種不同的觀點說明，很多學者對國學的當代管理價值的認識是不一致的，本文從國學與管理的天然聯繫出發，基於「管理是一種文化和智慧」觀，探討國學的不同管理價值。

一、管理是國學之本然

本然即天然、當然，本當如此。國學的內容無所不包，管理是其重要內容，如古代國家、地方管理，軍事、商業管理等，管理是國學的本然。

1.從國學的概念及其內涵看，國學中包含管理

何謂「國學」？哪些屬於國學的內容？不同的學者其觀點不同，但實質內容基本相同。湯志鈞在《國學概論》導讀中認為：國學「為一國固有之學」。中國是有悠久歷史、燦爛文明的國家，《史記》記錄了自從黃帝以來的歷史，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徵。此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曆代相傳，至孔子而集「國學」之大成。這種傳統思想文化，也就是所謂「國學」。它既不同於西方文化，和我國少數民族的專制統治思想也有差異。因此，「國學」實際是指我國漢族之學。胡適認為：「國學」在我們心眼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清末民初一些國學大師對國學的概念和範圍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經學和諸子學是國學的範圍；有的認為國學為「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學，具體包括小學(文字學)、經學、諸子學、文學、史學。其他的定義還有：國學主要是指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國學就是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等等。

從上述可以看出，100多年來，人們對國學概念界定有多種，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國學的內容主要在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學即經史子集的範圍內。由此可以刪繁就簡，給國學一個簡單明了的定義：國學是指中國的傳統文化。它包含古代經史子集；但在經史子集中，經學是國學的核心內容，經學中又以儒學為主。經學是通常講的中國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以及《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諸子學中，有道家經典如《老子》、《莊子》，佛家經典如《心經》、《壇經》，兵家經典如《孫子兵法》，墨家經典如《墨子》，等等；宋明理學是傳統儒家的延伸和發展，其經典著作如《近思錄》、《傳習錄》等，也屬諸子學之列；史學有「二十五史」、《資治通鑒》等；文學有古代詩詞歌賦、文學評論等。

由上可知，國學中包含著管理，國學的許多經典即是管理經典，如古人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稱《老子》為「君王南面之術」，而《資治通鑒》是「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的治國法典，《孫子兵法》被當代企業家尊為「商業天條」，「企業管理的教材」，「企業競爭的指南」等。

2.從國學「管理」本意看，國學中的管理由來已久

《舊約·傳道書》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管理學的發展正好印證了這個道理。今天的管理理論發源於企業管理，其對象主要是企業，進而擴展到各種「非營利組織」；古代的管理主要是國家管理、軍事管理。管理面對的對象不同，具體的環節、措施不同，但是成功的管理都蘊含成功的智慧，甚至古人超過今人。

國學中的「管理」思想隨處可見，但是國學中「管理」一詞出現較晚。《大學》里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實際上「修齊治平」四字分別都體現了管理的含義，「齊」即整治，「治」即治理，與現在所講「管理」意義相當。另外，古代沒有正規的企業，管理主要是政治管理，國學文獻中的「為政」相當於現在所講的作為動詞的「管理」。例如，《貞觀政要·崇儒學》指出：「為政之道，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

雖然我國早期文獻沒有「管理」一詞，但是「管」字或「理」字單獨使用較為常見，例如《史記·范雎傳》記載：「李兌管趙，囚主父子沙丘。」《貞觀政要·論公平》提出：「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這裡的「管」就是管理、管治的意思，「理」有治理、管理的意思。我國1988年版的《辭源》和1980年版的《辭海》均未收入「管理」一詞，目前所有管理學教科書也未作這方面的探討。據考證，作為「管」和「理」合併使用的漢語「管理」一詞最早出現在唐朝。《舊唐書·卷十二》記載：「秋七月甲午朔」，「壬子，以前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劉怦為幽州長史、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兼知節度管理度支營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略盧龍等軍使。」此後「管理」一詞多次出現在我國各種古代文獻中，如《紅樓夢》「第一百一十七回」中的賈璉對王夫人說的一段話：「那櫳翠庵原是咱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哪裡去了，所有的根基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己做主，要求府里一個人管理管理。」

3.從理論體系看，國學具有完備、科學的管理理論體系

現代管理學已經形成嚴密的理論體系，但是縱觀國學中的管理，其管理思想亦十分豐富，理論體系相當完備，下面略作分析：

(1)管理的環境分析。《孟子·公孫丑下》指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從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方面把握內外環境。《孫子兵法》指出，決定戰爭勝負的有五大因素：道、天、地、將、法，這裡更加全面地提出內外環境分析的理論，除「天時、地利、人和」之外，還提出「道」、「法」兩個因素。《資治通鑒》提出要分析「形、勢、情」三大因素。形即指總體得失勝負的情況，成功的可能性、必然性，管理者首先要心中有數，整體把握，具有戰略眼光；勢指當時氣勢，國內外大勢，管理者要善於乘勢而為，順勢而上；情指人心所向以及人的信心、鬥志，屬於上述「人和」因素。

(2)決策理論。決策在我國古代文獻中叫「斷」或「決斷」等，如《禮記·樂記》有「臨事而屢斷」；《史記·淮陰侯傳》提出：「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無一失。」戰國傑出軍事家吳起說過：「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起於狐疑。」這說明管理的關鍵在於決策。《周易》第四十三卦為「夬卦」，闡述了陽剛決斷性對待陰柔，正氣壓倒邪氣；反過來說，唯有如此，才是正確決策，敢於決策。夬即決斷、果決之意。「『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周易·夬卦》)即「健則能決，說(悅)則能和」，只有陽剛至健者才能做出決斷，只有令人悅服眾物才能協和。正如朱熹所說：「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周易》的精微理論，包含著神秘的決策術，可以說，一部《周易》始終貫穿著如何進退、如何決策的思想。

(3)管理職能。要做好管理必須要經過一系列環節，或者說管理要具有一系列職能。幾千年來，成功的政治、軍事乃至商業管理等，政治家、管理者們都必須具有豐富的經驗，具備超常的智慧，進而形成科學的理論。國學強調管理職能的論述很多，這裡略提一二。例如，《中庸》提出「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孫子兵法·計篇》提出「廟算者勝……多算勝，少算不勝」，「豫」、「廟算」即是周密的計劃；《管子·明法》提出「威不兩錯，政不二門」，強調統一指揮，不能政出多門，實際上就是管理的組織問題；《論語·子路》中孔子提出「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強調了設官分職、各負其責，把管理的「組織」提到很高的地位，同時強調了用人的職能。

(4)管理方法。這裡以《論語》為例略述古代的管理方法問題。《論語·子路》提出為政之道的「庶、富、教」三個層次，即人口繁庶之後，要想辦法富民，提高其收入水平；人民富裕之後，管理者的當務之急是「教之」，發揮教育、文化的作用，提高其文化水平、知識素養，樹立其高尚品格。孔子在《論語·為政》里闡述了用「德」和「禮」進行管理的方法。「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提倡管理使用道德和禮義廉恥的辦法，這樣比採用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效果更好。孔子還提出管理者的人格素養對管理的重大影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一個有德行的管理者，人民會向眾星拱月一樣，對之尊重有加。「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管理者要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孔子還提出「先之、勞之、無倦」的管理思想(《論語·子路》)，管理者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則，勤政為民，孜孜不倦。《論語》里還有如何使用賢才、辨別幹部的人才管理等管理方法。

國學的管理大致可分「道」、「器」、「謀」三個層次，它們構成完整的體系，而西方管理重「器」即管理方法，在管理的「道」和「謀」方面不及我國國學管理的優勢。同時，在上述的「環境分析」中，西方管理主要從靜態進行分析，如政治、經濟等環境分析，而國學的管理不僅含有靜態分析，還包括動態趨勢的分析，例如對「勢」的判斷和分析；並且環境分析的空間更為廣闊，「天人合一」是國學環境分析的一大特點。

二、國學在管理中的文化價值

「文化」是一個最為常用但又十分模糊的概念，文化的英語為Culture，原意為對土地的耕耘和植物的栽培，後引申為對身體和精神方面的培養。在我國，文化的原始含義是「以文化育」。《說文解字》：「文，錯畫也。象交文。」「文」原是指縱橫交錯的紋理、花紋，引申為文章、文采，表示「好看」之意。化是指化育、教化、培育。西漢劉向在《說苑·指武》中說：「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這是漢語「文化」一詞最早的出處。綜上所述，文化雖然包括物質財富的內容，但還是側重指精神財富方面。因此，我國的《辭源》對「文化」的解釋為：文治和教化；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也特指社會意識形態。《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為：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

文化與管理是息息相關的。在這方面，國內外不少學者、專家進行了深刻的研究。首先，管理本身就是文化。1974年，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就認為，管理不只是一門學問，還應是一種文化，它有自己的價值觀、信仰、工具和語言。「管理雖然是一門科學，一種系統化併到處適用的知識——但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它不是一種超乎價值的科學，管理是一種社會職能並植根於一種文化(一個社會)、一種價值傳統、習慣和信念之中，植根於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管理受到——而且應該受到——文化的影響。」國內有的學者認為：「管理自身就是一種文化。任何一種管理模式都必然具有一種文化模式的外化或外在表現，同時任何管理模式也都包含著民族文化的內涵。」其次，管理受到文化的影響。人們的管理總是在一定的文化和價值觀的指導下進行的，總是在當前文化大背景下開展的，管理者的管理行為離不開歷史文化和當前的文化。即使一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管理者，他的成長過程也要受到父輩言傳身教，以及社會的影響，「耳濡目染，不學以能」，社會的價值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都影響著他的管理思想和行為。美國學者雷恩認為：「管理思想不是在沒有文化的真空中發展起來的，管理人員往往會發現，他們的工作總是受到當前文化的影響。」「管理的成效受到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以及普遍存在於文化之中的社會價值準則的影響。」

國學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美德與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也是世界文明的寶貴財富，其對當代管理的文化價值無疑是巨大的。簡單地說，它給管理者提供價值觀指引，提供倫理規範，以及文字表達、藝術修養、人文關懷等。日本學者村山孚曾說：「我希望中國朋友在實現中國企業管理現代化的道路上，千萬不要以為只有外國的新奇概念和奧妙的數學公式才是科學。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的文化同樣是實現中國企業管理現代化的宏大源流。」

具體地說，國學在管理中的文化價值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哲學文化的價值。國學的經學、子學等含有豐富的哲學文化，而哲學即是關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學問。哲學是文化的最高層面。對於管理者來說，哲學能讓人看到事物的本質，把握管理的規律。國際知名學者成中英認為：「中國哲學文化傳統及其管理之道，並不因為中國在近代史中政治上的失敗，而喪失其內在的價值。」他把文化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本體」，即文化的根源，它是基於宇宙的力量發揮出來的現象；第二層次是「原則」，原則是應用本體在生活上面，能夠辨是非、明善惡，稱之為「是非道理」；第三層次是「制度」，制度是大家可以遵行的法則、規章，即「典章制度」；第四層次是「行為」，即實踐力行，達成目標，屬如何運作的層面。成中英教授這裡講的「本體」，即是從哲學高度講的，他認為「天道和性命是文化的本體」。中國古代哲學是重「道」之學，是「窮理盡性」之學。老子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萬物由道所生，必須依道而行，「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德經·二十一章》)道是至高無上的，人道要效法天道，「自然無為」是宇宙的最高法則。《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堯曰》)這些對今天的管理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即管理首先要明天道知規律，懂得自然和人類的關係，學會「敬天愛人」，「究天人之際」，把「天道」和「人事」相結合，這樣管理之路才能越走越遠；管理者要懂得「性命之學」，要知己之性、知己之命，同時要知萬物之性、萬物之命，然後盡己之性、盡己之命，盡物之性、盡物之命。《易經·說卦傳》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唯有如此，才能成就管理大業。同時，哲學是「愛智」之學，中國古代博大精深的哲學文化，可以讓人們把握事物的本質，提高人們分析問題、判斷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2.修身文化的價值。有人說中國傳統文化是向內的，也就是注重反求諸己，是一種反省文化。「不怨天，不尤人」，遇事從自身查找原因，也就是修身，這樣利於人的進步、成長。這種反省文化正是修身文化的重要內容。國學中修身文化佔有重要地位，含有成就「內聖外王」的主要途徑。國學的修身文化包括：(1)修身是管理之始。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說管理必須從修身開始。從管理的角度來說，修身是管理必備，是管理之基，小至家庭，大到國家，要想興旺發達、和諧有序，必須以管理者的修身為基礎和前提。所以《大學》說：「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2)修身包括修心、修性、修行等。所謂修身，是指通過陶冶身心、涵養德性以提高素質、完善自我、實現理想人格，進而影響他人，奉獻社會。國學的修身，不僅是提高道德修養，還包括提高其他素養，即要修心、修性、修行。修心即修正人的思想意識，改變人對客觀世界不正確的看法，保持良好的心態，達到個人心與身的和諧，心與外部世界的和諧。修性即是根據人的稟性可以變化，而要求人們不斷精進勤修，變化氣質，完善人格。修行指修正人的外在行為，如言語、行止、容貌等；三者之中都融有修德的內容。儒家、道家、佛家文化均對修身進行大量的闡述，且各有側重，如儒家重修德，道家重修體，佛家重修心。(3)修身的目標。孔子講「智仁勇」三達德，《孫子兵法》有「智信仁勇嚴」，從管理的角度看，這些都是管理者修身的個人目標。從修身的社會目標看，《論語·憲問》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個人的修養是為了他人的幸福、大眾的安樂，這是管理者修身的社會目標。陳立夫先生把儒家修身目標概括為兩個方面：第一是「成己」，即造就自己為一完全人格之人，依次是聖人、君子、善人、有恆者；第二是「成物」，即將造就之全人格之己，用以與人能共生共存，且能造福人群——齊家，治國，平天下。(4)修身的方法。國學的修身方法很多，概括起來有六種：善學、自省、謹言、克己、靜坐、躬行。如讀書可涵養性情，變化氣質，起到修身養性的作用。張載說：「為學大益，在於變化氣質。」(《近思錄·為學》)又如靜坐，通過調身、調心、調息，靜可以養生養心，萬慮皆忘，雜念盡除，腦海空闊，氣血調和，情緒安定，心悅神安，達到禪定的樂境；動可以思接千里，撫今追昔，反觀自己，省察萬物，思有所得，進入沉思的愉悅，正如程頤說「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近思錄·存養》)。清朝政治家曾國藩提出「修身四條」：一曰慎獨則心安；二曰主敬則身強；三曰求仁則人悅；四曰習勞則神欽。(《曾胡治兵語錄·卷十三》)

3.倫理道德文化的價值。倫理是指人倫之理，側重社會秩序規範；道德是指求「道」得之於心，「德者，得也」，側重個人修養、品行、德性。傳統的倫理道德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內容，儒家的以「禮」治國、「仁民愛物」、「民物胞與」、「義利觀」、「民本觀」等，是倫理道德文化的核心內容，對於當代管理者價值觀引導，人們道德素養的提升，處理好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企業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等，具有重要價值。成中英說：「倫理不足的地方，要靠管理來彌補。同樣的，只靠管理也是不夠的，只有管理而沒有倫理，只是一種外在的規範，而沒有內在的約制，因而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他認為，儒家倫理中的「仁」與「義」已為現代工業化日本社會所吸收，創立了成功的企業管理制度。國內有的學者提出：「儒家文化所倡導的道德理想無疑具有陶冶良知和匡正人心的巨大作用。儒家所強調的『四端之心』，旨在於發掘側隱、羞惡、辭讓、是非等人性良知；儒家所提倡的『忠恕之道』，側重於發揚愛人之心和寬容之懷；儒家所弘揚的『浩然之氣』和君子人格，致力於激發人們心中的自強精神和高尚情操；儒家所培養的憂患意識和『天下為公』理想，有助於強化人們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意識和道義精神；甚至儒家所推崇的重人事、輕鬼神的實用理性精神，也與實踐唯物主義有著某種思想默契之處。」

4.文學藝術的價值。文學是管理者表情達意、有效溝通的工具，藝術可以娛樂身心、提升審美素養等，它們還可以起到傳承文明、涵養精神、陶冶情操、啟發靈感、增強形象思維能力等。我國古代詩詞歌賦、書法、戲曲等文學藝術都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如「詩言志，歌詠言」，「文以載道」，我國古代詩詞歌賦是無數先哲對待自然、社會、人生等的情懷和智慧的記錄，是中華民族寶貴的財富。既「發思古之幽情」，又贊山川之大美；「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一種道法自然的境界，「心輕萬事如鴻毛」是一種豁達胸懷，「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又是一種人生智慧。又如我國書法藝術博大精深，書法美反映了一個人的身體狀況、文化素養、人生境界、人格精神等，書法既能修身養性，陶冶心靈，又能習得知識，增加智慧，因此歷代很多領導者、管理者「好之，樂之」。

三、國學在管理中的智慧價值

智慧與文化相比較，文化側重知識的積累，智慧側重實際的能力。《現代漢語詞典》對「智慧」的解釋為：判斷分析和發明創造的能力。智慧更關注現實問題的解決和創新。國學的當代管理價值還表現為，國學為當代管理提供了無數先人的思考和無盡的治國理政智慧，現代管理者可以借鑒它們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古為今用」，「以史為鑒」。

智慧最終來源於人的思維，這些智慧可以用「管理思維」來概括。所謂管理思維，它是指社會組織的管理者為實現本組織的既定目標，在對其管轄範圍內的人、財、物進行計劃、組織、協調、控制過程中的心理智能活動，它是一種「思考活動」。國學的管理思維是現代管理者的智慧之源，思維之范。這些思維內容來源於經史子集，來源於五千年文化，對現代管理者的思維素質提升具有永恆的作用。

國學的管理思維形式很多，限於篇幅，這裡主要介紹以下幾種：

1.中和。「中和」即中正和諧，源自儒家思想。宋程頤認為：「不偏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道」。「中」是無過無不及、恰到好處的「度」和「平衡點」，是古來歷聖相傳的治道。「和」表示和順、和諧、有序。《周易》「乾卦」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天地萬物只有始終保持著整體的組合，最高程度地達到和諧，才具有光明的前景。《中庸》指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裡指出：中是天下事理的本體，和是天下萬物的通行之路；如果能夠達到「中和」境界，則天地也會各得正位，萬物也會和諧生長。北宋司馬光說：「夫中和者，大者天地，中者帝王，下者匹夫，細者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既得其樂，又得其壽，夫復何求哉？」因此，管理要以「中」為本，堅持中道管理，同時以和為貴，和而不同，要具有中和思維。《人物誌·九征》指出：「人之質量，中和最貴」。中和思維是管理者的最高管理智慧。

2.無為。「中和」主要是儒家的思想，「無為」是道家的發明；「中和」思想與西方的辯證法具有相似之處，但是「無為」思想是世界獨一無二的。相對於儒家思想以及西方的思維習慣，「無為」思維可謂是「另類思維」，具有獨特性，也具有極高的智慧，古人講「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于謹敬。」(《新語·無為》)《史記·卷一百三十》中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說：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這裡對道家的評價高於儒家。道家的核心思想是「自然無為」。在道家老子看來，無為中含有有為，無為是為了有為，所謂「無為而治」，「無為無不為」，明確地表達了無為中有為的智慧。道家的「唯道是從」、道本思想是「無為思維」的根本所在，道家的無為是在堅持管理大道前提下的無為，其有為也是依道而為。

3.權變。所謂權變，現在一般解釋為「通權達變」，「隨機應變」，就是權衡輕重緩急而採取變化、變通的對策。楊伯峻解釋為：權變，為著更求切合當前現實而違反平常的法規的措施。權變思維就是根據不同情況權衡利弊而採取靈活變通的思維形式。根據古代五行學說，在五行相配之中，權與智相對應，權變的實質是智謀、智慧。智與水通，權與智合。《禮記·喪服四制》認為：「權者智也。」沒有智謀、智慧，就難以做到通權達變。所以古人認為「唯聖人能知權」、權「非聖賢不能行」。

4.研幾。研幾源於《周易》，是指研判隱微、關注細節。《周易·繫辭上》說：「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周易·繫辭下》又說：「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與「研幾」意思相同。研即研判，探究；幾是「隱微」之意。隱者，隱蔽難見，潛伏於深處；微者，細小、苗頭之謂，一般人難以察覺，易被忽視。因此，幾包含了未顯現的苗頭和已顯現的細微事物兩方面。清朝思想家、政治家曾國藩說：「研幾工夫最要緊。」孫中山曾書對聯：「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中庸》說：「致廣大而盡精微」。因此，研幾思維是十分重要的思維方式，研幾是洞察力、分析力、判斷力的綜合，是人的智慧的表現，管理者要「知微知彰」，防微杜漸，「克勤小物」，以小見大，以近知遠。

5.象類。象類思維是人們通過觀察、認識某種客觀事物的形象及其內在規律，通過綜合、分析、類比等推理手段得出其他事物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特徵的一種思維方式。象類思維是我國傳統文化中普遍的思維方法，我國先哲的許多智慧都是通過象類思維而得，其中《周易》用得最多。《周易》的「八卦」就是古人觀察大自然而獲得的智慧：「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周易·繫辭下》)即包犧氏創作八卦，是他通過各種取象、類推而得：仰首觀察天象，俯身取法地形，觀察飛禽走獸的花紋以及適宜於地上生存的各種事物，近的取象自身，遠者取象萬物。象類思維是也道家思維方式的主要特點之一，「推天道以明人事」是道家採用的重要思維方式。如《道德經·二十五章》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要效法天地、自然，要自然無為。其他如儒家、中醫等也多採用此種思維方式。象類思維在今天仍有重要意義，管理者通過觀物取象、類比推理仍能得到無窮的管理智慧。

6.五行。「五行思維」來自古代陰陽家，古代陰陽家主要以陰陽為基本思想，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為基本要素，以陰陽五行的盛衰變化和生克關係為依據，解釋自然、社會、人事發生的種種變化。五行之間包含紛繁複雜的關係，但主要有兩個基本關係：(1)五行相生：是指五行之間按照一定順序具有資生、助長和促進的關係；(2)五行相剋：是指五行之間按照一定順序具有克制和制約的關係。由以上兩個基本關係，衍生出其他關係，如過克、反克、喜克、生中有克等。五行及其相互關係，構成了五行思維的特點，也是我國古代思維的創新所在。五行思維對現代管理具有很大價值，特別五行之間的生克關係，為現代管理者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作為一個組織，不同層次、不同崗位的人應該按照五行關係的要求，一方面保持思維的個性，另一方面保持整體的思維和諧。正是由於五行彼此相生相剋的循環，強盛者受到抑制、掣肘，柔弱者得到扶助、資生；過剩的輸出，不足的索取；這種相敬相愛又管制有序，使得系統和諧美滿，富有效率。但是，組織中的不同的人，每個人的思維方式、工作能力、思想素質等是不同的，「過」和「不及」是常有的。「過」可能導致管理越位，越位是一種「反克」現象；「不及」則可能導致工作缺位，缺位是一種「過克」現象。管理的越位和缺位，必然引起組織系統的運轉效率，導致人力資源浪費。按照五行思維觀進行校正，「過」者弱之，「不及」者強之，最後達到中庸、平衡狀態，組織的管理效率是最佳的。因此，在一個管理組織中，對於不同層級的管理者來說，五行思維都具有重要意義。

除了以上思維方式之外，國學還有其他思維形式，如整體思維(系統思維)、《周易》的創新思維、佛家的禪思維等，均具有獨特的智慧價值。

(作者單位：安徽廣播電視大學文法學院）來源：《學術界》2014年6期作者：羅運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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