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以色列前總理阿里埃勒·沙龍的一生？
沙龍是以色列建國以來戰功最大的將軍，也是一個在國內外都具有極大爭議性的人物。許多以色列人視他為「戰爭英雄」，一些評論家卻認為他的行動經常破壞以巴和平的進程。如何評價以色列前總理阿里埃勒·沙龍的一生？請看今天的文章。
以色列政治家沙龍在中東曾經是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他經常做出一些驚人之舉，讓世界震驚，但也確確實實地幫助以色列完成了難得的地緣崛起。
這一面，也是今天以色列政壇最為稀缺的一面。
知進退、顧大局
沙龍在以色列的偉業也許得利於早年的軍旅生涯，更來自他的天然性格稟賦。此人在早年的軍事生涯中就不是一個特別聽話的士兵，經常抗命不遵。
這樣的個性和意識，似乎讓沙龍註定將在以色列史上留下更加濃墨重彩的筆畫。
從前線退居政壇，沙龍將沙場上的身經百戰與頗多見地平行移植，同時又漸漸展現出他更加出彩奪目的一面。
猶太人的民族文化中，從來沒有「寬容和妥協」的存在，因為上帝不給以色列施展寬容、仁慈的餘地。
以色列狹窄的戰略縱深和周圍阿拉伯國家的圍堵，使以色列永遠要示強，並且還要找一個正確的發展之路，使自己永遠有示強的資本。
如果只是領土面積上比較
以色列與周邊國家沒有可比性
然而，真正的戰略，絕不是一味地索取，沙龍深諳此理。一個真正的戰略家最重要的能力便是知進退，懂取捨。沙龍的激進表現，有時候體現在不斷地進攻再進攻，有時候則體現在隨時放棄已經到手的肥肉。
漢字「福」的構字
講究一口田吃飽就是福
吃多了就會撐著
1977年，埃及總統造訪以色列，提出和平建議。薩達特回國後，沙龍隨即在內閣會議上提出議案：歸還西奈首府阿里什。
薩達特說：
「歡迎你們（猶太人）在地球上居住」
沙龍說：「西奈遲早要還給埃及，第四次中東戰爭已經證明了這是以色列沉重的包袱，不甩掉這個包袱，以色列會喪失主動權。」
埃及西奈半島與阿里什
然而，以軍在當年阿里什爭奪戰中付出了巨大的傷亡。人們不願意讓這些士兵白白犧牲，這一提議理所當然成為了眾矢之的，提案未獲通過。
兩年後，埃以簽訂和平條約，以色列在美國和阿拉伯世界的壓力下最終還是被迫答應從西奈半島撤出部隊和定居者。
1982年4月25日，
以色列完成從西奈半島的撤軍
後來，薩達特在與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魏茲曼交談時曾不解地問：「我很奇怪，猶太人這樣一個智慧的族群為什麼沒有提出把阿里什歸還我們。如果你們付諸了行動，後續的談判中你們無疑將佔上風。」
以色列人這才反應過來，原來沙龍的決策才是對祖國最好的。
激進的舵手
沙漠里的猶太人具有與眾不同的兩大特質：危機意識、上帝選民意識。
身處於阿拉伯強敵之中的以色列，從未奢望過什麼長久的和平。憂患意識，促使一代又一代以色列人發憤圖強、以進求生，卻也使以色列終年人心惶惶、持續緊張。
以色列的集體公社便是這種憂患意識的某種表現
因此，以色列的舵手，既要對外冷酷鐵血、手段殘忍，又要在內部熱血澎湃時拉住韁繩，防止國家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無節制進取。
沙龍，這位身經百戰、見地頗多的將軍，無疑就是很好的人選。
但青年時代的沙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帶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有時候甚至激進得有點過分。
沙龍（右）與巴列夫商討軍情
想轉換好角色，沙龍還需要更多歷練。
他的政治生涯正好彌補了這個缺憾——以色列內閣的各種職務，他幾乎全部擔任過：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農業部長、商業與和工業部長、住房部長、基礎設施部長、總理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到了晚年，行政經驗越來越多的沙龍，開始意識到倔強無益於以色列。戰場上佔盡先機的以色列，在道義和外交制高點上卻經常被動，這絕非好消息。
眼見著以色列因為民族性格被國際社會施壓，年過古稀的沙龍對自己該做什麼，開始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但這種正確認知的背後，沙龍承受的壓力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讓以色列用國家而不是民族的語言說話」，沙龍曾經的老上級拉賓就這樣死在了極右勢力手裡。
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
面對極端勢力的威嚇，2005年8月，沙龍在自己的第二個總理任期內，做出了一個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決定：
以色列人從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的25個定居點撤離，並結束對加沙38年的軍管。
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
他說：「2005年底不會有一個猶太人留在加沙，我的撤離計劃將改善以色列的安全和經濟，並緩解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摩擦。」
已經定居加沙的以色列人大罵沙龍的暴力強拆，但他還是頂住壓力，繼續執行計劃。做出這個決定對沙龍來說也並不容易，甚至違背了他早年的政治傾向。
在沙龍的命令下，
以色列警察強行將人們從定居點的家中拖走。
沙龍軍政生涯的最後一個大手筆，夾雜著一片罵聲。最終承受了巨大黨內壓力的沙龍決定退出他耕耘許久的利庫德集團，但從加沙撤出的計劃絕不會停止。
無顧個人困難，堅定地為國家利益向前進，沙龍可謂「國之舵手」。
世間再無沙龍
豐富的履歷，讓沙龍遇事，總能處變不驚、進退自如。
他既有「敢同惡鬼爭高下」的豪邁；
1967年，沙龍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這樣說到：「軍隊已經準備好將埃及一網打盡。在埃及再次威脅我們之前，又一代人將安穩度過。」
又有「硬骨犯眾怒」的勇氣；
2005年，沙龍表示：「繼續待在利庫德，意味著將時間浪費在政治爭吵而不是國家利好上」
更有「進退有常」的智慧；
上世紀70年代末，沙龍曾對他手下的將軍說：「撤離西奈將為我們贏得主動權；當然，若有朝一日真有戰爭需要，我派一個裝甲師就可以把它輕鬆奪回。」
沙龍辭職後，以色列先後經歷了奧爾默特和內塔尼亞胡時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曾經和沙龍同屬利庫德集團的內塔尼亞胡。
他曾下令給「哭牆」隧道鑿一個新的開口；公開表示「國際社會沒權利限制以色列打擊伊朗」；甚至在今年8月13號公開表示「支持伊拉克庫爾德人獨立建國」（美國、俄羅斯均表示反對）。
哭牆與聖殿山圓頂清真寺
作為唯一一位出生在建國後的總理，內塔尼亞胡沒有體驗過「沙龍們」開國時經歷的艱辛。他對國策的判斷更具有直覺性，而不是在歷史經驗中找到更穩妥的方案。
當然，內塔尼亞胡也會回顧「歷史」，但這個「歷史」，充滿了辛酸、血淚：
比如，他哥哥的死。
內塔尼亞胡兄弟倆的合照，
右一為哥哥喬納森.內塔尼亞胡
1976年，發生在烏干達恩德培機場那一「千里走單騎」式的營救行動至今仍被世界各國特種部隊奉為圭臬。
以軍唯一的犧牲者，是作為現場指揮者的中校軍官喬納森·內塔尼亞胡。
哥哥犧牲的同年，本雅明.內塔尼亞胡開始在以他哥哥的名字命名的反恐研究中心任職，最後官至中心主任，出版了代表作《恐怖活動:西方如何獲勝》，《在世界民族之林佔有一席之地:以色列和世界》。
20年後，1996年本雅明.內塔尼亞胡首次參選以色列總理，他的競選口號是：「內塔尼亞胡--要一個安全的和平」。
他成功了，不過在總理位置上，他只待了三年。
後來，為抗議沙龍的「單邊撤離計劃」，時任財政部長的內塔尼亞胡選擇辭職。沙龍也是狠角色，他表示「不關心誰反對該計劃」，「以色列的經濟不會因內塔尼亞胡辭職而受影響」。
後來，內塔尼亞胡又當了總理，國家開始急劇「右轉」：2013年大選，利庫德集團開始與極右政黨「以色列-我們的家園」、「猶太之家」結盟；而自2017年以來，以色列已經在與巴勒斯坦爭議地區的定居點上新建了5500套住房。
內塔尼亞胡是迄今為止
和特朗普最「合拍」的外國元首之一
兄弟之死，不足以解釋內塔尼亞胡的政策取向，但沙龍當年的藍圖，卻實實在在地被「開了倒車」，以色列似乎在偏執的道路上，漸行漸遠。
國家利益的維持，永遠是一項要取得精妙平衡的智力活動。任何偏激的決策，都可能在表面的收益背後帶來不為人知的損失。
控制這些風險，讓總體利益的呈現不用背負過重的負面代價，是一個決策者必須承擔的責任。
即使遭到質疑，即使面對威脅，也要毫不動搖地執行下去。偏執，很有可能是一個領導者優點。
可既然世間再無沙龍，以色列的下一代偏執該往何處尋呢？
參考文獻：
1、《惡魔導演的戰爭》，劉亞洲 著，載自《解放軍文藝》1983年第5期
2、《攻擊、攻擊、再攻擊》，劉亞洲 著，載自《解放軍文藝》1984年第10期
3、《1982年黎巴嫩戰爭的特點及其原因淺析》，王耀東、呂忠信 著，載自《學術探索》1990年第4期
4、《沙龍傳》，[法]D.阿伊克 著，劉成富 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5月版
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
偉哉，上將軍!我覺得這句話就足以概括他作為軍人和政治家的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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