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來自何方：二戰之後波蘭的反猶主義

來自專欄三苗的專欄

波蘭是一個歷史頗為跌宕起伏的國家。提起波蘭，人們想到的除了波蘭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之外，往往還有波蘭歷史上曾經遭受過的那些侵略。一些人也濃墨重彩地描繪波蘭的「悲情」，不過，悲情遠不是波蘭歷史的全部。不僅中世紀後期的波蘭在中東歐興風作浪，二戰後波蘭的一段歷史更是影響延續至今，這就是波蘭對待猶太人的行徑。筆者曾經介紹過，在十九世紀後期波蘭民族主義的演變過程中，反猶主義成了波蘭民族主義的組成部分。通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波蘭相關黨派與天主教會的不懈努力，波蘭的反猶主義成功地馴化了相當數量的波蘭群眾，這種反猶主義就此進入了波蘭社會和政治，並不再停留於口頭和書本，而是具體化為行動。

筆者在討論波蘭民族主義的時候曾經提及，這種思潮把波蘭設定為一個種族-語言共同體，這不只是口頭表態：學者哈莉克·科漢斯基（Halik Kochanski）在其著作《不折之鷹》（The Eagle Unbowed）中提出，這個時期的波蘭多次把境內的猶太人驅逐到巴勒斯坦地區。除此之外，當時的波蘭外長貝克曾經想把波蘭境內的猶太人「遷移」到當時的法國殖民地馬達加斯加，不用說，當地黑人的死活波蘭方面是漠不關心的。當時的波蘭政府甚至幫助猶太人組織訓練伊爾貢和哈迦納這樣的恐怖組織。很明顯，波蘭政府的舉動實際上是支持猶太人對當地的阿拉伯人進行殖民。也就是說，早在二戰前，波蘭雖然沒有殺戮猶太人，但是波蘭社會已經把猶太人視為不屬於波蘭這個「共同體」的異類了。這種態度為波蘭猶太人日後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二戰開始之後，波蘭反猶主義不僅沒有得到遏制，而且惡性發展了，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屠殺猶太人行動。本書作者格羅斯（Jan Tomasz

Gross）1947年生於波蘭，1969年移居美國，後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他致力於研究波蘭歷史以及波蘭反猶主義。他的著作《鄰人》以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Jedwabne）發生的事件為案例，描述了二戰期間波蘭人屠猶。這本書國內已經譯介。然而，波蘭人的屠猶行動並沒有隨著二戰的結束而結束，格羅斯的另一本著作《恐懼，奧斯維辛之後波蘭的反猶主義》（Fear, 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witz）描述的就是二戰之後波蘭對猶太人的屠殺。奧斯維辛之後，恐懼仍在繼續。

奧斯維辛之後，恐懼繼續

1945年5月，二戰以納粹的覆滅而告終，奧斯維辛集中營也在當年的1月底得到解放，飽受戰爭創傷的波蘭擺脫了納粹的統治。此時，在斯大林和丘吉爾的「百分比協定」的作用下，波蘭在戰後被劃歸蘇聯的勢力範圍。但是，這沒有阻止波蘭人的屠殺行動，更沒有終止波蘭猶太人的恐懼。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反而給了一些人開脫反猶主義的借口。

奧斯維辛之後，流離失所的人們踏上了歸鄉的旅程，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猶太人。不過，等待著這些納粹屠刀下的倖存者的，不僅是「松柏冢累累」，還有他們曾經的鄰人的屠刀。二戰中波蘭人屠殺猶太人的行徑，《鄰人》已經述之甚詳，這些波蘭人在二戰中不僅殺害了當地的猶太人，而且還搶奪了猶太受害者們（包括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的財產，人數之多，已經足以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地下組織成員耶齊·布勞恩（Jerzy

Braun）對這一結果相當欣賞，視之為波蘭人擺脫猶太人經濟控制的過程（《恐懼》頁46-47，以下本書引文僅標註頁數）。一些波蘭人甚至跑到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的廢墟上挖掘財寶。波蘭人甚至展開了屠殺猶太人「競爭」，而一些地區的波蘭人則把當地的猶太人視為（他們私有的）「時機到來時可以收割的作物」（頁42）。例如，1941年7月，瓦索什（Wasosz）農民在屠殺了本地區的猶太人後抵達拉季沃夫（Radzilow），企圖屠猶。不過，這些農民被拉季沃夫當地人拒之門外。兩天後，拉季沃夫當地人進行了屠猶。

有的波蘭猶太人在逃難時會留下一些財產，等到他們歸來，這些財產已被他們的鄰居吞沒。據作者估計，大約不少於五十萬的波蘭小城鎮和農村家庭，成了他們的猶太人鄰居財產的「繼承人」，這大約相當於二百五十萬人。當那些倖存的猶太人返回滿目瘡痍的家鄉的時候，從上述搶劫行為中大發其財的波蘭人對這些倖存者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這也是二戰後波蘭屠殺猶太人的「現實」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倫敦波蘭流亡政府的高官預計到了這種狀況，並且將之視為納粹德國佔領的自然結果，他們也欣賞這個結果。例如，這個流亡政府的外交委員會負責人羅曼·克諾爾（Roman

Knoll

）報告說，猶太人不可能恢復他們在戰前波蘭擁有的經濟地位。此外，猶太人被排擠或者被殺害後留下的財產中也有一些被當時的波蘭政府接管了，其中也包括一些戰時被納粹德軍佔有的財產。

在屠殺過程中，波蘭人往往全家齊上陣。甚至波蘭兒童也在戰爭的「教育」下變得殘忍而自私。乘坐火車的猶太人甚至被直接拉下火車，遭到殺戮。袖手旁觀的波蘭人對這些屠殺一清二楚，對猶太人的敵意遍布波蘭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一言以蔽之，在二戰浩劫中幸免於難的波蘭猶太人，卻在家鄉遭到了滅頂之災。1984年，當時的波蘭進行了一次調查，在九十名被調查者中，有二十七人提起了他們曾經目睹戰後屠殺，並且提及了兇手們的姓名。不僅如此，根據波蘭學者的報告，在這次調查中，不少人「一邊嚴厲譴責納粹，一邊對波蘭人進行的屠殺視若無睹，甚至為之極力辯解」（頁37-38）。因此，格羅斯認為，波蘭戰後的屠猶行徑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

在這種狀況下，不少猶太人只得再次背井離鄉。也有一些猶太人力圖說服自己，這些都只是「過渡」現象，他們中的不少人也為這種眷戀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雖然猶太人組織早早就敦促猶太人們移居大城市，但是，這些大城市，例如克拉科夫和凱爾采（Kielce）也不安全，不少屠殺就發生在這些城市中。這些猶太人組織也常常向當時的波蘭政府求援。毋庸諱言，當時的波蘭地方機構中也存在著對猶太人的偏見，猶太人在就業、教育等方面也遭受了不少歧視。

當時的波蘭政府並未對此聽之任之，仍組織了一些對二戰時屠殺猶太人案件的審判——事實上，格羅斯寫作《鄰人》和《恐懼》的不少材料就來自當時波蘭政府的審判記錄，但是這些審判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干擾，尤其是審判中證人常常受到人身威脅，這些審判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鄰人》討論的耶德瓦布內事件已經是同類審判中的翹楚。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波蘭人把屠殺猶太人事件拋諸腦後，相關審判也就越來越成為其他案件審判的附帶。根據本書的統計，波蘭法院審理的六十一起類似案件中，有九十三名波蘭人被起訴，並有十七人被最終定罪。戰後波蘭的屠猶浪潮持續了數月之久，涉及大約二十四個波蘭城鎮，並有數百名甚至數千名猶太人遇害。很明顯，上述審判只是杯水車薪。

1945年8月，二戰剛剛結束三個月，克拉科夫就發生了一次屠殺猶太人事件。1946年，凱爾采又發生了一次大屠殺。格羅斯在本書中花了很大篇幅描述凱爾采屠殺。這次屠殺的導火索，是一條「猶太人傷害基督徒兒童」的謠言。1946年7月1日，凱爾采一名八歲波蘭兒童亨里克·布瓦什奇克（Henryk

Blaszczyk）失蹤，兩天之後的晚上七點，他帶著櫻桃回了家。亨里克回家後不久，亨里克的父親瓦倫季（Walenty）醉醺醺地告訴當地警察，是猶太人綁架了亨里克。7月4日，瓦倫季、亨里克及其鄰居陪同警察去凱爾採的猶太人委員會大樓認人。當地警察處理相關事務的時候，群眾在大樓外聚集起來。接著，這些人「大吼大叫，說猶太人殺死了一名基督徒兒童」（頁84），屠殺隨之發生了。這次屠殺的慘狀，筆者實在不忍詳細描繪。

屠殺發生之後

凱爾采屠殺發生之後，當時的波蘭政府舉行了審判，一位辯護律師說：「走上普蘭季大街（Planty

Street，屠殺事件開始的地方）的人們是為了保護年輕人，這些人是被家長般的感情驅使的。法庭在評估被告們的心理狀況時應該考慮到這一點」（本書119頁）。這個說辭得到了當時多數波蘭人的共鳴。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報告也指出，當時的波蘭群眾對猶太人的境況無動於衷。不僅如此，當時的波蘭政府在媒體上批判這些屠殺行動，並舉行相應審判的時候，波蘭其它地區如羅茲的群眾舉行了「聲援」屠殺的抗議和遊行示威。1980年代中期，波蘭導演沃金斯基（Lozinski）拍攝了一部有關這次事件的紀錄片，凱爾采屠殺四十年之後，接受採訪的人們仍然認為，這次屠殺不是活人祭（ritual

murder），而是事出有因。雖然一些波蘭知識分子挺身而出，為猶太人仗義執言，但是他們的聲音很快就被湮沒了，被拋棄了。

在波蘭，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不僅僅發生在納粹集中營里，而且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波蘭社會對這些屠殺視而不見。如前所述，波蘭民族主義把波蘭視為一個語言和種族的共同體，那麼，「非我族類」的猶太人當然不可能在這個共同體中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位置。波蘭人早就把他們的猶太人鄰居當成陌生人而一筆勾銷。二戰中受害的猶太人不屬於波蘭人心目中「我們」的死者之列。相應地，戰時波蘭的公共話語中，猶太人也是缺席的。換言之，猶太人和波蘭人早已經形同陌路。

並不是只有普通的波蘭人如此看待猶太人，二戰中波蘭的地下媒體和報告中，猶太人也是「他者」。不用說，即使在戰爭時期，波蘭社會對猶太人被波蘭人屠殺也是漠不關心的。波蘭猶太詩人米奇什瓦夫·雅斯特倫（Mieczyslaw

Jastrun）記錄了不少類似事例。戰時曾參與波蘭抵抗運動、後來成為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的揚·卡爾斯基（Jan

Karski）甚至警告說，納粹對猶太人的政策在「波蘭社會的很大一部分」獲得了支持。不少波蘭人甚至和納粹合作，共同對付猶太人。波蘭的戰爭敘事中，也沒有猶太人的位置。波蘭人對猶太鄰人的屠殺也從未成為那個時代的意識的組成部分。簡言之，整個波蘭社會把猶太人視為草芥和螻蟻。也正是因為如此，戰後屠殺猶太人事件讓波蘭知識分子們如此「友邦驚詫」。

格羅斯在《恐懼》中花了整整一章（亦即本書第六章）分析波蘭猶太人和波蘭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在筆者看來，他未免有些過於書生氣了。無論是一般的反猶波蘭人，還是波蘭天主教會人士，他們不會真的不知道這些，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屠殺猶太人，以及洗白這一屠殺行徑的借口而已。這些人並不真的對這些感興趣，也不想深究，借用許茨（Alfred

Schuetz）的理論說，波蘭的反猶主義不過是在「猶太人」和「共產主義」這兩個符號之間建立了一個連接，以服務於他們的目的。

波蘭天主教會賊喊捉賊

熟悉波蘭的人們都知道，天主教會長期在波蘭呼風喚雨，國內一些學者也津津樂道于波蘭天主教會的「相對寬容」。然而，天主教會和反猶主義之間如影隨形，這一點可謂源遠流長，波蘭並非例外。二戰期間天主教勢力和納粹關係更是過從甚密，天主教勢力強大的維希法國、烏斯塔沙政權等成了納粹卵翼下的傀儡。奧地利的天主教會更是一馬當先，並支持納粹吞併奧地利。1941年11月，奧地利教會重申，他們支持希特勒入侵「威脅西方文明」的蘇聯。伊比利亞半島的天主教會也和佛朗哥、薩拉查結為同盟。當然，由於波蘭遭到了納粹的侵略，波蘭天主教會倒是沒有像它的親戚們那樣親納粹。早在1904年，教廷就特別開恩，准許義大利天主教徒參與投票，支持右翼，對抗義大利社會主義運動。戰後控制波蘭的正是蘇聯，凱爾采屠殺發生的時候丘吉爾的「鐵幕」演說也發表了數月，波蘭天主教會不會不清楚他們的敵人是誰。

凱爾采屠殺事件發生之後，波蘭樞機主教赫隆德（Hlond）通過諮詢下屬，拒絕發布一封譴責反猶主義，並且否認屠殺事件屬於活人祭的主教公函。沒有任何一個波蘭天主教的重要人士對凱爾采屠殺發表過毫不含糊的、斬釘截鐵的觀點，也沒有任何一個波蘭天主教教士批判這次屠殺。只有琴希托霍瓦主教特奧多爾·庫比納（Teodor

Kubina）在事件發生後堅決譴責了反猶主義。

屠殺事件發生一天之後，波蘭天主教會發布了一份不痛不癢的報告。人們甚至無法從這份報告中看出這次事件中到底誰是兇手，誰是受害者。這份報告只是附帶提到了「猶太人」這個字眼。7月6日，凱爾采主教轄區發布了另一份空洞無物的報告，這份報告中甚至沒有指明「謀殺」這個事實。五天之後，這個主教轄區又發布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泛泛地指責謀殺，要求人們平靜下來。就在同一天，前面那位樞機主教赫隆德發布了另一份聲明。這份聲明還是泛泛地譴責一切殺戮，並且否認這次事件的種族主義性質。人們還是無法從赫隆德的聲明中得知，凱爾采屠殺的受害者是猶太人。赫隆德甚至認為，凱爾採的教士們完成了其職責。接著，赫隆德一邊說戰爭時波蘭人和波蘭教士們救了不少猶太人的命，一邊把猶太人和當時的波蘭政府扯到一起，將二者等量齊觀。這位樞機主教甚至說：「在波蘭當時不幸的武裝政治鬥爭中，一些猶太人不幸遇難，然而在這些鬥爭中遇害的波蘭人數量與之相比高出了許多」（頁138）。最後，赫隆德否認他是個反猶分子。克拉科夫大主教亞當·薩皮哈（Adam

Sapieha）自始至終對凱爾采事件不置一詞。事實上，屠殺事件之前一周，薩皮哈接見波蘭與法國天主教知識分子的時候，對方直接認為薩皮哈是個反猶分子。另一位法國知識分子默尼耶（Mournier）的印象則是，（波蘭）「天主教最高層中的反猶主義是如此活靈活現，好像納粹滅絕猶太人從未發生過一樣」（頁140）。

有趣的是，千里之外的英國此時倒是對波蘭的反猶主義浪潮憂心忡忡、心急火燎。時任英國駐波蘭大使，第九任波特蘭公爵維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Victor

Cavendish-Bentinck）就極力催促波蘭天主教方面公開譴責反猶主義，然而對方巋然不動。當一些波蘭天主教人士終於開口的時候，也不過是重複已有的陳詞濫調。本廷克建議英方爭取教廷出面譴責反猶主義，以抗衡波蘭天主教人士的態度。如前所述，教廷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和波蘭方面毫無二致，本廷克的設想註定徒勞無功。梵蒂岡甚至推陳出新。英國駐教廷大使弗朗西斯·達西·奧斯本爵士（Sir

Francis D』Arcy Osborne）向英國方面報告，梵蒂岡國務卿多梅尼科·塔爾迪尼（Domenico

Tardini）在會談中告訴英國大使，莫斯科向波蘭派遣了五十萬布爾什維克化的猶太人。教廷對這類論調可謂不厭其煩。

1946年9月，時任凱爾采主教切什瓦夫·卡奇馬雷克（Czeslaw

Kaczmarek）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並向時任美國駐波蘭大使阿瑟·布利斯·雷恩（Arthur Bliss

Lane）和教廷提交了一份秘密報告，以抗衡當時的波蘭政府的觀點。這份報告終於描繪了屠殺的狀況。不過，該報告開宗明義：「只有猶太人自己才應該因為當時的事態受到指責」（頁145）。接著，報告大書特書二戰中波蘭人和猶太人的情深誼長，絕口不提波蘭人的屠猶行徑。不過，既然戰爭中波蘭人和猶太人如此魚水深情，為什麼戰後波蘭人對猶太人突然如此恨之入骨呢？這份報告倒是直言不諱：戰後的波蘭猶太人「全都擁有好工作，在工商業方面機會無限。波蘭政府各部門充斥著猶太人，猶太人掌管著波蘭秘密警察，大肆逮捕波蘭人。許多猶太人的波蘭語不過關，因為這些猶太人來自蘇聯」（頁145）。人們不難發現，以上種種實際上是耶德瓦布內事件中波蘭天主教會態度的重複和具體化（《鄰人》頁50）。

具體到凱爾采屠殺，這份報告不僅認為「肯定是猶太人」（頁146）指使小孩亨里克撒謊，而且旁敲側擊：「這看上去或許不大可能，甚至荒唐，因為這暗示凱爾采屠猶事件的主要起因是猶太人自己。不過這真的如此荒唐嗎？」（同上）。接著，報告連篇累牘地重彈老調。這份報告不以含沙射影為滿足，而是言之鑿鑿：猶太人開了第一槍，（猶太人）「連續開槍」（頁147），「根據目擊者報告，屋子裡的猶太人用手榴彈自衛」（同上）。

最後，這份報告如此描述戰後的波蘭：「許多猶太人熱烈皈依共產主義，在波蘭安全機構中供職，逮捕波蘭人，酷刑折磨甚至殺害囚犯，因此，他們被（波蘭）社會敵視」（頁147）。總之，在卡奇馬雷克委員會看來，猶太人和共產主義一體兩面，反猶主義和反共產主義也是同義詞；因此，譴責反猶主義意味著支持當時的波蘭政府。這份報告的結論也就不言自明了。前述的庫比納主教對報告提出異議，不過他在當時就是孤軍奮戰。劇變後，波蘭天主教歷史學家們也批評了庫比納的不識大體。

當代迴響：恐懼真的結束了嗎？

七十多年過去了，但是波蘭的反猶主義只是人們撫今追昔的對象，而不存在於現實中了嗎？筆者曾經提及，早在劇變初期，波蘭右翼勢力就相當強大，從2001年起，波蘭的右翼民粹主義再次在波蘭政治中登堂入室：在當年波蘭議會選舉中，兩個主要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波蘭家庭聯盟（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和自衛聯盟（Self-Defense

Alliance）就合計拿到了百分之二十五的選票。在那之後，這些右翼勢力繼續攻城略地。與此同時，國內一些學者歡呼的波蘭「公正轉軌」造成了大量社會不滿乃至危機。上述這些右翼勢力，尤其是卡欽斯基兄弟的「法律與公正黨」成功地利用了這些危機，把波蘭社會的不滿導向對他們有利的方向，從而上台執政。具體過程，有關學者已經有了相當充分的研究，筆者在此就不贅述了。雖然現在的波蘭已經幾乎沒有猶太人居民，反猶主義仍然是這些右翼勢力的主張之一。

如前所述，反猶主義一直是波蘭民族主義的組成部分，冷戰恰恰使波蘭民族主義沒有得到較為徹底的反思，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批判，而是在某些勢力的支持下被當成寶貝，不斷地被強化（公允地說，這是中東歐各國的普遍狀況）。這種狀況不能不直接影響到波蘭對歷史的態度。劇變之後波蘭一些歷史學家，如澤農·弗羅納（Zenon

Wrona）和前述的波蘭天主教會一樣，以反共為由，為波蘭天主教會對待屠猶事件的冷漠態度極力開脫。這種態度讓我們想起了波蘭的西邊鄰居曾經的模樣。劇變之後，襲故蹈常的波蘭天主教會捲土重來。例如，波蘭天主教會舉辦的瑪利亞電台（Radio

Maryja）一直自由地鼓吹包括反猶主義在內的老式右翼保守主義，當然，他們也反對波蘭的市場化改革。

與上述趨勢相比，圍繞耶德瓦布內事件的種種更加讓人見微知著。《鄰人》出版之後，波蘭社會頗有爭議。2004年，波蘭學者安東尼·波隆斯基（Antony

Polonsky）和約安娜·米赫利奇（Joanna Michlic）將波蘭社會各方的反應編輯成文集《鄰人回應》（The Neighbors Respond）。根據這本文集提供的資料，在2001年7月10日當天波蘭進行的民意調查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被調查者支持時任波蘭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就此事所做的道歉，也就是說，百分之六十的被調查者不贊成道歉（頁114-115）。波蘭天主教會對這個問題莫衷一是。2002-2003年，波蘭民族記憶研究所（the

Polish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IPN）通過研究，把耶德瓦布內事件受害者的數字減少到了數百人，無論是否屬實，這個數字肯定在客觀上「減輕」了波蘭民族主義者的「罪惡感」。2009年，波蘭政客卡明斯基（Michal

Kaminski）拒絕為耶德瓦布內屠殺道歉。2016年，現任波蘭教育部長安娜·扎萊夫斯卡（Anna

Zalewska）在一次電視節目中將耶德瓦布內屠殺稱為「學者的觀點」。2018年1月，波蘭眾議院通過法案，禁止人們指責波蘭的屠猶行徑。從極力縮小事件規模，再到徹底否認事件本身，這個路徑我們是熟悉的。

2015年9月13日格羅斯在德國《世界報》（Die Welt）發表文章，宣稱二戰中波蘭人殺死的猶太人比殺死的德國人更多。他在接受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採訪時，更是給出了一個數字：波蘭人在二戰中殺死了三萬名德國人，但是同時殺害了十萬到二十萬名猶太人（報道發表於2016年10月30日）。時任波蘭外交部發言人指責這個觀點「歪曲事實」。2015年10月，波蘭檢方對格羅斯的「詆毀」發起調查。由於格羅斯「破壞波蘭名譽」，2016年1月，波蘭現任總統杜達（Anderzj

Duda）要求重新評估格羅斯於1996年獲得的波蘭共和國勳章（Order of Merit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凡此種種，都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