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嗎？

2013年5月16日，易中天先生在「北大百年講堂」作了題為「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的演講，為其36卷本的《易中天中華史》揭開了「總序」。易先生以民國時期一個過路費的潛規則故事 為開頭，說明了「文明來自野蠻」。易先生是這麼總結的：「原始時代我們都是土匪，但是土匪們最後發現這種野蠻的行徑其實是對自己是不利的。相反通過利人來利己，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於是他們放下屠刀，拿起算 盤，變成了企業家和銀行家。企業家和銀行家就是從良的土匪。沒做得了企業家和銀行家的到各大院校和管理學院教MBA。所以文明就是對野蠻的否定和改造。那麼人類為什麼要對野蠻進行否 定和改造呢？很簡單，為了更好的生存和發展。這就是文明的意志。」1，「強龍」和「地頭蛇」《易中天中華史·總序 》的中心命題是「中國人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可我們在這個「民國土匪收過路費」的故事裡，看到的恰恰就是「中國人的信仰與核心價值」。易先生似乎 把中國文明的多層性與故事的內部邏輯都簡單化了，因為，中國社會其實有「強龍」和「地頭蛇」兩個層次，收費土匪只是「地頭蛇」，背景中還有民國政府這個「強龍」。而且，民國時期 不是原始時代，這個「文明來自野蠻」的「類比思維」，損失了太多的邏輯細節，它只能表明民國時期還非常野蠻。易先生所遺漏的關鍵點是：在什麼情況下，「地頭蛇」才有可能搞成收過路費的合作？在什麼情況下「強龍」會出現失控，以至於全國性的政府成立時，地方上卻依然不太平，並出現「地頭 蛇」收過路費的「潛規則」？這兩個問題的提出，意味著「民國土匪收過路費」的故事，不僅不能說明「文明來自野蠻」，反而只能說明，在土匪統一收費之前的「文明還非常野蠻」（各路 土匪無序亂搶），在統一收費之後則是「非暴力野蠻」取代「暴力野蠻」（各路土匪合作分利）。在易先生眼裡，非政府的土匪，掠奪式地收取過路費已經不算野蠻，這本身非常有意思。按道理，在已經存在民國政府的情況下，居然還有土匪敢通過打劫收過路費，這當然不是文明，而是 一種野蠻。易先生的類比不僅時間錯位，邏輯也有錯位。打劫收過路費是政府「明規則」之外的「潛規則」，「潛規則」表面上是互利的，可當事者各方的地位是否平等，決定了具體的「潛 規則」是否野蠻。收取過路費顯然是一種當事者各方地位不平等的野蠻規則，易先生之所以把它看成「文明」，那是因為民國時期政府層次的秩序更亂，而且統一收費之前的野蠻程度更高。 但是，理解中國文明的要害是：「強龍」和「地頭蛇」如何在同一層次上內鬥外搶、如何在上下層次上互相滅殺，將決定具體事件的相對文明或野蠻程度。問題出在，易先生可能太急切於「要對野蠻進行否定和改造」，太急切於把「文明的意志」歸結為「通過利人來利己」，結果有意無意地忽漏了民國土匪背後那個更大背景的含義。那個更大 背景的含義是：民國政府也只是一幫更大的土匪，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說明的是我們的「文明還非常野蠻」，也正是由於軍閥混戰，才沒人去剿滅土匪，土匪也才泛濫成災。這裡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是「單一權威是否出現」。各路土匪合作分利決不可能是自動產生的，實際上，各路土匪的「組織協調費用」、「偏好協調費用」和「協議落實費用」非常高，如 果不存在一個有威望的「黑社會老大」，合作分利的「文明」決不可能出現。在「地頭蛇」的層次是這樣，在「強龍」的層次也是這樣。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表明大土匪們誰也不服誰，在 蔣介石立起來之前，「強龍」層次的潛在「黑社會老大」都鎮不住局面。這個事實，就把我們帶入了更重要的第二點：「文明的意志」重點不是易先生說的「通過利人來利己」。易先生強調國家政權的出現是文明的起點，但是，國家政權的出現本身，卻不是「通 過利人來利己」，而是「通過更好地利己來利人」。民國軍閥混戰時，馮玉祥既當「流寇」也當「坐寇」，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從馮玉祥的故事裡，提煉出了一個「坐寇國家理論」。這個「 坐寇論」跟土匪合作分利是一個道理，「流寇」搶一把就跑，「坐寇」則發現坐下來經營能搶得更多，國家政權就是從「坐下經營」產生的。也就是說，「坐寇」不是「通過利人來利己」，「坐寇」的重點是「更好的利己」而不是「通過利人」，整個邏輯是「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如果不是為了搶更多和自己更威風，「 坐寇」是決不會在乎別人的利益的。如果在乎別人的利益，「坐寇」從一開始就不會選擇搶了。土匪合作收過路費的故事也一樣，重點是「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重點不是「通過利 人來利己」，因為事情必須這麼看：如果有「害人更利己」的方法，土匪們肯定不怕「讓子彈飛」。可見，「文明的意志」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不是「通過利人來利己」，市場中的互利也是建立在政權暴力秩序的基礎上的，況且市場也很難避免損人利己的欺詐。「通過 利人來利己」多少還是一種不能勇敢地面對現實的漂亮話，現實是，人只是為了更好地利己而不得不利他，即便是純粹的利他行為也飽含著「精神上利己」的成分。這意味著，我們不得不把 野蠻或暴力看成文明的普遍常態，文明可能用「非暴力野蠻」取代「暴力野蠻」，但「暴力野蠻」仍然可能被使用，至少是威脅著說要使用。這當然不是在宣揚「利己」和「暴力」，而是在 分析冷酷的現實。「民國土匪收過路費」的故事裡包含著「強龍」和「地頭蛇」的邏輯，「強龍」和「地頭蛇」的邏輯里包含著「中國人的信仰與核心價值」，那麼，這其中的具體內容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易 先生會說「中國人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2，信仰與核心價值易先生在講中國文明時不僅用了「類比思維」，還用了「象徵思維」。他是這麼說的：「商周時期，我們是用眼睛看世界的，因此商周文化的特點是絢爛多彩。春秋戰國我們是用腦袋 看世界的，因此有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漢唐兩代，我們民族是用心胸看世界的，因此有漢的強悍，唐的廣闊。……然後到了明代，時代精神就在擴張了，代表作是《金瓶梅》，朝野關注的 就是床上那點事。清代更糟糕，時代精神到膝蓋了，最會做的事情就是下跪。」這些「修辭思維」會妨礙易先生分析「中國人的信仰」問題嗎？易先生認為，伊斯蘭文明先立教後建國，成功的關鍵是信仰，只有伊斯蘭文明才可以用宗教來命名。西方文明有宗教，但信仰自由比宗教信仰更重要。「人權和法治是觀念，共和和憲制是制 度，民主既是觀念也是制度，不是憲制。核心價值就是獨立、自由、平等。……在西方文明那裡，觀念體現價值，制度保障觀念。這才有他們的崛起，這才有他們的經濟發達和科技進步。… …伊斯蘭文明是由信仰產生了精神，西方現代文明是信仰的背後體現了價值。中華文明最明顯的特點是什麼呢？沒有宗教，沒有信仰。……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的相信，這個就叫做信仰。……因為它超自然，你不能用科學實驗來證明，因為它超世俗，你 不能用日常經驗來證明，……這樣的東西我們文明從來就沒有。中國人信不信什麼？信。中國人有信的對象，但是信而不仰，仰而不信。……所以中國人如果有信仰的話，這個信仰的對象是 沒有定準的。…… 統統都信其實就是統統都不信。……這樣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這樣一種實用主義的文明，怎麼可能產生宗教和信仰呢，不可能的。所以中華文明的特點是什麼？叫有崇 拜無信仰，有敬畏無宗教。……利在於沒有信仰就可以容得下一切信仰。……猶太教像油，伊斯蘭教像奶，基督教像酒。……中華文明像水，……壞處在於核心價值觀不能恆定。……我個人 的建議是找到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獨立、自由、平等，都是人類的共同價值。……共同追求，各自實現，文明求同，文化存異。中華民族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為無信仰的文明，有責任為全球文明的對話提供一個開放的平台，這叫擔負起天下興亡；另一方面，由於我們無信仰，所以我們沒有恆 定的價值觀，我們應該找到全人類的核心價值觀，找到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找到我們文明自己的實現方式。」易先生的「修辭分析」非常生動，但中國人怎麼就是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了呢？易先生把信仰定義為「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的堅信」，他發表在《南方周末》（2013.5.17）的書面版本的「總序」里還另外提出：「人類為什麼要有宗教呢？是因為要有信仰。為什麼要 有信仰呢？是因為要有核心價值。有價值和價值觀，才會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創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續發展。可見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載體，核心價值才是關鍵」。易先生的自相矛盾是明顯的。他一方面認為「由於我們無信仰，所以我們沒有恆定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又認為「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載體，核心價值才是關鍵」。這裡的矛盾是：如果 核心價值生出信仰，中國人怎麼會「無信仰所以沒有恆定的價值觀」呢？如果「核心價值才是關鍵」，那中國人應該是「沒有恆定的價值觀所以無信仰」才對啊。就算是口誤（書面版本沒有 這個提法），可接下來，易先生一方面認為「有宗教因為要有信仰」，另一方面又用宗教去定義信仰，這才最終導致了「中國人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的失誤。怎麼講？難道信仰不是的「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的堅信」嗎？當然不是，這個定義說的是宗教，而且是「超自然神的宗教」，最多只能說是「超自然神的信仰」，不是信仰的全部。中國 本土確實沒有土生土長的超自然神宗教，道教、儒教都不具備這些特徵，但中國人有自己的信仰及核心價值。其實，信仰本質上是人對無法確定、無法追問或神奇之物的一種信服和尊崇，信仰本質上是人類在不確定中追求確定的一種精神設定，而根本不管這個設定是否具有「超自然、超世俗 」的特徵。人類在艱難困苦的原始條件下產生了很多設定和神化，包括對自己祖先的神化、對天和各種自然物的神化、對其他想像物（如鬼和魂）的神化、對超自然的上帝的神化，等等。所以，信仰是否超自然、超世俗，這一定程度上是一個文化傳統問題。西方人和伊斯蘭人的信仰偏向「一神」和「精神超越」，而中國人的信仰偏向「多神」和「世俗實利」 。西方和伊斯蘭信仰看不起「偶像崇拜」，崇敬的是唯一的「上帝神」；而中國人對自然世俗性質的「多神」有本能的偏愛，因為多神的「偶像崇拜」更加親近實惠。當然，崇拜未必是信仰 ，只有消除人生焦慮、追求人生確定性的崇拜才是信仰。宗教是制度化、儀式化的信仰。西方人是「政治多神、宗教一神」，伊斯蘭人是「政教合一」，中國人是「政治一神、宗教多神」。所以，不能說中國人沒有信仰，中國人只是沒有西方人和 伊斯蘭人那種「超自然」和「精神超越」的「上帝信仰」。中國人的信仰主要圍繞著「敬天法祖」，在「敬天法祖」中追求確定性，這種確定性的產生帶有明顯的世俗權力和實際利益的特徵 ，而這又與中國農耕社會靠天吃飯、與中國人靠祖蔭祈福的祖先崇拜有關。這就是說，我們中國人的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是根深蒂固的（關於中國特色權力信仰我在別的場合有過分析，這裡從略），它並不會因為你拒絕對實利或權力使用信仰這個詞 而有絲毫改變，問題的本質仍然是人類對確定性的不同追求。易先生可以認為我們中國人的信仰太低俗，但不能說我們這個低俗的信仰不是信仰。信仰是否低俗是價值取向問題，信仰是否存 在是認知判斷問題。否定中國人有信仰，更重要的還是在於不能看到「追求確定性」這個人類信仰本質。只要是人，只要他有抽象思維，只要他能通過抽象思維去尋求確定性，他就必然有信 仰。「民國土匪收過路費」和「強龍」與「地頭蛇」的邏輯里，包含的正是中國人的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你確實可以說，與「精神超越」的「上帝信仰」比這算什麼信仰，但再低俗它也 是中國人的信仰，自我貶低無法實現自我否認，存在的東西再否認也存在。更關鍵的問題是，易先生似乎沒能看到，正是由於我們中國人的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根深蒂固，西方文明「獨立、 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才一直無法成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3，普世價值與文明對話否認中國人有信仰與核心價值是一個常識性失誤，但易先生如何產生這個失誤才是更有意思的。他在書面版本的「總序」里說：人類文明有三代，「代表第一代的是中華文明，代表第 二代的是伊斯蘭文明，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現代文明」。所以，他把「獨立、自由、平等」的西方文明核心價值，看成「都是人類的共同價值」。也就是說，易先生的整個邏輯是倒過來的：他先把「獨立、自由、平等」設定為全人類的共同核心價值，而這些核心價值碰巧是他認為的西方核心價值，所以，西方現代文明代表了人 類最新近的第三代文明，而中國文明裡沒有「獨立、自由、平等」，中國文明還碰巧沒有一神宗教，所以中國文明就被他斷定為「無信仰，所以我們沒有恆定的價值觀」。以上我已經分析，這種邏輯倒推，導致了易先生的五個認知失誤：一是「價值決定信仰」與「無信仰所以沒有恆定的價值觀」的自相矛盾，二是否認中國人有信仰與核心價值，三是混 淆信仰與宗教的關係，四是認為「文明的意志」是「通過利人來利己」而不是「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五是因簡單看待「文明來自野蠻」而邏輯上忽視了 「非暴力野蠻」和「文明依 然野蠻」。歸根到底，問題還是出在易先生太急切於用「獨立、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對野蠻進行否定和改造」。我不反對把「獨立、自由、平等」看成是全人類的核心價值，也不反對用「 獨立、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對野蠻進行否定和改造」，但是，我反對帶著這種「價值衝動」來分析中國文明的信仰和價值，因為，過分的「價值衝動」，必然會導致「價值理性」壓倒 「認知理性」，從而導致不應有的邏輯扭曲和認知失誤。實際上，以上的五個認知失誤還不是最要緊的。最要緊的問題是，說「中國人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道理上似乎一張白紙更有利於順利地採納「獨立、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可 一旦發現，中國人其實有著極其頑固的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我們還會以原來的方式，去分析普世價值不被中國人採納的原因么？如果我們原來只看到普世價值不被中國人採納的「意識層面 」的原因，那麼，現在我們是否應該深入到「信仰層面」或「本能層面」去分析呢？另外，我們原來以為，一個「無信仰的文明」能夠「為全球文明的對話提供一個開放的平台」，現在，帶 著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的我們還有這種自信么？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導致中國人的核心價值特別物質化、道德化和差序化，不象西方那樣精神化、規則化和平等化。而這恰恰是我們中國人慾求「獨立、自由、平等」而不得的原因，這是 個意識上追求、本能上拒絕的「先天信仰」問題。如此，「為全球文明的對話提供一個開放的平台」，決不可能是想像中的那麼理所當然。一個沒有普世情懷的文化為普世的衝突搭台，這本 身就有幻想的成分，這種幻想至少從湯恩比那裡就開始膨脹了。實際上，中國的天下主義不是普世情懷，朝貢思維不是契約思維。先把對話平台的問題放一邊去，最關鍵的問題還是「普世價值不被中國人採納的原因」。如果仔細分析，一個文明的核心價值，其實應該包括「規範的或書面的」核心價值以及「實證 的或實際的」核心價值。可以說，西方的「書面核心價值」與「實際核心價值」比較接近，分離度比較低，所以「獨立、自由、平等」實現得比較好。當然，這種情況不是從來如此，而是近 現代才開始這樣的。但是，中國的「書面核心價值」與「實際核心價值」幾乎一直是分離的雙軌價值。有人認為，中國的傳統核心價值包括「敬、恕、和、仁、孝、忠、信、恥」。實際上，這些只是中國人的「書面核心價值」，中國人的「實際核心價值」是完全不同的另外8個字：「 天、權、錢、臉、家、統、吃、活」。易先生說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不恆定，其實，作為「實際核心價值」，我們的實利與權力觀恰恰特別恆定，以至於我們的「書面核心價值」都一直無法 與之統一。我們的核心價值的恆定，還特別體現在「差序格局」的意義上，它是一種「內外有別」的恆定，敬和忠等等並不完全停留在書面上，但它們肯定是親疏有別的。我們一直以為，「普世價值不被中國人採納的原因」在於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其實這不全面，這只是意識層次的原因，被我們忽視掉的還有本能方面的原因。本能方面的原因說的是，即便是 認識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礙推行普世價值的人，他自己也會在實際行動中本能地抵制普世價值，而這正是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的頑固之處。易先生在演講中提到自己在北京台說過的那句名言：「這年頭不弱智那就不能當領導」。很對，但很不夠。我要加上的一句話是：「這年頭不弱智那就不能當啟蒙思想家」。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中國人的問題不是「認識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礙推行普世價值」，中國人的問題是「認識到問題所在的啟蒙思想家，自己也會在實際行動中情不自禁地抵制普世價值」。中國需要 的是「啟行家」，不是「啟蒙家」；啟蒙家以為問題是「蒙」，其實問題是「行」；啟蒙家以為問題是「意識」，其實問題是「本能」；啟蒙家以為問題是別人不「行」，其實問題是連自己 也不「行」。自由不是反抗主子，自由是趕走主子之後自己既不再是奴，也不再是主。中國人的自由，恰恰是以自己成為新主子為本能目標，而且，這不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是博弈環境的結構必然；你 不這麼做，別人也會這麼做，從而逼你只能這麼做。情況可以用七個字來概括：認識到但被決定。這可不是宿命論，這是博弈結構論。每每價值與真相衝突，我們總是讓真相讓步，但這個真 相在每個人的心裡，這個真相無法讓步。中國人的問題是自己本來的信仰及核心價值太強大而無法改變，至少我們沒有看到改變的跡象，而這正是中國社會深陷「囚徒困境」的原因。我在《中國不一樣》一書里分析的就是這個問題 。大樹不可能倒，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抱著大樹喊坎樹」。「文明求同，文化存異」說起來生動，但文化一存異，一些重要的文明方面，就往往無法求同。其實，也正因為如此 ，世界才有文明的衝突。4，結語：「價值理性」與「認知理性」每個研究中國歷史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中國三千七百年的命運和選擇」重講一遍，但要害的問題是理論視角，是奧爾森式的「坐寇國家論」般的邏輯力量，不是缺乏「歷史解釋學 」思維的「修辭分析」，更不是「價值衝動」壓倒「本質認識」的歷史通鑒。易先生老當益壯，36卷本的《易中天中華史》雄心勃勃，作為讀者，我們只能希望《易中天中華史》在保持自己的「價值理性」和「修辭思維」的基礎上，增加一些「認知理性」和「邏輯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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