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知識分子與專業主義

徐賁我的《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東方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後，有人批評說是「公知」寫的東西。書中《民主不需要完美主義》一文提到了政治學者王紹光的《民主四講》（三聯書店，2008年8月），批評者認為，「王紹光這部書至少還是大學裡嚴肅的政治學講義，而徐賁不過是一個英文專業的博士在談論美國政治。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所謂的公知就是那些越界、不守專業操守的知識分子。」按照這種說法，如果你拿的不是政治學的博士學位，那麼你就對政治學博士的政治見解無權發表意見，不然就是「越界」和「不守專業操守」。那沒有高學位的普通人怎麼辦呢？難道只能讓那些有博士頭銜的人在被壟斷的「專業話題」和被專有的公共問題上發表評論嗎？「有牙齒的嘴巴」用專業主義、恪守專業界限或維護專業操守為名，來否定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在今天是相當普遍的。這種否定不是常見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而是「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在中國的特殊語境里，這二者有所區別，但也相互聯繫。反智主義又叫反智識主義，有兩種：一種是對智性（intellect）、知識的反對或懷疑，認為智性或知識對於人有害而無益，如「文革」時期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另一種則是對知識分子的懷疑和鄙視，如「文革」時期的罵語「臭老九」。「專業主義」則不同，它看起來不僅不反對，而且還很尊崇智性或知識。但是，它反對的是那些不能用學科來設定界限，不能用專業來體制化的知識。我這裡要討論的是「公知」所受到的來自專業主義的排斥。有人總結道，這種排斥的根源在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在識結構和思維方法上的缺陷：知識結構上缺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哲學/法學等分析框架，同時社會實踐不足；思維方法上邏輯缺失、煽情泛濫；專家與「求真」力量持續崛起。這三點可以歸結為基本的一條——那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知識夠不上專業水準的知識標準。那麼，什麼是「專業水準」的知識呢？一般認為是能掌握某一學科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有相關「學科訓練」。它有較為嚴格的專門化研究領域和專業界限，往往用同一套語彙、方法、文獻、權威和規範，並可以用這些話語記號來進行學科的自我辨認。專業主義的問題不在於專業，而在於用專業壟斷話語權，你不是政治學博士，所以你就沒有資格談論政治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公知」並不完美，但社會非常需要公知，不為別的，就因為他們是越界的人。他們雖然未必個個都算得上是蘇格拉底說的那種社會的「牛虻」，但都能算是哲學家理查德·羅蒂所說的那種愛多嘴、管閑事的kibitzers，在羅蒂看來，這本來就是知識分子應該扮演的社會角色。羅蒂認為，最好把哲學家看成是些kibitzers，知識分子也是一樣。什麼是kibitzers呢？簡單地說，就是多嘴的人，打亂別人自以為是、自鳴得意的好心情的人。Kibitzers的多嘴不是甜言蜜語、歌功頌德，說好聽的話，而是說些未必中聽，卻不能不說的真話，用尼採的話來說，是從有牙齒的嘴裡說出來的話。尼採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里說，「一張沒有牙齒的嘴，不再具有說出真理的權利」。我們有很多教授，他們都有專業知識，都是有嘴的人，但不少都是沒有牙齒的嘴。公知（public　intellectuals）與之相區別的其實不是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而是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如醫生、律師、會計師、編輯、工程師等。專業知識只能在與職業相關的或學院的小圈子裡內部流通。公共知識分子運用的是與專業主義不同的知識，知識取向也不同。他們的知識取向不是與專業主義對著乾的「反專業主義」，而是把專業主義擱到一邊的「業餘作為」，這種業餘性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特徵。今天我想就四個問題（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專業主義的知識分子；對業餘性的誤解；怎麼看待一些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不夠專業主義；公共知識分子談何種「常識」，做何種「啟蒙」）來談談以業餘性為特徵的公共知識分子，希望有助於厘請一些關於公共知識分子的誤解。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專業主義的知識分子業餘是公共知識分子與學院體制中的專業主義保持距離的一種批判姿態。在公共知識分子看來，專業主義指的是知識分子在知識活動中畫地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會責任、喪失了對現實的批判意願與能力。專業主義使知識和學術脫離現實，變得狹隘、瑣屑、僵死，成為一種小圈子內的自娛自樂。專業主義已經成為一些知識分子用來與體制合作，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形態。其實，知識分子最初把「專業」確立為學術自身的價值，是為了用專業訴求來爭取自主獨立，不受政治的威脅、控制或金錢的收買、利誘。專業主義最初強調的是學術歸學術，知識與政治分家，知識要客觀真實。專業主義要求尊重真實，真實面前人人平等，反對學術之外的政治、金錢勢力對知識的產生和傳播橫加干預。這本來具有爭取知識民主的意義。一旦他們的自我利益受到所謂專業化體制的保護，就不會想改變現有體制，相反，他們會積極維護這個體制。今天已經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典範人物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一開始也是一個專業知識分子，也不敢公然宣告他的業餘性，至少是沒有這麼做。他的第一本書是論英國作家康拉德的，第二本書《開始：意圖與方法》仍然是一本標準的關於文學研究的專著。一直等到他出版了《東方主義》（1978）、《巴勒斯坦問題》（1980）和《報道伊斯蘭》（1981）後，他才從文學專業中把自己解放出來。在《世界、文本和批評者》（1983）中，他正式把批評者定義為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他批判專業主義，亮出「業餘者」這個異議身份，是因為他有兩個本錢：第一，他是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專家，有內行的認可；第二，他有社會、政治批評的著作，有社會的認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種本錢，他都不能理直氣壯地以「業餘者」自居。對業餘性的誤解如今「專業」與「業餘」的問題，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公眾所感知到，微博上也開始有相關討論。這是知識向下流動、擴散的必然過程，還是和中國社會某些結構性的變化相關？我覺得人們對「業餘」有誤解，以為業餘就是「玩玩」和不專業，所以才會向下流動、擴散，成為一般民眾的普通知識。其實不是這樣。這裡說的業餘，是很有實力的那種業餘。小提琴大師梅紐因說，他希望自己能像一個業餘提琴手那樣演奏。麻省理工學院的萊特曼（Alan　Lightman）是一位物理學教授，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業餘寫了一本叫《愛因斯坦的夢》（Einstein,s　Dreams）的小說，在全世界暢銷。萊特曼要探索的是何種靈感讓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改變了當時世人的時空觀念。這種對人與時間關係的思考，是很有思想和藝術成就的「業餘」。業餘性不是不要專業主義，反對專業主義，而是要在專業主義之外另有作為。許多信奉專業主義的人，自以為是「專家」、「學者」的，其實許多不過是有專業無智慧、有知識無見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識小販，他們的全部本錢就是那一點點專業知識。怎麼看待一些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不夠專業人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批評就是他們不夠「專業」，有的在談論社會問題時有「模式化」的問題，有的是跨界太遠導致發言質量下降。在我看來，中國一些公共知識分子不夠「專業」是個事實，但不一定是一個缺陷，當然能夠專業一些會更好。其實，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不一定非要是像西方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那樣的人物，如愛因斯坦、加繆、薩特、亞瑟·凱斯特勒、喬姆斯基、桑塔格、卡爾·薩根（Carl　Sagan）、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薩義德……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國情，公共知識分子的專業造詣、職業特徵和公共活動方式也會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國家裡，「公共」的含義也並不相同，這與公眾關心怎樣的「公共問題」有關。不同的公共問題有不同的具體內容。一般中國民眾對「公共問題」的理解比美國人狹窄和專一，主要是像民主、公民權利和法治這樣的話題。許多社會權利的問題，如農民工的工作條件、他們子女的教育機會、弱勢群體的生存條件、貧富差距、分配不公等，也都是因為缺乏公民權利的爭取才造成的。討論和批評這些問題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波茲納或其他研究者所說的那種有專業造詣的「公共知識分子」，還不如說是正直、勇敢、富有正義感的「公民」，獨立公民，自由公民。美國革命之前，偉大的平民思想者托馬斯·潘恩擔當的就是這樣一個公民角色。他是一個鞋匠，雖然寫過許多膾炙人口的小冊子，美國人仍然稱他是「公民潘恩」，而不是「公共知識分子潘恩」。這是一個不平凡的公民，他先於美國共和而出現，是一個呼喚和幫助這個共和誕生的思想者，一個美國革命的助產婆，一個在精神、人格和心靈上自由的人。潘恩撰寫的《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常識》都是一個自由人的作品，這些作品的意義和價值不能也無需用知識分子或知識產品的標準來衡量。專業知識有助於參與公共事務的質量。專業知識分子能夠就社會事務發表意見，對不良現象提出批評，那當然是最好不過了。問題在於很多有專門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哲學、法學學識的學者並不願意出來說話。那怎麼辦呢？總得要有人站出來說話吧，否則豈不是連一點異議的聲音都沒有了。波茲納的《公共知識分子：衰落研究》給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是：「以公眾為對象、就政治和意識形態性質的公共問題發表意見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牛虻」，要像蘇格拉底一樣對現狀發問，雖然不一定都要振聾發聵，但也能挑戰常規，啟發思路，衝擊思想的麻木。根據賽義德的說法，他們應該能「公開提出令人窘迫的問題，對抗正統和教條（而不是製造它們），不能輕易被納入政府和企業」；波茲納補充道，「也不能輕易被納入其他宗教、社會、學術的教條。」公民常識與公民啟蒙有的公共知識分子認為，公共事務大致分成兩類，一類是不需要專業知識背景，就可通過常識來判斷對錯；一類是需要專業知識背景的，比如轉基因、PM2.5問題等。我認為，就公共啟蒙而言，應該對「常識」做一個界定，公共知識分子談的應該是公民常識。公民常識指的是與民主和法治有關的普通知識，這種常識在中國還不能稱為常識，因為許多民眾還不知道。不斷地介紹這樣的常識，是為了使它在中國民眾那裡深入人心。在中國，把這種常識稱為「公民知識」似乎更合適一些。傳播這類知識的知識分子，與其叫他們「公共知識分子」，不如稱之為「公民知識分子」更為恰當。他們的寫作是從一個普通公民的角度，就生活中與人們普遍而基本的生存權利相關的公共話題展開討論。專欄文字很自然地成為公民知識分子傳播此類知識的寫作方式，以專欄文字的形式介紹一些政治或政治倫理概念形成的小知識，這是普及常識的一部分。例如，什麼是公民的「知情權」？「行政保密」又是怎麼一回事？「權力」會有怎樣的「秘密」結合？「參與」是什麼意思？公共生活中的「粗鄙」和「粗俗」有什麼不同？……專欄文字可以這種方式向人們提供一些新的聯想和思考線索，也就是說，如果他們感興趣，可以按圖索驥，尋找新知識點，觸類旁通、由此及彼、由遠而近地思考一些身邊發生的事情。這種聯想式的思考沒有固定的規則，也不可能預計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非常日常化的解讀，一種常識化的理解。所謂常識，按照人們一般的理解，應該是指那些能夠不證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眾所周知，最終心領神會的日常觀念。觀念是一個學習與接受的過程，觀念無法自動進入人的頭腦和想法中去，需要通過經驗或教育來逐漸形成。如果某些觀念不能從日常生活的直接經驗中習得，那就不妨從他人那裡介紹過來，其中的知識越普及，觀念就越可能以「看法」的形式變成常識。在常識里，這樣的觀念未必就是言之成文的「知識」（知識分子可能有這樣的知識），而只是一些「看法」。這樣的看法是正確的，因為事實證明，有這些自由和權利比沒有要好，更有利於個人和社會。柏拉圖的《美諾》(Meno)篇中，蘇格拉底稱讚「正確看法」（correct　opinion）的作用。他說，「正確的看法並不比知識遜色，看法能幫助指導人的行動，並不次於知識。有看法的人一點也不比有知識的人差。」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就是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的智識平等。知識分子在介紹「公民常識」的時候，有必要將此與「一般常識」做一下區分。因為一般常識在中國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很曖昧，很矛盾的，並不一定是推動社會改革的知識力量，因此對一般的常識不宜過分推崇。常識是人的生存環境的產物，是社會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國家裡的常識內容和作用是不同的。例如，公民擁有公民自由和權利、私人財產必須得到保護，政府和開發商不得動用公共權力隨意拆遷，報紙可以批評政府，這些都是常識。常識不是人天生頭腦里就有的。常識是一種知識，許多常識教育都是在學校里進行的，與學校教育的內容與目標有關。常識是一種隱含權力的知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學校教什麼，不教什麼，怎麼教，為什麼而教等等。一般的常識之所以是常識，是因為那是民眾早就知道。常識有時能讓人頭腦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說辭欺騙，但常識並不會因此引發反抗的行為。生存環境能決定人選擇怎樣的常識，給哪種常識以優先考量。例如，常識能讓人看到社會裡的許多腐敗和虛假，不相信那些虛偽的歌功頌德之辭。但是，常識也讓人知道跟有錢有勢者的腐敗、虛假過不去，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這兩種常識是相互抵消的。後一種常識甚至可能會更佔上風，因為有常識者特別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圓滑識相，這樣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強出頭或者以卵擊石。公共知識分子的根本作用是對民眾啟蒙，啟蒙有兩個不同的層次，一個是民主公民啟蒙，另一個是人文啟蒙。至於哪一個比較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去做，這在很大程度上由大環境決定。知識分子做什麼事，離不開一個關鍵的問題，他身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裡，可以提供哪種啟蒙。例如，中國和美國的社會境遇就有明顯的不同。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關注得較多的「公共問題」，如文化歧視、女權、動物和環境保護、知識與權力的關係。這些問題在中國人看來可能不過是一般的「文化問題」或者根本就是「人文學術問題」。例如，著名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寫文章，向民眾介紹科學的意義，討論科學與文化、與宗教的關係；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向民眾介紹人類基因的「雙螺旋線」（Double　Helix）；著名天文學家卡爾·薩根（Carl　Sagan）討論人類智能進化的《伊甸之龍》；理論物理和數學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向有志於科學的青年讀者介紹自己科學研究經歷的《打擾宇宙》。這類公共知識分子著作在美國還有很多，更不要說是像喬姆斯基、薩義德、桑塔格那樣的人文學者公共知識分子的著作了。放在中國，這些都是「學術」，根本不會當作是公共知識分子事業。相反，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在報刊上發表的抨擊腐敗、要求社會公正、反對幹部裙帶提拔，甚至批評地溝油、牛奶品質、拖欠農民工工錢、隨意拆遷、大吃大喝這樣的事情，在美國人看來，就是普通報紙記者和民眾來信的事情，不需要知識分子用專門的學問來說明的深刻道理。只有在公民啟蒙有了成效後，才會需要和有暇進行程度更高的人文啟蒙。我們今天在美國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人文啟蒙，這是一種需要有專門學識的知識分子來幫助實現的啟蒙。在一個在政治、社會制度形成高度民主法治共識的國家，人的精神、人性、心靈、文化、修養等等都會變成公共問題，這些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文問題」。討論這些問題需要有相當的學識、見解、文化素養，是知識分子所擅長的問題。而對今天的很多中國人來說，這還是一種奢侈。說啟蒙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有點誇張，說啟蒙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可能的社會「作用」也許更恰當一些。知識分子有知識，知識能幫助人擺脫蒙昧，要說啟蒙，先要歸功於知識。但是知識是要由人來傳遞和傳播的，而且，並不是所有的知識能都使人擺脫蒙昧，有的知識會使人蒙昧，或變得更蒙昧。文化大革命時，學校里傳授的就是這樣的知識。這樣的知識至今仍未能從學校里完全清除出去，許多人在學校受了教育，卻帶著這種蒙昧走進社會。也正是因為現在還有許多這樣的蒙昧之人，所以社會特別需要能為他們做些啟蒙工作的公共知識分子。作者為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來源：《經濟觀察報》2013-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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