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國政治發展回顧與展望

30年中國政治發展回顧與展望

房 寧*

摘要：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在摸著石頭過河，以問題推動制度建設。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種好模式是浙江溫嶺模式——民主懇談和黨代會常任制。展望未來，科學發展觀要落實到科學政治觀：讓弱勢群體有機會說話；當官的要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談到30年來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很多說法：有的說政治體制改革滯後，與經濟體制改革不協調；有的說政治體制改革還沒破題；有的說中國根本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只有經濟體制改革。在我看來，30年的改革開放是全方位的，我們有並正經歷著政治體制改革。1978年前後到1982年，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先行，它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啟動的一個必要邏輯前提；1982年以後，政治體制改革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是經濟體制改革中出現新的問題、產生新的需要，政治體制隨之不斷地調整。

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呈現出哪些特點？首先要明確的一個概念是，它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是有區別的。我們稱經濟體制改革為「轉型」，因為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了社會主義市場化；而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從一種體制轉向另一種體制，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現在我們說要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從宏觀上說，它指國體、政體；具體地說，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主要是改革開放以後實行的。 第二個要明確的概念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經驗跟經濟體制改革一樣，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和經濟體制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改革的複雜性和重要性更為突出。改革開放30年，雖然說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但我們畢竟在民主政治發展上缺乏經驗，很多問題不是說不想解決，而是因為它們非常複雜，難以預見及綜合考量。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體現在：經濟體制改革允許「試錯」，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問題還可以調整；但政治體制改革是一條單行道，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旦失誤很難挽回，所以政治體制改革風險極大。 在明確了上述兩個概念後，我們再來看看這30年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什麼特點。最大的特點，就是以問題推動制度。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制度的變遷往往和重大的歷史事件有關，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在實踐當中不斷地通過解決一些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等等，逐漸地規範化，成為一種制度或者法律的。一種矛盾、一個事件、一個問題的解決，第一次是先例，第二次是慣例，第三次是制度——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針對問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相對來講我認為更穩妥。為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增強民主與科學，我們做了很多具體的事，包括發展基層民主等。而且20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搞試點研究，經過試點成功後再逐步推廣。例如現在在四川的雅安、浙江的台州等地，就在試行黨代會常任制。通過試點，用實踐來檢驗制度是否有生命力，這對人民、對國家是負責任的做法。 那麼是不是說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全是實驗的，而完全沒有了一個總體的構想？當然不是。我們的總體思路，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和辯證統一。

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走自己的路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第一，有一個總的原則，就是我們不能走極端，必須走中庸的路，這一點應該說現在也逐漸成為了社會的共識。第二，中國應該走自己的路。中國為什麼要走自己的路？並非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就非得要走自己的路；而是說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到切實可行的政治發展道路。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核心就是「三統一」的民主模式：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學概念——「制度化水平」，是說政治制度和社會發展的適應性怎樣，適應得越好，制度化水平就越高。那麼我們可以作一下對比：美國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我認為主要是解決一個「power and right」（權力和權利）的關係問題。因為當代西方社會的主要特點在於，它是發達、富裕、成熟、共識者多的社會，人們的社會關係、經濟結構都相對穩定。這種情況下，政治制度的主要問題在於權力限制與權利保護。簡單地說，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圍繞這個問題而存在、進行的，這也可以稱為「民主化」。但是中國的情況不同。當然，中國首先也有一個要保障人民權利的問題，這是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但僅僅這樣又是不夠的，因為我們還要追趕世界，還要在已經形成的固有世界經濟格局中參與全球化。除了在制度上去想辦法以外，我們沒有別的良方，因為我們的資金、技術、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科學文化素質都和發達國家有差距。所以我們的政治制度其實有雙重目標：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的權利；一方面要集中社會的力量。雙重目標難免有時會矛盾，重在平衡。 那麼我們再來看「三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首先對之進行機制分析：所謂人民當家作主，就是要給人民以自由，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這當然要通過法律來實現。所以黨的領導要維持一個平衡，讓社會通過一個核心來運轉，而不是通過各個社會階層、利益群體的博弈來實現。 對這種制度進行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叫作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什麼取得這麼大成績？有人說，是因為中國有豐富的、年輕的、物美價廉的勞動力。但世界上有大量廉價勞動力，資源跟我們差不多或比我們多的國家和地區很多，為什麼只有中國取得了這麼大的成績？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充分利用了人力資源、人力空間。保障人民權利實際上成為了一種預期，調動了社會積極性，進而形成了市場優勢。而另外一方面，中國實行了集中制。我們現在的民主政治是參與式、協商式、監督式的，圍繞著一個政治核心。這樣，它可以比較好地集中國家的利益、發展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國家發展過程中一以貫之的慣例，形成了長期的發展戰略。所以中國社會相對來講比較穩定。改革開放30年，中國其實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在求變，我們的國家目標、現代化目標、工業化目標是一直堅持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也在不遺餘力地進行。因此總體來講，這種制度容易形成整體的格局，形成可以長期堅持的、穩定的戰略，保持了政策的延續性和繼承性。 就我們目前的發展階段來說，我認為實行擴大參與、推進協商、加強監督的民主政治模式是比較合理的。為什麼中國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呢？西方式的民主抽象地來講是要解決權力跟權利的關係問題；具體來說，它的制度安排是競爭性的民主。競爭性的民主在中國社會裡實行會有問題，「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中國跟西方不一樣，西方社會發達、富裕、共識較多，運行比較良好、穩定；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既是「發展黃金期」又是「矛盾凸顯期」，社會關係變動不一，矛盾多。而上層建築裡面的競爭性選舉確實有擴大矛盾的趨勢，因為競爭性選舉要強調代表性，而代表性要強調區域性，有時純粹是由於政治立場和政治需要而加大了社會利益的分歧，強化了權利意識和利益觀念。當然，肯定權利是好的、必須的，但當它過了頭就會帶來負面作用，尤其在社會極其動蕩的時候，權利意識特彆強的話會加劇社會的混亂。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要堅決實行，堅持走自己的路，保障民主權利，使社會各階層各得其所，使我們的政治穩定、社會發展。穩定很重要，它是發展的前提。怎麼改？應該多聽聽老百姓的話，多聽聽基層幹部的話。第一，讓弱勢群體有機會說話；第二，當官的要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中國的發展現在面臨一個社會分化（貧富分化）的問題。社會分化是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概念，它本身是客觀的，但會引起主觀的、帶有權利意識和集團意識的社會矛盾。社會矛盾現在在中國還沒那麼明顯，但也正在發展。社會分化進入政治領域，就形成了所謂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經濟的分化是怎樣演變成政治上的強弱勢群體的呢？主要是選舉造成的。因為選舉具有把經濟資源轉化為政治資源的權力，政治資源反過來擴展經濟利益，這樣就形成了強勢群體的複製、擴大再生產，達到了強勢群體的「良性循環」；相對應地，就是弱勢群體的複製、擴大再生產、循環。如果放任社會分化繼續下去，一旦這種分化被固定下來，兩個群體就會沿著兩個方向加速發展，最後導致社會的混亂。 現在中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貧富分化的趨勢已經比較明顯，政府也做了一些調劑，但是在看得見的將來，這種情況很難改變，不說彌合與縮小，就是穩定都難，因為我們還得跟隨全球化的步伐，這會削減我們對於社會平等的努力。所以現在來看，政治體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讓分配製度進行人民協商，浙江溫嶺首創的民主懇談是很有生命力的。讓掌握國家政權的黨和屬於弱勢群體的普通老百姓結合起來，通過一種政治平台來進行公共事務的協商，這對於消除我們選舉政治的弊端、解決基層的社會分化和強弱勢群體對立的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三、科學發展觀也要落實到科學政治觀

黨的十七大重點研究了「吏治」問題。過去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意思是共產黨員沒有個人私慾，用句古話來說叫作「無欲則剛」。在計劃經濟時代，應該說我們的多數黨員幹部在多數情況下還是能夠比較好地做到這一點的，因為那時社會比較均等，個人沒有太大的特殊利益，幹部一切服從黨的安排，所謂「革命戰士一塊磚，黨往哪兒搬就哪兒搬」。但現在我們是市場經濟，並實行長期執政的方針，而任何一種好的制度本身都存在著矛盾，時間一長，問題和矛盾就會漸漸顯現出來。對一個黨員幹部來講，黨務工作既是事業，又是職業。既然是職業，就要有職業預期、職業保障、職業生涯。現在為什麼出現這麼多的腐敗現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會差距大。幹部是社會精英，在收入方面，他們是在和市場比，其心理預期是當地的市場精英、商業精英，當工資收入不能讓其得到心理平衡，有人就另尋他途。不能說我們黨反腐敗是不真誠的、是有什麼顧忌的，但即便有嚴刑峻法，腐敗還是不能杜絕。那麼，我們現在就應該對黨、對政權的性質、任務、定位有新的認識，找到更為行之有效的方法。 對於幹部的權力，一方面要保障，另一方面也要限制，因為現在跟計劃經濟時代不一樣了，幹部的權力很大。有人說計劃經濟時代幹部權力大，其實不是。計劃經濟時代利益均勻，沒有太大利害，所以權力一般不會濫用。為什麼現在的腐敗現象難以有效遏制？因為現在已不是冷兵器時代，而是核武器時代——幹部權力大，即使有制約，但相對於強大的利益動力，制約就會被千方百計地繞開，所以我們的幹部很容易被打垮。腐敗還造成了我們的行政成本、公共消費增加，這些問題發展下去危害也非常大，所以相關制度的改革肯定是要進行下去的。而中國的反腐敗要深入發展，不僅僅是一個「罰」的問題，反過來還有一個保障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的體制不能讓幹部長期心態不平衡，而也要尊重、了解他們的職業生涯。相應地，我們還要完善檢查、評價機制。 科學發展觀也要落實到科學政治觀，而科學政治觀要求必須有好的科學評價機制。具體到幹部人事制度，要改變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進不能出的現狀，讓幹部能進能出。如果我們能夠更合理、更合法地推行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把黨的制度和我們的體制在我們手裡落實，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我們就極可能把一個富強、繁榮、自由的中國交給後來人。

（責任編輯：齊澧*）

* 本文據作者講座錄音編輯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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