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迪倫得獎，太對了呀！ | 寄自台北

歌手鮑勃·迪倫（Bob Dylan）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個方方正正、嚴嚴肅肅的文學獎項，竟會頒給一個大夥素日只視為「偉大的歌手」的他，這突來訊息與此等出人意表的決定，乍聞之下教人怎不驚訝萬分？

然再一沉吟，哇，好啊，太對了呀！

迪倫以七十五歲高齡得獎，可謂眾望所歸，更是實至名歸。然迪倫之成名極早，五十年前已是歌曲與詩名舉世深矚。甚可說，他的成就與他廣受人喜歡、頻頻提及又反覆播放之名曲，概在他自出道的十五年間（1961-1976）便已卓然底定。他當時已儼然是「活著的傳奇」矣。名曲如Blowing in the wind(1963)、Like a Rolling Stone(1965)、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g(1964)、Mr. Tambourine Man(1965)、Don"t Think Twice，It"s all Right(1963)、Just like a Woman(1966)、A Hard Rain"s A-Gonna Fall(1963)、Knocking on Heaven"s Door(1973)、All along the Watchtower(1965）等，被眾歌手傳唱不朽，而全在他卅五歲之前便成定局。然在當年，沒有人會想到卅多歲的歌手（哪怕還是出色極矣的詩人）會獲此北歐國度的殊榮。

即使在不到卅歲的青年時期，他已獲頒普林斯頓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如許高的榮耀，為此還寫了一首歌Day of the Locusts。

1962年，在他第一張唱片中唱的傳統民謠House of the Rising Sun，被英國的The Animals合唱團的Eric Burdon聽到，深深喜歡，遂在1964年將之唱成搖滾版，這首歌自此紅遍全球。

他的成就，主要在他的歌。他絕對是了不起的詩人，卻大多出以歌詞的形式再自己彈奏樂器並開口吟唱，如同以此完成他詩作之立體的「朗誦」。

他少時愛詩，取筆名Dylan，看得出他對威爾士詩人Dylan Thomas之鐘情。他下筆寫作，固是詩句最擅也最深得其情。意識流小說，他寫過一本Tarantula（當年台北中山北路書店亦翻印），看來非他所擅，多年來不怎麼受人談論。

迪倫得獎，相信人人皆會同意，甚至稱善不已，更甚至有「深得我心也」之讚歎。我不禁竊想，詢之於頑童式的搖滾巨星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滾石合唱團主唱）或詢之於哈佛、耶魯等英美學術巨匠，想必皆會同聲稱善。詢之於奧巴馬或緬甸的昂山素季，多半亦會深表同意並欣然道賀。倘喬布斯還在世，他也會拍案叫絕。有人謂村上春樹一直是諾貝爾獎的候選名單（不知外人怎麼得知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審諸公的心思？），而迪倫得獎消息，倘詢之於村上，想來他必也道：「太應該也！」

海明威曾謂美國文學，來自一本書，馬克·吐溫的《頑童流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看官不妨想，馬克·吐溫到海明威，再到已去世的瑞蒙·卡佛，皆是美國文學的瑰寶與佳良傳統，而鮑勃·迪倫的作品，今日細細咀想，又何嘗不是美國文學？

受他影響的人，太多了。創作上言，他的無數歌曲里的雋語，與他的美麗音符，啟發太多人也。我在年輕時，也是其一。至若他的崇高創作者地位，也必然升華成一種精神上的上師地位。此等巨力，令太多的社會改革者、政治奇才（如曼德拉等）、扶助弱小者、地球保護者也深受迪倫的感召，投身在自己熱情的事業上。譬似說，拍攝極其追逐性靈電影的德國大導演維爾涅·荷索（Werner Herzog），倘問他，想亦會說：「絕對是他，迪倫太偉大也。」

台灣對迪倫深為傾倒又深有鑽研的人，必然極多。若舉一二較著者，老一輩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有攝影家張照堂；年輕一輩的，九十年代以後有音樂研究家馬世芳。中生代的，曾創辦魔岩唱片的張培仁，十幾歲時聽了迪倫的歌，心中茫茫一片，如痴如醉，很想投身什麼，並且取英文名時，將Dylan一字倒轉，成為Landy，自此以Landy之名行世。近年他創辦的「簡單生活節」鼓勵年輕人勇於追夢，何嘗不是迪倫式的啟發？

迪倫沒得此獎於卅五歲之年，而得之於今日高齡，更有一可能，乃近年世亂更亟，尤以美國在世界多次蒙受動蕩，再加上今年大選在即，希拉里·柯林頓與川普兩方唇槍舌劍，連局外之人也不免捏一把汗，此一獎項頒給一個當年被詡為「先知」的鮑勃·迪倫，更有文學獎之中涵蘊著一絲和平獎的意氛也。

寄自台北

本文刊於10月26日《文匯報·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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