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飛：俄國近現代文學和文化崛起的里程碑

人們一般認為，世界文學史中有三座高峰，即古希臘羅馬的神話、莎士比亞的戲劇和俄羅斯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而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最高峰則是托爾斯泰的創作；人們又公認《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為托爾斯泰最偉大的三部小說，而《安娜·卡列尼娜》不僅是這三部小說中承上啟下的一部，是托爾斯泰整個創作的核心之一，也是世界範圍內被讀者閱讀最多、被論者評說最多的小說之一。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於1828年生於俄國圖拉省一個大貴族家庭，在其世襲領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他度過了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托爾斯泰的父母在他年幼時就先後離世，但他的童年時代卻是在無憂無慮之中度過的。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童年·少年·青年》（1852－1856）中，那座美麗而閑適的地主莊園以及聰明天真、善於幻想的小主人公，就是作家對自己早年生活及個性的真實寫照。1844年，托爾斯泰考進喀山大學東方系，後轉入法律系。1847年，他退學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嘗試在自己的領地上進行改革，以改善農民的生活，結果以失敗告終。1851年，他自願到高加索參軍，曾參加克里米亞戰爭，他的短篇小說集《塞瓦斯托波爾故事》（1855—1856）就是他參戰的真實記錄，這些經歷為他日後寫作《戰爭與和平》中那些逼真的戰鬥場面打下了基礎。根據作家的早期作品，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了這位作家創作的兩個特點，即「心靈的辯證法」和道德的純潔。　　自19世紀60年代開始，托爾斯泰的創作進入全盛時期，相繼完成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成為俄國文壇、乃至整個歐洲文壇首屈一指的作家。1881年，為方便子女上學，托爾斯泰一家遷居莫斯科，直到1901年才回到自己的莊園。這一時期，他對哲學、宗教、道德、倫理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世界觀發生轉變。他後期的一些作品，如劇本《黑暗的勢力》（1886）、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哈吉·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說《舞會之後》等，特別是長篇小說《復活》，均體現了作者的思想變化。長篇小說《復活》表現了托爾斯泰晚期的代表性主題——精神覺醒和離家出走，作者不以暴力抗惡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觀點也在小說中得到集中體現。1910年10月28日，經過長期激烈的思想鬥爭，年逾古稀的托爾斯泰決心徹底放棄貴族生活方式，他離家出走，十天後病逝於鐵路小站阿斯塔波沃。　　1873年，因為史詩巨著《戰爭與和平》而享譽文壇的托爾斯泰再接再厲，開始創作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這部小說自1875年起刊載於《俄國導報》，最終在1878年推出單行本。　　《安娜·卡列尼娜》的內容早已膾炙人口：魅力聰穎的貴族小姐安娜經姑媽撮合，嫁與比她大二十歲的高官卡列寧為妻，婚後生活平平淡淡，卻也規範圓滿，夫妻之間缺乏愛情，但兒子謝廖沙的出生卻給安娜帶來了幸福和慰藉。八年過後，前往莫斯科調解兄嫂不和的安娜與貴族青年伏倫斯基熱烈相戀，美麗端莊、誠實坦蕩的安娜並未將這場愛情視為上流社會並不鮮見的逢場作戲，而當作其情感追求和人士幸福的歸宿，她因此遭遇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強大壓力，並默默承受著自己內心的道德拷問和良心譴責。實為花花公子的伏倫斯基逐漸厭倦這場愛情，同時喪失了家庭和愛情、名譽和純潔的安娜最終選擇卧軌自殺。作為安娜和伏倫斯基愛情糾葛之對照，托爾斯泰還設置了另外一條情節線索，即列文和吉娣的愛情和家庭生活。年輕的地主列文是一位有良心的貴族，他幻想社會的公正公平，他在自己莊園實施的土地改革雖未獲成功，但他的宗法制家庭生活理想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這兩對男女的愛情和生活，不僅是兩種愛情觀和生活觀的比對，同時也折射出托爾斯泰對於家庭和社會、愛情和道德、理想與現等問題的深入思考和藝術再現。　　為《安娜·卡列尼娜》寫序是件十分艱難的事情，因為關於這部小說人們已經說得太多，無論是安娜的愛情悲劇還是小說的「拱形結構」，無論是列文形象中的作者自傳色彩還是安娜持續綿延的「內心獨白」，無論是托爾斯泰在創作過程中對安娜的態度之轉變還是小說中所蘊涵的「家庭思想」之構成和內涵，均已獲得汗牛充棟的評說。筆者於是想在此換個角度看《安娜·卡列尼娜》，著重談談這部作品在托爾斯泰本人小說創作過程中的地位以及它在俄國文化史中的意義。　　首先，如前文所述，《安娜·卡列尼娜》是托爾斯泰三部最著名長篇小說中承上啟下的一部。托爾斯泰一生著述豐碩，其全集多達百卷，但他最為著名的作品還是他的三部長篇小說，即《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將這三部小說當作一個整體、一個過程來看待，便可以更具體貼切地感覺出《安娜·卡列尼娜》的獨特之處。比如在寫作時間和作品篇幅上，《戰爭與和平》寫了六年（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寫了四年（1875—1878），《復活》則寫了十年（1889—1899）；《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間相隔六年，而《復活》的創作則在《安娜·卡列尼娜》面世十餘年之後方才開始。也就是說，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越寫越慢（《戰爭與和平》雖然寫了六年，但篇幅卻數倍於後兩部小說），相互間的間隔越來越長，篇幅則越來越小。比如在作品的題材和體裁方面，「《戰爭與和平》的史詩性（民族和祖國的命運作為主要表現對象）和《安娜·卡列尼娜》的長篇小說形式（作品的情節基礎是女主人公的命運）在《復活》中相互結合，構成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即托爾斯泰在書信和日記中自稱的『大場景』、『大呼吸』小說」（尼古拉耶夫主編：《俄國作家傳記辭典》，俄文版，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90年，下卷，第303頁），也就是說，從《戰爭與和平》的歷史場景到《安娜·卡列尼娜》的「家庭思想」再到《復活》的道德說教，從史詩到小說再到「懺悔錄」，大致便是托爾斯泰長篇小說創作在題材和體裁上的演進過程。再比如，三部小說在風格和基調方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戰爭與和平》中的那種激越的熱情，向上的精神，歡樂明快的色彩，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見不到了，取代它們的是惶惑迷惘、冷峻悲愴的情調。」（曹靖華主編：《俄蘇文學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一卷，第559頁）而到了《復活》，托爾斯泰的「思想轉變」（обращение/conversion）業已完成，所謂「托爾斯泰主義」亦大致形成，《復活》的氛圍於是又寧靜了下來，不再有《安娜·卡列尼娜》的焦慮和不安調性。值得注意的是，俄國文學史家米爾斯基在將《復活》與托爾斯泰之前兩部長篇作對比時就毫無保留地更推崇前者：「《復活》顯然遠遜於《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儘管篇幅不小，它卻並非托爾斯泰用力最甚、關注最多之作品……認為《復活》是衡量托爾斯泰後期創作天賦之標尺，這一看法不妥，《復活》應被視為他最不成功的作品之一……《復活》並非一部完美的藝術作品，因為源自《福音書》的大量道德觀念並未有機地融入作品的構成……其最佳之處並非晚期托爾斯泰的典型特徵，它們更像是《安娜·卡列尼娜》和《戰爭與和平》之特徵，不過稍次一等。」（米爾斯基：《俄國文學史》，英文版，倫敦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出版社，1926年，第21—22頁）　　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戰爭與和平》知名度最高，《復活》則時常被稱為其創作之「巔峰」，其實，如若說《戰爭與和平》以深厚的歷史感見長，《復活》以深刻的思想性著稱，那麼，《安娜·卡列尼娜》讓我們傾倒的則首先是與作者和主人公同時具有的複雜感受和緊張情緒相伴的「生活流」；如若說《戰爭與和平》過於宏大的篇幅以及結尾處的哲理議論或許讓人難以閱讀，《復活》過於直露的教諭性質或許讓人心生某種抵觸，那麼，《安娜·卡列尼娜》則因其有趣的故事和完美的敘述而讓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欲罷不能。《安娜·卡列尼娜》是托爾斯泰在他思想探索最為緊張、創作精力最為旺盛、藝術技巧最為純熟時創作出的一部長篇小說，是托爾斯泰思想和藝術探索最鮮活、最典型的體現，就這一意義而言，它或許可稱之為這位最偉大小說家的最佳小說。　　其次，《安娜·卡列尼娜》不僅是一部文學巨著，同時也是俄國近現代文化崛起過程中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我們過去通常是在文學史框架中看待《安娜·卡列尼娜》的，而較少將它置於文化史、思想史和一個民族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中去評估其意義，其實，在俄羅斯民族意識和俄羅斯形象的形成過程中，以《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為代表的托爾斯泰創作，以及以托爾斯泰為代表的19世紀俄國文學，無疑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筆者新近翻譯了俄羅斯科學院俄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巴格諾院士的一篇演講（見《外國文學評論》2012年第1期，第144—161頁），巴格諾院士在解剖「西方的俄國觀」時，發現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促成了西方俄國觀演變過程中的一個劇烈轉折，正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俄國小說讓整個西方意識到了俄國文學和文化的強大力量。1846年，果戈理曾發出預言：「再過十來年，您就會看到，歐洲人來我們這裡不是為了購買大麻和油脂，而是為了購買歐洲市場上已不再出售的智慧。」（果戈理：《與友人書信選》，俄文版，莫斯科，1990年，第184頁）應該注意到，在果戈理出此言的19世紀中期，彼得大帝欲西化俄國的改革早已完成，葉卡捷琳娜的擴張政策使俄國版圖急劇擴大，亞歷山大的軍隊更是開進了巴黎，可俄國在文學和文化上似乎仍未完全融入歐洲，俄羅斯民族似乎仍未被接納為歐洲文明大家庭的平等一員。直到30餘年後的19世紀70年代，果戈理的預言方才應驗，因為恰在此時，在普希金的詩歌、別林斯基的批評和屠格涅夫的小說之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說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又相繼面世，這些偉大而又完美的藝術作品使歐洲知識分子普遍意識到，俄國人不僅富有智慧和文化，甚至肩負某種特殊的全人類使命。換言之，正是俄國文學的輝煌成就使西方針對俄國的輕蔑、責難和聲討迅速轉變為好奇、同情和讚賞。　　在果戈理的預言之後第一個敏銳感覺到這一變化的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而促使他作出這一判斷的文學事實，正是當時在《歐洲導報》上連載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1877年春天的一個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岡察羅夫在彼得堡街頭相遇，兩人迫不及待地就剛剛開始發表的《安娜·卡列尼娜》交換看法。「很少興奮」的岡察羅夫此次有些反常，他情緒激昂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道：「這是一部前所未聞的作品，是空前的第一部！我們的作家中有誰能與他媲美呢？而在西歐，有誰能寫出哪怕一部與此近似的東西來呢？在他們那裡，在他們最近幾年所有的文學作品中，甚至追溯到很久以前，哪裡有能與此並列的作品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同感，他在此後所寫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個意義特殊的事實》一文中轉述了岡察羅夫的意見，並進而寫道：「在這個我自己也贊同的判斷中，使我感到驚訝的主要一點是，針對歐洲的這一見解恰好與當時許多人自然產生的那些問題和疑惑相關。此書在我眼中很快成為一個可以代替我們向歐洲作出回答的事實，一個可以讓我們展示給歐洲的夢寐以求的事實。當然，有人會嚷嚷著譏笑，說這只不過是文學，一本小說而已，如此誇大其詞，拿著一本小說去歐洲露面，未免可笑。我知道，有人會嚷嚷，有人會譏笑，但是請安靜，我沒有誇大其詞，我目光清醒：我自己也知道，這眼下只不過是一本小說，只不過是所需之整體中的一滴水，但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是，這一滴水已經有了，如果一位俄國天才能夠創造出這一事實，那麼很自然，他絕對不會無所作為，時辰一到，他便能創造，能給出自己的東西，能開始道出並道盡自己的話語。」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著說，《安娜·卡列尼娜》即那一在歐洲世界面前構成「我們之特性」的東西，即一種新話語，「這一話語在歐洲無法聽到，然而歐洲又迫切需要傾聽，儘管它十分高傲」。（載《作家日記》1877年7—8月號，見《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俄文版，列寧格勒，1983年，第25卷第199—200頁）　　一部小說能對一個民族的文學和文化、乃至整個民族的國際形象和世界地位產生多麼重大的意義，《安娜·卡列尼娜》提供了一個出色的例證。

文章來源：《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爾斯泰著，力岡譯，2012年）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