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高阿申，男，山東蓬萊人，1949年生於上海。現為上海收藏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上海市收藏鑒賞家協會副會長，文化部藝術評估委員會，央視尋寶欄目瓷器鑒定專家，中華民間藏品鑒定委員會陶瓷組鑒定專家，上海金城文物藝術專修學院教授，浙江大學《藝術品鑒賞與投資高級研修班》講師，北京大學資源學院客座教授，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學院《藝術品鑒賞與投資》課程高級顧問，浙江影視《鑒寶》欄目核心專家。1990年以來在《解放日報》《收藏家》《收藏》《人民日報》《中國文物報》《文物天地》《收藏快報》等報刊雜誌發表研究文章及論文100餘篇。著有《賞陶說瓷》《瓷器收藏實踐 瓶與罐》《瓷器收藏實踐 香爐、文房用品》《瓷器收藏實踐 飲食器》《說罐論缸》等2011年獲北京「龍騰榜全球華人2009-2010年度中國文化與藝術品百名收藏家」及中國收藏家協會授予的「陶瓷收藏鑒賞家」稱號。2013年獲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授予的「最受歡迎老師」稱號。瓷器方罍考
被譽為「方罍之王」的青銅「皿方罍」， 在海外顛沛流離了近一個世紀，再有幾個月，就要回到祖國懷抱。「皿方罍」，因器蓋刻有「皿天全父乍尊彝」七字銘文，器身有「皿父乍尊彝」五字銘文，故名。一件殷商時期的盛酒器，竟如此吸引眼球、招至萬眾矚目，除「皿方罍」固有的「集魁梧奇偉的身量與動人心魄之紋飾於一身」之大美外，顯而易見，很大程度上，還因為它有著一段充滿傳奇故事的身世。青銅「皿方罍」身世可謂坎坷。據傳，曾為漢文帝愛子梁孝王劉武所藏。或許因為戰亂，此後2000年便從人間蒸發、渺無音訊。直到1922年，因湖南省桃源縣漆家河受暴雨沖刷，才暴露在山間溝邊。被一農民秘藏後，又由於「種種原因」，「皿方罍」遭遇了身首分離之難。即：器身很快流落海外，器蓋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於1956年交湖南省博物館保管至今。而美國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獲得器身後，因無緣配上罍蓋，遂將其又轉手。佳士得的資料顯示，此方罍幾經易手，曾輾轉流傳於包爾祿、姚叔來、盧芹齋等「多位20世紀初重要古董商及藏家之手」。再後來，「皿方罍」歸日本藏家新田棟一擁有，並於2001年付佳士得上拍。當時，「上海博物館與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聞訊後，聯合籌集一筆巨款前往美國參加競買，期望能使這件身首異處的中國青銅瑰寶完整合一。不料，一位法國買主竟以高出中方近四成的價格將其競拍而得，成交價達到了924.6萬美元(含手續費約摺合人民幣9000萬元)。」這個天價，在刷新中國青銅器拍賣記錄的同時，卻讓中國人的圓夢成為泡影。十三年一晃而過。如今，器身與壺蓋「身首異處」的「皿方罍」，即將「身首合一，完罍歸湘」。由此看來，好事多磨，不僅僅在說人與事，也在說物。陶瓷中亦有罍青銅罍，系流行於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的一種大型盛酒器和禮器。據記載，罍還兼作盛水之用。《詩經·周南·卷耳》中有「我姑酌彼金罍」，是指罍中盛酒；而《儀禮·少牢饋食禮》稱「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是指「設水用『罍』，洗盥用『枓』」（注1）。可見，青銅罍的功能不僅僅盛酒，兼可貯水。青銅罍形制有圓、方之分，產量不多，尤其是方體罍，基本只見於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數量稀少。
商代，青銅工藝發達，帶動了制陶業。於是，便出現了與青銅器同型而不同質地的陶器。1953年在河南鄭州二里崗遺址出土的商代獸面紋陶罍，便是一例：該器為泥質黑陶，堅硬細膩。造型渾圓，器表磨光。直口，長頸，折肩，鼓腹，圜底，高圈足。「頸、肩及圈足飾弦紋，腹上部模印獸面紋帶一道。器形和紋飾與青銅製品相似，製作極為精緻，是商代二里崗陶器中的精品」。瓷方罍，未見有報道。事實上，瓷器中確有形似青銅罍的作品。只因青銅方罍的歷史離我們實在忒久遠。加上青銅方罍原本就稀缺，後世以它作母本的機會少而又少之。久而久之，它的存在，從炎黃子孫的記憶中，已幾乎都被抹盡！以至今人見之不識，誤作他物！
2011年，從美國紐約曼迪遜大街一家開在二樓的古董店裡，筆者有幸見到乾隆時期裝飾有饕餮紋的方形青花器。這次旅行，運氣極佳。上午接受美國中文電視採訪時，筆者曾對主人的美好祝願表示，在紐約只呆幾天，對撿漏不抱任何奢望，惟走馬觀花看看。下午卻輕鬆地以不足人民幣8000元的價格，從美籍匈牙利老太太（店主）手中獲得了這件奇妙無比的青花瓷。愧對它的是，幾年來，本人一直以「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尊」稱之，並數次在報刊雜誌及電視屏幕上作介紹。直至近日，從青銅「皿天全方罍」的回歸聲中，才意識到，由美國帶回的所謂的「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尊」，實際上乃是一件以商代青銅罍母本為的清代瓷方罍。
有幸擁有卻不明其確鑿源流的，似乎還有見諸於《中國陶瓷全集·14·清（上）》之「雍正青花饕餮紋方瓶」。該器物繫上海博物館藏品，圖版說明文字稱：「此器形制仿青銅器，長方折沿口，扁方圓弧形體，高空長方足。腹兩邊有雙獸環耳。器外從上至下飾五組青花紋飾，腹部主體紋樣為饕餮紋。造型古樸，青花色澤深藍濃重，幾成黑色。底書『大清雍正年制』三行六字篆書款。為雍正官窯青花瓷上品」。顯然，此饕餮紋青花瓷「為雍正官窯青花瓷上品」，是勿庸置疑的。遺憾的是，館方並沒就其造型的源流，在文字上給出明示。當然，命之為方瓶亦不無道理，至少沒有大錯。然而從學術角度上講，倘若命之為「尊」，或稱之為「方罍」，似乎能更達古意！
在2013年中國嘉德四季第36期拍賣會上，一件被稱之為方彝的鳳鳥紋青花瓷拍品，讓人耳目一新。此件物品系慶寬家族舊藏。儘管圖錄標註的生產年代「康熙-雍正」尚有待商榷。但藏家對器物的命名與考證，卻恰到好處、名符其實。慶寬（1848-1927），字筱珊，號松月居士，清代宮廷畫師，曾在醇王府供職，後入內務府。一生善畫，精通古器鑒別。他的治學，當是今人楷模。姍姍來遲瓷方罍方罍，顧名思義，即方形之罍。流行於商周時期的青銅酒具如尊、罍等，大多為圓體。可是，「這些器類各自均有方體形制存在,但數量相對稀少。從出土與存世情況看,後者數量遠不及前者（注2）」。目前所知經著錄之方罍，總共數量約有10件出頭點。然而，在中國的古陶器作品中，除商代有圓體罍的製作外，方罍則顯空白！推想可知，蓋因陶質方罍難以成形，更難以燒成。可是，在漢至明的悠悠歷史長河中，為何也不見瓷質方罍？
筆者以為，原因主要有三：一、中國青銅器，自古以來皆為大府之珍，而罍原本稀缺，燒瓷者難以獲得參照之物；二、青銅器的研究，古代偏重於文字。「經過秦的改制和秦漢戰爭，社會發生了大的動亂和變遷，」加上秦始皇焚書坑儒，「造成大量古籍被毀滅，漢代人對古代的典章文物，已多不了解，當時對前代的青銅器多不認識」（注3）。既然人們的認知，出現空白，自然亦就難有後來者；三、宋代元佑七年始有金石學(研究對象為古代銅器、石刻和玉器等)，並於北宋晚期相繼出現《考古圖》、《金石錄》及由徽宗參與編撰的《宣和博古圖》等一批開創我國金石學先河的研究專著。但在瓷器方面，崇尚釉色不重裝飾的宋人，惟對素雅、含蓄、純凈的一色釉瓷情有獨鍾。因而，宋五大名窯之官、哥、汝、定、鈞及地方名窯如龍泉、景德鎮等窯，涌顯出諸多以釉色見長的摹古佳作，包括出戟方尊、方壺及穿帶壺，卻不見有身著濃裝、以饕餮紋為飾，形同商周青銅器罍的瓷方罍。
商周時，青銅器中的方罍、方彝與方尊，均屬大型或中型的盛酒器與禮器。「金文中稱禮器為尊彝，尊象雙手奉酉形，彝象雙手獻瀝血的雞，乃所以尊酒奉雞牲祭祀之意。（注4）」而這三者，在造型上，也頗多相近之處：青銅方罍帶蓋，器身作長方口，直頸，廣肩，形體寬大，下有高圈足。器上花紋有各種獸體變形紋、夔（龍）紋、鳳烏紋等。青銅方彝器形為四方直壁，也有稍呈長方形的，下部有方圈足，上部有屋頂形蓋，蓋上有鈕，器體有直腹、曲腹、腹旁帶耳的。通體以雲雷紋為地，飾窮曲紋、夔龍紋、渦紋等。青銅方尊通體以獸面紋為飾，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領、廣肩，器腹甚大，下有圈足。西周中期出現侈口、束頸、垂腹、圈足的尊。同稀缺的商周青銅方罍一樣，瓷方罍也不多見，仰或養在深閨人未識？本文拋磚引玉，希望收藏界以後會有更多的發現。由於篇幅有限，更因為資料匱乏，本文惟能以青花的方罍為課題。至於顏色釉方面的瓷方罍，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留待以後探索。在元明清青花瓷中，就目前所知，形制、紋飾與殷商青銅方罍、方彝相似的器物，唯見雍正和乾隆兩朝。上述三例便是。然而，它們的出現絕非偶然！當與雍、乾兩位皇帝的學識與涵養有關。《西清古鑒》與金石學宋代，是一個崇尚理學又時尚金石學的國度。「元、明兩代，理學發達，金石學退居次要地位。雖自元代起，出現了玉器研究的專門著錄，但無論是數量還是水平尚不及宋代（注5）」。明代宣德銅爐名聞遐邇。據載，在神仙思想驅動下，明宣宗於宣德三年三月初三下旨製作香爐。所造銅爐系參照宋《宣和博古圖》諸書及內庫所藏柴、汝、官、哥、鈞、定之各式器物所設計。至宣德四年，共燒制了各類款式計117種，數量計15684件。500多年過去了，民國早年有學者曾作過統計，能斷定宣德朝銅爐的僅存8隻半，除尚有少量未被確認外，幾乎都毀於天災人禍及後朝的「熔銅鑄錢」。《烈皇小識》卷六載崇禎皇帝將內府庫藏的歷代各種銅器，其中包括上古三代銅器及宣德年間銅器，全數發給寶源局拿去熔鑄錢幣。「一般認為，到了清代，制銅工藝已經退出歷史舞台」。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供職於故宮博物院器物部的張麗在《清宮銅器製造考---以雍、乾二朝為例》一文中介紹道：「文獻和實物證明，在清代，無論宮廷還是民間均有銅器製造。尤其是宮廷，曾大量製造銅器，與前代相比，種類不斷增多，功用不斷延伸，在工藝上也是獨具風格。（注6）」但是，清代銅器的「興盛期僅有雍、乾二朝，頂峰期只有乾隆一朝。（注7）」雍正、乾隆兩朝雖僅七十餘年，但兩位皇帝「對具有古韻的銅器」十分喜好與重視，加上宮中對銅器的實際需求，竟致雍、乾兩朝「用銅量之大，製造銅器數量之多，為歷史罕見。（注8）」雍正五年，宮廷還在造辦處專門設置了「鑄爐作」。據《清檔》載，雍正帝對「鑄爐作」曾頻頻下旨，雍正五年三月十七日和十一月二十六日這二天，就傳旨作「銅燒古爐」十款、計60件。雍正和乾隆早期，崇古瓷的摹本，來源主要有兩處：以宮內所藏古青銅器為母本；或從《宣和博古圖》、《考古圖》諸書中選樣，按圖索驥，進行模擬。而乾隆對仿古器製造，要求甚嚴，鑄造摹古器物時，常要造辦處「先畫樣呈覽，準時再做」（注9）。歷史上，乾隆是一位雄圖大略、頗有作為的皇帝，對於清朝統治全盛局面的形成和中國疆域版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時，他又是一位有著深厚漢文化傳統素養的帝王，重視文物的鑒賞、整理與考證。倘若說，漢以降，宋代是一個崇尚理學又時尚金石學的國度。那麼，清代便是金石學復興的重要時期，這燦爛，主要來自於乾隆年間。據史料記載：清高宗於乾隆十四年（1750年）下旨，命吏部尚書梁詩正、戶部尚書蔣溥、工部尚書汪由敦，率翰林等「以內府所藏古鼎彝尊罍之屬案器為圖」，仿宋代《宣和博古圖》樣式，纂修《西清古鑒》。《西清古鑒》共四十卷，收錄銅器1529件（包括唐代銅鏡，但以商周彝器為多）。此書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完成，「復出《西清續鑒》二卷，後又出《寧壽鑒古》十六卷，這三部書對於推動清代宮廷和達宮貴僚的青銅器收藏，起了很大作用。（注10）」乾隆皇帝不只親自參與《西清古鑒》的編著，還特令和碩庄、和碩果兩位親王擔任監理。遂使金石學的研究，成為乾嘉時期一種時尚，各種「青銅器圖象和文字考訂的著作也逐漸多起來了。（注11）」於是，不管是形制還是文化底蘊上，乾隆及此後的仿古瓷，就是與前朝不同。雍、乾兩帝崇古情懷
北京故宮博物院有兩幅圖，系清宮舊藏，向世人傳遞了兩位君主的心路歷程：一幅為清佚名《雍正帝后妃圖》；一幅為清丁觀鵬《是一是二圖》。《雍正帝后妃圖》（注12）為圓明園舊物，原系十二絹畫之一，「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傳旨將其從屏風上拆下『著墊紙襯平，手配做卷桿』」（注13）。從《雍正帝后妃圖》上可見，陳設在多寶格和仕女身旁几案上的各式珍玩有古籍、硯台、青銅器、玉器和瓷器等十餘件。其中，青銅器三件，即：青銅鐘、觚和扁壺。而瓷器至少有五件，全為一色釉：北宋汝窯青瓷水仙盆、宣德寶石紅僧帽壺、烏金釉大碗，以及多寶格左下方和右上角各有一件單色釉的宋代香爐或洗子。丁觀鵬系雍、乾年間宮廷畫家，頗得皇帝賞識，故在《是一是二圖》軸之右上方有乾隆帝御題：「是一是二，不即不離；儒可墨可，何慮何思。養心殿偶題並書。」此畫讓我們窺見，乾隆皇帝對漢文化十分著迷：他身著漢裝，頭戴漢人冠帽，周圍擺滿了清宮收藏的各種器物。而在二十餘件歷代傳世珍品中，瓷器幾乎佔一半，其中不乏青花瓷。況且，侍童於錦盒中正要取出的仍是件青花瓷：明永樂青花纏枝蓮藏草瓶。兩幅畫，曬出了兩位皇帝的痴迷和心中的至愛。基於兩位皇帝對瓷器的摯愛，可以想像，在製作「具有古韻的銅器」的同時，一定會有更多精緻的「具有古韻的」瓷器，從雍正、乾隆兩朝脫穎而出！雍正瓷器以工藝精細，瓷質瑩潔，釉色齊備享譽天下。據雍正十三年唐英撰《陶成紀事》所載，雍正一朝所燒制的仿古和創新釉彩品種竟達五十七種之多。那麼，雍正年間，景德鎮的御窯廠，有沒有燒造過瓷質的罍、尊、彝等仿古器？唐英在《陶成紀事》中作了肯定：「…其落選之次者有六七萬件不等，一併裝桶解京以備賞用；其瓶、罍、罎、尊、彝等上色琢器，由三四寸高以至三四尺高大者亦歲例二千餘件，尚有落選者二三千件不等，一併裝桶解京以備賞用…」；當提及五十七種釉彩的具體品種時，這位督陶官再次提到仿古禮器（括弧內分別註明的為現今名稱）：「廠內所造各式釉水（色）、款項甚多不能備，茲擧其仿古採今宜於大小盤、碗、盅、碟、瓶、罍、尊、彝歲例貢御者五十七種，開列於後以證大概：一仿鐵骨大觀釉（即仿官釉），有月白、粉青、大綠等三種。一仿鐵骨哥釉（即仿哥釉），有米色、粉青二種。一仿鐵骨無紋汝釉（即類天藍釉）…一仿嘉窯青花。一仿成化淡描青花…（注14）」由上可知，雍正年間，御窯廠確實燒造過摹古的「罍、尊、彝」，而且，系奉命燒制！由此還可以想像，藏於上博的底落「大清雍正年制」官款的那件「雍正青花饕餮紋方瓶」，應該就是當年景德鎮「裝桶解京以備賞用」的「瓶、罍、罎、尊、彝等上色琢器」中的一件。此物雖說是目前絕無僅有，卻印證了史料記載，彌足珍貴。方罍主體紋
「雍正青花饕餮紋方瓶」和「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尊」，無論其外觀造型，還是紋樣裝飾，是目前所發現的同商周青銅方罍最為接近的瓷質方罍。當然，不排除還有未被發現的瓷方罍！上述兩器，最抓人眼球的當屬通體的饕餮紋。
饕餮紋之稱謂，並不是古時就有，而是金石學興起時，由宋人起名的。夏、商、周三代饕餮紋，圖案結構嚴謹，繪作精巧，境界神秘，系古代人融合了自然界各種猛獸特徵後，加以自己想像、甚至於幻想而形成的。由於饕餮紋經常由動物的目、鼻、眉、耳、口、角等幾個獨立部分組成，故又稱獸面紋。由於獸面紋大多顯得誇張又巨大，便常被古代藝木家用以作玉器和青銅器上的主紋飾，藉以將人們引入到一個神秘的藝術境地。饕餮紋中還有多種變形動物圖案：有的像龍（夔）、像虎、像熊；有的像牛、像羊、像鹿；還有的像鳥、像鳳、像魚，是商周青銅器上固有的極為重要裝飾。
雍正青花饕餮紋方瓶（罍），除在肩部的窄面兩側各貼塑青花銜環鋪獸外，通體繪青花紋飾五組：盤口與底邊，設對應的絞連紋；頸肩部自上而下飾由雲雷紋組合而成的蕉葉紋，並與一組絞連紋相連；腹部的主體紋為饕餮紋，紋樣規整、對稱、清晰；下腹至脛部分別繪絞連紋與變形鉤連雷紋。商周饕餮紋大多以動物的面目形象出現，該罍主體上的獸面紋，形似飛禽之雙目，亦即「獸目交連紋」。雙目之間，用兩豎線條作鼻樑，直通額頂。畫面上可見，目紋所佔比例較大，十分醒目。目紋周邊遍飾大小不等、粗細不一的雲雷紋，使整器不乏商周青銅罍的神采與韻味。比照古器可知，雍正之青花饕餮紋方瓶（罍）系模擬商代晚期不帶出戟的鳥紋銅方罍。兩者儘管在底部存在明顯差別，但它們的形制與饕餮紋飾，都顯得簡潔、明快。作為雍正瓷器，就該是這樣的風格。否則，不屬雍正瓷。何況，雍正仿古器「仿古而不擬古，不追求逼真而追求神似」（註：15）。
「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罍」高33.3厘米，口徑11.2-10厘米，腹徑17.3-15厘米，足徑13-11.3厘米。長方侈口，高頸微束，溜肩、圓腹、下收，長方高圈足外撇。全器以雲雷紋為地，饕餮紋樣系「鳥獸合體紋」。口以下至方足，塑八道出戟，一如青銅罍每面的中線及四角出棱，並以青花雙鉤填色之縱橫短線，在出戟上作分隔，形成青白相間似齒狀的紋飾；肩的窄面兩側，塑對稱夔龍耳。器身從上至下飾青花紋飾六組，青花純正清幽：唇口繪一周渦形雲雷紋，底邊淡描二條弦紋線，紋線在似有似無之間；頸部飾二組鳥獸合體紋，寬面一組動物紋形似虎，窄面一組似由解體的獸面紋組成；肩的寬面於中心處畫對稱獸頭，造型頗像動物臉譜，兩側輔以象紋，窄麵塑獸耳，形似夔龍，並於夔龍耳兩側飾似象的動物紋，紋樣與窄面相類，但象紋又有變化、身與腹大塊露白；腹部主幹紋樣由三層鳥獸合體紋組成，且採取色彩對比手法，構成新穎、極具神秘感的饕餮紋樣。公允地說，乾隆青花方罍地紋（雲雷紋）密布，裝飾飽滿，主幹紋樣豐富，較目前所有經著錄之商周銅方罍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甚或與「皿方罍」可媲美！上述兩方罍，紋樣一為簡約，一為繁複，卻都呈現一種超脫塵世的神秘氣氛和力量，這便是清代雍、乾兩朝瓷方罍的藝術魅力？瓷方罍造型（之形與瓷藝）比對瓷方罍與銅方罍，不難發現，兩者在造型上，區別其實並不大，惟在頸部，瓷方罍作了加長，並外撇成侈口，而商周銅方罍均為直口、直頸。原因何在？是因為兩者的質材與功用完全不同。中國古代，青銅罍是王室和貴族在盛大宴會上必備的酒器。其貌雄偉碩大，體量沉重。歷史發展到清代這一刻，盛酒器早已今非昔比。彼一時的青銅罍已成古董、成為擺設，其功能，早就被輕巧、又能顯示國家實力的瓷器所取代。中國人發明的瓷器，歷來受到統治階層和文人墨客重視。也因此，中國的經典瓷器，無不承載著國家當時在政治經濟、人文心態和綜合國力等方面的諸多信息。從某種角度講，「瓷器文化」，就是「中國文化」。比如清三代，為什麼瓷器質量高？因為康乾盛世、國力強。乾隆以後，經濟一落千丈，瓷器質量就每況愈下，直至光緒始有起色。「瓷器」與國力息息相關！讓人匪夷所思！而事實就是如此。宋代五大名窯之所以美不勝收，是因為當時經濟昌盛和文化繁榮的緣故。南宋時，中國經濟總量佔到全球的75%以上。瓷器燒造，自古以來就是一門「火與泥」的藝術，它原本就有自己套路。更何況雍、乾兩朝所造青花罍，目的為懷舊，為賞玩,是著眼於當朝當下的產物。因而，時至清朝，瓷質方罍無須帶蓋，尺寸好似不必那般高大，亦理所當然應該變直口為撇口，以增添上下呼應的韻律。而青銅罍之口部與底邊，原本不帶裝飾。為此，雍正方罍上下分別加繪雲雷紋，以提高觀賞性。乾隆方罍則更妙，底邊輕描二根極其淡雅的青花弦紋作對應，線條又在似有似無之間：說有、便有，說沒有、便沒有，老古董上反正是沒有的。上述變動，皆系服從於藝術需要，要想表達的乃是統治者與士大夫的審美情趣、藝術品味以及當朝的人文心態。
從雍、乾兩方罍的形與紋來看，兩朝各有各的風貌。雍正方罍尺寸不大，瓷質瑩潔，造型簡約，講究線條，以秀麗柔和為美，故選擇商代不帶扉棱的青銅罍為摹本，乾淨、利落地顯現古罍之形，並透露出雍正瓷特有的雋秀之美。乾隆方罍形制繁複，器身遍飾青花雲雷紋，裝飾不厭其煩層層疊加，系選擇既帶有扉棱，又屬主體紋樣中最為複雜的商周青銅罍為摹本。這兩者的簡潔與繁複，實際上是兩位皇帝的藝術品位與性格使然。然而就仿古而言，不能不說，乾隆方罍鬼斧神工，極具富麗，令人驚嘆！乾隆方罍之母本乾隆仿古最核心的部分，是對商周特別是對西周青銅禮器的模仿，「或仿其典型形制，如鼎、尊…或仿其典型紋飾，如獸面紋、夔紋、回紋等經轉化後所形成的構圖元素。」而「青銅禮器是正統思想中理想的禮樂制度的象徵，是古典美學的凝聚」。所以，崇尚漢文化的乾隆皇帝，懷著「聖王時代的一種自矜，也是對古典貴族工藝典範的一種膜拜」，沉湎於商周禮器仿製，且樂其不疲。
若不算上蓋，青銅方罍的器身高度，通常在30-40厘米上下。譬如，現藏於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西周青銅方罍，高度為34.1厘米；1978年於遼寧喀左小波汰溝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登屰方罍」，通高51.3厘米，取掉蓋，也就30多厘米。而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罍高33.3厘米，大小高度與中小型銅罍相仿。然而此高度，恰恰在瓷器的「黃金」尺寸之例，不能不說是主觀上的故意。有關瓷器尺寸，舊古玩業有句行話，「立件高不盈尺為上」。
細細解讀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罍，則讓人肅然起敬！其形貌與特徵，居然同商代晚期的青銅「亞方罍」十分相像。目前所知，青銅「亞方罍」有兩件，一件藏於上海博物館；一件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上博「亞方罍」來自民間，器身高53厘來，重29.68公斤，失蓋。故宮「亞方罍」系清宮舊藏，連蓋通高60.8厘來，重20.8公斤。此一大一小兩「亞方罍」，因精緻瑰麗，皆屬國家一級文物。尤其上博「亞方罍」，儘管失蓋，其所享盛名，卻不在有蓋銅方罍之下。「關於其著錄頗多，其中包括紐約1980年出版《偉大的中國青銅時代》(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之圖版27號」。這享譽，顯然與其繁密精細又極具氣派的裝飾，以及其高度僅次於「皿方罍」不無關係。按常規，清宮舊藏被用以作瓷方罍藍本的機率，理當高於流散於宮外的同類器物。可乾隆青花方罍的造型，偏偏與上博「亞方罍」十分接近。例如，故宮「亞方罍」肩部窄面兩側的獸首耳是銜環的。而乾隆方罍肩部窄面兩側的夔龍耳則無環，同上博青銅「亞方罍」如同一轍。乾隆方罍器身八出戟之形式，亦同上博「亞方罍」之八條扉棱非常相似。不可思議的還有其腹部主幹紋樣，似乎比「亞方罍」的饕餮紋更見複雜，竟然同「皿方罍」腹部的主幹紋樣相類。「皿方罍」逍聲匿跡了2000年，乾隆方罍又如何同「方罍之王」掛鉤？驚訝之餘，不得不欽佩乾隆時期金石學的精到！清三代摹古「仿古瓷作為一種特殊的陶瓷文化,其歷史由來已久。傳統意義上的仿古瓷最初萌芽於兩宋時期（注16）」。當初，基於金石學興起，五大名窯之官、哥、汝、定、鈞，出現了不少模擬商周青銅器的傑作。一些地方窯場如龍泉窯、景德鎮窯等，包括元明時期，亦不乏刻意仿古者。至清代，崇古蔚然成風，質量當數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優。清朝自康熙、雍正起，御窯廠不惜工本從事對前朝名作的模仿。康熙一朝，喜聞樂見的是一些以明代器物為摹本的仿古瓷，這與清政府當時所採取的民族和諧政策有關，即：各民族要團結，滿人要向漢人學文化。以致清早期的官窯與民窯瓷器，爭相模仿明朝紋樣，連款識（包括官窯）亦以明朝的為榮為時尚。雍正年間，宮中經常出示所藏宋瓷供御器廠作母本，致仿宋五大名窯之物惟妙惟肖。此時，「官窯款識大多為青花篆書，無款之器，為有意摹古」。乾隆時期，對古物的研究更為重視，並在器形與紋飾上，把握得更為準確。可是，若想要在這三者中評出最優者，則非常難，只能說，康雍乾三朝，各有千秋！
康熙模仿明代宣德、成化器相當有水準，所仿嘉靖、萬曆青花「與真無二」，後世極難予以區別。筆者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感觸頗深：所謂成弘不分、嘉萬不分，其實，均不難加以界定，惟康熙模仿嘉靖萬曆青花瓷，須費時地仔細辨認。雍正皇帝學養深醇，對色釉瓷興味盎然，又有創新，故集歷代顏色釉之大成。其燒造仿宋官窯的「那種頗能體現『紫口鐵足』效果、在御窯廠被稱為『鐵骨大觀』」的青釉器，極為成功。試舉一例：台北故宮有件「北宋官窯粉青筆筒」，於筆筒足底，鐫刻有乾隆皇帝御題詩：「缾椀官窯亦恆見，筆筒一握見抺常，宣和書畫曾經伴，南渡兵戈幸未亡，火氣全消文氣蔚，今人如挹古人芳，不安銅膽插花卉，拈筆吟當字字香。」詩未署「乾隆癸卯新正御題」紀年銘（乾隆四十八年），並落「古香」和「太璞」兩枚鈐印。此筆筒系宮中舊物、且底面有乾隆御制詩為證，於是，對其為北宋之物，北台故宮專家深信不疑（參見台北故宮博物院編《宋官窯特展》之圖62，1996年版）。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筆筒出現的年代並不早，亦即宋朝沒有筆筒，御題的所謂「宣和書畫曾經伴」是不存在的！中國最早的筆筒產生於明未崇禎（注17），至今不足500年。那麼，是誰作了誤斷？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乾隆爺「走眼」了，亦即雍正皇帝把自己的兒子給蒙了。從這件子虛烏有的宋官窯粉青釉筆筒上可見，雍正儘管「仿古而不擬古（形），不追求逼真而追求神似」。但其所仿宋五大名窯之神似，無疑已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特別是在仿鐵骨大觀釉（即仿官釉）上，後朝無可望其項背，連儒雅博古的乾隆皇帝都真假莫辨！
乾隆制瓷，追求精、奇、巧。所仿古瓷，精於考證，又講究逼真，無論是工藝技巧還是裝飾藝術，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地步。前述仿商周青銅罍，是為一例。至此，筆者還需累贅一筆。君不見，乾隆方罍還有二個醒目處：即肩部寬面中心和器腹主幹紋樣之中部，分別以青花繪製一組對稱的獸面紋圖案。紋樣以留白形式繪畫，形象奇特、極難描述。借鑒銅方罍後方醒悟，肩部中心一組，系表示銅方罍之立體獸頭；腹體中部之偏下一組，則象徵立體的獸首鋬。在器物肩部設獸頭鋪首，玩瓷者已見多不怪。又為何要在腹部偏下的中心位置，再添加一獸首鋬？原來，「由於銅罍本身體量頗大，盛滿酒鬯後更為沉重，難以提用，而在下腹部設一鋬，可將木棍插入其中或繫繩，便於將銅罍提起，以傾倒酒水。」乾隆摹古之細膩，以及追求形似與神似方面之一絲不苟，於此可見一斑。談談仿古瓷稱謂
仿古瓷的稱謂，今人常以自己的主觀思維，強加於古人，這似乎已成為當今陶瓷界的通病。興許有的因為存量稀少，無可比照，實屬無奈，姑且為之。譬如上述稱瓶、稱尊。有的則明顯不靠譜，較器物的本源相去甚遠，譬如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宋官窯投壺」，被定名為「宋官窯貫耳瓶」！另一件不同形制的「宋哥窯貫耳壺」，則被北京故宮博物院冠以「宋哥窯貫耳八方扁瓶」之稱！實際上，宋代的崇古器，皆講究考證，它們有本有源，原本就有各自的稱謂，今人妄加新意，實屬畫蛇添足！
在稱謂上，相對而言，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做法就比較規範比較嚴謹。例如台北故宮編輯委員會編《宋官窯特展》中的143件宋官窯器，所用稱謂，「全部沿用故宮博物院原典藏名稱」，即：以「北宋官窯、南宋修內司官窯、南宋郊壇下官窯，三個名稱展示」（注18：）。而且，造型亦按原典藏名稱。顯然，台北故宮的做法是科學的、合乎歷史客觀。事實上，今人的所有研究，只為解讀和破譯古物所承載的歷史信息，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此，起碼要做的亦是最容易辦到的便是在稱謂上，不可有違古物的初衷與本意。有關古代青銅器稱謂，青銅器專家馬承源在《中國青銅器》一書中解釋道，古時，「金文中稱禮器為尊彝」，尊與彝一樣，原是成組禮器的共稱，宋朝之後開始專指一類器物。「現今所稱的尊，約定俗成，乃沿用宋人的定名」（注19）。那麼，仿古既然是以宋代或商周之物為摹擬對象，其冠名當然亦應以古之稱謂為妥！這樣做，至少在稱謂上，可讓仿古瓷與原件掛鉤，進而同古物所處的時代接軌。中國青銅器、尤其是「商周的青銅治鑄藝術，是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中國瓷器、尤其是宋代五大名窯，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中特別耀眼的瑰寶。悠久的歷史，璀璨的文化，使我們這個民族有了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財富。搞鑒賞，悟其味，大抵也是繼承精神財富的一個方面。古人云：「名不辨物，則鑒識不顯」。鑒識不顯，則偏離精神。所以，稱謂亦是十分重要的。商周青銅器的銘文
回頭再看前述的嘉德拍品「鳳鳥紋青花方彝」。慶寬家族稱之為「方彝」，顯而易見，此稱謂十分到位，開門見山溯源至商周。但該方彝的生產年代則不會在康熙至雍正年間，當在乾隆二十年以後，亦即《西清古鑒》四十卷完成之後。康、雍時期，由於缺乏金石學的研究基礎，對於古方彝的認知，當時還達不到如此精深程度。惟在乾隆朝，因金石學崛起，才使摹商周之瓷，進入了絕妙境界。故所以，《古銅器考》一書稱讚當時制瓷業是「有陶以來，未有今日之美備」。許之衡《飲流齋說瓷》（民國版）則讚美道「至乾隆，精巧之至，幾於鬼斧神工」。因而，但凡把一件仿古器物，能塑造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其本身就是佐證，而時代大致在乾隆或乾隆以後。關於青銅器銘文。商代早期，曾出現過個別幾例，既像文字又像花紋的銘文。商代中期，銘文才逐漸發展起來。但字數一般只有一、兩個字，多則四、五個字，「直到殷末，沒有超過五十個字的銘文，數十字的銘文也僅有幾例」。至西周，青銅器銘文大發展，「不論銘文的性質、內容、形式、數量，甚或書體等方面，都較前有了很大的變化。」（注20）
上述方罍、方彝，在其四方高圈足的外底釉下，皆落有青花銘文。雍正方罍走的是御窯廠瓷器生產的常規套路，故在方足底下署的是三行六字篆書官窯款識。乾隆方罍和方彝的銘文，皆以金文形式書寫。乾隆方罍足底青花銘，頗似「符號」。這類符號為青銅器上特有，稱之為「徽記」，作用是為標識器主。「徽記又有繁簡兩式」。簡式徽記，僅為作器者的族徽或族名、官名、私名，如「天」、「史」、「婦好」、「應公」等。「這種格式多見於商代，周初也有發現」。繁式徽記，「除了有作器者的稱謂以外，還有敘述語，以標明器名、用途、存放地點等」（注21）。乾隆方彝底足釉下的數十字銘文，便是繁式徽記的一種。繁式徽記通常流行於西周至春秋早期。對於乾隆方罍的簡式銘文，見多識廣的鑒定專家李彥君考證其為「桂」或「林」，系家族姓氏。而乾隆方彝底面以青花留白書寫的數十字金文，據藏家查證，與其大致相類的一段銘文，見著錄於《景朱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系源自商周時期青銅「黹方彝」。由此可知，乾隆朝之摹古，不僅僅形似、紋似，甚至還細膩到利用商周青銅器特有的「徽記」，來追溯古物之源與本，這在中國仿古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結語綜上所述，由於清代雍正與乾隆兩朝對宋代五大名窯和「具有古韻的銅器」的重視，遂將仿古瓷的燒造，引領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而乾隆《西清古鑒》的纂修及《西清續鑒》、《寧壽鑒古》的編撰，不但促進了乾嘉時期訓詁學的發展和考據之風的盛行，還使得景德鎮窯摹古器，在文化內涵、造型變化和工藝設計等方面得到了進一步完善，最終致乾隆及此後的仿商周之器，達到了一個新的極致。上述三件實物，便是有清一代仿商周之器和考據之風盛行的物證。（12112）注釋：［1］：《中華文物鑒賞》羅宗真、秦浩主編，P7：《亞丑方罍》，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2］：《收藏家》2013年第四期，劉雲、李健《談首都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青銅罍的真偽》［3］、［4］：《中國青銅器》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書店、1988年版［5］：《收藏家》1994年總第3期、雷虹霽文［6］、［7］、［8］、［9］：張麗《清宮銅器製造考---以雍、乾二朝為例》、《故宮博物院院刋》2013年第5期［10］、［11］：《中國青銅器》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書店、1988年版［12］：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P244［13］：《收藏家》2013年第八期，杜文《從商周調色器到清仿定窯白釉四足爐---乾隆四柱形器造型溯源》［14］：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P288-289［15］：張麗《清宮銅器製造考---以雍、乾二朝為例》、《故宮博物院院刋》2013年第5期［16］：《景德鎮陶瓷》 2012年 第05期［17］：高阿申《明清瓷製筆筒鑒識》，2003年第11期《收藏》［18］：台灣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宋官窯特展》、1989年版［19］、［20］、［21］：《中國青銅器》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書店、1988年版附圖說明編號名稱備註圖1商代晚期 青銅「皿方罍」2014年3月紐約佳士得圖2商代晚期 獸面紋陶罍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圖3清 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尊購於美國紐約、私人收藏圖4清 雍正青花饕餮紋方瓶上海博物館藏圖5清 乾隆青花鳳烏紋方彝2013年12日中國嘉德四季第36期拍品圖6宋 鈞窯丹白釉出戟尊上海博物館藏圖7宋 定窯牙白劃花蓮花龍耳獸環壺台北故宮藏圖8南宋 官窯穿帶壺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藏圖9西周早期 青銅「子方罍」（2013年第4期《收藏家》之圖7）首都博物館藏圖10西周早期 青銅「叔牝方彝」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藏圖11西周前期 青銅「谷古方尊」上海博物館藏圖12清 佚名《雍正帝后妃圖》 （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與2013年第8期《收藏家》）北京故宮藏（二張選一）圖13清 丁觀鵬《是一是二圖》（2013《收藏家》）北京故宮藏圖14商代晚期 青銅鳥紋方罍 （2013年第4期《收藏家》之圖2）1975年於陝西城固縣寶山蘇村出土圖15商代晚期 青銅「登屰方罍」（2013年第4期《收藏家》之圖3）1978年遼寧喀左小波汰溝出土圖16商代晚期 青銅「皿方罍」拓片2014年3月紐約佳士得圖17商代晚期 青銅「亞方罍」（2013年第4期《收藏家》之圖4）高53（失蓋）重29.68上海博物館藏圖18西周 青銅方罍美國弗利爾藝術館藏圖19商代晚期 青銅「亞方罍」高60.8，重20.8公斤（2013年第4期《收藏家》之圖5）北京故宮藏圖20清 康熙青花花果葵口碗筆者藏圖21北宋 官窯粉釉筆筒台北故宮藏圖22清 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尊（局部圖）私人收藏圖23商代晚期 青銅「亞方罍」（局部圖）北京故宮藏圖24宋 官窯貫耳瓶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圖25宋 哥窯貫耳八方扁瓶北京故宮藏圖26北宋 官窯粉青三登方壺台北故宮藏圖27南宋 修內司官窯月白投壺台北故宮藏圖28南宋 郊壇下官窯月白貫耳穿帶八方壺台北故宮藏圖29清 雍正青花饕餮紋方瓶 底部圖上海博物館藏圖30清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方尊 底部圖私人收藏圖31清 乾隆青花鳳烏紋方彝 底部圖中國嘉德四季第36期拍品高阿申2014年3月21日2014年5月6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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