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鏡觀形 重估經典

習近平總書記在「5·17」講話中指出：「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戰略還不十分明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哲學社會科學訓練培養教育體系不健全，學術評價體系不夠科學，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完善；人才隊伍總體素質亟待提高，學風方面問題還比較突出，等等。」要解決上述問題，首先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並不是現成藥方，而是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因此，如何站在國家利益和全球治理的高度把握本學科發展的歷史、現狀和趨勢，審時度勢、進退中繩，始終是頭等重要的課題。

他山之石

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文學的大量進入，不僅空前衝擊了中國文學，而且為我國的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借鑒和支持。其一，沒有外國文學作品井噴式的出現，中國文學就不可能迅速告別「傷痕文學」，衍生出「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20世紀80年代，我國文學翻譯、研究和吸收的速度遠遠快於其他領域的「改革」，這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8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文學並使之快速融入世界文學，提出了關於西方現代派的經典界定，如「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等。其二，沒有外國文學理論狂飆式的出現，中國文學就不可能迅速擺脫政治與美學的多重轉型，演化出目下無比繁雜的多元態勢。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的文學及文學理論率先進入了「全球化」與後現代的狂歡，我國學者關於後現代文學及文化思想的批評也頗為深刻。

凡此種種，直接或間接地對我國的文學創作、文化事業乃至思想解放運動產生了催化作用，同時為推動我國與國際社會在人本、人性等問題的認識上拉近了距離，並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鏡。然而，引進多辨析少、照搬多批判少的現象仍普遍存在。因此，如何以我為主、為我所用、進退中繩、取利去弊地借鑒外國文學、建構符合我國國情和戰略需要的學科體系問題，仍然迫切需要破解。

重估文學經典

正所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學作為人文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世道人心最深刻、最具體的表徵，也是民族文化最堅韌、最穩定的基石。問題是，文學沒有一成不變的度量衡。大到國家意識形態，小到個人性情，都可能改變或者影響文學的經典性、非經典性。而在後現代語境中，經典首當其衝，成為解構的對象，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橫遭肢解。所謂的文學終結論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它與其說指向創作實際，毋寧說是指向傳統認知、價值和審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顛覆。由是，文學經典的重估不可避免，也難以避免。

首先，時代有所偏側。恩格斯在高度評價巴爾扎克時，將現實主義定格在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這個典型環境已經不是啟蒙時代的封建法國，而是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以後的「自由競爭」。這時，資本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在此，我們不能以簡單的反本質主義否定事物的基本屬性、社會的基本狀態和歷史趨勢。20世紀，隨著現代主義的興起，典型論乃至傳統現實主義逐漸被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種主義淹沒。在這些主義當中，以左拉為代表的自然主義首當其衝。隨著現代藝術的多元化趨勢，及至後現代無主流、無中心、無標準的來臨，於是和巴爾扎克一樣，托爾斯泰在我國的命運同樣堪憂。而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陀氏，則自20世紀中晚期以來幾乎獨佔鰲頭，成了西方和我國批評界的寵兒。箇中原因，除了意識形態或國家意識「淡化」、大眾文化或消費主義興起、「世界文學」或世界主義抬頭，恐怕還有我們的自我放逐和盲目趨同西方。

其次，民族經典不可或缺，但界定經典的標準始終在變。問題是，這種改變是否有利於固本健體。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想像沒有屈原和李杜、羅貫中和曹雪芹、魯迅和巴金的中華民族會是怎樣的一個民族，更不能想像沒有文學經典的生活會是怎樣。從「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到「落葉歸根」的鄉情鄉愁，文學經典始終是維繫民族情感、民族認同、國家意識和共同價值觀、審美觀的根本載體。同時，生命哲學的核心內容不僅是自覺，還有他覺。倘若能借他人之眼反觀自身，我們才能觀照世界。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列舉了數十餘部外國作家作品，同時毫無保留地表達了他的文學情結，這其實就是要求借鏡觀形、豐富自己。因此，重新評估經典，打造符合時代要求、凸顯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經典譜系迫在眉睫。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