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習簽到7：第七章 散文(一)

「五四」時期散文的革故鼎新，如同其他文學形式一樣，是相當自覺和徹底的。散文自此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實現了從古代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關於「五四」時期散文創作的狀況，魯迅在 30 年代曾經這樣回顧：

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於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也並非做不到。(註：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 4 卷第 576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這種評價並不只是魯迅的觀點，連晚清時期就已成名的小說家曾樸也說過，「新文學成績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分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著墨不多，而餘韻曲包」。(註：轉引自阿英：《現代十六家小品·序》，《現代十六家小品》，光明書局 1935 年版。)可見對「五四」時期小品散文的成就是有公認的。由於散文小品是屬於更加個人化的創作，後來的文學史往往對「五四」時期散文成就的評價不夠。若要回顧這一段散文的創建與發展的盛況，最好借用朱自清在 30 年代所寫的一段文字，他指出：「五四」階段散文創作的派別林立，「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面。遷流曼延，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鍊，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註：朱自清：《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文學周報》1928 年第 345 期。)。總之，中國文學史上還從來未曾出現過散文創作的如此盛況。「五四」時期散文創作數量之大，文體品種之豐，風格之絢爛多彩，名家之多，都是異常觸目的。這時期產生了魯迅、周作人等散文大家以及冰心、朱自清、郁達夫、林語堂等諸多不同風致的散文名家。散文創作的個性特徵與時代特徵擴張，以及由此產生的散文內容、形式風格的獨創性，無疑是新文學的重要收穫。

「五四」時期散文格外發達，甚至成績超出其他文體，原因在於這種文體比較自由。因為相對容易掌握，寫的人也就比較多，現代文學的第一代作家幾乎全都涉足過這個領域，在這方面顯過身手，也由於散文一般較簡短，一有感觸，即可成篇，適合於「五四」時期思想啟蒙的需要，也有利於開展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尤其是雜文，更成為戰鬥的「阜利通」。再者，由於古代文學中散文較發達，新文學若要站住腳，務必打破用白話不能作美文的迷信，因此諸多作家往散文方面努力，也是為了向傳統文學示威。最後一個原因，是因為「化傳統」化得較好。新文學的小說、詩歌、戲劇形式上較多舶來品，借鑒外國從頭做起，自然難一些，而散文小品則與傳統保留更多的聯繫，雖然也取法英國的隨筆和其他外國散文的筆調體式，但比起其他文學形式來，散文作家創作時往往更便於也更自覺地從傳統散文中尋找創新的根基。「化傳統」不是照搬傳統，如同朱自清所言，散文的「體制」可能承用了舊的，然而「精神面目」又頗不相同。特別是那些偏重個人情性的小品文，顯然從明人小品中得到過許多借鑒。「化傳統」化得好，比較適合民族審美的心理習慣，自然也有利於自身的發展。

現代文學中率先興起的散文作品，是議論時政的雜感短論，統稱雜文。1918 年 4 月《新青年》第 4 卷第 4 號起設立「隨感錄」欄目，專門刊發雜文。稍後，李大釗、陳獨秀主持的《每周評論》，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鄭振鐸主持的《新社會》，邵力子主持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都開闢了「隨感錄」專欄。此外，還有不少進步報刊的「雜感」、「評壇」、「亂談」等欄目也發表過很多雜文，各自擁有一批撰稿人，形成頗有聲勢的雜文創作浪潮。雜文一般短小精悍，易於出手，多在報刊上應時刊發，適合作社會批評的武器，所以先驅者最先廣泛使用「，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註：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 3 卷第 4 頁。)而且又都傾注了探求新的社會理想的激情。雜文是最早顯示白話文藝術特質的文體之一，社會影響也就格外大。最引人注意的還是《新青年》「隨感錄」作家群。他們大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其中有李大釗、陳獨秀、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等，而以魯迅的雜文最具代表性。這個作家群奠定了雜文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的地位，而且影響所及，自《新青年》到《莽原》、《語絲》，直至 30 年代以後的《萌芽》、《太白》、《中流》，可以找出一條發展軌跡。而《新青年》、《語絲》分化後，在周作人麾下聚集的自由主義作家群，所謂「言志派」散文流派，以後發展到《駱駝草》、《水星》、《論語》等，與前一派自是路向不同；不過，在「五四」初期，大體上還是取同一創作立場的。《新青年》上的雜文，大都以隨感形式對現實做敏銳的反應，不見得如何縝密漂亮，卻是充分體現「五四」的青春精神，而每位作者又都保持著鮮明的個人風格。李大釗較早發表有《青春》一篇，便發出時代的振聾發聵之音。他的《今》、《新的!舊的!》、《新紀元》等，都迸發著昂揚奔放的改革激情，抒發追求新世界的理想。他還有《政客》、《太上政府》、《宰豬場式的政治》等短小的隨感，燃燒著諷刺的火焰。李大釗將宣傳鼓動性與散文詩的藝術兩相結合，形成他的特色。陳獨秀也是「隨感錄」文體的開創者之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首倡者，他在「五四」初期寫的雜文，幾乎每發表一篇都有影響，《新青年》、《每周評論》上多有他的充滿戰鬥意氣的呼聲。他的《偶像破壞論》寫得氣勢軒昂，與封建主義思想勢不兩立：「隨感錄」《下品的無政府黨》、《青年底誤會》和《反抗輿論的勇氣》，魯迅曾給予「獨秀隨感究竟爽快」(註：魯迅 1921 年 8 月 25 日致周作人信，《魯迅全集》第 11 卷第 391 頁。)的贊語。和陳獨秀雜文的激烈暢達較相似的是錢玄同，魯迅也曾以「頗汪洋，而少含蓄」(註：魯迅：《兩地書·一二》，《魯迅全集》第 11 卷第 46 頁。)概括其文風。他是當時提倡白話，批評儒家思想的一員猛將，其《隨感錄四十四》、《隨感錄四十五》，是痛快淋漓的文字，頗適合當時激進的閱讀心態。劉半農也是《新青年》里的一個戰士，他的《奉答王敬軒先生》、《作揖主義》、《悼「快絕一世の徐樹錚將軍」》，等等，以及稍後所寫的一些論爭文章，都坦城爽快，寓庄於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的風格是善誇張，富想像，好用反語，諷喻性強，讀起來暢快輕鬆，對論敵能加以不容置疑的駁難。他的雜文顯然要比前幾位寫得更有藝術氣味。「隨感錄」作家群的雜文大都是應時的急就章，論戰色彩濃厚，只有聯繫當時特定的時代氛圍為閱讀，才能更好理解其價值。

魯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將，又是《語絲》派的壇主之一。中國的現代雜文，基本上是由這兩個前後承接的流派開闢的，魯迅正是這種文體的奠基人。

魯迅又是現代散文詩的鼻祖。早在 1919 年 8 月和 9 月間，他就開始嘗試這種以散文體式表現詩意題材的藝術形式。此期間寫下的《自言自語》、《古城》等篇什，意境深遠而美麗，是現代散文詩最早出現的精品。然而引起文壇普遍注意並長久被視為散文詩經典的作品，還是 20 年代寫的《野草》。而寫於 1926 年的《朝花夕拾》則表現另一種優美餘裕的風致。魯迅不愧為散文巨匠，他對現代散文多種文體的創造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魯迅這方面的貢獻，在《魯迅》專章里已有詳盡論述，此處從略。

二、周作人與「言志派」散文

周作人也是《新青年》、《語絲》一派的主要作者。作為一個現代文學史上有巨大影響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從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記述的」、「藝術的」敘事抒情散文，「給新文學開闢了一塊新的土地」(註：周作人：《美文》，《談虎集》，北新書局 1928 年版。)；以後，他又形成了一整套的散文理論，中心是強調以自我為中心，提倡「言志」的小品文，認為這種小品文是「個人的文學的尖端」，「他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註：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苦雨齋序跋文》，天馬書店 1934 年版。)。他自己的散文，也有「浮躁凌厲」與「沖淡平和」兩體。前者多收入《談虎集》、《談龍集》中，思想意義與社會作用顯然更加積極，常為論者所引述；但真正顯示周作人創作個性，並成為他對現代文學藝術獨特貢獻，而且實際影響更大的，卻是後者。周作人的散文多作閑談體，所追求的是自然而雋永，是富有藝術意味的閑談。周作人有名士派的夙緣，有「叛徒」與「隱士」的二重性格。作為新文學運動的參與者，他關注現實，反抗黑暗，與思想革命取同一步調；但在人生觀與藝術觀方面，他又儘可能遠離激進，保持平和。他更傾向於把文藝當作是「自己的園地」，是「言志」即抒我之情；他更傾向於把文藝當作是「自己的園地」，是「言志」即抒我之情；他更樂於飲苦茶，讀雜書，陶醉於「苦雨齋」陰鬱如雨的古典的氛圍，玄思，冥想，「胡亂作文」，「在文學上尋找慰安」。他寫於 20 年代的《北京的茶食》、《故鄉的野菜》、《苦雨》、《喝茶》、《烏篷船》等，都是現代散文的名篇，很能代表周作人「言志」小品的風格。周作人的選材極平凡瑣碎，一經過他的筆墨點染，就透露出某種人生滋味，有特別的情趣。儘管那種情趣可能未免落寞、頹廢，適合所謂「中年心態」。如《喝茶》所沉醉的是「於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談酒》中講「酒的趣味，只是在飲的時候」。《濟南道中》嚮往旅遊的樂趣在「新式的整齊清潔之中，卻仍能保持著舊日的長閑的風趣」。《北京的茶食》中寫看夕陽、觀秋河、賞花、聽雨、聞香等等，認為這些無用的遊戲享樂，也是生活的必須部分。凡是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讀者，讀了周作人此類描寫，往往都會心領神往。周作人的小品常將口語、文言和歐化語雜糅調和，產生一種澀味與簡單味，很耐人咀嚼。他的閑話體散文有些類似明人小品，又有外國隨筆那種坦誠自然的筆調，有時還有日本徘句的筆墨情味，周作人顯然都有所借鑒，又融入自已的性情加以創造，形成平和沖淡、舒徐自如的敘談風格。如另一散文家所評說的：「他的作風，可用龍井茶來打比，看去全無顏色，喝到口裡，一股清香，令人回味無窮。」(註：此為曹聚仁說法，轉引自孫席珍：《論現代中國散文》，北平：人文書店 1935 年版。)人們也常用「閑適」來概括周作人的散文風格，其間蘊涵著豐富的審美內容，一方面是淡而且深的寂寞之苦，另方面又別有一種淡淡的喜悅，可以說是「苦中作樂」，憂患中的洒脫，也就是周作人所說的「凡人的悲哀」。三四十年代周作人的散文仍有不少出產，但閑談式的作品少了，他試驗一種「文抄公體」的散文，即是筆記體散文之一種，文章主幹是精心挑選的或苦澀或華美的古文，連綴其間的周作人的評點，則用簡明、樸實的現代白話，兩者有機糅合，互相調劑，常兼兩種文體之美，而總體風格則如郁達夫所說，「一變為枯梁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了」(註：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本。)。對周作人「文抄公體」散文歷來毀譽不一，他自己直到晚年仍對其中某些篇什，如寫於 30 年代的《游山日記》、《關於傅青主》與 40 年代的《無生老母的信息》，表示「敝帚自珍」之意。

周作人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之一，是於抗爭的小品文之外，又分出閑適、清澀、充滿趣味性、知識性的一脈散文來。俞平伯、鍾敬文、廢名等，都是這一流派的主要散文作家。

俞平伯(1900-1990 年)的散文多收在《雜拌兒》、《燕知草》等集中，其中，如《陶然亭的雪》、《清河坊》、《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在 20 年代曾受到一部分讀者的喜愛。這些作品多構成一種朦朧、空靈的意境，透露出玄妙的哲理與感傷的思緒，是遠離現實的。初期散文的文筆，繁縟晦澀，這隻要拿他與朱自清同名的散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兩相對照，便十分瞭然。周作人賞識他，說他散文的風致「是那樣的舊而又這樣的新」(註：周作人：《雜拌兒·跋》，《苦雨齋序跋文》，天馬書店 1934 年版。)。他說俞平伯代表最有文學意味的一派新散文，實際上便是將他歸入自己一流。俞平伯自稱是「逢人說夢之輩」，他刻意模仿明人小品，甚至乾脆用文言撰寫小品，名士味也很濃，以舊格調自享。鍾敬文(生於 1903 年)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的題記里曾承認「我的文章，很與周作人先生的相象」。他善於寫詠物小品，如《荔枝》、《茶》、《黃葉小談》；也寫出許多情思清朗的遊記，如《錢塘江的夜潮》、《太湖遊記》。他有與周作人相仿的平遠清雋的美學追求，以及把當前的景物與往事回憶、讀書心得拉雜扯談的寫法。另一位幾乎每部集子都由周作人來作序的是廢名，即馮文炳(1910-1967 年)，他的作品專寫農村鄉鎮寧靜生活里的人事，對小人物寄同情，初時尚注重社會意義。《竹林的故事》等作品名為小說，實則也是散文，很注重意境的傳達，清新素樸，抒情氣息濃郁，也喜閑談瑣事，以沖淡為衣，表現出樸訥哀傷的風格。後來將古典詩歌的象徵手法與西方現代派技巧引入，追求朦朧的散文意境。但語言修飾得愈發生澀古怪，陷入岐途。魯迅批評他「有意低徊，顧影自憐」(註：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 6 卷第 244 頁。)，此所謂「廢名氣」。

在「五四」美文創作中，持縝密、漂亮風格的，比沖淡一派人數為眾。這幾乎可以囊括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兩大文學社團的主要作家。冰心散文的影響不在周作人之下，不過他們的創作路數與所擁有的讀者並不相同。冰心那「小詩」味的散文更容易引起未涉世事的青年讀者的共鳴與模仿。她的《笑》，發表於 1920 年革新後的《小說月報》上，是現代文學史上較早的引人注目的美文小品。刊載後，學校競相選入課本，語法學家把它做通篇句式讀解，可見影響廣大。很多人認為，冰心的散文實比她早年的問題小說和小詩成就更高。阿英說：「特別是《往事》(二篇)《山中雜記》(寄小讀者)以及《寄小讀者》全書，在青年的讀者之中，是曾經有過極大的魔力。一直到現在，從許多青年的作品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冰心體』的文章。」(註：阿英：《謝冰心小品序》，《現代十六家小品》。)所謂「冰心體」的散文，是以行雲流水似的文字，說心中要說的話，傾訴自己的真情，滿蘊著溫柔，微帶著憂愁，顯示出清麗的風致。所謂冰心「心中要說的話」，簡言之即是「愛的哲學」，即宣揚自然愛、母愛、兒童愛。其中有對下層人民的同情，探索人生的惆悵，對祖國、故鄉、家人、大海的眷念，也有基督教義和泰戈爾哲學等內容融合其間。《往事(一)·七》，細膩地描寫了兩缸荷花在雨中的變化及作者的心情，當看到紅蓮在大雨中受大荷葉的庇護時，自然升華到母愛的主題。《山中雜記之七——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用和兒童親切談心的語調，將山與海，從視野、顏色、動態、給人遐想等方面，詳加對比，抓住事物特徵，描繪得有聲有色，處處傳訴出作者對大海的無限深情。冰心的作品多抒寫自己剎時間湧現的感觸與自然風景，傳達的是一段摯情，或一縷幽思，空靈而纏綿，纖細而澄澈。

對於文體，冰心也有自覺的追求，她曾借小說中人物之口說：「我主張『白話文言化』、『中文西文化』，這『化』字大有奧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運用罷了，我想如現在的作家如能無形中融合古文和西文，拿來應用於新文學，必能為今日中國的文學界，放一異彩。」(註：冰心：《遺書》，《超人》，商務印書館 1923 年版。)冰心的語言仍浸有舊文學的汁水，不過經過她的處理，已經完全沒有陳腐氣息，而別具一種清新的韻味。如《往事》其二(八)中的一段描寫：

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這兩點星光，也徐徐的在兩旁隱約起伏。光線穿過霧層，瑩然，燦然，直射到我的心上來，如招呼，如接引，我無言，久——久，悲哀的心弦，開始策策而動。

這種散文的辭彙句式既保留了某些文言文的典雅、凝練，又適當地「歐化」，使句子更能靈活、婉轉、流動，有自然跳蕩的韻律感。在開展白話文運動剛剛幾年時間，冰心能將文言文、白話文與西文調和得如此完美，難怪能引起普遍的歡迎。冰心對建立與發展現代文學語言是卓有貢獻的，不過她的作品讀多了也會感到格調偏舊，因為她突竟是屬於以舊文學為根基的早期新文學作家。

朱自清(1898——1948 年)是極少數能用白話寫出膾炙人口名篇(可與古典散文名著媲美)的散文家。他的重要性如很多評論家所公認，只要學校選講範文，或編文學史，談到現代散文的語言、文體之完美，朱自清必被提及。他擅長寫一種漂亮精緻的抒情散文，無論是樸素動人如《背影》，或者明凈淡雅如《荷塘月色》，委婉真摯如《兒女》，從中都能感到他的誠摯和正直。他既不滿意陶醉於抒寫瑣屑小事的「言志派」，也不滿意後來的所謂幽默派，寫作態度嚴肅不苟，始終執著地表現人生。《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溫州的蹤跡·綠》、《葆塘月色》是他寫景抒情的名篇，都體現出作者對自然景物的精確觀察，對聲音、色彩的敏銳感覺，通過千姿百態、或動或靜的鮮明形象，巧妙的比喻、聯想，融入自己的感情色彩，便構成細密、幽遠、渾圓的意境。他的散文結構縝密，脈絡清晰，婉轉曲折的思緒中保持一種溫柔敦厚的氣氛。文字幾乎全用口語，清秀、樸素而又精到，在 20 年代就被看作是嫻熟使用白話文字的典範。不過有時令人稍感著意為文，不如後來的散文(如《歐遊雜記》和《倫敦雜記》)更成熟自然。《背影》只要質樸地敘說父親送別兒子的一段場景，可他捕捉到一二不可言說的典型細節，注入了一股對勞碌奔波的老父的至親深情，表現出小資產者在舊世界一生顛簸掙扎的可悲命運。這樣，就很容易打動無數身受飄零之苦的人，不難解釋為什麼此篇能那樣長久地激起讀者的心潮了。

豐子愷(1898-1975 年)，從 20 年代中期開始寫小品，此時期的散文結集有《緣緣堂隨筆》。他的特殊之處是以某種源自佛理的眼光觀察生活，於俗相中發現事理，能將瑣細的事物敘說得娓娓動聽，落筆平易樸實，有赤子之心，如他的畫一般，透露著心地光明、一無沾染的品格風貌。作者在看見人世間的昏暗後，企圖逃入兒童的世界，加上佛理的滲入，文章蕭疏淡遠，帶著哲理深味，染有清淡的悲憫之色。

梁遇春(1904-1932 年)的《春醪集》和《淚與笑》收入他 20 年代中期以後的隨筆。20 年代人稱梁遇春為中國的「伊里亞」，是因為梁的作品確受英國 Essay，尤其是查理·蘭姆的隨筆的影響。梁遇春耽于思索，他的隨筆也有許多對人生哲理的探求和洞明的見解。他喜用絮語筆調，隨意而坦誠的談吐中不乏睿智的思辨。《春醪集》談論知識，探索人生，或旁徵博引，引類取比，或觸景生情，浮想聯翩；語言機智而有文采，瀟洒自如，玲瓏剔透；時有思想的火花，卻缺乏如炬的目光。在小小題目里開掘微言大義，引用外國的經典、警句，信手拈來，處處切題。梁遇春有股孤傲氣，他那懶散的紳士風度，不願受任何拘束的個性及享盡人生的主張，促使他喜好標新立意，懷著極大的興趣來談「人死觀」、「流浪漢」，闡發悲哀是最可愛的東西等等。連睡懶覺這類的題目，他都能拉閑扯散，妙語連珠，好像比一般常人更能體味人生的滋味似的。梁遇春的散文，很能反映出「五四」散文品格多姿多彩的一面，待到 30 年代文壇被政治性戰鬥性的主潮所佔領，像梁遇這種紳士風的散文也就失去了廣大讀者，只賴未來的文學史家來品鑒它那小而晶瑩的光澤了。

文學研究會其他重要的散文作家還有許地山。他不僅小說寫得別緻，散文集《空山靈雨》也另有情調：近似散文詩，滲入宗教氣氛，既有對現實的不滿，也有對人生哲理的探求。名篇《落花生》質樸短小，有寓意，主張人生「要學花生，因為它是有用的，不是偉大好看的東西」。這又是他生活態度紮實的一面。寫實用格最強的是葉聖陶、鄭振鐸和茅盾，他們的散文有充實的「人生派」內容，社會性較濃。「五卅」慘案期間，這三位文學研究會的中堅作家，都發出了憤怒的呼喊。葉聖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一反他平時的純樸、嚴謹，爆發出熾熱的反帝激憤，全文具有急雨般的節奏和悲憤慷慨之情。他的《藕與蒓菜》抒發對故鄉的情思，由物及人，平淡從容，便是他慣常的文風了。鄭振鐸的《街血洗去後》、《六月一日》，都是「五卅」後不久寫出的，沉痛的感情以質樸的語言出之。他的《山中雜記》，真率、俊逸，只是視野不夠闊大。茅盾寫有《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暴風雨》，也是「五卅」時產生影響的作品。他旅日時期寫的一組散文，收入《宿莽》集，其中的《叩門》、《霧》、《賣豆腐的哨子》等，反映了他處於革命轉換時期的思索和探尋，有時代的苦悶，也有新的期望，是用詩的情緒交織成回蕩起伏的悵惘滋味，顯露了茅盾文學氣質的又一側面。他作為一個成熟的散文家，是在抗戰以後了。

還有一位較特殊的文學研究會作家是早期共產黨人瞿秋白 (1899-1935 年)。他這時有《餓鄉紀程》(即《新俄國遊記》)和《赤都心史》問世。這兩部散文集是作者以《晨報》特約記者的身份赴蘇考察的結晶，根據親身的見聞向國人真實報道十月革命後的蘇俄真相，又留下作者自己的思想印痕。書中並不迴避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締造中面臨的重重困難，但以深沉的感情表現蘇聯人民建設的樂觀精神。文章中常回蕩著俄羅斯式的悲壯、雄渾的格調。此為中國報告文學的先聲。瞿秋白還擅寫雜文，在 30 年代，他的許多雜感隨筆都是針砭弊或參與論爭的，作品深烙有那個革命年代的精神印記。

此外，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還有擅寫散文詩的王統照，以感傷的書信體散文贏得讀者的廬隱，以及屬於鄉土文學派的魯彥、蹇先艾等。

創造社在「五四」時期是狂飆突進的浪漫派，這一派作家的散文，與其小說和詩歌有共同的基色。特別是郁達夫，他的率真、坦誠、熱情呼號的自剖式文字，無所隱飾地暴露赤裸裸自己，稱得上是個獨樹一幟的散文家。他聲稱比起小說來，「現代的散文，卻更帶有自敘傳的色彩了」(註：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他和郭沫若散文的主要方式，確實都有直接傾訴自身的遭遇，發出對齷齪的現代文明和官僚社會的切齒詛咒，又帶有時代病的感傷。他早期散文以瓷肆的文字噴發激憤，只是被自己小說的文名所掩，人們注意散文家郁達夫，是在他大量製作小品遊記的 30 年代了。《歸航》記述作者離日返國時的複雜心情，既厭惡給自己帶來屈辱、壓抑的異國生活，又有某種不忍訣別的心情，胡亂遊走的狂放變態，以及想像用手槍擊殺得到中國少女青睞的西洋人的那種情緒之流，無所顧忌地在文中迸涌。《還鄉記》與《還鄉後記》寫作者回鄉旅途及抵家後所見所感，表達一個窮困潦倒的知識分子對貧富不均社會的強烈不平，也有消極遁世的思想滲透著。《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鼓動青年反叛現實社會，語言直露，構想新奇，宣洩感情的衝擊力足以驚世駭俗。稍後寫作的《一個人在途上》，把作者對亡兒的至情，表達得感人肺腑。郁達夫寫散文大都在暢述自己的生活遭遇，直接抒發感傷情懷，常常像跟親友訴苦或聊天那樣，不拘形式的傾訴使你感動。讀他的散文，就如同走進了他的生活。這樣真率自然的寫法，不但在傳統散文中少見，在新文學中也很獨特，那酣暢的神韻得益於古典文學修養。他自哀自憐過甚，是消極的一面，也是當時一部分知識青年的菜同心境。文中夾雜的一些色情描寫，是他發泄悲抑、鬱悶的特殊方式，自然也含有對女性的變態心理。他的散文有時支離散漫，缺少節制，不講究章法，質量上不平衡。但郁達夫的影響長期存在，說明一種十足個性化的文學，也是能有充沛的時代性的。

郭沫若本質上是一個抒情詩人，所以他的作品無一不具詩情。他的散文與小說實在很難嚴格地區分。《月蝕》、《賣書》，都是通過個人貧困的遭際，向社會發出悲憤呼叫的。《路畔的薔薇》等六章小品，牧歌式地抒發青春的歡悅與離鄉去國的孤寂。他雖然也如郁達夫，習慣於主觀情愫的傾瀉，但有更多的社會和政治色彩。30 年代發表諸多敘述參加革命歷程的自傳體作品，也可歸入散文創作之列。

「語絲」派以 1924 年創刊的《語絲》雜誌為創作集結地，不過作為一個散文流派，與《新青年》有較明顯的淵源關係。

魯迅和周作人都是「語絲」派的核心作家，在堅持思想革命這一點上，「語絲」派是比較執著的。他們的主要成就仍在於短小犀利的雜感，其批評的文字中「富於俏皮的語言和諷刺的意味」，是所謂「語絲文體」，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註：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 4 卷第 167 頁。)。但這只是就「語絲」派的大致情形而言，實際上其成員的創作風格也各有不同。他們除了議論性的雜感之外，也有不少抒情小品的佳作，如孫伏園的《伏園遊記》，孫福熙的《山野掇拾》、《歸航》，川島的《月夜》，等等。需著重介紹的還有林語堂(1895-1976 年)，他是僅次於魯迅、周作人的《語絲》撰稿人，又是最熱心提倡幽默小品的散文家之一。在「語絲」時期，他介紹過許多西方幽默理論，主張以幽默的藝術去揭示生活矛盾，針砭評社會文明病。他的散文集《剪拂集》就多以嘲諷之筆，進行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譏刺的盔甲中每每包裹著幽默。他的散文創作更大的影響是在 30 年代創辦《論語》之時。

20 年代中期又有「現代評論」派出現，多是歐美留學歸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政治傾向與魯迅和部分「語絲」派成員相對立，這自然也影響到散文創作的思想取向。「現代評論」派最重要的散文作家有徐志摩、陳西瀅、吳稚暉等。徐志摩是新月派的「詩聖」，天生一個情感型的人，易衝動，愛自由，加上深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很自然便成就了他那自由而華麗的散文文體。他的散文多屬冥想型的小品，即使記述事物，也常抓住剎那的靈感，讓感情之流自由地奔放。《北戴河海濱的幻想》、《翡冷翠山居閑話》、《我所知道的康橋》、《「濃得化不開」》，都是他有名的篇章。徐志摩有才情，有靈感，具有快如閃電般的感興，這確實增加了他散文的流動性。他表情達意，常常一語嫌不足，又添一語，淡描恐不盡，再用濃抹，自然造成繁複華麗的印象。讀他的文字，如春華大地，萬卉競放，又如清泉汩汩，一瀉千里。如此自由華麗，也不失為一種美的風致。

陳西瀅(1896-1970 年)思想意識上屬於徐志摩一派，是《現代評論》上的「閑話家」，製作頗多，後集成《西瀅閑話》。他確實是站在「五卅」運動之外、學生與民眾運動之上，以貌似公允的姿態評說時事，表明了一種貴族化的立場。不過陳西瀅的散文也不乏佳篇，他的特點是行文流暢，有相當的西方文學修養，議論由事出發，富幽默感，當時影響不小。特別是那些介紹知識、回憶故舊、譏刺中國封建惰性的散文，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