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治學 | 吳於廑先生治學追憶

吳於廑（1913—1993年），原名吳保安，祖籍安徽休寧，少年時代成長於大運河畔的江蘇寶應。1935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1939—1941年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習經濟史。1941年秋考取清華大學第五屆留美公費生，入哈佛大學文理研究院，1944年和1946年分獲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1947年應周鯁生校長邀請，回國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解放後先後兼任系主任、副教務長、副校長等職。

吳於廑先生為新中國世界史學科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合作主持了兩批全國性世界史大學教材的編纂（4卷本《世界通史》，周一良、吳於廑主編，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6卷本《世界史》，吳於廑、齊世榮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4年版），開創15、16世紀世界歷史研究（主編《十五十六世紀東西方歷史初學集》共三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1990年版，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主要論著集結於《吳於廑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在中國史學界，其倡導的整體世界史觀，被譽為「世界歷史新理論在我國興起」。[1]所撰《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卷前專文《世界歷史》，以及4篇專論世界史整體進程的系列論文（《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世界歷史上的農本與重商》、《歷史上農耕世界對工業世界的孕育》、《亞歐大陸傳統農耕世界不同國家在新興工業世界衝擊下的反應》），是對整體世界史觀的系統闡述以及運用新史觀對人類歷史的宏觀勾勒。誠如齊世榮先生所言，1978年以來中國學者對世界史體系的深入探討，以吳於廑先生的成就「最為突出」。[2]

吳於廑先生的世界史研究有多方面建樹，按學術類別有通史編纂、世界史資料彙編、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15、16世紀東西方歷史綜合比較、西方史學研究及史學名著編譯、中西文化比較等等。其才、學、識為學界廣泛稱道。成就的取得源自長期的潛心求索所積澱的深厚學術底蘊。早在青年時代，其留學哈佛的同窗好友、後來馳譽海峽兩岸與新舊大陸的著名美籍華人學者楊聯昇，就曾以一首歸國詩送吳於廑先生：「思能通貫學能副，舌有風雷筆有神，同輩賢豪雖不少，如君才調恐無倫。」[3]筆者不擬就業師的學術作全面評價，僅以受業中印象深刻的若干方面作些追憶。

治學三階梯

60年代初，我入風景秀麗的武漢大學讀歷史學本科，在一次師生迎春會上，教授們紛紛吟詩賦詞，時為系主任的吳於廑先生書贈4個大字勉勵同學：「由博返約」，意為青年學子應打下寬厚的學術基礎，以便將來於某一領域作出專門性成果。10餘年後的1978年，本人有幸重返珞珈山母校，直接跟隨吳師讀研究生。先生對我等「文革」後首批4名弟子談治學，又進一步提出人生治學之「三階梯」：寬—窄—寬。據先生解，人在青年時代求學應博覽群書，學歷史不僅要認真閱讀專業方面的「看家書」，如基本的歷史典籍，而且應當涉獵與此相關的其他學科的知識，如與經濟史相關的經濟學名著，與思想文化史相關的中西哲學，避免學識單一、視野窄狹。這就是三階梯中的第一個「寬」。中年時代治學者已有一定的基礎學養，可集中精力選擇某一專題探討，以期深入下去，在前人基礎上做出自己的成績，形成自己的學術主攻方向和治學特色。最好能在某專門領域中發現一系列連鎖性研究課題，使專門研究賦有生命力。應力避中年治學仍方向不明，「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淺嘗輒止，事事無成。此謂之「窄」，即向專深方向發展。至相對老年階段，由於基礎紮實，專門研究業已取得拓進，治學者便可重新放寬視界，在專精基礎上轉向綜合，於較大學域內提升研究界面，獲取更新的成果。此謂之第二個「寬」。

吳師在隨後講西方史學的課程中，又以近代西方客觀主義史學創立人蘭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年）為例加以說明。蘭克青年時代在萊比錫大學先後學習語言學、神學和史學，畢業後任中學古典文學教師，進一步鑽研西方古典時代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李維、塔西陀等人的名著，為日後研究打下了較好的語言文字和史料基礎。29歲時發表處女作《拉丁與日耳曼各族史》，附錄《近代歷史學者批判》提出「如實記述」的客觀主義史學原則，在西方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漸入中年後以16至18世紀西歐政治史為主題，以各國檔案庫原始史料為依據，撰寫了一系列包括德、法、英等西歐國家的國別史以及突出上層政治人物的教皇史。晚年編纂7卷本《世界史》，雖仍以西歐為中心，但畢竟超越國別史界限，體現其綜合趨向。

「寬—窄—寬」的治學三階梯說並非一個呆板和僵硬的治學格式，而是反映治史者應當重視的成才之路：學步時要奠定厚實的基礎；研究問題切忌大而空泛，應科學選擇自己的學術主攻方向；綜合應當在專深的基礎上進行。這些從學術發展史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對有志向抱負的青年學人無疑起著引路指向的啟蒙作用。歷史研究需要多方面的知識素養和較長的周期，史學家往往不易在青年人中大量湧現。治史者應尊重學科自身的發展規律和特點，作長期求索鑽研的思想準備。治學三階梯說為人們學習史學乃至整個人文學提供了閃光的學術智慧和門徑。從吳師習史的眾多研究生弟子，多年後仍體會到這種教誨的可貴。

學術轉彎與學科發展

吳於廑先生講究師德，也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師，更善於從老師的談話中吸取治學的營養。吳師生前多次與弟子談及自己被南開大學經濟所免試錄取為研究生的經歷。先生所撰《自傳》中對此有更詳實的記載：「1938年冬，在經歷了抗日戰爭初期一段流離失所的生活之後，我到達了昆明。當時昆明已經設立了包括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學在內的西南聯合大學。陳序經先生任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主任。……陳先生同我談話約一小時，問了我好些問題，其中有的涉及東西方對知識的看法。談話將要結束了，他說：『南開經濟研究所正在恢復，計劃招收幾名研究生。你來吧，不用考試了。』……在他同我僅僅作了一次談話就決定收我作研究生，這對我確實是出乎望外。」[4]其實，這種不拘一格的錄取方法，正反映了這位具有很高辦學才能的學者之慧眼所在。陳序經（1903—196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赴美留學時獲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後又赴德國柏林大學深造，31歲即受聘為南開大學教授並主持南開經濟研究所，35歲已任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免試」其實不「免」，只是變換為更講實效的「面試」。陳序經先生的眼力很准，他此次「破例」錄取的學生，兩年多以後與畢業於武漢大學經濟系的張培剛一起，成為清華大學第五屆公費留美學生（總數17人）中僅有的兩位文科學子。

吳師從陳序經先生談話中尤為受益的是另一種學術上的「潛影響」。儘管陳先生已決定收他為研究生，青年吳於廑仍感猶疑，原因很簡單：大學學歷史出身的人能否改讀經濟類研究生？陳序經先生對此問題的答覆也很簡單：「在學術道路上，不怕轉彎，多轉幾個彎，自有好處。」一番話語撥開了學子心中的疑雲。在南開學習期間，吳於廑先生不但首先從經濟史入手試行「轉彎」，而且進一步認真閱讀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馬歇爾、張伯倫等西方經濟學大家的原著，也讀經濟地理方面的書籍。進入哈佛後，又在治經濟史的同時兼治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法制史。經歷諸次學術轉彎，吳師漸漸萌發對東西方文明作比較綜合的構想，並在南開和哈佛的研究生論文中進行了專題探討，其中南開論文引起吳景超等前輩學者的注意和推獎。70年代後期起，作歷史比較研究的想法又在他的腦海中再度活躍起來，並最終形成從全局考察和研究世界歷史的整體史觀，使海內外學人為之矚目。

聯繫前述楊聯昇先生贈吳師由哈佛學成歸國的詩句「思能通貫學能副」，自然會想到學術轉彎與學科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繫。吳師晚年對學術轉彎的益處有深刻的總結：「所謂轉彎，就是多踏進一些相關的學科領域。這樣做的好處，在於能夠開闊視野，不以一隅自限。學術上轉彎，看來有不同發展的可能。一種是轉彎後不再回頭，一種是轉了彎又踏上原路。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有利於祛除狹隘之弊。學歷史的人，……應當力避狹隘，因此不妨轉轉彎。」[5]以開放的心態治學，善於從相鄰學科中吸收於本學科有益的成分，是推動學科發展的重要途徑。這也就是當今國際學術界盛行的「學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某種學術的突破性進展，往往出現於學科的交叉點上。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福格爾和華盛頓大學教授道格拉斯·諾斯之所以榮膺199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因為他們把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和歷史學結合起來研究經濟問題，為經濟史研究的新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諾斯與羅伯特·托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早已為我國讀書界所熟知，其中對近代早期英、法、荷蘭、西班牙四國的歷史比較，就吸取了人口學、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以陳序經、吳於廑先生的話語來說，也就是運用「學術轉彎」的方法。

直至晚年，吳於廑先生一直保持著這種開放的治學心態，從不固步自封。先生病故後，弟子們清理他所借圖書，其中一本為借閱不久的英文《氣候史》。法國年鑒派史學近年開闢氣候史、體質史、心態史等新史域，為原有經濟社會史範圍的擴展，這種新的史學動向受到吳師的及時關注。我們無從得知吳師對這本氣候史的具體看法，但從他生前與學生的談話中可以大致領略，人類社會與環境自然的關係是歷史研究不應忽略的層面，氣候變遷也是治史者應適當具備的知識成分，對這方面情況的了解或許也可稱作學術轉彎，同樣便於擴大視野。

關注和推行學術轉彎的人多了，便會出現相應的交流園地。值得一提的是吳師生前為系資料室選訂的一份史學刊物《跨學科歷史雜誌》（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於1970年創辦。與辦刊歷史悠久的《英國歷史評論》等史學刊物相比，這份刊物還顯得那麼年輕，而且出自一所理工大學之手。然而事實證明創辦者頗有人文眼光，《跨學科歷史雜誌》現已成為國際上主要的史學刊物之一，吸引了包括劍橋、牛津、耶魯、普林斯頓等一流大學的諸多著名學者前來投稿，具有很高的學術質量和鮮明的創新特色。武漢大學世界史專業研究生的論文撰寫，已從這份雜誌的成果中受益，包括資料的引用和學科交叉思想的熏陶。

治史與治史學史

談起「史學史」，不少學生對此感到陌生，連一些歷史專業的學生也是如此。實際上，史學史就是歷史學學科的發展史和學術發展史。1978年從吳師攻讀15、16世紀世界史碩士研究生，他所開設的第一門課就是近現代西方史學，從人文主義史學一直講到現代西方的形態學派。開始我也不甚理解，為什麼導師不針對專業和研究方向直接先談歷史本身？以後漸漸明白，治史者必須兼治史學史，這既是吳師本人的治學特點，也是每一位習史者應當觀照的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

吳師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提出：「任何一個時代的歷史學，包括治學方法、學術觀點、歷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著述，其自身就是歷史的產物。」之所以如此，蓋出於以下兩項原因：其一，任何史家在治史過程中總離不開自己所處時代的影響。他們選擇的課題、研究的側重點和所得出的結論，總是或輕或重的帶有時代的烙印。代表某一歷史時期主要發展方向的史學流派，其著述和觀點往往就是為了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其二，任何史家也總離不開史學學科發展狀態的影響。「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不論他們成就或大或小，都是歷史學這門學科發展鏈條上一個或大或小的環節。關於這一點，不一定每個從事歷史學習或研究的人都很清醒地意識到。但是不論怎樣，他總不得不受這門學科已有發展的影響，他的先行者的影響。」[6]吳師強調指出，要認識治史與治史學史的關係，必須看到這第二種影響。

近年來自己也指導研究生，對治史與治史學史之間的關係便有了更為深刻的體會。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的學科和學術發展史，如哲學有哲學史，文學有文學史，自然科學諸學科有數學史、物理學史、化學史、天文學史等等。同樣，歷史學也有自身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學習任何學科的人都應當知曉本學科的學術淵源與沿革。治史者不可能毫無學科上的歷史依憑，也就是前人的學術遺產。史料、歷史編纂方面的承繼關係自不必說。沒有《史記》，就不會有《漢書》。即便在史學思想、學術觀點方面，治史者也不可能脫離這種依憑。後學之人當然不會一概墨守成規，完全襲承師法。但他們總不可能擺脫史學發展水平的總體制約。如果他們贊同前人的體系和觀點，那麼其所從事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礎上的延伸和擴大。如果他們對已有的學術成果持不同意見，那麼其後續工作就是批判或揚棄，乃至另闢蹊徑、別開生面。即使是後種情況，後學者的研究仍需以前人的基礎為前提，以前人的觀點為自己思考的起點和參照點，而不能憑空展開自己的研究，一切從零開始。不僅如此，後人在歷史研究中的發展和創新，其所能達到的程度，亦不能脫離史學學科已有的基礎和條件。總之，治史者必須關注學科的發展狀況及其對史學研究的制約作用，清醒地認識自身在整個史學發展長河中所處的地位和階段，既善於在前人基礎上創新，又貴有歷史的自知之明。

吳於廑先生對自己弟子的培養既寬容又嚴格。通過西方史學的講授，他使學生看到長期受西方影響的世界史學科確實需要開拓和發展，尤其是擺脫西歐中心論和堆砌國別史的不良影響，有許多研究課題等待人們去探索，使後學之人看到自己擁有的學術活動空間和發展前景。另一方面，他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肯定西方近現代史學業已取得的積極成果，指出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史學在專門研究上的多方面積累，已經為世界歷史的比較、綜合研究準備了可以認真著手的條件。他要求學生認真研讀西方史學名著，密切關注西方史學的新成果，在釐清學術前史的情況下搜集資料、策劃選題，明確論文寫作可以達到的深度和廣度，防止枝蔓旁生，大而無當，使學生感受到哪怕在一個具體問題的論述中要取得成績，也要付出艱辛的勞動。他充分肯定蘭克開辦討論班（「習明那爾」）的培養方法，在研究生論文的具體選題方面發揚學術民主，尊重作者本人的意願，不以導師的研究興趣作取捨。曾與筆者先後同期攻讀碩、博士學位的一位學友，在吳師著力探討的社會經濟史範圍以外選擇了宗教改革思想的課題，亦受到積極鼓勵。憑藉寬容的學術氛圍和導師淵博學識的播化，其論文水準不僅獲得外來專家的一致好評，而且拓寬了所在研究集體的學術層面。

跟隨吳師在治史的同時兼治史學史，諸弟子的學術視野為之大開，學術思路也變得活躍起來。西方史學過去經歷了哪些流變，形成了哪些史學傳統，有哪些史學遺產值得借鑒？這些問題經常出現在學子的腦海里和彼此的討論中。帶著這些問題再去閱讀西方學者的史著，對歷史的觀察就比以往深入和全面得多。事實表明，兼治史學史不僅促進了研究生論文的寫作，而且作為一種基礎學養，也為他們以後的治學研究提供了後勁。由於接觸了風格各異、流彩紛呈的歷史題材、史學思想、編纂方法、寫作技巧，也利於學子博採眾長，逐步形成自己的治學特點[7]。

「眼高手低」新解

「眼高手低」作為既定的成語，本意是指一個人的眼光高而能力低。此語頗具貶義。吳於廑先生在論世界史學科建設時卻藉此文字賦予新解，謂「眼在遠處，手在近處，視野要開闊，研究要具體，這是從事歷史學任何一個分支學科研究者能夠取得成績的必由之路。」[8]

對於這個問題，吳師的思考可謂由來已久。西方史學經蘭克強調「如實記述」原則後，收集考訂彙編史料在西歐各國蔚成風氣。19世紀下半葉起各類國別史、專門史研究成果的大量湧現，是蘭克客觀主義史學影響下的產物，也標誌著史學在西方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專門研究將史學發展引向注重歷史的局部和細節，雖取得無可否認的成績，卻易於使史家的眼光偏於窄狹。當時只有少數人為之憂慮，如英年早逝、著有《英國文化史》巨篇的博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年）就曾說過：「人類史最不幸的特點是，各部分雖已片斷地備采無遺，但卻未能將其集合成整體而確定彼此之關聯。」及至本世紀中葉，形態學派大師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Toynbeo,1889—1975年）更進一步指出，絕大部分西方的歷史學家都在向研究細節的歷史這一方加權，他們明於觀木，而暗於觀林，因而有必要把森林帶回到人們視力的焦點。湯因比的這番議論，是在回顧自己為什麼要寫作考察人類歷史的巨著《歷史研究》時所說[9]。正因為如此，吳師高度評價了湯因比為西方史學發展所作的「再定向」。

然而，湯因比所稱的「細節的歷史」和「整體的歷史」，即歷史的局部和歷史的全局，其兩者間的關係在具體的史學研究中畢竟是一個不容易處理好的問題，對於初涉史林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吳師對「眼高手低」所作的新解，為人們尋求兩者的平衡提供了寶貴的思路。或者說，它本身就是一種辯證的史學方法論。

吳師十分強調治史者眼界要高遠，特別是世界史，應當把研究重心置於關係人類社會發展的全局問題。他有一個頗為形象的說法，世界史要勾畫的是「長卷的江山萬里圖」。在1982年應雲南省社會科學院之邀所作的學術報告中，又借滇池西山的石刻舊聯改作新聯，認為研究世界史要「置身須向極高處，放眼通觀大世間」，對廣大世界的歷史加以通觀，進行全局的考察。但是吳師又指出，通觀必須以對一個一個關鍵問題進行具體深入的研究為前提，不但自己要研究，還要熟悉別人專門研究的成果和著述，儘管他們不一定是從較為寬闊的廣度來進行考察的。沒有這個前提，通觀就會流於模糊，就不會是一種比較透徹的、在大小輕重之間能夠取捨得當的通觀。這實際上就是吳師所說的「手低」。

吳師曾對研究生多次談及「眼高手低」問題。他認為，研究生作論文，題目不宜過大，但眼界卻不能偏窄。他借用蘭克的一席話作詮釋。蘭克說，真正的歷史學家必須具備兩種品質：其一是必須樂於進入其本身具有意義的具體事物，其二是必須注意事物有普遍意義的一面。吳師認為，蘭克所說的第一種品質在今天可以理解為治史者應具有「釘子」精神、能對具體課題進行深入鑽研。第二種品質則要求人們不局限於就事論事，而能在比較寬廣的背景下審視局部，看到局部與全局的內在聯繫，以全局在胸的姿態從事專題研究。受先生教誨，從事15、16世紀世界史專業學習的弟子們，多能注意從這一時期世界歷史重大轉折的全局出發去選擇課題，在所確定的專題中又注意辛勤搜集史料，反覆推敲學術思路和寫作大綱，確定論文的重點和難點，努力在歷史研究中作出具有創新意義的成果。賦予新解的「眼高手低」，不僅是一種史學研究方法，也是一種學風建設規範，其包含的學術內涵是豐富而又深刻的，這是一位在世界史學科終生耕耘的著名史家留諸後世的治學格言。

注釋：

[1]陳洪進：《世界歷史新理論在我國興起》，見《讀書》1992年第2期。

[2]齊世榮：《我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歷史及前景》，見《歷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引自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頁。

[4]見《吳於廑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571頁。

[5]《吳於廑學術論著自選集》，第570—571頁。

[6]吳於廑：《世界史學科前景雜說》，見《內蒙古大學學報》哲社版1985年第4期。

[7]吳師博士生弟子在論文基礎上所出專著有：李平曄《宗教改革與西方近代社會思潮》，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劉景華《城市轉型與英國的勃興》，中國紡織出版社1994年版；姚凱《日本封建社會自治城市研究》，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陳勇《商品經濟與荷蘭近代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8]吳於廑：《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見《雲南社會科學》1983年第1期。

[9]M. F. Montagued., Toynbee and History,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 Boston,1956, P.10.

作者：陳勇 《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