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 茅於軾 王占陽 黨國英對話:重建中國文化

徐景安 茅於軾 王占陽 黨國英對話:重建中國文化


徐景安---茅於軾:茅老,我發來的《如何重建中國文化、道德、教育》一文不知看了沒有,很想聽到您的批評。我自認為該文 對「自由主義」、「儒學傳統」、「社會主義」三大思潮作了正確定位和有機整合,為中國找到了新的精神理念,可成為黨、國家、民眾都可以接受的價值觀。比之,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劉軍寧的文藝復興、于丹的論語心得更全面、更綜合。這是總結了我近 10 年研究心得寫成的,自認為幫助國家,也是幫助共產黨找到了統一認識的理念。而我認為這又是當前中國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自己心中發虛,怎麼去改。布希牛氣十足,他有理念的支撐。毛澤東也有理念。現在有什麼理念呢?都是一堆口號!當然有了正確的理念,也需要勇氣。但是沒有正確的理念,哪來勇氣?這一直是我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有一種說法很盛行,就是制度變革最重要,但制度變革的背後還是理念起作用。 當然理念最終要成為制度。您認如何?茅於軾---徐景安:我實在太忙,你的文章沒有仔細閱讀,仔細思考。這個問題很大,不認真想是說不準的。大體上你綜合了自由主義,儒家思想,和社會主義。這三大塊都是極有價值的思想。但是如何綜合,裡面有沒有矛盾,以什麼為重點,或者三者並列?應該說這三種思想所強調的重點非常不同,目前的問題也正好在這兒。你說得非常對,中國共產黨的大問題是缺乏理念。我感覺共產黨接受儒家思想,社會主義思想都沒有太大的困難。但是要接受自由主義卻非常困難。其關鍵點是捨不得放棄特權。保留特權和自由主義是勢不兩立的。但是儒家和社會主義並不很抵制特權。我認為問題的核心可能在此。徐景安---茅於軾:一、我認為,特權不僅和自由主義勢不兩立,也與儒家思想、社會主義不相容。特權的本質就是損人利己,只顧自己,不顧他人。儒家思想主張仁愛,愛他人;社會主義主張公平,愛大家。而特權只是愛自己,而是通過損人的辦法愛自己。特權思想、特權利益是中國一切問題的癥結,這幾乎誰都認識到了。二、克服特權思想、特權利益,既取決於現實的壓力,統治階層難以按原來的方式統治;又需要理念的革命,統治階層中的傑出人物擁有改變原來統治方式的充分理由,並且能夠以新的理念實行新政。作為知識分子,我們的任務是後者。三、「自由主義」、「儒學傳統」、「社會主義」對中國都是需要的,但知識界中就水火不容、互相對立。當然作為精神層面,不需要統一,儘管爭,爭有好處;但作為治理層面,總得有一個為大多數人接受、也為統治階層能接受的理念。為此,我對「自由主義」、「儒學傳統」、「社會主義」重新梳理,區別理念與實踐的差異、矛盾和異化,找出其合理內核,以消除誤解,擴大共識。又以人追求幸福為核心,將這三大塊整合。我認為,合乎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這三大塊是人類歷史的實際。凡存在,總有合理性;凡取代,總有片面性。可是知識界較多的是偏執,抓住一點,不及其餘。自己的萬般好,別人的萬般錯。當然,凡專家、學者都是抓住一點、不及其餘,面面俱到就當不了專家、學者。現在需要綜合,將合理的、正確的提煉出來。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如此。四、您研究重點放在人權、自由、交換上,做了許多啟蒙性工作;但也很早提出注重非物質、非交換的追求,不過放到以後再提倡。看來,中國的現狀需要兩者的結合。您是注重實際、憂國愛民的大學者,不是空談理論的人,對中國的思想界很有影響,所以又是大忙人,不過我提出的問題,是有探討意義的,需要逐漸形成共識,萬望關注、指教。我有意開一個研討會,讓各路名家論一論。在未開以前,請您來論一論。我倒建議,有些枝節性的小理念,您不必花太多精力。王占陽---茅於軾、徐景安:茅老、徐老師。您們好!應徐老師之邀,我想在這裡談幾點意見,僅供二位老師參閱。1、特權屬於封建主義範疇,與社會主義水火不容。社會主義如果特權化了,那就是封建化了。但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應有此下場,因為它是以自由民主為基礎的,而自由民主又是與特權水火不容的。2、自由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根,沒有自由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在政治領域要求公民平等地享有各項自由權利,這個本身就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中國被誇大了,因為我們說的社會主義往往是缺乏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而我們又在一個長時期內將自由主義妖魔化了。如能實事求是地了解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我們的觀感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3、除儒家外,基督教也非常值得重視,它是西方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共同的根。現代化基本上不是消滅信仰,而是沒信仰就沒有現代化。中國現時和未來的信仰問題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信仰與價值體系的關係甚大。適當的信仰非常有利於好的價值體系的普遍建立。4、各種價值觀之間都有矛盾,但並非不可綜合。綜合不是無視和消除矛盾,而是要找到「最高裁判官」,我認為,這個「最高裁判官」就是普遍幸福。理念問題很重要,也有很大的難度,很需要大家集思廣議,悉心探討。我很希望徐老師的這個會能夠成功,也很希望屆時能有機會向茅老當面請教。徐景安---王占陽:占陽,你說的信仰問題確實是價值觀的核心,沒有信仰就沒有精神的動力和精神的約束。我的重建一文概括為:西方文化敬畏和感恩上帝,傳統文化敬畏和感恩父母。那麼,中國新文化的信仰是什麼,敬畏和感恩誰?你說基督教是西方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共同的根。讓今天的中國人都來信上帝?我不反對,中國人信上帝。但是,無論從科學角度,還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都不可能接受。所以,我提出,中國新文化的精神信仰是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既包含了傳統文化的敬畏和感恩父母,也肯定了追求自我的權利,因而更全面、更完整、更理性;比之西方文化的敬畏和感恩上帝,也更科學、更真實、更覺悟。而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就是要追求幸福,不要白活一輩子。不知以為如何?王占陽---徐景安:徐老師:您好! 這幾天靜不下心來,遲復為歉。 我的大致看法是:現代信仰有兩種,一種是經過宗教改革的宗教,另一種則就是帶有準宗教性質的人本主義。現代文明實際就是在這兩種信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據我觀察,西方社會普遍信教,這是其整個價值體系、道德體系賴以存在的一個主要基礎,也是其平等意識賴以普及的一個主要基礎。如果不信教,也還有人本主義兜著,這就等於有了雙保險。我認為,宗教與科學既有相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一致的方面。所以,優秀的科學家也可以同時又是宗教徒。至於宗教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我認為,宗教本身就包含有相當的社會主義的成份,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宗教就是原始社會主義。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才看到了諸如基督教 社會主義 、佛教 社會主義 、 伊斯蘭社會主義等等宗教社會主義的存在。西方社會擁有深厚的基督教傳統,實際也正是其得以擁有深厚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的一個重要原因。馬克思、恩格斯都曾是基督徒,馬克思中學畢業時關於人類幸福的著名論述,就是在這種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宗教有利於世俗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這是明顯的事實。我們現在講「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我看實際就是以宗教社會主義支持世俗社會主義。宗教界對於這個命題的闡述,差不多都有這種思想傾向。但宗教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之間確實也有矛盾,這就是前者是有神論的,後者則是無神論的。由於中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所以黨員原則上不能信教。由於民主社會主義諸黨只在社會主義價值觀上要求統一性,所以它就能夠將宗教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包容在自己的黨內。由於我國憲法規定了以馬克思主義等等為指導,而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又與宗教存在著上述矛盾,所以我們在執行憲法中關於信仰自由的條款時,實際也是左右為難的。顯然,在這種情況下,除去我們都不涉足的宗教傳播外,我們能夠推動形成的中國新文化的精神信仰,事實上只能是人本主義的信仰。宗教信仰的對象是上帝,上帝是至高無上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世俗信仰的對象是人,人是至高無上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人人生而平等。人的至上性實際就是人的生命和幸福的至上性。人性有善惡之分。「以人為本」當然應當是向善的,而不是向惡的。所以,嚴格說來,所謂「以人為本」,實際就是以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幸福為本。在人間,人的普遍幸福既是最崇高的理想境界,又是為每一個人所切身需要的,這就使之最有資格成為我們的新理想、新信仰的核心,也最容易達成社會的普遍共識。而要確立這一點,最重要的就是要闡明個人幸福與普遍幸福的統一性,而我們過去所缺失的,也正是這一點。只講個人幸福,不講普遍幸福,結果就不可能實現普遍幸福。反過來,只講普遍幸福,不講個人幸福,也不可能有什麼普遍幸福。但在整體上,我認為還是講普遍幸福比較好。因為普遍幸福主義之中的普遍幸福,本身就是作為個人幸福之總和的普遍幸福,而並不是所謂「毫不利己」的普遍幸福。所以,說來說去,我們的基本觀點仍然是非常一致的。徐景安---王占陽:信仰與道德相聯,沒有信仰也就沒有道德。創建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重建信仰、重建道德。黎嗚認為:「凡是被外力(包括上帝、祖先神)所推動的也即被動的道德,即稱為舊道德」。所謂新道德就是「人類訴諸自身理智的主動性的道德,並由此而區別於過去被動性的舊道德。」「今天的人類有責任再造人類的新道德,為人類的利他主義創造全新的基礎,這個基礎只能是人類的自覺的智慧,而不再是過去使人蒙昧和迷信的神。」現在處於舊道德衰敗、新道德未建的道德真空期。我贊成黎鳴的判斷。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就是人類自覺的智慧,就是要追求人生的幸福。問題是人怎麼才能幸福,這是當今人類面臨的最大困惑,也是人學的首要問題。自由主義強調愛自我,儒學文化強調愛他人,社會主義強調愛大家,這才能實現個人幸福、家庭幸福、社會幸福、國家幸福,也即普遍幸福。自由主義、儒學文化、社會主義中的原教主義都是各執一面,而否定其他,是不尊重人類的歷史,也不符合自覺的人性。所以,我說:「什麼是快樂、什麼是幸福,每個人的選擇決定,自己的命運、中國的前途、人類的未來。」黨國英---徐景安:你文章讀起來常有酣暢淋漓之感,非常受用。進一步的思考研究是不是對改革的程序和風險做一種基本的評估?有的改革會嚇住掌權者,使他們畏首畏尾,如何講清楚真正的厲害,使他們按照合適的程序堅定地往前走?你關於西山會議的評論,我也注意到了你的觀點,只是還沒有細緻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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