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誰？ 中國人文化與國家身份問題如何認同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現在，除了黑頭髮黃皮膚，我們還有什麼外在的標識？(chinesenewsnet.com)　　歷史上，自詡為「天朝大國」的中國人穿著中式服裝，住在中式建築里，行為舉止溫良恭儉讓，敬愛著天地君親師，莊重而熱烈地過著中國節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禮儀□這些，曾經是中國人的標識。而自100多年前開始「師夷長技」以來，中國文化或妄自菲薄，或自暴自棄，屬於自己的文化衣衫漸被撕破，莊重從容的古老文明漸行漸遠。現在，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國以「前所未聞」的速度重新喚回大國榮耀的今天，我們有理由重新找尋：我們是誰？ ((chinesenewsnet.com)　　中共中央提出，努力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建設和諧社會，我們面對著諸多困難和挑戰，其中不乏迷惘和困惑。只有找到自己，才能認識自己，超越自己。我們應該找到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我們應該尋找我們的精神「錨地」，我們應該明晰這個最本初的命題：我們是誰？(chinesenewsnet.com)　　我們是誰？ 文化與國家身份問題(chinesenewsnet.com)　　「中國人應當是什麼樣子的？」「中國應當是什麼樣子？」過去一百年，這兩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人，從而構成了一種集體身份焦慮。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人們想問，中國人的文化標識究竟有哪些？或者是否需要獨特的文化標識；另一方面，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才能讓我們可以產生歸屬感？並且在國際體系中為「中華民族」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尤其是最近十幾年來，隨著社會結構趨向多元化，個人選擇範圍擴大、國家經濟實力逐漸增強，促使國家重新定位，身份焦慮在人們的心靈中再度趨向尖銳。而思想界能否對其進行理性思考與辯論，民眾能否就此達成底線共識，對於我們究竟能否從心理上、從制度上走出這種焦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chinesenewsnet.com)　　文化身份焦慮(chinesenewsnet.com)　　19世紀中葉以前，天朝臣民對於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國家實力具有一種絕對的自信，甚至是傲慢。當時人們以為，「中國」就是天下的中心、核心和重心。但隨著清軍在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面前慘敗，尤其是1895年甲午戰爭北洋軍隊敗於日軍，士大夫天下主義的深層自信走向瓦解。敏銳的官僚、知識分子一步一步走向對自身文化的根本懷疑。到了新文化運動時代，其三個代表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的氣質及思想傾向完全不同，但對待傳統的心態卻驚人相同:僅僅模仿西方的技術和政治制度是不夠的，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變革的前提是思想觀念文化革命，而這種革命首先需要全盤摒棄中國的過去。(chinesenewsnet.com)　　其實，這些反傳統者是真誠的愛國主義者。只不過，他們所關心的是生活在當下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而不是傳統。陳獨秀曾說過，「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消滅也。」而且，這些反傳統者相信，傳統具有強大的力量，即使我們全盤反傳統，也不能夠真正地撼動傳統。(chinesenewsnet.com)　　一些人士遠沒這麼樂觀。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劈頭提出：「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地不能算是中國人。」(chinesenewsnet.com)　　反傳統與保守傳統，這兩種對立的觀念一次又一次在歷史上發生碰撞，雙方對於中國人的定義，也大相徑庭。比如，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運動再次高舉起反傳統的大旗，把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歸咎於「傳統」，儘管傳統其實已經所存無幾了。在啟蒙者看來，真正的中國人就該「從黃土文明轉向藍色海洋文明」。作為一種反彈，90年代初出現了國學熱，這場國學熱持續到今天，成為一場社會性的儒家復興運動，蔣慶等人再次呼籲「要做真正的中國人」。(chinesenewsnet.com)　　雖然存在這樣的觀念之爭，在20世紀前半葉，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依然以傳統為底色，文化身份的焦慮感覺並不明顯。這之後的三十年，人們更是根本不再有任何文化身份焦慮。因為，50年代之後的社會政治運動，使傳統的文化符號、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態遭到一番掃蕩式清理。國家為個體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文化身份，人們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價值體系，人們毋須、也不能自行安排個人與家庭生活，而只能過一種國家安排的正確的新生活──當然，這種新生活講究的是移風易俗、破舊立新。(chinesenewsnet.com)　　80年代之後，這個強制性的、統一的文化身份逐漸瓦解，人們不得不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信仰，選擇自己的價值。這時，人們對傳統仍然有記憶，一些知識分子也在倡導復興傳統。但另一方面，80年代後的開放和90年代的全球化，把西方的價值、生活方式更加大規模地帶到每個人身邊，滲透到大多數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chinesenewsnet.com)　　這樣，一些敏感的民眾不得不為了選擇而進行思考：孩子應當把時間主要用來學習英語，還是背誦古詩？普通科研人員職稱考試是否應當包括英語？如何看待青年人對情人節、聖誕節的熱情？政府是否應把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列為公眾假日？「漢服運動」是不是嘩眾取寵？公共建築是不是一定要建個大屋頂？中式住宅有沒有前途？修家譜是不是會破壞社會穩定？中國人是否應當信仰西方宗教？還有，洋快餐與中式快餐、全球化與自主品牌等等，也都成為讓人困擾、迷惑的問題。(chinesenewsnet.com)　　尤其是最近幾年，藉助於網路和大眾媒體，上述文化身份的困惑、焦慮被放大，每一個小小的事件都會引發廣泛、且充滿激情的爭議。這些爭議或明確或隱含地指向一個根本問題：究竟怎樣才算一個中國人？中國人是什麼形象？一個人是不是只有過一種特定的中國式生活方式才算中國人？假如一個人說的是英語、過的是西方的節日、穿著西式服裝，甚至信仰來自西方的宗教，那他還算不算中國人？(chinesenewsnet.com)　　民族國家定位的焦慮(chinesenewsnet.com)　　文化身份焦慮是現代中國人身份認同焦慮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則是人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困惑與焦慮。(chinesenewsnet.com)　　先前的「天朝」是一個老大帝國，每個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一種自豪感。19世紀後中國被動地進入一個全新的國際社會，力圖成為西方式的民族國家。但這個國家從一開始卻是一個後進者、弱者。這種身份記憶刻骨銘心，一直左右著國人百餘年的精神。(chinesenewsnet.com)　　而隨著民族國家觀念而來的是19世紀末流行於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人們的一種信仰，弱肉強食被知識界普遍視為國際秩序的法則。這一世界圖式讓精英階層具有一種強烈的亡國滅種焦慮感，人們迫切地尋求救亡圖存、強國富民之路。這也正是20世紀的中國出現一次又一次劇烈變動的精神根源。(chinesenewsnet.com)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述焦慮感轉化為內部制度變革的衝動，清末立憲和民主共和革命接踵而至。民國建立標誌著中國人有了一個全新的民族國家認同。而此時恰值西方國家的殖民衝動消失，國人亡國滅種的焦慮有所緩解。實際上，從1922年開始中國的國際生存環境就根本改觀，走上了恢復正常國家身份的歷程：那一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簽訂《九國公約》，保障中國的領土完整與行政自主，日本交還威海衛租借地並撤出山東，同時修改中國與各國以前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提上議事日程。(chinesenewsnet.com)　　到抗戰前，中國已廢除了大部分不平等條約，抗日戰爭激發出全民強烈的民族主義激情，把國家、社會、個體整合成一個人人都意識得到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的自我身份認同就此穩固形成。通過這場戰爭，中國人也初步找到了世界大國的感覺，中國成為戰後建立的聯合國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chinesenewsnet.com)　　不過，「中華民族」在外部世界中確立自己的身份，並不能代替內部政治秩序對於人們的國家認同的決定性作用。內戰爆發，政局翻天覆地，此後三十年，中國以世界革命領導者的身份自居，這本身給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也帶來一種榮耀感。封閉的環境讓人們無從了解西方世界的現實，這更有利於培養盲目的自豪。(chinesenewsnet.com)　　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對外開放，展示了一個讓人震驚的西方，人們再一次產生了一種急起直追的緊迫意識，學習西方、融入國際也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共識。到90年代初，這種共識解體。有人連續發表著作呼籲中國可以說「不」。隨後的經濟增長使國家經濟實力增強，更推動普通中國人對世界、對自己的看法發生微妙變化。(chinesenewsnet.com)　　在自己強大之後，人們似乎反而更願意回憶過去的傷痛。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來普通民眾的心理似乎更加敏感，對歷史屈辱的回憶更為執著，並在這種記憶基礎上觀察自己和曾經的對手。因而，人們格外關注日本的一舉一動，並且本能地做出憤怒的反應。面對日本，人們似乎完全忘記，中國本來是戰勝國，中國本來應當在構建兩國關係新格局中發揮主動作用。(chinesenewsnet.com)　　在知識圈中則出現一種對國力的自豪感。較早時，學者們嘲笑「休克療法」之後的俄羅斯；最近幾年在中國與印度的對比中，部分經濟學家對印度的增長大不以為然;在關於拉美模式的討論中，也有一種蔑視眼光，儘管事實上，拉美大多數國家的絕對經濟水平都在中國之上。現在，有一些經濟專家也在預測，「中國的GDP何時將趕上美國」。(chinesenewsnet.com)　　但是，近兩年來，民眾對於學者們的這些豪邁議論卻產生了抵觸情緒。人們提出一個問題，GDP規模、國家崛起是否增進了我個人的福利？於是，民族國家的認同焦慮再一次指向了內部治理秩序：當世界已經承認中國的大國身份的時候，民眾怎樣才能過上一個大國國民的有尊嚴的生活？(chinesenewsnet.com)　　克服精神危機的制度之道(chinesenewsnet.com)　　至少從精神角度看，文化與國家身份焦慮一直困擾著中國人，尤其是較為敏感的知識分子。但過去一個多世紀的大多數時間，感受到這種焦慮的人們似乎總是在極端的情緒、觀念之間搖擺，而難以做出理性的抉擇。在大眾媒體與互聯網時代，這種困擾以一種更加缺乏節制的語言將其表達出來，讓問題顯得更為尖銳。(chinesenewsnet.com)　　那麼，今天我們能否超越歷史、超越激情，理性地解決文化與國家認同焦慮，在古、今、中、外的坐標繫上，找到中國人在文化上與國際上的定位？(chinesenewsnet.com)　　應當說，文化與國家身份意識不應當由國家自上而下地強加灌輸，那樣的結果肯定是扭曲人們對自己、對國家的認知，就像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上半期的德國、日本出現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狂熱。文化與國家身份認同，既然是一種主觀的集體意識，那麼，其恰當的形成過程，就是集體的自願選擇，即通過知識分子的理性辯論，通過無數民眾的自由行動，而自然地、自發地生成一種文化認同，它將同時具有包容性和區別於他者的個性。(chinesenewsnet.com)　　非常重要的是民眾在現實中的選擇自由。與韓國、日本、或者與香港、台灣地區相比，中國大陸的傳統文化價值、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態曾經遭到了較為嚴重的破壞。這種破壞導致傳統在至少兩代人那裡中斷；在政治性認同喪失吸引力後，人們對本民族的文化認同找不到根基。當然，也有一些民眾開始自發地回歸傳統的習俗、信仰、生活方式，但這種自發努力在很多方面又遭遇制度瓶頸，而無從自由伸展。(chinesenewsnet.com)　　應當說，西方文化、生活方式進入中國，讓人們多了一種選擇；同樣，傳統的復興也可以豐富人們的生活。因此，中西交織於當代中國，乃國人的一種福分。部分人士對於傳統式微的焦慮感，其實來自於「文化市場」上的過分失衡，而這種失衡實與官員的心態、與政府的作為與不作為有關。比如，一心追求現代化的官員是否樂意看到傳統的復興？另比如，假如政府能夠將傳統節日列為公眾假日，自可使某些傳統習俗逐漸復興。(chinesenewsnet.com)　　國家身份認同同樣不能由國家強加，而應當由人民在歷史的背景下自願選擇。也即，需要各個群體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念和訴求，首先形成一種精英共識，再形成一種更具有價值導向意義的民族共識。這種身份共識可以約束國家的具體戰略選擇、戰術選擇，從而讓中國負起大國的責任，也能在國際秩序中同時達成道義的與利益的目標。(chinesenewsnet.com)　　總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使文化與國家身份問題得以解決，身份認同焦慮有效緩解，歸根到底，是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事情，它需要知識分子、官員、民眾的理性辯論、良性互動，需要人們正確地認識自己與國家的道德目標和現實利益，並自由地做出明智的選擇。(chinesenewsnet.com)　　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寬鬆的制度環境。文化與國家身份認同問題不能化約為制度問題，但能夠展開理性辯論、平等參與的制度，乃是解決集體身份焦慮，讓一個民族的文化較為健全地生長，人民在內部和外部享有較多尊嚴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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