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二）

1．正確的發展戰略中國崛起不可阻擋的第一個原因在於中國已經發現了正確的發展戰略，並一直遵循著從農村到城市，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從輕工業到重工業，從低端製造業到高端製造業再到金融業，從高儲蓄到高福利這麼一個正確的、循序漸進的工業化順序。我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中反覆強調和論證的一點是：工業革命具有按照市場大小和發展階段逐步展開的「胚胎髮育」式的產業結構上升邏輯。它開始於農村地區的以簡單勞動分工為基礎、遠距離貿易為目標的原始工業化階段。在原始工業化的末期，大大擴展了的國內市場、迅速提高了的城鄉購買力、迅速改善了的供應鏈和分銷網路以及不斷強化的工業企業間的激烈競爭使得進一步採取勞動密集型的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有利可圖。這觸發了對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的競爭和升級，並最終引爆以大規模生產各種勞動密集型輕工產品為特徵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與重工業相比，這些規模化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相對低的資本（資金）門檻、技術門檻和能源要求，因此更容易通過原始工業化階段積累的國內儲蓄獲得融資，和通過那個階段所獲得的技術知識與人力資源實現產業升級，以及通過那個階段創造的市場和營銷管道實現進一步市場擴張。

持續的規模化和機械化進程需要原材料、中間產品和各種機器與生產工具的大量與及時供應，以及更大規模和速度的產品銷售網路和交通基礎設施。這就對能源、動力、通訊、運輸產業的規模化生產和供給提出了日益增長的需求和盈利機會。因此，一旦第一次工業革命啟動了，對更好更快地大批量生產和大批量分銷各種輕工業消費品的需求將日益提高，並最終掀起一場對包括能源、動力和交通基礎設施以及城市商業網路的投資繁榮，來維持不斷膨脹的經濟體系、長途運輸和全球貿易。

換句話說，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對整個工業「能源─動力─運輸」三位一體的巨大需求和由此拉動的空前繁榮對重工業產品和材料產生了巨大的規模化生產的需求，這就觸發了以對機器、中間產品、各種其他生產工具以及推動機器運轉的能源、各種基礎設施的大規模生產為特徵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些直接和間接的「生產─運輸─銷售─再生產」工具和構成它們的原材料與中間產品是維持整個工業體系的增長所必需的，如化學製品、水泥、鋼鐵、通信設備、火車、汽車、輪船、飛機以及大規模的信貸體系。只要其收益大於成本，任何能便利這些產品供給的發明都必然被採用——包括新的能源、動力、交通、通訊和材料。這一過程也推動了金融服務和信貸管理方面的創新，以便利大規模貿易的實現。對一個穩定和管理良好的國家銀行系統（無論是國有還是私有）的需求此時也應運而生。這就是中國在進入 20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情況。可見，一個成功的工業化過程自始至終都是一個自下而上的，不斷由底層市場需求驅動，並由前一個階段的儲蓄來獲得後一個階段融資的產業升級過程。每一個階段都會遇到更新和更大規模市場的創造、發現和擴大的問題，因此都需要政府和市場參與者的集體行動來克服在市場創造和公共品提供方面所面臨的巨大社會成本。具體地說，啟動第一次工業革命需要付出的巨大的社會和私人成本，需要通過原始工業化階段的原始積累融資，用以支持規模化輕工業品市場的創造、勞動密集型規模化企業的建立以及技術創新和採用。而對第一次工業革命建立的工業體系的維持和升級（包括滿足其對能源、動力和基礎設施的日益增長的巨大需求）則需要付出更為巨大的社會和私人成本，因而啟動第二次工業革命不但需要第一次工業革命所開創的市場，而且需要第一次工業革命所積累的儲蓄。由於大工業的高投資成本和組織成本，以及建成以後接近於零的邊際使用成本和由於製造業知識技術的普適性帶來的知識外部性和外溢效應，以製造業為基礎的工業經濟具有極強的規模經濟效應和技術的創新與擴散效應。這意味著每一個發展階段付出的社會和私人成本最終將被工業革命成功帶來的極度擴張的市場和極大提升的技術與勞動生產率所補償。例如，第二次工業革命最終會帶動農業的機械化，使得這一古老的、既是土地密集又是勞動密集型的生產部門最終被轉化為了一個資本密集型部門，成為工業革命的受益者。這也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時面臨的糧食安全問題。糧食安全問題和基於勞動分工所面臨的大規模市場缺失和失靈問題是為什麼第一次工業革命在歐洲歷史上需要一個漫長的助跑階段——原始工業化階段——來引爆。這個階段初步解決「貧困陷阱」問題或馬爾薩斯陷阱問題。中國 20 世紀 80 年代的鄉鎮企業繁榮把這個往往需要幾百年的「原始積累」階段縮短到 10 年（即1978年至1988年或至多1949年至1988年，如果包括土改和農村合作化運動時期的話），而且沒有採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奴隸販賣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慣用的創造全球市場的手段。第二次工業革命所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礙是解決工業「三位一體」缺失問題。這需要巨大的市場需求來支撐基礎設施這類長期投資所需要滿足的利潤回報和天量國家儲蓄為其融資。很多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正是因為無法克服這一發展瓶頸而失去了繼續增長的動力，因為他們缺乏（1）由第一次工業革命開拓的巨大輕工產品市場對三位一體的巨大需求（市場條件）；（2）由此所積累的巨大儲蓄（金融條件）；（3）強大政府所體現的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意志（政治條件）。工業三位一體本質上是公共產品，而且是「中間性」或「工具性」產品，它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因此，它是全方位產業升級的戰略「梯子」和「橋樑」，是銜接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紐帶，所以國家意志和政府的積極介入必不可少。而拉美這些國家之所以無法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即重工業革命），就是因為缺乏一個發育良好工業「三位一體」；而這本身又是由於缺乏一個發育良好的支撐「三位一體」的（即由第一次工業革命創造的）市場條件；而這又正是因為沒有認真完成更早期階段的原始工業化過程，或更初級但更基本的原始「市場發育」階段。所以這些國家的「發育不全」問題被一步一步遺傳下來，被「跨越式」發展戰略誤導了。一旦產生「發育不全」問題，經濟改革成本就會比按照正確「市場發育」步驟所需的改革高昂很多，而在這個時候再「急於求成」採納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比如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如「休克療法」），或新制度學派的政治改革建議，那就會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中國自 1978 年以來遵循了符合「胚胎髮育」工業化邏輯的正確路徑。這解釋了為何自那時以來中國更少遭受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歷的「暫停—重啟—暫停」的周期性改革困境和為工業化融資而引起的債務危機。這與中國之前歷史上的三次工業化嘗試（即洋務運動，辛亥革命，和 1950—1977 年的重工業為主導的計劃經濟）以及不斷採取自上而下發展戰略的拉美國家截然不同。中國完全依靠自己在1978 年以來農村工業化積累的國內儲蓄開啟了 1990 年代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也完全依靠第一次工業革命獲得的高儲蓄開啟了以能源、動力和基礎設施為領頭羊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國的總儲蓄率目前仍是世界最高（將近 GDP的 50%），還擁有高達 3 萬億至 4 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因而完全有金融能力在未來 10-20年內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這種史無前例的高儲蓄也使得中國能夠進行遍及全球（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南亞、中亞以及歐洲大陸）的基礎設施投資，來為「中國製造」建設雄心勃勃的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供應鏈以及分銷網路，從而大面積惠及全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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