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之「諫」，不過是權力的遊戲

唐太宗與魏徵納諫前後不一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傑出明君，他開創了中國封建史上的「貞觀盛世」，史稱盛唐時期。其所以如此，原因很多，能兼聽納諫可謂原因之一。不過，唐太宗的納諫是前後不一的。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而且說到做到。當大臣們奏事時，太宗和顏靜聽，鼓勵大臣們大膽提出錚諫之言。同宰相們商討國家大事時，還允許諫官旁聽，並對直言錚諫者予以獎勵。在唐太宗認真求諫的鼓勵下，貞觀一朝，君臣的確曾一度形成了一種直言進諫、納諫之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點兵年齡問題上採納了重臣封德彝之諫，將年齡由21歲改為18歲，下了幾次詔敕。魏徵則堅持認為不可，壓發詔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見魏徵，指責魏徵固執。魏徵回答說：「陛下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來，才短短几個月，已經有幾次失信於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誠信治天下呢？」太宗聽了魏徵一席忠言，覺得有理，反而高興地說：「過去我總以為你固執，不悉政事，今天聽了你分析國家大事，甚為中肯。如果號令不信，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呢？看來是我錯了。」於是，點兵仍依原制，年齡仍限制在年滿21歲的壯丁中。魏徵也因為敢於直諫得到唐太宗獎賞。貞觀元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對大臣們說：「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意思是說，同樣是搞「建設」，人們對大禹治水沒有意見，對秦始皇修宮殿卻怨恨得要起來造反，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治水是為了人們的利益，修建宮殿是為了個人享受。他還說，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宮殿，材料都準備好了，鑒於秦始皇的教訓，決定不修了。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似乎把他說的話忘了，下詔修復隋朝的洛陽宮殿，「以備巡幸」。這時，一個名叫張玄素的諫臣站了出來，成功地勸阻了李世民此舉。但時隔不到一年，李世民還是大興土木，修復了他要用來「巡幸」的宮殿，而且造得比前朝豪華得多。耐人尋味的是，在此期間，又有一個名叫戴胄的臣子來提意見，李世民一邊賜之以官爵，以示褒獎，一邊仍在繼續修宮殿。修好之後，李世民又將這耗費大量物力人力的奢侈建築給拆了。由此可見，李世民所謂的「從諫如流」，極有可能是為了做表面文章，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明君的形象。魏徵之諫都是沒有利害關係的在這樣一位皇帝面前，以進諫而聞名的魏徵又當如何視之？史載，李世民稱魏徵進諫涉及的事情，多達兩百多件，而且這些意見還都很合他的心意。而實際上，魏徵之諫都是沒有利害關係的，他絕不會在敏感而兇險的事情上和李世民對著干，也絕不會捲入可能真正激怒這位皇帝的事情中。比如，魏徵最為著名的諫言《十漸不克終疏》，雖然看似對李世民提出了頗為嚴厲的批評，如「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實際上，這些諫言早就是其他諫官，包括魏徵本人，說得都已經乏味了的「套話」。這樣的諫言，既能讓李世民毫無壓力地「納諫」，又能塑造自己忠直諫臣的形象，同時用明貶實褒的手法美化了李世民—如此難聽的諫言李世民都聽了，他是一個多麼聖明的君主啊。再如《隋唐嘉話》所記載的玩鳥一事，也被當做魏徵敢進諫、李世民「怕」他的典型故事廣為流傳。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隻鷂，把鷂玩得正高興的時候，魏徵來奏國事，太宗慌忙把鷂藏於懷中，魏徵奏事不停，鷂竟被捂死懷中。再如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巡幸遊玩，一切準備就緒，結果未去。魏徵問道：「陛下為何不去了？」太宗笑著回答說：「害怕愛卿責怪我，所以不去了。」這種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屬罕見。這些故事的真偽尚且不論，單單思量一下，用進諫的方式讓皇帝的愛鳥死去，這算是什麼諫？魏徵敢犯顏直諫不假，但那得看對誰。玄武門之變以前，魏徵在誰的手下幹活？李建成（註：李世民的哥哥，時為皇太子，玄武門之變中被李世民所殺）。李建成失敗以後，魏徵是以俘虜的身份被李世民召見的，當時李世民就問魏徵，你為什麼要離間我們兄弟，你為什麼要出主意害我？魏徵的回答是，皇太子若聽了我的話，必無今日之禍。意思是說，如果李建成當初聽了我的話，你李世民早完蛋了。這句話反映出一個事實，那就是李建成他不那麼聽魏徵的話。魏徵在李建成手下時，不是不想提意見，而是李建成不接受，於是，他不敢再繼續提下去了。再提下去，惹惱了李建成，搞不好會遭殺身之禍。魏徵自己也曾說過：「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意思是說，你李世民讓我說話，我才敢說，如果你李世民不讓我說話，我豈敢幾次冒犯？這句話說到底，是在誇獎李世民心胸寬闊，善於納諫。作為一個「老江湖」，魏徵把李世民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李世民要塑造自己明君的形象，就需要幾個看起來很不聽話的諫臣，製造一些聽起來很令人反感、實則無壓力的諫言。魏徵正好充當了這樣的角色。諫臣的結局對李世民而言，當局勢安穩、國富民安，不需再刻意塑造明君形象時，他對諫臣的態度就有所改變了。這時，魏徵背著李世民，將自己曾經進諫過的言辭都寫下來，拿給記錄李世民日常言行的史官褚遂良看。史官褚遂良並非是一個小人物，他所負責的記錄工作，事關後世對皇帝的評價。按照此前的傳統，皇帝是不能過問的。魏徵此舉，不過是為了給自己留一條後路，萬一哪天被李世民殺了，還能留給後世一個好名聲。只是，那樣的話，李世民的名聲就給毀了。因此，得知此事後，李世民很不高興。據《舊唐書》載，魏徵曾要求李世民讓其當良臣，不要當忠臣。李世民問他，「忠、良有什麼區別嗎？」魏徵答：「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可見，魏徵所謂的忠臣，乃是像比干那樣進諫而被皇帝所殺者（註：比干是商紂王的叔父，忠心耿耿反被紂王殘殺）。言下之意，是在告訴李世民：你可不能像昏君一樣殺了進諫的臣子，那樣只能讓臣子博得忠臣的美名，而讓自己背負惡名；反之，做出納諫的樣子，則能讓臣子、皇帝都受益，豈不美哉？在李世民不需要塑造從諫如流的明君形象後，這樣的觀點很容易引起他的反感。而對魏徵來說，遇到敏感而棘手的問題，需要真知灼見的時候，他也會千方百計地避開。比如，當太子李承乾之師一事，魏徵就想裝病賴掉，因為他早就意識到這是個危險差事。雖然最終還是沒完全賴掉，但魏徵還是爭取到了抱病履行職責的旨意，也就是形式上按照李世民的本意當太子的名譽老師。皇帝、太子的那些事情，豈是臣子敢隨便參與的？魏徵確實精明，在他死後不久，太子果然作亂，被李世民平定。太子的黨羽都被滅殺。魏徵也受牽連，李世民懷疑其「集黨」，甚至推倒了他為魏徵親自撰寫碑文的墓碑。我們在談到唐太宗和顏納諫創貞觀盛世的歷史時，必須認識到，這並不是什麼民主。諫可納，也可以不納，納不納諫，其實完全取決於君主個人，說到底，它是一場權力的遊戲而已。附錄唐太宗40歲後開始怠政唐太宗在中國封建帝王中，實為一代明君。從策動其父晉陽起兵反隋，到貞觀前期的20年間（即20歲到39歲）這段時間是唐太宗的光輝年代。但是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唐王朝統治地位的穩固，封建專制「君臨天下」唯我獨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們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使唐太宗往驕奢的方向變化。唐太宗在貞觀後期納諫精神減退，聽不進反面意見，盲目自信膨脹起來。不聽大臣勸阻，於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對高麗用兵，勝小失大。「遊獵太頻」，大臣紛紛諫阻，太宗反唇相譏，說什麼「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疏，朕遊獵僅在後宛，不煩百姓，有何不可！」太宗不惜國庫，於貞觀八年（公元634年）營造大明宮，意欲給太上皇李淵玩樂居住，但第二年李淵還沒住進去就一命嗚呼了。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又在洛陽建飛山宮，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建玉華宮，並說要「務令節約」，結果仍是「費資巨以億計」。貞觀後期，太宗「輕用人力」，「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不吸取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麗損失慘重的教訓，又於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再次發兵征高麗，並下詔大造海船。多地民眾因不堪造船之苦起來造反，有些州弄得民「賣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的悲慘境地。太宗曾嘲笑秦皇漢武相信方士長壽之術，但他自己仍然沒有擺脫方士的長壽邪說，食方士金石之葯。最終因食了這個異國騙子的「延年之葯」，使疾病急劇惡化。於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七月身亡。來源：新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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