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從國:回顧我12年前的「綠色現代化」理論
所謂改革,針對的是體制,指的是帶有根本性的體制創新。基於幾十年對經濟改革發展的觀察、研究和思考,再結合今天的經濟困境,突然發現中國經濟今天要解決的問題,與改革開放一開始時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模一樣的,而今天要堅持的東西亦跟改革開放之初是一樣的。這就暴露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做的正在做的或者說從目前情況看將要做的,是否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呢?
本人認為,中國真正的帶有制度變革涅槃的改革,還沒有真正開始。這三四十年的實踐,可以說相當於是改革的演練,改革的探索。
經濟的性態決定於兩個方面:一是制度,二是技術。制度涉及的是性質、方向、結構,是硬體;技術涉及操作、運行、調整,是軟體。沒有硬體,再好的軟體都沒用。
中國經濟的現實困境,以及難以突圍的基本原因看似光怪陸離五花八門,而歸納起來是制度創新嚴重滯後,致命宏觀調控手段發揮不了作用,經濟已經不聽使喚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用心如何良苦,力氣下得多麼大,效果都很難如人意。再好的政策也難以發揮作用。這也許是近年政府非常辛苦然而效果並不明顯的謎底所在。
今天中國經濟的困境,可以說是幾十年改革不到位沒有觸及根子做夾生飯所留下的矛盾和問題的集中爆發。故今天困境解套所面臨的問題,與中國現代化需要解決的制度創新根本問題是一致的。需要做的是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只有這樣,才能抓住根,以治本帶動治標,在實現經濟軟著陸的同時,把經濟推入可持續發展的拐點。
從房市、股市、匯市、環境、債務、增速下行等棘手問題看,要給當前的困境解套,要實現軟著陸,不從制度創新角度來一些實打實的改革,很難解決問題。
現將本人於2004年作為給國家改革開放獻計獻策的一篇系統理論文章再發表,供關心國家民族發展的良知學者們參考,指導與批評!這篇文章原文一萬多字,《瞭望》(周刊)很重視,將論文分裁併作為一個專題,用11頁的篇幅發表。文章曾一度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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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見《瞭望2004年第40期封面專題文章》。電子版見: http://news.qq.com/a/20050114/000309.htm
一、「綠色現代化」
綠色現代化,是中國現實條件下與時俱進的現代化,是符合人類、自然和社會協調發展規律,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良性循環,確保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現實一再提醒人們去重視大自然崇高的地位和重要性。上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頻頻出現了工業引起的環境污染致人死亡的重大事件,其中著名的有比利時的馬斯河谷事件、美國的多諾拉事件、英國的倫敦煙霧事件、日本的水俁病事件等數十起。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發表,這是一個表明人們要保護地球、保護自然的好的開始。20年後,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召開,《里約熱內盧宣言》與《21世紀行動議程》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
同樣,中國要打破世界範圍內屢屢出現的"怪圈"——在人均收入達到1000美元-3000美元的經濟增長階段,資源和環境的約束導致經濟滯緩甚至逆增長,就必須按"可持續發展"的思路轉換髮展路徑和模式。我們既不能因為環境問題放棄發展,也不能犧牲前者來換取一時的虛假繁榮。當前的資源環境問題,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要解決必須從人類的世界觀發展觀上找原因,從社會改革、經濟發展道路這個更深層次找切入點。發展觀是關於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有什麼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麼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就會對發展的實踐產生根本性、全局性影響。
在當前形勢下,新的發展道路即「綠色現代化」之路已成為必然的選擇。綠色現代化概念的提出,目的就是要從大處著眼,重新認識我們的世界,為從根本上解決當前的資源、環境和人類生存危機問題進行理論上的探索。
"綠色現代化"的本質,是符合人類、自然、社會協調發展規律。人類、自然、社會是三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賴、既對立又統一的存在,是構成世界的三個最基本的系統。協調發展指人類發展、自然進化、社會進步相互促進,互為前提,把經濟發展、資源開發、環境保護、社會發展、人類發展的歷史和現實民生狀態、政府行為、經濟增長方式結合起來系統性進行分析,這是支配、決定人類命運的第一規律,任何民族、任何國家或地區、任何性質的社會都受這一規律支配。
"綠色現代化"的核心,是現代化。現代化是中國社會發展必須完成的基本使命,是當代中國發展的基本道路。1963年,為了改變國家貧窮落後面貌,周恩來同志提出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鄧小平同志經常強調: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這就是人們非常熟悉的"四個現代化"或"四化"。鄧小平同志在描述我國"三步走"戰略目標時說:"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此後在體現國家大政方針的文件中,通常把"2050年前後,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作為"第三步戰略目標"的基本內容。由此可見,"現代化"是一個歷史的、發展的概念,不是一成不變的,既包含了概念提出時發達國家"工業化"的內容,也包含概念使用時發達國家變化著的發展水平,同時還有趕上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追趕"之意。我們當前所提的現代化,應指追趕目前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成熟工業化基礎之上的知識化和信息化、以及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
二、火山口的危機
簡單粗放,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簡稱"三高一低")為顯著特徵的工業化發展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加速了資源的浪費與環境污染。初步估算,將我國所有污染對經濟造成的損失匯總起來,每年污染造成的損失會在GDP的7%左右。這一數字,剛好接近我們近些年經濟增長速度。
這樣的成績不能不讓人瞠目:自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25年,中國的GDP突破了11萬億元,人均GDP超過了1000美金,外匯儲備突破了4000億元,中國的綜合國力大為增強。
同時,這樣的代價也上人觸目驚心:地球自然資源被消耗得所剩無幾;粗放式工業化發展及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使得自然生態系統平衡被打破;人類、自然、社會之間的關係嚴重失調,人口、資源、環境循環即將斷裂……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已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要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
資源枯竭警訊頻傳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簡單粗放,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為顯著特徵的工業化發展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加速了資源的浪費與環境污染。儘管國家在環保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在粗放工業化的總體形勢下,治理跟不上污染,生態環境一天天惡化,人們的生命安全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受到嚴重威脅,我們已經座在資源、環境、生存危機的火山口,不能對環境惡化視而不見。
粗放式發展的"高投入、高消耗",使人口與資源矛盾更加突出。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同時又是資源貧國。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國600多個城市中,有400多個供水不足,缺水比較嚴重的有110個。人均耕地不足1.5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有600多個縣市的人均耕地面積在世界公認的警戒線0.8畝以下。而且,耕地還以每年近千萬畝的速度在減少。總體上看,中國的人均資源佔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主要礦產資源還不足一半。
就在我們這樣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資源使用效率卻十分低下。我國是世界上單位GDP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一組最能直觀反映我國為增長付出代價的數字是:我國每萬元GDP耗水量比國際水平高5倍,總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建國50多年來,我國的GDP增長了10多倍,而礦產資源消耗同比增長了40多倍。我們創造了世界GDP總量的4%的同時,消耗的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則分別是世界消耗總量的7.4%、31%、30%、27%、25%和40%。而與資源貧乏、消耗大、浪費嚴重相對應的,卻是我國人口在以每年約1300萬的速度增長。
這一切使我們面臨嚴峻的能源危機。剛過去的20世紀,全人類消耗了1420億噸石油、2650億噸煤、380億噸鐵、7.6億噸鋁、4.8億噸銅。有關專家估計,全球能源礦產資源僅夠支撐50到100年,人類面臨嚴重的資源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過去25年中中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資源消耗速度也在加快。1990年到2001年,我國資源消耗速度是:天然氣92%,石油100%,鋼鐵143%,銅189%,鋅311%,鋁380%,常用的十種有色金屬平均為276%。這樣的消耗速度使中國能源礦產資源產生了嚴重危機。有關專家指出,中國的石油只能支撐30年,煤炭最多能支撐100年。保守估計,到2010年,除煤炭外我國資源對外依存度將迅速升高,石油達到57%,鐵礦石達到57%,銅達到79%,鋁達到80%。
(二)污染損失接近經濟增長速度
粗放式發展的"高污染、高排放"對環境之害歷歷可數。自然界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傷害。煤煙、二氧化硫、污水、垃圾等傳統污染物大量排放本就使環境大範圍遭到破壞,二戰後化學與核工業污染的出現所帶來的大量新的化學和放射性物質,更使環境問題雪上加霜,有的對生物有強殺傷力,有的則有可能在生態系統或大氣當中不斷富集。南極臭氧層空洞在不斷增大,地球大氣保護層對紫外線的屏蔽作用嚴重削弱,地球大氣的二氧化碳濃度已由1750年工業革命之前的280ppm增至近年來的360ppm,"溫室效應"越來越明顯,海平面逐漸上升。照此下去,預計到2055年全球平均溫度將上升1度,海平面將上升20厘米;世界上1/3到1/2的森林、以及各種濕地將消失;自然物種滅絕的速度將超過正常物種消亡速度100倍到1000倍,地球上70%的自然環境將遭到破壞。
我國的情況也不樂觀。從空氣污染情況看,全國最每年最多能容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620萬噸,而近年我國年排放二氧化硫量高達2000萬噸,已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根據受監測城市的數據統計,約有65%的城市超過國家空氣環境質量標準,處於中度或嚴重污染狀態。一些大城市的顆粒物和二氧化硫濃度已經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2-5倍。全世界前10位空氣質量最差的城市,我國佔8個。
此外,近年我國工業固體廢物排放大約每年3500萬噸,其中有200多萬噸危險廢物直接向環境排放。近年城市生活垃圾年產約15億噸(並且以10%的速度增長),其中只有少數經過無害化處理,大多數堆放在城市周圍,二次污染極為嚴重。全國有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標的噪音環境中。在農村,化肥農藥大量使用,有毒有害有機污染問題日益突出,如今都很難見到天然綠色耕地了。1/4的草原在嚴重退化、沙化、鹼化,1/3的國土荒漠化,並在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北向東南推進。
環境地質惡化,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沉降不斷增多,自然災害頻發;植被破壞加劇,森林覆蓋率劇減;20世紀90年代全國平均每年發生海洋污染事件20起,2000年到2003年呈直線上升,分別是29起、77起、79起和119起;城市居民餐桌上的食品,90%以上受過直接或間接的污染……
環境污染直接影響了人類健康。世界銀行1997年對中國的一項環境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和疾病發病率迅速上升;一些主要城市,每年大約有18萬人因大氣污染而過早死亡;全國室內空氣污染每年造成約11萬人早亡;食物污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不斷增長;兒童血液中鉛含量在增加……污染之毒或者明目張胆地侵入人的身體,或者暗裡吞噬我們的生命,潛伏著,說不定哪一天、哪一代就會爆發。鍾南山院士的憂慮更是形象直接:如果不扭轉食品嚴重污染的局面,再過50年,很多中國人恐怕要生不了孩子了。
實踐證明,以發展經濟作為環境污染借口與擋箭牌是站不住腳的,從長遠來看,環境的污染會大大牽制經濟增長。有關數據表明,1986年環境污染損失之和為381.55億元,佔GDP的6.75%;1990年環境污染損失為367億元左右,約佔當年GDP的2.1%;1992年公布的污染損失為1096.5億元,占當年GDP的4.5%;1993年的環境污染損失估算的結果為1085億元,占當年GDP的3.16%。據1997年世界銀行統計,中國每年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540億美元,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比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還多。
初步估算,將所有污染對經濟造成的損失匯總起來,每年污染直接造成的損失會在GDP的7%左右。這一數字,剛好接近我們近些年的經濟增長速度。
(三)"蒼蠅"專叮"有縫的蛋"
危機的產生通常都有著累積的、複雜的原因。總體上看,我國當前資源浪費嚴重、生態環境惡化的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簡單粗放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可以說是一個直接原因。西方國家最初的工業化是以高耗能、高排放、先污染後治理為特徵的,我國工業化客觀上從技術方面沿襲了當年西方國家的做法,走了一條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現代化發展道路。這種發展方式必然會造成大量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再者,長期以來我們對自然環境的地位、重要性認識不夠,更談不上重視。50年代,毀林開荒、大鍊鋼鐵使森林、地貌受到了嚴重損害。直到1992年聯合國環境大會召開,國際上環保呼聲越來越高,而且污染在中國的危害已非常嚴重了,政府才真正開始重視環境問題。但出於工業水平不高以及追求高增長等原因,我們對環境治理的總思路還只是"邊污染,邊治理",環境保護還沒有上升為一個基本國策。
還有一個問題是治理力度趕不上污染速度。在"邊污染,邊治理"的總體戰略思路指導下,我國的產業政策對"三高一低"項目的制約不夠,工業項目中對"環境評價"的要求不夠嚴格,這樣一來,"邊污染,邊治理"實際上變成了"先污染後治理"。"九五"、"十五"期間,國家花了數千億元治理污染,但由於技術、體制等方面的複雜原因,效果不夠明顯。如淮河治理到目前已花了193個億,但污染仍很嚴重。而且,治理手段大都是行政手段,硬度不夠。於是,治理速度趕不上污染速度,舊的污染沒治理好,新的污染又不斷產生,環境形勢越來越嚴重。
另外,較為深層的一個原因是,目前抑制對資本惡性的手段還很缺乏。而事實上,在我們的資源環境危機中,一半以上是資本惡性或人為因素造成的。資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本身無所謂善惡,但是放縱其牟取經濟利益,忽視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將會縱容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和環境的破壞。在我國,由於社會生活還沒有法治化,資本的劣根性客觀上還有相當的市場。"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人的行為。而權力,無論其用心如何良苦,都無法醫治資本惡性。資本惡性的天敵,是法治。我國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三高一低"的增長方式本身的缺陷,也給資本惡的一面帶來了機會。資本對有缺陷的經濟政策的敏感度是無與倫比的,在資本這隻"蒼蠅"面前,世界上一切帶有缺陷的經濟政策都是"有縫的蛋"。同時,許多人的素質和道德水準不夠高,缺乏對資本惡性的免疫力。在利益驅動面前,有些資本無所顧忌的吞噬著城市土地資源。有些資本和異化了的公權結合起來,打著發展經濟的旗號肆無忌憚地掠奪資源、污染環境。更有甚者,是一些小資本也在暴利的引導下做傷天害理的事情,如我們餐桌上的食物污染,有90%來自於小資本的"人禍"。如用有毒化學藥品或工業原料浸泡食品,在衛生條件極差的環境中生產食品等等。
三、解除三道瓶頸
綠色現代化作為新事物,在其前進的路上必然存在著一些障礙和困難。從中國的實際考察,實現綠色現代化,有三道瓶頸必須解除。
(一)解除資源環境的制約瓶頸
走綠色現代化道路必須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城市化階段,如何在盡量節約資源的同時,實現7%以上速度的經濟增長,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難題。從我國的近期發展來看,能否以較少的能源資源投入保證經濟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節能的潛力能否被有效挖掘。因此,應將節約資源提升到基本國策的高度,將"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統一起來。
從長遠和全球的觀點來看,"能源問題"中最敏感的是"石油問題"。圍繞石油安全制定能源戰略是中國必然的選擇。要立足全球,充分利用國際資源,科學、有計劃地開採國內資源,在保證供給和經濟承受能力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優化能源結構,實現三中全會提出的經濟、社會、環境和人的協調發展。
(二)實現對權力的監督制約
改善黨的領導實現對權力的監督,是綠色現代化的重要條件。權力本身具有雙重性,它既可以用來為公眾服務,也可以用來為私人服務。法國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鳩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愛濫用權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為止。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由於權力的這種特點,即使權力掌握在廉潔的人手中,也仍然會產生濫用權力的可能。因此,必須強化對權力的監督與制衡,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的發生。
當前條件下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堅持黨的領導,核心是改善黨的領導,要害是實現對權力科學有效的監督,目的是提高執政水平、提高決策質量、保證權力的公權屬性。而黨內監督問題,一直是黨建工作的重點和難點。2003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的頒布,是黨建工作一座極其重要的里程碑。它的頒布和實施,標誌著黨內監督工作從此進入了規範化、制度化的新階段。《條例》的實施,為綠色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三)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是綠色現代化的重要手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政府機構的管理水平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與當前社會發展的要求比較起來,仍然存在著不小的差距。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改革不到位,政府制度不夠完善。政府制度不夠完善,會導致管理成本高、低效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地方保護主義等等,造成社會的畸形發展。如當前普遍存在的片面追求GDP指標,不顧資源環境條件甚至財力的制約,爭投資、爭項目;大批時髦項目、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項目、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四處開花,造成社會投資惡性膨脹,導致大量的資源消耗和嚴重的環境污染等等。這方面的典型實例不少。如全國在"開發區熱"過程中先後上馬了6000多個大大小小的開發區(中央已砍掉了一半以上),總面積超過了祖祖輩輩建成的全部城鎮面積的總和。但其中40%是徒有虛名,開而不發;許多城市修建了超大、超豪華的行政大樓、CBD、各種名目的中心等等。
另一個原因是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在市場經濟中扮演了雙重角色。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在市場失靈的方面發揮作用,彌補不足和糾正缺陷。不能缺位,不能錯位,更不能越位。
我國的市場經濟,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政府職能、角色的科學定位,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是走綠色現代化道路的重要條件。
四、實現綠色現代化的七項要求
首先,是觀念上要與時俱進,不斷學習。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會發展日新月異、國際關係複雜多變、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形勢的發展要求我們必須對環境的變化作出迅速而準確的反應。能否做到與時俱進,是反映一個民族生存力、發展力的首要指標。我們必須認清當前形勢。一方面,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成就,國家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基本實現了溫飽;國家的領導體制、政權建設、法制建設、民主建設、國防建設等在向前邁進,國際地位在迅速提高。但另一方面,政府內部關係還沒有真正理順,資源、環境產生了危機。不用新的發展觀看問題,就很難發現當前資源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胡錦濤總書記最近指出:"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明白,現在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日新月異,人民群眾的實踐創造豐富多彩,不學習、不堅持學習、不刻苦學習、勢必會落伍,勢必難以勝任我們所肩負的重大職責,要做合格的領導者和管理者,必須大力加強學習,努力用人類社會創造的豐富知識來充實自己。"
其次,是要推動以人為本的社會改革全面展開。縱觀中國現代史,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可以用三次革命來加以概括。繼新民主主義革命、溫飽革命之後,"第三次革命"是在尊重"人類、自然、社會協調發展"原則的基礎上,從更深的層次、更寬的視野設計並推動全面的社會改革。綠色現代化道路,就是要使政治上抬頭經濟上溫飽的中國人民可以有更大的作為,全面發展。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的政風轉變和政策著力點移動已經體現出了這一趨勢。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第一次把"以人為本"正式寫進黨的文件。當前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社會物質產品非常豐富,正是迎接新的革命到來的好時機。進行全方位社會改革,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保證。要樹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觀,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艱苦樸素、簡潔方便的消費觀,以人為本、"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服務觀。走綠色現代化化道路,任重道遠,新情況新問題很多,需要在總結以往經驗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做出新的決策。必須從社會治理結構這個更深層次出發,進一步理順各種關係。
第三,社會生活法治化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綠色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是步入現代民主社會的拐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後新一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組織學習就學習憲法,緊接著又完成了修憲,最近人大又成立了專門的違憲審查機構,法制工作的確在大步向前推進。但是,我國目前離法治社會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走綠色現代化道路需要遵循的"人類、自然、社會協調發展"原則,這對人權保障、自然權利、社會秩序都有嚴格的要求。必須實現國家法治化,綠色現代化才有保證。
第四,調整現行經濟政策,確定綠色經濟發展道路。我們不能走當初西方國家工業化時高消耗、先污染、後治理的道路,而是要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信息化和工業化相互促進、良性互動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政府系統的所有調控機器都應集中力量,圍繞上述要求對現有經濟政策進行全面的綜合調整。要按照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技術性的工作。說難,就難在認識提高了沒有,情況摸清楚了沒有,條條塊塊能不能協調一致,中央一聲令下政令能否暢通、執行到位。
第五,政府要學好搞城市經濟建設的本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率迅猛提高,由改革初期的20%提高到目前的36%。大量新城鎮的出現,迫切需要一套完整的、系統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建設知識和理論。各級政府應把城市經濟建設作為業務學習的重點,通過黨校、行政學院進行系統輪訓,並將其作為平常業務學習的主要內容。各級領導都要成為城市建設方面的專家。同時,對重大的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問題,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攻關,最大限度地保持決策的科學性。
第六,培育全民的資源環境危機意識、加強社會責任感。當前的生活污染主要來自家庭排污。城市居民的消費觀和消費方式對資源和環境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如用水用電、處理垃圾、環境衛生等。更重要的是,解決環境問題需要全民參與,千千萬萬個公民從我做起,節約點滴資源,愛護環境衛生,資源、環境問題的解決就有了堅實的民眾基礎。
第七,加強輿論監督。社會監督特別是新聞輿論的監督對於綠色現代化的作用雖然無形,卻不容小覷。在改革開放中,輿論監督起到了千軍萬馬起不到的作用。當前我們社會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和生存危機之所以越來越引起重視,主要是新聞媒體的功勞。新聞輿論監督,事實上已經成為民主的重要形式,已經成為改革開放最為有效的推動器。綠色現代化是一項涉及廣大人民利益的社會變革,事關中華民族子孫後代的福祉,需要在強大的輿論監督之下進行。
香港《信報》:中國應該走「綠色現代化」之路(2004,11,10)
見:http://news.qq.com/a/20041110/000498.htm
北京政界人士認為,根據現實狀況,中國要走的發展之路,應是「綠色現代化」之路。實現「綠色現代化」,是符合人類、自然和社會協調發展規律,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良性循環,確保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環境污染牽制經濟增長
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工業化發展是簡單粗放,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簡稱「三高一低」)為顯著特徵的。因而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加速了資源的浪費與環境的污染。
環境污染之牽制經濟增長從以下數據可見:1986年環境污染損失為381.55億元人民幣,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GNP)的6.75%;1990年環境污染損失為367億元左右,占當年GNP的4.5%;1993年環境污染損失為1085.1億元,占當年GNP的3.16%。北京經濟專家指出,初步估算,將所有污染對經濟造成的損失匯總,每年污染造成的損失會是GDP的7%左右,這一數字恰好接近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甚是觸目驚心!
必須變革生產生活方式
中國要實現「綠色現代化」,到少要從七個方面入手。
首先,領導層在觀念上要與時俱進。其次,推動以人為本的社會改革全面開展。第三,社會生活法治化,這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第四,調整現行經濟政策,確定綠色經濟發展道路。第五,學會搞城市經濟建設。大量新城鎮的出現,迫切需要一套完整的系統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建設知識理論。第六,培育全民的資源環境危機意識,加強社會責任感。第七,發揮社會監督特別是新聞輿論監督的作用。
專家強調,「綠色現代化」是一項涉及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變革,而且當前的生活污染主要來自家庭排污,如用水用電、處理垃圾、環境衛生等等,因此,需要全民參與,問題的解決才有堅實的民眾基礎。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走綠色現代化之路
貴州日報的登載。見http://gzrb.gog.com.cn/system/2005/01/11/000747112.shtml
時間:2005/01/11 作者:李從國 中博聯創經濟研究所所長來自:貴州日報
改革開放以來的25年,是我國社會有史以來發展最快的25年,是現代化的一塊偉大的里程碑,是當今世界最偉大的奇蹟。西方資本主義曾在最初的100年里,創造出超過以往任何時代總和的生產力。而在世界東方,中國人卻在短短的25年,將生產力提升到史無前例的高度;GDP(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1萬億元,國家財政收入突破2萬億元,外匯儲備突破4000億元,城鄉居民儲備存款突破12萬億元,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國家綜合實力顯著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迅猛提高。但奇蹟的背後,跨入新千年的中國正面臨著資源危急、環境危機、社會危險(以下簡稱「三危」),人口、資源、環境循環已達支撐極限。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同時是一個資源貧國。國土面積居世界第三,但1/3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無法利用。人均耕地1.43畝,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一半國土缺水,2/3的城市供水不足。礦產資源總量僅佔世界的12%,人均佔有量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重要能源非常缺乏,如石油、天然氣人均佔有量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2%、4%。然而,在資源消耗方面我們卻是世界一流。如土地耗費,1996年到2003年,人均擁有耕地從1.59畝減到1.43畝,8年間銳減一成。又如,萬元GDP能耗,我們超過發達國家3—11倍。50多年來,我國GDP增長了10多倍,但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40多倍。按照目前的速度計算,我國45種主要礦產只有6種能支撐過2020年,石油天然氣最多可支撐30—50年,煤炭最多只夠消耗100年。我國的環境污染嚴重。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高,近年全國每年排放二氧化硫約2000萬噸,廢水約400億噸;二氧化硫排放居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居全球第二;城市河段80%以上受到了嚴重污染;80%以上的城市空氣污染嚴重,全球十大污染城市我國佔8個;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標的噪音環境中;農村面源污染日漸突出;酸雨面積接近國土的1/3,國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海洋污染嚴重,赤潮頻頻發生。污染不僅嚴重損害人們的健康和扼殺生命,還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保守估計,近年僅污染造成的損失就佔GDP的7%—10%。這說明我國一段時間以來的經濟增長,是以犧牲環境換來的。如果在GDP中扣除污染損失,不少年份是負增長。 我國的社會問題突出,主要是人口包袱重;收入分配出現兩極分化趨勢,基尼係數已經超過國際警戒線;失業問題嚴重,城市登記的失業率為3%(但只有1/3的登記率),加上約2億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形勢非常嚴峻;由部分工人、農民、打工族、上訪族、失業人口、「鰥寡孤獨」以及其他社會邊緣人群組成的社會弱勢群體在不斷擴大,他們的權益保障非常脆弱;城鄉二元結構突出。「三農」問題嚴重;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腐敗現象嚴重侵蝕執政體制,敗壞政府形象,惡化政民關係;公民權利保障系統脆弱,社會治安問題突出等等。 我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三危」困境,不只是簡單的資源、環境和人的問題,也不是簡單的政治和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複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要走出「三危」困境,走科學健康的現代化道路,必須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重新設計出一條以人為本的、充滿生機的、科學合理的現代化道路。 這條路,就是綠色現代化道路,即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的科學發展觀,正確處理人類、自然、社會相互關係,實現人口、資源、環境良性循環,確保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和平參與國際競爭,實現國家和平崛起。這種現代化,一是強調以人為本、惟民是重。以人為本或人的全面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綠色現代化的重中之重。二是強調科學發展,人類發展、自然進化、社會進步必須相互協調,經濟的發展必須以人為本,全面、協調、科學的發展,不能以犧牲資源、環境、人民的權利和意願為代價。三是強調在開放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中國不稱霸,與其他民族平等友好相處,實現和平崛起。從現代管理科學的角度看,綠色現代化是走出今天困惑,走向明天輝煌的必然選擇。 綠色現代化不僅是走出「三危」困境的現實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歷史和邏輯統一的要求。綜觀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實現民族復興之路,可以依次用「三次革命」來加以概括。第一次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主題是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國,手段是武裝鬥爭,結果是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面臨的問題是國家貧窮落後、一窮二白。「第二次革命」可稱為「溫飽的革命」,主題是發展經濟,改變國家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解決溫飽問題,手段是改革經濟體制,結果是「翻兩番」提前實現,13億人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國家實力顯著增強,新面臨的問題是資源約束進一步增強,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分配不公、部分官員腐敗、就業和社會治安等問題突出,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利要求越來越強烈,等等。必須看到,由於作為「第二次革命」手段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邊際效率開始呈遞減趨勢,其作用已接近其可能性邊界。這預示著新一輪革命即「第三次革命」即將到來。按照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第「三次革命」發展的趨勢應該是一浪接著一浪,一浪高過一浪,一段一段往前走,中國人民政治抬頭,經濟翻身後,往前走就是人的發展問題。「第三次革命」的主題必然是人的全面發展。可見,「第三次革命」要走的路,正是綠色現代化的道路。中國現代歷史和邏輯,正是這樣驚人地統一於綠色現代化。綠色現代化是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歷史拐點。 新千年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政治經濟生活在波瀾不驚之中發生著一系列極為深刻的變化。從中央政治局組織學習憲法到強調建立法治政府,從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到各種措施的宏觀調控,從突破《黃宗羲定律》的承諾到取消農業稅,從總理為民工討工資到發布《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等等,都是這些變化的反映,與此同時,一個時期以來嚴重的資源、環境和各種突出社會問題開始有所緩解。這表明我國正走向一個以人為本、聚焦人的全面發展、走向法治的嶄新歷史時代。中國的現代化,必將走上綠色現代化的發展之路。 從根本上說,走綠色現代化道路,就是解決科學發展缺失、公平保障缺失、人本精神缺失和法治保障缺失這四個影響現代化建設質量的關鍵問題。這將是一個長期的艱難的過程。但在綠色現代化的入口,必須抓好抓實兩件大事,即一手抓制度創新,一手抓經濟建設。 制度創新即從社會治理結構調整入手,推動全面的社會改革,建立法治國家,實現依法治國,把以人為本或社會公平在制度上固定下來,為綠色現代化創造基本的制度條件。以人為本,惟民是重,是綠色現代化的重中之重。以人為本體現在全民層面是公平,體現在政治層面是民主,體現在制度層面是國家法治化。建立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是以人為本的制度保證,因而是走綠色現代化道路的必要條件。必須高度強調,全面的社會改革不是當前改革層次的簡單深入和改革面的機械擴展,而是直面當前存在的「三危」問題以及人民群眾對政治權利的普遍要求,在繼承已有改革成就並對改革過程進行全面總結的基礎上,與時俱進,把改革的重點調整到國家法治化建設上來,把各部門、社會組織和群眾團體的改革聚焦到建立法治國家上來,把國家的崛起和民族的未來奠基在依法治國這個最堅實最可靠的基礎之上,建立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是綠色現代化的入口,是以人為本、社會公平的深入,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實現民族復興「第三次革命」的第一聲號角。 經濟建設即從適時的宏觀調控入手,加強各職能部門經常性的管理執法工作,在維護人口、資源、環境良性循環的同時,爭取較快的經濟增長。重點是堅持經常性的宏觀調控,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取消單純以GDP作為社會發展指標並與效率、政績掛鉤的考核辦法,建立綠色GDP經濟增長質量考核指標,建立完善以人為本的、綜合的社會發展指標體系。把環境保護上升為基本國策,像抓計劃生育一樣抓環保,形成完整的、系統的國家環保工作體系。積極推廣、鼓勵清潔生產,貫徹「三R」即減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原則,提高工業化水平,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未雨綢繆,加大新能源、新材料的研究開發,提出我國長遠的能源資源解決方案,精簡機構,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逐步縮小公務員比例與其他國家的巨大差距。按照以人為本的原則,對現行所有經濟政策法規進行全面檢查清理,該廢的廢,該改的改,政府應首先進入法治時代。建立健全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嚴格執行有關保護弱勢群體的政策法規。 總之,當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國際形勢複雜多變,民族競爭日益激烈,時代在飛速發展,中國必須儘快現代化,跟上時代步伐。新時代對一個民族發展的要求越來越嚴厲,不會再給任何民族舉棋不定、猶豫磨蹭的機會。綠色現代化也許是歷史賦予中華文明的最後一次機會。500年前的中國因封建專制、閉關鎖國、墨守成規而與商品經濟、資本培養、走向世界的歷史機遇擦肩而過,進而開始沒落走下坡路最後落得落後挨打,我們不能重蹈覆轍。今天,綠色現代化正向我們走來,歷史再次向我們招手,我們不能坐失良機。 李從國簡介(最新): 李從國,貴州省納雍縣人,經濟學博士。北京中博聯創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跨國公司研究會特聘經濟學家。1995年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的關於「抓大放小」的論文,被國內外學術界稱之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重要方針-「抓大放小」的理論發端,是「抓大放小」的首倡者。1997年參與了著名電視專題片《軟著陸》的策劃和寫作。1998年參與了中國首次「百名博士西部行」的組織和策劃。2003年11月,勞倫斯.克萊因等6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及國內五位經濟學家一道,作為全球第一部經濟發展宣言――《世界經濟發展宣言》(「珠海宣言」)的執筆起草人。2004年在《瞭望》周刊首先提出了中國「綠色現代化」的理念、理論及政策主張。在《人民日報》等媒體發表論文近百篇。寫作或參與寫作專著20部。主要有《軟著陸》、《公有制中小企業股份合作知識讀本》、《中國企業集團競爭發展之路》、《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與發展的道路》、《市場經濟概論》等。
李從國著中國國企改革方針「抓大放小」首篇論文。《把搞好搞活國有經濟落到實處-對「抓好500-1000家國有大企業」戰略的思考與探索》(人民日報1995年6月6日,理論版頭條)
李從國主筆《世界經濟發展宣言》起草,200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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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周刊)》2004第40期:鏈接:http://wuxizazhi.cnki.net/Search/LWZZ200440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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