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語境中的倫理學和倫理學家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技術理性主義與經濟實利主義雙重取向都十分凸顯且相互支撐、相互攀援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技術手段與功利目的相互攀援並共同宰制乾坤的時代，人和社會的價值取向即使不是單向的，也毫無疑問是技術合理性與功利優先性之價值取向佔主導地位的。在我們時代的這種價值偏向性選擇中，經濟中心與人文邊緣幾乎是同時發生並與時俱進的，而在當今的人文邊緣化過程中，倫理學及其所關注的道德生活世界大概是最受擠壓、最受輕視的了，儘管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諸如「道德滑坡」、「道德墮落」和「倫理學式微」之類的呼籲和感嘆！真可謂：滿眼驕陽熱地，無心冷月寒星。 ( http://www.aisixiang.com )比這種「滑坡」、「墮落」、「式微」更為嚴峻也更為深刻的問題是，當今之時和於斯之地，人們對於道德在生活世界的位置和倫理學的理論定位似乎已然失去了清晰的辨認能力和確定的知識概念：道德究竟何在復何用？倫理學究竟為何或何為？對於前一個問題，遠非倫理學學者所能回答；而對於後一個問題，任何一個倫理學學者都不得不若有所思並有所解答！ ( http://www.aisixiang.com )一我仍然天真地懷抱一個或許有些自負的價值信念：道德當頂天立地。用學術的語言表達之：道德應定位於宗教與法律之間。現代社會是一個公共生活領域與私人生活領域日趨分化且公共化趨勢日益強化的社會。在此條件下，承諾社會公共生活領域治理的政治和法律理所當然地變得越來越重要，所以政治學或政治哲學和法學也就相應地成為現代學術的顯學和顯貴。可無論社會公共化的擴張如何強勢，私人生活領域總不會全然消失；更重要的是，即令在社會公共生活領域裡，政治與法律也很難料理一切，因為並非社會公共生活領域裡所發生的一切人與事都是「政治的」或具有法律意味的，甚至於即便是社會公共生活領域裡那些具有哪怕是極為明顯的政治或法律意味的人和事，也還有其超政治或者超法律的文化價值意義。因此我相信，在政治和法律停止工作或無法企及的地方，便有了道德、文化和藝術的用「文」之地（道德、文化和藝術等等非政治文化元素常常以「勝之不武」為其生存之道）。進而言之，政治與法律自身是否真的可以像一些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所宣稱的那樣保持所謂「政治中立性」或建構「道德無涉的法律」？這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 http://www.aisixiang.com )然而，道德畢竟只是一種世俗化的文化元素，它以一種「隱性秩序」的方式寄生於社會的風 俗禮儀和人們的心理——精神世界，發揮著它特有的對人類及其社會生活秩序的軟式約束和協調規範作用，旨在規範人們的生活行為和生活世界的倫理秩序。在中國傳統社會裡，這種軟式的道德倫理規範有時甚至僭越國家政治和法律的地位而成為實質性的宰制約束力。這種特殊的歷史際遇一方面為傳統的中國社會贏得了「道德文明古國」的歷史榮耀——畢竟，以德治國或以德立社始終被看作是人類社會的某種理想狀態，但另一方面卻因此被視之為中國現代化進步的一種文化負擔，因而自近代以來一直被當作現代性「文化革命」的主要對象而遭受沉重打擊。道德文化的這種截然不同的現代際遇似乎是必然的、無法逃避的：當社會的基本結構發生公共化轉型時，民主政治及與之相應的法律體系就必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急迫期待和基本要求。道德從一種宰制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和無所不及的社會治理「王位」上退位了，不僅漸漸淪落為「顯性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輔助和隨從，而且隨著新自由主義「政治中立性」和「政治合法性」的強勁訴求，幾乎完全被排除在社會公共生活領域的規約體系之外。這是一個嚴肅的現代性事件！問題的確「很嚴重」！ ( http://www.aisixiang.com )作為一門研究道德的學問或知識，倫理學隨著它所依著的道德一起承受著這一現代性事件的全部後果。如果說，人文學（Humanities）是關於人類自身之生活目的與意義的最切近 、最深刻的學問，那麼，倫理學當是人文學科群中的知識典範。然而，人文邊緣和現代社會生活日趨公共化的直接後果，就是倫理學的知識危機！這種知識危機的根源在於：現代技術理性主義的宰制及由此所帶來的工具主義價值取向，直接危及倫理學對於人類自身生活之目的性意義的追問，因為前者所追求的技術工具合理性，常常使人們迷失對生命目的和意義的關注。此其一。其二，經濟中心化和商業（市場）化及由此所產生的實利主義和自利主義——作為一種道德個人主義或倫理利己主義的現代版本——又使得人們對生活目的和意義的理解深陷於商業實利性價值的誘惑而難以自拔，因為無論是現代市場（商業）經濟還是現代經濟 理性，都對一切超功利和超自我的價值追求形成了超強的壓力，使其難以獲得從容生長的社 會空間。其三，也是極為重要的原因是：現代社會公、私兩個生活領域日益加深的分化，尤 其是現代公共生活領域的極度擴張及其對私人生活領域的強力擠壓，使得現代社會和現代人 越來越相信並依賴於社會公共制度和公共治理的外部約束或法制秩序，因之使作為公民個體 和作為自然倫理個體的個人對於自身的內在精神生活和道德自律越來越缺乏自主意識和道德 自律，甚至缺乏基本的生活熱情、道德意願和自我超越感。表面看來，現代社會從政治、經 濟和文化、道德各個方面都極大地解放了現代人及其行動能力，然而，一個耐人尋味的弔詭 卻是，現代人在越來越習慣現代公共化生活的同時，私人生活的空間卻日益縮小；處在極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制度之中的個體，在分享制度化建構所帶來的日益擴展的公共生活空間及其穩定秩序的同時，卻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某種制度（秩序）依賴和自主能動的缺失；作為現代社會發展之政治基礎的法制體系在催生現代社會和現代人公共倫理精神的同時，卻使得人類曾經擁有的美德倫理追求不斷降低，以至於造成以法制秩序替代「底線倫理」的尷尬：「政治正確」掩蓋了「道德善良」的心靈生長陽光，現代人不再擁有、甚至也不再屑於對崇高、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生活熱情和追求衝動。市場的「經濟理性」規則像一把魔力無限的剪刀，將人類及其社會生活的一切活動和全部意義剪裁為以市場商業價值為行動與存在之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價值圭臬。 ( http://www.aisixiang.com )現代人生活的地平線（視閾）的確大大伸展了，也變得日益清晰了，然而其生活意義的向度也同時變得單一了，越來越稀薄了。當羅爾斯不斷申言其社會正義倫理和政治自由主義只是在為現代社會尋求一種「薄的」（thin）底線倫理和「政治的正義」原則時，他的確是真切地把握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倫理精神」（ethos）和公共精神；同樣，當麥金太爾、沃茲爾、桑德爾和查爾斯?泰勒等美德倫理學家和新共和主義政治哲學家們不斷為「文化傳統」、「經典文本」、各種形式的「共同體」和「善生活」作「厚的」（thick）籲求和抗爭時，他們同樣是有足夠理由的：如果現代人和現代社會不想只生活在一個物質厚重而精神文化氧氣稀薄的世界裡，那麼，「薄的」倫理與「厚的」道德就同樣重要，正如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對於現代人同等重要一樣。 ( http://www.aisixiang.com )若明乎於此，則政治法律之上或之外必須保有道德倫理就是一個合理正當的結論。在此，我們或許不必像康德和黑格爾那樣，過度強調政治和法律對道德的忠誠，但我們至少應該承認，在清晰劃分道德倫理與政治法律之間的界限——所謂「把愷撒的還給愷撒，把耶穌的歸於耶穌」——的同時，還應當關注它們之間無法割斷的內在關聯，即人類行為規範和秩序與其心靈寄託和精神秩序之間的內在價值關聯。由此我們還必須明了，雖然道德倫理關乎人類的情感、意願、精神和心靈，但正如康德所指出的，一俟人類確定並理解自身對人生之善和人類行為之善的道德追求，則必須同時發現和承認人類自身「實踐理性」的局限：誠如我們無法指望政治和法律的規範約束包囊人類生活和行為的一切意義一樣，也無法指望道德倫理能夠指引並幫助我們達於「至善」和「圓滿」，人生的有限無法作為意義無限的抵押，後者還不得不訴求於人類的自由信念和信仰。我們或者可以簡明地說，在政治和法律的規範效率開始減弱和終止的地方，人類創造了道德倫理，用以繼續調理自身的生活和行為；而在道德倫理的規範調引效率開始減弱或不及的地方，人類創造了各種宗教和信仰體系，以寄託自身對至善人生和完美生活世界的無限希望。這正是我為什麼將道德倫理定位於法律與宗教之間的基本考量之所在。 ( http://www.aisixiang.com )二基於上述考量，我對倫理學的現代境遇形成了一種複雜的知識概念：一方面，我確認，由於現代人和現代社會對政治和法律的強勢理解造成了現代人對道德倫理的弱化意識，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倫理學知識本身生長的現代虛弱，這同整個人文學科群的現代際遇是一脈相承、休戚相關的；另一方面，我又深信，即使是現代人已然具備了人類前所未有的理性知識和生活技術能力，諸如構建社會普適規範和法制秩序，高度自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空前廣闊的生活視閾和交往活動能力，公共承擔的社會化責任體系，等等，道德倫理依舊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裝備和精神資源，而且，在現代人越發依賴於公共生活領域及其公共規範秩序的「現代化」時刻，道德倫理甚至已然成為現代人個人生活中日益緊缺的價值資源，因而不僅道德倫理成為人現代生活世界的稀缺「善物」，而且作為其理論研究的倫理學知識也必定成為整個現代性知識圖像中最亟須開拓的知識譜系之一。 ( http://www.aisixiang.com )我之所以說倫理學知識是整個現代性知識圖像中最亟須開拓的知識譜系，恰恰是因為倫理學所面對的現時代有著太多的道德倫理問題等待解釋和解答，而對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道德倫理問題，既定的倫理學理論圖式和方法已經難以有效料理，甚至不堪應付。易言之，現代社會和現代人所面臨或提出的道德倫理問題，已然大大超出了傳統倫理學的知識範疇和理論視野，比如說，現代應用倫理中的生態（環境）倫理、以生物基因技術為突破口的現代生命倫理、動物權利倫理和公共健康倫理等等。這種狀況既是我依然對倫理學充滿期待和追求的現實動因，又是我對倫理學知識的現代危機充滿憂慮的學術理由。 ( http://www.aisixiang.com )我相信，人類社會已有的各種豐富多元的道德文化傳統和倫理學知識譜系，能夠為現代人和現代社會提供豐富多樣的道德智慧和學術資源，但我同樣相信，並非所有的現代性道德問題都能夠從已有的——更不用說傳統的——道德文化和倫理學理論中，找到充足的思想和學理資源，尤其是隨著許多現代應用倫理的具體領域越來越趨於技術化、專門化和職業（專家）化，其所必需的技術性知識和經驗證明已經超出了既定的倫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對倫理學的理論提出了新的學理技術要求，就此而言，既定的倫理學知識範式實在不足以提供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道德倫理問題所需要的全部學理資源了。這一事實是毫無疑問的，不論我們的倫理學家們是否承認這一點。 ( http://www.aisixiang.com )人們知道，儘管傳統倫理學的經典範式千秋各異，但根本上不外乎兩種基本理路：其一是目的論的；其二是道義論的。中西傳統的古典倫理學大多選擇了美德倫理的基本範式，從古希臘三賢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先秦原始儒家，幾乎概莫能外，即令是遵循道義論理路的古羅馬倫理學家（如，西塞羅）和中國先秦儒家的荀學一脈，也並未脫離以道義之名求證美德之實的規範倫理路徑。也就是說，中西古典倫理學的傳統都隸屬於美德倫理學的理論範疇。美德倫理所採取的無疑是一種強勢目的論的學理路徑，但經由目的論的學理路徑並非無法揭櫫道德倫理的道義向度，其與道義論規範倫理的區別並不在於是否承認並維護人們追尋美德的行動實踐所應當遵守的道義規範，而在於它堅持以人的道德目的及其實現為優先的、甚至首要的倫理原則；同理，傳統的道義論倫理也並非全然否定人的道德目的的倫理相關性，而只是將普遍的道義原則看作是優先於道德目的的基本倫理原則。當亞里士多德將美德或道德界定為人類對「幸福」（好生活）的「實踐理智」追求時，其美德倫理也同樣能夠證成其基本道德原則的普遍有效性和正當性。而在孔子的《論語》中，人們同樣可以解讀到類似可比的倫理學意味。 ( http://www.aisixiang.com )可是，歷史進至現代，倫理學從理論到方法都發生了具有根本變革意義的轉型：社會公共結構的轉型和社會公共生活領域的急劇擴張，使倫理學不得不逐漸越出傳統美德倫理的理論範疇而趨向於普遍（公共）規範倫理的理論進路，進而，現代倫理學自身的規範研究越來越依 賴於政治學、法學，甚至是制度經濟學的制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西方啟蒙運動以降的理性主義在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及其所帶來的巨大物質成果的驅動下不斷得到強化和普及，幾乎已經取代上帝在中世紀的宰制地位而成為現代人的新的崇拜偶像。這一巨大的物質技術文明的進步給倫理學直接帶來了多重挑戰和後果。 ( http://www.aisixiang.com )首先，它直接發展出諸多嶄新的應用倫理學領域和道德倫理課題，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應用倫理學本身即是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諸如，科技倫理、環境倫理、生命倫理等等。這些新的應用倫理領域（或部門）和應用倫理課題的產生，大大超出了傳統倫理學的理論研究範圍，因而使倫理學開始出現多種應用倫理門類的分化或專業細化。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同現代經濟學的學科分化相類比。遺憾的是，一些倫理學家並沒有充分意識到此一學科知識的分化給倫理學知識譜系所可能或實際已經造成的深遠影響和嚴重後果：作為一門經典人文學科的倫理學不僅需要在學理與方法上越出——儘管仍然基於——人文學的知識圖式，尋求解釋和解決現代應用倫理問題的新的學術資源（理論的和方法的），而且不得不逐漸放棄原有的非技術化的方法論傳統，向各種現代科學技術尋求技術證據，甚至是試驗證明的技術合理性支持。比如說，關於當代克隆技術的道德正當合理性證明、關於網路倫理的倫理學研究等等，我們所需要的就不再只是道德目的正當性的原則規範性分析、判斷和證明，而且更直接也更具說服力的是有關當代生物科技手段和網路信息技術方式的技術正當性和價值合理性的分析、判斷、選擇和證明。 ( http://www.aisixiang.com )其次，現代科學技術對原有倫理學理論範式的挑戰還直接表現為方法論的突破。儘管當代美德倫理學家麥金太爾教授十分嚴厲地批評並有力地裁斷「啟蒙運動的道德謀劃已然徹底失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認可這種現代性道德的批評和指正，但毋庸諱言，啟蒙運動所發起的這種普遍理性主義的「道德謀劃」不僅仍在繼續和強化，而且已然並且日益深刻地改變著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道德思維方式，進而強力地衝擊著倫理學的已有方法，包括其基本理念和原則的理論證成、具體的道德判斷的證明、各種道德推理的程序和倫理規範系統的建構性論證。一個典型的實例是：傳統倫理學用以建構基本倫理原則和規範的基本方法，大多是所謂「道德形上學」的方法，從西方的柏拉圖到康德、黑格爾莫不如此。然而，近代以來的西方倫理學家（包括康德本人），卻越來越倚重社會契約論的方法來證成社會基本倫理原則的普遍有效性和理論正當（合法）性。進至當代，以羅爾斯正義論為先導的普遍理性主義規範倫理學，更是越來越仰仗所謂「新社會契約論」和公共理性的證明方法，甚至是純程序主義（哈貝馬斯）的方法，證成社會公共倫理原則的普遍有效性和正當（合法）性。有關人性的前提預設被當作不可證明的假設給取消了；整個「道德形上學」被當作不具備普遍可接受的前提強制給拒絕了；甚至於，一切與人類道德生活直接相關的、屬於宗教信仰和私人信念的東西，也都被當作沒有普遍適用意義的特殊主義的價值訴求而懸隔起來。任何形式的道德倫理的基本原則——如果真的存在的話——都只能基於社會的公共理性和人們的重疊共識，才能得到理論證明和實踐應用。於是，曾經被傳統倫理學視為學理和方法之圭臬的道德譜系學、道德敘事學、道德形上學和各種形式的人性預製方法，統統被當作不可驗證、難以普遍化的傳統方法而遭到遺棄，取而代之的是邏輯分析、道德推理、經驗證明，甚至是道德個案分析或實例例證，「元倫理學」（meta-ethics）被視為現代倫理學的理論與方法的正宗。 ( http://www.aisixiang.com )最後，最為深刻和複雜的是，現代科學技術對現代人和現代社會之基本道德觀念的不斷衝擊，以及由此形成的對倫理學基本理念的根本性影響。同應用倫理多領域的擴張和科學技術理性化的方法論宰制相比，現代科學技術對現代人類社會之基本道德觀念的影響及其後果要遠遠深刻得多。近代啟蒙思想家憑藉近代科技的發明及其所帶來的日益巨大的社會物質財富，顛覆了宗教神學預定的上帝崇拜和超現實的或虛構的絕對價值秩序，從而不僅解放了人本身，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人的思想，其偉大意義當然不言而喻。然後，現代科學技術的一路凱旋逐漸使現代人沉醉於一種新的「偶像崇拜」之中，這就是現代人和現代社會對「科學技術理性」的崇拜：曾經作為現代人解放自身之手段的科學技術，已然成為了現代人的追逐目的本身，作為一種工具（手段）性價值的科學技術理性，被有意或無意地誇大成人類的目的性價值。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這種「科學技術理性」的崇拜與同樣強勢無比的市場崇拜（馬克思所謂之的「商品拜物教」）相互攀援、相互激蕩，造成科技日益商品化和商品日益技術化，從而使得現代人和現代社會逐漸養成某種近似於「路徑依賴」的技能依賴和市場依賴，從而以技術理性替代目的價值，直至以科技代替人文道德本身。於是，我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青少年甚至兒童對網路遊戲的狂迷；看到了所謂大眾文化對經典文化越來越粗俗無忌的消解和掠奪，而且這一切都合法地被納入到了市場運作的操作行動之中。現代人同無情的市場一樣不相信眼淚和微笑，只相信金錢和技術，包括市場操作的技術。當某些經濟學家申言「經濟學不講道德」時，一些文學家或文化人便應聲呼喊「躲避崇高」、「消解道德」、「擺脫傳統」。如果說，現代倫理學的領域擴張和方法挑戰尚可期待通過倫理學理論與方法的革新甚至重構而給予回應的話，那麼，現代人和現代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念的急劇變化，就遠非是僅僅通過倫理學自身就能夠得到有效回應的了。即使現代人依舊承認倫理學是人類把握自身生活情感、意願、心靈和行為的基本價值思考方式，然則，當人們或多或少地已經向技術和市場出讓自身的生活情感、意願、心靈和行為時，現代人所面臨的道德倫理危機也就只能指望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也不能僅僅指望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的倫理學了。請允許我再借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一句名言：根本的問題不在於解釋世界，而在於改造世界。現代性語境中的倫理學解釋首先依賴於現代性道德生活問題的實踐解決。 ( http://www.aisixiang.com )三然而，承認現代性語境中的倫理學的理論局限，絕不意味著減輕，甚或脫卸現代倫理學家的學術道義和理論責任。事實上，僅從20世紀西方倫理學的發展過程來看，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忽視甚至看輕倫理學家們在學術和理論上的艱巨探索和巨大成就。即使單就我國近三 十年來的倫理學研究而言，也應該承認我國倫理學的顯著成績，比如說，在應用倫理，特別是經濟倫理、生態環境倫理、政治倫理或公共管理倫理、網路技術倫理等方面的巨大努力。20世紀的西方倫理學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呈現出兩線作戰的發展態勢：一條是學術和方法的純理論戰線，即上述的所謂「元倫理學」的研究。自1900年G . E . 摩爾發表其《倫理學原理》以降，非自然主義的認知主義倫理學、情感主義倫理學和規定主義倫理相繼出現，在科學理性主義的驅動下，一種科學邏輯化的倫理學學理追求不斷強化。與之平行的是，從20世紀伊始嶄露頭角的現象學，到隨之風行全球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潮，將倫理學的探究觸系直接伸展到翻天覆地的社會現實生活世界和現代人的精神——心理世界，各種以人道主義和新人 道主義面貌出現的倫理學理論，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開了對社會現實和人生經驗的價值評判和反省。可以說，無論是元倫理學家們對「科學的」倫理學的理論追逐，還是價值倫理學家們對現代社會和現代人道德生活世界的批判反省，都不僅表現了20世紀西方倫理學家們的道義勇氣和社會責任，也表現出他們強烈的理論責任和學術志向。 ( http://www.aisixiang.com )不幸（但卻必然）的是，元倫理學家和價值倫理學家們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長囿於「現代性」的理性主義或反理性主義兩極思維定式之中而難以自拔，直到20世紀晚期，當羅爾斯開始重構規範倫理，繼而麥金太爾等人開始反思「現代性道德」並回首傳統美德倫理時，人們似乎才看到「黃昏的貓頭鷹」開始躍出「現代性」的地平線，某種新的倫理學理論生機開始顯露出來，倫理學家們的思緒漸漸展示出某種超越單純科學理性主義的理論跡象。在這一重大的理論轉折中，羅爾斯的社會（制度）正義倫理、哈貝馬斯的社會公共理論和「商談倫理」、麥金太爾的「美德倫理」佔據著突出的歷史地位：傳統的規範倫理被置於現代社會之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清晰劃分基礎上給予重構，儘管這種重構或多或少帶有某種公共普遍主義和規範「最低主義」或「薄的」規範主義偏頗；與之對應，傳統的美德倫理被當作醫治「現代性道德」危機的良方而重新回到了當代美德倫理學家們的理論視野，儘管很明顯，即使是這些當代美德倫理學家也清醒地意識到，僅僅依靠回歸傳統並不能真正——更不用說完全——解決「現代性道德」的根本危機。 ( http://www.aisixiang.com )今天的倫理學家們似乎站在了一個多少有些殘酷的十字抉擇路口，面臨著又一次的歷史性理論決斷：正視現代社會的結構性轉型，我們再也無法期待用某種完備的倫理學原理來解釋我們的道德生活世界及其不斷歧出發散的應用倫理問題。我們需要對不同的社會生活領域、層面甚至問題，給出不同卻又合理有效的倫理學解釋和解答，甚至於，我們需要跨出書齋和學院的門檻，投身於各個日益技術化和專業化的實踐部門，通過首先獲取相應部門或職業的技術資源的支持，來構建相應的應用倫理。倫理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當然有著它們確定的知識意義，然而，這些作為倫理學理論基礎的知識意義，必須能夠得到即使不是所有也必須是多數特殊的應用倫理知識的支撐和證明。於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作為一門獨特人文學的倫理學知識不得不——而且實際上已然開始——步入內部知識體系的分化，甚至是 專門化、技術化和職業化（請注意：這一趨勢恰恰不僅是倫理學而且是幾乎所有人文學科都曾堅決拒絕的發展方向！），與之相伴的是，當代以及未來的倫理學家們的學術身份和理論姿態，也將因此開始出現或多或少的職業化、專門化和專家化的分化。這也許是馬克斯?韋伯早就預期到的某些學術職責的「現代性」轉型？！而對於當代的中國倫理學家們來說，在必須承受這一學術專業變革或轉型之代價的同時，還不得不承諾一種額外的學術職責：身處一個正從社會基本結構到社會價值觀念都在發生著根本性轉型的複雜歷史進程之中，今天的中國倫理學家們的理論姿態和學術責任很可能是多重的、難於簡單確定和承諾的，因為其間不單包含著學術角色的多次甚至反覆的轉變，而且意味著需要付出多重甚至例外的學術生活的代價。很顯然，如果一種健全的現代化社會秩序尚未建立，即使是以倫理學家的學術身份走向社會、步入市場抑或投身某種或某些專業技術化的實踐領域，社會問題的複雜性壓力、市場和商業利益的巨大誘惑力、專門化技術知識的獲取難度以及各種可預期和不可預期的偶發因素的干擾，都將對當代的中國倫理學家們提出巨大的挑戰。 ( http://www.aisixiang.com )毫無疑問，這的確是現代語境中的倫理學發展的非常時刻！也的確是當代倫理學家所面臨的嚴峻的學術問題！我甚至願意相信，在未來的倫理學學術史上，這還會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倫理學知識事件！整個現代世界的倫理學都是如此，當代的中國倫理學更是如此。如斯為甚，如此為甚。嗚呼言之！ ( http://www.aisixiang.com )參考文獻［1］ A Companion to Ethics, edited by Peter Singer,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Ltd, 1993.［2］ Tom L. Beauch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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