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興｜與桑德爾教授一席談

有一次，李歐梵和黃進興在新竹清華大學見面，問道：「台灣有一位女作家叫吳詠慧，文章寫得很好，你認識她嗎？」黃進興說：「不認識。」

六月初，偕同吳詠慧去參加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晚宴，碰巧主辦單位安置我與邁可爾·桑德爾（MichaelSandel）教授比鄰而坐，喜出望外，竟有了一場智識的饗宴。據說經由大會的力邀，他才萬里迢迢前來擔任主題演講，當然是全場的聚光點。

桑德爾（1953—）系哈佛大學政府系的教授，正是當今紅透半邊天的政治哲學家。他的名課——「正義」（Justice）：一場思辨之旅，充分展現蘇格拉底辯證式的教學法，修課者動輒上千，座無虛席，歷時二十年而不衰，自是哈佛的文化一景。尤其經由網路教學的加持，從學院走入群眾，雖不至於家喻戶曉，但是絕對稱得上明星級的人物。這由觀眾前仆後繼湧上索取簽名，便可得證。

大會為增添熱鬧的氣氛，特別安排了一團洋樂隊伴奏。作為背景音樂，曲目雖佳，但對我與桑德爾教授難得的交談，卻顯多餘；因為頗受干擾，不時要提高嗓音，交頭接耳。

據統計，哈佛的學生不出三分鐘，就會道出自己系出名門，我自然未能免俗。之前與桑德爾教授素不相識，因此揖讓而坐後，立向他供出自己1980年代也曾在哈佛進修過；該時恰巧也是初出茅廬的桑德爾，剛到哈佛任教通識課程的時候。雖說我們兩人在哈佛有數年的重疊，但其時兩個默默無名的小卒，究竟難有結識的機緣。但三十年後卻在異地他鄉，在一場盛宴中得以巧逢，也算是冥冥中有緣了。

桑德爾一望即知是位溫文爾雅，辯才無礙的學者。最初，我拜讀過他的成名作——《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LiberalismandtheLimitsofJustice，1982），該書乃是改寫自其博士論文。他以批評羅爾斯（JohnRawls，1921—2002）的《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1971）起家，我對他的論點始終半信半疑，可能源於我對羅爾斯無所保留的忠誠與景仰所致。但日後，我發現羅爾斯一再改寫其《正義論》，信心未免有所動搖，我遂提問桑德爾教授，是否因為他所主張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觀點，遂促使羅爾斯一再改寫其經典成作。桑德爾回答：「可能是這樣吧！」我又問他：「是否曾和羅爾斯當面陳述過你的觀點？說服了他？」桑德爾言道：「羅爾斯總是很禮貌，莞爾而笑，不作答。」他的回答正切中我一貫對羅爾斯的觀察。

之前，我雖主修歷史，但六神無主，喜歡到處聽課，尤其哲學系名師輩出，更是我的最愛。每回有空就往那裡跑，業師史華慈（BenjaminSchwartz，1916—1999）教授因是委婉的勸誡：「羅爾斯的《正義論》一書頗有被高估之嫌。」意謂切勿荒廢正業。但我一心只想向西方取經，加上羅爾斯正是我心目中無上的哲學英雄，遂充耳不聞，我行我素。

我跟桑德爾轉述，羅爾斯因口吃之故，講課並不順暢；授課內容復深奧難懂，每逢開學固然高朋滿座，慕名而來的學生不在少數；課程進行，學生漸有流失之虞，使得羅爾斯頓感窘促，嘆謂「我留不住人了（Iamlosingpeople）」的趣事。

我們又聊到以羅爾斯為首的「新自由主義三傑」中的其他兩位：諾齊克（RobertNozick，1938—2002）的名著《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Anarchy,State,andUtopia），曾獲頒「美國國家圖書獎」，可是卻常成為哲學鬼才普特南（HilaryPutnam，1926—2016）教授在課堂上的笑柄。普特南曾口無忌憚地說：「我在智識上和道德上都瞧不起他。」顯然極為不屑。這當是瑜亮情結所致。兩位均是風頭正健的同事，在各自領域獨領風騷。我一時想不起第三位是誰？只記得從牛津大學來哈佛客座的法學哲學家，桑德爾馬上脫口而出，「是德沃金（RonaldDworkin，1931—2013）！」

桑德爾復追問，到底我在哲學系又上了那些人的課？我說倫理學的弗思（RoderickFirth，1917—1987）教授。是氏循循善誘，講課條理分明，個人受益良多。按課表，最後一堂課必須討論羅爾斯，他竟說偉大的哲學家就在隔壁教室，他不復多言，請各位來日移步去傾聽本尊。弗思教授謙遜蓋如是。桑德爾謂，弗思教授年紀較大，早已從哈佛退休。

因為這些前賢一一作古，令人不勝噓唏，彼此突然靜默了一段。

之後，我又道及從德國前來客座的亨里希（DieterHenrich，1927—）先生，系主任介紹他乃是康德與黑格爾的最權威。的確，他的「黑格爾」，自家人娓娓道來，既親切又厚實；只是我欲語還休，不好說出比起桑德爾的業師——泰勒（CharlesTaylor，1931—）的《黑格爾》一書，尚精彩許多。

於是，桑德爾好奇地問我，本業為何？我遂有了播送一己之學的契機。個人原以思想史為志業，近年則探究儒教的宗教性質。可能受到羅爾斯的潛移默化，捨棄定義式的概念糾結（以羅爾斯的個案，則是捨棄分析哲學的概念解析），改取「神聖空間」（Holyground）的進路，聚焦孔廟聖地的分析，避開傳統經義的纏繞不休，遂略有所獲。

我復順道提醒他，令師泰勒的巨作《俗世的世紀》（ASecularAge，2007）雖榮獲國際大獎（TempletonPrize），但其俗世化的論述卻難以涵蓋儒家在近代中國的遭遇。桑德爾遂興沖沖地告訴我，年底哈佛將刊行他的一本關於西方哲學與儒家、道家比較的著作，盼望彼此可以切磋。我當然亟望早日拜讀，沐浴新知。

因為早知桑德爾的著作有多國語文發行，一時掩不住虛榮心的作祟，也敝帚自珍地提示他：拙作當下也有幾種語言正在迻譯。

結束前，他突然既客氣又嚴肅地提問，為了明日的講演，有何在地的議題，可資取用。我就說，目前此地燙手山芋的議題，便是「年金改革」，代表不同世代利益的衝突，恐怕連羅爾斯的「原初立場」（originalposition）、「無知之幕」（veilofignorance）都難以介入其中。另一個普遍的問題，便是「環保」和「經濟發展」的矛盾；但不知會否派上用場？桑德爾頻頻點頭，稱是。話題不斷，一來一往，談興正濃，背後樂隊的伴奏卻戛然而止，原來晚宴已告結束，該是曲終人散，拱手道別的時候了。

學人（2017.6.16）|與桑德爾教授一席談

黃進興 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