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銅文化的起源

06-29

銅都之城

一、青銅時代與中國青銅文化的起源在人類歷史上，幾個主要的文明古國都先後經過了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所謂青銅時代，就是指掌握青銅冶煉和鑄造技術、廣泛製作和使用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冶鑄發達並廣泛使用的地區的先民們創造了燦爛的青銅文化，早期古代文明就是青銅文明。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起源很早。迄今為止，在中國的數十個地點發現早期銅器或有關冶銅的遺物，屬於中國考古學文化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階段。時代最早的銅製品，是陝西臨潼縣姜寨遺址出土的1件黃銅片和一個由黃銅片捲成的管狀物，年代為公元前4700年左右，這裡是一處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遺址。在甘肅東鄉的林家村，出土了1件屬於馬家窯文化的青銅刀，保存完整，這是迄今中國發現的最早的青銅器，時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隨後的龍山文化時代，有關遺物不斷增多，出土地涵蓋了中原龍山文化系統（王灣文化、造律台類型、陶寺文化）、東方的龍山文化、南方的石家河文化、西方的馬廠文化、北方的河北龍山文化系統的分布區。據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中國青銅時代的開始不會晚於公元前2000年，結束於公元前5世紀，時間持續了1500年以上。這個階段正好是中國歷史上的夏、商、西周和春秋時期，在它的後期發明了冶鐵技術，鐵器最終替代青銅器而進入鐵器時代。這個階段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階段，早期國家已經產生並得到進一步發展，人們進入了文明社會，不斷創造出燦爛輝煌的青銅文化。在這個階段，區域考古學文化間由陶器等其他材質的遺物所呈現的文化形態雖各異其趣，甚至截然不同，而由青銅器所展示的主流風格則大同小異，演進軌跡幾度趨同，並隨著秦、漢帝國的相繼興起而漸趨統一。二、中國青銅文化概況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一系列兩周時期的重要發現，其中的文物大多散失國外，成為各博物館的收藏極品。20世紀20年代以來，隨著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有重點的甚至大規模工作的開展，中國青銅文化研究不斷取得重要成果。自1928以來，對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正規發掘，發現商代晚期的大型建築基址和大型商王墓葬，出土了青銅器、甲骨等大量文化遺物，揭示出晚商青銅文化的輝煌風貌。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有關青銅時期文化的考古發現日益增多，一些重要的遺迹現象被揭示出來，人們對中國青銅文化的認識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空前提高，千古之謎得以解開，新的發現在不斷地改寫以往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的認識。如對二里頭遺址發掘和有關二里頭文化研究工作的開展，使過去僅停留在傳說階段的夏王朝和夏代青銅文化得以確認。鄭州商城、安陽殷墟商代都城等許多商代重要發現和發掘，展示出非常完整的商文化序列，商代文明及其社會發展階段也明晰起來。西周都城、列國封地以及很多地區的考古工作，不斷向人們展示出周文化的豐富多彩和周代文明極高的成就和水平。迄今的有關研究表明，中國青銅文化起源於史前時期，文獻記載的黃帝鑄鼎、蚩尤作銅兵就是對那個時代的人們走向青銅時代門檻的經典概括。到夏代，青銅製品不斷增多，尤其是形制複雜的多類青銅容器相繼出現，逐漸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青銅禮器組合，反映出夏王朝的國家制度已經成熟。商代早期，青銅文化全面繁榮，青銅鑄造工藝相當成熟，青銅器類及其數量增多，以青銅器為核心的完備的禮器在商王朝統治階層的生活中廣泛使用，並隨著商王朝勢力的向外擴張而出現於王朝周邊及更遠地區，從而與周邊青銅文化交互影響、不斷發展。到商代晚期，中國青銅文化進入鼎盛階段，出現了精美的青銅禮器、武器和工具等。繼商而起的西周，承商代青銅文明之盛，創造出發達的西周禮樂文明。夏、商、西周文明各具特色，「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這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的理想。春秋以降，伴隨著列國紛爭和兼并戰爭，青銅冶鑄技術有了新的發展。同時，人們對於比青銅更為優越的鐵及其冶煉技術的認識日漸成熟，隨著鐵器時代的到來，中國青銅文明升華到更高的文明階段。三、中國青銅文化的傳承與變革研究表明，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長河中，各文化譜系的考古學文化之間存在頻繁互動關係，這既有對先前文化的繼承與變革，也有對同時期其他文化的吸收、借鑒等。文化間的這種互動關係，將中國青銅文化不斷推向更高階段。如在文化面貌方面，各文化的陶器群有明顯差異，顯示各文化有著各自獨特的文化傳統；而那些反映等級制度的現象尤其是以銅、玉質等貴重材質的用器反映的觀念正是文化間的傳承關係的最好例證，這在以中原為中心的夏、商、西周禮樂文化的演進中反映最為清晰。二里頭文化的青銅容器種類增多，有鼎、爵、斝、盉，工具有刀、錛、鑿、鑽、鋸等。玉器如圭、璋、戚、鉞、琮、璜、戈、鐲、柄形飾、多孔刀、斧、鏟等。一件用綠松石鑲嵌的獸面紋銅牌飾物，是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大型銅鑲玉製品，具有相當高的工藝水平。從二里頭文化來看，夏文化的禮器無疑在各類器物中處於中心位置。這些器物往往用青銅、玉等最珍貴材料製成，它們不僅是財富的象徵，更是人們等級和身份的標誌，被廣泛用於祭祀、征伐、宴享、婚冠、喪葬等活動，即「器以藏禮」（《左傳》成公二年）。所謂「禮」，就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左傳》隱公十一年），就是維護夏王朝的統治秩序。夏代禮制的形成，開創了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禮制文化。在二里頭文化的墓葬中，在墓室、隨葬品等方面差別是明顯的。尤其是一些墓中往往爵、盉禮器伴出，或以觚、爵、盉等禮器為基本組合，這正是後來的商、西周早期禮器的基本組合。商代早期，青銅器的種類明顯增多，如炊食器中的鼎就有方鼎、圓鼎、扁足圓鼎多類。雖然與夏代一樣，此時的青銅容器的器壁仍顯單薄，但種類比夏代明顯增多。其中如青銅方鼎，承夏代陶方鼎而來，但其高大沉重所展現的氣勢遠非陶鼎可比。商代早期墓葬有一個共同之點，即在隨葬貴重的青銅禮器中，觚、爵、斝等酒器經常同出，其中觚、爵的組合成為有商一代墓葬隨葬禮器的固定形式，這與此前的二里頭文化中禮器組合以觚、爵或觚、爵、盉為核心的情況既相區別，又有聯繫，說明商禮對夏禮有所繼承並有創新。安陽殷墟的眾多發現說明，晚商時期是中國青銅文化的鼎盛時代，青銅器的種類之多，遠盛於以前。這時的主要器類有禮器、兵器、生產工具及車馬器等。禮器是青銅器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中又以酒器最多，有觚、爵、斝、角、觶、尊、卣、觥、壺、罍、瓿、盉等；炊食器有鼎、鬲、甗、簋、勺以及盤、禁等，樂器有鐃、鼓、鉦、鈴等；兵器有戈、矛、鉞、矢鏃等；工具有刀、斧、錛、鑿、針、錐等。王陵區大墓和婦好墓出土的精美文物是這個時期的代表。如著名的後母戊鼎，重達875千克，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一件最重的青銅器。又如1004號墓出土的鹿方鼎和牛方鼎等，也是王國重器。婦好墓是位於宮殿區的一座中型墓，此人見於殷墟卜辭，為商王武丁的妃子。其墓上建有享堂，墓內殉葬16個奴僕。墓中有大量隨葬品，計有銅、玉石、骨、象牙、陶、蚌等各類物品。其中青銅三聯甗、觚、爵、斝、盉、奇獸形的觥、鴞尊、方尊、偶方彝等是造型雄奇、裝飾華麗的重器。隨葬的玉質禮器、儀仗、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等多類玉器也是難得的藝術珍品。大量晚商文化遺存顯示，承早商而來的重酒的禮制仍然為貴族們所推崇，以觚、爵為核心的酒器是晚商禮器的核心，觚、爵的數目還成為區分貴族等級的標誌。這個階段還有一個新的特點，與以前相比，晚商時期首都的平民墓葬隨葬禮器比例大增，這類墓葬中大多隨葬以觚、爵為核心的陶禮器，甚至有的僅隨葬陶觚、爵，或外加鬲、簋、豆之類的陶器。這些情況與夏、早商階段的平民墓葬隨葬情況有了很大不同。可見，在晚商時期，禮器所代表的商禮也是都城平民階層所尊崇的規範，商代禮制及其規範在都城大為普及，這與西周禮制及其規範嚴格限於貴族階層的情況有較大區別。相比之下，在都城以外的其他地區，平民墓葬仍然經常隨葬炊食器物，那些貴族墓中流行的酒器很少，說明商禮在各地的推進是有差別的。與晚商相比，自西周早期開始，青銅器中酒器明顯減少，墓葬所見隨葬品多為炊食、水器等類，這些與商代明顯不同。同時，西周人殉現象遠不如晚商盛行，即使有殉人，數量也少，所見又以殷商貴族遺民墓葬普遍，這恐怕不是因為西周在商代之後、社會有了進步所能完全解釋的，最有可能是商族等東方等族流行的人殉、人牲之俗並不為周人認同所致，這也是西周禮制的特點之一。縱觀夏、商、西周考古發現所見，夏、商、西周禮制，在宮室、祭祀、車馬、器用等諸多方面，商禮承自夏禮，商禮與周禮也有傳承和變革，但又各具特點，這些特點在後代的文獻如《禮記》等書中多有反映。正如孔子所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有關考古發現也為全面研究夏、商、周禮制的傳承、演進提供了重要實證。中國青銅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體現，其中大量的藝術珍品，是中華民族藝術的典範，也是人類文化寶藏的重要組成部分。古往今來，世界上各民族間的文化千差萬別，其根本的差異並非地域、語言或者體質方面的區別，而是其內在精神的不同。一個民族的精神是與民族本身同步孕育形成的，也與民族本身一起傳承、發展，生生不息。甚至可以說，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不過是其民族精神的演繹。中華民族內聚自強的精神五千年綿延不斷，中華文明為什麼有著比其他文明更長久的內在動力，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透過對包括古代青銅時代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文化的解讀。現在，面對層出不窮的新發現，當驚羨於一件件精美的青銅時代的文物時，我們毫不誇張地說，僅就現在的認識水平，我們對中國青銅文化內涵的解讀可能還遠遠不夠，期待著今後更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