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訪談：高利貸不是剝削

像改善公司治理，保護股東權益是發展股東的唯一出路一樣，了解放貸人的處境並保護他們的利益才是唯一的出路高利貸不是剝削——訪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文/聶志璽學術界有這樣一種說法，把一個未必深奧的問題侃得雲山霧罩玄乎無比不叫學問，能把紛繁複雜的問題深入淺出條分縷析才是真正的大家。採訪陳志武，你不會有聽不懂之虞，因為他的語言永遠都是嚴謹而平實的，即使在不得不使用專業語言的地方，他也會儘可能挑選淺近的術語，一直到你聽明白。而他的敘述和論斷，從來都會用歷史、用對比和用金融分析的方法來證明，永遠不會有那種無需自我求證的概念化、口號化的先驗觀念。所以，採訪陳志武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每次我們都是先從一些時事開始隨意聊起，相互交流一些評論，生髮開來，漸漸就進入了主題……不像一些學者的內斂沉靜波瀾不驚，陳志武是一個很容易動情的人，尤其是在談到國內的一些制度缺陷和落後現象時。去年9月，央視的製片人王利芬在耶魯採訪陳志武，在談到中國由於制度建設的缺乏帶給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時，他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流下了眼淚。一個在美國居住工作了十多年的人，他對中國的感情與牽掛卻如此之深，讓王利芬無比感慨。記者沒有見過陳志武流淚，但見過他激動難言的樣子。像這次採訪，他談到最近看到一組數據，他的聲音一下子昂揚起來：「2003年，中國人7%的收入用於醫療，30%的窮困家庭是因醫療支出引起的，看到這些數據，我很激動。」每次採訪陳志武，都能強烈感受到他不遺餘力推進中國制度建設的拳拳之心。陳志武總是在不同的場合強調，「國家是惟一能夠合法地使用暴力的組織」，所以，對於國家權力介入的領域一定要嚴格限制。這一次，由一些時事評論出發，陳志武又說道：「傳統上國家作用是保護國防安全和維護國內穩定，但在現代社會，隨著國際間交流的加深和信息業的發達，國家邊界的安全問題相對來說弱化了，而國家的第三個功能，也就是保證契約的執行和保護產權責任已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新財經》：您最近關注國內製度建設的哪些方面？陳志武：我最近關注的是民間金融，我感到現在扭曲錯誤的觀點太多，所以就自己搜集了一些數據，做了些研究。在中國，放高利貸的人傳統上被看做是剝削者，從現代金融學的層面上看，這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正是這種觀念導致了高利貸的高利息。在苛刻對待民間借貸的社會文化傳統中，手中有閑錢願意放貸的人都不願把錢借出去，因為借錢給別人不僅有投資風險，而且在討債時還面臨周圍社會的負面評價和指責，在政治運動中更會成為打擊對象。在這麼大的壓力下，很多資金被擠出了民間金融市場，而資金需求並沒有改變，這種資金供求關係的變化導致民間借貸利息越來越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損失也隨之增大。《新財經》：您的意思是應該鼓勵而不是限制民間金融？陳志武：要解決高利貸利息過高，必須採用「疏」而不是「堵」的辦法。一方面，我們應該在社會文化上承認民間借貸對社會的貢獻；另一方面，通過法律建設令放貸人的權益得到保護，這兩個方面直接決定有多少人願意放貸和有多少錢用於放貸。鼓勵更多的人進入這個市場，資金供應就會隨之增多，供求趨於平衡，高利貸的利息也就可以降下來了。《新財經》：利息降下來了，不等於高利貸的道德層次提高了……陳志武：放高利貸真要是剝削，為什麼整個社會歷史過程中高利貸就沒有斷絕過呢？借貸人又不是傻子，明知50%的年息難以償還還要去借。實際上，從漢代以來，中國的民間借貸從來沒有停止過。不論是企業還是家庭，總會有很多不受控制的意外發生而急需用錢。比如家人得重病，不借錢治病就是等死，借錢就有可能治好，怎麼辦？當高利貸帶來的好處比其高利率的害處大得多時，高利貸行為就不可避免了。最近一期的《21世紀經濟報道》有一篇報道中引用了一組數據，根據衛生部的統計，近年來，中國人收入中用於醫療的比率持續上升。2003年，中國人7%的收入用於醫療，30%的貧困家庭是因醫療支出引起的。看到這些數據，我很激動。對於貧困人家來說，除了天災人禍，還有一些必不可免的支出，比如蓋房子，娶媳婦，孩子上學，等等。以往對民間金融採取禁的做法，是裝做沒有看到這些問題。但因為人類收入與生存的不確定性，民眾一些大的突發性的開支需求，是不會因政府禁止民間借貸而消失的。《新財經》：您剛才說過對民間金融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是怎麼樣的？陳志武：我搜集了一組1934年的中國關於民間借貸的數據和研究了一些相關的變數，用來審視種種限制對民間金融的影響。因為1934年傳統文化、風俗習慣對民間金融的限制，同我們今天在觀念上和政策上的限制，效果是一樣的，所以，這種參照是成立的。事實上我也是不得已，現在民間借貸根本沒有數據可供研究使用。很遺憾1934年都有這麼詳盡的數據，現代的中國在這方面反而是一片空白。我們可以看到，1934年平均民間借貸率最高的是寧夏，根本沒有低於30%的年息，最高達到50%多。而最低的是浙江，41.2%的民間借貸年息在10%～20%之間，57.7%的年息在10%～20%之間，只有1.1%的年息在30%以上。《新財經》：為什麼寧夏的高利貸利息會最高？陳志武：當時寧夏多數人都是回族，以伊斯蘭教為宗教信仰，而伊斯蘭教教義是禁止有利益的借貸行為的。但教義禁止不等於借錢沒有風險，一個正常人，把辛苦賺來的錢借出去，仍然要面臨收不回本金的風險。從宗教角度來說，他還不能討債，否則會成為千夫所指。所以，很多人乾脆一分錢不外借，因為借錢給別人面臨的不只是一般的交易風險，還有契約執行風險和違背宗教教義的風險；另一些人就要求借出的錢要加上很多的風險溢價來作為契約風險的補償。結果，越是在寧夏這種傳統風險習慣和宗教教義禁止民間借貸的地方，民間借貸成本就越高。排在民間借貸平均成本最高的省份還有幾個傳統上被認為信用度比較低的地方，比如河南、安徽、湖南，都排在前10名。因為我自己就是湖南人出身，不怕人說我地域歧視，我就用湖南的高借貸成本來說明問題。湖南歷來革命情緒比較高，這些地方對放貸、討債等行為比較排斥，契約執行環境很差，這就和寧夏一樣，推高了風險補償金。我們再來看民間平均借貸成本的地區間差別。在1934年，把民間借貸年息從低到高排序的話，是從沿海到西南到中部再到西北依次遞增的，分別是26.9%、32.91%、33.62%、46.5%。《新財經》：這會不會是因為當時沿海的上海、天津等城市金融業比較發達，把沿海地區攤薄了？陳志武：即使把沿海的6個發達省份去掉，這種態勢也沒有改變。我又用人均可耕地作為一個變數，來考察它與平均借貸率的關係。發現它們是正相關的：基本上人均可耕地面積多的省份，民間借貸率就高。這在金融上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理論可以解釋，我給出的可能解釋是，人均耕地越多，當地人們越傾向於重農輕商，商業文化發展水平就比較低，在這種排斥投機倒把行為的傳統氛圍里，借錢收利息被視為不勞而獲，是一種剝削，這也推高了民間借貸的風險補償金。這個模型也間接反映了環境對借貸成本的影響。再來看民間借貸利息與非個人放貸比重的關係。同樣是1934年的數據，我發現，非個人放貸佔總借貸比例高的地方，借貸利率就低，二者呈現負相關。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浙江省的民間平均借貸利率最低，因為浙江省的銀行、合會、信用社、當鋪、錢莊之類的正規金融業在當時很發達，民眾借貸資金來源多；而且在這樣的社會中產生的商業文化對借貸行為更為寬容，從而大大降低了民間借貸的風險補償金。我們再從另一組變數來考察社會環境對民間借貸成本的影響。一般認為，不同借貸方式的利率高低是這樣排列的：信用借貸最高，擔保借貸次之，抵押借貸最低。道理是抵押借貸收回本金最有保證，風險最小，所以，理所當然利率最低。但實際情況在1934年的民間借貸中正好相反——這在今天可能也還是這樣——抵押借貸利率最高，信用借貸最低：當時全國信用借貸平均月利息是1.99%，擔保借貸是2.2%，低押借貸是2.4%。而且我還發現，越是金融不發達的地區，抵押借貸與信用借貸月利息間的差值越大。這個現象讓我想了好幾天。最終我認為，這種現象的成因是，信用借貸並不是對所有人都開放的市場，放貸人如果不是對借貸人很了解，對方信譽很好，雙方關係又很好，根本就不會借給他。這種關係下，利率高低對他們並不重要。相比之下，抵押借貸者往往信用情況很差，除了拿土地、房子做抵押外，沒有別的出路。而三四十年代的研究者就發現，在借貸人償付不起時，作為抵押物的房子和土地真正被放貸人收走的很少，因為這樣做要承受很大的社會壓力。換句話說，信用借貸和抵押借貸是發生於兩個不同的群體間的借貸方式。一個地方的傳統文化環境，以及對借貸權益保護得怎麼樣，決定了借貸市場對多少人開放和借貸成本的高低。債權人利益保護環境越好，債權人更願意相信對方的信用。當然，影響借貸利率的變數還有很多，比如地租、地價等等，這些數據我還在慢慢搜集中。《新財經》：考察1934年的民間金融發展對我們今天有什麼意義呢？陳志武：我這兒還有一個模型：1978～1998年間中國各省年人均GDP年增長率與其在1934年的民間金融發展程度之關係。我們可以看到，1978～1998年間人均GDP增長居前的省份，在1934年都位居平均民間借貸率比較低的省份行列，二者呈現負相關。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同當地的傳統習慣和商業文化發達程度關係很大。1934～1978年間，儘管各省人口有變化，也有過人口遷移，但和今天相比，總體上人口流動不頻繁，各地間的趨同化還不普遍，30年代的傳統習慣很大程度上被保存了下來。1978年後，各地越來越多地按市場經濟的原則改革開放，發展經濟，而商業文化發達的省份，改革開放的力度也更強。所以，用1934年的數據來觀照今天經濟發展的方法是成立的。從上述模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民間借貸利率的高低是由各種變數共同決定的，高利率也有它的成因和市場，契約執行的風險和交易本身的風險都應得到風險溢價的合理補償，我們不能簡單地一刀切，規定多少以上的利息就是高利貸。《新財經》：除了1934年的中國，還有其他數據或事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的嗎？陳志武：在美國也有類似的模型可以佐證。1900年以前，美國不同區域間農田抵押貸款利率的差別是很大的。1880～1900年間，美國山區中部各州、南部各州、新英格蘭地區各州的農田抵押貸款利率是從高到低排列的；其中只有新英格蘭地區各州一直穩定在6%左右，而這正是美國傳統上金融最發達的地區；山區中部各州、南部各州的利率是逐年遞降的，但直到1900年左右，隨著當時電報、電話和鐵路線路的普及和使用率的提高，各地資金有條件進行自由流動，這才使各地的利率都趨同到6%左右。之所以穩定在6%，是因為還有個銀行利率，農田抵押貸款利率不可能低於銀行利率。芝加哥大學兩位教授還做過一個更有意思的研究。他們研究了20世紀60年代至今銀行同借貸人間的平均距離同借款額之間的關係，發現二者呈現負相關。不論是機構貸款者還是個人家庭消費貸款，結果都一樣，也就是說，銀行越不發達，越傾向於在本地放貸。但到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互聯網的出現和應用普及，美國各銀行紛紛把數據放到網上資料庫。現在銀行客戶只要電話告知身份證號或信用卡號，電話那頭銀行業務員馬上可調出對方的資產狀況和信用記錄，根據公式打分，可以迅速告訴客戶是否可貸款給他和最高貸款額，一下子借款人和銀行間的距離大大拉長了，互聯網出現以前的那種結構也就被打破了。《新財經》：所以，中國應該大力鼓勵和支持發展民間金融，這是您的結論。陳志武：我研究1934年的民間借貸行為，不只是研究歷史，而是想要回答現實問題，找出以往我們禁止民間金融的邏輯在多大程度上是錯誤的。這樣的研究，對現代的政策和政治經濟學教育，都會有很好的作用。我前幾天在復旦大學演講民間金融這個問題時，說了三點：·打擊放高利貸者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惡化高利貸問題；·禁止民間借貸只會令高利貸者走向極端；·像改善公司治理，保護股東權益是發展股東的惟一出路，了解放貸人的處境並保護他們的利益才是惟一的出路。(責任編輯：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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