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東歐知識分子的兩種道德觀

俄羅斯、東歐知識分子的兩種道德觀

經濟觀察報 金雁/文

雙頭鷹情結

在貓與老鼠的遊戲中，老鼠是為了取代貓還是永遠當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是把權力放掉還是留著自己用？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因人而異首先，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受教育程度高或是接受過良好訓練的專業技術人員，而是指俄國辭彙中與「天然反對派」類似的一個群體，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

這樣一個群體在任何一個時代中都存在著與政權剝離與合謀的現象，所以從已有的信息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種現象是由知識分子的「雙頭鷹情結」所導致，它們就像俄國國徽上的雙頭鷹，一個頭面向東方，一個頭面向西方，這種兩面性既可以存在於不同的認知群體，也可能體現在一個人生命的不同階段。有人認為，往往在一個知識分子的身體里會同時存在著「天然反抗性」和無法抗拒權力的「萬有引力」的兩種價值取向的較量。這也就是法國學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說的，怎樣看待 「貓和老鼠」博弈結果的分歧。在貓與老鼠的遊戲中，老鼠是為了取代貓還是永遠當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是把權力放掉還是留著自己用？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因人而異。美國學者劉易斯·科賽在《理念人》一書中也認為，在西方有兩種知識分子的傳統，一種完全沉浸在脫離世俗的道德中，另一種則以關心塵世為己任，對待權力的態度決定了他們對待道德的態度。

對雙頭鷹的其中一個向度我們很熟悉，那就是面臨唾手可得的權力取而代之，因為這本來就是所謂老鼠抗爭的目的。尤其是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科舉入仕做官的價值體現使他們會更願意導向後者，在傳統上文化熏陶的土壤里，本來就有「讀得萬卷書，服務帝王家」的抱負，即便是落第秀才迫不得已地「造反」，也具有很強地「道德功利」的色彩。這種一開始就有改朝換代考慮的人，對權力的「干預性」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他們要尋求的並非終極真理，而是「皇帝輪流坐」的世俗「成功」。也許他們最初也自信自己能夠跳出 「造反——當皇帝——被推翻」的怪圈，比如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曾經為此有過各種防範措施，但是權力的沒有靈魂性和腐蝕性在缺乏制度制約的情況下，幾乎可以百發百中地突破個人預設的道德防線。當老鼠成為國家機器的主人或附庸時，很快就與他們所反對的 「貓」並無二致，就像顧准所說，「羅伯斯庇爾就是取勝，自己也會變成拿破崙」。農民領袖龍袍加身以後大搞「奉天承運」、「君權神授」、「山呼萬歲」之類的個人崇拜比世襲皇帝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這中間也不乏 「堅守個人道德底線」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與貓鬥爭時只是出於正義的選擇，並沒有想去當貓，在這些人頭腦中，「爭取自由不是為了權力的寶座，而是要承擔起對自由的責任」。他們的確從思想上始終保持著對權力腐蝕的警惕，能夠認識到保持老鼠與貓的張力，也就是保持與政治權力距離感的必要性。但是這種不諳權、術、勢，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理想主義者，在貓和老鼠遊戲塵埃落定之後會陸續被淘汰出局。

現有的憲政民主和三權分立理論就是試圖從制度設計上解決 「貓和老鼠」遊戲中的輪迴關係。除此而外，還有另一些人從宗教、道德層面看待權力問題，這恰恰是我們以往關注比較少的「背負十字架的精神反對派」。一般來講，在歐洲有宗教救贖情結的知識分子中有不少人傾向於永遠當老鼠，他們具有社會正義感和道德責任感，希望通過社會變革用法律途徑解決舊制度的弊病，他們參與遊戲的本意，是追求一種「反政治」的平衡，從未想過自己做皇帝，也不願意捲入摧毀文明的暴力革命中。在激進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革命大潮面前，這些人就會急流勇退，思想立場發生轉變，趨向保守主義，從解放現實的世界觀轉入拯救靈魂的「內在論」。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文化精英取代政治精英不但是一種浪費，也是缺乏自我定位的頭腦發熱行為。世間的罪惡在於人性深處的慾望作祟，政權之惡的反人道性根源在於無神論，這種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靈之根」和「價值危機」的主要原因。他們傾向於把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人性的陰暗面和無道德性，於是賦予遠離政治一種內在的不可知論的哲學含義。

在「道德至上論者」看來，那種只追求此岸的世界的「低級選擇」是逃脫不掉命運懲罰的，比戰勝對手更大的挑戰在於戰勝自己，「權力這個東西註定要劫掠知識分子的自由意識」，「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疏遠權力的」，能夠不朽的既不是權力，也不是肉體，而是思想。即便是政治意識的成熟也不能防止權力的腐蝕性。無權的老鼠變成貓或者老鼠一致服從貓的話，知識分子就已經不成其為知識分子了，而成為政客和官僚了。這時老鼠與貓就成為了同類，變成了進入官僚體系的權力意志體現者，他們就會鎮壓別的老鼠，那麼就會出現新一輪的「貓和老鼠」的遊戲，這樣周而復始的循環等於原地不動，反不如索性建立自己的遊戲規則。於是就產生了雙頭鷹的另一個頭，我們姑且把他們稱為「宗教道德」論者。

積極的不自由

現實社會的壓迫感，迫使人們轉向非現實社會，把行為抗暴轉化為內心追求的道德凈化。「不屬於權力世界」的人意識到，以階級鬥爭理論來解釋社會結構的不完善性並以暴力取而代之，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毀在俄羅斯和東歐具有上述兩種訴求的知識分子群體都出現過，但是他們的「背負十字架的精神反對派」出現的背景略有不同。俄羅斯最典型的「宗教道德主義」者「路標派」的產生，是因為他們看到，「在革命風暴中，採用溫和的、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原則的人是永遠無法獲勝的」，於是提出思想與政治的分離，要建立一種在 「消極自由」生活態度上的道德責任感，自身投入到重建宗教、重建道德、重建精神的過程中。東歐則是另一種情況。

二戰以後斯大林模式普及到蘇軍坦克所能到達的地方，在那裡權力成為了真理的化身。整個社會都能感到，國家的 「公權力」就像章魚的觸手一樣，無孔不入地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個人的生存空間壓縮到極致，以至於連每個個人思想的「正確」與否都必須由權力來確定。這種制度除了對社會經濟壟斷外，由於合法性失缺的緊張感，比它所推翻的那箇舊制度更加註重對思想的壟斷和輿論的鉗制。統治者知道，多元和競爭的局面是最不利於這種靠暴力上台的政權的，只有強力是可以頻繁使用的，所以革命後倚重強制手段是一個常規。斯大林就懂得 「新秩序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心坎上」的道理。

眾所周知，在這種靠恐怖維繫的「臣民社會」里，新聞和書報檢查制度不是為了維護公眾的利益，而是為了維護統治者集團的利益、為了維護「謊言王國」而存在的。在國家力量強大的工業化時代，民眾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榨取的對象，他們必須要為「整體主義」的荒誕理論奉獻自己的一切，但是比物質稀缺更令人窒息的是「真實」的稀缺，人們似乎生活在對未來的「預支」中。那些他們曾經當「老鼠」的時候許諾要給人民以「自由、民主、人性、憲政」的詞語依舊保留，往日的奮鬥目標也會掛在嘴邊，政權所需要的犧牲者都會被冠以聖徒的光環虛構化，並且老鼠把打下的新天地說成是早年追求理想的實現，但是私下裡老鼠和貓的位置互換卻在悄悄移位，老鼠的天下會向貓的制度取經，抄襲貓的維持穩定的制度，就在不知不覺的 「熱月政變」當中，建立起與貓體制的連貫性，而老鼠革命時期的言行成為毫無生命的遙不可及的象徵物，都已經變成毫無意義的虛構概念。這些符號僅僅是一種 「勉強覆蓋在一個血腥本質上的薄薄外殼」（伊凡·克里瑪等：《地下：東歐薩亞特隨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頁）。或者是變成可以裝進任何「替代物」的載體，所以這個制度與其說是建立過程 「不完善」的 「殘缺」，不如說壓根就是「虛偽的」以及從舊制度「抄襲的」。

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雷達里赫把這種現象稱作「功能性虛構」，意思是指詞語和真實之間脫離了關係。正如捷克學者米蘭·塞梅切卡所詮釋的：「政府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一個我並不認同的現實，並聲稱我的現實是歪曲的、虛假的、錯誤的，唯獨他們的才是客觀的、是經由全部歷史和政府機關決議所核准的。」（同上，第69頁）也就是說，他們的合法性是由於權力批准而凌駕於任何人之上，而我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服從的基礎上。在此情況下雷達利赫提出了一個很著名的概念：「積極的不自由」。主體和客體都以虛假的熱情投入蒙蔽對方，個體和群體「所有的思想、願望、感情在任何行為中都不發揮任何作用」，（同上，第69頁）國家假裝「為人民服務」，人民假裝擁護執政黨的領導。在這種制度下很容易形成人的兩面性和「內心的隱秘意識」。民眾作為弱勢的一方，無法逃離政府，抗爭屢遭失敗。在超級強權的專政機器下，爬上國家金字塔頂端的老鼠，為了防止其他老鼠效法，把他們拋回老鼠的地位，會比原來的貓更加殘暴地鎮壓老鼠，導致國家和社會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人們後來知道，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就如奧維爾在《1984》中說的，「引進極權不是為了保衛革命，而進行革命是為了引進極權」。

現實社會的壓迫感，迫使人們轉向非現實社會，把行為抗暴轉化為內心追求的道德凈化。「不屬於權力世界」的人意識到，以階級鬥爭理論來解釋社會結構的不完善性並以暴力取而代之，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毀。現有的其他各種思想資源都不足以全面對抗由老鼠變成貓後的局面，即便是西方從啟蒙運動以來自由主義思想，只是在爭取到自由以後才有意義，而在爭取的過程中，它面臨一種脫離了原產地水土不服的「移植難題」。更有人認為，現在的「共產極權」甚至就是「啟蒙運動惹的禍」，是啟蒙運動把歐洲社會從基督教宗教與傳統的土壤中拔了出來，並且以大眾的名義開始了單一的重塑社會的現代化「國家主義」的試驗。

在這一「無所畏懼的叛逆性」思潮下，把人類的激情從宗教轉移到政治中，不僅催生了暴政，而且在思想方法上的絕對主義、決定論、一元化都成為老鼠變種制度的指導思想。面對這種理論資源的困境，人們迫切需要一種對這個世界全新的解釋系統。在各種藥方都不靈驗的情況下，東歐知識分子便把希望轉移到宗教上。於是「沒有希望的希望所在」就只剩下宗教了。

當一個人感覺好的時候，他會把宗教趕到一邊去，當個人無能為力的時候，宗教就復甦了，「宗教被作為知識分子抗拒道德空白的一種自衛工具」（同上，第146頁）也會應運而生。於是就有一部分人轉向神秘主義和宗教烏托邦。南斯拉夫的持不同政見者米哈耶羅·米哈耶羅夫在1971年寫過一篇《宗教復興》的短文，他把20世紀的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時期與羅馬帝國公元前後基督教誕生之時的社會背景相比較，認為二者頗有相似度，「蘇聯，正如羅馬帝國一樣，已經為整個星球的宗教復興準備了土壤。」（同上，第96頁）具有類似想法的人認為，政府控制再嚴也只能約束社會的外表、摧殘人的肉體，而無法毀滅人的靈魂和精神，而且他們本來就是把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宗教來看待的，只不過認為它是一種「偽宗教」，或者像別爾嘉耶夫所說的，是一種「錯誤的宗教」，而抵抗「假宗教」最有效的武器就是點燃照亮人類黑暗的「真宗教」。

來自於神的道德

理想主義者和道德至上論者各自堅持自己觀點，這種分歧決定了「道德至上論」者對後共產主義的渴望，不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那套模式，而是一種從未有過的宗教烏托邦俄國知識分子很早就認為，制度是人建立的，是人就有惡有善，或者說善惡可以同時在一個人心中較量，那麼人性中二元價值就需要人們去揭示和探索。從這個方面講，古典時代和現代並沒有什麼區別，因此在人心中尋找「善」的光點和心靈啟迪，比戰勝外在世界的「惡」更為重要，這就是為什麼道德問題在這些人心中顯得格外重要的原因。這方面的代表人物陀斯妥耶夫斯基早年也曾革命過、抗爭過、甚至在絞刑架下與死神擦肩而過，他僥倖生還後便遠離現實政治，思考如何在人心中揚善抑惡。陀斯妥耶夫斯基堅信，人的靈魂不可摧毀，不是世界的存在決定人的思想，而是人的思想決定世界的存在，不被俘虜的思想是需要一種宗教情懷的。權力只能顯示力量的優勢，而無法劫掠來自耶穌的光芒，一個內心精神強大的人是能夠直面權力和戰勝恐懼的。在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索爾仁尼琴的小說里，其主人公都有經歷了靈魂激蕩之後，在監獄裡、在流放地完成精神升華，變成為一個自願承擔社會苦難耶穌一樣的人物，這些文學形象其實就是作者心理路程的真實寫照。卡夫卡也是對塵世生活厭倦後，開始了守護靈魂的追求。

東歐的知識分子也是在政治鬥爭絕望以後，開始從內心深處把宗教作為生命的方向。在他們看來，就像羅馬帝國的暴政為基督教發展準備了土壤一樣，蘇維埃帝國的「坦克政治」和「古拉格政治」也使宗教哲學得以重生。重獲新生的基督教成為人們的希望所在。有些人甚至自稱是「基督教無神論者」，言下之意，不管是否是基督徒，都需要建立一套對現代世俗社會為批判對象的哲學體系。東歐的地下文學中就有一些類似《啟示錄》那樣的東西。這些作品強調，既不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也不是外部世界決定個人的存在，而是人的內心決定人的命運。極權主義要求人們從內心放棄自由，而宗教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解放。一個人必須聽從內心的召喚，去走一條歷史上沒有人走過的道路，只要完成了上帝賦予個人在人間的使命，就是崇高的。甚至可怕的生活經歷會比平庸的舒適狀態提供更好的人生體驗，在這個意義上，歷史越沉痛，意義才越深遠。而且必須向「逃離羅馬」一樣，「逃離對歷史中心的依賴，對所有的一切都依賴於歷史中心，人就開始淪喪了。」（同上，第92頁）對一個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意識到自己思想的不朽，精神世界是他們最後的一塊陣地。

是站在權力紛爭之外守護一種永恆的價值，還是應該為心中的理想挺身而出？在東歐和俄羅斯從來都是有爭議的，理想主義者和道德至上論者各自堅持自己的觀點。前者說，不能因為老鼠成了貓，就從此不參與遊戲，知識分子認同的價值是存在於現實世界之中的，如果以「神聖道德」為借口逃離當代政治和現實社會，像虛無縹緲的上帝懸掛在芸芸眾生的頭頂，那不過是缺乏勇氣的知識分子一種自我尊崇的 「體面」逃離，是一種以「宿命論」為借口的消極遁世。任何人的血肉之軀都會化為腐朽，但只要生命不息就應該發出呼聲，這是知識分子的使命，而人性中的閃光點只能在塵世中發光。正義從來就不是上天的恩賜，世上的善是在吶喊和反抗中誕生的，不是幾個人面壁冥思苦想就可以降落人間的。當老鼠最可貴的價值就是反抗，搗亂的老鼠是對貓的不斷警示，面對強大的貓，在現實抗爭沒有完成之前，就提前分流出一部分「退出戰鬥者」進入虛幻的形而上領域，是不是太過奢侈了？

後者坦言，知識分子抗爭失敗後「遁世」而進入「純精神」領域，並不是由於與對手力量對比懸殊因膽怯而離開戰場的，很大程度上是對同類的失望，是對同類在「拜民主義」的假「崇高」下退去了「真和善」道德的失望，選擇「逃避」的確有無奈的一面，再繼續戰鬥下去已經毫無意義，而且他們的退出是不需要任何人批准的。他們認為在一個眾人都躁動狂熱的時代，如果知識分子六根不凈、對塵世間慾望太多，避免不了世間一次次演繹的「老鼠和貓」的互換遊戲，因此不只是需要投入的勇氣，可能更需要退出的勇氣，他們就是要打破缺乏「退出機制」的革命崇拜，退出是為了冷靜地反思，以避免社會在循環中不斷地回到原來的起點。他們要為治癒思想道德的 「貧血症」走上「基督之路」，從事「心靈」的拯救，進行文化尋根活動。而且從最現實的角度講，從事形而上研究所需要的條件、知識結構、學科背景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具備的。從此這些人就站在時代潮流之外，沉浸在宗教哲學之中去尋找出路，以求開闢一條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的當代「軸心話語」，去尋求解決身體與靈魂、個人與社會衝突的新途徑。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批很有思想的人物放棄了對現實的關懷，他們脫離了原來的活動場所，另闢蹊徑找一塊「凈土」，進入到一個新的創作領域中去的原因。逃離塵世使他們具有了一種「後現代」的先知形象和思想探索者的稱號。

總之，不同的知識分子對自己所應該從事的事業有很大的認知差別，他們對於人生意義的最終落腳點也有了不同的解說。雖然我個人並不認同這種「道德至上者」的「現實缺位」的選擇，他們陽春白雪般地研究或許過於深奧，很少能在實踐中發揮作用。但平心而論，這裡面的好壞高下結論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簡單地判定的。國際學術界對他們的評價也是見仁見智。

這種分歧決定了「道德至上論」者對後共產主義的渴望，不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那套模式，而是一種從未有過的宗教烏托邦。在他們看來西方的理性崇拜在科技方面是進步了，但是在講人性、凈化倫理方面並沒有太大的進步。於是他們否定工業社會、否定城市化進程、否定商業社會，不承認西方的理性和邏輯具有普世價值，認為理性導致了心靈的分裂，缺乏精神上的內在聯繫，宣稱「城市的物慾空氣產生不了思想」，消費社會導致了物慾橫流。他們嚮往一種類似於「新的中世紀」的宗教浪漫主義，這種精神勝利法和來自於神的道德和理念是支配他們生活下去的勇氣，也是他們以道德作為政治的終點和起點的動機。別爾嘉耶夫對此作過詳細的區分，他說，在人世間存在著兩種自由：低級的自由和高級的自由，低級的自由是選擇善惡的自由，高級的自由是與寓於上帝之中的自由。（參閱別爾嘉耶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莫斯科1997年，251-252頁）別爾嘉耶夫並非一概排斥社會變革，他的出發點是人的精神世界，他主張從內向外地改造世界。在這些宗教哲學家看來，人類最後的審判不是法庭而是道德。他們堅信，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擺脫惡魔的糾纏；他們堅信，正是由於這份比世俗世界更重的責任，人類才能擔負起「道德守護者」的天職。這種反對派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之間的對峙變得有些類似於中世紀歐洲教會與皇權之間的二元對抗了。

以索爾仁尼琴為例

他們以宗教和後現代作為思想譜系，對彼岸的追求高於此岸，重視超驗精神勝過主體的客觀索爾仁尼琴與陀斯妥耶夫斯基、別爾嘉耶夫們甚至東歐的 「宗教道德論者」既有相同之處又不完全相同。相同點是他也是一個從 「俄羅斯宗教精神」汲取資源的思想反抗者，並希望把這些資源古為今用，而且他也是一個「後現代論者」，不同在於索爾仁尼琴依舊是一個現實關懷者，他的宗教關懷是有明確的目標指向的。

1973年他在《致蘇聯領導人的信》中就認為，蘇聯當前面臨的危機「都是學習西方惹的禍」，包括列寧倡導的世界革命和斯大林推行的蘇聯的工業化、城市化道路，都是在步西方已經走向沒落的「現代性」的老路。而以弘揚「普世價值觀」為宗旨的薩哈羅夫則認為，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什麼「西方反宗教的無神論的化身」，而恰恰是一種造神術，舊體制也不是根據意識形態，而是根據統治者的實用主義需要建立的，從啟蒙時代的世界主義與普遍人性出發，薩哈羅夫認為根本不應區分什麼「西方的」與「俄國的」思想，而只有正確的與錯誤的、先進的與落後的區別。「索-薩爭論」剛剛展開，索爾仁尼琴就離開了蘇聯。應當說在持不同政見文化主要承擔社會批判功能的時代，他們兩人的爭論並未構成太大的衝突，在舊體制「破」的進程即將結束時刻，「索-薩爭論」的焦點便凸現出來，雖然他們同為舊體制的「掘墓人」，但是各自不同的價值追求直接影響到俄羅斯將要「立」什麼樣的制度。是要現代化還是後現代化？是要搞市場經濟、憲政民主還是追求一個原教旨東正教「神秘性與愛」的烏托邦？

1991年超級大國的蘇聯轟然倒塌。由於索爾仁尼琴的遠離，導致「國粹反對派」的力量缺乏領軍人物而處於弱勢，在前體制下反對派力量的博弈決定了「後體制」的發展方向，劇變後俄國的後共產主義勢力基本上是自由主義一統天下，尤其是在劇變初期的「鐘擺效應」下，向西傾斜的幅度很大，新俄羅斯的轉軌戰略基本上是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指導下進行的。於是「國粹派」人士紛紛指責索爾仁尼琴，認為他一貫以「俄羅斯命運」的「憂慮者」自居，卻在國家轉變的關鍵時刻沒有發揮自己的作用，在俄羅斯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作為一種思潮的代表人物在關鍵時刻的 「空場」，直接影響到了新俄羅斯政治體制和經濟轉軌的定位。該派的人士責備他錯過了最佳的回國時機，錯過了與自由主義博弈的最佳時機，錯過了可以影響俄羅斯發展戰略的最佳時機。因其國內劇變後發展模式不符合索爾仁尼琴的意願，1994年索翁的「回歸之旅」，他與20年前美國參議院授予他「美國榮譽公民」的稱號時大罵西方的拜金主義，大罵唯利是圖的美國是「惡的帝國」一樣，仍然對劇變後的俄羅斯從頭罵到尾，從葉利欽到權貴、從民主派到共產黨都是他的開罵的對象。

劇變後索爾仁尼琴以少有政論文體發表了「俄羅斯時政三部曲」：《我們如何安置俄羅斯》、《20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和《傾塌的俄羅斯》，但遺憾的是他延續了自己一貫的 「批判的武器」，論述中批評多而建設少，或者是根本無法操作的主張，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索翁在經濟上完全是外行，面對首當其衝的經濟轉軌問題並無任何具體良方。對一切都看不順眼的索爾仁尼琴，又一次成為了新俄羅斯的「持不同政見者」。在他看來劇變後的俄羅斯只有「假民主」和「偽自由」，是繼17世紀混亂年代和十月革命後的「第三個亂世」。而這一次與蘇聯時期不同的是，政治鐵幕的大門打開以後，多元政治下各種聲音很快就淹沒了索翁那曾經「震撼」過人心的嘶啞嗓音。人們對他以居高臨下的「道德優勢」批判一切的態度逐漸不耐煩起來，索翁這三本針砭現實批判性的論著銷量都不足5000冊，萬眾爭看《古拉格群島》的時代過去了，索爾仁尼琴的作用完成了。所以有人說他走得也不是時候，回來得也不是時候。更有評論家奚落道，索爾仁尼琴就應該像希臘神話中的神一樣，老老實實地生活在奧林匹斯之巔，還到凡間來幹什麼？意指他歸國後再一次扮演「先知」的角色而發表的言論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蠢話。他的時政批評影響越來越小。

捷克的哈維爾與索爾仁尼琴也有些類似，哈維爾雖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多次說過，「我從小就感覺到有一種高於我的存在，那是意義和最高道德權威所在」，這個意義就是自我拯救的「絕對地平線」。他在《無權者的權利》、《反政治的政治》等書中表述了一種典型的後現代思想：他認為，舊體制的罪惡不是中世紀的殘餘，而是現代化的惡果，不是「東方的罪惡」，而是「西方的罪惡」，不是農民社會的罪惡，而是市民社會的罪惡。舊體制與現代社會都是把深刻的東西淺顯化，就像浮萍一樣漂在表面。他當總統的幾年間對捷克的變革實踐也由於建議少批評多，被譏為「高高在上的道德教師」，而他自己則陷於 「理想主義者的孤獨之中」，所以捷克經濟轉軌時期，哈維爾聲稱自己與在共產黨時代一樣，仍是個「持不同政見者」。一直到2009年11月19日，倫敦經濟學院舉行「回顧蘇東劇變20周年」的研討會上，哈維爾仍在強調，得到的民主與想像中的民主有很大的差距。1989年之後他犯的錯誤，就是過分相信經濟學家，而忽略了道德，他檢討說，我經常被描繪成一個道德主義者，而實踐證明我恰好是無法徹底貫徹道德而喪失了自我。

從這些言論我們可以對這種思想類型的知識分子作一個總結：上述人物以宗教和後現代作為思想譜系，對彼岸的追求高於此岸，重視超驗精神勝過主體的客觀。我個人傾向於把他們歸類於「道德至上」論者或「宗教浪漫主義」，但是歐洲有些學者對這類學者的評價很高，把他們定義為「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一般來講，這種「永恆的精神老鼠」，由於與權力始終保持距離，個人操守都比較嚴謹，更兼具有的禁欲主義追求、注重道德的自我完善、既蔑視權力又鄙視金錢，實用主義的利益很難動搖他們的意志，他們追求真實、看重個人的道德形象，不會以出賣思想為自己換取實際利益，而且由於他們具有濃厚的後現代情結，在批判極權國家的同時，也批判「市民社會」，批判全球化進程，對西方的那一套不感興趣。劇變以後他們依然對市場經濟轉軌持批評態度，而且比一般人更敏銳先知先覺，比如索爾仁尼琴在大罵葉利欽「休克療法」的同時，還不斷地警告人們不要因劇變後的轉軌艱難，而把斯大林時代的災難戲劇化地過濾成甜蜜的回憶，可見其引領社會深層領域探索的象徵意義並沒有消失。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對來自於這種道德層面的批評，不可避免的兩種缺陷：第一，由於像索爾仁尼琴那樣的人參考資源主要來自前近代，對待現實一直採取一種「永遠說不」、「罵倒一切」、或者只有批判沒有建設的態度。他既否定布爾什維克式的壟斷，也反對劇變後的經濟轉軌方向，可以說，他看到了後共產主義下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缺陷，但是提供的理想模式卻是無法操作的。現在東歐有一些知識分子，很反感大規模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社會，並不是因為他們「想念舊體制」，而是因為政治轉型的落幕便意味著「當老鼠」的作用完結，而社會變革從來是不知感恩的，卸磨殺驢是一種常態，看看那些早已被人忘記的「劇變推手」，就知道他們所期待的政治變革並不眷顧自己的母體。他們說，最好的時刻是過程進行時，完結的滋味是殘酷的，因為「當你尋找真理的時候，最可怕的是你找到的時候」，而經濟轉軌下的多元政體和市場經濟下消費娛樂文化淹沒過去嚴肅認真的話題，所有這些讓他們倍感失落。第二，類似於索爾仁尼琴這樣的人物，曾經以普羅米修斯的苦難體驗為人類充當 「盜火者」的「道德光環」繼續環繞著他們，回到塵世享受到的巨大榮譽，使他們很容易形成一種道德強勢的居高臨下的自傲，往往會忘記自己的知識局限，喜歡在並不內行的領域裡到處發議論、擺導師的架子，隨意指責他人，最後反而落入十分尷尬的處境。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經濟觀察網】本文網址：http://www.eeo.com.cn/observer/gcj/2010/09/15/180888_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