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釗猷 辯證抗癌

本報首席記者 任荃

題記

無影燈下，一隻大手嫻熟操控著手術刀，精準命中病灶。從出生起，這把寸余分寬的柳葉刀就嵌在了他的名字里。用它清剿癌細胞，湯釗猷幾乎從未失手。可最近，這位征戰癌王41載的「肝癌鬥士」陷入了反思，他說，需要重新審視醫生手裡的這把刀。

「不變是相對的，變是絕對的。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地看，如果只看到優點，就沒辦法進步。」科學的真理，至今他依然孜孜以求。

他，24歲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在中山醫院從醫半個多世紀，自稱為「土包子」。許多人不明白，這位100%「國產」的「土醫生」，為何能在與「癌王」的較量中屢屢勝出，一次又一次改寫教科書？而如今，又是怎樣的膽識促使他對人類百年抗癌戰略提出全新思考？

波瀾曲折的一輩子，湯釗猷愛用「兩件半事」寥寥概括：一件是小肝癌研究，一件是將不能切除的肝癌縮小後切除，還有「半件」是正在進行的肝癌轉移複發研究。前兩件，硬是叫「癌王」摘下了「不治之症」的帽子；而今的半件事，讓他逐漸意識到「刀下留情」的玄妙。

「回顧肝癌研究的整個歷程，一個『變』字貫穿其中，無處不在，而且永無止境。」難與易，大與小，好與壞，對與錯，偶然與必然……正是在不斷的哲學思辯中，湯釗猷實現了一次次跨越，一步步逼退「癌王」。

智者——「站在高處看風景」

「當絕大多數人氣喘吁吁地爬上二層樓的時候，湯老已經在十八層樓上『觀風景』了！」弟子周儉對於恩師的「速描」乍一聽很抽象；細細品，頓覺這個比方打得再形象不過了。

肝癌的現代科學研究已有百年歷史，但最初的大半個世紀幾乎「紋絲不動」。上世紀70年代，湯釗猷走村串戶，將「甲胎蛋白」從患者血液中「揪」了出來，肝癌診斷由此發生「戲劇性」變化：只要一滴血，即可由「死後診斷」變為「無癥狀診斷」。然而，這一飛躍卻是從改變千百年來的看病方式入手。

「那時，等病人來醫院，腫瘤已長到10厘米，近半數都是黃疸、腹水或已擴散的晚期病人，即使華佗再世恐也束手無策。」眼看一個又一個生命「前門走進來，後門抬出去」，湯釗猷再也坐不住了，他要走進人群親手「捉」病人。從「等」病人到「找」病人，僅一字之差，「治一個死一個」的肝癌即被征服了一半。

都知道小肝癌可以長成大肝癌，但是大肝癌能不能變小呢？面對無法開刀的晚期患者，湯釗猷又一次逆向思考：「從辨證法的角度，小可變大，大也可變小。」

1980年，一位右肝生出腫瘤的病人前來求治。因腫瘤太大，加上肝硬化，無法切除，只能做「姑息性」肝動脈結紮合併插管化療。幾個月後，患者的腫瘤明顯縮小。這是偶然事件，還是必然現象？湯釗猷抓住機會不放，帶領10幾位研究生投入「肝癌導向治療」研究，終於找到了「大變小」的神奇療法。

「回眸湯老征戰『癌王』的歷程，如同讀一部脈絡清晰、情節曲折的小說，引人入勝。」學生們說，老師的精妙之處在於，「他把寫在紙上的辯證法用得出神入化！」

「湯教授無疑是有了大智慧的。」中國科協主席、北大醫學部主任韓啟德院士說，「老校友」的智，得益於他的審問、慎思與明辨。

「幾十年從事肝癌臨床研究可歸納為『識變』與『促變』四個字。」在多次回憶與總結中，湯釗猷脫口而出的常是這句切身體會。

細嚼湯釗猷之「變」，病人眼中那位妙手仁心的大夫不再只是「湯醫生」、學生眼中那位敏銳識變的老師不再只是「湯院士」，他，更是一位活學活用的哲學家。「小時候，父親常跟我講老子莊子，那時候似懂非懂。後來學矛盾論、實踐論，稍微開了點竅。」湯釗猷說，畢竟不是搞哲學的，但那些道理，反覆琢磨，還真是很有用。

勇者——從「擠進去」到「請進去」

1978年秋，湯釗猷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首次現身國際舞台（參加第12屆國際癌症大會），僅被安排在最後一天下午的小組會上講了5分鐘。情急之下，他不得不主動參與討論。這個「擠進去」的發言，讓世界第一次「正視」中國小肝癌研究，也領教了中國醫生的勇氣。

上世紀70年代初，湯釗猷和同事在江蘇啟東肝癌高發區調查時，「冒險」說服一位「飯吃得下、農活做得動、無任何不適」，但甲胎蛋白呈陽性的農民兄弟「開了一刀」。手術證實，這位農民確實患了肝癌，腫塊只有棗子般大小。

肝葉切除一度被認為是肝癌手術的公認準則。可我國的肝癌病人絕大多數合併肝硬化，若對小肝癌也採取肝葉切除，病人難免死於肝功能障礙。湯釗猷大膽提出用局部切除代替肝葉切除，得到了一條教科書上從未見過的生存率曲線，小肝癌切除後5年生存率高達60%。

曾經的觀點認為，肝癌一旦轉移複發，手術當屬禁忌。利用甲胎蛋白診斷，湯釗猷抓出了大量沒有癥狀的複發，及時實施再切除，患者術後的5年生存率又提高了10%。

「小肝癌治療的這幾條現已人所共知，但在當時，都是違反教科書的。」懂得果斷出擊的湯釗猷從未被困難和權威嚇到。他明白，教科書上的東西不可不信，但也不可盡信。「在新的條件下，有時『正確』會變成『錯誤』，而『錯誤』則可能變成『正確』，這就是辯證法。」

湯釗猷的辦公室里，掛滿了他所鍾愛的攝影作品，一張美國外科學會名譽會員證書是極少的「例外」。作為全球最權威的外科學會授予外國學者的最高榮譽，125年里僅有67位非美籍外科醫生獲此殊榮，而湯釗猷則是中國大陸的唯一獲獎者。只是，在這個榮譽「飛」來之前，證書的主人毫不知情。

2005年，在美國外科學會年會上，湯釗猷率真地詢問評選委員會：「你們為何要選我？」對方回答：「我們對您已經注意多年了。」當選，是遲早的事。

世界著名肝病專家、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前任校長魯迪斯密德曾這樣評價說：「在這一領域，無人做出比他更傑出的貢獻，他是被世界公認的。他的非凡成就已經徹底改變了肝癌診斷和治療模式，在世界範圍內每年挽救了數萬個生命。」

從「擠進去」到「請過去」，湯釗猷幾度感慨：「這不是我個人的榮譽，是提醒中國的存在。」

仁者——時常被偉大的東西感動

通常，作為醫生，總會自豪地說，他的手術刀曾經挽救過多少生命。而湯釗猷卻說，在他手中，曾有500多個生命逝去。

「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晚上，五分鐘里死了兩個病人，我用一輛推車推著兩具屍體。」湯釗猷記得，當時，一進病房總是哭聲不斷，推車的那晚，雙腿從未如此沉重。

然而這一切，本可以與他不直接相關。很少有人知道，湯釗猷曾是一名出色的血管外科醫生。1966年，他和楊東嶽教授一起完成了世界首例足趾移植重建手指手術。就在這時，周恩來總理向醫療界發出攻克癌症的號召。國家的需要，病人的呻吟，讓湯釗猷最終選擇了半路出家。那年，他38歲。

改行，意味著之前在血管外科領域的10年積累一夜間「歸零」。整整5年，湯釗猷白天在醫院看門診、動手術，晚上直奔圖書館，查文獻、看資料，直到閉館。夫人李其松赴貴州醫療隊工作的那一年，8歲的兒子脖子上掛把鑰匙，口袋裡放幾張飯票，吃飯的時候就到手術室外等爸爸。等不到，只好自己去吃；吃完了，再等；再等不到，只好自己回家。

湯釗猷說，40多年過去了，自己對家庭仍感內疚，但沒有後悔當時的決定。

正當大小肝癌這「兩件事」告一段落的時候，院長林貴不幸得了小肝癌。湯釗猷帶領團隊全力以赴，做了相當滿意的切除手術，可病理報告像一盆冷水潑來：「癌周圍的血管內充滿癌栓。」果然，一年多就複發了。按照小肝癌的研究經驗，湯釗猷為他做了再切除，一年後，複發再次出現……

院長的去世，深深震動了湯釗猷：「這說明，早發現、早診斷、早切除雖大幅提高了療效，但沒有徹底解決問題。」經過一年苦苦思索，他毅然決定全所調頭，又一次從頭開始，向「肝癌複發轉移」的山頭進發。

「我時常被偉大的東西感動。」這些「偉大的東西」包括湯釗猷鏡頭裡的名山大川，包括文學音樂，包括親情友情。10多年前，夫人李其松為消除病痛、增強體質，開始游泳。湯釗猷從此當上了陪練。如今，每周兩次，哪怕天寒地凍也雷打不動，二老每次都手牽手地來，慢慢地游。

小小的「補償」彌補不了湯釗猷心頭的愧疚。65歲生日時，他曾對家人作過三項保證，一是除了搞研究，推掉一切事務；二是不開夜車；三是每周看部電影。如今，14年過去了，三項保證還是難以保證。

心愿——期待「中國式抗癌」

再過一個多月，湯釗猷即將步入「八字頭」人生，經他一手創立的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也已整整40年。他把張羅著慶賀的愛徒一一叫到身邊，聊起心愿：「我38歲開始肝癌臨床研究，至今41載。歸納起來，有喜有憂：喜者，臨床上，肝癌已由『不治之症』變為『部分可治之症』；憂者，就人群而言，肝癌還遠未被攻克。」

「征途坎坷，曙光在望。」湯釗猷眼裡從來都有曙光，只是這一次，期待更高。他語重心長地提醒學生，看病之餘，還應多一點宏觀思考：「現在，國內醫學界熱衷於肝移植、微創手術、局部消融，那些都是外國原創，我們只是拿過來用而已。」

翻開自己的攝影小品集，湯釗猷的目光再次停留在恆山腳下的懸空寺上。「它不求大、不求金，但求獨一無二，因此千年不倒。」懸空寺里的中國智慧，他不知揣摩了多少回，「特色」與「和諧」始終在心頭縈繞。

「西醫只看局部，中醫看整個人，二者都有缺陷，若能結合起來，那就是中國特色。」期待中的「中國式抗癌」，湯釗猷不只是嘴上說，而且已經付諸行動。這幾年，治療乙肝用的「苦參素」、具有消炎作用的「半枝蓮」都被納入馴癌藥方，他還在夫人的指導下為康復病人特製了5味中藥「松友飲」，甚至有外賓慕名找「湯大夫」開中藥。

湯釗猷說，中西醫結合不一定非得給病人開中藥，最重要的是汲取中醫理論的精髓和思想，學會用整體觀看待病人，用辯證論治的方法對付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