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團火,路過的人只看到煙丨丟言丟語
文/李小丟
來北京好像是第三個月了吧,我歷來對時間並不敏感,在最初的新鮮感消退之後,日子又開始滑向規律、瑣碎卻無趣的日常。在趕稿的過程中,我感到一種龐大的倦怠感排山倒海般地奔涌而來。我暫時放下了寫了一半的稿子,打開微信的對話框對夏目說:「那種感覺又來了。」片刻他回復說:「啊?大姨媽又駕到了嗎?」我說:「去死,就是我跟你說過的,那種巨大的無聊感。」
夏目是我的老讀者,可以說是看著我的文章長大的,咳咳。在國外念研究僧,剛認識他的時候還是個freshmen,現在都已經畢業準備回國了。之所以叫他夏目,是因為他一直用《夏目友人帳》中的夏目貴志做頭像。我是個脾氣古怪的人,不和頭像難看的人交朋友,夏目是我喜歡的人物,所以莫名其妙的就和他做了很多年的朋友。
(夏目貴志是這個少年,不是那隻貓,嗯)
「我記得你還在大連的時候也是成天這麼和我抱怨的,那時候你說大連太小了,聊得來的朋友也不多,所以覺得生活特別沒意思。好像就在幾個月之前,你還跟我暢想過你到了帝都之後的幸福生活啊,比如可以隨時和志同道合的作者和編輯們面基,有很多有意思的衚衕可以逛,有多得數不清的活動、演唱會、話劇可以看,你的生活簡直可以豐富多彩的不要不要的。然而你在這個美好的夏日的午後跟我說,你還是無聊,你沒有救了李小丟。」他還是一如既往的毒舌,不過說的一點都沒有錯。
也許本質上,我就是個無聊的人吧,以前總會找這樣那樣的借口說,因為我所處的環境禁錮了我,所以我的生活才會乏善可陳。可從大連到北京之後,我固然多了飯局、活動、應酬,見到了更多有意思的人,但是這些對我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它們就像是突發事件,像一輛風馳電掣的摩托」嗖「一下地掠過我身邊,片刻之後就恢復了原狀,甚至連一點點漣漪都不曾留下。
「李小丟,你太乖了、太順了,你的生活波瀾不驚,寫出來的東西當然就乾癟無趣。作為一個寫作者,你沒有毀掉過自己的生活,又怎麼可能認識到生活的本質?」夏目質問我。
「你應該試試大麻煙捲。」他建議說,「朝陽區熱心群眾會舉報我的。」「你應該試試野戰,或者去KTV、大廈的樓道都好,優衣庫就算了。」「朝陽區熱心群眾會舉報我的。」」你應該偽裝自己的性別,混混gay聚集的小圈子,深入了解下他們的生活狀況。「「朝陽區熱心群眾會舉報我的。」
「靠,我只知道朝陽區有散養的三十萬仁波切!」他怒了,「你要相信我,熱心的朝陽區群眾絕對比仁波切多。」他無奈了:「你知道其實你口中的朝陽區熱心群眾,就是你自己設下的心理障礙吧。」
是啊,我總是想要改變,改變,改變,改變一潭死水般寂靜的讓我想尖叫的生活,改變那個總是用厚厚的人格盔甲武裝的自己,痛痛快快地擁抱最真實的自己。只是我忽視了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的心有沒有做好改變的準備。
我總是羨慕那些說走就走、想愛就愛、忠實於自己慾望的只為自己而活的人,但是我的內心其實是在抗拒的,眼下的生活無聊卻安穩,一切都有跡可循,一眼就看得到未來,這種安全感雖然表面上被我嗤之以鼻,實際上卻是我賴以生存的基礎。
黑塞在《德米安》中發問:「我所渴求的,無非是將心中脫穎欲出的本性付諸生活。為什麼竟如此艱難呢?」
因為我就像躲在烏龜殼裡的烏龜,想跑的更快更自由,卻捨不得扔下背上的枷鎖,所以無論我所處的環境如何改變,無非也就是從一個魚缸到了另一個魚缸而已,我早早就給自己設下了諸多底線,稍稍有越界的可能,我就會速度縮回殼裡,繼續著一邊抱怨生活無聊,一邊羨慕外面的世界的日子。
村上龍真是把我們這種人看得透透的,這幾天看他的短篇小說集《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存在的我》,我彷彿看到了不同性別、年齡、處境的我,相同的是,我們都是那種將希望寄托在別處,以為換個環境就能重新開始過上嶄新的、夢寐以求的生活的人。
就像村上春樹一樣。
我一直覺得村上春樹的散文寫作要好過小說,因為散文透露著他生活的趣味,他聽爵士樂、跑步、寫作,過著規律的生活,偶爾出現的小確幸他都能敏感地捕捉到並且呈現出來。但是這樣自律克己的生活也嚴重地損害了他對長篇小說的把控能力,村上春樹總像個旁觀者,壓抑著情感淡淡地述說故事,他和世界之間,像是隔著一層安全無害的玻璃罩子,透著絲絲疏離。
他的小說中大多數的主人公都是過著正常生活的普通人,然後遭逢奇變,一下子脫離了原有的生活軌道。始終安穩生活的村上春樹將自己想要改變和冒險的念頭都安放到了筆下的主人公身上,寫正常生活時村上春樹總是得心應手,但每次都會在小說後半段出現力有不逮的情況,在《海邊的卡夫卡》和《1Q84》里尤為明顯,因為主人公的「冒險」經歷明顯超出了他的生活範疇,故事走向只好往怪力亂神處發展,最後卻依然無法自圓其說,因為那是他自己都沒有到達過的地方,再發達的想像力也無法表達真切。
(《海邊的卡夫卡》前半段至今都是我最喜歡的村上的作品)
誠如馬蒂斯所言:「藝術家害怕陳詞濫調,但是靠製造離奇古怪之物是沒用的。只有發展自己的個性,並且將自己的情感灌注到觀察之中,感受人所未知,才能避開它。」所以脫離上述模式的《挪威的森林》和《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反而成為了我認為寫得最好的兩部作品,因為那是村上自己熟悉的生活,一切才讓人感到真實可信。
也就是說,村上春樹只有寫自己的時候才最好看,從這點上,村上春樹和劉德華是一種人,他們都是勞模,甚至可以說是道德楷模,但是他們只能寫/演自己,沒有體驗過別樣的人生,沒有深入地和其他不同階層的人生活過,是不可能跳脫出個人經驗的藩籬去寫作和表演的。甚至可以這麼斷言,村上春樹生活的越健康,離諾貝爾文學獎就越遠。
(萌萌噠村上春樹君)
香港導演特別懂得如何讓一個演員迅速進入角色,還記得早年間張國榮剛出道被批評不會演戲,有導演對如白紙一張的他說:「抽煙會不會?喝酒會不會?去抽煙、去酗酒,不要做一個乖寶寶,你就會演戲了。」作家其實也是如此。
寫作對一個作家來說是極為殘酷的,你如果沒有感受過被生活碾壓過的痛楚,沒有跌落到谷底的絕望,沒有在背德的快感和道德的審問飽受煎熬,你就不可能寫出打動人心的作品,因為你根本不懂什麼叫真正的痛苦。
里爾克在《安魂曲》中寫下這樣的詩句:「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要說誰不想既過上安穩幸福的日子,又寫出偉大的作品呢?而這"古老的敵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兩者似乎不能兼得。
村上龍和村上春樹雖然都姓村上,但是行文風格和人生際遇簡直是南轅北轍。村上龍一早就是個叛逆青年,組樂隊玩搖滾,高中畢業後離開家鄉來到東京,考入東京現代思潮社經營的美術學校學習攝影,但不到半年即被學校開除,於是,他來到地處東京都福生地區的美軍橫田基地,開始了放浪生活。
(畫風完全不同的村上龍)
處女作《無限近似於透明的藍》,描寫福生地區美軍基地附近的一群青年男女,最初沉溺於放浪生活,在毒品、濫交、酗酒、暴力、搖滾樂中尋找刺激,但狂熱過後,他們對前途的迷茫感依然如故。這就是村上龍本人那些年放浪生活的記錄,性、毒品、不知道明天在哪兒的顛沛流離的生活,似乎成為了構成作家成功的要件。
(這個非常小清新的書名其實一點也不清新,「無限藍」是LSD,也就是迷幻藥所帶來的過於猛烈的幻覺)
真的非如此不可嗎?也許是的。
說說我喜歡的幾個傢伙吧:
保羅·奧斯特,出生於殷實家庭,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本應有毫不費力的人生,卻為了實現作家的夢想不惜自苦。休學遊歷整個歐洲,在都柏林急速暴走,在巴黎染上淋病;做船員深入體驗底層的生活,和各色人等做朋友;為了糊口接過各種千奇百怪的活計,例如給北越翻譯新憲法,給影壇大佬寫劇本梗概等等……
(帥大叔保羅·奧斯特)
查爾斯·布考斯基,從1941年開始做過各種最底層的工作,包括洗碗工,卡車司機和裝卸工,郵遞員,加油站服務員,倉庫管理員,船務文員,停車場服務員,紅十字會勤務員和電梯操作員;他還在狗餅乾廠、屠宰場、蛋糕和曲奇餅工廠工作,並在紐約地鐵站里張貼過海報。跟他的人生態度相比,這些卑微的工作都顯得高尚起來。他是個將自己的生活過的一團糟的邋遢漢,沉溺於酒精和藥物,周旋在蕩婦和妓女之間。
(酒不離手的邋遢大叔布考斯基)
想想挺有意思的,他們幾個的出身、背景可以說完全不同,但是為了要做作家,他們都選擇了同樣的生活方式,即像扎猛子式地狠命地扎入真實的生活中,以超過正常人幾倍的速度去感受生活的擠壓。
村上龍憑藉處女作年少成名,但是接下來他並沒有以成功人士自居,依舊注視著都市生活給人類帶來的負面影響,他的小說素材大多是通過深入社會親身體驗獲得的,筆下大多是被社會排斥在外的邊緣人物。
按理說,他個人經歷要比村上春樹豐富多了,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他對那些超出常規的」冒險「故事反而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那些和他做了相反選擇的人,那些想要改變卻始終被困在烏龜殼裡的人。例如《KTV》里快退休了卻被裁員的中年男人,《便利店》里大學輟學在家靠女友養的「哥哥」,《在機場》里離婚後沒有一技之長只好在風月場所打工的單親媽媽……他們的生活里彷彿只留下絕望與頹廢,似乎連可能改變的念頭都放棄掉了。
「這個國家什麼都有。真的是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可是,就是沒有希望。」村上龍曾經在一部長篇小說中讓一個初中生說出了這句話,然而他本人卻不是這麼認為的。要描寫社會的絕望與頹廢,對他這個在底層打過滾的人來說實在是太簡單了,在被現代化的強大力量推著向前進的事後,描寫其中消極負面的部分,似乎也是作家的使命使然。
但是他寫《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存在的我》,是想藉助這些在現代化背後遭到歧視的人、被拋下的人、被壓垮的人,或是抗拒現代化的人的故事,告訴我們:這個社會不可能提供一份人人適用的希望給你,然而你需要爭取的是別人所無法共同擁有,只屬於你個人的希望。
《在機場》中的單親媽媽由依看了一部電影,就此萌生了想學習做義肢的想法。當她把這個想法當做笑話講給一個叫齊藤的客人聽的時候,他說:「那就去找一份製作義肢的工作嘛。」她被這種說法嚇了一跳。「我不可能找得到那種工作的啦。」
「為什麼不可能呢?」
「為什麼不可能呢,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情。之所以認為不可能,是因為我只有高中學歷,已經快三十三歲了,離過婚,還有個四歲的小孩,又在風塵中打滾,就是這麼回事。這都限制了我的自由和其他可能性。還有就是我自己,因為我不願意去思考這種事情……」
怎麼樣,這個說法是不是看起來非常熟悉,就像我們平時會為自己找的借口一樣。因為我年紀大了/長得不漂亮/沒有好的學歷/結婚有孩子了/需要養家贍養父母,所以想要改變現在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不想去實現夢想,而是環境和條件不允許。但是我們給自己找了那麼多的借口,只是因為我們不想離開舒適區而已,對於不可確定的陌生的未來有種天生的恐懼感,所以就算不滿於現狀,我們還是只會抱怨,而不想改變。
如果你自己都不花力氣去改變,你還寄希望於誰來拯救你的生活呢?
「因為你還來得及,自己找一找吧。」《便利店》中放棄了沿著父親為他選擇的生活道路而輟學的哥哥這麼對弟弟說。「我有個小學同學,高中去了沒過,上大學之後的某個夏天我們久別重逢。那傢伙在美國居住的城市有個因鵜鶘而出名的國家公園,他因此開始喜歡鳥類,大學主修生態學,並表示自己正在新幾內亞進行三個月的暑期研究,還說將來想要去中美洲保護紅鶴。這種事情對我來說就好像天方夜譚一樣。」
這正是哥哥輟學的契機,他感覺自己被騙了,以前一直為之努力的東西全部分崩離析。他想起初中去偷看在百貨公司上班的父親,父親在賣場一直面帶笑容,一回到收銀台臉就垮下來了。「我雖然只是個小孩,也都懷疑那樣的工作怎麼可能會有趣。」
「要是相信老爸老媽或是老師所說的話就完蛋了,他們什麼都不懂。由於一直待在家裡,待在百貨公司,待在學校,才會完全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發生了什麼事。要是乖乖聽從哪些人的話,就會變得和我一樣。我已經沒有力氣再去做什麼了,明明才二十歲,卻已經耗盡了去追尋任何目標的力氣。」我直覺我的膝蓋中了一箭,我的種種寂寞空虛冷,也是由這種無力感導致的,力氣用盡的時候,總會希望能有什麼東西來支撐自己,不論什麼東西都好。
「我終於明白,真正能夠作為支撐的東西就只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而已。」
如果不到各地去看看,了解和我們完全不同的人是怎麼生活,不閱讀各類書籍,不聽音樂,就不可能發展出自己的想法。只會人云亦云,跟在絕大多數人的屁股後面走人人都在走的路,自己連想改變都不知道從何下手。
「這些事情我過去都沒有做過,而現在開始已經太遲了。」才二十歲的哥哥就這樣交出了自己的一生,讓人倍感凄涼。相比起來,《在機場》的結尾要溫暖的多,齊藤幫由依查找如何成為義肢裝具師的資料,並且要陪她一起去熊本親自去學校實地看一看。在準備的過程中,由依漸漸覺得製作義肢已經是近在身邊的事情了。
小說的結尾,先到了機場久等齊藤不到的由依開始胡思亂想,倏地,「我的臉頰傳來皮革的觸感。『外頭很冷啊。』戴著皮手套的齊藤站在我的後面。」一貫現實的村上龍寫出了這般溫情脈脈的結局,讓人不由得開始相信,也許,希望真的是存在的吧,什麼時候改變都不晚吧。也難怪村上龍本人認為《在機場》是他寫的最好的短篇小說。
因為裡面,有著讓絕望的人都不得不相信存在的希望啊。
然而不是每個由依,都能等到那個幫助自己去改變現狀的齊藤,因為歸根到底,生活是自己的,他人只是旁觀者。
梵高在給提奧寫的信中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團火,路過的人只看到煙。只有真正的那個人能看到火,我們發現彼此,於是我們相遇,他問我的名字,我問他的名字,一切就這樣開始了。」我一直以為這句話是講述我們和靈魂伴侶的相遇,直到看完了村上龍寫的不同的「我」的故事之後,我才意識到,「真正的那個人」指的其實是我們內心深處的自己,我們心中的火只有我們自己能看見,想要讓它燃燒下去而不致於最後變成一縷消散的青煙,我們只能選擇靠自己,別無他途。
有疑說
呃,這個星期大家見到我太多次了,會不會覺得有點煩呢?嗨,煩你也得給我忍耐著,哼!這篇東西,其實是一篇不太像書評的書評,裡面夾雜了我個人的感悟,以及對「寫作者」這個行當的一些粗淺認識,所以,還請大家愉快地觀賞這篇難以歸類的文章吧,看完盡情來後台吐槽吧,有疑君們是人工蹲守回復的哦~
文/李小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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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北京好像是第三個月了吧,我歷來對時間並不敏感,在最初的新鮮感消退之後,日子又開始滑向規律、瑣碎卻無趣的日常。在趕稿的過程中,我感到一種龐大的倦怠感排山倒海般地奔涌而來。我暫時放下了寫了一半的稿子,打開微信的對話框對夏目說:「那種感覺又來了。」片刻他回復說:「啊?大姨媽又駕到了嗎?」我說:「去死,就是我跟你說過的,那種巨大的無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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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貴志是這個少年,不是那隻貓,嗯)
「我記得你還在大連的時候也是成天這麼和我抱怨的,那時候你說大連太小了,聊得來的朋友也不多,所以覺得生活特別沒意思。好像就在幾個月之前,你還跟我暢想過你到了帝都之後的幸福生活啊,比如可以隨時和志同道合的作者和編輯們面基,有很多有意思的衚衕可以逛,有多得數不清的活動、演唱會、話劇可以看,你的生活簡直可以豐富多彩的不要不要的。然而你在這個美好的夏日的午後跟我說,你還是無聊,你沒有救了李小丟。」他還是一如既往的毒舌,不過說的一點都沒有錯。
也許本質上,我就是個無聊的人吧,以前總會找這樣那樣的借口說,因為我所處的環境禁錮了我,所以我的生活才會乏善可陳。可從大連到北京之後,我固然多了飯局、活動、應酬,見到了更多有意思的人,但是這些對我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它們就像是突發事件,像一輛風馳電掣的摩托」嗖「一下地掠過我身邊,片刻之後就恢復了原狀,甚至連一點點漣漪都不曾留下。
「李小丟,你太乖了、太順了,你的生活波瀾不驚,寫出來的東西當然就乾癟無趣。作為一個寫作者,你沒有毀掉過自己的生活,又怎麼可能認識到生活的本質?」夏目質問我。
「你應該試試大麻煙捲。」他建議說,「朝陽區熱心群眾會舉報我的。」「你應該試試野戰,或者去KTV、大廈的樓道都好,優衣庫就算了。」「朝陽區熱心群眾會舉報我的。」」你應該偽裝自己的性別,混混gay聚集的小圈子,深入了解下他們的生活狀況。「「朝陽區熱心群眾會舉報我的。」
「靠,我只知道朝陽區有散養的三十萬仁波切!」他怒了,「你要相信我,熱心的朝陽區群眾絕對比仁波切多。」他無奈了:「你知道其實你口中的朝陽區熱心群眾,就是你自己設下的心理障礙吧。」
是啊,我總是想要改變,改變,改變,改變一潭死水般寂靜的讓我想尖叫的生活,改變那個總是用厚厚的人格盔甲武裝的自己,痛痛快快地擁抱最真實的自己。只是我忽視了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的心有沒有做好改變的準備。
我總是羨慕那些說走就走、想愛就愛、忠實於自己慾望的只為自己而活的人,但是我的內心其實是在抗拒的,眼下的生活無聊卻安穩,一切都有跡可循,一眼就看得到未來,這種安全感雖然表面上被我嗤之以鼻,實際上卻是我賴以生存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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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龍真是把我們這種人看得透透的,這幾天看他的短篇小說集《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存在的我》,我彷彿看到了不同性別、年齡、處境的我,相同的是,我們都是那種將希望寄托在別處,以為換個環境就能重新開始過上嶄新的、夢寐以求的生活的人。
就像村上春樹一樣。
我一直覺得村上春樹的散文寫作要好過小說,因為散文透露著他生活的趣味,他聽爵士樂、跑步、寫作,過著規律的生活,偶爾出現的小確幸他都能敏感地捕捉到並且呈現出來。但是這樣自律克己的生活也嚴重地損害了他對長篇小說的把控能力,村上春樹總像個旁觀者,壓抑著情感淡淡地述說故事,他和世界之間,像是隔著一層安全無害的玻璃罩子,透著絲絲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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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的卡夫卡》前半段至今都是我最喜歡的村上的作品)
誠如馬蒂斯所言:「藝術家害怕陳詞濫調,但是靠製造離奇古怪之物是沒用的。只有發展自己的個性,並且將自己的情感灌注到觀察之中,感受人所未知,才能避開它。」所以脫離上述模式的《挪威的森林》和《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反而成為了我認為寫得最好的兩部作品,因為那是村上自己熟悉的生活,一切才讓人感到真實可信。
也就是說,村上春樹只有寫自己的時候才最好看,從這點上,村上春樹和劉德華是一種人,他們都是勞模,甚至可以說是道德楷模,但是他們只能寫/演自己,沒有體驗過別樣的人生,沒有深入地和其他不同階層的人生活過,是不可能跳脫出個人經驗的藩籬去寫作和表演的。甚至可以這麼斷言,村上春樹生活的越健康,離諾貝爾文學獎就越遠。
(萌萌噠村上春樹君)
香港導演特別懂得如何讓一個演員迅速進入角色,還記得早年間張國榮剛出道被批評不會演戲,有導演對如白紙一張的他說:「抽煙會不會?喝酒會不會?去抽煙、去酗酒,不要做一個乖寶寶,你就會演戲了。」作家其實也是如此。
寫作對一個作家來說是極為殘酷的,你如果沒有感受過被生活碾壓過的痛楚,沒有跌落到谷底的絕望,沒有在背德的快感和道德的審問飽受煎熬,你就不可能寫出打動人心的作品,因為你根本不懂什麼叫真正的痛苦。
里爾克在《安魂曲》中寫下這樣的詩句:「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要說誰不想既過上安穩幸福的日子,又寫出偉大的作品呢?而這"古老的敵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兩者似乎不能兼得。
村上龍和村上春樹雖然都姓村上,但是行文風格和人生際遇簡直是南轅北轍。村上龍一早就是個叛逆青年,組樂隊玩搖滾,高中畢業後離開家鄉來到東京,考入東京現代思潮社經營的美術學校學習攝影,但不到半年即被學校開除,於是,他來到地處東京都福生地區的美軍橫田基地,開始了放浪生活。
(畫風完全不同的村上龍)
處女作《無限近似於透明的藍》,描寫福生地區美軍基地附近的一群青年男女,最初沉溺於放浪生活,在毒品、濫交、酗酒、暴力、搖滾樂中尋找刺激,但狂熱過後,他們對前途的迷茫感依然如故。這就是村上龍本人那些年放浪生活的記錄,性、毒品、不知道明天在哪兒的顛沛流離的生活,似乎成為了構成作家成功的要件。
(這個非常小清新的書名其實一點也不清新,「無限藍」是LSD,也就是迷幻藥所帶來的過於猛烈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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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奧斯特,出生於殷實家庭,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本應有毫不費力的人生,卻為了實現作家的夢想不惜自苦。休學遊歷整個歐洲,在都柏林急速暴走,在巴黎染上淋病;做船員深入體驗底層的生活,和各色人等做朋友;為了糊口接過各種千奇百怪的活計,例如給北越翻譯新憲法,給影壇大佬寫劇本梗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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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斯·布考斯基,從1941年開始做過各種最底層的工作,包括洗碗工,卡車司機和裝卸工,郵遞員,加油站服務員,倉庫管理員,船務文員,停車場服務員,紅十字會勤務員和電梯操作員;他還在狗餅乾廠、屠宰場、蛋糕和曲奇餅工廠工作,並在紐約地鐵站里張貼過海報。跟他的人生態度相比,這些卑微的工作都顯得高尚起來。他是個將自己的生活過的一團糟的邋遢漢,沉溺於酒精和藥物,周旋在蕩婦和妓女之間。
(酒不離手的邋遢大叔布考斯基)
想想挺有意思的,他們幾個的出身、背景可以說完全不同,但是為了要做作家,他們都選擇了同樣的生活方式,即像扎猛子式地狠命地扎入真實的生活中,以超過正常人幾倍的速度去感受生活的擠壓。
村上龍憑藉處女作年少成名,但是接下來他並沒有以成功人士自居,依舊注視著都市生活給人類帶來的負面影響,他的小說素材大多是通過深入社會親身體驗獲得的,筆下大多是被社會排斥在外的邊緣人物。
按理說,他個人經歷要比村上春樹豐富多了,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他對那些超出常規的」冒險「故事反而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那些和他做了相反選擇的人,那些想要改變卻始終被困在烏龜殼裡的人。例如《KTV》里快退休了卻被裁員的中年男人,《便利店》里大學輟學在家靠女友養的「哥哥」,《在機場》里離婚後沒有一技之長只好在風月場所打工的單親媽媽……他們的生活里彷彿只留下絕望與頹廢,似乎連可能改變的念頭都放棄掉了。
「這個國家什麼都有。真的是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可是,就是沒有希望。」村上龍曾經在一部長篇小說中讓一個初中生說出了這句話,然而他本人卻不是這麼認為的。要描寫社會的絕望與頹廢,對他這個在底層打過滾的人來說實在是太簡單了,在被現代化的強大力量推著向前進的事後,描寫其中消極負面的部分,似乎也是作家的使命使然。
但是他寫《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存在的我》,是想藉助這些在現代化背後遭到歧視的人、被拋下的人、被壓垮的人,或是抗拒現代化的人的故事,告訴我們:這個社會不可能提供一份人人適用的希望給你,然而你需要爭取的是別人所無法共同擁有,只屬於你個人的希望。
《在機場》中的單親媽媽由依看了一部電影,就此萌生了想學習做義肢的想法。當她把這個想法當做笑話講給一個叫齊藤的客人聽的時候,他說:「那就去找一份製作義肢的工作嘛。」她被這種說法嚇了一跳。「我不可能找得到那種工作的啦。」
「為什麼不可能呢?」
「為什麼不可能呢,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情。之所以認為不可能,是因為我只有高中學歷,已經快三十三歲了,離過婚,還有個四歲的小孩,又在風塵中打滾,就是這麼回事。這都限制了我的自由和其他可能性。還有就是我自己,因為我不願意去思考這種事情……」
怎麼樣,這個說法是不是看起來非常熟悉,就像我們平時會為自己找的借口一樣。因為我年紀大了/長得不漂亮/沒有好的學歷/結婚有孩子了/需要養家贍養父母,所以想要改變現在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不想去實現夢想,而是環境和條件不允許。但是我們給自己找了那麼多的借口,只是因為我們不想離開舒適區而已,對於不可確定的陌生的未來有種天生的恐懼感,所以就算不滿於現狀,我們還是只會抱怨,而不想改變。
如果你自己都不花力氣去改變,你還寄希望於誰來拯救你的生活呢?
「因為你還來得及,自己找一找吧。」《便利店》中放棄了沿著父親為他選擇的生活道路而輟學的哥哥這麼對弟弟說。「我有個小學同學,高中去了沒過,上大學之後的某個夏天我們久別重逢。那傢伙在美國居住的城市有個因鵜鶘而出名的國家公園,他因此開始喜歡鳥類,大學主修生態學,並表示自己正在新幾內亞進行三個月的暑期研究,還說將來想要去中美洲保護紅鶴。這種事情對我來說就好像天方夜譚一樣。」
這正是哥哥輟學的契機,他感覺自己被騙了,以前一直為之努力的東西全部分崩離析。他想起初中去偷看在百貨公司上班的父親,父親在賣場一直面帶笑容,一回到收銀台臉就垮下來了。「我雖然只是個小孩,也都懷疑那樣的工作怎麼可能會有趣。」
「要是相信老爸老媽或是老師所說的話就完蛋了,他們什麼都不懂。由於一直待在家裡,待在百貨公司,待在學校,才會完全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發生了什麼事。要是乖乖聽從哪些人的話,就會變得和我一樣。我已經沒有力氣再去做什麼了,明明才二十歲,卻已經耗盡了去追尋任何目標的力氣。」我直覺我的膝蓋中了一箭,我的種種寂寞空虛冷,也是由這種無力感導致的,力氣用盡的時候,總會希望能有什麼東西來支撐自己,不論什麼東西都好。
「我終於明白,真正能夠作為支撐的東西就只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而已。」
如果不到各地去看看,了解和我們完全不同的人是怎麼生活,不閱讀各類書籍,不聽音樂,就不可能發展出自己的想法。只會人云亦云,跟在絕大多數人的屁股後面走人人都在走的路,自己連想改變都不知道從何下手。
「這些事情我過去都沒有做過,而現在開始已經太遲了。」才二十歲的哥哥就這樣交出了自己的一生,讓人倍感凄涼。相比起來,《在機場》的結尾要溫暖的多,齊藤幫由依查找如何成為義肢裝具師的資料,並且要陪她一起去熊本親自去學校實地看一看。在準備的過程中,由依漸漸覺得製作義肢已經是近在身邊的事情了。
小說的結尾,先到了機場久等齊藤不到的由依開始胡思亂想,倏地,「我的臉頰傳來皮革的觸感。『外頭很冷啊。』戴著皮手套的齊藤站在我的後面。」一貫現實的村上龍寫出了這般溫情脈脈的結局,讓人不由得開始相信,也許,希望真的是存在的吧,什麼時候改變都不晚吧。也難怪村上龍本人認為《在機場》是他寫的最好的短篇小說。
因為裡面,有著讓絕望的人都不得不相信存在的希望啊。
然而不是每個由依,都能等到那個幫助自己去改變現狀的齊藤,因為歸根到底,生活是自己的,他人只是旁觀者。
梵高在給提奧寫的信中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團火,路過的人只看到煙。只有真正的那個人能看到火,我們發現彼此,於是我們相遇,他問我的名字,我問他的名字,一切就這樣開始了。」我一直以為這句話是講述我們和靈魂伴侶的相遇,直到看完了村上龍寫的不同的「我」的故事之後,我才意識到,「真正的那個人」指的其實是我們內心深處的自己,我們心中的火只有我們自己能看見,想要讓它燃燒下去而不致於最後變成一縷消散的青煙,我們只能選擇靠自己,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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