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媽媽回家，不如幫助孩子進城

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發展經濟學家羅斯高的一個演講文本突然走紅網路。在演講中，他認為，一個國家要想超越中等收入階段，勞動力人口中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很重要。早在上世紀80年代的韓國，就有將近100%的農村孩子上高中，如今韓國成為了高收入國家。而中國勞動力人口中，上過高中和高中以上的人口僅占同齡人中的24%，這個數據和墨西哥一樣，而如今墨西哥只是中等收入國家。

在進一步的演講中，羅斯高認為，中國城市裡93%的孩子是上高中的，而農村有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沒上過。所以，中國勞動力中接受過高中教育的比例小，是個農村問題。而中國農村孩子上高中的問題，可以向前追溯到初中、小學，最終，是因為0到3歲的嬰兒階段的教育造成了認知能力低下，導致小學學不好，初中也學不好，就不會上高中。

根據演講提供的數據，中國農村孩子的認識低下問題相當嚴重。認知低下的幼兒，上海的數據是14%，這個比例符合自然規律，不管是北京、廣州還是安徽的二線城市，或舊金山、倫敦、悉尼都是如此，在15%左右。這是人類智力的一個自然分布。但中國山區的隨機抽樣調查顯示，在24到30個月的幼兒中，超過一半的寶寶發展緩慢。這最終導致了一半的農村孩子一輩子都沒有一個很好的智力、認知去學習、發展自己。

羅斯高認為，中國農村孩子認知低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留守兒童。在0到3歲期間，父母把孩子給祖輩帶，自己去打工，祖輩由於精力、觀念、能力、經濟等原因，會疏於照料、導致了孩子平均IQ只有88，53%的孩子IQ低於90，認知低下，智力發展緩慢。羅斯高的研究表明，如果媽媽在家，接受他們的培訓，6個月上26次課，孩子的認知發展就完全正常。

所以，他提出在0-3歲的時候，讓母親回到孩子身邊，接受健康與養育的培訓。這個培訓工程不貴，80個億能解決30萬個村子的養育技能，提高孩子的認知。

這個建議，有其道理。

兒童的健康、智力、身體機能，與其成年後這些方面的情況息息相關。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三歲看八十。這個話得到了科學研究的證實，演講中羅斯高引用了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James Heckman提出的「1000天假設」。這個假設認為大腦、認知、智商，90%是0到3歲的發育決定的，所以，國家和家庭投資0到3歲，回報率是最高的。在0-3歲，投資1塊錢，有18塊錢回報；3到4歲投資1塊，回報是7塊；小學是3塊錢；大學是1塊；而到了成人階段是負的。

兒童和父母一起生活，父母對親子的感情、照顧、家庭的溫馨氛圍，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而且，在一個技術飛速發展，觀念不斷更新的時代，父母更加現代化的撫養與教育，更有利於兒童健康發育、成長，這也是祖輩無法替代的。中國許多學者的相關研究發現，父母外出打工對孩子成績的負面影響不太可能通過提高家庭收入來抵消，因為缺乏父母照顧的損失遠大於收入增加的好處。

而在父母的作用中，母親的作用更重要。李強和臧文斌的研究表明，對比父母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僅母親外出，僅父親外出三種情況，父親外出對兒童健康的影響不顯著。也就是說，只要媽媽留在家裡，孩子健康就沒有問題。這很好理解，母親在養育過程中的作用更大。進一步研究發現，母親的受教育程度，撫養的知識、技能也是影響兒童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在0-3歲期間，母親回家接受培訓，的確有利於農村孩子的認知。

不過，母親回家，也是一個沉重、甚至難以實現的方案。

80個億，解決30萬個村子的健康、養育培訓，提高孩子的認識，給孩子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一個村子接近三萬元。對於中國來說，並不貴。但成本並不僅僅如此。

留守兒童是中國二元經濟與政治轉型過程與戶籍制度共同形成的特有現象。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全國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占農村兒童的37.7%，，佔到全國兒童總數的1/5。其中，約有1793萬農村留守兒童一年只能見父母1～2次；約有921萬孩子「一年到頭見不到父母」。

父母把孩子留給家鄉的老人帶，讓自己騰出空去賺錢，相當於用老人的農業勞動時間來置換自己的工業勞動時間，不但父母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而且，也相當於老人有了一個高於農業勞動報酬的工作。家庭的收益更大。而且，父母向老人支付一筆錢用於孩子的生活，這筆錢也能一定程度上成為老人生活費用，老人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提高。相反，如果老人來到城市照顧孩子，一日三餐對現在的工資收入來說倒不算什麼，但更多的居住面積會增加租房開支。所以，留守兒童的存在，是基於經濟收入的一個選擇，在一定時期內，都將存在。

這個機制裡面最重要訴求就是，媽媽留在城市裡賺錢。

媽媽們返鄉的機會成本是多少呢？0-3歲，第一年哺乳不算在內，媽媽兩年的工資收入以12萬來計算，再以最保守的「一年到頭都見不到父母」的孩子數量，也即900萬來計算，媽媽們的機會成本是10800億。顯然，比起媽媽們的機會成本，80億根本不不算什麼。所以，與媽媽們返鄉，成本更低，更有可行性的選擇是孩子跟隨媽媽留在城市。

大多數父母都不願意骨肉分離，更何況，中國人是最願意在培養下一代上投資的。當下的財政福利，城市居民與城市當局是共謀的，外來人口很難分一塊蛋糕，但是，在財政之外，城市本可以更加友善，市場可以做的地方很多。當城市是友好的，在哺乳期後，可以由市場多層次的提供孩子看護、教育服務，媽媽們的成本就會降低，就會有更多的打工家庭願意把孩子留在身邊。媽媽們就能像普通城市居民那樣，在工作之餘，撫養孩子。

城市可以向孩子提供的好處很多。

有研究發現，比起農村父母均在家的孩子，父母均外出打工時，兒童生病的概率會上升接近一倍，而城市父母均在家，與均外出工作，孩子生病的概率僅有輕微上升。這是由於城市父母的收入、城市祖輩更高的知識水平、城市的各種公共服務，都極大的提高了孩子的健康水平。就意味著，當農村父母在城市打工時把孩子帶在身邊一同居住，在城市工作的高收入，城市的完善的公共服務，都能很大程度上抵消父母照料不周的負面影響。

而且，兒童的照顧和教育，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或者人力問題，也是一個觀念問題。羅斯高的演講中就提到，當問到媽媽昨天有沒有讀書給孩子聽的時候，她們的反應，就如同在問她們，是不是天天晚上讀書給你養的烏龜聽——她就沒想過應該讀書給孩子聽。只有在城市生活中，在城市中，媽媽才能通過公共培訓，或在潛移默化的社交中，得到更多現代的、科學的，但也是常識性的理念，比如，讀書給孩子聽，而留在農村的媽媽，很可能除了餵飽孩子，其餘時間就去打麻將了。

在撫養孩子的技能、理念的提高，需要很多制度性的措施來幫助。在城市中，人口密度更高，相同里程的道路，有更多的人來分攤，因此可以負擔得起更好的道路設施。這個邏輯，對於軟性制度也同樣成立。法治、社會救助、個人權利、社會組織、都是城市的產物。更高的人口密度，才能更低成本地實現這些公共服務。比如，羅斯高的團隊跟幾個其他的團隊在中國推廣一個課程，這個課程教媽媽怎麼跟孩子玩——提高智力，提高語文，提高運動能力，提高社會感情。一個星期上一次課，每一個星期給媽媽兩個玩具一本書，第二個星期來收，然後再去發新的玩具。這類工作，在城市打工者中很容易推廣，但是，當媽媽們回到農村，零散的分布在各個鄉村，這個工作的成本就會大到不可能。

但是，實際上的政策體系，不但沒有提供這類公共服務，也不準社會與市場提供這種服務，對於進城務工人員來說，把孩子留在身邊的困難一直在加大。隨著大城市嚴控人口，留守兒童問題進一步惡化了。比如，在孩子入學方面，各地紛紛出台嚴厲的政策，有的地區甚至要求父母的工作單位、住址必須在城市的同一個區，才能入學，由此，非當地戶籍的孩子，很多不符合在當地接受義務教育的條件，被迫返鄉。

這麼做的一個理由就是教育資源有限。但在某種程度上，教育資源、醫療資源，都是詞語陷阱。

一說到資源，人們會聯想到煤炭、石油，想到枯竭，於是，爭奪、不足就是可以接受的、必然的常態。那麼，外來兒童無法在城市讀書，成為留守兒童，就成為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現實。

但教育真是一種資源嗎？事實並不是這樣！教育所需的人員、校舍，都不是資源，而是人類創造的、生產的商品與服務。為什麼沒有律師資源、餐館資源、理髮資源，會計資源的說法？律師和會計並不比老師和醫生需要的專業訓練少，實際上更難，但為什麼這些行業的供給總是充沛的，即便購買不起高端的，低端需求總可以被滿足。起碼，不會因為沒有戶籍，就無法購買。這是因為這些行業是市場化的。所以，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的提法，潛移默化的引起了聯想，改變了注意力，引導了輿論、最終，掩蓋了真問題。

教育與醫療不應該被稱為資源，而應被稱為「教育服務生產」、「醫療服務生產」。如果說，中國的未來在於勞動人口中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的話，那麼，這些服務決定了中國的未來。

所以，讓留守兒童可以跟隨父母居住，順利進入從托班、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就學，並進一步實現農民工向城市的永久性舉家遷移，這不僅在短期內有助於解決農村留守人群的家庭團聚問題，還可以在中期內緩解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短缺，並在長期推動中國未來一代人力資本的提升，最終實現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