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毛澤東眼中的五四運動有何不同？讀《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

姜弘：百年啟蒙，兩個「五四」——讀殷海光、顧准著作所想到的來源: 《書屋》2010年第6期 作者:姜弘一歷史上當然只有一個「五四」--五四運動，但是，對這同一個「五四」的記述、解說、評價卻大不相同。在這些不同說法之中，有兩家的說法最為重要也影響最大，這就是胡適一家和毛澤東一家。人們大都知道，所謂的「五四」或五四運動，指的就是當年發生過的兩件大事：一件是1915-1921年《新青年》雜誌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一件是1919年5月北京學生上街遊行抗議的愛國群眾運動。對於這兩件事，胡適和毛澤東的取捨與評價大不相同，他們都說得很清楚：胡適只承認《新青年》發起的新文化運動，說後來「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了一個政治運動」。毛澤東的看法則相反，《新民主主義論》說得也很清楚，只承認1919年5月4日及其以後的政治性群眾運動，根本否定那以前的新文化運動。可見，胡適說的是文化的「五四」，所以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毛澤東說的是政治的「五四」，所以稱之為「最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文化革命」，而且是屬於「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顯然，這是極不相同的兩種「五四」觀，代表了兩種極不相同的社會思潮。很清楚，二者分歧非常之大：一個是政治革命，一個是思想啟蒙；前者是用暴力反對內外敵人，以「反帝反封建」為號召；後者是對內的和平改革，標舉的是「民主與科學」。殷海光自稱是「五四後期人物」，距離「五四」較遠且掌握了新的科學方法，所以對歷史的觀察分析更客觀、全面也更深刻。他是從百年內憂外患所引起的人的覺醒--啟蒙運動的大背景上考察五四運動的，在他看來，「五四」是百年啟蒙中的一個新的階段，是其高潮而不是啟蒙運動的開端。在寫於1959年的《胡適與國運》一文里，他這樣說：自從1842年以來，中國所受的挑戰是基本而又嚴重的，可是中國的反應之主流則是不適當的和不健康的，以致弄到今日這種狀況。在一切可計量的原因之中，支配中國社會政治之傳統的正統所發生負性的作用之牽制著中國直前的新生與進步，實在是一個最具決定力的原因。這段話有三個要點：第一，他借用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挑戰／反應」這一公式，考察分析中國的歷史，認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西方的衝突，從根本上說是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第二，中國之所以屢屢挫敗，是因為對這種挑戰所做出的反應不適當和不健康。第三，這種反應的不適當和不健康，是中國文化的落後造成的--是支配中國社會政治的傳統--儒家學說，妨礙了中國的進步。他說的是「主流」、「正統」，而不是所有的中國人和全部的中國傳統文化。他在具體分析的時候，指出了這種主流和正統就是慈禧和倭仁、徐桐之流，他們所代表的那種妄自尊大的天朝心理，和他們所支持的義和拳蒙昧野蠻的非理性的民氣巫術，所謂「不適當」、「不健康」就是指此。不健康就是病態，從太平軍到義和拳那種帶有邪教性質的瘋狂迷信就是這種病態反應。 從文化衝突的大視野中考察百年來中國內憂外患的深層原因及其療救之道，自然更加註重自強、內省——啟蒙。可以說，在殷海光那裡，近百年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就是一部啟蒙運動史。他從「戊戌」說到「五四」，在談論胡適等「五四」人物之前，先介紹嚴復、譚嗣同、梁啟超。歷史本身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五四」人物是戊戌先驅者喚醒的，胡適、陳獨秀和周氏兄弟，都是讀著《天演論》、《時務報》開始啟蒙的。事實上，從林則徐放眼看世界、魏源編纂《海國圖志》到郭嵩燾出使英國，介紹那裡的政教文化，這就是所謂的「西學東漸」。這東來的西學主要是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人文主義、自由主義思潮，是正宗的資本主義思想文化和政經制度。接納、學習、吸收這種文化，改變、革除中國文化中的腐朽落後的東西，以促使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既改革自身，又接納外來文化，這不就是「改革開放」嗎？而這正是殷海光所說的對於西方文化挑戰所作出的適當的、健康的反應。適當，是說看到了這種挑戰的根本性質並從根本上做出應對；健康，是說非病態的、理性的。這些覺醒了的士大夫突破了大傳統又拒絕小傳統，而是把目光轉向了西方，注意到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嚴復重視「民品」、梁啟超呼喚「新民」，就都是在倡導啟蒙。然而，他們既不是清王朝主流當權派，也不屬於儒家正統，更不是太平軍、義和拳的追隨者，他們的主張無法改變歷史的慣性。 早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後，已有國人注意到了西方的先進位度和思想文化，並開始研究介紹。這本來是歷史常識，只是到了後來，1949年以後，嚴復、梁啟超和他們所代表的戊戌維新以及胡適和他所代表的「五四」啟蒙，才都有了階級屬性——封建士大夫和資產階級，都成了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的對立面，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才是這場革命的三大高潮。至於「五四」，則成為上承這三大革命高潮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傳統，下啟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現代史的歷史轉折，新民主主義的開端。二十世紀前半期和後半期，兩種常識、兩種歷史觀，是如此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二 殷海光始終堅持從啟蒙的角度認識和評價「五四」。在前面所引述的那段談論文化衝突的文字後面，他不無感慨地曆數百年間發生的有關重大事件： 自1842年以來，中國陷入一個大動亂時代，這一大動亂之激發的力量，有來自西方文明的，也有來自中國社會結構內部的。1842年的鴉片戰爭、1850年的太平天國之變、1857年和1860年的英法聯軍，震撼這個古老的帝國。跟著這些震撼所做的一連串反應，……短短十年的同治中興夭折了，可貴的戊戌維新胎死腹中，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只換來了一塊招牌，五四運動未曾得到充分發展即告萎縮，北伐戰爭的動力轉變成一個集團私利的工具，抗日戰爭的慘勝只是曇花一現。 這段話里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明確肯定戊戌維新和「五四」啟蒙，並為變法的失敗和啟蒙的艱難而深感遺憾；同時指出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的失敗，實際上就是走回頭路，重建專制獨裁政權，這和他的一貫主張是一致的。他一向質疑激進的暴力革命，主張漸進的改革，重視啟蒙，曾說「革命是社會病態發展的產品」，暴力革命成功後所建立的，必然是專制政權。二是提到了太平天國和同治中興，而且顯然是把前者視為造成動亂的內部原因，把後者視為對前者的反應。「同治中興」包括平定內亂和興辦洋務，代表人物是曾國藩和李鴻章。說「同治中興」「夭折了」，就是既承認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叛亂的成功，又承認李鴻章興辦洋務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失敗。由此看來，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的內憂外患所體現的文化衝突，就不僅僅是簡單的中西二元對立的格局，而是一種遠為複雜的三分格局，即：西方文明——儒家皇權專制主義正統——遊民造反小傳統。曾國藩用《討粵匪檄》動員鼓舞儒生士紳和老實鄉民戰勝醜惡萬狀的太平軍，李鴻章的「中體西用」終於敵不過先進的西方近代文明——既肯定前者又承認後者，所以說是中途「夭折」。 說太平軍「醜惡萬狀」，是馬克思的話，殷海光並沒有提到馬克思，但他們所說的是同一歷史時期的西方和中國，都實事求是，自然會所見略同。他們說的都是發展中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停滯腐朽中的中國宗法農業社會，還有這一停滯社會的病態發展。由此而來的，是三種不同的思想文化：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想文化；中國的以儒學為中心的大傳統；以基本生存需求和叢林法則為中心的小傳統。——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狀況、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價值自然大不相同。「同治中興」的「夭折」，曾國藩、李鴻章和洪秀全們的成敗、功過、是非，都需要從這裡去探究評說。 由此，我聯想到另外兩位歷史人物：蔣介石和毛澤東，他們都曾經是曾國藩的崇拜者，都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仿效曾國藩，各有所得，所得卻大不相同。簡言之，蔣是傾慕其人，繼承其傳統；毛是欣羨其功，佩服其「收拾洪楊一役」的「完美無缺」。蔣介石在曾國藩的時代已經過去近百年的現代中國，依然仿效曾氏恪守儒家經典，而且照搬其《討粵匪檄》的套路對付共產黨。在「剿匪」、「戡亂」的同時，還發動「新生活運動」，撰寫《中國之命運》，號召尊孔讀經，企圖以「四維八德」維繫人心，穩定社會。可是不知為什麼，他竟然忘記了曾國藩那兩項重要的政策：增開科場令儒生入彀，減輕賦稅讓農民還鄉。更奇怪的是，他竟然反其道而行，在抗日戰爭慘勝之後，急急於使用高壓手段，在城市設立「特種刑事法庭」專門對付學生，在鄉鎮設立「師管區」負責抓丁，把知識分子和農民都推向了共產黨一邊。對此，當時就有人感嘆說：國民黨敗局已定！ 毛澤東就高明多了，他不但學曾文正，而且學洪天王，把他們合二為一，兼學並用。他並不在意曾國藩的人品學問，更不信奉孔儒正統，所以既能學洪秀全借洋教造反，更能學曾國藩治兵安民，把這兩招運用得完美無缺——從抗戰開始時創辦「抗大」、「魯藝」，到抗戰結束後大辦「革大」、「軍大」，廣泛吸收知識分子和失學失業青年，讓他們參加革命，有所歸屬。從1927年到1947年，都是土地改革支持了革命戰爭，獲得了土地的農民是懷著復仇和感恩的激情走上戰場的。這兩大人群，猶如巨大的火牛陣，在文武兩條戰線上衝鋒陷陣，所向披靡，這樣善用「兩杆子」——「筆杆子」「槍杆子」，比之於曾文正開科場、減賦稅，毛澤東確實是"出於藍又勝於藍」。拘守舊傳統的蔣介石遇到這樣的對手，焉有不敗之理。 人們常說，「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但中華兩千年恰恰是一部「勝王敗寇」的歷史。劉邦與項羽、曹操與劉備，人們似乎更欽佩劉邦和曹操，對於有「婦人之仁」的項羽和劉備，則主要是同情還有嘲諷。事實上，劉邦和曹操確實比項羽、劉備高明，對後世的影響也更大。 由此，我聯想到有關蔣、毛二公的另一則傳聞：1934年在瑞金，馮雪峰曾談到一個日本人的看法，說在當時的中國，只有兩個人真正懂得中國，就是魯迅和毛澤東，至於蔣介石，他只懂一半，只能算半個懂得中國的人。毛聽了哈哈大笑。這裡只就他提出的魯、毛、蔣的三角格局來看當年的歷史走向，不去具體探究魯迅與毛澤東的關係。因為以往流傳的關於魯、毛關係的傳聞都出自馮雪峰的回憶，而馮雪峰晚年又有完全相反的陳述：在「文革」中，他向牛漢談及魯、毛關係，說二人的思想觀點完全不同乃至相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文學革命的精神也是不同乃至相反的。我相信晚年馮雪峰的說法，因為魯迅和毛澤東的著作擺在那裡，認真讀一讀，稍加比較，區別乃至對立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應該認真對比一下《阿Q正傳》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異同。這裡只說魯、毛、蔣對中國的「真懂」和「半懂」究竟意味著什麼。——用《阿Q正傳》這面中國歷史的鏡子一照，就明白了：蔣介石確實保守，毛澤東確實激進。保守就在於他維護舊傳統，實際上是保護了舉人、秀才、縣令和把總們的既得利益，而忽略了阿Q、小D、王胡們的生計問題；激進即徹底，在當時的中國反對一切富人，掃蕩西方文化和古代文化，以適應阿Q們的需求。魯迅則完全不同，既反對維護舊的大傳統，又反對乞靈於舊的小傳統；他既同情阿Q們的不幸，更深知他們只會破壞，只能走老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即指此而言，所以他是在蔣介石的保守與毛澤東的激進之外，堅決走另一條新路，即「五四」的科學與民主之路。這裡所說的蔣介石、毛澤東、魯迅的思想和道路，他們所代表的正是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文化衝突的三分格局。保守主義的儒家正統；激烈的底層造反傳統；「五四」啟蒙主義新思潮。因為底層造反傳統也打著「五四」的旗號，所以多年來一直把二者混同，把半個多世紀的思想文化衝突看作兩軍對壘的形勢，未能看出「兩個五四」的真相和實質。殷海光對此有生動而準確的描述，勾畫出了「五四」新思潮新文化在大小舊傳統的夾擊之中的困境，他說：有的政治集體極其厭惡五四運動之破壞性的刺激性作用並且對之存有極大的戒心；但是他們卻無法亦不便從正面勾銷或打擊五四運動的「科學」、「民主」和「啟蒙」等有啟發作用的觀念。怎麼辦？他們替五四改裝，他們替五四換上一件緊身衣，使五四運動的影子變得越來越小，以至消失於無形之間。另一種政治集體，是有森嚴的意底牢結，他們實在並不歡迎五四運動的「民主」和「啟蒙」精神，可是他們卻欣賞五四運動的破壞性的副作用的那一面。怎麼辦呢？他們強調五四運動之「反帝」和「反封建」的作用。他們把五四打扮成一個披頭散髮、身穿大紅衣的野姑娘。這就是前面提到的，殷海光所說「五四運動未曾得到充分發展即告萎縮」的原因。直白地說，就是極右勢力的擠壓和極左勢力的誘導，共同促使五四運動中原本就有的非理性過激傾向迅速發展，成為一種影響愈來愈大的社會思潮，日本侵華戰爭大大助長了這一趨勢。原來以思想啟蒙和文學革命為主旨的新文化運動，卻被局限在了教育界學術界，失去了往日的聲華。「五四」的旗幟依然飄揚，上面的「科學與民主」幾個大字已變成了「反帝反封建」；後來的人們只知道「五四青年節」，已不知道「五四文藝節」，更勿論「娜拉出走」、「阿Ｑ革命」究竟何所指了。弄清楚了「兩個五四」的來龍去脈，就可以明白「五四」與「文革」有著怎樣的關係了。至於「五四」是否「徹底」、「全盤」反傳統以致造成了文化斷裂，也可以由此索解，得到澄清。三十幾年前讀《顧准文集》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有殷海光其人，讀了殷海光的著作以後，我就把他們二人連在了一起，常常由此及彼地想到他們的相關見解。他們確實是太相像了：年齡相仿、性格相仿、遭際相仿，特別是他們所最關心的問題、所進行的探索和所得出的結論，有許多相同相通的地方。雖然他們所處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大不相同，所走過的道路也很不相同，但他們都能堅守自己的信念，牢牢地把握自己心目中那個真正「五四」的價值尺度，所以他們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看法才能「所見略同」。顧准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那個「娜拉走後怎樣」的追問。殷海光也有類似的追問：「中國怎麼會弄成今天這個局面？」——他們所問的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當年，殷海光所面對的，是蔣介石敗走台灣後又在那裡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顧准所面對的，是毛澤東進北京後繼續革命，發動一連串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殷海光和顧准分別在海峽兩岸受難，在苦難中苦苦思索，尋求造成「這個局面」的真正原因。他們求索的路徑和得出的結論是相近的：中國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弄成這個局面，是中國自身歷史的必然，是中國本土文化落後僵化和保守性造成的，也是拒絕「五四」精神，不走科學與民主的道路的必然結果。顧準的「娜拉走後怎樣」，就是他探討這些問題的總題目。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這個題目是從魯迅那裡借來的，是借題發揮。事實上，他也是在「用典」——借當年《新青年》倡導「易卜生主義」的往事，以反思歷史，認識現實。1918年，《新青年》雜誌編輯出版「易卜生專號」，發表易卜生的劇作《娜拉》，胡適撰寫《易卜生主義》一文大力推薦，目的在推動正在發展的啟蒙運動。胡適的文章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呼喚青年們重視自我，「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鑄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魯迅的演講與胡適的主張完全一致，借娜拉出走的話題，闡發啟蒙主義的要義。「娜拉走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這並不是魯迅本人的意見，恰恰相反，魯迅是就這一說法提出相反的看法——娜拉出走以後怎樣才能不墮落，不回來，避免悲劇的發生。魯迅說得很清楚：第一他主張娜拉出走去尋求自由；第二告誡她們不要做夢，夢想未來的黃金世界；第三要腳踏實地地堅持長期的韌性戰鬥。魯迅說這些話的時候，娜拉們才剛剛或正準備出走，他的話是設想和忠告，那個「怎樣」含有「將會怎樣」的意思——他是講給正要出走的女學生們聽的。顧准重提這一話題，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間隔了長長的歷史峽谷。魯迅演講的時候和那以後，一個崇拜、模仿易卜生、娜拉的熱潮持續不斷，有創作同類劇作的，如胡適的《終身大事》、歐陽予倩的《潑婦》、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張聞天的《青春的夢》等；有寫同類題材小說的，如魯迅的《傷逝》、茅盾的《虹》、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謝冰瑩的《女兵日記》，巴金的《家》里的覺慧就是一個男性的娜拉。文藝是民族精神的反映，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確曾出現過追求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熱潮，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後來持續不斷地對這些與「個人」「自由」相關的思想的批判清除，就是一種反證，證明西方人文主義思潮在中國確有很大影響，雖然主要是在城市裡。是日本侵華戰爭和後來的內戰打斷了這股潮流。在這個過程中，男女娜拉們各自東西，謝冰瑩和殷海光、丁玲和顧准分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旅程。五十年過去了，他們都老了，謝冰瑩和殷海光離開大陸流落海外，丁玲到過上海、北京，也到過延安，這時到了北大荒。顧準的命運和丁玲相仿，也走過同樣的道路，此刻（1973年）他一再提及「娜拉出走」這一典故，想必是痛定思痛後的覺醒，使他想起了魯迅的那次演講——當年沒有看懂、聽從魯迅的忠告，竟一直在做夢，夢想未來的黃金世界，要在地上建造天堂，以致走到了今天。這時他所面對的，是既成的歷史事實，所以他的這個「怎樣」就不同於魯迅的那種設問語氣，而是一種詰問、反問，或反思、反省——「怎麼會這樣？」——因此，「娜拉走後怎樣」這句話就不僅僅含有「革命勝利以後」和「走向反面」的意思，而是包含有更為豐富深刻的歷史文化內容——主要是「五四」精神、「五四」道路，用以對比、衡量當下的現實與走過的道路。在這裡，「娜拉出走」是一種借喻，既指歷史事件，又是顧准本人的自況。他說得很清楚：馬克思提出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與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的種種；「五四」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所倡導的科學民主，與後來的歷次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愈來愈分歧，愈來愈不一致」，這不就是「墮落」「回來」嗎？！可見，顧準的「娜拉走後怎樣」，王元化擬定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兩個題目都含有「回歸五四」的意思。這裡的「五四」，當然是文化的「五四」，其精神實質，以郁達夫說得最清楚明白：「五四運動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以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從胡適的《易卜生主義》到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到顧準的借題發揮，其要義均在於此：追求自由平等，倡導個性解放。順便說一下，以往誇大魯迅與胡適的分歧，一些人曲解魯迅的那次演講，把「娜拉走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看法栽給魯迅，說是魯迅給正在興起的婦女解放運動潑冷水。事實剛好相反，魯迅是支持並推動當時的婦女解放運動的。而且，魯迅的推崇易卜生比胡適更早，早在十年以前的1907年，他在日本留學時所寫的《文化偏至論》一文里，就盛讚易卜生「瑰才卓識」，是克爾凱郭爾的詮釋者，是和尼采一樣的「個人主義雄傑」。魯迅當時提出的「爭存天下，首在立人」，「若其道術，必尊個性而張精神」，與十年以後胡適在《易卜生主義》一文里提出的思想主張是一致的，都體現了真正的「五四」精神。魯迅的思想後來有發展，卻並非什麼「轉變」，他始終是一個啟蒙主義者。他臨終前寫的那篇痛斥徐懋庸們的萬言書就是明證，證明他並沒有改變這種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立場，他堅決保衛自己的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拒絕做臣民，不肯充當工具。就在寫這封信的同時，還寫了一則雜感：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且介亭雜文末編·半夏小集》）可見，就像那個身穿大紅衣的野姑娘是另一個政治的「五四」一樣，多年來植入人們頭腦中的那個橫眉怒目的戰神，是另一個政治化了的魯迅；有兩個「五四」，也有兩個魯迅，不過那又是另一個話題了。四魯迅和胡適分別從不同方面代表著「五四」精神和「五四」傳統，殷海光和顧准分別以這兩位先驅者的思想主張為準，考察分析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原因。他們是經由不同的道路而走到一起的。殷海光出生於號稱「小五四」的西南聯合大學，所承傳的是以科學與民主為核心的正宗「五四」傳統，他根本不相信顧准為之奮鬥又為之受難的那個「終極目的」，他是從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自身的發展中尋找當下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的。顧準則不同，他既接受了文化的「五四」的啟蒙，又受到政治的「五四」的鼓動，積極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後來，當他歷盡磨難，成了「革命的罪人」，最受孤立卻又眾醉獨醒之際，他環顧周圍，反思歷史，重新對那個「終極目的」進行追究，進而追問中國革命何以至此——怎麼會走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步？《顧准文集》中的《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一文，就是這樣的反思和追問。文章寫於「文革」中，當時全國各地的「造反」和「奪權」，都宣稱是學習《法蘭西內戰》，實踐巴黎公社的原則——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直接民主，建立一元化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顧准就從這裡開始，進行追根究底的考察，先考察巴黎公社直接民主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可行性，再比較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這篇文章共十三節正文、一節補充。前面十一節正文，全部談西方歷史，從希臘、羅馬政制說到近代西方的革命所建立的政權——英美的憲政民主與巴黎公社和蘇維埃政權，它們之間的區別。這中間，他一再聯繫中國的現實，提到1957年上海《文匯報》所起的作用，章乃器在人代大會上的發言，說這都屬於有益的監督，「這樣的監督越多，無法無天的事情愈可以減少」。顯然，他是肯定這種既非直接又不完善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接著，正文最後一節，是專門談論中國問題的，小標題有些突兀：「李自成、洪秀全和1957年」。先談歷史，主要是三點看法：第一，李自成、洪秀全如果造反成功了，必然成為專制帝王，朱元璋就是例證。第二，農民造反，沒有知識分子成不了事，當時的讀書人只知道二十四史、四書五經，只能照搬舊例，漢承秦制，代代相傳。第三，朱元璋、洪秀全都「已經沾到一點西方味兒了」，他們初起時也都有點軍事共產主義的味道，但主要的、骨子裡依然是皇朝舊制。——說到這裡，突然筆鋒一轉，寫下了兩段突兀而令人震撼的文字，全錄如下：所以，「思想要靠灌輸」，一點也不錯。「槍杆子、筆杆子，靠這兩杆子」，一點也不錯。五四的事業要有志之士來繼承。民主，不能靠恩賜，民主是爭來的。要有筆杆子，要有用鮮血做墨水的筆杆子。這些話本身就是蘸著鮮血寫出來的。從字裡行間，我彷彿看到了從譚嗣同到林昭等先驅者的身影。從這裡，我想到了魯迅的《燈下漫筆》。顧准這裡提到的李自成、洪秀全和朱元璋，他們的時代不就是魯迅所說的「欲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嗎？這裡的「五四的事業」，當然是指魯迅所說的開創「第三樣時代」——通過科學民主之路走向現代化，再不做奴隸。值得注意的是，顧准在小標題里寫的不是「五四」而是「１９５７年」，這是為什麼？我以為他是在釐清歷史聯繫和社會思潮的關係：在西方（包括蘇俄），一條是從希臘民主到英美的憲政民主和自由主義思潮；一條是從希臘民主中經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及其社會主義思潮。而在中國，這二者就發展成為「兩個五四」——前者從戊戌維新到1915年開始的「五四」啟蒙，再到1957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為文化的「五四」；後者從1917年傳到中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經過「一二·九」和抗日戰爭，一直到1957年的反右運動，又到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是為政治的「五四」。這中間，1957年是個大關口，歷史大轉折；在那以前，兩個「五四」之間有異有同，時分時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共同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專制和復古倒退。1957年夏天風雲突變，「百家爭鳴」一下子變成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家」的生死鬥爭，顧准提到的《文匯報》的輿論監督和章乃器的問政，都成了「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至此，文化的「五四」正式被劃入另冊，與之有關的許多人，包括大批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也都入了另冊；許多人和顧准一樣，當時並不知道有兩個「五四」。從那以後，文化的「五四」——啟蒙主義新文化就成了「潛在文化」而消失，直到改革開放時期才回歸。五 殷海光沒有經歷過「文革」，但他的許多看法都可以與顧準的上述看法相印證。1949年6月，他跟隨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居留香港期間，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的前途》的長文，同時批評國、共兩黨：批評國民黨勾結豪門官僚地主豪紳，弄得政治腐敗，民不聊生，遲滯了中國社會改革的正常進行；批評中共「效顰蘇俄」，實行極權主義。他認為那場戰爭具有農民暴動的性質，是中國歷史中「潛藏的宿疾」的大爆發。這些看法的客觀、準確，正可與顧准關於「文革」來源的看法相印證。十幾年以後，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里分析義和團的性質，進一步談到「中國歷史中潛藏的宿疾」問題。他是從文化衝突的角度談這一問題的，其中說到那種在外來文化挑戰下表面臣服，暗地裡抵制並向後倒退的傾向和運動，說「原有文化在外力——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壓力之下，即令表面上看來是臣服了，可是，在實際上於其文化的潛力里也許滋生文化的"地下活動』。這種地下活動與"小傳統』互相表裡助長而不可分。近代中國政治性的群眾運動常與"江湖』或"下層社會』發生某種聯繫。這種活動蘊育既久，可能爆發而為排外運動」。他以1841年的三元里事件和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為例，說這種運動往往具有狂熱的宗教形式，甚至引起暴亂。他還特別提到，在這樣的運動中，可能出現奇里斯瑪式的意志剛強的領導人物、民族救主。「奇里斯瑪（charisma）」，是韋伯所說的「個人魅力型」統治者，指具有神聖天賦和非凡魅力，被群眾擁戴崇拜的領袖人物。正如顧准所說，聲稱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實際上後人知道的只是劉邦、項羽、陳勝、吳廣以及李自成、洪秀全這樣的梟雄。 對照殷海光和顧準的上述看法，其共同之處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理性、超越、冷靜、客觀，從人類文明和人性的高度考察歷史，關照現實，為百年來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苦難究由何來而苦苦求索。顧准擺脫了民粹主義的束縛，殷海光則根本不信那種必須從一定的立場觀點和感情出發的意圖倫理。他們認為，百年來的屈辱和苦難都與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有關，而這些傳統就活在我們身上，所以啟蒙運動依然是當務之急。為此，他們堅持「五四」傳統，闡揚科學與民主的真諦，同時揭露那些曲解「五四」精神，在民族主義（三民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名義下閹割掉啟蒙精神的倒退逆流。殷海光在台灣抵制「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顧准在北京為「文革」尋根探源，殊途同歸地揭示反「五四」、反文明的實質。 1959年五四運動四十周年之際，殷海光為《自由中國》雜誌寫了一篇社論：《展開啟蒙運動》。文章一開始就指明，五四運動的「動理」是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進行程序首先是「啟蒙」。啟蒙工作的目標有二：「在一方面是回顧舊的，在另一方面是援引新的。這一顧舊引新的工作，在使中國從他自己的中古階段蛻變出來，步入近代和現代。」他說，新文化運動的開路先鋒們發動啟蒙運動，「尋求並提出老大古國起死回生的靈藥——科學與民主」，「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空前的大醒覺」。最後，他確信不疑地指出：「中國的問題，既非靠復古神話所能解決，更非靠暴力與"革命』這類方式所能解決；在一個長遠歷程中，我們能夠藉著啟蒙運動為中國開啟一條有希望的道路。」 好一個「顧舊引新」！好一個「從中古向現代的蛻變」！百年中國歷史的樞紐就在這裡。 五十年過去了，不能不佩服殷海光的遠見卓識——1949年，他斷言蘇聯如不改弦更張，日後必將自行解體；十年後，他又這樣推斷中國未來的道路。歷史本身已經為殷海光打了滿分，我們應該做的，主要是去正視、咀嚼、理解這一切，沿著這條路繼續前進，再不要走回頭路——彎路、反覆已經夠多了。現在我們正在走的這條路，不正是改革開放即「顧舊引新」之路嗎？遙想三十年前，如不是那場思想解放運動衝破了堅冰，打開了局面，能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嗎？當年在「撥亂反正」的熱潮中，曾有人提出過「正本清源」的口號，不知為什麼很快就不再提了。三十年來道路艱辛，迂迴、挫折、失誤，大都與未能正本清源有關。歷史就是如此弔詭，早早安排了兩位孤獨的旅人，分別在海峽兩岸為這個老大古國結算百年陳賬。讀著他們的著作，我看到了前人沒有談論過的三條歷史線索，而且都是一波三折。這就是以上殷海光所說的「復古神話」、「暴力革命」、「顧舊引新」即「改革開放」這三條路。本文所議，全都由此而來。 最後，我想借用殷海光自己的話，來結束這篇漫筆式的札記。殷海光在慶祝胡適六十五歲誕辰的時候，寫了一篇題為《胡適思想與中國前途》的文章，在這裡，「胡適思想」可與「五四精神」、「啟蒙主義」互訓，因為他把胡適看做是「五四」的代表或象徵，說「胡適是一個十足的啟蒙主義者」。在文章的結尾處，他宣稱： 作者不是預言家，作者的思想方式也不助長我做預言家。現在的問題，並非「胡適思想」將來在中國是否會普及的問題，而是：必須「胡適思想」在中國普及，中國人才有辦法，中國人才能坦坦蕩蕩地活下去，中國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感情的發泄，就是歷史的浪費。一個國邦，豈能長期在情感的發泄和歷史的浪費之中存在下去？ 作者提出這個問題，要求重理智的人士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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