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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歐困境看中國模式

張維為

1987年10月，東歐和蘇聯的動蕩已經初現，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來華訪問，鄧小平與他會晤，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不要丟掉自己制度的優越性。我想卡達爾本人是贊成鄧小平觀點的，但他黨內的同事與他意見迥異，主張在匈牙利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室」。結果就有了後來的政治和經濟的「兩個激進」療法，即政治上激進轉型，由原來的共產黨體制迅速轉變為西方式的多黨制；經濟上採用激進的「休克療法」，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迅速地轉向私有化、市場化。

20年過去了，匈牙利的情況怎麼樣呢？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調，結果是：62%的匈牙利人認為現在的生活不如20年前的卡達爾時期；只有14%的人認為現在是「最幸福的時期」，而60%的人認為卡達爾時期是「最幸福的時期」。我1989年訪問過匈牙利，20年後的2008年夏天又去了一次，可以印證這個民調。

根據歐洲權威民調機構Eurobarameter 2008年初公布的調查結果。加入歐盟的6個東歐國家中，人民對政府信任度最高為21%，大部分低於20%，這個調查還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做的。東歐20年劇變，一路走來，很不順利。我不能說大部分東歐人都想回到過去那個時代，那個時代也有很多問題，更何況世界上願意自己國家歷史倒退20年的人恐怕總是少數，非洲的索馬利亞大概是個例外。但我可以說，如果東歐人民有機會重新選擇變革的話，大部分人絕不會選擇這種「兩個激進」的變革方法，而會選擇更為溫和理性的改革，因為東歐普通百姓為激進變革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

「兩個激進」的核心是一個夢：只要進行激進的政治和經濟變革，這些國家就能很快成為發達國家，但結果是政治激進帶來了政治參與爆炸和持續動蕩混亂，一個新體制從建立到良好運作絕非容易，而「休克療法」則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有時高達2000%以上，失業人數劇增，對一些國家的傷害絕不亞於一場浩劫，很多國家一時出現了既無政府干預、又無市場制度的狀況，為一小部分人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提供了機會，使不少國家的腐敗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此外，經過「兩個激進」的變革之後，東歐全都變成了高度依賴西方的經濟體，包括銀行在內的經濟命脈幾乎全被西方公司掌控，這次金融海嘯使絕大多數東歐國家的境況雪上加霜。

其實，鄧小平當初對卡達爾講的三條意見，就是對中國模式總體思路的一個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在這「三不」的基礎上大膽探索體制創新，中國大膽學習和借鑒別人的一切長處，同時也發揮自己的優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1979年以來，中國的GDP已增加18倍，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8000多億美元外資投資在中國，中國成了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對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2%左右，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美國前財長、著名經濟學家薩默斯做了估算：如果說英國工業革命期間，一個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已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話，那麼在中國當今這場現代化大潮中，一個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內可翻7倍。

在應對席捲世界的金融海嘯中，中國又展現了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使中國經濟率先初步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難怪美國金融家索羅斯最近多次感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這場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為什麼中國能夠成為最大受益者？我認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通過自己的大膽探索和試驗，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有效的發展模式。

這個模式有以下一些特點：

第一、有「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

主義，不斷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推動大膽而又慎重的制度創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再推廣。

第二、有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比較強勢的政府，能夠制定和執行符合自己民族長遠利益的戰略和政策。

第三、較好地處理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係。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從而實現了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長時期的、大跨度的全面發展。

第四、堅持「民生為大」的理念，集中關注民生，處理人民最迫切的需求，特別是消除貧困，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質。據聯合國的統計，過去20年中，中國脫貧的人數佔世界脫貧人數的70%。

第五、拒絕「休克療法」，推動漸進改革。不是放棄現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爐灶，而是儘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制來運作，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制本身，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

第六、確立了比較正確的優先順序。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續漸進、分輕重緩急，通過漸進積累而完成改革。

第七、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發揮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也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

第八、全方位地對外開放，在國際競爭中改進自己，發展自己，並有選擇地適應外部世界，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經驗，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

中國模式本身還在發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非認真解決不可。例如，我們的政府干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發育不足；我們政治改革相對滯後，導致某些行業的壟斷和尋租腐敗；我們的貧富差距問題、生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都引起許多不滿。但是只要我們頭腦清醒、意志堅定、集思廣益，這些問題最終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甚至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發展的良機。

有人認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存在的問題，這是一廂情願。發展中國家採用蘇聯模式的沒有成功，採用西方模式的也沒有成功，既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也解決不了現代化問題。以反腐敗為例，從研究腐敗問題的最權威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的歷年報告來看，從我自己的實地觀察來看，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如印度、菲律賓、泰國、孟加拉、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烏克蘭、俄羅斯等這些與中國比較可比的國家，腐敗問題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腐敗到骨子裡的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其實原因並不複雜：在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腐敗分子可以打著民主的旗幟，通過賄選或民粹主義獲得實權，從而為自己的腐敗找到合法的保護傘。而像俄羅斯和烏克蘭這樣的轉型國家，劇烈的政治動蕩先後導致了一段時間內政府的全面失控和癱瘓，結果腐敗就變得一發而不可收。

亞洲「四小龍」中，韓國和台灣地區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也採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敗卻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倒是沒有採用西方政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成為亞洲反腐敗最成功的地方，他們的辦法就是建立法治社會、構建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機制，其經驗值得中國認真借鑒。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模式是一種成長中的模式，也就是說，這個模式雖有缺點，有些還相當嚴重，但它比其它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發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別是你把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與那些執行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的國家相比：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一個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公共開支，結果導致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危機惡化。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第三次「浩劫」（前兩次是13世紀蒙古鐵騎的入侵和二次大戰中德國納粹的入侵）。「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不管條件成熟與否，都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結果引來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後來的阿根廷金融危機，不少國家的經濟倒退20年，美國今天也嘗到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給他自己帶來的災難。回想起來，如果中國沒有自己的主心骨，未能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而攤上了這些餿主意中的任何一個，後果將不堪設想，今天想起來都有點令人後怕。

中國模式既是政治的、又是經濟的和文化的，也就是說你可以從這三個角度中的任何一個角度來探討中國模式，也可以把三者綜合起來進行探討。從政治角度來看，中國模式最大政治特點就是有一個致力於現代化、致力於改善民生的強勢政府。從經濟角度來看，我們採用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動了大量的體制改革和創新。比方說，我們在土地問題上沒有像西方那樣搞完全的私有化，而是把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結果卻形成了世界上發展最快的也是最大的房地產市場，並很快建成了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網，質量還比美國的好，覆蓋全國大部地區的高速鐵路網也將於十年後建成。

從文化角度來看，中國模式所有特點的背後都有中國文化底蘊的支撐，比方說，中國人講「和諧中道」，講「國泰民安」，這些價值觀都在中國模式中得到了體現。我們注重民生，把消除貧困放在第一位，這與我們「悠悠萬事 民生為大」的傳統理念有關。再比如，在世界所有文化中，中國人大概是最講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的。中國人認為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要統籌思考，標本兼治。中國模式中做事情講究輕重緩急、講究先易後難，背後就是這種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

中國模式是源於中國自己的傳統並汲取百家之長而形成的，也是在大規模國際互動與競爭的過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充滿了生命力和競爭力。中國模式的具體做法在世界上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但其背後的一些理念，如「實事求是」、「民生為大」、「和諧中道」、「整體思維」等對世界很多國家都會有啟迪，對解決許多世界性的問題都會有幫助。中國模式的底氣來自中國過去數十年所取得的驚人進步，來自於國人對自己取得成就的自豪和對國家前途的樂觀，也來自於這個模式背後的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底蘊。中國模式在全球的影響力一定會隨著中國的崛起而進一步擴大，並為國際社會解決各種世界性的棘手問題提供新的思維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