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文化的尷尬

文化的尷尬——重讀《白鹿原》

南帆

　一《白鹿原》的巨大聲望周圍，異議始終存在。褒貶毀譽的分歧迄今仍在持續。有趣的是，人們時常可以從諸多肯定和讚譽之中讀到這種形容：這是一部大書，份量非凡，具有史詩的品格，如此等等。這種感覺從何而來？追溯這個問題的時候，人們不由地聯想到題寫在《白鹿原》扉頁上的一句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這似乎是小說價值的證明。許多人的辭彙庫中，再也沒有什麼比「歷史」和「民族」更為重要的了。相當長的時間裡，歷史成為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的主宰。歷史是正統，是典範，小說僅僅是一種附庸，承擔拾遺補闕的功能。小說的生動有趣並不能改變「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卑下身份。文學的獨立意義得到認可之前，小說始終必須為虛構而羞愧。人們彷彿覺得，只有在歷史的庇蔭之下，小說才可能心安理得地生產各種故事，推出一個又一個英雄。歷代統治階級對於修史的高度重視表明，歷史擁有非凡的意義。所以，儘管歷史的記載可能大幅度地壓抑作家的活躍想像，小說還是從歷史之中承襲了特殊的份量。長篇小說所贏得的至高榮譽就是「史詩」的稱號。史詩是文學與歷史的結合。史詩之中，神或者英雄背後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命運，氣勢磅礴的史詩風格象徵了洶湧無盡的歷史洪流。雖然《白鹿原》僅僅敘述了兩個家族的起伏沉浮，但是，白鹿兩家幾代人的命運深深地捲入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上演一幕幕背景深遠的悲劇和喜劇。所以，人們更多地讀到的是風雲際會，而不是兒女情長。壯觀的歷史波瀾撼人心魄，這就是史詩的宏大敘事。一部史詩式的長篇小說之中，民族的命運時常是一個無可逃避的主題。當然，這個主題遠在《白鹿原》之前開始。一百多年的時間裡，眾多志士仁人不得不在帝國主義的炮口之下痛苦地思考民族的未來。如果說，經濟與軍事的自強從未引起異議，那麼，傳統文化與民族的興衰存亡隱含了種種矛盾和悖論。五四時期，引入西方文化曾經被視為振興民族的重要策略，一批五四新文化主將競相向腐朽的傳統文化表示了決絕的姿態。打倒孔家店是一個一呼百應的口號。儘管如此，從那個時候開始，這種顧慮始終縈繞不去：西方文化的全面覆蓋會不會危及民族的生存？無論如何界定「民族」這個概念，文化傳統始終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另一個民族的標誌。「傳統」和「民族」的分裂會帶來什麼，這是「現代性」所無法釋懷的疑慮。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後，這種疑慮捲入了更為複雜的歷史形勢，激進的革命話語聲勢浩大，民族問題退到了階級問題的背後，民族必須烙上階級的印章才能通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剝削、壓迫、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諸如此類的概念不僅導致傳統文化的式微，同時還有效地阻止了西方文化的瀰漫。馬克思主義學說之外，多數西方文化均被劃入「資產階級」範疇予以拋棄。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直至又一個開放的時代來臨。然而，多少有些意外的是，開放帶來的並不是激動的擁抱，也沒有溫情脈脈的邀請。人們驚異地發現，進入全球體系的方式是無情的競爭。強勢的西方文化業已佔據了居高臨下的競爭位置，這是全球化語境事先認定的文化構圖。文學迅速地察覺到文化領域的不平等，「尋根文學」無疑是維護文化身份的一次漂亮的努力。現在看來，「尋根文學」隱含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秘密轉換：革命話語以及階級範疇喪失了昔日的理論火力之後，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開始成為狙擊西方文化的橋頭堡。如今，這個文學運動僅僅殘存一些餘波微瀾，但是，許多作家的觀念之中，民族的歷史和傳統業已成為不可放棄的文化維度。這是全球文化競爭的必然結局，也是文學放棄了「階級」主題之後轉向的另一個豐富的想像資源。當然，返顧歷史和傳統的時候，作家分散到了各個角落：莫言的《紅高粱》嚮往「我爺爺」、「我奶奶」的血性、剛烈和自由自在；阿城的《棋王》既有世俗的飲食男女，又有庄禪之道的自然無為；王安憶的《小鮑庄》試圖涉及隱藏在村夫野老身上「仁義」的天性；還有許多作家熱衷於在龐雜的宮廷文化之中搜索帝王家族的秘密，或者利用江湖文化構思神奇的武俠故事。《白鹿原》力圖從文化與歷史演變的關係上介入這個問題——《白鹿原》力圖表明，儒家文化不僅是歷史上一個遙遠的傳統；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傳統還活在今天，而且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這部小說是從一個鄉土氣十足的羅曼史開始的：白嘉軒不屈不撓地娶了七房女人。白鹿的傳說，移墳，修祠堂，書院和一本正經的聖人朱先生，「耕讀傳家」的匾額——這種鄉土氣瀰漫在小說的前半部，甚至產生了一種迷惑，以至於人們遲遲察覺不到隱藏在《白鹿原》背後的歷史高度。或許人們應當說，這就是《白鹿原》竭力要說出的事實：儒家文化不僅是一批經典，並且還是鄉土生活的日常哲學。白鹿原上白家與鹿家的故事反覆證明，無視儒家傳統訓誡的人不可能修成正果，雞鳴狗盜之徒怎麼也成不了大器。飽讀儒家經典的朱先生對於天下大勢做出了高瞻遠矚的預言，聖人任何時候都將走在歷史的前面。總之，貿然地宣稱儒家文化已經過時肯定是一種歷史的短視。顯然，這種主題再度維護了傳統文化的威信。歷史從一批時髦的現代辭彙之中拉了出來，重新回到了儒家文化的範疇之中。雖然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孔孟之道的討伐銳不可當，但是，儒家文化仍然作為一種文化無意識頑強地存在。無論是「耕讀傳家」的祖訓還是銘刻在祠堂牆上的「鄉約」，人們立即會察覺到一種久違的熟悉。然而，這種主題是否可信？不可否認，儒家文化提供了一整套異於西方文化的範疇，尤其是與西方文化之中的個人主義話語格格不入。可是，人們不得不懷疑的是，儒家文化與現代性話語可能存在的深刻矛盾。歷史的腳步有沒有可能從現代性的門檻上縮回去？儒家文化有沒有能力評價乃至主宰近現代歷史？《白鹿原》似乎無法解除這些質疑。毋庸置疑，陳忠實對於儒家文化信心十足。然而，對於文學說來，僅有信念是不夠的。信念與經驗的分裂時常在文本之中形成致命的傷口。這個意義上，《白鹿原》的文本特徵即是深刻矛盾的表徵。《白鹿原》的文本分析表明，敘事結構的脫節恰恰源於儒家文化與現代社會的脫節。　　二我曾經在《姓·性·政治》一文之中指出，《白鹿原》內部包含了三種勢力：宗法家族的勢力，叛逆者的勢力，政治勢力——這三者簡稱為「姓」、「性」、「政治」。令人遺憾的是，這三者在情節的意義上並不平衡：一旦重新將《白鹿原》回想一遍，我們就會發現，政治勢力這支線索與其他兩支線索之間出現了遊離與脫節。如果說宗法家族權威與叛逆者之間的搏鬥形成白鹿原上一系列戲劇性故事，那麼，政治勢力與這兩者卻沒有一座相互銜接的情節拱橋。這兩批人物所以撮合在一起，更多是由於時間、空間或者血緣關係——他們之間並未通過真正的性格衝突聯繫起來。我們甚至可以設想，即使將政治勢力線索這條線索上的故事抽掉，小說的完整性並未受到明顯的損害。這恰好從反面證明，《白鹿原》的敘事話語出現了破裂。（註：南帆：《姓·性·政治》，《文本生產與意識形態》，第136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文學史的回溯可以發現，《白鹿原》對於革命運動的描寫與《青春之歌》、《紅旗語》或者《紅岩》大同小異。地下活動、學生運動、接頭、策反、叛變與盯梢、包圍與突圍——這些片斷無不似曾相識。更為刺眼的是，這些片斷顯得凌亂破碎。鹿兆鵬時隱時現，縣長換了一任又一任，種種小規模的戰事此起彼伏，軍閥走馬燈似地往來——這些片斷無法組織在一個清晰的因果網路之中。如果沒有教科書的輔助，人們很難從這些片斷背後察覺歷史事件的脈絡。相對於白、鹿家族內部的故事，這些片斷彷彿是一些外圍的資料，沒有來龍去脈，也沒有從開端發展到高潮的情節能量。《白鹿原》的敘事特徵似乎表明，作家的視域範圍僅僅局限於白鹿原內部。這個視域由儒家文化統轄。一整套儒家文化的觀念負責解釋、評價白鹿原上的各種故事，然而，一旦這些故事的尾巴拖到了白鹿原之外，這一套觀念立即就喪失了解釋能力而顯得不知所措。很大程度上，可以將「現代性」視為一條邊界——儒家文化無法有效地進入現代社會。白鹿原彷彿是歷史邊緣的一個角落，暫時遊離於現代性話語的覆蓋區域。儒家文化的統治表明，這時的白鹿原還沒有接受「現代性」的改造，這個區域仍然與現代歷史格格不入。朱先生是正統的儒家弟子，因此也是白鹿原上的聖人。他在評價白鹿原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拉鋸戰時使用了一個著名的比喻：鏊子。鏊子是烙大餅的工具，一邊烙焦了翻過來再烙另一邊。如果將漫長的國共之爭形容為翻來覆去的折騰，顯然是抽掉了具體的歷史內容。國民黨和共產黨各自擁有特定的政治主張，雙方都曾經為不同的歷史圖景浴血奮戰，共產黨全面地奪取政權終於為這個歷史段落划上了句號。然而，在朱先生眼裡，勢不兩立的雙方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我觀『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大同小異，一家主張『天下為公』，一家昌揚『天下為共』，既然兩家都以救國扶民為宗旨，合起來不就是『天下來公共』嗎？為啥合不到一塊反倒弄得自相殘殺？」無論朱先生概括得如何，這肯定是一種局外人的目光。如果說，激烈而複雜的國共之爭是現代史上最有份量的一幕，那麼，朱先生的儒家文化根本沒有進入情節，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相互衝突的平台上，儒家的「修齊治平」找不到發言的席位。這個意義上，朱先生的視域是超然的，同時也是冷漠和抽象的。站在這種超然的抽象高度，人們甚至可以將全部歷史形容為「鏊子」——即使在儒家文化的鼎盛時期。當然，所有的懷疑都無法否認儒家文化治理白鹿村的效力。族長、祠堂、鄉約形成的理念和制度保證了白鹿村秩序井然，甚至文質彬彬。但是，對於白鹿村之外的世界，儒家文化能夠做些什麼？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以及政治和經濟體系擁有迥然相異的運行軌跡，儒家文化所提供的理想和管理技術已經遠遠不夠用了。《白鹿原》之中，白嘉軒僅有一次成功地運用儒家文化的思想資源對付村子之外的陌生世界——「交農事件」。面對縣長分派的「印章稅」，白嘉軒決定率眾抵制。他的最後一絲猶豫是在與私塾先生對話之中打消的。在私塾先生的啟示之下，白嘉軒在儒家的「忠」、「孝」的觀念中找到了自己行為的依據：……白嘉軒接著說：「你是個知書識禮的讀書人，你說，這樣弄算不算犯上作亂？算不算不忠不孝？」「不算！」徐先生回答，「對明君要尊，對昏君要反；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私塾先生用「苛政猛於虎」作為「雞毛傳帖」的第一句話，這種源遠流長的號召深入人心。然而，白鹿村愈來愈多地接觸外部世界，儒家文化的聲音愈來愈微弱。白嘉軒不明白堂堂的縣長為什麼不穿七品官服而願意披一件「猴里猴氣」的制服，更不明白白靈靈為什麼被自己的戰友活埋，或者白孝文為什麼陷害改邪歸正的黑娃；朱先生也不明白報紙傳媒所製造的現代政治和軍隊內部派系的勾心鬥角，他與七個老先生奔赴抗日疆場的慷慨激昂最終成了一個無法兌現的空洞姿態。至於白、鹿兩家子弟之間悲歡離合的原因遠遠超出了儒家文化的仁義道德。的確，這是一個無情的事實：現代社會的崛起也就是儒家文化漸行漸遠的歷史。三綱五常或者克己復禮逐漸成為懷舊的談資，這些範疇愈來愈少地進入現今的歷史敘事。儘管如此，《白鹿原》並沒有給這個無情的事實敞開足夠的空間。這部小說的敘事聚焦顯然是白嘉軒。這個拄著拐杖的老族長終於艱難地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和道德：耿直而古板，坦蕩磊落而保守迂呆。然而，這僅僅是一幅檔案鑒定式的靜態肖像。《白鹿原》的全部故事表明，歷史給予白嘉軒的活動範圍愈縮愈小，最終只能局限於白鹿村，從而定格為一個不合時宜的鄉村遺老。　　三白鹿村內部，白嘉軒是當之無愧的統治者。從祭拜祖宗、管教子弟到修建祠堂、訂立鄉約，白鹿村的各個方面治理得井井有條。毫無疑問，儒家文化的三綱五常是白嘉軒遵循的人生綱領。在他那裡，儒家文化不是深奧的典籍，也不是空洞的高頭講章，儒家文化是一種樸素的為人之道，一種日常的修養。更為通俗地說，儒家文化的意義就是「學為好人」。因此，以身作則、率先垂範是白嘉軒的享有威信的基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個階梯式的遞進。朱先生解釋說：「讀書原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無一不是盜名欺世」。所以，即使在治理一個小村莊的時候，內聖外王的古訓也得到了證明。與《紅旗譜》、《暴風驟雨》或者《古船》不同，人們沒有在白鹿村看到嚴重的階級對立，匆匆掠過的革命風暴也沒有徹底摧毀種種既定的陳規。白鹿村村民的經濟地位十分懸殊。白、鹿兩家擁有大片土地，其他人多半靠扛活打工維持生活。荒年歉收，當然是那些窮人首當其衝。然而，無論什麼時候，窮人與富人都各安天命，因為財富不均而發生的大規模衝突十分罕見。換一句話說，白鹿村的階級劃分僅僅是經濟學的描述而沒有政治意義。作為窮人與富人和睦相處的標本，《白鹿原》反覆描寫白嘉軒與鹿三之間融洽的主僕關係。鹿三是由白嘉軒的父親白秉德老漢僱用，主僕之間的交誼這時已經奠定。白嘉軒與鹿三親如手足，這個長工如同一個家庭成員。因為乾旱田裡沒有農活，鹿三不願意白吃主人的口糧打算辭工回家，白嘉軒冷下臉說：「三哥你聽著，從今往後你再甭提這個話。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萬一有一天斷頓了揭不開鍋了，咱兄弟們出門要飯搭個伙結個伴兒……」白嘉軒的心目中，財富的懸殊並不能破壞二人的深厚交誼。他甚至當面交代兩個兒子：下一代人必須始終善待鹿三。鹿三——「這個白鹿原上最好的長工」——是古典文學之中「義僕」形象的持續。他一生的心愿就是自尊自信：盡心盡意地為主人打工，堂堂正正地掙回糧食和棉花。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鹿三從來沒有意識到「剝削」或者「壓迫」，更不可能從理論上追究財富積累的不平等歷史。顯然，白嘉軒與鹿三的主僕關係始終維持在某種超階級的良知之上。可悲而又必然的是，這種良知毀於他們的下一代手中。當然，下一代人的關係仍然是對於正統階級理論的悖反。經濟地位的差異並不能說明白孝文、黑娃或者鹿兆鵬、鹿兆海、白靈靈之間的恩怨情仇。當然，白鹿村仍然存在種種社會矛盾。賭博，抽大煙，買賣糾紛，土匪的洗劫或者神秘的白狼進犯，族長有責任料理一切難堪的局面——包括白家捲入的糾葛。白嘉軒的基本策略是秉公執事，「以德報怨以正祛邪」。歸還李家寡婦的田地，代人受過吊杆子，罷免白孝文的族長，白嘉軒治理白鹿村的能力一天比一天成熟，得到了愈來愈廣泛的擁戴。儘管如此，白嘉軒始終意識到一個強大的對手——力比多。接照精神分析學的描述，禁錮在人們無意識之中的性本能沸騰不已；這些力比多隨時可能衝決理性的防線奪路而出，進而摧毀現實秩序。很大程度上，儒家文化的「修身」即是壓抑慾望，封鎖力比多的出口。白嘉軒時常用沉重的體力活計磨礪兒子們的張狂本性，敦厚、穩重、少年老成、訥於言而敏於行都是捂滅內心火焰的有效訓練。儘管如此，白嘉軒的部署還是被田小娥——一個外來的妖嬈女子——打亂了。田小娥是白鹿原的一個尤物。她用一副溫熱光潔的軀體擾亂了家族與階級之間的所有譜系，白鹿村的幾個男性頭面人物輕而易舉地被拉下水。田小娥曾經是郭舉人的小妾。她引誘了當長工的黑娃，最終與黑娃落戶在白鹿村邊的一口窯洞里。黑娃與郭舉人的關係無法成為鹿三與白嘉軒關係的翻版，田小娥顯然是罪魁禍首。畸形的性別關係終於釀成了階級對立，「萬惡淫為首」的格言又一次得到了證明。對於儒家文化的道德綱紀，性本能不啻於洪水猛獸。即使死在鹿三的鋒利梭鏢之下，田小娥仍然陰魂不散——她的亡靈召來了瘟疫殘酷地將白鹿原變成了一個大墳場。「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儒家文化對於女性的輕視是《白鹿原》始終不肯放棄的一個觀念。朱白氏、鹿惠氏或者白趙氏這些稱謂已經顯示了女性的輕賤地位。從朱先生到白嘉軒，女性的意義無非是相夫教子。朱先生看中了朱白氏的原因是：「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上猝然死亡，這個女人完全能夠持節守志，撐立門戶，撫養兒女……」白嘉軒傾家蕩產地不斷續弦無非是避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黑娃的第二個妻子溫柔莊重，剛柔相濟，而且知道用「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聖人之言勸誡丈夫，這才像秀才女兒擁有的儒家風範。至於姣好嫵媚的田小娥肯定是惹是生非的禍水，無論是朱先生、白嘉軒還是鹿三都一口一個「婊子」的詈罵。對於白嘉軒說來，治理白鹿村的成敗在於平定田小娥所製造的性別騷亂。這種女人輪不到享受他的「以德報怨」。白嘉軒可以和村民一起到關帝廟祈雨而決不允許給田小娥的亡靈修廟祛除瘟疫——屈服於女人無疑是一輩子洗不清的奇恥大辱。製造一座六棱磚塔鎮在田小娥死去的窯洞之上，這種陽具式的象徵物喻示了朱先生和白嘉軒對於女性居高臨下的強硬姿態。從家規、祠堂、鄉約到以德報怨的策略，白嘉軒治理的有效半徑究竟多大？換言之，離開白鹿村之後，白嘉軒還能走多遠？如果說，白嘉軒在剷除田小娥的戰役之中胸有成竹，甚至力挽狂瀾，那麼，他對於白、鹿兩家生活在城市的下一代懵然無知。現代社會推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法律觀念，傳統的良知以及道德維持的社會關係再也支撐不下去了。白嘉軒無法解釋，三民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為什麼具有超出家規、鄉約以及儒家先哲訓示的巨大力量，以至於鹿兆鵬、白靈靈、鹿兆海這些下一代的子弟願意為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背井離鄉，甚至拋棄生命。現代社會是一個什麼魔鬼，竟然能夠支使那麼多無君無父的傢伙遠離土地，依靠花言巧語或者舞槍弄棒討活？白嘉軒百思不解。白孝文槍斃了黑娃之後的一個月，白嘉軒架上一副眼鏡回到白鹿村，平和的神情顯出了一副哲人氣度。他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拉著黃牛到坡上放青。這時，他肯定已經不打算弄清如此深奧的問題了。　　四「耕讀傳家」是白嘉軒奉行不渝的格言。農耕社會，種田與讀書代表了兩種最為基本的活動。種田表明了人與土地的聯繫，讀書意味了儒家文化的教化。物質與精神，世俗與超越，二者的平衡製造了一種穩定的結構。然而，這句格言之中，「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範疇。「家」與「國」相對。抽象的「國」之下即是形象的「家」，「治國」與「齊家」相提並論，並且是「齊家」的延伸。現代社會對於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分割形成之前，二者之間存在共同的結構。黨派、階級、民族只能在現代社會演變為控制政治運作的團體和組織，「家」是農耕社會最為穩定的聯盟單位。「家」的範疇——包括家族、姓氏以及姻親關係——包含了巨大的動員能力。「打虎必須親兄弟，上陣還是父子兵」，這些俗諺表明了人們對於家族聯盟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家」是經濟乃至政治利益的共同體，家族或者親戚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例子屢見不鮮。這個意義上，儒家文化的孝悌觀念以及「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規定均是維持家族穩定的意識形態。《白鹿原》之中，爭奪白鹿村統治權的不是階級理論描述的「地主」與「貧農」，而是白、鹿兩個家族。換一句話說，家族之爭遠比階級搏鬥重要。這說明了白嘉軒為什麼花費如此之大的精力治家。他對於兒子嚴格管教，從來沒有因為家境富庶而有所嬌寵。一旦白孝文觸犯家規，白嘉軒當機立斷地分家，決不肯姑息養奸。白嘉軒認為，白家的興旺得益於先人所創造的族規綱紀，尤其是一個祖先的木匣子典故。在他看來，家風門風至關重要。白家之所以牢固地佔據了族長的位置，鹿家的人之所以屢屢身敗名裂，一切都源於家風：「家風不正，教子不嚴，是白鹿家族裡鹿氏這一股兒的根深蒂固的弱點」。鹿氏賴以發家的祖先是一個廚師，他靠出賣男色學到廚藝——因此，他的後代不可能從性格中抹掉低賤的本性。白嘉軒的意識中不存在黨派、階級這些概念，他不可能從革命和戰爭所形成的歷史風雲之中解釋鹿家的遭遇。這個意義上，白嘉軒的見識遠不如鹿家的人。鹿子霖、鹿兆鵬、鹿兆海父子三人分別參加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治角逐。儘管兄弟反目，父子陌路，但是，他們至少和現代歷史打過交道。相反，白嘉軒一輩子的最大舞台僅僅是祠堂。用鹿子霖嘲諷的話說，「過來過去就是在祠堂里弄事！」這不奇怪。祠堂供奉著列祖列宗，上有族譜，下有鄉約，認祖歸宗者可以進入祠堂跪拜，不孝子孫必須在祠堂接受懲罰。總之，這是一個以祖先、姓氏為軸心的空間，「家」的政治意義在這裡擴張到了最大限度。對於白嘉軒說來，祠堂的圍牆之外的政黨、公民、人權、個性以及獨立的人格統統是天方夜譚；至於為什麼出現「公司」、「機關」、「政治部門」這些沒有人倫孝悌關係的社會團體組織，甚至出現一個神秘莫測同時又無所不能的「市場」，這一切遠遠不是祠堂內部的運作方式所能解釋的了。「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腳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遲早都要跪倒到祠堂裡頭的。」這就是白嘉軒最大的歷史遠見。白嘉軒生活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他所接觸的各種現象遠遠超出了儒家文化的解釋範圍，然而，他從來沒有想過，這些現象可能共同屬於另一套文化秩序。這個白鹿原上出類拔萃的人物為什麼絲毫沒有察覺到現代歷史的臨近——哪怕僅僅是模糊地察覺一種巨大的歷史衝動？這無疑必須歸咎於朱先生。朱先生和他的白鹿書院是白鹿原上唯一的思想庫，也是白嘉軒的精神導師。這個「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是儒家文化的正統傳人。他對於儒家文化之外的思想資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即使在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在他那裡，五四新文化運動彷彿從未發生過。生逢亂世，無力回天，朱先生只能在誦讀儒家的經典之中勵志守節，獨善其身。因此，白嘉軒決不可能從朱先生那裡聽到下一代人在新學堂里聽到的內容。朱先生的反覆訓誡促成了白嘉軒的基本判斷：白鹿村以外的世事毫無章法。禮崩樂壞，人心不古，兵荒馬亂，脫軌的歷史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混亂；這個意義上，堅守白鹿村的質樸生活隱含了一種文化的驕傲。然而，不屑於歷史不等於能夠迴避歷史。白鹿村不是桃花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只能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幻夢。現代性所包含的全部歷史衝突洶湧地卷過白鹿原，猛烈地搖撼這個小村莊。白鹿村的儒家文化與現代性之間發生了激烈的交鋒，敗北的結局顯而易見。現代性擁有強大的改造能力，白鹿村無法避開現代性話語的吞併而踞守特殊的一隅。如果說，「交農」事件是宗法家族勢力對於縣政府的一次成功對抗，那麼，這也是最後一次。一批被形容為「白腿烏鴉」的士兵闖入白鹿村征糧時，傳統的抗爭已經完全失效。「白腿烏鴉」的一場快槍射擊表演打掉了所有的反抗企圖，封建意識形態在工業機械的力量面前暴露了全部的可憐和軟弱。相對地說，革命與祠堂之間的較量更為複雜。革命風暴的呼嘯聲中，黑娃手執一柄鐵鎚砸掉了「仁義白鹿村」的石碑和牆上的鄉約——「一切權力歸農協」。若干年之後，黑娃主動回鄉祭祖，一身布衣虔誠地匍匐在祖宗靈前。黑娃走過的人生圈子彷彿表明，儒家文化的感召終將無可抗拒。然而，「學為好人」的黑娃竟然以刑場作為人生結局。換一句話說，儒家文化的道德修養並不能有效地轉換為相宜的政治鑒定和法律語言。後者從屬於現代性話語體系。作為「交農」事件的尾聲，鹿三和徐先生等七人被捕。白嘉軒趕到法院力陳義理，但是，他的申辯與法律語言格格不入。由於朱先生的面子和賄賂的銀錢產生了作用，白嘉軒始終沒有意識到.他是操持著陳舊的話語與另一個陌生的社會進行無效的交涉。到了黑娃事件，白嘉軒的擔保請求已經成為一個無知的笑話。他無法理解，為什麼法律審判代替了遠為直觀的道德評價。對於複雜、精密、機器一般冷漠的現代社會制度，除了「氣血蒙目」之外，白嘉軒再也做不出什麼了。儒家文化的白鹿村如何被現代性話語包圍，肢解，重組，白嘉軒的孤傲形象如何演變為一曲歷史的輓歌，這些主題都使《白鹿原》擁有了史詩的品格。《白鹿原》不僅再現了一段失敗的歷史，而且再現了失敗的悲劇感。白嘉軒就是在屢屢失敗之中完成了英雄形象。然而，這肯定不是陳忠實樂意見到的事實：儒家文化的節節敗退是歷史的必然。如何挽回儒家文化的歷史地位——哪怕部分地挽回？作家可能動用的僅僅是敘事的權力。這個時候，《白鹿原》請出了關中大儒朱先生登場。　　五《白鹿原》之中活躍了一些神秘的因素。白鹿精魂的傳說，嚇人的白狼和天狗，白靈靈臨死之前蹊蹺地託夢，白嘉軒關帝廟祈雨，田小娥的亡靈魘住了鹿三，法師捉鬼以及塔鎮妖孽，如此等等。這並不奇怪。前現代社會，一個未經啟蒙和「祛魅」的歷史時期，諸多神秘因素本身就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些因素與血緣、家族、宗祠等概念均是農業文明的產物，並且共同在一個巨大的意識形態結構之中運作。儘管如此，人們對於朱先生身上的神秘因素仍然感到詫異。這位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不僅忙於晨誦午習，傳道授業解惑，而且，他的言行之中還顯出「多智而近妖」——借用魯迅對於諸葛亮的評語——的一面。從預知天象、打卦占卜到設計一座六棱磚塔鎮壓田小娥的亡靈，這些情節既包含了一個儒家知識分子特立獨行的風範，也包含了巫術的神秘主義傳統。朱先生臨死之前的一系列表現顯然更為接近後者。根據國旗預測天下屬於「朱、毛」，預知自己的死期提早寫好遺囑交代後事，甚至幾十年之後的紅衛兵還從朱先生的墓里發現他的讖言：「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以及「折騰到何日為止」，這時的朱先生已經是一個異人。考慮到「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傳統，朱先生的形象多少有些出格。在我看來，與其把朱先生視為儒家子弟的另類，不如考察作家在這個形象之中寄寓了什麼。儒家文化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之後，古代知識分子通過「學而優則仕」進入主流社會，建功立業。但是，進入二十世紀，熟讀經典的朱先生已經沒有這種機會。印刷文明正在製造種種前所未有的「想像共同體」，大眾傳媒帶來了一個民主與開放的社會，新學堂擁有一整套聞所未聞的現代科學知識，朱先生的「子曰詩云」不得不撤退到郊野的書院。「耕讀傳家」是朱先生為白嘉軒題寫的匾額，可是，「家」的圍牆再也圈不出一塊與世無爭的小小樂園。這時的朱先生如同涸轍之魚日益衰竭。可以從《白鹿原》之中發現，朱先生一步一步地從情節之中撤出，成為遊離分子，朱先生牽牛犁掉白嘉軒種的罌粟，這是一種凜然的義舉；至於摒退二十萬清軍，逞口舌之利而已；朱先生與七位同僚的抗日宣言成為一紙空文，這表明口舌之利隱含了欺世盜名的危險；當朱先生閉門在白鹿書院修縣誌的時候，他已經徹底斷絕了經世致用之念。這種遭遇是歷史的必然，但是，這種故事滿足不了作家對於儒家文化的期待。找不到朱先生重新駕馭現實的依據，構思一些誇張離奇的神話成為某種無奈的補償——陳忠實終於在朱先生臨死之際把他提拔為一個半人半神的形象。朱先生形象地表明了一種文化尷尬。首先，儒家文化的式微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如果說，漢代以來的獨尊儒術逐漸將儒家文化送上了統治思想的地位，那麼，進入晚清，隨著龐大的封建帝國無可避免地敗落，儒家文化也逐漸耗盡了自己。狂飆式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誌了另一套闡釋歷史的理論模式崛起，另一批與朱先生格格不入的五四知識分子集體登場。不久之後，革命話語迅速成為主導，並且以高調的姿態維持了大半個世紀。這是一個不斷革命的歷史時期。這個歷史時期既源於五四知識分子的開創之功，也造成了五四知識分子及其繼承者的坎坷沉浮。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一系列業已僵硬的理論預設終於遭到了深刻的質疑。持續不懈的階級鬥爭圖景逐漸撒出了歷史敘事——歷史開始尋找另一個時代的文化。革命的激進和摧毀性產生了令人驚駭的副作用之後，傳統文化及時出面，勸誡人們退回一個安寧、和諧、「天人合一」的境界。這個時期，儘管重提五四知識分子的功績成為一個解放的標誌，但是，復古幾乎同時成為保守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得到了肯定的評價。封條剛剛揭開，禁錮已久的儒家文化立即蘇醒了過來，積聚力量，躍躍欲試。如果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尋根文學」可以視為文學對於儒、釋、道的第一波試探性接觸，那麼，九十年代的《白鹿原》義無反顧地皈依於儒家傳統。從三綱五常到仁義道德，朱先生走出白鹿書院，指點歷史迷津。魯迅的《狂人日記》之後，這大約是儒家文化最為隆重的文學亮相。顯然，儒家文化不僅期待一個復興的歷史機遇；更深刻的意義上，儒家文化正在力圖成為後革命時代的歷史敘事。這時可以說，朱先生半人半神的身份是文化尷尬的恰當隱喻：某些時候，儒家文化可能演示出現實主義情節，儒家文化烙印在許許多多日常細節之中；另一些時候，儒家文化已經退化為遙遠的傳說，成為一種脫離現實的想像性虛構。《白鹿原》沒有繞開這種文化尷尬，但是，這部小說試圖引出了一個歷史懸念——不久的將來，這些傳說會不會神奇地返回，儒家文化會不會再度成為統治思想？如果僅僅將儒家文化的中興解釋為復古主義者一廂情願的期待，那的確太簡單了。初步的分析即可發現，這種期待包含了三個方面來源：首先，普遍的民族主義情緒和維護傳統的信念竭力支持儒家文化的復出。相當多的人對於數典忘祖的文化傾向深為憂慮。對於他們說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烈反叛已是陳年舊事，文化上的不肖子孫才是令人痛心的現狀。這時，民族、歷史、傳統文化以及儒家的仁義道德往往混為一談，續寫漢唐氣象成為一個模糊同時又激動人心的號召。必須承認，多數復古主義的主張僅僅在這種水平之上活動。認為全盤否定儒家文化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產物，展示儒家文化在現代社會所具有的活力，這是第二方面的來源。一些理論廣泛地搜集論據，竭力論證儒家文化對於市場或者商品經濟的意義。亞洲幾個國家——例如韓國、新加坡——時常被視為有力的例證。這些國家置身於儒家文化圈，經濟與文化之間產生了一種東方式的互動。從「儒商」到「儒家資本主義」，這些稱謂均是二者互惠互利的證明。顯然，這是最具吸引力的一個方面，也是最具爭議的一個方面。第三方面的來源是後現代式的文化多元主義。後現代主義認為，「宏大敘事」已經解體，唯一的中心不復存在，各種類型文化無不擁有自己的價值觀念作為旋轉的軸心。後現代主義徹底放逐了主宰一切的上帝，豐富的文化個性是世界豐富的前提。進入文化多元主義的時代，儒家文化必定擁有一席之地。正如許多人所發現的那樣，人心不古的感嘆是一個周期性的癥狀，情緒型復古主義並沒有強大的歷史依據。那麼，後現代式的文化多元主義是不是恰逢其時？在我看來，樂觀的時刻遠未到來。各種類型文化並沒有形成彼此寬容的氣氛。這種狀況來自現代社會的內在緊張。現在，「進化論」已經很大程度地從生物學理論轉換為意識形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彷彿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原則。無論是民族國家的擴張、抗衡還是市場環境製造的社會關係，「競爭」成為所有的人都耳熟能詳的概念。激烈的競爭意味了吞併、破產和淘汰，競爭就是驅逐弱者，強者壟斷。競爭崇拜贏家，個性沒有價值。由於強者優勝的示範作用，後繼者必將群起而效仿，甚至亦步亦趨。這可以清晰地解釋，為什麼多數後發現代國家總是以某些發達國家的模式為藍本。這個意義上，競爭時常會走向多元主義的反面——文化競爭亦然。人們已經看到，文化競爭與文化同質化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一個相互角逐如此緊張的時代，超越的文化只能是一個奢侈的幻象。目前為止，各種類型文化已經愈來愈明顯地陷入「競爭」、「壟斷」、「效仿」的圈套。歐洲文化，亞洲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白人文化，黑人文化，古典文化，現代文化——總之，一系列對抗關係正在各種類型文化之間形成。從意識形態的角逐、綜合國力的全面認識到文化產業的興起，文化深刻地捲入民族國家的競爭，捲入市場的利潤爭奪。無論是民族性格特徵、時代精神的描述還是地域文化展示、企業文化設計，「適者生存」成了一個衡量文化價值的普適信條。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聲光化電、船堅炮利無情地打破了儒家文化的大一統意識形態；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指控「吃人」的禮教、批判國民性、倡導革命運動一次又一次地摧毀儒家文化的三綱五常——與其將這一切形容為嘩眾取寵的文化激進主義表演，不如說是文化對於民族拯救的迫切表態。如今，傳統的空間壁壘正在全球化洪流之中分崩離析，文化的全球性交匯再度演變為全球性競爭。強勢文化對於不發達民族國家的傾銷和包圍引起了種種反彈。後殖民理論以及「文化研究」亮出了批判的鋒芒，這僅僅是一批人文知識分子的學術動作；更大範圍內，強勢文化的認同和模擬正在形成聲勢浩大的時尚。寧靜、玄妙的古典文化一去不返；後現代主義的零散、碎片、自由拼貼還是一個理論模型。後革命時代並未修正現代性話語設定的競爭邏輯，儒家文化並未改寫競爭失敗者的身份。《白鹿原》里的朱先生被現代性話語阻隔於歷史之外，無奈地生活在人造神話之中。朱先生不屑於趨炎附勢意味的是憤世嫉俗，獨善其身；歷史不屑於朱先生表明，現在遠未到儒家文化東山再起之時。沒有人可以否認儒家文化曾經擁有的高度，但是，這不能證明現在。的確，《白鹿原》的敘事竭力為朱先生謀求一個舉足輕重的位置，但是，歷史敘事無意給予證實。無論存有多少遺憾，目前為止，這還是一個難以改變的事實。

（ 選自《文藝理論研究》(滬)2005年02期第62～69頁 ）

南帆，1957年出生於福州市。本名張帆。1975年下鄉插隊，1982年畢業於廈門大學，1984年研究生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1984年至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現為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福建省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福建省文聯主席。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閩江學者」福建師範大學特聘教授、「紫江學者」華東師範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福建省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文藝理論學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福建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92年被評為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國家人事部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4年被評為福建省優秀專家。2004年入選"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2005年入選中宣部"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第二批）。主要從事現當代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主要的考察範圍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同時涉獵一系列重要的文學理論問題。文本生

南帆教授產與歷史文化、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符號學與精神分析學之間的交叉地帶是興趣的焦點。已經出版《文學的衝突》《文學的維度》《隱蔽的成規》《敞開與囚禁》《雙重視域》《問題的挑戰》《文學理論新讀本》《理論的緊張》《後革命的轉移》《五種形象》等學術專著、論文集多種，發表論文100多篇。出版六部散文集。先後三次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獲得"魯迅文學獎"、福建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一等獎、全國青年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論文獎等各種獎項五十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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