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民主政治的中國坐標

06-29

作者：蘇長和

作者簡介

　　蘇長和，復旦大學法學（國際關係）博士，現為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世界政治理論；中國政治與外交；國際組織。他寫作的國際關係方面的專著有《全球公共問題與國際合作——一種制度的分析》、《21世紀全球政治範式》等，另有譯著多部（如《霸權之後》），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中英文論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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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從1914年和2008年這兩個資本主義重大時間點的入手，以對比的方式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危機，指出在資本的控制下民主已經異化為錢主。但即使在西式民主節節敗退的當下，卻仍有不少人心甘情願為其衝鋒陷陣，原因何在？這就需要我們剝開迷霧去探尋資本主義的文化戰略和技巧，去看看西方權貴資本是怎樣通過一系列的工程將「資本主義」這個詞徹底洗白。中國民眾經常被各種輿論指責為「被洗腦的人們」，殊不知真正被洗腦的又是誰。了解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專制手段，就需要我們反思，為何我們非照著西方設定的理論框架去解釋中國的經驗和道路？為何我們不能以自己的話語和邏輯去闡釋中國經驗？民主政治的坐標系不是只有西方的那一套，我們需要確立中國的民主政治坐標。可喜的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這個問題並投入到這項偉大的事業中去，他們正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氣，立足中國道路和中國制度的實踐，提煉和深化中國的理論體系。我們也呼籲更多的學者和理論工作者加入到這個行列中，用中國概念講好中國故事，讓中國故事感染全世界。查看原文>>

剝開迷霧看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

　　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失靈只是表象，問題根子出在國家權力不在人民手中，而在大資本家手中，民主已經被異化為錢主。政府大把地用納稅人的錢為銀行家輸血，卻在事關醫改就業等民生問題上吝嗇至極。民眾在政治參與上除了手中的一票以外什麼都沒有，成了個袖手旁觀的擺設，即便擁有一票，也只能在被給定的「要茶還是要咖啡」中做二選一。——蘇長和

西方民主是金錢至上民主

　　現代資本主義與國家的關係呈現兩面性：一方面，它附著於霸權國家，利用霸權國家為其在有序市場競爭下所不能獲得的高額利潤服務；另一方面，又竭力擺脫國家機器對它的限制，試圖控制國家而不是為國家所限制。

　　以美國為例。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判定，企業的選舉獻金可不設上限，金錢的巨大力量使美國選舉的公正性蕩然無存。沒有錢，政客無法競選。拿了誰的錢，就得為誰服務。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兩黨候選人奧巴馬、羅姆尼千方百計討好富人，以為大選籌款，結果總體花費達60億美元，成為美國「史上最燒錢的大選」。除了燒錢的選舉，美國的院外活動勢力十分活躍，那是在合法地進行見不得人的勾當。

　　金融危機是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而次貸危機的發生與美國國會在1999年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於1933年通過，法案規定一般商業銀行不得從事投資銀行那樣的投機生意。如果法案沒有廢除，2007年的次貸危機也許不會發生，或不會那麼嚴重。那為什麼這個法案被廢除了呢？原因很簡單，華爾街太強大了，他們可以操縱議會，讓符合自己利益的新法案通過。詳細>>

西方民主是形式上的民主

　　不知從何時起，西式民主已經被簡化成為「選票民主」，彷彿只要每人一張選票就是真民主，但事實上根據美國的法律，美國總統也不是一人一票直選的。美國的兩黨制讓選民只能在設計好的框架內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民眾只能在既定的候選人中做二選一的選擇題，民眾表面上是投出一票，實際上卻早就被操縱了。而一旦做出選擇之後，普通民眾的切身利益也就被政客們拋之腦後了。所以西方民主一語以蔽之：選民被動地從有錢人篩選出的幾個候選人中行使普選權，除了孫悟空就是美猴王。

　　這種所謂的程序上的合法性，已經逐漸遠離了民主的實質，西方一些學者也開始反思：到底什麼是民主？民主要不要帶來經濟的發展和老百姓的安居樂業？如果只有形式上的民主程序（當然程序也是很重要的），卻只讓少數人發大財而帶不來大多數人的幸福，這種民主是合法的嗎？詳細>>

　　西方民主制度的衰退甚至使曾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的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認，「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甚至建言「美國需要人民民主專政」，需要「進行社會主義的政治改革」。

走出西方為民主政治研究設置的藩籬

　　所謂的普世價值民主理論是資本主義專門打造出來為其洗白和修飾的工程，方便其在國際政治中搶佔道德制高點。一旦你進入其壓制性的敘事邏輯，你的獨立自由思考指靈魂就會被逐步攝取，被愚化為「會識字的文盲」，哪怕你已經在民主政治道路上取得了成就，都會喪失信心，不自覺地認為自己是不民主的。——蘇長和

　　然而，即使西方民主自身已存在種種危機，但在「世界警察」美國眼中，美國的民主制度依然是最好的，是全世界的樣板。美國的政客們拿它當棍子一樣去敲打一切與他們不同的民主模式。看誰不順眼，就給你扣上反民主的帽子。神奇的是，不光美國的政客們不遺餘力地兜售西式民主，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也自願充當西方的「民主打手」，甘願為其衝鋒陷陣。這就不得不提西方資本主義在思想意識上的戰略和技巧了。

　　其實在很長的歷史時間裡，西方統治者以及代表統治者利益的知識精英們，通常把民主看作「壞東西」。而到了近現代，經過徹底改造以後的「民主」，不僅富人們不再為其擔驚受怕，而且還驚喜地發現「民主」成了可以為他們裝點門面、為他們支撐話語強權的最好裝飾品。那麼掌握資本的權貴們是如何徹底改造「民主」的呢？

　　現代資本主義的文化戰略是著力在全球層面打造一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系，其核心是用自由、民主、平等，也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評價體系，來覆蓋、轉換、替代過去為人詬病的「資本主義」一詞，完成對「資本主義」的洗名工程。重新包裝的資本主義培養了一批「會說話的奴隸」和「會識字的文盲」，它從思想上把人帶往奴役之路，用一整套普世價值的敘事、評價和規訓體系，製造出八股式的自由民主理論，進而將人們的思想一致化、統一化、格式化。

　　中國學者研究中國的民主，往往也下意識地將西方作為民主的完美樣板，有時甚至不自覺地將自己划到民主的對立面——非民主——一面去，哪怕中國已經在民主政治道路上取得了成就，仍然覺得心虛。確實，在中國人心目中，有一種揮之不去的美國情結，經歷了鴉片戰爭以來的「西學東漸」、甲午戰爭後的「全盤西化」，到改革開放首要的「對美開放」，美國對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有著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但現在是我們走出美國化的陰影的時候了，這需要我們首先在政治學的研究中真正走出西方為民主政治研究設置的藩籬，從有關西式民主的無謂爭論中掙脫出來，用力將民主研究拉回到與國家建設主題更為相關的「治國理政」這個政治學古典話題上，更多地站在本土政治資源基礎上思考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詳細>>

確立民主政治的中國坐標

　　坐標系的不同，看問題的方式和結論就會不同。確立民主政治的中國坐標，並不是說用自己的政治坐標要求別人，而是要用自己的民主政治坐標定位自己，以堅強的制度自信指引自己的發展道路，用自己的政治話語將中國民主政治的道理講清楚。——蘇長和

　　中國獨特的政治發展道路與國際學術界對中國道路、中國制度的關注，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設創造了很好的機遇。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不了解外人，就不能深刻地認識自己，但對西方政治學盲目崇拜，總是以其為標準和方向，最終只會迷失自己，甚至誤導自己，辛辛苦苦生產的政治學知識，大多被收編成別人體系的一部分。政治學是門國家屬性、價值屬性很強的學科，我們在了解西方政治學成果時，就需要將西方政治學中用於宣傳的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屬性的研究成果與真正的學術成果區別開來，將人類政治文明中的一般治國理政原理與政治學背後的價值屬性區別開來，這才是在開放中汲取消化的態度。

　　中國崛起到今天，對於我們所有的成績、問題和未來，我們都要能夠用自己的話語給予自信客觀的解釋。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沒有一種制度能像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那樣，僅在30多年時間內就帶來6.8億人脫貧的成就，這個成就不是在對外掠奪基礎上取得的，而是在內生制度創新和全體人民勤奮工作的基礎上取得的。中國道路的制度之謎為國際學術界所著迷，媒體就此評論說：「解開這個謎，哪怕是說清楚其中的一小部分，都有可能會成就世界級的理論建樹。」而這，正是需要我們學術研究者和理論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學者是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理論的書記員和解說員，需要有高度的學術自覺和自信，轉變長期以來的受動思維，以能動性的智慧和勇氣，通過研究中國道路、中國制度的實踐，提煉和深化中國理論體系。正如劉奇葆同志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調研時指出的那樣：「當前社科理論界的首要任務，就是深入研究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民族復興中國夢」，「要組織專家學者從不同學科和學科綜合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深入闡釋中國夢的重大意義、精神實質和實踐要求，集中推出一批研究成果，為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提供有力學理支撐」。

　　（本文通過參考人民網、環球網等媒體材料整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