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環：錢鍾書的杜甫研究及杜詩對其詩歌創作的影響

錢鍾書的杜甫研究及杜詩對其詩歌創作的影響孔令環 《中州學刊》2008年第3期　　 　　錢鍾書是一位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學者，不但對古典詩歌很有研究，而且還寫得一手好舊體詩。在古代詩人中，錢鍾書對杜甫評價最高。杜詩對錢鍾書的人格、氣質和詩歌創作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錢鍾書在《中國詩與中國畫》和《談藝錄》中都主張「詩尊子美」①。錢鍾書在提及《談藝錄》的緣起時說：「《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②「余身丁劫亂，賦命不辰。國破堪依，家亡靡托……少陵所謂：『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每為感愴。」③錢鍾書對杜甫的關注一直持續到晚年，在1978年與鄭朝宗書中說：「假我年壽，尚思續論《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簡齋》《莊子》《禮記》等十種，另為一編。」④在1981年接受彥火訪問時，錢鍾書仍然將杜甫列為《管錐編》續編計劃之中，他說：「估計再寫二十多萬字，包括《全唐文》、《杜甫詩》、《韓愈全集》等五部。」⑤（可惜計劃未能實現）但由於錢鍾書對杜甫的評論僅散見於《談藝錄》等書中，沒有專門的著述，而錢鍾書的詩歌歷來也被人目為「宋詩」，因而很少有人深入探討杜詩對錢鍾書詩歌創作的影響。本文試圖對錢鍾書的杜甫研究和杜詩對錢鍾書詩歌創作的影響進行力所能及的探討，希望能引起大家對這一方面的學術興趣。 　　 　　一 　　 　　錢鍾書的杜甫研究主要散見於《談藝錄》各章節中，歸納起來，其主要觀點如下： 　　1.「詩尊子美」——杜甫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錢鍾書在《七綴集》中說：「中唐以後，眾望所歸的最大詩人一直是杜甫。」⑥《談藝錄》中又一次強調：「余作《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說吾國詩畫標準相反；畫推摩詰，而詩尊子美，子美之於詩，則吳道子之於畫而已。」⑦將杜甫放在中國舊詩第一把交椅上。他還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以及《談藝錄》一些章節中比較了杜甫與其他詩人的不同，比較的結果都有力地支持了他的這一論點。 　　（1）與王維相比較 　　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中，錢鍾書認為中國詩與中國畫的標準不一致，論畫重「虛」，論詩重「實」。在畫壇，王維坐第一把交椅，而在詩壇，杜甫則位居「正宗」首席。他說：「神韻派在舊詩傳統里公認的地位不同於南宗在舊畫傳統里公認的地位，傳統文評否認神韻派是標準的詩風，而傳統畫評承認南宗是標準的畫風。在『正宗』、『正統』這一點上，中國舊『詩、畫』不是『一律』的。」⑧「中國傳統文藝批評對詩和畫有不同的標準：論畫時重視王世貞所謂『虛』以及相聯繫的風格，而論詩時卻重視所謂『實』以及相聯繫的風格。因此，舊詩的『正宗』、『正統』以杜甫為代表。」⑨因此，「王維無疑是大詩人，他的詩和他的畫又說得上『異跡而同趣』，而且他在舊畫傳統里坐著第一把交椅。然而舊詩傳統里排起坐位來，首席是輪不到王維的。中唐以後，眾望所歸的最大詩人一直是杜甫。借用克羅齊的名詞，王維和杜甫相比，只能算『小的大詩人』（un piccolo-grande poeta）,而他的並肩者韋應物可以說是『大的小詩人』（un grande-piccolo poeta）」⑩。 　　（2）與李白相比較 　　一直以來，李、杜並稱，錢鍾書通過仔細地考證，明確指出雖然李杜並稱，但李的影響實不如杜。他從後人對二人的評價和二人詩歌成就兩方面來說明杜甫的地位和詩歌成就都高於李白。 　　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他以潘德輿的評價來說明，潘德輿雖然以李、杜詩歌為作詩的《本經》，但在其《李杜詩話》卷二「曾頌讚杜甫『集大成』，所以『李、杜』齊稱也好比儒家並推『孔、孟』，一個『至聖』，一個『亞聖』，還是杜甫居上的。」 　　錢鍾書認為杜甫高於李白，也和他評價詩歌的標準有關，他心目中最理想的詩歌是：「詩之情韻氣脈須厚實，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語意必須銳易，如刀之有鋒也。鋒不利，則不能入物；背不厚，則其入物也不深。」他在評價袁枚《隨園詩話》的時候說：「譬如卷四謂『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賤薄。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為主。以兩物論：狐貉貴厚，鮫綃貴薄。以一物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為名家』云云。……然詩之厚者，未必妙於薄者，而詩之妙者，必厚於不妙者。……子才亦嘗自言：『少陵長於言情，太白不能』……刀之有背有鋒者，固勝於有鋒而無背者也。」贊同袁枚「刀背貴厚，刀鋒貴薄」的觀點，並且認為「刀之有背有鋒者，固勝於有鋒而無背者也。」由於杜甫厚而李白薄，杜甫長於抒情而李白不能，所以仍然認為杜甫要高於李白。 　　（3）與白居易相比較 　　杜甫和白居易在寫實方面有相近之處，錢鍾書則認為兩人是有高下之別的。在寫實方面，杜甫沈摯，白居易鋪張，自然比不上杜甫：「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詞沓意盡，調俗氣靡，於詩家遠微深厚之境，有間未達。……其寫實比少陵之真質，則一沈摯，一鋪張，況而自下矣。」 　　除了與其他詩人比較彰顯杜甫的過人之處外，錢鍾書還通過後人對其的評價和後世詩人深受杜甫影響的事實來說明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無與倫比的地位。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他通過自唐以來各代大量詩人學者諸如王禹偁、元稹、宋祁、孫何、辛棄疾、秦觀、晁說之、吳可、朱熹、陳善等人的評價，得出杜甫是舊詩的「正宗」、「正統」的代表的結論（關於杜甫對後世詩人的影響，下面還將具體論述，此從略）。 　　2.杜詩為「開宋調者」——杜詩與宋詩的關係 　　《談藝錄》中，錢鍾書認為「詩分唐宋」，這不是以朝代為絕對標準的劃分，而是以個人氣質性情以及詩歌風格不同為標準的。唐詩以神韻見長，宋詩以思理取勝，杜甫與韓愈、白居易、孟郊為唐人之開宋調者：「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指出了杜甫等人與同時代人詩歌風格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以「筋骨思理」見長，其中韓愈等人俱出杜後，可見杜甫為「唐人之開宋調者」的第一人，這也說明了杜甫與宋詩的關係何以非常密切的原因。 　　關於杜詩以思理見長的特點，錢鍾書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曾說杜甫「思力深刻」，在論「理趣」的時候，以杜詩為例，認為「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等詩句俱入理趣。對「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更是讚賞備至，稱之為心物「凝合」之語：「吾心不競，故隨雲水以流遲；而雲水流遲，亦得吾心之不競。此所謂凝合也。」也有力地論證了前面所說的杜甫為「開宋調者」的觀點。 　　3.杜詩為「入神」之作——杜詩的境界 　　在論神韻時，他贊同「神韻」是詩中的最高境界：「鄭君朝宗謂余：『漁洋提倡神韻，未可厚非。神韻乃詩中最高境界。』余亦謂然。」他在評論《滄浪詩辨》時說：「而按《滄浪詩辨》，則曰：『……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云云。可見神韻非詩品中之一品，而為各品之恰到好處，至善盡美。……必備五法而後可以列品，必列九品而後可以入神。優遊痛快，各有神韻。……滄浪獨以神韻許李杜，漁洋號為師法滄浪，乃僅知有王韋；撰《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蓋盡失滄浪之意矣。」在批評王士禎理解「神韻」概念狹隘偏頗的同時，將杜詩從詩歌的境界層面做了極高的評價，所謂「必備五法而後可以列品，必列九品而後可以入神」，可見錢鍾書對杜詩的推崇備至。在同一書中，他又一次強調：「詩至李杜，此滄浪所謂『入神』之作。」對李杜詩歌與神韻的關係作了準確的評價。 4.杜詩為「歌詩之變體」——杜詩的創新精神 　　在談到以文為詩的問題時，錢鍾書認為不同文體之間互相滲透、融合是值得提倡的現象：「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向所謂不入文之事物，今則取為文料；向所謂不雅之字句，今則組織而斐然成章。謂為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謂為不入詩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認為有這種識見的人是「深有識於文章演變之原」的。由此出發，他充分肯定了杜甫的創新精神：「理堂稱少陵，豈知杜詩之詞，已較六朝為盡，而多亂於文乎。是以宗奉盛唐如何大復，作《明月篇》序，已謂『子美詞固沉著，調失流轉』，實歌詩之變體。《甌北詩集》卷三十八《題陳東浦敦拙堂詩集》復云：『嗚呼浣花翁，在唐本別調。時當六朝後，舉世炫麗藻。青蓮雖不群，余習猶或蹈。惟公起掃除，天門一龍跳。』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以太白為『復古』，少陵為『變古』。何待至晚唐兩宋而敗壞哉。」認為詩歌的這種變革自杜甫已經開始，並非始於晚唐。杜詩在唐代屬別調，與李白相比，李白為守成者，杜甫為開山者，是以文為詩的先鋒。這也是錢鍾書在李杜二者之間更加推崇杜甫的原因之一。 　　5.「少陵七律兼備眾妙，衍其一緒，胥足名家」——杜詩的影響 　　錢鍾書對杜甫的詩歌特別是七律做了極高的評價，充分肯定了杜詩的豐富性。認為學習杜詩，得其一端已受益匪淺：「少陵七律兼備眾妙，衍其一緒，胥足名家。譬如中衢之尊，過者斟酌，多少不同，而各如所願。」由於杜甫七律「兼備眾妙」，後世諸家學習借鑒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其中陳與義學其「細筋健骨，瘦硬通神」，楊維楨學其「嬉春俏唐之體」。黃庭堅、陳與義諸公僅學得「杜律的韌瘦」，只有李商隱「於杜，無所不學，七律亦能兼茲兩體。」這裡，他特地標出「杜樣」來闡釋杜甫詩歌中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地方：「然世所謂『杜樣』者，乃指雄闊高渾，實大聲弘，如：『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指麾能事迴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一類。」 　　錢鍾書列舉了從唐至明的許多詩人，唐人如李商隱、鄭谷、顧況，宋人如黃庭堅、陳師道、曾幾、歐陽修、蘇軾、張耒、陳與義、陸遊，元人如元好問、楊維楨，明人如李夢陽、李攀龍、陳子龍等，一一剖析他們學杜的成敗得失，同時也充分印證了杜甫詩歌風格的多樣化和常人難以企及的成就。 　　此外，他的杜甫研究還涉及到對杜甫與前代和後世詩人之間學習借鑒的關係，杜甫的詩論，杜甫與其他詩人詩句在思想與藝術成就方面的比較，評論家對杜甫評價的正確與否以及杜甫政治才能的優劣、書法鑒賞眼光的高下等等，這些評論都經過字斟句酌，論據確鑿，顯得客觀公正、不容置疑。 　　由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錢鍾書的杜甫研究有兩個突出的特點，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1.既見樹木，又見森林，立論客觀公正，論證充分 　　錢鍾書在談到新傳統中的批評家評舊傳統中的作品時說：「新傳統里的批評家對於舊傳統里的作品能有比較全面的認識，作比較客觀的估計；因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靜和超脫，所謂『當局稱迷，傍觀見審』（元行沖《釋疑》），而舊傳統里的批評家就像『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題西林壁》）……舊傳統里若干複雜問題，新的批評家也許並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沒想到它們一度存在過。他的眼界空曠，沒有枝葉零亂的障礙物來擾亂視線；比起他這樣高瞰遠矚，舊的批評家未免見樹不見林了。不過，無獨必有偶，另一個偏差是見林而不見樹。局外人也就是門外漢，他的意見，彷彿『清官判斷家務事』，有條有理，而對於委曲私情，終不能體貼入微。」同一傳統中的批評家易犯「見樹不見林」的毛病不同傳統中的批評家易犯「見林不見樹」的毛病。錢鍾書對這兩種弊端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因而很好地避免了這兩種弊端。一方面，他很少講大而空的話，都是從文本細讀著手，整個《談藝錄》中，他對杜甫的見解很少長篇大論，空頭文章，但凡涉及，則運用充分、使人無可辯駁的論據來支撐他的論點，如老吏斷案，給人一種鐵案如山之感。另一方面，因為他對整個中國古典詩歌史瞭若指掌，所以能高屋建瓴，用俯瞰的姿勢檢視之，所以對杜甫與中國詩歌史的關係的剖析十分到位。可謂既見樹木，又見森林。 　　2.不為當時學術風尚左右，不貼標籤 　　杜甫詩歌若是一棵參天大樹的話，它的枝枝丫丫伸向各個方向，用一個套子去罩住勢必會損傷它的枝節，錢鍾書就是極少數懂得去愛惜它的每一條枝丫的人。從20年代開始，現代學術界將杜甫與「現實主義」越來越緊密的聯繫在一起，最開始，梁啟超的《情聖杜甫》說杜甫有的詩為「半寫實派」，有的詩為「寫實詩」，後來這種提法變得越來越絕對化，終於將杜甫界定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隨著從階級觀點出發進行文學研究的方法的盛行，很多評論家更側重於對杜甫「人民性」的解說，杜甫又被加上「人民詩人」的桂冠。錢鍾書卻一直沒有用「現實主義」、「人民性」的字眼，他看到杜甫的詩歌遠非「現實主義」、「人民性」等字眼能涵蓋，而是寧可潛入杜甫詩歌的一字一句中，進行細緻入微的研究。再如自胡適起，由於倡導白話文學的需要，很多人在研究杜甫時，傾向於讚賞杜甫淺近自然的所謂「白話詩」，對其律詩則有所忽視或有意貶低，錢鍾書則從事實出發，對杜甫的七律給與了極高的評價。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學術品格，在今天仍然只是歸屬於少數人所有，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二錢鍾書不僅對杜詩頗有研究，還在自己的詩歌實踐中對其模仿借鑒，表現出深受杜甫影響的一面。他學詩正如他與吳忠匡談話時所說：「餘十九歲始學為韻語，好義山、仲則風華綺麗之體，為才子詩，全恃才華為之，曾刻一小冊子。其後游歐洲，涉少陵、遺山之庭，眷懷家國，所作亦往往似之。歸國以來，一變舊格，煉意煉格，尤所經意……自謂於少陵、東野、柳州、東坡、荊公、山谷、簡齋、遺山、仲則諸集，用力較劬。」 其中，李商隱、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與義、元好問等都是受杜甫影響很深的詩人，也可以說，杜甫實則是這些人中影響錢鍾書最深的詩人。 　　我們從語言層面可以最為直接地能看出杜甫對錢鍾書的影響，包括詞句的化用和句式的模仿，以及詩中多處提及杜甫和杜詩。 　　在錢鍾書的詩歌中，化用杜詩之處比比皆是，僅《槐聚詩存》中就多達40多處，如：「今夜鄜州同獨對，一輪月作兩輪看」（《中秋夜作》）化用杜詩「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月夜》），「烽火遠書金可抵」（《胡丈步曾遠函論詩卻寄》）化用杜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春望》），「行藏只辦倚欄干，勛業年來鏡懶看」（《生日》）化用杜詩「勛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江上》）等，有的詩中這種化用顯得十分密集，如：「茫茫入夢應迷向，惻惻吞聲竟斷聞。四萬義軍同日盡，世間兒子漫紛紛」（《鄉人某屬題哭兒記兒從軍沒緬甸其家未得耗叩諸乩神降書盤曰歸去來兮胡不歸》）分別化用杜詩「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夢李白二首》其一）、「四萬義軍同日死」（《悲陳陶》）、「世上兒子徒紛紛」（《醉歌行》），這麼多的化用，除了能看出錢鍾書對杜詩的稔熟外，還有思想感情方面的因素，在抗戰時期，這種化用的情況顯得格外多些，自然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情勢和安史之亂後的相仿，使錢鍾書的心境和杜甫極為相似，由以上所舉例子就可以看出，對家人的懷念，對國土淪亡的悲嘆、對百姓的同情、對抗日戰士的哀悼、對自身遭際的感慨等等情愫，都藉此得以傾訴，因而我們不能僅僅從技巧方面來認識這種化用，而應該從思想層面來認識錢鍾書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 　錢鍾書也經常對杜甫的一些句式進行模仿借鑒，如「一聲燕語人無語，萬點花飛夢逐飛」（《午睡》）借鑒杜詩「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曲江對酒》），「欲話初心同負負，已看新鬢各斑斑」（《大傑來京夜過有詩即餞其南還》）借鑒杜詩「卻繞井欄添個個，偶經花蕊弄輝輝」（《見螢火》），「薔薇吹老堆庭刺，桃李飄殘滿院苔」（《病起》）借鑒杜詩「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秋興八首》其八）等，表現出錢鍾書對杜甫詩句特殊結構方法的濃厚興趣。 　　錢鍾書在詩篇中多次提及杜甫與杜詩，有的借杜甫的處境自比，來抒發自己對時事與身世的感慨。如《讀杜詩》二首多處化用杜詩，將自己的處境與杜甫相對比，認為杜甫比自己還要幸運些，來表達自己對國事的憂慮和自身更為險惡的境況，有的寫杜甫詩句對他的觸動啟發，如《少陵自言性僻耽佳句有觸余懷因作》等，有的自謙學杜無成，如《燕謀以余罕作詩寄什督誘如數奉報》中說：「枉與焚灰吞杜甫」，可見杜甫在他心中的位置。 　　從意象層面看，錢鍾書對杜甫營造的「螢火」意象情有獨鍾。杜甫的《見螢火》描寫螢火蟲飛入屋內落在衣服上，「忽驚屋裡琴書冷，復亂檐邊星宿稀。卻繞井欄添個個，偶經花蕊弄輝輝」，《倦夜》寫「暗飛螢自照」，《螢火》寫螢火蟲「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在這些詩中，螢火蟲纖巧、可愛，又孤獨、渺小，與杜甫的心境相合。其中「暗飛螢自照」是最能契合杜甫心境的經典詩句。錢鍾書在《新歲見螢火》、《山齋涼夜》、《劉大傑自滬寄詩問訊和韻》中，分別用「孤明才一點，自照差可了。端賴斯物微，光為天下保。流輝坐人衣，飛熠升木杪。從夜深處來，入夜深處杳」、「孤螢隱竹淡收光」、「心事流螢光自照」來描寫螢火蟲，可以說都和杜甫的「暗飛螢自照」有著極大的關係。從中可以看出錢鍾書對杜甫心境有著獨特的體悟，他們對螢火蟲這種只在夜晚出現，用螢光給黑夜帶來微弱的光明與生機的小生命極為憐愛，同時又因此引發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兩位詩人以螢火的渺小來喻自己力量的微弱，表達與螢火蟲一樣孤獨迷茫的心境，無力回天卻又不忍坐視無睹，心中矛盾重重。「暗飛螢自照」，可謂兩位詩人共同的精神寫照，「嗟我百年間，譬冥行長道」（《新歲見螢火》）、「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見螢火》）正是二人面對流螢引發的對生命悲劇性的深刻思考。 　　從藝術風格上看，錢鍾書對杜甫的七律十分推崇，認為「少陵七律兼備眾妙，衍其一緒，胥足名家。」其中「雄闊高渾，實大聲弘」風格的七律更是後世詩人著力學習的對象，他的《新歲感懷適聞故都寇氛》、《哀望》、《將歸》等詩歌正是他學習「雄闊高渾，實大聲弘」的「杜樣」七律的結果。 　　從思想主題方面來說，錢鍾書汲取了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懷。和杜甫一樣，他的詩篇中不乏憂國憂民之作，抗日戰爭時期更為突出。他的《新歲感懷適聞故都寇氛》、《哀望》、《將歸》、《讀報》、《庚辰除夕》、《故國》、《鄉人某屬題哭兒記兒從軍沒緬甸其家未得耗叩諸乩神降書盤曰歸去來兮胡不歸》、《甲申元旦》、《中秋夜月》等詩篇寫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對赴死健兒的嘆惋，對日寇的痛恨，對流離百姓的憐憫與同情，對抗戰勝利的信心與期待，感情深沉真摯，與杜甫在安史之亂中的詩作相似，而且，同樣相似的還有他們都是將自身與國家人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在客觀描寫的同時，又處處滲透著自己主觀的情感，有著十分鮮明的個性特點。 　　此外，他對杜甫詩歌與詩論給與極高的評價。如《秣陵雜詩》其一：「非古非今即事詩，杜陵語直道當時」對杜詩「即事名篇」的樂府詩給與極高的評價。又如《叔子寄示讀近人集題句媵以長書盍各異同奉酬十絕》其六：「臨漢論詩有別裁，言因人廢亦迂哉。當前杜老連城璧，肯拾涪翁玉屑來。」其七：「水最難為觀海餘，涪翁那得少陵如。」在對比品評歷代詩人的同時，對杜甫的詩歌作了極高的評價。在《留別學人》中他主張學習的時候應以杜甫為典範：「轉益多師無別語，心胸萬古拓須開。」杜甫對他的影響可見一斑了。 　　綜上所述，錢鍾書在杜甫研究方面有著自己獨到的眼光與思路，其評論既能體貼入微，用心去體驗領悟杜甫，又能高屋建瓴，對杜甫與古典詩歌史的關係做客觀準確的分析評價，值得我們學習。他的詩歌創作也深深得益於杜甫，這也是錢鍾書研究中應該引起重視的地方。 　　 注釋 ①③⑦錢鍾書：《談藝錄》上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318、1、318、402、3、128、128—129、294、98、98、99頁。②錢鍾書：《談藝錄·序》上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頁。④⑤牟曉朋、范旭侖編：《記錢鍾書先生》，大連出版社，1995年，第241、236、136—137頁。⑥⑧⑨⑩錢鍾書：《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22、17、23、22、23、16、3—4頁。錢鍾書：《談藝錄》下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633—634、580、663、533、533—5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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