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澤:新階段中國改革戰略縱橫談

新階段中國改革戰略縱橫談

——訪經濟學家常修澤教授

發布時間:2013-01-29 作者:常修澤

  記者:常先生,本報2012年5月28日發表了我對您《關於包容性體制創新探討》的訪談,引起讀者的興趣,學術界對此也頗為重視。前一段又看到《人民日報》上您的新作《新時期改革的戰略思維》(2012/11/27)。黨的十八大後,在中央強調「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之際,《人民日報》實時推出。新年伊始,習近平同志進一步提出:要深化體制改革。您能否談談近十年我們改革的進程如何?

  常修澤教授:黨的十八大之後,特別是習近平同志到廣東考察強調改革開放之後,改革輿論開始升溫,受此激發,社會各界對改革的期待值也明顯提升。僅就中國經濟改革而言,根據個人的調查、了解、判斷,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是在曲折中展開的,有進展,亦有問題。1994年我在天津出版的《中國:「換體」的革命》一書中說,中國改革走的是一條「邊際演進」的漸進式改革之路。到今天,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經改完,餘下的都是「硬骨頭」。在改革的「戰車」跨越邊緣性障礙之後,現在需要推進到核心部位的「堡壘」面前,但是,一些關鍵性的、要害性的領域和環節改革滯後,「攻堅」之戰可以說打得比較艱苦,一些「堅」並沒有攻下來。經濟領域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性「瓶頸」依然存在。主要有三大矛盾:  第一,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國有經濟改革尚未到位,特別是壟斷性行業改革比較滯後。從產權結構看,壟斷性行業基本上是國有資本「一股獨大」。我最近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的數據作了計算,從2010年有關行業固定資產投資情況看,民間資本進入微乎其微。如社會普遍關注的鐵路運輸業,僅佔2.1%;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也只佔3.7%;特別是航空運輸業,2008年為2.5%,2010年反而下降到僅佔0.5%。這組數據還是在國務院兩次提出「非公發展36條」之後的新數據,可見民營資本進入壟斷性行業之艱難。  第二,作為市場經濟重要支撐的要素市場(包括資本、土地及其他資源等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後。雖然,最近煤電價格聯動改革方面有所啟動,這是一個新動向,值得關注,但總體分析,各類要素價格(包括利率、地價、資源性價格等)仍處於「半市場半統制」狀態。  第三,作為市場經濟改革「關鍵環節」的政府職能轉變嚴重滯後。一些部門仍然通過諸如審批等手段,直接干預企業的微觀經營活動。我去年調研了19個省(市)的縣或區,基本看法,政府幹了一些不該乾的事,但是,在公共服務、市場監督方面又存在著「缺位」,需要認真反思。  記者:您能否談談中國改革步履維艱,至今仍然處於「膠著」狀態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常修澤教授:根據我的研究,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改革受到現存利益格局的掣肘。為什麼壟斷行業的改革如此艱難?因為在壟斷行業受到有關力量的牽制。我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體制論》指出,「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將會遇到一些障礙,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的障礙可能是最大的障礙。改革能否突破的關鍵所在,是能否擺脫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礙力量』的束縛。老的不說,近年來產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期望從這種未完成的改革狀態中獲得好處。這種情況對政策的制定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書出版五年後,這個問題更突出。老子《道德經》第57章有一句話:「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意思是說,「我(指執政者)不折騰,百姓自然就富裕了;我(指執政者)沒有私慾,百姓自然就淳樸了。」為什麼政府有些部門熱衷於攬審批之類的「事」?實質在一個「欲」字。  第二,有思想理論認識方面的原因。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不相容」的思想,在我們社會當中仍然存在。應該說,現在社會上的一些認識,並沒有完全突破上述思想的「牢籠」,需要實現超越。  第三,具體操作本身也有值得內省的地方。比如,就國有經濟改革來說,理想的目標是將國有企業定位於公益性,但現實狀況卻相當複雜。在2010年全國11.4萬戶國有企業、64萬億總資產中,哪些屬於公益性的,需要按照公共性原則來運作;哪些屬於競爭性的,需要逐步予以調整,迄今並沒有劃分清晰,以致造成公益性和市場性的混淆。  在以上三點中,關鍵是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可以這樣說,不打破既得利益的格局,深化改革很難。  記者:您講的很深刻,而且有一定的預見性。那麼,針對中國改革自身發展邏輯和國內外環境的改變,您認為黨的十八大以後,我國深化改革的戰略基調應是什麼?  常修澤教授:我在黨的十八大前完成並上報的內部研究報告《黨的十八大後的中國改革戰略探討》提出,戰略基調是:「剛柔相濟,平滑運作,在『兩個雞蛋上跳舞』。」  中國的改革究竟如何定位、如何把握,基於此前的改革實踐,我認為「中國改革之道」應當是:  中國的改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革命」,但它又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中國的改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變法」,但又有某些類似於「變法」的特徵,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習近平同志既強調了「一場深刻的革命」,又強調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我的內部研究報告,建議新階段的改革應當把握這場「深刻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的均衡點,剛柔相濟,平滑運作。  記者:我看到,您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新時期改革的戰略思維》中,提到您的戰略視野:「見天光、接地氣、立人本」,很新穎。我記得,去年9月,您在南開大學谷書堂學術思想研討會上就提出這一思想,當時人民網天津頻道專門報道了您為什麼強調改革應具有這樣的戰略視野?  常修澤教授: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先哲在《易經》中率先提出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這是研究改革(即「易」)的大智慧。「見天光、接地氣、立人本」九字箴言,這是我學習《易經》後提出來的,也算一種「專利」吧。  「見天光」,是指順應天下客觀發展趨勢。諸葛亮《隆中對》一開始就講天下「大勢」。那麼,當今世界發展的「大勢」如何?依我之見,主要有兩個:一是現代市場經濟。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應該汲取,它所暴露的市場經濟的某些弊端更值得反思。但在資源優化配置方面,到目前為止,人類還沒有發現比市場經濟更好的體制。對於我國來說,一方面苦於當前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更苦於市場經濟不發達。習近平同志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是天光,不能動搖。二是社會公平正義。美國為什麼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呼喚社會公平正義,是當今世界的潮流。近來,網上流傳我《南美改革的考察與分析:「在兩個雞蛋上跳舞」》的文章,瀏覽量很大。我的基本觀點:發展中國家的改革,應努力尋求社會公正與經濟市場化之間的最佳均衡點。國策:在市場經濟和社會公平「兩個雞蛋上跳舞」,努力打造「市場—公平—反腐」的金三角體制結構。  「接地氣」,是指符合我國的客觀條件和現實基礎。一個就是國情,剛才已經談到了,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等,第二個就是民意。我2012年1月、2月沿著小平同志20年前的路線作了一個實地考察,就摸老百姓的脈,老百姓現在期待什麼,老百姓現在的脈是怎麼樣的,我摸的結果,第一,老百姓非常厭惡腐敗。第二,老百姓對於社會分配不公有反感,第三,老百姓反映公民的權利並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因此我在那個報告提出,一腐敗,二分配,三公民的權利,是當今的所謂地氣,下一步的改革能不能接上這個地氣,這是需要深思的。  「立人本」,是指以人的自身發展作為改革根本導向。你知道,1986年在天津時我曾提出一個人本經濟學的課題研究申請,得到谷書堂教授、徐振方教授、夏康達教授等老師的支持,進京後寫了《人本體制論》。講人本,針對什麼?第一,針對物本。我認為我們這個社會物本主義相當厲害。一定要克服實際存在的物本。第二個,講人本,在當前還有一個克服官本位。我們很多單位是官本位,是行政化的趨勢。第三個,講人本不要走到民粹主義路上去,要拒絕民粹。我們國家一方面需要防止和反對權貴主義,另一方面,我作為一個研究人員提出來,也要防止民粹主義。這個東西不利於從根本上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  記者:在《人本體制論》一書中,您曾提出了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制度「五環式」改革的思想。各項改革的戰略要點是什麼?何時進行實施?  常修澤教授:這裡講的「五環式改革」,不是北京環路式的「五環式」,而是奧運標誌的那種「五環式」。「五環式改革」包括五個方面,20個字:「經濟轉型,政治變革,社會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人民日報》發表時,只改了一個字,把「政治變革」,改為「政治改革」。

 記者:如能落實上述20個字,改革和轉型的領域就會更加寬闊。回到操作層面,戰略如何實施?  常修澤教授:怎麼操作?應強調改革的「實質性」。  關於經濟改革:這是「五環式改革」的基礎。當前應突出三個方面:一是壟斷性行業改革;二是要素價格(如煤電等價格)改革;三是財稅和金融改革。建議可以從壟斷性行業的「破壟」切入。  記者:壟斷性行業改革怎麼推進?  常修澤教授:四化:經營環境商業化;市場競爭平等化;產權關係多元化;市場監管科學化。關鍵是產權關係多元化。倘若壟斷性行業改革能夠突破,經濟體制改革有望出現勢如破竹之勢,而這恰恰是利益博弈的焦點。  關於社會改革:提一個「社會共生」概念。尋求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中低階層)共生、共存、共富之路。當前中國社會領域最突出的矛盾是包容不夠。今年,我在上海發表了《包容性體制創新論》,引起媒體關注,台灣報紙和香港有關通訊社作了報道。那篇文章講了三個「大屋頂」。就改革而說,有個「海納百川」的問題。現在,中國社會已經分化,雖然尚未完全定型,但三個階層的雛形已經出現。這就是高收入階層、中等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我這裡提出來供大家思考的是,在目前的體制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如何協調上述三個群體的利益?因此,怎麼兼顧這三方面的群體利益?現在情況非常複雜,這三個方面都得罩住才行。  記者:「社會共生論」很深,如何「共生」?  常修澤教授:我有三句話:第一,窮人不能再窮;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產必須擴大。要把這三個方面都能照應到,就需要有包容性。這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關於政治變革: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而且越來越成為關鍵。當前可以從官員個人和家庭收入及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切入。  記者:我看了您在1月3日、4日香港鳳凰衛視談的關於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應從高層做起的建議,引起熱議。  常修澤教授:熱議是好事,可以討論。如能取得突破,將有利於把反腐敗納入制度軌道。至於其他問題,可以從共識比較多、阻力比較小的問題入手解決。  關於文化融合:文化改革涉及「文明融合」問題。「文明交融」,重點是促進中華文明(東方文明)的精華與西方文明的精華之融合。建議下一步要緊緊圍繞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推進「農村文明」與「城市文明」兩種文明的融合,避免兩個文明的衝突和碰撞,然後拓展到國際。  關於天人合一:不僅是經濟發展問題,也涉及環境人權、環境政治、環境穩定以及生態文明問題,故單獨提出,與前四項平行。我出了一部《廣義產權論》,包括天、地、人產權。建議從建立資源(「地」)環境(「天」)產權制度入手。要認識到,環境產權實質是環境人權。  按以上切入點推進「五環式改革」,必定會遇到一些障礙,其中,既得利益格局的障礙可能是最大的障礙。因此,很需要「知難而進」的雄才大略。  常修澤教授簡介  常修澤,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學者,1949年至2009年《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第2捲入選者。  長期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和國家宏觀經濟研究機構從事經濟理論與經濟決策研究。1990年被評為教授,1992年起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歷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  現為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經濟學術基金(香港)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等。  主要研究方向:制度創新理論、人本—產權—轉型理論。獨自著有《人本體制論》、《廣義產權論》、《產權人本共進論》等學術理論著作,被學界稱為中國「人本經濟學的探索者」和「對產權問題素有研究的經濟學家」。其理論貢獻被收入《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第2卷。  常修澤教授黨的十八大前完成內部研究報告《黨的十八大後的中國改革戰略探討》,由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報告》(內部)上報。黨的十八大後,《人民日報》2012年11月27日以《新時期改革的戰略思維》為題發表。
 記者:如能落實上述20個字,改革和轉型的領域就會更加寬闊。回到操作層面,戰略如何實施?  常修澤教授:怎麼操作?應強調改革的「實質性」。  關於經濟改革:這是「五環式改革」的基礎。當前應突出三個方面:一是壟斷性行業改革;二是要素價格(如煤電等價格)改革;三是財稅和金融改革。建議可以從壟斷性行業的「破壟」切入。  記者:壟斷性行業改革怎麼推進?  常修澤教授:四化:經營環境商業化;市場競爭平等化;產權關係多元化;市場監管科學化。關鍵是產權關係多元化。倘若壟斷性行業改革能夠突破,經濟體制改革有望出現勢如破竹之勢,而這恰恰是利益博弈的焦點。  關於社會改革:提一個「社會共生」概念。尋求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中低階層)共生、共存、共富之路。當前中國社會領域最突出的矛盾是包容不夠。今年,我在上海發表了《包容性體制創新論》,引起媒體關注,台灣報紙和香港有關通訊社作了報道。那篇文章講了三個「大屋頂」。就改革而說,有個「海納百川」的問題。現在,中國社會已經分化,雖然尚未完全定型,但三個階層的雛形已經出現。這就是高收入階層、中等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我這裡提出來供大家思考的是,在目前的體制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如何協調上述三個群體的利益?因此,怎麼兼顧這三方面的群體利益?現在情況非常複雜,這三個方面都得罩住才行。  記者:「社會共生論」很深,如何「共生」?  常修澤教授:我有三句話:第一,窮人不能再窮;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產必須擴大。要把這三個方面都能照應到,就需要有包容性。這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關於政治變革: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而且越來越成為關鍵。當前可以從官員個人和家庭收入及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切入。  記者:我看了您在1月3日、4日香港鳳凰衛視談的關於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應從高層做起的建議,引起熱議。  常修澤教授:熱議是好事,可以討論。如能取得突破,將有利於把反腐敗納入制度軌道。至於其他問題,可以從共識比較多、阻力比較小的問題入手解決。  關於文化融合:文化改革涉及「文明融合」問題。「文明交融」,重點是促進中華文明(東方文明)的精華與西方文明的精華之融合。建議下一步要緊緊圍繞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推進「農村文明」與「城市文明」兩種文明的融合,避免兩個文明的衝突和碰撞,然後拓展到國際。  關於天人合一:不僅是經濟發展問題,也涉及環境人權、環境政治、環境穩定以及生態文明問題,故單獨提出,與前四項平行。我出了一部《廣義產權論》,包括天、地、人產權。建議從建立資源(「地」)環境(「天」)產權制度入手。要認識到,環境產權實質是環境人權。  按以上切入點推進「五環式改革」,必定會遇到一些障礙,其中,既得利益格局的障礙可能是最大的障礙。因此,很需要「知難而進」的雄才大略。  常修澤教授簡介  常修澤,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學者,1949年至2009年《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第2捲入選者。  長期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和國家宏觀經濟研究機構從事經濟理論與經濟決策研究。1990年被評為教授,1992年起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歷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  現為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經濟學術基金(香港)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等。  主要研究方向:制度創新理論、人本—產權—轉型理論。獨自著有《人本體制論》、《廣義產權論》、《產權人本共進論》等學術理論著作,被學界稱為中國「人本經濟學的探索者」和「對產權問題素有研究的經濟學家」。其理論貢獻被收入《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第2卷。  常修澤教授黨的十八大前完成內部研究報告《黨的十八大後的中國改革戰略探討》,由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報告》(內部)上報。黨的十八大後,《人民日報》2012年11月27日以《新時期改革的戰略思維》為題發表。

 記者:如能落實上述20個字,改革和轉型的領域就會更加寬闊。回到操作層面,戰略如何實施?  常修澤教授:怎麼操作?應強調改革的「實質性」。  關於經濟改革:這是「五環式改革」的基礎。當前應突出三個方面:一是壟斷性行業改革;二是要素價格(如煤電等價格)改革;三是財稅和金融改革。建議可以從壟斷性行業的「破壟」切入。  記者:壟斷性行業改革怎麼推進?  常修澤教授:四化:經營環境商業化;市場競爭平等化;產權關係多元化;市場監管科學化。關鍵是產權關係多元化。倘若壟斷性行業改革能夠突破,經濟體制改革有望出現勢如破竹之勢,而這恰恰是利益博弈的焦點。  關於社會改革:提一個「社會共生」概念。尋求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中低階層)共生、共存、共富之路。當前中國社會領域最突出的矛盾是包容不夠。今年,我在上海發表了《包容性體制創新論》,引起媒體關注,台灣報紙和香港有關通訊社作了報道。那篇文章講了三個「大屋頂」。就改革而說,有個「海納百川」的問題。現在,中國社會已經分化,雖然尚未完全定型,但三個階層的雛形已經出現。這就是高收入階層、中等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我這裡提出來供大家思考的是,在目前的體制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如何協調上述三個群體的利益?因此,怎麼兼顧這三方面的群體利益?現在情況非常複雜,這三個方面都得罩住才行。  記者:「社會共生論」很深,如何「共生」?  常修澤教授:我有三句話:第一,窮人不能再窮;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產必須擴大。要把這三個方面都能照應到,就需要有包容性。這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關於政治變革: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而且越來越成為關鍵。當前可以從官員個人和家庭收入及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切入。  記者:我看了您在1月3日、4日香港鳳凰衛視談的關於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應從高層做起的建議,引起熱議。  常修澤教授:熱議是好事,可以討論。如能取得突破,將有利於把反腐敗納入制度軌道。至於其他問題,可以從共識比較多、阻力比較小的問題入手解決。  關於文化融合:文化改革涉及「文明融合」問題。「文明交融」,重點是促進中華文明(東方文明)的精華與西方文明的精華之融合。建議下一步要緊緊圍繞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推進「農村文明」與「城市文明」兩種文明的融合,避免兩個文明的衝突和碰撞,然後拓展到國際。  關於天人合一:不僅是經濟發展問題,也涉及環境人權、環境政治、環境穩定以及生態文明問題,故單獨提出,與前四項平行。我出了一部《廣義產權論》,包括天、地、人產權。建議從建立資源(「地」)環境(「天」)產權制度入手。要認識到,環境產權實質是環境人權。  按以上切入點推進「五環式改革」,必定會遇到一些障礙,其中,既得利益格局的障礙可能是最大的障礙。因此,很需要「知難而進」的雄才大略。  常修澤教授簡介  常修澤,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學者,1949年至2009年《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第2捲入選者。  長期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和國家宏觀經濟研究機構從事經濟理論與經濟決策研究。1990年被評為教授,1992年起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歷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  現為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經濟學術基金(香港)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等。  主要研究方向:制度創新理論、人本—產權—轉型理論。獨自著有《人本體制論》、《廣義產權論》、《產權人本共進論》等學術理論著作,被學界稱為中國「人本經濟學的探索者」和「對產權問題素有研究的經濟學家」。其理論貢獻被收入《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第2卷。  常修澤教授黨的十八大前完成內部研究報告《黨的十八大後的中國改革戰略探討》,由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報告》(內部)上報。黨的十八大後,《人民日報》2012年11月27日以《新時期改革的戰略思維》為題發表。來源: 天津日報 | 來源日期:2013-01-29

 記者:如能落實上述20個字,改革和轉型的領域就會更加寬闊。回到操作層面,戰略如何實施?  常修澤教授:怎麼操作?應強調改革的「實質性」。  關於經濟改革:這是「五環式改革」的基礎。當前應突出三個方面:一是壟斷性行業改革;二是要素價格(如煤電等價格)改革;三是財稅和金融改革。建議可以從壟斷性行業的「破壟」切入。  記者:壟斷性行業改革怎麼推進?  常修澤教授:四化:經營環境商業化;市場競爭平等化;產權關係多元化;市場監管科學化。關鍵是產權關係多元化。倘若壟斷性行業改革能夠突破,經濟體制改革有望出現勢如破竹之勢,而這恰恰是利益博弈的焦點。  關於社會改革:提一個「社會共生」概念。尋求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中低階層)共生、共存、共富之路。當前中國社會領域最突出的矛盾是包容不夠。今年,我在上海發表了《包容性體制創新論》,引起媒體關注,台灣報紙和香港有關通訊社作了報道。那篇文章講了三個「大屋頂」。就改革而說,有個「海納百川」的問題。現在,中國社會已經分化,雖然尚未完全定型,但三個階層的雛形已經出現。這就是高收入階層、中等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我這裡提出來供大家思考的是,在目前的體制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如何協調上述三個群體的利益?因此,怎麼兼顧這三方面的群體利益?現在情況非常複雜,這三個方面都得罩住才行。  記者:「社會共生論」很深,如何「共生」?  常修澤教授:我有三句話:第一,窮人不能再窮;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產必須擴大。要把這三個方面都能照應到,就需要有包容性。這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關於政治變革: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而且越來越成為關鍵。當前可以從官員個人和家庭收入及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切入。  記者:我看了您在1月3日、4日香港鳳凰衛視談的關於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應從高層做起的建議,引起熱議。  常修澤教授:熱議是好事,可以討論。如能取得突破,將有利於把反腐敗納入制度軌道。至於其他問題,可以從共識比較多、阻力比較小的問題入手解決。  關於文化融合:文化改革涉及「文明融合」問題。「文明交融」,重點是促進中華文明(東方文明)的精華與西方文明的精華之融合。建議下一步要緊緊圍繞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推進「農村文明」與「城市文明」兩種文明的融合,避免兩個文明的衝突和碰撞,然後拓展到國際。  關於天人合一:不僅是經濟發展問題,也涉及環境人權、環境政治、環境穩定以及生態文明問題,故單獨提出,與前四項平行。我出了一部《廣義產權論》,包括天、地、人產權。建議從建立資源(「地」)環境(「天」)產權制度入手。要認識到,環境產權實質是環境人權。  按以上切入點推進「五環式改革」,必定會遇到一些障礙,其中,既得利益格局的障礙可能是最大的障礙。因此,很需要「知難而進」的雄才大略。  常修澤教授簡介  常修澤,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學者,1949年至2009年《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第2捲入選者。  長期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和國家宏觀經濟研究機構從事經濟理論與經濟決策研究。1990年被評為教授,1992年起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歷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  現為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經濟學術基金(香港)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等。  主要研究方向:制度創新理論、人本—產權—轉型理論。獨自著有《人本體制論》、《廣義產權論》、《產權人本共進論》等學術理論著作,被學界稱為中國「人本經濟學的探索者」和「對產權問題素有研究的經濟學家」。其理論貢獻被收入《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第2卷。  常修澤教授黨的十八大前完成內部研究報告《黨的十八大後的中國改革戰略探討》,由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報告》(內部)上報。黨的十八大後,《人民日報》2012年11月27日以《新時期改革的戰略思維》為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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