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多元化的詩歌格局

探索多元化的詩歌格局

詩論家袁崇岳、朱先樹曾給新詩潮下過定義，「後新詩潮亦崇後現代詩歌，是相對於朦朧詩後的現代主義詩潮，帶有後現代主義詩歌的某些特徵，如反文化、反崇高和反意象，主張超文化，平民化和口語等。「定義指的是大陸詩歌詩潮，相比較而言，台灣詩壇現代詩及後現代詩歌的嬗變略早一些，但發展顯得平穩，不過分激進，因此我們很難嚴格的進行斷代。一些被劃入後現代詩人中仍眷戀著現代主義創作傳統，甚至一些資深的現代派詩人洛夫、余光中，張默等對後現代創作手法也產生著濃厚的興趣《戲李白》，周夢蝶的《風荷》就是如此，《我和春天有個約會》詩選所選的作品均為87、88二年各大詩刊的詩歌精選品，基本上構建起一幅台灣詩歌迎接九十年代的斑斕圖畫。

一、 擺脫種種束縛的現代詩的自由進程

傳統的規格定勢逐步失去制約力，僅僅兩派或者三派的爭雄局面不復存在。城市詩派、新古典主義、新鄉土詩派的紛紛湧現使台灣詩壇面臨一個多元化的格局，新人輩出，百舸爭游。《詩選》所選的作品均是八七、八八兩年台灣幾大詩社（刊）「創世紀」、「竺」、「藍星」、《現代詩》等的力作，大致體現了台灣詩壇的概況，從現代詩與鄉土詩的劇爭，從簡單的對峙抗衡到數峰並起兼收並蓄，詩壇出現了一個平穩共進的可喜格局，台灣社會進入了八十年代已經是一個後期工業社會的新形態，年輕一代的詩心已經無暇步前人後塵，他們並不是純出於批判寫實或者偏激西化的詩風，而是十足的後期工業社會的孤單落寞或形似支離破碎的後現代作品。

同時不少現代派資深詩人厭倦了無休止的爭執，擺脫出自我的束縛，多少給詩壇注入一絲生機，最可喜是這樣一些詩人不僅從詩歌形發展的角度，而且對詩歌質的發掘作出了可貴的嘗試，既保持了對詩歌縱向傳統的繼承，同時高度重視橫向的移植和借鑒，這樣形成的各種作品文本並存的良好勢頭，為以後詩歌的繁榮多元打下基礎，從具體的作者作品來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A、創世紀詩人洛夫、蕭蕭、張默、商禽、碧果等雄風不減當年，其中洛夫的作品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李元洛認為洛夫的詩是生命感和歷史感的握手，並求得了主客觀的融合，在追求「真我」的同時更表現了對社會、人生和時代的關切，這樣，他的詩作的整體品質已隨之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與衡陽賓館的蟋蟀對話》與蟋蟀談人生的無奈和歸宿，超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是使詩的想像和意象的運用達到較高的境界。

B、藍星詩社的余光中、周夢蝶、向明、蓉子等的詩作仍在艱難地探索如何處理好傳統和現代，民族化和西化的關係，當然他們比以前更注意到現代詩的語言，節奏和意象這些詩本體的問題。

C、「笠」詩社充分體現了對本土文學的重視，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詩歌群體，其中非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藝術」和「現實」之間，「文學」和「科學」之間努力追求相輔相成的統一性，在繼承民族傳統的同時也持反省與批判的態度使非馬的作品呈現出思想性和藝術性兩方面要求。

D、「葡萄園」詩刊，在努力走一條不偏不倚的明朗健康的詩歌道路，一方面需要有繼承傳統的勇氣，另一方面又不能重複走前人的路。嚴格地說他們的作品與現代主義作品有一定的區別，但是他們又不排斥後現代主義的創作手法，李渡愁的《致後現代》表達的非常的矛盾，他走到了台灣新詩發展的十字街頭。

二、開放著的發散型的思維方式

台灣現代詩、後現代詩在詩質上的取代感傷的詩情，富有機智和反諷，在詩型上以散文節奏取代韻文的格律，同時對詩歌的表現開始注意戲劇化的效果。鍾偉民、林群盛、羅元輔、童若雯、商禽、田運良、碧果的作品象徵、隱喻、意象的靈活運調度，擴大了詩的表現領域，打破了固有的格律，以散文節奏呼應詩人的內心節奏。

台灣詩人觀照世界的方式已經告別了過去那種「情感+理性」的單一路子，走向開放，詩人們思維方式上，注意綜合調動各種心理感受要素，感覺知覺幻覺錯覺聯想幻想想像情感情緒意念理念悟性思維構成立體感受網，使感覺情緒想像悟性潛意識構成詩思維運動的五重奏，使詩歌發展有可能掌握贏得藝術世界的自由。

楊牧《悼某人》連串的直覺幻覺構成了一幕幕深沉肅穆的背景，意念的反覆運用，物我交融式的敘述使詩意撲朔迷離，主客相互對應：「星光交談/交談/遠處深巷一犬低吠/你俯耳傾聽/惟蚯蚓翻身的動靜刺探大地/一條蠹魚醒來/打哈欠/心裡忐忑不安」。同樣林群盛的《旅·

零光度》似乎主客更顯渾然一體，在綠色而冰冷的耳語中/我完全不知道要向那一葉響聲走去/最後是風挽著我的影子/我的影子拽著我走出去了，意象的跳躍，幻覺的切入，使詩意的展開富有立體的效果。

當然我們也看到了這麼一些作品既體現了一定的探索創新意識，但又走向形式極致之虞，如顏艾琳的箭頭形排列詩《速度》，丘綏的圖像詩《我的門聯》等。

三、 一種新城市文本的逐漸形成

舊文明和新文明，技術進步與技術異化的對峙在詩人心裡形成激烈的衝突，城市否證，技術崇拜和自然崇拜互為抵牾形成一種焦灼的張力，是城市詩人的共同精神特徵。

田運民的《一九九九文明記事》以惠特曼式的詩歌方式，帶著嘲諷的語言，陳列出未來城市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種累跡。

柯順隆《有人在吃我的腦袋》看似極端的敘說，帶有嘲諷的語言，實際多少包含了一點黑色幽默，短期的精神痙攣緩解著緊繃的心理。

有時焦灼不僅僅停留在事物表層，此刻某種孤獨意識在城市夢裡的亮起來成為前景，陳斐雯的走失的路燈下，丁未倦怠於無休止的電梯生涯，而林群盛的《旅·零光度》則表現的最為淋漓盡致：走入白色而無人的大廈/走進電梯/卻發現鍵鈕上標示的不是檔數/而是一些名字：「憂鬱」「悲傷」…… ，詩人最後在詩篇選擇了兩個字：孤寂。

作為處於發達的後期工業社會的城市文化，並不願與技術文明平頭齊進，尤其是城市詩歌，它是城市文化中不安份的一分子，城市文化作為經濟發展中心地區的文化，隨著城市發展進程中所謂「逆城市」化得推進。「城市文化圈」越來越向外擴展，原有的城市文化呈現「空心化」的趨勢，新的城市詩文本逐步形成，也是城市發達在詩歌中喪失的過程：

(1)一種人生心態的介入，把文化放到了自己的視野中心，把現代人所處的文化際遇當做思考的中心，直接由個人的各種焦慮去表達一種普遍面臨的現象。

(2)在完成詩歌由歷史和傳統主題轉向人的主題的過程中。同時也由自戀走向自瀆，從自瀆走向自滅。

(3)印證著一種世紀末的情緒。詩人們追求著一種迥異於布勒東式的超越現實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