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武大前校長劉道玉:我不走 武大的改革就沒結束
劉道玉是武漢大學曾經的老校長。在《一位大學校長的自白》一書中,它回顧了這段歷史,毫無沮喪。儘管被剝奪了職務和種種待遇,劉道玉仍拒絕了來自各地高校的邀請,堅守在武大校內一間簡樸的兩居室內。他執拗地認為,只要自己還在這裡,武漢大學改革的歷史就沒有結束。
劉道玉至今還記得他和池田大作的對話。那是在1987年11月1日,時為創價大學建校17周年的紀念日,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邀請劉道玉參加該校的慶典。晚宴席間,一直在苦思高校改革之路的劉道玉忽然發問:「池田先生,您認為理想的大學應當是什麼樣的?」
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
「不僅要有優美的校園,一流的教授,高的教學質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還要有先進的教育理念。大學既要作高深的學問,但又不能鑽進象牙塔內;既要聯繫社會實際,但又不能陷入功利主義。大學教育應當是一種探索,教育青年理解人生的意義和目的,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和生活方式。」池田大作回答說。
就各自國家的教育現狀展開深入交流之後,兩人都深深覺得,大學應該培養創造性的人才,他們還從中國古代的「人師」、「經師」說出發,重新定義大學教授:美好德行和專業知識、能力兼具的表率。他們展望未來,寄希望於青年,對兩國的教育前景都信心十足。劉道玉心裡,一個教育改革的宏偉藍圖也有了雛形。
後來,劉道玉大展手腳,實施了學分制、轉學制等改革策略。1980年代的武漢大學,因他的銳意創新而成為中國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幟,武漢也被稱為「中國高校改革的深圳」。但在1988年2月10日,雄心萬丈的劉道玉剛剛制訂好《武漢大學第二個十年教育改革綱要》,就被國家教委的一位官員叫進東湖賓館談話。當晚,他被免去了武漢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的職務。許多人感到震驚、不解,一位教授安慰他說:「你被免職是因為你的觀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們』不能容你。」
今天,劉道玉在《一位大學校長的自白》一書中回顧了這段歷史,毫不沮喪。儘管被剝奪了職務和種種待遇,劉道玉仍拒絕了來自各地高校的邀請,堅守在武大校內一間簡樸的兩居室內。他執拗地認為,只要自己還在這裡,武漢大學改革的歷史就沒有結束。
《錦繡》:你如何看武漢目前的高校教育現狀?
劉道玉:武漢高校和高等教育,處於國內前三甲的地位,這是人們普遍的看法。中國高等教育的城市排名,八十年代首屬西安,現在北京、上海和武漢排在前面。這些城市大學數量多,國家部委所屬重點大學比較多,這是從統計意義上來說,不能說明水準,數量和質量不是一個概念。
應該說,武漢市高等教育有一定實力,但這個實力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它受到兩個因素的制約:首先是本地的大環境,八十年代武漢就開始人才外流,「孔雀東南飛」;其次和高校的領導有關,九十年代後,武漢的大學領導更換頻繁,且用人失當——我歷來是口無遮攔地發表自己的看法,現在大學領導是一代不如一代。這不是大學校長本人之過,而是組織人事部門的遴選之誤,選拔了不合適的人;校長缺乏能力,自然影響教授們的發揮。
《錦繡》:國內其他城市的高等教育是否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劉道玉:對。就拿北大來說,我原來還是很崇敬這所學校的,而且武大和北大有淵源關係。清末民初,一批北大的湖北、湖南籍教授,意識到中國中部需要一所高水準的學校,就南下創辦了武昌高師,就是武大的前身。現在的北大令我非常失望。錢理群教授我認識,他也說,現在的北大我不愛。北大的校長們,也就是丁蒔孫先生主政時還有所作為,後來就不行了。這不是北大本身的問題,是整個社會轉型所造成的。
我一直主張,大學要有職業化的校長,不能兼搞學術、帶研究生。這是世界著名大學的共同經驗。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雷文,十五年來不教一節課,不帶一個研究生,不做一個課題,他不是沒有能力,而是在心無旁騖地治校。用陶行知的話來說,一個學校小則關係到幾百人的學業前途,大則關係中華民族興衰,這樣的事業難道不值得一個校長全心全意去追求嗎?在陶行知的時代,學校規模很小,現在高校動輒萬人,校長兼顧管理和學術,哪來那麼多時間?
《錦繡》:除了自身定位問題外,中國大學校長還有沒有其他誤區?
劉道玉:還拿北大為例,它就該是中國少數的頂尖大學、象牙塔式的大學、精英大學,不能求規模,不能搞實用主義,就得像歷史學家范文瀾所說的那樣,「板凳一坐十年冷」。北大現在出了什麼「醉俠」、「最好的壞人」,這些人在我的學校一定會被開除。陳嘉洱是我的好朋友,他當校長時提出主動適應經濟建設需要,從邊緣走向中心。這就錯了,完全錯了!
這種想法是被施下了「緊箍咒」,也正是中國大學變成今天這樣的最重要的原因:為意識形態治學,計劃經濟思維。蔡元培當初提出「思想自由」,是很好的理念,現在北大曆屆校長誰還提這個。閔維方還在《讀書》雜誌上批判蔡元培,說他的理念在半封建半殖民社會才有意義,多荒唐啊!《錦繡》:你被免職之後,曾有許多任命,南北高校都發來邀請,為什麼你都拒絕了?
劉道玉:首先我特別不願意在北京—京官難當,天子腳下難走路。走快了說你「妄進」,走慢了說你「保守」,這造就了一批庸官。我當初之所以能在武大進行改革,就是因為離北京遠,監督管不著,而不是因為武漢開明。曾有記者問我:既然整個機制僵化,你為什麼還能進行改革?我告訴他:圓和圓相交終有空隙,這就是我的「空隙理論」。80年代我就是根據這個理論作了一些事情。
海南大學,華夏大學,西南大學—很多學校要我過去,廈門大學經過黨委常委集體討論,向中央組織部提交報告要我過去。我也不去。因為那些都是教育部的領地。孫悟空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我不走是對的,如果我走了,武大改革的歷史就結束了。不走,故事就遠遠沒有終止。
《錦繡》:你80年代在武大進行的改革反響很大,有評價說,當時的武漢就是「中國高校改革的深圳」,但這股星星之火終未形成燎原之勢,你覺得原因在哪裡?
劉道玉:是中國體制的問題。說到底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教育歸屬意識形態領域,也是計劃體制的最後堡壘;體制不改,教育就改不下去。今年國家發布了關於「十個教育改革試點」的通知,我在想,誰來抓教育部的改革呢?沒有人。《人民日報》下屬的一家媒體對我有個專訪,我建議他們用這個標題:中國高等教育還處在粗放型發展階段。為什麼?第一,求量不求質,犧牲質量追求數量;第二,高校還在延續高、大、全的思路,這是工業文明時代的特徵;第三,一味的引進和模仿,大學喪失了原創性。在諾貝爾獎數學、物理、生物、文學等領域中,中國一項大獎都沒有,這當然不是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問題。
《錦繡》:有人評價你的改革想法超前,這些「超前」的想法是如何產生的?
劉道玉:我一生都在超前,32歲在講師的位置上當了副教務長,39歲任武大黨委副書記,43歲當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長,48歲任武大校長,54歲被免職,任職超前,免職也超前。我的思想軌跡跟我個人經歷有很大關係,我從私塾、小學讀到大學,親自體會到傳統教育的僵化,也深知其害,才立志創辦新式教育。
當然也跟我個人性格有關,我歷來說直話,從小就是理想主義者,追求完美—一個改革者必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現實主義者對現實的一切司空見慣,認為存在即合理,不想改變,只想使用;理想主義者對現實中不健全、不合理的東西,總想去改。這種理想主義是要付出代價的,理想主義者往往都是悲劇性的人物,我也不例外。
我深受蔡元培先生的影響,當然許多想法也還是從實踐和交流當中來。堅持有信必回,有錯必糾。即使有小學生寫信給我,我也認真回信。比如,我是如何萌發創立轉學制度的想法呢?這要得益於我和大學生之間的溝通,我們之間沒有代溝,他們不僅把我看作一校之長,而且把我當作他們的朋友。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從來不稱呼我的銜職,而昵稱「劉道」,甚至是「我們的劉道」。除了經常參加他們的活動以外,還常常收到他們寫給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評、有建議,也有他們的煩惱與要求。
《錦繡》:你推崇哪些高校和大學校長?他們給了你哪些啟發?
劉道玉:都柏林天主教大學的紐曼,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校長魏茲曼,明治維新時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校長福澤諭吉,還有德國教育改革家、洪堡大學創辦人洪堡,是我最崇敬的五位校長,而這些大學也是人類歷史上的精華,可以說,沒有這5位風骨凜然的校長,人類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
《錦繡》:你曾說自己的一生是「悲喜交加的一生」,「喜」和「悲」都體現在哪裡?
劉道玉:「悲」就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差點被打死。五十多歲被免職,第二個十年改革計劃中途夭折,壯志未酬。我不是留戀職位,「悲」的是事業戛然而止。後來,我的校長待遇被剝奪,現在也就是拿退休金。他們還想剝奪我的教授資格,但是失敗了—這是學術委員會評定的,沒有經過重新評定,誰也沒資格剝奪。這些人說,要把劉道玉掃地出門,趕出武漢高等教育戰線,至今武漢大學還在去「劉道玉化」,但我就是不走。
現在,很多學生經常到我家來,我跟他們保持對話。我不在乎學校不提供講壇,學生總是有辦法,能幫助我找到最好的會場。他們學會了公關,給管場地的工人送一瓶酒,他們就開門了。我相信,未來的年輕人會有智慧的。有人問我對中國教育是否悲觀,我說既悲觀也不悲觀,未來會有人創辦中國的新式教育,下一代一定會好一點。
《錦繡》:這麼說,你覺得年輕一代是可以溝通的,其中有沒有人給你留下特別的印象?
劉道玉:2008年我在武漢大學宣布舉行最後一次報告。報告結束後,有個武大新聞系的女孩子提問讓我印象深刻。她問到:劉校長,1957年「反右派」把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骨打斷了,你覺得是否可以修復?我回答說可以修復,今天文明如此發達,一定能找到手術的方法修復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骨。
第二年我在武大校園裡碰到了這個提問的女孩子,就問她:你當時為什麼問這麼敏感和堅決的問題?她告訴我,她爺爺就是「右派」。畢業之後,她收到了英國倫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卻請求暫緩一年,因為要幫劉緒貽教授整理口述自傳。經過一年時間,她完成了這個工作,2010年8月才去了英國。這個姑娘叫趙曉月。
《錦繡》:劉緒貽先生曾是武漢思想界的領袖人物之一,你如何看他的主要觀點?
劉道玉:劉緒貽今年已經97歲,寫文章還是很尖銳,他在退休之後甚至都沒有地方住。他反對國學,在芝加哥大學的畢業論文就論述儒學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中國曆朝歷代,改革派都反孔,保皇派都尊孔。胡適反孔,毛澤東也反孔。我們現在很多人還不明白,儒學是多麼荒唐。當然,孔子教育思想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政治上就一無是處。我很尊敬孔子,家裡還掛著一張他的畫像,但絕不會捧到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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