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比懷念那個能以辯論推動變革的中國！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牛華勇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林張之辯的模式，顯然更像是上一個時代的政策辯論模式。如果這個辯論早出現二十年，說不定可以演變成更具有政策意義的重大社會改革。而在今天，看上去，除了能帶來幾天的輿論發酵和部分網民的惡言相向以外，不大會產生太多實質性的影響了。經濟學家之間的政策辯論，是中國改革第一階段(1979-1992)和第二階段(1992-2008)推動改革的一個重要手段，細數一下，先是有莫干山會議的思想解放，然後有1980年代價格改革和國企改革優先順序的爭論，再有國有企業改革中「賣」還是「分」的爭論，接下來就是關於中國資本市場的大討論。再之後，關於「好」的還是「壞」的市場經濟的討論，這次的討論曠日持久，從林毅夫和楊小凱的「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爭論，到這一次關於產業政策的討論，應該都是關於「好」的和「壞」的市場經濟討論的延續。上大學時候時喜歡上枯燥的經濟學，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個人一直非常關注這些辯論的過程和結果。在課堂上，經濟學是一些枯燥的曲線、公式以及定理，但到了這些經濟學家這裡，經濟學就成了經世濟民的利器，他們每一次的發言，都能讓一個虔誠的學習者，心跳加速，屏住呼吸。

三十年前，你能夠明確地感覺到，經濟學家們對時代、對國家的赤誠之心，就像是暗夜中舉著火把前行的智者，哪怕冒著巨大的風險，也要把自己的真理堅持到底。而三十年前的聽眾，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也無一不是帶著戒慎恐懼的心情聆聽，生怕自己錯過了任何一個重要的觀點。

成名於莫干山會議的張維迎近年來引起的爭議不斷，但沒人能否認其對中國經濟學普及的巨大作用。常年向利益集團開炮，更需要極大的勇氣。

但今天的情形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平心而論，兩位經濟學家的赤誠可能是唯一沒有怎麼改變的部分了。儘管他們兩個人的新古典和古典經濟學立場會讓已經進行過意識形態站隊的人很不開心，但對於學習經濟學的人來說，這不足以給出「御用」或者「原教旨」的結論，因為他們都在試圖構建自己邏輯的圓圈，而這些邏輯和他們自己的學習成長背景是統一的，也是一貫的，幾十年來並沒有因為政治或者民意的變化發生大的變化。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從海外歸國的經濟學博士、首位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高職位的中國人，林毅夫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我國最有可能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

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已經變了！首先，中國的經濟，早就超越了一般性思想解放的時代了。四十年前，在思想界一片死水的情形下，一個略微新穎的觀點，都能夠成為全民的關注點。普通人尚沒有建構自己思想體系的足夠資源，只能從精英的言論中，找出一些可以理解的部分，填補自己的空白。眾人對於專業知識和社會精英，是懷有一種近乎崇拜的信任的。但今天的情形發生了很大變化，對於改革，左中右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些觀念，甚至已經反覆強化成為新意識形態。對於社會公眾來說，雖然經濟學算不上是普及性的知識，但幾十年的耳濡目染，可能心裡都想明白了其中的套路，至少不再覺得神秘。在上世紀的80和90年代，經濟學家是整個社會思想解放的引領者，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加速了蘇聯範式的土崩瓦解。當時，整個理論界面臨的是新理論和舊理論的交替和鬥爭，政府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對於社會公眾來說，相比於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差別很小的兩個理論，反正都是市場經濟學說，總是代表未來的。而今天，人們面臨著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市場經濟的抉擇，理論道路的選擇不再像以前一般涇渭分明，而是更加困難和複雜。其次，經濟學本身已經不足以應付今天複雜的社會改革了。經濟學有一個自己邏輯的閉環，無論是哪個派別，經濟學邏輯的核心，是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有些在經濟學中接近於絕對真理的基本道理，拿到政府那裡去執行，往往是萬萬行不通的，因為一方面公眾往往是站在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社會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理解社會政策的。另一方面，有些理論上可以討論清晰的東西，實踐中並不見得容易被證實或認識。比如，按照經濟學的理論，政府收稅補貼給地鐵票價，顯然沒有通過市場機制確定票價來的更有效率，但通過政府補貼大幅度降低地鐵票價的政策，會受到公眾的普遍歡迎，因為所謂「稅收的額外損失」和補貼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沒有人可以直接感受得到。更何況，有很多東西，即便是在理論上，也沒有辦法完全討論清楚。再次，整個社會已經進入到了新媒體時代，不是每個人都有耐心看完一套完整的理論說辭，讀一句主題詞就下結論開罵的網民大有人在。民眾言論空間的增加明顯快於知識提升積累的速度。相對傳統的紙媒，新媒體在傳播速度和廣度上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但也使得大量的嚴肅的學術討論變得越來越困難。經濟學從廟堂之高跌落到江湖以遠，公眾思考的標準是標籤化和泛道德主義的，人們開始用「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這一類情緒化的形容詞去框定政策和理論探討，使得問題的討論越來越表面化。反觀那些在90年代引領時代的經濟學家們，有意願面對新媒體執著地闡述自己立場的人明顯越來越少了。他們面臨的局面是這樣的，堅持同樣一個觀點，十五年前被紙媒奉為圭臬，而今天卻被網民罵到滿頭包。有的人選擇不再公開講話，有的人選擇討好網民，但也還頗有幾位，繼續執著地、有點幼稚地反覆闡述自己一貫的主張。而這些主張，總會讓一半的公眾情緒激動。說起來，林毅夫和張維迎兩位教授這一次辯論的觀點，對於經濟學界的人來說，並無新意，辯論的現場也談不上非常精彩。林教授溫文爾雅，一直在努力展現自己寬厚的一面，強調兩人之間30年的友誼，試圖用自己特有的一套理論框架立論，努力證明政府「積極有為」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多次強調，他本人絕不排斥市場，同時否認公眾對他過度傾向政府立場的指責。而張維迎教授的發言，略多一點火藥味，他沒有太多自己的立論，更多的是反駁林毅夫的諸多說法前後矛盾，雙重標準，強調「無為而治」才是政府治理的最優的管理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什麼是產業政策，兩位教授的說法並不一致，因此，有些辯論的細節，實際上就缺少了針對性。比如，政府出資資助基礎研究到底算不算產業政策的組成部分，還是算政府提供的基礎性公共產品？定義的不同，會極大地影響各自的觀點。

我的觀察是，林毅夫所說的產業政策，是一個更寬泛的概念，而張維迎所說的產業政策，是一個更狹窄的概念。因此在他們各自所指的產業政策的部分，其實有一塊是相互重合的。他們分歧的核心內容，是在於政府要不要使用產業政策來引導私人企業的發展方向，到底是用「政府建構」還是「自發秩序」來對待產業的發展。林毅夫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大部分的產業政策是有效的，而張維迎則認為，這些產業政策增加了市場尋租，破壞了競爭，應該予以廢除。遺憾的是，林張兩位在辯論中，都是只採用了對自己有利的案例和數據，隱去了對自己不利的那些，兩個人的結論都缺少嚴密的數據支持。說起來，這應該不是林張有意而為之的。應該說是經濟學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解決的一個重要的痛點。雖然看上去經濟學家似乎都精通複雜的數學，但他們從來也沒有清晰地計算出業內公認的數據結果。或許，像經濟學這樣的社會科學，人類永遠也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得出自然科學一般精確的結論，這也是公開辯論的意義之所在。那麼問題來了，這樣一場沒有新意也沒有結論的辯論，到底我們矚目的意義在哪裡呢？我想，它最大的意義不是進行了怎樣的理論創新，而是在整個氛圍一片自信的情形下，讓我們感知到問題所在，那就是，我們實際上從來也沒有想清楚，下一步改革的宏偉目標，到底應該通過怎樣的路徑來達到。或許，這樣的辯論永遠也不會有結果，但有人真誠地出來辯論，引起大家的思考，總比所有人都高喊一樣的口號，對我們更有利。(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院長、南方研究院執行院長，雙志精英會聯席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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